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诗歌与音乐的关系的名言）

在“诗乐年华”中感受音乐之美,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光明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诗歌与音乐的关系1

作者：张璐（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陈盼，系青年指挥）

日前，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圆满落幕。合唱节以“诗乐年华”为主题，通过大师课、艺术讲堂、公益演出、展览等形式，让观众得以全方位参与到合唱中。

合唱这一艺术表演形式是舶来品，约19世纪由西方进入我国。直到20世纪初,这一艺术形式开始被人民群众所熟悉，并随着近代新学堂的建立而逐步扩大影响。作为一种多人合作的演唱形式，合唱必须由一个演唱集体来完成，也正是因为集体学习、演唱、表演的特性，使合唱的情感表达功能、教育功能及社会功能比其他音乐形式更为显著。

近年来，中国合唱团在世界合唱舞台上大放异彩，国内听众也因为在合唱表演中感受到更多耳熟能详的曲调、深有共鸣的文字，所以更加愿意走进音乐殿堂，聆听高品质的音乐会，感受音乐之美。

本届合唱节中，由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激情演绎的经典作品《黄河大合唱》采用了诗朗诵与音乐并重的表演形式。这部由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六天六夜不眠不休完成的传世之作，曲与歌词、朗诵与演唱相得益彰。此次演出选择了由我国著名指挥家严良堃改编的双钢琴伴奏版。作为冼星海的学生，严良堃是这部传世之作的重要传播者和见证人，早在1940年就曾亲自指挥过《黄河大合唱》，观众最为熟悉、上演场次最多的中央乐团演出本（管弦乐队版）也是由严良堃牵头，组织几位著名作曲家共同编创的。

八十多年来，《黄河大合唱》在国内外的音乐舞台上不断创造辉煌，除了作品本身所拥有的波澜壮阔之力，同样也离不开几代文艺工作者的血脉传承。合唱用其极强的表现力精准表达了复杂而细腻的情感，这种艺术形式本身具有的多声部的音乐配合、多层次的力度表达，都是个体艺术难以达到的。

合唱节的开幕演出“古韵·诗律”中，著名指挥家吴灵芬带领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为观众献上了《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花非花》《观沧海》等优秀的古韵新作，并演绎了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清唱剧《长恨歌》。

古典诗词与当代音乐碰撞，完美融合了诗词精华与音乐气韵，赋予古韵新的生命力。合唱节期间还上演了作曲家罗麦朔的两首作品，其中《观沧海》选自其17号作品《步出夏门行》，歌词来自曹操同名组诗。《观沧海》全曲采用密集的三连音伴奏织体，从诗人眼中所见之景沧海澹澹、浩渺澎湃，描绘至其心中所想日月明耀、星汉灿烂，意味悠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曲家在以传统调式为基础建立的旋律线条中加入了短暂的离调，于“树木丛生，百草丰茂”处制造了一个突如其来、却顺应诗作原意的转折，上承“水何澹澹，山岛竦峙”，下领“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突然紧张后又回归原素材中不断发展的和声音响，让曹操戎装在身、登高远眺、以诗抒怀的形象得到更为准确、立体的塑造。

在合唱团中，团员必须拥有极强的团队协作精神，他们需要尽最大可能地抹掉个体发音特质、减少个体差异，进行合作演唱。指挥家常说，“合”字由“人”“一”“口”组成，一人一口即是合，强调合唱中的统一性、整齐性以及声部合作之间的均衡感。

应当说，合唱始终在寻求一种动态的共性，一种需要齐心协力来完成的动态平衡，只有通力合作，对审美有着相同的价值认同，才有可能完成作品。作为观众，在欣赏合唱作品时，往往也需要志同道合的朋友，同声歌唱也会让他们感受到来自团队的力量与支持，获得无与伦比的幸福感。

本届合唱节上演的清唱剧《长恨歌》由黄自创作完成（黄自作曲、韦瀚章作词、林声翕补遗），这部作品作为20世纪为数不多的大型声乐作品之一，是作曲家黄自运用西欧创作技法进行音乐民族化的一次尝试。其中，在第八乐章女声合唱《山在虚无缥缈间》中，作者采用复调技法来描绘蓬莱仙岛朦胧缥缈之景。将合唱中女声三个声部剥离来看，他们各自拥有优美动听的旋律，而总体细品又可听出相互间的模进关系，高、中、低三个声部依次出现，后面出现的声部形成了对前面声部的模仿与发展。这样一来，三个声部互相支持、互为补充，每一次声部进入之时，其他已在旋律行进中的声部都需要有意识的避让，无论是从音量、音色，还是从音质、情感方面，都需要相互聆听与模仿，合力为听众描绘层层起伏之景。

合唱作为声乐表演艺术的一个分支，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它主要属于音乐范畴，但同时与文学、历史、社会等其他多学科紧密联系。合唱通过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在未来必将会得到我国观众更为广泛的喜爱与认可。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28日1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诗歌与音乐的关系2

《经典咏流传》剧照

出品方供图

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渐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拓展了广阔天地和无限可能。在这场澎湃的“国潮”之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咏流传》等文化音乐节目表现亮眼，在推动经典诗词大众化、现代音乐经典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艺术教育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重温千年前的诗乐和鸣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一千多年前，李白客居洛阳，夜深人静之时，被一曲笛声唤起思乡之情，提笔写下这首《春夜洛城闻笛》。以诗应曲，以柳寄情，从此千古传唱、弦诵不绝。2022年4月，在《经典咏流传·大美中华》的舞台上，邓小岚女士与她创立的马兰花儿童合唱团共同唱响这首经典，并迅速登上热搜，引得无数网友“破防”。

好的音乐不仅打动耳朵，更直抵心灵。邓小岚18年坚守音乐课堂、点亮山村孩子梦想的精神，于我心有戚戚。作为文艺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我深知音乐对人的美育价值和塑造能力。舞台上，孩子们身上散发的自信和眼神中闪耀的光芒，既源于经典穿越时空的吸引力、创造力，也得益于音乐带给人的生命力、感染力。

这不是《经典咏流传》第一次“破圈”。从第一季至今，这个舞台上诞生了《苔》《少年中国说》《岳阳楼记》等一大批广为流传的曲目，第五季节目中的《忆江南》《节气歌》《风》等歌曲也受到好评。这些歌曲将历史纵深与厚重文化纳入胸怀，以音乐唤醒诗词，用歌声致敬经典，促进了古典诗词文化的全民传播，既咏唱经典，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新的经典音乐作品。节目所取得的热烈反响，不仅源于守正创新、精益求精的创作理念，更体现出古典诗词与民族音乐内在的和谐统一。

古典诗词在诞生伊始，就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诗经》300余篇中，几乎均可和乐歌唱。这种“和诗以歌”的形式，从源头奠定了诗词所蕴含的韵律美、声调美、节奏美等基本特征，使得诗词与音乐成为天然的“搭档”。因此，与其说《经典咏流传》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毋宁说，它是在追寻并努力重现千百年前音乐与诗词如同高山流水一般的“相遇”。

千百年后，当言简意丰的古典诗词与千变万化的现代音乐再次相逢，不仅有效放大了诗词所承载的情感张力，更显著提升了音乐的文化价值和艺术美感：可以展现“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的自信豪迈，亦可表达“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淡然……或浅吟低唱，或引吭高歌，音乐一起，便将观众带入历史的长河，沉浸于诗人的情感世界，生出许多共情与和鸣。

诠释经典背后的民族精神

“和诗以歌”，不是简单地为诗词谱上曲，也不是将古典诗词与现代音乐进行生硬地嫁接，更无意从考据的角度为每一首诗复原对应的古曲。回溯节目不难发现，几乎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以背景解析为开端，以当代价值为落脚。经典传唱人着力探寻的，是诗词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标识。从思乡愁绪到生命喟叹，从人民情怀到万里江山，经由音乐助力，其中的情感、价值观得以自然抒发，给人带来温暖和鼓舞，彰显出独特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本季《经典咏流传》节目中，来自祖国东南西北边境的4位移民管理警察唱响毛泽东同志经典诗词《菩萨蛮·大柏地》。4位国门警花飒爽的英姿、嘹亮的歌声、动情的讲述，深深震撼和感动着每一位观众。

我出生、成长在西部边疆，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沿着祖国的边防线和海防线，每年为基层战友送上100多场慰问演出。我常常想，是什么支撑着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在极端苦寒的环境中坚守，又是什么引领着我坚持为他们歌唱？毛泽东同志的这首词提供了答案——“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是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的满腔热爱激励着我们从“小我”走向“大我”，从大美河山中激发起万丈豪情。

这是经典的魅力，也是艺术的力量。它们引导着我们跃入历史和生命的纵深之中，感悟先哲智慧，探寻英雄足迹，传承民族精神，走向美好未来。

五千年文化，三千年诗韵。这一季《经典咏流传》以“大美中华”为主题，以诗词之美、音乐之美，展现自然山河之美，领悟历史文化之美，感受中华精神之美。期待更多的文艺创作者和艺术教育工作者，加入这张“大美中华”画卷，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勇立潮头、奔涌向前。

（作者：王宏伟，系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诗歌与音乐的关系3

《唐诗三百年》，黄天骥著，东方出版社中心，2022。

中国第一部文学批评经典——刘勰的《文心雕龙》序志篇开篇即提出：“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探讨作家作品“为文之用心”的创作论，应当是文学研究和评论的重要任务，对于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更应如此，对作为诗的国度的代表——唐代诗歌，尤应如此。这就有了黄天骥先生的“冷暖室古典文学创作论”之《唐诗三百年：诗人及其诗歌创作》。这是黄天骥先生从教六十余年来诗歌创作与研究的结晶。黄先生幼承家学，后又从詹安泰、黄海章等前辈学习诗词，在教学研究生涯中，虽然以戏曲为主，但也长期讲授诗词，并出版过《黄天骥诗词曲十讲》《诗词创作发凡》以及《冷暖室别集》等。所以，陈平原教授在《南国学人的志趣和情怀》一文中说：“顾随的弟子叶嘉莹在南开大学以及全国各地讲授古诗词，受到热烈追捧。以我对黄老师的了解，若愿意暂时搁置戏曲研究的重任，专心经营诗词曲的讲授，其效果当不在叶嘉莹之下。”

当然我们不宜斤斤于二位先生讲授效果之高下，但可讨论其各自的特点，方最有裨于读者；再则，《唐诗三百年》，也实可当黄先生的唐诗讲稿看，他确实在细心地教我们如何阅读和理解唐代诗人及其作品，用一句简单的行话，就是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读唐诗。我们不妨从黄先生解诗的两个特点谈起。

首先是创作体验，诗心相接，碰撞激发。日前看到程千帆先生1998年10月12日的一段讲课录音，说他们当年去胡小石先生家上唐人七绝的课，胡先生给他们讲柳宗元的《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讲着讲着就拿起书唱起来，唱了五六遍，然后把书一摔：你们走吧，我把什么都告诉你们了。程先生对此印象非常深刻，认为胡先生为什么讲得那么好，是因为他“拿自己的心，去爆发了火花，去接触唐朝诗人的心，心与心相碰，是一种精神上的交融”。黄天骥先生讲唐诗本质上也是这样，但形式上则大异于这种太过传统的方式，而充分照顾到了新时代的学生的特点。比如他给同学们讲《春江花月夜》时，便先创作发表了体式和风格相仿的《花市行》，虽然被黄海章教授批评不该效法初唐体，内心却是窃喜——效仿的成功，证明能得初唐诗人的诗心。这样，给同学们讲起来，才能古今一体，师生一体。所以，当年“新三届”的本科同学每次毕业聚会，必再请黄老师重讲此诗，以为最佳的纪念。后来黄先生给我们讲吴梅村的《圆圆行》时，则提供一篇匿名的《珠水吟》供大家当靶子攻击完后，再从歌行体发展的历史，综合分析历代名篇的优劣得失，也中肯指出《珠水吟》的可取与不足之处，并直言相告，此乃“拙作”。所以，探讨诗人之用心，既要知人，讲诗人一时之用心，也要论世，讲诗歌写作的情境，甚至其时代背景，还要讲诗歌及其体式发展的历史，这样才能把诗人创作之用心及诗篇杰出之所以然讲深讲透。像本书中收录的《说李白的》，从猿啼意象入手，历证其向为悲苦之声，但为什么在李白诗中来了个大逆转？这完全是李白异常心境的投射：他行到此处突然遇赦了——此前他是“世人皆欲杀”（杜甫语）之人，现在他遇赦了，是令人狂喜的事，但高傲的李白却不肯正面表露。如此，全诗纯以景语写之，表面轻快之下，实寓万钧心力，故能惊风雨、泣鬼神，力压三唐。

其次是以戏剧与音乐的眼光讨论唐诗的描写及其结体特征。无论戏曲与音乐，在黄先生都属本色与当行。黄先生是古典戏曲研究的名家，长期兼任中国古代戏曲学会会长。他的古典文学创作论系列研究与写作，也正是从戏曲开始的，目前已出版《情解西厢：创作论》，《意趣神色：创作论》，备受学界赞誉。黄先生常说他“带着诗词的眼光去研究戏曲，又带着戏曲的眼光去研究诗词”，于诗词与音乐的关系亦然；黄先生曾亲炙名师学习合唱指挥，迄今仍指挥学校诸多大型演出活动，每令专业指挥人士心折。我们先看这种指挥艺术对黄先生歌行体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善于经营长篇巨制。比如他创作的《围棋咏》，完全是岑参边塞诗的风味：从大将出征到凯旋，从运筹帷幄到短兵相接，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有四面楚歌直捣黄龙；每四句一转韵，每韵都有独立的事项，环环相扣，首尾呼应；诗中关于围棋的典故、术语也都信手拈来，运用自如；一曲读完，余音袅袅，诚如听完一曲交响。其实黄先生这首歌行体诗的这种乐章结构，也像戏曲的分场与戏剧分幕。借着音乐与戏曲的修为，他分析王昌龄的《出塞》（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便戏味盎然。特别说到诗的第四句“匣里金刀血未干”时：到底将军是顿时拔起鞘里带血的刀，还是立刻想起腰间那把还带着敌人血渍的刀？诗人都没有细写，但是，无论将军是拔出刀，半拔刀，或者未拔刀，总之，他的注意力，全在刀上。很明显，他是在准备战斗了！整首诗，就在写这将军突兀的神态中结束。这种“结束”，其实就是戏剧的“停顿”，也像乐曲在进行时出现“休止符”，片刻的旋律和节奏停顿，才又重新开始，反而会加强听众对乐曲的印象。这种“结束”，也像传统戏曲的“亮相”，指演员在一连串连续性的动作中，突然作短暂的中止，呈现出一个具有雕塑性的造型——战场上虽已寂静，但交战的状态，还未从将军的心中完全平息；他忽然似乎听到战鼓在响，似乎感到敌人又在临近，于是猛然想到，或者立刻拔起已经入鞘的带血金刀。整首诗，就在他将拔欲拔的细节中定格。通过这动作，将军警惕的神情，坚毅的态度，便如戏曲演员“亮相”一样凝聚在读者的脑海里，诚属“武戏文唱的妙用”。

于诗如此，于词亦然。黄先生曾在分析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全篇结构时说：“显然，经过一番衬托，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人，才是真正的主角。我觉得，苏轼在《念奴娇》中的表现手法，和上述元帅出场的模样颇为相似。请勿以为他突出写周郎，便以为他以周郎为主角，其实，最后出场的元帅，正是苏轼自己。多情的周郎，也只不过是配角。”对此，陈平原教授说：“《赤壁怀古》中‘周郎是宾，自己是主’，清人已有言在先；但引入戏曲表演的‘元帅出场’，此前我没见过如此生动的解说。这显然与黄老师兼及诗词与戏剧的治学方法有关。”又说：“很少学者同时研究‘唐诗宋词’与‘元明清戏曲’；即便这么做，成功的几率也不高。而对于坚信‘岭南文化’的特点一是包容、二是交融的黄天骥来说，诗词与戏曲互参，属于‘打通了，事半功倍’，故值得认真尝试。”

从创作体验入手，以戏说诗，以音乐说诗，诚可谓黄先生开辟的古典诗词讲授的另一种范式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是本书最引人注目的成功之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但那只会写出摹拟体的唐诗。而熟读这本《唐诗三百年》，相信不少读者，能写出时代新声的“旧体”新诗。

周松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