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胡同的故事有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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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胡同的故事有几节1
不寻常的胡同（连载一）
刘维嘉
通州的“十八个半截”胡同是回民聚居地胡同的统称，位于通州老城区的东南部。它在南大街的东侧，北起回民胡同，南至东顺城街，其中有北二条、马家胡同、安家大院、中街、紫竹庵胡同、白将军胡同等诸多胡同。
“十八个半截”胡同名称的由来，版本很多，其中有神话故事（九条龙传说）；有民间典故（小贩到此总犯迷糊，转不出来时的感慨）；有清真寺之说（回族人去清真寺礼拜，盖房时自觉留出一条中街形成了十八个半截胡同）。
曾经在回民胡同出生、成长和居住的人们，也许和我一样，深深烙下了胡同的许多印记，总会时不时地想起来吧。
一
建于元代的回民胡同，全长大约500米，东西走向，与东长安街延长线新华东街和昔日的东大街平行。胡同西边的小楼十字路口左右两侧是南大街。自十字路口一直往前是西大街。出胡同西口往右拐，途经南大街北口，过了闸桥儿十字路口再往前是北大街。从胡同的东头向左拐弯儿有五六十米长，直通新华东街。
胡同北侧曾有三条自然形成的无名小胡同，南北走向，直通新华东街，如今仅剩一条了。胡同中部的煤厂南北相通，但通行有时有晌，煤厂下班后，前后两处大门都要关上。那个煤厂早已经不存在了，原址盖了商场；胡同南侧有清真寺、安家大院等几条胡同分别通往“十八个半截”胡同的各条胡同。由此可见，回民胡同四通八达。
这条胡同的道路宽窄与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差不多，是“十八个半截”胡同最宽的胡同，与其说是一条胡同，倒不如说是一条大街。过去，此条胡同是砂石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重新铺设了污水管道，还铺设了柏油路，而其他胡同仍然是土路或砂石路。
往日的这条胡同，古老的四合院儿多、大杂院儿多、单位多、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多。此外，卖报的、卖瓷器的、卖鸡毛掸子的、理发的、修搓板的、卖香油的、吹糖人的、送牛奶的、卖蝈蝈的……从早到晚，常来胡同里忙活，其中有挑着担子的、推着车的、拉着车的、骑着车的……
“十八个半截”胡同的居民上学、上下班、购物、看电影、去公园、就医……除了南大街，回民胡同是他们的必经之地。
二
回民胡同中部坐落着通县民族小学（原名“穆光小学”），始建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冬季，是由著名回族史学家、教育家、中国回教联合会通县分会委员金吉堂（1908—1978）先生创办并担任校长。1940年4月30日正式开学。后来，慈善家、万通酱园创始人、通州清真寺管事乡老马兆丰先生，特意把位于清真寺对过儿的万通酱园大部分加工厂房捐给学校，支持学校发展。
通县政协《文史选刊》第11期（1992年6月）刊登了通县人民政府督学室副主任王天信写的《民族小学沧桑》，介绍了民族小学的发展情况，其中写道：“1951年，清真寺提出申请，要求政府接管穆光小学。1952年9月，人民政府正式接管了学校……1955年，学校改名为回民小学……1957年，几位回族教师根据本校学生构成情况，建议将回民小学改名为民族小学，获得政府批准。”1955年，通县政协副主席、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委员、著名中医、家住北二条胡同的朱翊周先生被学校聘请为名誉校长。1989年，县政府又投资130万元在原北院儿校址兴建了一幢2800多平方米的教学楼，并于1990年12月底竣工并投入使用。1997年通县撤县设区后，学校改名为通州区民族小学，直至现在。
据“十八个半截”胡同的本土作家马永深（笔名马工）介绍：“乡老、知名中医朱向如（朱翊周之子）把金吉堂、马兆丰等知名人士创办‘穆光小学’的经过制成碑文，立于清真寺院内，以彰显其德，示育后人。”
通县民族小学距离我家住的大杂院儿不远，院儿里的不少孩子都是在这所小学毕业的。当年，学校分为南院儿和北院儿两个校区，都是平房，校门相对，中间隔着回民胡同。南院儿大门洞靠前的上方悬挂着刻有“通县民族小学”六个字的木质匾额，是黑底金黄色繁体字。2009年1月，我去回民胡同拍照时，拍下了南院儿的大门和这块匾额，上面显示的门牌是回民胡同66号。
当年学校南院儿有个大操场，操场西边正中位置有砖砌的长方形土台子，学校的大活动都在那里举行。院儿里有很多松树，除了家雀儿，还有其它鸟儿，常在松树间跳来跳去的。后来得知，南院儿是清真寺的房产，学校已经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退还给清真寺。
记得刚进校时，老师教我们唱了两首歌，一首是电影《红孩子》插曲《共产儿童团歌》，另一首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我们加入少先队那天，学校少年鼓号队演奏之后，我们站在庄严的队旗下，齐声唱起《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戴上了红领巾，并举起右手庄严宣誓。这让我从小就懂得了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要永远学习先辈为真理而奋斗的精神，继承革命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勇敢前进。
1965年春天，我们班有几个同学被评为优秀少先队员，到通县礼堂参加了表彰大会，观看了《红孩子》这部电影。
几十年来，我始终没有忘记唱过的队歌和老师的教导，每当听到鼓号队的鼓号声，总会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加入少先队以后，我们经常参加各种活动。星期天，我们小队长佩戴着“一道杠”，举着红色小队旗，带领我们排着队去县天文馆参观；到通州烈士陵园缅怀先烈；聆听老红军、老八路和志愿军英雄讲述革命故事；去鼓楼看小人儿书、玩儿游戏；到东关小树林子抓蚂蚱、听鸟儿叫，还去运河边抓小螃蟹，尽情享受大自然的乐趣。
我们五年级那年，班主任梁老师号召我们结对子，就是结成“一帮一，一对红”和“多对红”，男女同学自由搭配，目的是互相帮助。上课时，有时一方忘记带铅笔，另一方就会雪中送炭；一方遇到老师留的作业不会做，另一方就在教室陪着一起做，直到完成作业。同学间也会在节假日相互串门儿，先做完作业，再一起玩儿，女同学玩儿跳橡皮筋、丢沙包、抓羊拐子，男同学玩儿弹球、抽汉奸、打尜儿，到了吃饭点都舍不得回家。
与我结成“一对红”的是个梳着大辫子、大眼睛的女同学。至今还记得那天下课后，一个女同学问我：“我的姐们儿让我问问你，她想和你结成‘一对红’，你同意吗？”我听了也没多想就说：“同意。”第二节课下课后，这个女同学又来找我，她说：“我的姐们儿说了，你的回答太简单了，是真的想和人家结为‘一对红’吗？”正说着，她的那个姐们儿也来到我的课桌前，我向她当面道了歉。我的“一对红”同学学习比我好，在学习上经常帮助我。如果有人欺负我，她从不袖手旁观。
以前，我们身体功能有障碍的人走在胡同里，总会有人指指点点，甚至说着侮辱和歧视我们的顺口溜，你干生气也白搭，都是以往流传下来的极不文明的陋习。自1991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以后，随着法制宣传的不断深入，那些顺口溜便逐渐消失了。
我上小学期间，在胡同里可没少听那些扎心的顺口溜，一些顽童也肆意欺负我们。因为双腿功能障碍，我只能靠架拐行走，所以让我过早地尝到了受歧视的滋味儿，也让我过早地懂得了做人的尊严。
记得上六年级那年，我们年级从南院儿搬到了北院儿。一次下课后，有个学生用顺口溜骂我，我的“一对红”和其他同学瞅见了，纷纷指责那个学生，可他仍然骂个没完没了，还要抢夺我的拐杖。我心想：“我并不认识你，也没招你惹你。我有我的尊严，岂能容你！”于是愤怒地举起拐杖揍他，没想到把站在我身后不远的“一对红”同学的额头划破了，我当时光顾着愤怒了，也没想到向她道歉。如今已经过去50多年了，每当想起这个事儿，总觉得对不起她。
我们班的同学，绝大部分都是“十八个半截”胡同的，同学彼此间经常串门儿，与同学的长辈和兄弟姐妹也都熟悉了。
1970年底，我们从民族小学毕业了，有的被分配到通县一中、三中，还有的被分配到新成立的通县五中。同学们恋恋不舍地告别老师和学校，踏上了新的人生旅程。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毕业的时候没能照一张集体合影。
民族小学自建成以来，在学子的身体素质、知识学习，特别是思想品德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由此不知造就了多少各行各业的人才。（待续）
将军胡同的故事有几节2
“十八个半截儿胡同”，不是通州人光是听到这名字就会犯迷糊。但是在通州的，没有人不知道南街。18个“半截儿胡同”，是通州为数不多的老旧平房区，这里住着汉、回、满、蒙古、高山族近6000名居民，其中70%是回族。
十八个半截胡同的由来
传说这里以前没有中街，只是一条条的东西向的胡同。有个算命的老道路过南大街，扬言这一条条的胡同就是九条龙，以后会有人造反。这消息很快就传到皇帝的耳中，皇帝于是下令将这九条胡同拦腰斩断，节成十八条半截胡同。
传说终归是传说。实际上是因为这些胡同回族人需要经常到清真礼拜，逐渐围寺而居形成的。中间的一条中街，使得每条胡同到达清真寺的路程减少。一条条胡同形成的时间也各有不同。十八个半截的概念大概是在民国时期形成。
中街两侧的胡同原本也是有着各自的名字，从北至南分别是，北二条胡同，回回三条，马家胡同，熊家胡同，半截胡同，紫竹庵胡同，四眼井胡同，蔡老胡同，史家胡同，白将军胡同，头条胡同，南二条胡同，南三条胡同，牛犄角胡同
最有名的清真寺，连皇帝都来过
在十八个半截胡同里有北京四大清真寺之一的通州清真寺。通州清真寺创建于元代，民间有元代回民遍天下的说法，可是通州的回民并非始于元代，应该起于辽代，并居住在于家务、枣林庄一带。
清康熙年间，圣祖曾来到此寺，于是就有了邦克楼门额楷书“万寿无疆”木匾。通州清真寺历史悠久，建筑别致，是历史名镇的重要见证，也是运河历史的一段真实写照。
门口的烫金匾额格外醒目。步入院内，雕梁画栋随处可见，大殿外数十根金柱涂着朱漆绚丽夺目，柱上的缠枝牡丹则玲珑精美。
传说中的牛市口
“牛市口就在这儿，年过古稀的老人应该都知道，年轻人知道的不多。随着漕运兴盛，贸易繁荣，回民在附近聚居，渐成街巷，形成了牛市胡同，牛市胡同的西口称牛市口。
名人也住过十八个半截
历史上，住在“十八个半截”的名人不在少数，大名鼎鼎的白镕白将军居住过着儿，所以才会有白将军胡同。除了白镕，白将军胡同还住过另一位将军，就是爱国将领冯玉祥。
这些胡同承载了多少欢笑。夏天孩子们成群结伙的藏猫儿，拍蛐蛐儿，西海子树林里拔根儿。这些都是咱们童年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今天我们就好好认识一下这大名鼎鼎的“十八个半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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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胡同的故事有几节3
胡同，滥觞于元，经八百余年传承至今，是北京城的脉搏，是北京历史与文化的载体，亦是联结这座五朝古都过去与现在的桥梁。
不少著名作家，例如季羡林、汪曾祺、赵大年等人，有的在胡同中居住了数十 年，有的则只是于胡同中短暂居住，对胡同有着不同的看法与感情。在他们笔下，北京的胡同生活各具风情。
季羡林 | 我爱北京的小胡同
我爱北京的小胡同，北京的小胡同也爱我，我们已经结下了永恒的缘分。
六十多年前，我到北京来考大学，就下榻于西单大木仓里面一条小胡同中的一个小公寓里。白天忙于到沙滩北大三院去应试。北大与清华各考三天，考得我焦头烂额，筋疲力尽。夜里回到公寓小屋中，还要忍受臭虫的围攻，特别可怕的是那些臭虫的空降部队，防不胜防。
但是，我们这一帮山东来的学生仍然能够苦中作乐。在黄昏时分，总要到西单一带去逛街。街灯并不辉煌，“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也会令人不快。我们却甘之若饴。耳听铿锵清脆、悠扬有致的京腔，如闻仙乐。此时鼻管里会蓦地涌入一股幽香，是从路旁小花摊上的栀子花和茉莉花那里散发出来的。回到公寓，又能听到小胡同中的叫卖声:“驴肉！驴肉！”“王致和的臭豆腐！”其声悠扬、 深邃，还含有一点凄清之意。这声音把我送入梦中，送到与臭虫搏斗的战场上。
将近五十年前，我在欧洲待了十年多以后，又回到了故都。这一次是住在东城的一条小胡同里：翠花胡同，与南面的东厂胡同为邻。我住的地方后门在翠花胡同，前门则在东厂胡同，据说就是明朝的特务机关东厂所在地，是折磨、囚禁、拷打、杀害所谓“犯人”的地方，冤死之人极多，他们的鬼魂据说常出来显灵。我是不相信什么鬼怪的。我感兴趣的不是什么鬼怪显灵，而是这一所大房子本身。它地跨两个胡同，其大可知。里面重楼复阁，回廊盘曲，院落错落，花园重叠，一个陌生人走进去，必然是如入迷宫，不辨东西。
然而，这样复杂的内容，无论是从前面的东厂胡同，还是从后面的翠花胡同，都是看不出来的。外面十分简单，里面十分复杂；外面十分平凡，里面十分神奇。这是北京许多小胡同共有的特点。
据说当年黎元洪大总统在这里住过。我住在这里的时候，北大校长胡适住在黎住过的房子中。我住的地方仅仅是这个大院子中的一个旮旯，在西北角上。但是这个旮旯也并不小，是一个三进的院子，我第一次体会到“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意境。我住在最深一层院子的东房中，院子里摆满了汉代的砖棺。 这里本来就是北京的一所“凶宅”，再加上这些棺材，黄昏时分，总会让人感觉到鬼影憧憧，毛骨悚然。所以很少有人敢在晚上来造访。我每日“与鬼为邻”，倒也过得很安静。
第二进院子里有很多树木，我最初没有注意是什么树。有一个夏日的晚上，刚下过一阵雨，我走在树下，忽然闻到一股幽香。原来这些是马缨花树，树上正开着繁花，幽香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
这一下子让我回忆起十几年前西单的栀子花和茉莉花的香气。当时我是一个十九岁的大孩子，现在成了中年人。相距将近二十年的两个我，忽然融合到一起来了。
不管是六十多年，还是五十年，都成为过去了。现在北京的面貌天天在改变，层楼摩天，国道宽敞。然而那些可爱的小胡同，却日渐消逝，被摩天大楼吞噬掉了。看来在现实中小胡同的命运和地位都要日趋消沉，这是不可抗御的，也不一定就算是坏事。可是我仍然执着地关心我的小胡同。就让它们在我的心中占一个地位吧，永远，永远。
我爱北京的小胡同，北京的小胡同也爱我。
汪曾祺 | 古都残梦——胡同
胡同是北京特有的。胡同的繁体字是“衚衕”。为什么叫作“胡同”？说法不一。多数学者以为是蒙古话，意思是水井。我在呼和浩特听一位同志说，胡同即蒙语的“忽洞”，指两边高中间低的狭长地形。呼市对面的武川县有地名乌兰忽洞。这是蒙古话，大概可以肯定。那么这是元大都以后才有的。元朝以前，汴梁、临安都没有。
《梦粱录》《东京梦华录》等书都没有胡同字样。有一位好作奇论的专家认为这是汉语，古书里就有近似的读音。他引经据典，做了考证。我觉得未免穿凿附会。
北京城是一个四方四正的城，街道都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北京只有几条斜街，如烟袋斜街、李铁拐斜街、杨梅竹斜街。北京人的方位感特强。你向北京人问路，他就会告诉你路南还是路北。过去拉洋车的，到拐弯处就喊叫一声“东去！”“西去！”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儿！”
沟通这些正东正西正南正北的街道的，便是胡同。胡同把北京这块大豆腐切成了很多小豆腐块。北京人就在这些一小块一小块的豆腐里活着。北京有多少条胡同？“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
胡同有大胡同，如东总布胡同；有很小的，如耳朵眼儿胡同。一般说的胡同指的是小胡同，“小胡同，小胡同”嘛！
胡同的得名各有来源。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如手帕胡同，当初大概是专卖手绢的地方；头发胡同大概是卖假发的地方。有的是皇家储存物料的地方，如惜薪司胡同（存宫中需要的柴炭），皮库胡同（存裘皮）。有的是这里住过一个什么名人，如无量大人胡同，这位大人也怪，怎么叫这么个名字；石老娘胡同，这里住过一个老娘——接生婆，想必这老娘很善于接生；大雅宝胡同据说本名大哑巴胡同，是因为这里曾住过一个哑巴。有的是肖形，如高义伯胡同，原来叫狗尾巴胡同；羊宜宾胡同原 来叫羊尾巴胡同。有的胡同则不知何所取意，如大李纱帽胡同。有的胡同不叫胡同，却叫作一个很雅致的名称，如齐白石曾经住过的“百花深处”。其实这里并没有花，一进胡同是一个公共厕所！胡同里的房屋有一些是曾经很讲究的，有些人家的大门上钉着门钹，门前有拴马桩、上马石，记述着往昔的繁华。但是随着岁月风雨的剥蚀，门钹已经不成对，拴马桩、上马石都已成为浑圆的，棱角线条都模糊了。现在大多数胡同已经成为“陋巷”。胡同里是安静的。偶尔有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来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响)的声音，算命的盲人吹的短笛的声音，或卖硬面饽饽的苍老的吆唤— —“硬面儿饽——阿饽！”“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时间在这里又似乎是不流动的。
胡同居民的心态是偏于保守的，他们经历了朝代更迭，“城头变幻大王旗”，谁掌权，他们都顺着，像《茶馆》里的王掌柜的所说：“当了一辈子的顺民。”他们安分守己，服服帖帖。老北京人说:“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眯着”，真是北京人的非常精粹的人生哲学。永远不烦躁，不起急，什么事都“忍”着。胡同居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高。蒸一屉窝头，熬一锅虾米皮白菜，来 一碟臭豆腐，一块大腌萝卜，足矣。我认识一位老北京，他每天晚上都吃炸酱面，吃了几十年炸酱面。
喔，胡同里的老北京人，你们就永远这样活下去吗?
赵大年 | 胡同文化的韵味
几年前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陈建功和我骑自行车沿着东皇城根这条热闹的小街往北走，要选一条胡同，为我们合写的京味小说《皇城根》“定位”。
每逢散步或骑车钻进小胡同，不论哪条胡同，我都有一种回家的亲切感。
今天略微不同，路牌上写着“黄城根”，哈，这简直是笑话，北京的城墙有紫的，灰的，哪儿来黄色的城呢?只有皇城！对啦，甭说中外游客，就是北京的许多年轻人，也不知道皇城在哪儿，还以为就是紫禁城呢。历史上，不，也许不该说是历史，本世纪内北京还有四重城：外城，内城，皇城，紫禁城。 拆啦，虽说拆有拆的道理，却令酷爱北京的吴晗、梁思成们痛心疾首。如今只剩下皇城根这地名，还被忌讳“皇”字的人改写为“黄”，莫非这里不是六百年帝都？……唉，我这北京人逛北京，爱家乡，对卢沟桥上的石狮子也会如数家珍的呀。
我们找到了翠花胡同，正合心意——故事就应该发生在这样的胡同里——那位从未出场，却令一代名医金 一趟神魂颠倒、抱憾终身的姑娘就叫翠花。这是我们心里的胡同啊。它的东口是繁华喧嚣的王府井商业街，洋气的华侨大厦、民航大楼；在西口又抬头可见故宫冷峻的角楼和凝重的紫墙。这新旧反差极大的两片天地之间，二百米长的小胡同里居住着地道的北京老百姓，小说里的主人公，他们顽强地保存着北京人的脾气秉性。
有人说，中国最洋气和最传统的建筑物都在北京。当然不光是房子，还有观念、文学、艺术、民风……说到底，还是人。北京人得天独厚，生活在全国的文化中心。有趣的是，大部分北京人又住在小胡同里，创造和维系着深厚的胡同文化。前辈作家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龙须沟》植根于胡同文化， 今天，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北京城，我们要写《皇城根》，同样得益于胡同文化。
小胡同、四合院是这种文化的载体。我们把小说的环境“定位”在胡同里，写起来就得心应手，如鱼得水。北京人特讲仁义。我们把翠花胡同更名为仁德胡同，让老中医金一趟住在这里，他有祖传的“再造金丹”，给宋庆龄、郭沫若、江青看过病，只需来一趟，药到病除，所以许多大人物慕名而来，应接不暇。但他每星期都抽出一天来给街坊邻居看病，遇到穷苦人还免费义诊。不是说在商品大潮冲击下就认钱不认人了吗?不，仁德胡同还保留着一片净土。这种温馨的、助人为乐的邻里关系，还在北京众多的小胡同里顽强地保存着。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样的燕赵悲歌，在两千多年以后《四世同堂》的小胡同里不是还能听得见吗？在勇敢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祁老太爷等平民百姓身上，都能看到北京人这种不畏强暴的正义感。
然而，北京城的确在飞速地变化着。我们的小说应该是一面镜子，瞧，靠自家人支撑的“金一趟诊所” 也分化了：金秀委曲求全，还苦撑着，谁叫她是长女呢？义子兼女婿的张全义却有了外遇。小女儿金枝向往外面的世界，成了家教和家规的叛逆。最后固守在金府的大概只剩下金一趟本人和那位比金家 人还姓金的五十年义仆杨妈。《皇城根》这本小说和同名电视剧，也许仅仅是个象征，记述着北京人大踏步前进当中的艰难痛苦，就像生我养我的小胡同、四合院正在被雨后春笋般的高楼大厦无情取代一样。
北京的小胡同是与巍峨的天安门，金碧辉煌的故宫，上百所高等学府和上百个大使馆交织在一起的。“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您不论从哪条胡同里，要请出几位书画家、名角、票友、 学者、教授，或者部长、将军，都不困难。这里乃藏龙卧虎之地。当然，胡同里的小人物更多。好在北京人特宽厚，不论职位高低皆可称爷。小小年纪的贾宝玉是宝二爷，老妓女赛金花是赛二爷，二道贩子是倒爷，蹬平板三轮的是板儿爷，暴发户是款爷，和尚道士是陀爷，耍嘴皮子的是侃爷，连那背插小旗儿的泥塑玩具也是兔儿爷。三教九流，五行八作，这么多老少爷们儿，远的不说，自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谁家没有悲欢离合？哪条胡同里没有五车故事？在我们写小说的文人心目中，这些故事既然发生在北京，就必然与国家兴衰、民族荣辱紧密相连，要是写得好，它应该是北京韵味浓郁的作品。
我不知道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北京还能保留多少小胡同？但我相信，这种胡同文化和它浓郁的京华韵味，将长期保存在文学艺术和人们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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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胡同的故事》
出版社: 低音·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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