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商鞅的传奇故事有哪些

历史上变法唯一成功者：商鞅,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晏无心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宋朝商鞅的传奇故事有哪些1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博大精深，每每到一个国家或者朝代危难的时刻，都会有英雄之人站出来力挽狂澜。今天小编来给大家说说历史上的变法。

历史上的变法有很多，有失败的，有成功的；有成功一时的，也有成功一世的。

小编认为，历史上真正算的上成功一世的变法只有商鞅。

来对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变法做一下对比：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和明朝的张居正变法。

千古留名的商鞅

商鞅：

秦国在商鞅变法前，已经快被魏国打的要灭国了。倍受六国欺凌、被六国贩卖人口的事情更是屡屡发生。只能靠老秦人的一腔热血来保留国家最后的尊严。

这时候商鞅出现了，以一系列的变法措施让秦国从六国最弱中崛起，六国实力对比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后续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秦国一直沿用商鞅之法。

所以说，商鞅变法不仅做到了强秦一时，让秦国从七国最弱到可以和其他六国平起平坐；更是做到了强秦一世，为秦始皇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拗相公王安石

王安石：

再来看看王安石。王安石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仅仅经历了16年，和商鞅变法沿用一世相比，高下立判。更别说变法没有摆脱人亡政息的尴尬（支持王安石的宋神宗去世，变法立即结束）。

变法结束后，变法内容被全盘推翻，除了让王安石在历史上留下名号外，不仅没有让大宋变得富强，改变大宋内忧外患的局面，反而让大宋进一步内耗，更加积贫积弱。

王安石变法不论从过程还是结果上来说，都是失败的。

理想主义者张居正

张居正：

最后来说说张居正变法。

从隆庆六年（1572）六月出任内阁首辅，到万历十年（1582）六月因病去世，变法进行了十年，再一次倒在了人亡政息上。

这次变法无疑也是失败的，失败后的对变法内容的清算反弹无疑是对大明造成了二次伤害。

更有讽刺意义的是，张居正想以一己之力强兵富民，却又亲手为大明埋下了覆灭的种子。为了防御蒙古鞑靼入寇边关，张居正派李成梁镇辽东。而李成梁对女真的种种因，导致了多年后清兵入关的果。

历史上有代表性的三次变法，一经对比，便能清晰的发现，历史变法成功者，唯商鞅尔！

宋朝商鞅的传奇故事有哪些2

众所周知，商鞅是先秦百家中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大家读书或追剧的时候，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吧：千古一帝始皇帝嬴政统一华夏，是奋六世之余烈。而这六世，就是从商鞅辅佐的秦孝公开始的。

其实就我所学而言，对多数都有偏执型人格的法家并不为我所喜，商鞅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

商鞅

做为原本卫国的贵族，商鞅先事于魏，后辅佐秦孝公变法，虽然有良臣择主而事这样的说法，但终究又与秦惠文王兵戎相见，最终身死后还被车裂。这样的道德观，终究还是让人有些齿冷的。

其实纵观青史就不难发现，先秦时期的法家，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除极少数人（如申不害）善终外，大部分都有些不得好死。（李斯，韩非，商鞅等）

申不害-终申子一生，无敢犯韩者

以前听过这样一个说法：有些谋士，工于谋国，拙于谋身。这一点在法家诸人特别是商鞅身上，或许体现的更为彻底。

有时我也在想，商鞅变法，难道他不明白他要动的是谁的奶酪吗？而这些人的反击，他又有什么自信是可以接的下来的呢？还是说，改革家都有这样的气魄？

北宋王安石也好，大明张居正也罢，他们的人生不可谓不精彩，成就也不可谓不大，但对自己和家族呢？真就做到了先国后家这么无私的人，反过来说，生而为人，对自己的家人是否有太自私了点呢？

王安石

我写东西，一般不太喜欢照搬历史，毕竟现代社会，大家随便百度一下就能阅尽上下千年的人和事。所以我喜欢说些自己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一些看法。

商鞅，他变法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为了让秦国更富强，而是为了传播或说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秦国也好，韩楚齐魏也罢，似乎在哪里并不算什么问题，只是秦国恰巧有这么个君主敢用他，就像王安石遇到了宋神宗赵顼一样，适逢其会而已。

最终商鞅虽然利用变法为秦国随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但秦朝也因严苛之法度，终究亡于二世，而王安石，更是被后世另一位拙于谋身的张居正评价为：基宋室之祸。

张居正

由此可见，商鞅做为最早的改革家之一，虽然悲情，但也并不太值得同情。政治向来都是一个和光同尘的，而改革家，多数却要有一颗坚定黑白分明的心，所以选择了变法这条路的古代政客们，可惜但并不可怜。

#玩的就是历史##历史#

宋朝商鞅的传奇故事有哪些3

秦国在秦穆公之后，到秦孝公以前，历代国君都没有大的作 为。特别是由于屡次更换国君，君臣秩序混乱，国力下降，“兵 弱而主卑”，在诸侯国中处于落后地位。在外交上不能参与中原 各国的盟会，诸侯都以“夷狄遏之”，即把秦国视为未开化的野 蛮之国。

公元前361年，秦献公的儿子秦孝公即位。面对“诸侯卑 秦”的被动局面，他决心励精图治，改变现状，富民强国，并下 令到处求贤，说：“谁能够出奇计使秦国强盛，我将尊崇他而给 予高官，和他一起分享国土。”

秦孝公的求贤若渴打动了一位怀才不遇的人，他决定到秦国 去，这个人就是商鞅。

商鞅是卫国国君姬妾所生的公子，名叫鞅，姓公孙。按当时 以国名为姓的习惯，他又叫卫鞅，改称商鞅是以后的事情。

卫鞅出自名门望族，见多识广，加上自己勤奋好学，从小就 显露出过人的才干。卫国地处交通要道，特别是都城濮阳（今河 南濮阳西南），在当时是有名的大城市，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当时各种思想风起云 涌，各种观点竞辩短 长。在这种百家争鸣的 开放文化环境的熏陶、 滋养下，年少的卫鞅逐 渐形成了他高远的志 向、宏大的抱负，对当 时流行的各种思想，他 最青睐于法家。

卫鞅对法家学说产 生兴趣，是受到早期法 家代表人物吴起的影 响。吴起也是卫国人，一度做过鲁国的将军，后又西去魏国，参 与李悝的变法，政绩显著。公元前390年左右，吴起因受魏武侯 大臣的排挤，离开魏国，进入楚国。当时，楚悼王正力图振兴国 势，就任用吴起为令尹（类似宰相的职务，为楚国最高行政长 官，兼握军权），主持变法改制。吴起全力推行新政，在很短的 时间里便使楚国出现一派新气象。吴起又善于治军练兵，从而增 强了楚国的军力。为此楚军曾挥师北上，进攻中原。但吴起的变 法时间很短，新法在楚国还没有很好地推广和巩固，支持他变法 的楚悼王就死了。随即楚国反对变法的旧贵族便乘机作乱，围攻 吴起。吴起被乱剑刺杀，最后又遭车裂之刑。楚悼王和吴起一 死，楚国的变法也就失败了。

卫鞅长大后，为了谋求发展，离开了业已衰落，且为强邻欺 辱的卫国，来到法家政治思想影响较大的魏国。当时魏国的魏惠 王为了争霸中原，任命法家人物公叔座为相，卫鞅人魏后，就被收在公叔座门下。

公叔座非常欣赏卫鞅的才能，但还没有来得及推荐他，就病 危了。这时魏惠王来探视公叔座的病，说：“公叔的病如果有意 外，国家将怎么办?”

公叔座说：“我的弟子公孙鞅，年纪虽然轻，但有特殊的才 能，希望大王把国家大事委托给他。”

魏惠王沉默不语。魏惠王将要离开时，公叔座驱走旁人又 说：“大王如果不任用公孙鞅，就一定要杀死他，不要让他走出 国境。”

魏惠王答应后离开了。接着公叔座召见卫鞅，兔歉地说： “刚才大王询问我能够担任相位的人，我推荐了你，但看大王的 脸色没有同意。于是我以君为先，以臣为后，又对大王说，如果 不用公孙鞅，就应当杀掉他。大王答应了我。你得赶快离开了， 不然将被害。”

卫鞅说：“大王不能听您的话任用我，文怎能听您的话杀掉 我呢?”

卫鞅始终没离开。而魏惠王离开之后，就对左右说：“公 叔座的病很重，可悲啊，他要我把国事委托给公孙鞅，难道不 荒谬吗?”

公叔座死后，魏惠王并没有把公叔座的话放在心上。他既没 有任用卫鞅，也未派人杀掉他。卫鞅在魏国一连住了几年，正在 为自己的才干和抱负得不到施展而郁郁不乐时，传来了秦孝公求 贤若渴的告示。于是卫鞅就向西进入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 监去求见秦孝公。

卫鞅几次向秦孝公献策，最终以法家的改革主张取得了信 任。据说，在卫鞅前两次献策时，为了试探秦孝公的意图，他介绍了其他一些学说。第一次卫鞅以五帝之道劝说秦孝公，秦孝公 对这一套毫无兴趣，卫鞅一边讲，孝公一边打起了瞌睡。交谈结 束后，秦孝公对引见卫鞅的景监发怒说：“你的客人是个狂妄的 人罢了，哪里值得任用呢?”

景监也责备卫鞅。第二次卫鞅向孝公说以“三王之道”，孝 公仍感到厌烦，没有采纳。卫鞅又第三次求见，说以“五霸之 道”，这一次，孝公听得津津有味。交谈结束后，秦孝公对景监 说：“你的客人还不错，可以跟他交谈了。”

卫鞅又一次进见秦孝公，向他鼓吹“强国之术”。孝公越听 越有劲，不知不觉挪动膝盖到卫鞅面前，如此交谈了几天，毫不 厌倦。随后，卫鞅就被任命为大夫，留在了秦国。对此，景监不 解地问卫鞅：“你凭什么迎合了我们国君的心意？我们国君特别 高兴啊!”

卫鞅说：“我用五帝、三王之道说服他，劝他跟三代相比, 但国君说：'太久远了，我不能等待。况且贤明的国君，每个人 都想趁自己在位的时候扬名天下，怎么能够默默无闻地等待几十 年乃至上百年之后才成就帝王大业呢？'由此，我用使国家富强 的办法说服国君，国君对此就特别高兴了。”

卫鞅的“强国之术”就是要变革当时使秦国停滞不前的旧法 度，秦孝公赞同卫鞅的观点，却又有疑虑，因为在秦国的贵族与 官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顽固地反对变法的。依照秦国的惯 例，凡国君一时难以决断的大事，应当在朝廷上展开讨论和争 议。于是，秦孝公三年（前359）,在一次朝廷会议上，围绕变 法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十分精彩，兹录如下, 让读者品味一番中华古人卓越的辩论术：

秦孝公首先抛砖引玉说：“卫鞅劝我说只有变革目前的旧法 度，国家才能有希望强盛。我担心变法会遭到天下人的非议和反 对，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知诸爱卿有何高见?”

卫鞅说：“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名；事业迟疑不定，就 不会成功。况且比一般人高明的行为，本来就会受到世人的非 难；具有独到见解的人，必定会遭人厌疑。愚蠢的人对既成的事 实还看不明白，聪明的人在事前就看到了结果。老百姓不能够在 事前跟他们讨论，只能够在事情成功之后跟他们享乐。做事高明 的人不迎合习俗，成就大功业的人不跟众人商量。因此，圣人只 要能使国家富强，就不必效法旧的法规；只要能有利于人民，就 不必遵循旧的礼制。”

秦孝公说：“好! ”

甘龙反驳说：“不是这样。圣人不改易民俗来教化人民，聪 明的人不变更法规来治理国家。因循民俗而教化，不费力却能成 功；沿袭成法治理国家，官吏习惯，百姓相安。”

卫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的话。一般人习惯旧风俗,学者们沉溺于自己的见 闻。因此这两种人做官守 法是可以的，但不能跟他 们谈论常法以外的事情。 三代不同礼制都能成就王 业，五霸不同法度却都能 成就霸业。聪明的人制定 法度，愚蠢的人被法度制 约；贤能的人更改礼制，平庸的人受礼制束缚。”

甘龙哑口无言。另一个反对变法的人杜挚又说：“没有百倍 的利益，不变革法度；没有十倍的功用，不改换器物。效法古 制，可以没有过错；遵循旧礼，可以避免偏差。”

卫鞅说：“治理天下不是只有一种办法，为了利于国家发 展，就不能效法古制。因此商汤、周武王不效法古制却都能成就 王业，夏桀、殷纣不改易礼制却灭亡了。反对古制的人无可非 议，而遵循旧礼的人不值得称赞。”秦孝公于是说：“好! ”

经过这场辩论，秦孝公终于下定决心，任用卫鞅实行变法。 得到孝公的指示后，卫鞅立即着手制定改革秦国制度的法令。为 了使法令能够取信于民，行之有效，在法令公布之前，卫鞅搞了 一次“南门徙木”的试验。

一天，卫鞅派人在都城栋阳（今陕西临潼栋阳镇东北）的 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并宣布，有能将木杆移到北门者, “赏予十金”。消息传开，来看热闹的人越围越多，大家都窃窃私 语，疑惑不解，不相信照此做了真会得到十两黄金。隔了一个晌 午，没人动手。卫鞅又宣布，谁能移动木杆，“赏予五十金”。

这时，人群中终于走出一个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将木杆移至 北门口。卫鞅果然当众赏给此人五十两金子，以表明令出必行， 不欺骗民众。

“南门徙木” 一事，迅速在秦国传开了，大家都知道卫鞅 令出必行，有禁必止。于是新法便顺利地推行了下去。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卫鞅为左庶长。按当时秦国新拟 订的二十等爵制，左庶长位列第十级爵，掌握军政大权，职位与 当时列国的卿差不多。卫鞅手握重权，开始了第一次变法。这次 变法的主要内容有：

卫鞅将李悝的《法经》予以颁布实行。李悝是早期的法家 代表人物，曾在魏国推行变法。其间，他收集、整理了春秋末期 以来各国的法律条文，并结合魏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我国 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法经》。卫鞅借用了《法经》 的内容，只是将“法”改称“律”，定为《律经》。

卫鞅又把秦国居民按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的形式编定户 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制度。规定告发 “奸人”的可以如同斩敌首级一样得赏，不告发的要腰斩。谁家 藏“奸”，以通敌罪处罚；而其余九家若不检举告发，要一起治 罪。旅客住宿要有官府凭证，客店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住宿，主 人与“奸人”同罪。

卫鞅还主张对轻罪用重刑。如为了保护私有的耕牛和马，对 盗窃牛马者判处死刑。他认为这样可以迫使人民连轻罪也不敢卫鞅颁布了新的等级制度——二十等爵制度。它的要点是: 按军功赏赐爵位及相应的特权，包括占有的耕地、住宅、服劳 役的“庶子”和担任一定的官职等等，爵位高的还可以获得三 百家以上的“税邑”。封邑内的税收归其所有。军功以在前线 斩得敌人首级的多少计算，斩得敌人首级一颗的赏爵一级；要 做官的，委以相应俸禄的官职。官爵的提升，与斩得敌人首级 的军功相对 应。

与此同 时，新法废 除了旧有的 世卿世禄 制。规定， 宗室没有军 功的，不得 列入宗室的 簿籍，不得 享受宗室的 特权。必须 依据对国家 功劳的大 小，确定他 们对爵位、 田宅、奴婢

以及车马、器物的占有，不许越制。有功劳的就显荣，没有功劳 的，虽然富有也不能尊荣。

新法规定，凡是粮食和布帛生产得多的可以免除劳役和赋 税。从事商业、手工业和因游手好闲而贫穷的，将其全家变作官 奴隶。由于秦国地广人稀，荒地比较多，新法把奖励开荒作为发 展农业的重点。

新法禁止私斗，规定私人间的争斗要按情节轻重，处以不 同的处罚。这样，在平时，有利于社会治安；在战时，增强了 战斗力。

秦国焚烧儒家典籍《诗》、《书》，一般以为是从秦始皇开 始的，其实在秦孝公时就实行过。

卫鞅主张法治，与儒家“法先王”的复古思想不相容，于是 禁止儒家经典，并采取焚烧《诗》、《书》的非常手段。

卫鞅又认为，游说之士以自己的主张动摇法治，而且只凭翻 云覆雨的一张嘴而获得利禄，所以也在被禁之列。

卫鞅变法改制并非一帆风顺。这场巨大的改革，犹如狂风袭 来，将秦国世袭贵族的特权席卷而去，这使他们愤恨不平。太子 嬴驷有两个老师：公子虞和公子贾，他们都是宗室贵戚，也是守 旧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们串联了上千人，借口闹事，反对新法。 卫鞅毫不留情，坚决绳之以法，将两位太子的老师分别处以副刑 和疑刑，前者就是割鼻子，后者是在脸上刺字。这一举措使卫鞅 与太子驷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

卫鞅又将议论法令的人流放到边远地方，触犯法令的人则处 以酷刑。据说，有一天就在渭水河畔处决了七百多个破坏变法的闹事者，鲜血染红了渭水，哭号之声响彻天地。

在这些坚决有力的镇压之下，新法逐步在秦国贯彻了下去。

公元前352年，秦孝公任卫鞅为“大良造”，此为秦爵第十 六级，相当于丞相兼将军。随即卫鞅又开始了第二次变法，进一 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进行改革。其内容主要有：

卫鞅下令废除了西周以来盛行的土地制度一井田制，开掘 井田的“都疆阡陌”。所谓“都疆”，就是指各级贵族所占有的井 田界限，这些界限是用土堆、沟地、树木等连接而成的。所谓 “阡陌”，就是井田中间与灌溉渠道相应的纵横道路。同时，允许 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按土地多少抽税。

卫鞅将许多乡、邑、聚（村落）合并为县，建置三百四十 一个县，并设了县令、县丞和县尉。县令是一县之长，县丞掌管 民政，县尉掌管军事。他们都由国君直接任免。此举将全国的政 权、兵权都集中到了朝廷，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卫鞅制造了统一的标准量衡器，发至全国各地，标准尺约合 今0.23米，标准升约合今0.2千克。

卫鞅规定按人口征赋，并严惩隐瞒户口的“匿户”，以限制 官僚地主豢养食客的数目。同时又规定，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 的必须分家另立户口，否则要加倍征赋。这是为了确立和鼓励 一夫一妇为单位的个体小家庭经济，加快开垦荒地，扩大农业 生产，提高劳动效益，并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从此以后， “田租” （土地税）和“户赋”（人头税）就成为中国古代社 会两种重要的赋税制度。

秦国的西南和西北部原是少数民族居住区，后来秦又统一了 其中不少地方，因而秦人保留了较多戎、狄族的风俗。卫鞅认为 这些落后的习俗，对统一中原极为不利，便提出移风易俗，按照 中原的风俗，改革秦国落后的习俗，如全家人不分男女老幼同居 一室等。

卫鞅的第二次变法，进一步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损害了他 们的利益。他们对卫鞅恨之人骨，欲置卫鞅于死地，但由于碍于 秦孝公，一时无可奈何。孝公二十三年（前339）,有个叫赵良的人，代表“宗室贵戚”去见卫鞅，开始赵良劝说卫鞅让位，继 而又劝卫鞅放弃酷刑，并公开诽谤秦国变法改制取得的成就。在 被卫鞅驳斥后，赵良又为一些受过惩罚的旧贵族鸣冤叫屈，并警 告卫鞅必须立即废除新政，否则死亡之期就不远了。但卫鞅毫不 动心，义无反顾。

在卫鞅对内实施变法的同时，秦军对外也积极展开军事活 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尤其是公元前340年（秦孝公二十二 年），秦孝公听从了卫鞅的计谋，一举击溃魏国公子昴率领的精 锐部队，迫使魏惠王将以前从秦国掠去的河西地区归还给秦国。 遭此失利，一度趾高气扬的魏国，转走下坡路。孝公论功行赏, 提升卫鞅为列侯，并把於（今河南内乡县东）、商（今陕西西商 县）之间的十五个邑封给他作属地。于是后人都据此称卫鞅为商 鞅、商君。

商鞅的新法实施十多年后，秦国民众非常欢悦，路不拾遗, 山里没有盗贼，家家富裕，人人丰衣足食。百姓敢于为国家而 战，不敢为个人而争斗。因此，乡村城镇非常安定。秦国当初诉 说新法不当的人又转说新法的好处。对此商鞅却说：“这些都是 扰乱教化的人。”

于是这些赞扬改革的人都被迁移到边远城邑，从此以后，百 姓没有人敢议论新法，好坏都不敢说。

正当商鞅一意改革，而旧贵族们随时都在伺机反击的时候, 秦孝公在公元前338年突然去世了。太子驷即位，开始称王，叫 做秦惠文王。怀恨在心的旧贵族们迅速行动起来，公子虞等人四处散布谣言，说：“商君欲谋反!”

惠文王与商鞅早有嫌隙，于是下令逮捕他。商鞅闻讯后立即 出逃，到达边境的时候，见天色已晚，准备投宿客店。但商鞅没 有证件，店主也不知道他是商鞅，拒绝说：“商君的法令规定， 留宿没有证件的人，店主要被问罪的。”

商鞅这才察觉到自己新法的弊端，长叹一声说：“唉——, 法令严也有这样的弊端啊!”历史在这里好像跟商鞅开了个玩笑：他定的法律，现在却逼 得自己无处藏身。商鞅准备出逃魏国，可是魏国边关守将拒绝他 入境。他们怨恨商鞅曾设计打败魏公子昂，同时又担心如果商鞅 入境，强大的秦国会进行报复。

商鞅只得逃回自己的封地商邑，准备率领从属和邑兵对抗惠 文王。然而，秦国自变法以来已经建立起的中央集权体制，除了 国君拥有集中指挥调动军队的权力外，任何卿相以及列侯都无权 调兵。终于，商鞅被惠文王的军队俘获，并被处以车裂之刑。商 鞅全家也遭到灭顶之灾。商鞅以变法在秦国政坛崛起，从公元前359年到公元前338 年，可谓叱咤风云了二十年。然而，商鞅最终因坚持新法而为自 己埋下了祸根。不过，如果我们抛开个人生命的得失，从历史的 长河来看他的价值，还是要为商鞅感到庆幸的。

在商鞅变法的近二十年里，秦国空前地富强了起来，不仅 收复了戎、狄等许多地方，而且各诸俟国也一改过去鄙视秦国 的态度，给纷向秦孝公祝贺，连周天子也给予秦国国君以特别 的礼遇。尤其重要的是，商鞅人虽亡却政未息，他的变法在秦 国推行了二十一年，已经深入人心，连妇孺都能“言商君之 法”。因此，商鞅死后新法的根基并未动摇。秦惠文王将商鞅 车裂之后，也没有任用公子虞等宗宣贵族，仍然坚持商鞅变法 时所确立的“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尊华”的原则，在 其统治的二十七年间，使秦国继续走向强大。从总体上看，商 鞅推出的许多政策，后来都融入了秦王朝的国策和制度中。他 变法时提出的许多措施，一直沿用到秦朝灭亡为止。从这一点

上，商鞅的变法是成功的，他比吴起的机遇好，有较长的时间 变法改革，从而获得了成功；而吴起却因为时间短而人亡政 息，变法失败了。同时，从商鞅变法和吴起变法还可以看出， 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能否推广和持续下去，能否走向成功，与 是否有一个开明的君王的支持是密切相关的。

商鞅以铁腕手段推行变法，刻意制造出一种绝对服从法令的 政治气氛，用暴力手段镇压反对派，又主张轻罪重刑，以求大 治。这一切,既与商鞅信奉的法家理论有关，也与他的个人性格 有关。司马迁曾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之人也”。有意思的是， 信奉法家理论的人，在个性特征上，也往往与商鞅比较接近。这 似乎可以说是观念造就了人，也可以说是什么样的人选择什么样 的理论。不过，平心而论，能在中国古代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的 人士，大都有超乎寻常的果敢、刚毅、倔强，乃至偏执，绝不会 是“温柔敦厚”之士。宋代王安石也是有名的“拗相公”。这位 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十分敬仰商鞅，曾作 了 一首诗《咏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从这里我们似乎体悟到，变法需要商秋这类果敢而“刻薄” 的勇猛之士，有锐意的思想并以偏激的方式加以推进，非此类 人，不足以冲破旧传统罗网的束缚，也不足以承受因反对旧习 俗、旧观念而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据史书记载，由于推行新 法，商鞅招致许多旧贵族及民众的怨恨，以致有生命危险，须严 加提防。商鞅每次出门，必须跟随保卫车几十辆，让武装卫士旁 车而行。秦孝公的变法，正亏得由具有商鞅这种心胸和脾性的人 来加以操作，才能冲破阻力，顺利地实施。不然，很可能就进行不下去而归于失败。

但商鞅之法导致秦帝国昙花一现的强盛，也暴露了这种苛法 的局限性。好的法律必须合乎人道，合乎人类故有的本性，不 然，它就会被人类的自由所摧毁，而不管它有多么强大。这是人 类的进化史对法治政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