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人文的故事有哪些

中日人文交流的五个历史佳话,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世知社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找寻人文的故事有哪些1

中日地缘相近、文缘相通。历史上，中日人文交流留下诸多佳话，时至今日仍被两国民众津津乐道、广为传颂。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们，或虔诚渡人，或惺惺相惜，或高瞻远瞩，或春风化雨，共同绘成中日两千年交往的的精彩画卷。习近平主席说：“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越是两国关系发展不顺时，越需要两国各界人士积极作为，越需要双方加强民间交流，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创造条件和环境。”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重温这些故事，可以汲取亲仁善邻的古老智慧，给今天的中日关系以启迪。

一、鉴真东渡和“省亲”的故事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鉴真大师应日本留学僧之邀，离开讲律传法的扬州大明寺，决定赴日弘布戒律，但五次东渡因官府阻拦或遇风暴等原因均告失败。其间鉴真双目失明。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鉴真再应日本遣唐使之邀，决定第六次东渡，终于在公元754年底在今日本九州南部鹿儿岛登岸，次年到达奈良东大寺，先后为日本天皇、皇后、太子等人授菩萨戒，为沙弥证修等440余人授戒，从此日本开始有了正式的律学传承。鉴真大师为日本带去了盛唐的璀璨文化，被日本人民奉为律宗开山祖、天台宗先驱、医药始祖、文化之父。他九死不悔、矢志不渝传播佛法、推动中日文化交流的故事成为中日交往史上的一座丰碑。

鉴真东渡

1980年4月，在邓小平同志亲自推动下，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鉴真干漆像回故乡扬州“省亲”，在扬州和北京受到50多万民众的欢迎。2022年7月20日，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的雕塑作品鉴真铜像在日本东京上野公园落成揭幕。鉴真铜像身着僧袍，左臂自然下垂，右手微微抬起，向西而立，仿佛在回望1200多年前那次跨越长海巨川的伟大交流。

二、李白与阿倍仲麻吕的故事

阿倍仲麻吕作为日本奈良时代的遣唐留学生之一，于开元五年（717年）入唐，因“慕中国之风”而不肯离去，于是改名晁衡，长留大唐。他和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王维、储光羲等都有过亲密交往。天宝12年（753年），仲麻吕归国时，传闻他在海上遇难，李白听后十分悲痛，挥泪写下《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李白把仲麻吕比作洁白如碧的明月，把他的“死”，比作明月沉碧海。因为是明月沉碧海，所以天愁人哭，万里长空的白云，刹时间也变得灰暗阴沉，一片愁色笼罩着天地人间。诗中感情充沛，深刻表达了两人的诚挚友谊。

所幸仲麻吕所乘船只漂流到今天的越南一带，遭遇海盗，同船170余人遇难，仲麻吕侥幸冲出重围，在公元755年辗转回到长安。仲麻吕看到李白写的诗感动不已，于是回赠一首《望乡》，其中写道：“魂兮归来了，感君痛苦吾。我更为君哭，不得长安住。”二人的酬和成为中日交往史上传诵千年的不朽名作，为后人广为传颂。

三、井真成碑的故事

历史上的另一名遣唐使——井真成鲜为人知。有观点认为，井真成于733年随日本使团抵达唐都长安，但因一路颠簸劳顿而积劳成疾，次年因病去世，享年36岁。2004年4月，井真成墓志在西安被发现，墓志上“日本”两字的出现，被很多学者认为是迄今发现的关于“日本”国号的最早记录，这一发现轰动了日本。2005年，井真成墓志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日本天皇明仁和皇后美智子也前去参观，还有大批日本民众前往观看，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

日本天皇明仁夫妇参观遣唐使文物展

四、王阳明、朱舜水和日本的故事

明清时期，中国文化思想持续影响日本。“余姚四贤”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都跟日本颇有渊源。其中，王阳明的阳明心学随着1602年代表作《传习录》传入日本，并于1650年出版。等级观念松散并追求平等的阳明心学让许多地位较低的武士、文人看到了提高社会地位的可能性，吸引了大批中下层人士支持倒幕和开展维新运动。阳明心学给予幕府末期的尊王攘夷运动很大影响，也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之一。

朱舜水与德川光圀

朱舜水于清初来到日本，他的学问和品德得到了日本朝野人士的赞誉，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圀聘请他到江户（今东京）讲学，并执弟子礼，许多著名学者都慕名前来就学。朱舜水在讲学时摒弃空洞说教，提倡“实理实学、学以致用”，对日本水户学产生很大影响。他还把中国先进的农业、医药、建筑、工艺技术传授给日本民众，为日本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五、周恩来总理与日本的故事

1919年春季，留学日本的周恩来回国前曾途经京都岚山等地，触景生情，创作了《雨中岚山》：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

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

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

绕石照人

潇潇雨 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 愈见娇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 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娇妍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日本的有识之士、日中友好团体发起筹建周恩来诗碑的倡议，以纪念他为中日友好事业呕心沥血的伟绩。今天，周恩来诗碑安静地坐落于岚山边，讲述着中国革命者不屈命运、豁达乐观的故事。

周总理高度重视中日人文交流和民间友好。他曾说，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值得我们珍视。”有学者统计，截至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周总理共会见日本客人两百余次，在他会见的外国客人中数量居于首位。其中既有官员要人，也有各界人士。周总理有时一见就是几个小时，平易近人、娓娓道来，给日本友人留下深刻印象。

周恩来总理与池田大作会长

1974年12月5日晚，周总理不顾病情，在医院接待了来访的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周总理对池田说：“今天的中国，经济上还不富裕，但将来即使中国经济发展了，强大了，也绝不做超级大国”。展望未来，周总理满怀深情地说：“20世纪的最后25年，是世界最为重要的一个时期，所有的国家都应当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互相合作，共同努力。”告别之际，周总理仍然拖着病体送池田会长夫妇到门厅，令池田夫妇深为感动。

中日数千年来涓流不息的人文交流故事始终在启示我们，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我们更应回首过去、展望未来，不断丰富民间交往内涵，为两国和两国人民谋求更大福祉，更好地促进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

作者为国际问题学者

责任编辑：Su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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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小学课堂

唐小兵拜访王鼎钧先生（左）

唐小兵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他在2007年和2017年分别到访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简称UBC或卑诗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前一次作为博士生，后一次作为访问学者。这两所大学分据美洲大陆东西两岸，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他把这两次访学视作个人学术历程的两端，用一本《北美学踪》将其凝聚起来。

这本书不属于纯学术类，也非日常生活随笔，在历史学界显得比较异类。唐小兵说他希望让更多人看到真实可感、有血有肉的北美学术和日常生活的世界，跟随他的步履去探索、理解和思考；他也希望中国的年轻一代能像100年前陈寅恪、吴宓、汤用彤等留学生一样，有群星闪耀的哈佛时刻。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王德威在其所写的序中这样评价唐小兵：在他平易的外表下，有一颗热烈的求是之心。

一次短暂的上海之行中，与谦和的唐小兵教授及其学生、也是他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俞诗逸见面，了解他访学中的点点滴滴和成书之旅，他对学问的专志以及为人的真诚再次令我感动。

温哥华雨季漫长，学习之余就写写博客

北青报：有什么特殊原因让你将访学经历写成了书呢？

唐小兵:这本书其实是蛮特殊的。我2007年9月到UBC访学，入住圣约翰学院，温哥华雨季很长，夏秋天气好，学校在海边，校园很漂亮，有原始森林，学习之余我就写博客，当时一些文章在《读书》《天涯》发表过。2017年8月我到波士顿哈佛燕京访学，去之前，《文汇报》副刊笔会的编辑向我约稿，大概从11月就开始陆续写写随笔了。

之所以想出这本书，其实是想对个人的访学经历做一个回顾。从学生身份到学者身份，从30岁到40岁，从温哥华到波士顿的奇幻之旅。也希望它能成为一个小小的窗口，让我的读者更真切地了解北美高校和学术文化。1915年至1925年之间，赵元任、竺可桢、陈寅恪、汤用彤、吴宓、李济、洪深、梁实秋、林语堂等一大批学者在波士顿留学，这些人后来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学术和教育等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想这本书对于那些有志于学，尤其是有志于在北美寻找人文主义传统的人来说，可以提供一些精神动力。我在里面引用了余英时先生的一段话：“人的困境只能求援于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蕴藏在文化传统中的无数先人积累的巨大资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与绵长的人类活的生命接榫。这种活的生命，也只隐然昭示在极少数被现代人所不屑一顾的‘文化遗民’的踪迹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这本书介于学术和日常生活之间，我经常写写散文和随笔，基本按照自己的内在兴趣走，不管学术体制怎么评判。书里面有两篇文章是纯散文，《海的恋歌》和《波士顿的雪》。写《海的恋歌》时我30岁，一个人在海边漫步，有很多思考和感想，典型的文艺青年。

北青报：现在收到的反馈怎么样？

唐小兵：反馈还不错，豆瓣评论有人说这个暑假本来想去UBC，但没去成，看这本书获得了极大的满足。还有人说很喜欢看这一类学人随笔，看过黄进兴的《哈佛琐记》、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的《剑桥语丝》，以前有很多这样的文章，近几年比较少。

杨潇（《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作者，编者注）在推荐这本书时讲过一句话：寻找早年第一代哈佛留学生，再到后来的余英时先生、张灏先生，就是在北美寻找人文主义传统。这也让我很有感触，因为杨潇也在哈佛待过一年。我的书出来他自己下单买了5本送给同时期在哈佛已经回国的朋友。

许纪霖教授的一个救赎电话

北青报：出国前后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想跟读者分享吗？

唐小兵：第二次出国我是带小孩一起，那时他刚读完小学二年级。询问学校，老师说回来不能补读，要按照义务教育读四年级。于是我买了一堆三年级的课本和辅导书，准备到美国给他“双语教学”。这个计划当时就压力很大，因为我是一个人去，爱人去不了，我觉得那是我人生至今最焦虑的一段时间。

赴美之前我跟导师许纪霖教授打电话道别。他问我准备怎么样，我说我快崩溃了，想想小孩的事，以及哈佛燕京学社的那么多活动、自己的研究计划和课程就头大。

许老师在电话中就讲了几点理由，成功说服我放弃了不切实际的计划。首先，他劝我争取让小孩回来补读，因为国内的教育体系和国外不一样，即使在波士顿抓紧时间教一点，回来可能也跟不上；第二他问小孩在班上成绩怎么样？我告诉他中等。他说，你带到国外去，虽然给他上点课，肯定也赶不上国内进度，还会搞得小孩很焦虑，你也会着急，最后的结果就是苦不堪言。小男孩本来懂事就晚一点，让他多读一年，有什么关系呢？第三个他说，波士顿的公立教育也很好，你就不能让他自由自在快乐一点吗？你这么残酷地给他搞双语教学，于心何忍啊？第四点他说，你就这一个孩子，晚一年毕业你就养不起了？从方方面面，无懈可击地把我辩倒了，放下电话我整个一块巨石放了下来，心安了，决定所有三年级的书都不带了，让孩子放飞一年。

北青报：看来和许纪霖老师通了一个救赎的电话。我看到书中提到很多自己读过的书，那么一直以来你的阅读体系大概是什么样的？

唐小兵：我是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写文章喜欢提及读过的书。比如我经常推荐王鼎钧和齐邦媛先生的书，可能对此前不太了解他们的读者也是有意义的吧。

读书一方面会读专业书，暑假为了准备研究生课程重读了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许倬云的《中国文化的精神》等。另一方面我会读一些古典的，最近在读周志文教授的新书《阳明学十讲》，他前些年出版的《论语讲析》我也常翻翻。今年比较触动我的书，是一位去世的朋友江绪林的遗作集《生命的厚度》。

我会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兴致所至地阅读，基本上不会功利地去选定阅读书目，因为那样读书太累太辛苦了。

哈佛燕京学社，有点像林徽因的太太客厅

北青报：哈佛的学术世界是如何运作的？

唐小兵：哈佛燕京学社是一个鼓励不同学科学者随意交流的纯学术机构。它会安排学者演讲时间，每两周一次，也安排各种学术期刊的编辑和比较著名的学者来做演讲，还会安排各种访学活动，文艺活动也不少。他们的理念是希望学者们在学术生活之外有更广阔的天地，这有点像1930年代北平林徽因的太太客厅、金岳霖的星六茶话会和朱光潜的读诗会。

访学哈佛一年的点点滴滴让我时常想起钱穆先生的一句话：“那些忘不了的人和事，就是你的真生命。”

北青报：哈佛燕京学社的学术运作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唐小兵：1928年设立的哈佛燕京学社鼓励中美学术交流，而且注重于非应用型的纯学术研究，资助倾向于历史、哲学、古典文学、人类学、社会学和传媒研究等，教育或跟公共服务有关的它不太强调。它的构建机制是希望来自亚洲的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学者能够进行有深度的融合交流。

所以他们的研究是跨学科的内在融合。比如学生选课，历史系的学生要修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核心课程，核心课程修完会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哈佛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传统源远流长。从费正清发端，到他的两大弟子史华慈和列文森，再到孔飞力、柯文和傅高义等，研究脉络没有断过，实际上就是跨学科的历史研究。

比如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教授，是我当时在那边的指导老师，她是哈佛政治系的教授，但她同时做关于中国的历史研究，她出版过《华北的暴动与革命，1845-1945》《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安源：发掘中国革命的传统》等，由此可见她的研究领域和视角非常宽广。

北青报：那么，国内的呢？

唐小兵：国内的史学研究，更多强调的是考证史学，把事情讲清楚是主流，统摄性观念和理论思考能力相对较弱。理论思考的想象力我觉得更多来自于不同学科在学术或公共生活空间中的碰撞和对话，所以我经常提到王汎森的一本小书——《天才为何成群地来》，就是像1915-1925年哈佛那些中国留学生，学文学、语言学、哲学、气象学、理科、戏剧等等，他们相互对话，彼此交流。19世纪的维也纳也是，科学家、哲学家常在一起，喝咖啡、聊天、写信。这种所谓的多元内在于日常生活，就是一种自然的展开。

哈佛史华慈教授的学术世界也很深沉宽广。我们知道深沉的东西很难宽阔，有时宽阔又很难做到深沉。史华慈教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和《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等书，都是在人类跨文明的比较甚至超越的视角来看中国思想史的脉络和历史变迁，那个角度和深度跟挖一个小洞不断往下钻是完全不一样的。小洞让你看清太多细节，却让你看不到整体，最终构成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存在，因为作为背景支撑的知识系统过于单薄，所以没办法。

梭罗独立勇敢深邃的存在方式，在现代世界显得多么迷人

北青报：你在书中也谈到梭罗能写出《瓦尔登湖》，和他的阅历、视野有很大关系。

唐小兵：是的。梭罗为什么能写出不朽的《瓦尔登湖》？他只是1845-1847年在那儿待了两年多一点而已，当然跟他的生活阅历、在哈佛的积累有关。所以我在《湖畔寻思录》写瓦尔登湖，特别引用了法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家莫迪亚诺的观点，他说他们那一代作家相对于上一代人整体的专注能力在下降。其实回头看我们如今的生活，也被很多东西牵引，注意力随时转移，我们不够专注，所以不够深邃，忙得没有时间深入自然世界和自我的心灵。

我记得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的隐忧》里说：现代人往往陷溺在可悲的自我专注，意思是现代人越来越专注于自我的小世界，好像每天在看世界，其实看的只是被精准投喂和算计过的那个世界，这是狭隘化和平庸化的。而梭罗面对自然界的暴风雪，建栋房子自食其力独自生活，那种独立勇敢深邃的存在方式，在现代世界显得多么迷人。

现代人最可悲的一点，就是每天步履匆匆地从别人的生活中路过，却很少真正走进一个人的心灵，也不愿意向别人敞开心灵，但同时又觉得孤独。我试图通过梭罗思考一个现象，通过自我反观，每个人重新召唤和打开一些东西，这可能需要一些媒介，也需要一些触动，更需要一些契机。

北青报：你的这个十年，也是一条自我反观之路，然后写下了这本书？

唐小兵：对对对，相隔十年，从学生到学者，从没有孩子的青年到一个孩子的父亲，中国在巨变，中国跟外部环境的关系也在变化，其中有很多感慨。所以出版这本书，希望它让我的读者感觉到，人应该去更多地观看世界和理解世界，通过理解世界，来反馈和丰富自我。就像出这本书的出版社品牌“也人”的理念：“理解他者，理解自己。”

身临其境听“哈佛公开课”，体会很不一样

北青报：请俞诗逸谈谈，编老师的书有什么样的体会和感受？

俞诗逸：会有些忐忑。因为我是唐老师的硕士研究生，跟了他三年，感受老师的言传身教。如果是普通读者，只是远观，而我是近看。巧合的是，书中有一篇文章叫《波士顿的雪》，写于2018年初，那时我正写毕业论文，在华东师大图书馆地下一楼的图书室，上海正好也下雪了，两个城市的同步，让我感觉到冥冥中的缘分，但也想不到若干年后能有机会来编老师的书。

北青报：唐老师的教师模样如何？

俞诗逸：唐老师在学术上要求很严格，甚至有些严苛，他希望我能有更多自己的思考和主见，要言之有物，而不仅仅是模仿，这一点我挺受教的，因为做学生很多时候是在模仿。

北青报：书编了一年？

俞诗逸：对。初稿是去年7月份开始，最初书名是《北美访学录》。

唐小兵：现在的书名是台大中文系教授周志文赐的，也是他题的字。

北青报：“学”这个字用得好。

俞诗逸：相对来说，各篇文章的写作时间相隔比较长，各种题材都有，需要有一根主线贯穿起来，现在的书名是比较准确的概括。我在写这本书的文案时，就想它是“跨越十年的访学之旅，一位青年历史学人的心路历程”，因为很多访学记只是匆匆一瞥，走马观花，而唐老师这两段访学，是相互对照，别出心裁。

看老师的文章，感觉他第一次去访学时，对外部世界更加好奇，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不管学校里还是学校外，能看出那段时间老师的文字相比后来更加激情和奔放。过了十年，他以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身份去访学，这个时候他对西方学术已经有了更多体会，因为他一直致力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史的研究，所以他写哈佛时的文字更加沉稳。

北青报：你编这本书的过程中有没有产生我要去一下哈佛，我要去这个世界看一看的冲动？

俞诗逸：有的，百闻不如一见嘛。尤其看到《哈佛的课堂》这篇文章，哈佛大学的公开课出来就很火，比如桑德尔的《公正》，但毕竟是线上形式，没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唐小兵：是，上课的教室都有几百年的历史，那种感觉蛮好的。

俞诗逸：如果能身临其境听到哈佛知名学者谈论知识和人生，体会肯定会很不一样。另外我很喜欢唐老师写到的普林斯顿小镇，书里有一篇文章叫《普林斯顿的萤火虫》，写了好些自然风光。

唐小兵：那是我儿子第一次看到萤火虫，当时在普林斯顿校园里看到，小孩子特别开心。

见到的学者是对七零后这一代人产生重大影响的人

北青报：两次相隔十年的访学，哪些学者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

唐小兵：对我来说哈佛访学最重要的是去拜见了余英时和王鼎钧先生，以后哪还会有机会呢？还见了张灏先生，他今年4月也去世了。

拜访余英时，我是从纽约出发，路上突然下起滂沱大雨，那是2018年7月15日中午，余先生的太太陈老师打电话来，说下很大的雨，你们路上注意安全，晚一点没关系。到了他们家，陈老师就站在外面草坪上等我们。进去之后，还给我们一家都准备了礼物，让我们极为感动。这是老一派的知识人，中国传统文化养育出来的待人接物的方式，真是让人如沐春风。

余先生让人感觉非常谦和，他的学问之深邃和待人接物的那种气象，是辽阔的，开阔不足以形容。我在普林斯顿余府待了近两个小时，前一个小时寒暄，后一个小时做“五四”百年访问。访问是临时接受一家杂志的邀请，没有提前发给他问题。回国之后我整理出七八千字传给他，他看过后传真了26页手写稿来，认真到了这个样子。

见作家哈金先生也是。在波士顿大学他的办公室，谈话之后他带我去学校教师餐厅吃饭，各方面都是关照又体贴。哈金以前写长篇小说，他的《等待》写得特别好。他送给我《哈金新诗选》《在他乡写作》和英文小说《自由生活》，然后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国内有些作家出一本书成名了，觉得好像就可以一辈子吃老本了，怎么可以这样呢？一个作家不是应该不断地写作和自我超越吗？既不能自我重复，也不能自我停摆。他就是一位非常勤勉、有天职感的作家。

其实余先生也是这样，80多岁还出版了重要著作《论天人之际》，还撰写了《余英时回忆录》，真的是学术无止境，思考无禁区。

王鼎钧先生高个子，他一辈子写了六十余种著作，同样是不断地自我超越。鼎公跟我说，小兵啊，写作是永无止境的，要转益多师。他现在还在写作，97岁了。我感觉到老一辈学人和作家的写作是发自生命深处的内在精神，所以永远不会停止，这种研究和写作精神是我特别有感触的地方。

王德威老师儒雅博学，有点像胡适，是中国君子和西方绅士的结合体，余先生也是这种人。他带我去哈佛教授俱乐部吃饭，在他办公室聊天，很详细认真地讨论我的左翼文化研究计划。

还有特别让我感动的是费正清图书馆的Nancy，我看英文的档案材料，很多手写体认不出来，她不惜时间帮我辨认，那是一种纯粹的学术支援。

很遗憾的是麦克法夸尔和傅高义我都没有单独去拜访，只是听他们演讲。我对当代中国政治史不是很感兴趣，更多的确实是想在北美寻找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

我见到的这些学者、作家是对我们七零后这一代做中国思想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知识人，影响最大的就是这条人文主义脉络，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底色，特别珍贵。

文/本报记者 王勉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19级颜雪纯同学整理访谈录音，已经受访者审定）

找寻人文的故事有哪些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古以来，奉贤青村镇文人雅士、仁人志士频出，有张澂、袁介、钟薇、黄之隽等，这些乡贤名人，为青村这座千年古镇积淀了厚重的人文故事。今天，我们说说张弼。

张弼（1425-1487）,松江府华亭县白沙乡陶宅镇（今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陶宅村）人。字汝弼，号东海居士，晚年自号东海翁。著名书法家，尤工草书，有“吴中草圣”之称。成化二年（1466）进士，历任兵部主事等职，政绩卓著。

“颠张复出”之誉

古人曾评述其书法：“东海翁以草书名世，纵横奔走，若风樯阵马，雄锐莫当。盖自狂旭去后，醉墨濡跋之神不复再见。翁起而纵之，笔法传播，往往震荡人心目，虽远至夷服，罔不钦爱。”明代后期书法宗师董其昌甚至认为张弼的行草比狂草更佳。

在古陶宅镇西市南（今和中村与齐贤交界处），明张弼兄张椿庭别墅庄园。建于明成化年间（1480年左右），时张氏自张熊应起至张弘宜已经三代司马（兵部官职）故名，现毁。

司马庄为豪华庄园，内有游乐场所、买卖小街市。庄里有田园、鱼塘，有桥有路有码头。庄前的桥名司马桥，后民间所称的“马桥头”即是此桥。张弼赴南安任职，其亲戚、门生均在此欢送。四年后，张弼再返司马庄，特作《司马庄记》。后该庄主为张熊应之孙，张椿庭之子张弘直。

建于明嘉靖年间（1530年左右）。现位于青溪老街内，尚存东侧二横二柱。相传，嘉靖皇帝念张氏父子为大明四朝（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命官，治绩昭然，劳苦功高；又因陶宅当时地近东海之隅，且张弼晚年大号张东海，故而把张氏父子称为东海之秀，特下旨建“海秀”坊一座，以表张门功绩。

明朝永乐后期，华亭县陶宅镇东市，大明王朝武库兵部郎张熊应府第东侧有一书亭，亭旁池约十丈见方，二十级青石板斜排水中。这便是张弼幼年勤练苦读之处。

据传张弼刚及四龄，诵文习字已显露不凡天赋，于是其父更是对其精雕细琢。每日鸡鸣报晓，晨曦初露之时，被令其在亭中临池作书，并于弼手背上置一满水瓷碗，以香计时，每次10支清香烟灭而罢。待夕阳西照，必又复一次。几经春秋轮回，练成了一手好字。

十年寒窗苦，终有成名时。少年张弼的书法，已扬名苏松地区，四方名人墨客，慕名寻访络绎不绝。只见小张弼英姿飒爽，点墨之处妙笔生花，最令人感叹的是任凭他挥毫若龙飞凤舞，而手背之碗稳如磐石，安然不动。看得众人惊讶：“神童也！”赞叹之余，疑窦顿生：“为何陶溪之水清清，唯独亭边池水浓黑如炭？”张弼答道：“此河沟乃愚童天天洗笔之处，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水色自然尽黑如墨了。”众人皆悟，连连感叹：“其功夫之深，远胜铁棒磨针也。”自此，“墨河沟”之名传遍吴中大地。

胜过钱塘万两金

张弼任南安知府期间，各郡（州、省）兵营休整，各军以功议赏，犒劳军校、将士，军中即使一介武夫，或马前兵卒，均宁愿弃金银之赏，以获得张弼手迹为荣耀。因此，张弼以书法写格言、警句形式替代奖品，为各郡省下大笔犒赏金。这位知府大人一身正气，不辱没自身声望。

当时有某布政司上京，准备贿赂朝中权贵，竞托人向南安府寄来一箱原封书纸，求赏墨迹。张弼笑曰：“我不能为佣书也”。故只书四条幅应付，其余悉数归还。此时，明廷与周边诸国通商，国外权贵时有往来，闻得张弼大名，也纷纷专程赶赴南安，恳请以张知府墨宝作交易，张弼从不贸然应允，凡是外夷求墨，必请示朝廷同意，并将批文悬于堂上，然后为其书写。

当时有湖州知府做寿，其钱塘知县为了巴结上司，贿送黄金万两作礼，知府因未能轻易得到张弼墨迹，心中曾是不快，便留下了“但愿东海一点墨，胜过钱塘万两金”的千古名句。

廉石还乡

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南安知府张弼任期已满，告老还乡。松江郡城西门谷阳桥村口，聚集了欢迎的父老乡亲。人群中有两名瞎子，胖姓张，瘦姓李，两人议论起已卸任的张知府。张说：“当了六年知府，今日荣归，必然财也大，气也粗了。”李说：“张老爷为官清廉，我俩早有所闻，恐怕不会吧！”张瞎子反驳：“俗话说‘三年知县官，十万雪花银，他当了六年知府，该有多少雪花银？”李瞎子坚信自已多年所闻：“官场固然如污泥，然而莲荷出污泥而不染！”

争来争去，一个说张知府“是官必贪，” 一个说张知府“为官清廉，”谁也说服不了谁。无奈之下，李瞎子甩出一言：“张老爷如果是贪，我愿在谷阳桥上爬上十八圈。”张瞎子不示弱：“如果张知府清廉，我也愿在谷阳桥上爬上十八圈。”

赌是打了，问题也来了，凭什么证明“贪”与“廉”呢？正好，张知府的官船徐徐驶入村口，张瞎子听闻，立即开口：“证据有了！”他叫来自已的孙子金官，如此这般地叮嘱了一番。金官领了任务，跑向官船，迅速返回，张瞎子问“轻船还是重船？”金官回答：“重得很，船弦快要碰着水了！”张瞎子转向李瞎子说：“你，输了吧！”李瞎子不信，他问金官：“是小船还是大船？”金官答：“大得很，象一座房子！”张瞎子得意地笑道：“唉，世上无官不贪啊，总算今日又一次证实了。”

但是，李瞎子还是不信，说：“金官，你到船上看一看，老爷装了哪些宝贝？”金官应声又去了。这时，张弼在乡亲们的簇拥下，向人群走来，看见两位瞎子长辈，连忙请安。张瞎子厌恶官场权势，劈头就问：“张老爷荣归故里，今回肯定满载而归吧！”张弼笑答：“当然，当然！”

这时，三不信的李瞎子也不得不相信了：“如此说来，老爷在江西搜罗了不少财富、特产，能否让乡亲们开开眼界！”张弼哈哈大笑：“这江西财富特产既无用，更不能吃，让乡亲们失望了！”乡亲们齐声发问：“那是什么？”

这时，金官抱着一块石头，跟大家说：“全是石头，一船石头”。乡亲们不解：“千里迢迢，满载石头返乡，是何道理”。张弼解疑：“一路回归，狂风恶浪，如不以石头压舱，恐怕颠翻江湖”。

原来如此，众人齐呼：“千金难买廉石归哪”。于是纷纷上船，争先恐后捧抱廉石归家，崇张老爷廉洁高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