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感人故事有哪些

真实的眼泪之谷战斗，以色列坦克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最终结局惨烈,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战争史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以色列的感人故事有哪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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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毅品文团队大水牛，无授权禁转！

近期，有一部迷你电视剧《眼泪之谷》正在热播。他讲述的是以色列军队在赎罪日战争中戈兰高地的战役故事。影片分三个不同场景人群的视野角度讲述了这场战争中普通人故事。在影片中最抢眼的莫过于主角们驾驶的“百人队长”坦克在阵地上伏击叙利亚坦克情景。影片中百人队长坦克的在阵地上伏击情景十分单调，坦克冲上阵位迅速开火还击一两炮以后马上又退下来移动阵位，接着再次冲上阵位开火。这个单调动作反复了好几次，其实这就是当时战场真实环境，以色列坦克部队惯用的一种战术。若是想以为自己是超人，或者是纳粹德国王牌车长魏特曼附体，开着坦克直冲对方，那么这场游戏很快就会结束。到最后，主角们的坦克也被击毁，军事指挥官集结了剩余的残部声称要进入叙利亚境内进行报复。电视剧毕竟有一部分艺术夸张，因为真实的叙利亚装甲部队没有像剧中那样笨拙，他们没有像靶子一样排队上门。而以色列坦克部队不论是战前还是战争爆发后，他们的条件非常艰苦，甚至到了山穷水尽全军覆没的状态。

《眼泪之谷》剧照，剧中的百人队长坦克是主角们的座驾。国内也也有译名“百夫长”坦克

先来看看他们装备的坦克“百人队长”本身的状态。其实这是一辆英国的古董坦克了，早在1956年以色列人就看上了这种英国坦克。第一次中东战争以后，英国人按照以色列的请求分两批提供这种坦克。第二批坦克能送到以色列人手里还费了一番周折，这批坦克交易中有人搞鬼，英国人实在不太想卖这批军火给犹太人。50年代中期，以色列人的装甲主力仍然是二战时期的老古董谢尔曼坦克。在中东的早期军备竞赛中，以色列军队的装备一直处于下风。他们不论是向西方人求购或者向苏联人要军火，都没人愿意卖给他们现代化的坦克。一位以色列国防部高官抱怨：我们能向西方人买到先进的战斗机，却拒绝卖给我们新坦克。对此，一位西方政客解释：战斗机是防御性武器，而坦克是进攻性武器，对于以色列来说他们只需要能防卫自己的国家就够了。

博物馆中以色列魔改版本的百人队长坦克

然而到了60年代，局势开始改变了。阿拉伯国家开始装备新一代的苏联坦克T62,它装备了一门威力巨大的112毫米火炮。（影片中主角们就是过于粗率追击T62坦克被对手击毁）以色列的原有旧坦克不能再保证国家领土安全了。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同意以色列参与新一代酋长坦克的研发工作，并保证以后能优先供应给以色列。但相应的代价是要以色列把旧的百人队长坦克给买走。合作了3年以后，阿拉伯人不知道从哪个渠道听到了风声，他们简单粗暴地威胁英国人，要把外汇资金从英国银行里都拿走。英国人迫于威胁，只好停止了以色列的合作。1969年以色列人的结局仅仅买走了几百辆旧的百人队长坦克。

以色列坦克在戈兰高地

这种坦克实际上是在二战期间研发的，它的缺点是速度慢，行程小，机动性比较差。唯一的优点是其拥有的105MM口径火炮在当时算不错的火力，另外正面装甲达到152毫米也算坚盔厚甲了。这些坦克送到以色列以后就做了一些适应当地的改装。比如加上空气滤清器，这里到处是沙漠，很多沙尘会对坦克这些发动机造成影响。火炮也做了一点适应性改装。改装以后的百人队长坦克被称呼为肖特坦克，1967年的6日战争爆发以后，他们都参加了战争。在战争期间，这些坦克装备了293辆服役，只被击毁了30辆。这点损失对以色列人来说不算什么。一个更有趣的事情发生了，犹太人在战争期间缴获了30辆约旦的百人队长坦克。约旦国总共才装备了44辆这种型号，而且只装备了一个营。犹太人立即笑纳了这批坦克并马上把它们送到自己的军队里服役。

6日战争以后，以色列人对这种老坦克有点不满意了。他们又对它动起了大手术，在坦克上换了美制的新发动机。这个改动是希望坦克的机动性能有所改良。1973年，赎罪日战争爆发了（就是电视剧《眼泪之谷》的背景）。此时，以色列陆军还有1000辆左右的百人队长坦克服役。这已经是当时陆军装备坦克的一半之数。考虑到这种坦克的机动性先天不足，它们基本被部署在戈兰高地那种崎岖的地形上。反正这里不需要坦克做大机动，他们负责防御就可以了。西奈半岛的沙漠平原则让另一种美制坦克去狂奔。

戈兰高地上的以色列坦克和废弃的叙利亚苏制坦克。以色列人并没有大胜，他们在此地也是耗尽了资源。基本全军覆没，犹太人是靠后续部队赶来才翻盘的。

叙利亚的装备T62坦克，他们还有T55坦克。

这位格林戈德中尉自称指挥百夫长坦克在战役中击毁了20-30辆T62和T55坦克。最后体力不支被送去抢救，他的战友们也基本阵亡了。但是他的战果还没有得到完全证实。

但战役让以色列人非常艰难，1973年10月6日和7日是以色列遭遇到最危险的时刻。南线的埃及军队已经突破了防线；北线的叙利亚人占领了大部分戈兰高地，他们很快就要突破防线打到约旦河附近。后面就是以色列的加利利平原，那边没有根本没有合适的地形可以布防。戈兰高地上以色列装甲部队188旅和第7装甲旅正在一条80公里长的防线上苦苦支撑。他们要独自对抗叙利亚5个师1500余辆坦克的攻击。百人队长坦克在这场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的装甲和火炮发挥了很大优势，加上以色列装甲兵训练有素。他们迟滞了叙利亚的进攻，战损比是1:2的比例。从10月6日起到8日黎明，这两支部队基本算完了，他们的建制都被打烂了，几乎所有的士兵和坦克都被消灭了。但他们击毁了超过600辆的叙利亚坦克，严重挫败了对方的士气。他们为后备部队的集结和进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战后以色列军方公布自身有200多辆百人队长坦克被击毁，但实际数据肯定比这个还多。因为以色列后勤部门十分活跃，他们会从战场上拖走坦克进行修理然后再次战斗，所以这个数据不准确。

战争结束以后，由于以色列国家资源十分有限，他们只能继续服役这种老坦克。一直到2002年3月份，这些坦克才正式退役。参考资料《赎罪日中的以色列百人队长》有什么意见，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以色列的感人故事有哪些2

2021年5月11日，在以色列驻成都领事馆中，来自都江堰的蒋伟正坐在凳子上，等待一次特殊的网络视频连线。

他身着深蓝色的保罗衫和熨烫齐整的卡其色西裤，稍显紧张地整理着自己的发型。即将和他见面的是一个金发碧眼的以色列姑娘，听说已经找了他整整13年。

视频很快接通，以色列姑娘双眼含泪地看着他，红着眼眶对蒋伟说道：

“你是我生命中的天使，蒋伟先生。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可以和你面对面，交谈、握手，就像你曾经紧紧握住我的手，支撑我走路那样，12个小时都没有松开。”

两人通过视频，在欢笑和泪水中交流了一个小时，并互留了联系方式。

他们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以色列人。看似亲密无间，可实际上他们的故事却只有一天。那么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又是怎样的原因让这个女孩执着寻他13年呢？

地震突然来袭

2008年5月12日，是每个中国人都铭记于心的日子。在这一天，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发生了里氏8.0级地震，数以万计的同胞被夺去生命，无数人民流离失所，受灾总人口达4625.6万人。一时间山河悲恸，举国哀伤。

而在当时，正在成都市四川交通学院读书的蒋伟，像往常一样在教室上课。正在大家聚精会神听课的时候，突然感到地动山摇，桌子上的课本纷纷掉落在地。大事不妙，发生地震了！

与此同时，学校老师在教室门口大声地喊道：“大家有序撤离到楼下操场去！”

蒋伟也不敢迟疑，跟着大家向外跑。

很快广播中传来消息，此次地震的震中为四川省汶川地区。

“汶川？这不是离家很近吗？”蒋伟心里一紧。

他心急如焚地给父母打电话，可是强震摧毁了输电线路和移动发射塔，通讯信号中断，电话一直“无法接通”。

这种情况下，蒋伟没有心思在学校里焦急等待，他随即向老师请假，决定回家看看。然而这次回家之旅，注定不会轻松。

由于路况受损严重，大巴车在半路就抛锚了，蒋伟不得不搭乘老乡的摩托车。可到了后面，连道路都被震断，只能步行回家。长时间的跋涉后，蒋伟终于在第二天上午跌跌撞撞地回到家中。

在路上，蒋伟曾经无数次地想象故乡震后的情形。可是到了这个生活10数年的家，他还是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了：房屋损毁，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入目一片狼藉。

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在眼眶打转，蹲在地上抱头痛哭。

“幺儿”！就在蒋伟悲痛绝望的时候，耳边突然响起了熟悉的呼唤，他抬头一看，是父母来到了身边。蒋伟悲喜交集，和父母紧紧相拥。

蒋伟安慰看着房子抹泪的母亲说道：“不怕的，房子倒了还能再建，人没事就好。”

这时候蒋伟又突然想起路上看到的一切，举目都是倒塌的房子，到处回响着撕心裂肺的呼唤声，他对父母说道：

“现在还有那么多人被困在废墟中，在死神面前徘徊。既然你们都平安无恙，那我也就放心了，现在我想去帮助其他人！”

蒋伟在安顿完家里人后，顾不上休息，起身就离开了自己家，准备参加附近村镇自发组织的救援行动。

萍水相逢，救助女孩

5月14日一大早，蒋伟前往附近受灾更严重的地区，寻找需要帮助的人。半路上，他耳边突然传来女孩子的说话声，但她们说的是自己听不懂的外国话。他循着声音望去，是两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女生。

只见她们衣衫褴褛，相互搀扶着，额头和手臂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伤口。其中一个女生一瘸一拐，受伤严重，每走一步都要停顿很久，看得出是忍着剧痛往前行路的。

蒋伟见状没有多想，他赶紧走上前去，用蹩脚的英语向她们了解情况。两名女孩看到蒋伟之后，像是遇到救星一样惊喜交集，高个子的女孩对蒋伟说道：

“我们来自以色列，我叫安纳特，她叫玛阿雅。我们两年前来中国学习中医中药，还有两个月就要结束学业回国了。在回国之前我们想体会一下中国的风土人情，所以12号到了都江堰，谁知道却遇到大地震，太可怕了！”

那个叫玛阿雅的矮个子女孩也想说点什么，可是张了张口，没有发出声音。这时候，安纳特又补充地说道：

“地震发生的时候，饭店房子倒塌了，我们也被困在了倒塌的房子下。还好后来被路过的搜救人员救了出来，安置到了一个临时救助站。可是那里的物资短缺，我们已经两天没有好好吃饭了。而且玛阿雅的下颚被震荡中掉落下来的碎石砸中，一直无法进食，那里也没有专业的救助人员，所以我们决定去都江堰城区，希望到那里寻求治疗。”

“遇到你真是太好了，你可以帮助我们吗？”安纳特看了看玛阿雅，又满怀希望地对蒋伟投向求助的目光。

听了安纳特的叙述，蒋伟对她们说道：“我一定尽力帮助你们出去。来到四川，你们就是客人，不会让你们受委屈的！”

回忆当时的情形，其实蒋伟心里也没有底。因为要走到都江堰城区，他们需要翻过2座崎岖且满是泥泞的山。

而且当时余震不断，他既担心晚上走不出去，要在山中过夜，也担心余震会使他们再次受伤。但是考虑到玛阿雅的伤势不能再拖下去了，蒋伟还是毅然决然地决定带她们走出去。

蒋伟让她们在路边的石块旁坐下等他，他跑到不远处的村子里，问当地村民要了个手电筒和一些干粮。

安纳特吃了干粮后，恢复了不少体力。而玛阿雅因为颚骨受伤，无法开口进食，蒋伟为了不让她脱水，只好耐心地用矿泉水瓶的瓶盖一点点给她喂水。

地震过后，山区下起了蒙蒙细雨，山路变得湿滑泥泞，很多地方都被滑坡的山体和乱石堵塞，每一次余震都让人心惊胆战。蒋伟带着两个女孩深一脚浅一脚，每走出一步都显得格外沉重。

安纳特的伤势稍微轻一些，可以撑着拐杖自己慢慢行走。而玛阿雅已经快要虚脱了，蒋伟只得小心谨慎地搀扶着她，遇到崎岖路段，更是索性背着她走。

玛阿雅多次表示要下来自己行走，但蒋伟都拒绝了，愣是咬了咬牙，硬撑了过去，他的行为让玛阿雅备受感动。

在走了一段路后，蒋伟看到两人实在坚持不住了。于是准备先把她们带去附近的老家，短暂休整一下。

通往老家的一段路只有几公里，平时走1个小时就能到达。可这次三个人走走停停，花费了将近6个小时才终于到达。

在蒋伟的老家，她们两个女孩终于得以躺下休息了一会儿。等休整完毕后，蒋伟又带着她们走上了山路。

赶巧的是，蒋伟的叔叔此时刚好赶了回来。他看到蒋伟照顾两个受伤的女孩非常吃力，于是主动提出帮助他们，跟他们一起向都江堰城区进发。

叔叔是搞地质勘探的，方圆几百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他带着大家走上了一条最近、也是最安全的小路。两人轮流背着玛阿雅行进，让行程大大缩短。他们在中午时分就翻过了一座山，走过了重灾区。

到了第二座山半路的时候，蒋伟突然发现手机有信号了。他急忙拨通了医疗队的电话，他告诉医疗队，现在有两位受伤的外国女孩急需得到救治。医疗队听后，立刻派人在山脚下等候，并给蒋伟指示了方向。

虽然此时大家都极度疲乏，但是这通电话无疑给了他们不少希望，前进的脚步也快了不少。就在这时，玛阿雅看到了自己的两位同学正在向她们走来。

原来这两位同学正是来搜救她和安纳特的。而这两位同学的到来，更是增强了救援的力量，四人小队又扩大到了六人。人多力量大，经过12个小时的翻山越岭后，他们终于在晚上7点抵达了救助点。

临别之际，几个留学生再三道谢。一个带着相机的留学生还给大家拍照，说要好好珍藏这一幕难忘的记忆。

这时候玛阿雅还没有得到治疗，她很着急，却不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于是她摘下手腕上戴了许久的佛珠送给了蒋伟。

然后眼含热泪的玛阿雅，紧紧上前拥抱住了蒋伟。周围的人也受到感染，泪水在他们的眼眶里打转。等到救护人员将玛阿雅和安纳特妥善安置后，蒋伟转身又投入到了抗震救灾中。

蒋伟走了，玛阿雅的内心却一直遗憾着。当初没能亲口对他说的那些感谢，让她永远记在心里，成为她一直要完成的使命。

再寻恩人

玛阿雅在中国康复之后，回到了祖国以色列。她走下飞机时，父母和妹妹已经在机场等候了她5个小时。当他们得知玛阿雅受伤的消息后，时时刻刻都在牵挂着她的安危。如今见她平安归来，自然开心不已。

而以色列媒体得知玛阿雅在中国获救的过程，也是非常感动。在她回国后，这些传媒纷纷派记者前去采访报道。玛阿雅面对采访时，发自内心地感慨道：

“我觉得他改变了我的人生，我认为人就该这样不分国籍、不论种族地去帮助他人。”

蒋伟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善意的举动，竟然能在以色列引起巨大轰动。而以色列国民也被四川人民的热情与善良感动，他们慷慨解囊，捐赠了大批的物资运往灾区。

等到结束抗震救灾后，蒋伟也回到了学校继续完成学业。偶尔他也会想起那两个以色列女孩，可生活的琐事太多，这段在深山的经历很快被他抛之脑后。

但他不知道的是，远在几千公里外的以色列，玛阿雅将这段恩情记了整整13年。

玛阿雅经常会对外表示“我还欠他一句谢谢”。但当时离别匆忙，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单凭一张照片找人异常困难。

于是玛阿雅想了个笨办法。因为曾在中国学习中医，回国后的玛阿雅开了一家针灸店。她会向每一个来店里的中国客人，讲述那段在深山中的感人故事，希望能有人帮忙找到蒋伟，但得到的总是否定的回答。

等到互联网兴起后，玛阿雅又在中国网络上发帖寻找蒋伟，却依旧没有任何消息。

所幸皇天不负有心人，2018年在一次聚会上，一个名叫陈涛的成都留学生，听说这个故事后深受感动。他决定帮助玛阿雅，发动自己的关系寻找蒋伟。

陈涛联系到了国内的朋友，拜托大家四处寻找，很快就找到了蒋伟。玛阿雅知道后欣喜若狂，她通过陈涛的微信和蒋伟打了视频通话。

但由于双方语言不通，通讯信号也比较差，效果并不理想。视频结束后，玛阿雅总觉得没能正式表达出自己的感激之情。而由于太过激动，她竟然没有问蒋伟要联系方式。之后陈涛回国便更换了手机号码，玛阿雅再一次跟蒋伟失去了联络。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以色列也没有幸免。汶川人民没有忘记以色列的帮助，在第一时间给予了以色列无私的支援。而以色列方面“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也向汶川一所中学捐赠了一所电子图书馆。

玛阿雅在国外平台看到这条消息后，留言将自己当年在汶川获救的过程写在了下面，并隔空再度对蒋伟表示感谢。

以色列驻成都总领事潘立文看到后，被蒋伟的高尚情操和女孩的报恩之心深深打动，他决定帮助这个女孩。

2021年5月11日，在以色列驻成都大使馆内，蒋伟与玛阿雅又进行了一次跨国连线。两人相遇时，都还是面容青涩的模样，如今已经过去13年了，蒋伟是2个孩子的爸爸，而玛阿雅也已经成了3个孩子的妈妈。

这次玛阿雅不会再犯错了，感激之余，她没有忘记相互留下联系方式。而蒋伟还告诉玛阿雅，现在的都江堰灾后重建进行得非常顺利，他诚恳地邀请她来都江堰来做客，玛阿雅开心的答应了。

视频会面结束后，领事潘立文举行了一个颁奖仪式，以表彰蒋伟当年英勇救助以色列国民的善举。

天灾无情，人间有爱。如今蒋伟和玛阿雅都过着幸福的生活，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依旧乐于助人、知恩图报。这不得不让人感慨一句，他们的故事就是人性之美最好的体现！

以色列的感人故事有哪些3

万蜜

四年前，当准备好所有“证明自己是一个犹太人”的材料后，Dima终于获批移民以色列。他开心地离开以色列驻俄罗斯大使馆的移民柜台，但立马又转身回去，问了移民官一个问题：“不好意思，我能很快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们在乎谁移民吗，教授？那些更受教育的人？还是其他？”

移民官摇了摇头，“不会，我们只确认你是否是犹太人。每个犹太人都有权利回来。”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正式宣布建国，此后这个地中海小国虽然多次经历战争，但人口翻了十余倍，达到了如今的800多万人，其中600余万是犹太人。我在以色列旅行期间，碰到的本地人来自全球各地，如哥伦比亚、阿根廷、美国、法国、俄罗斯等，他们聚集在此，学习一起生活，共同打造一个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

耶路撒冷旧城全景 本文均为 万蜜 图

何为犹太人？

Dima今年57岁，出生于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在苏联时期做了6年记者，后来进入高校任教，主要研究政治与媒体的关系。移民以色列后，他工作于阿里尔大学（Ariel University）。

他生长在一个传统的俄罗斯社区，除了家里被束之高阁的那本犹太百科全书，周围几乎没有任何犹太元素。

“我6岁时祖母就去世了，我父亲是犹太人，可事实上，他从未去接触犹太相关的东西，从未去过犹太教堂，从没研究过犹太教。我在此前，也从未觉得自己是一个犹太人。”Dima说，或许自己生长在叶卡捷琳娜地区，远离东欧，他的成长过程中，并未因为犹太人的身份遭受过任何排挤。他唯一的犹太证明，是曾经俄罗斯护照文件上的标注。

促使他最终于2016年去以色列寻根的直接原因，其实是近些年俄罗斯经济与学术环境的每况愈下，他想要寻求更好的生活。

三年后，因机缘巧合，我和Dima坐在了成都的一家咖啡馆。他的话语饱有授课时的激情，几乎鲜有停顿，我们密集地聊了近四个小时的苏俄和以色列。

巴勒斯坦人和他们背后的检查站

我问他，“你觉得何为犹太人？”这是我去以色列之前脑海里一直盘旋的问题：这个散落于世界各地的民族，靠什么来维系他们的认同？

一位以色列记者阿里·沙维特在他的《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悲情与荣耀》中写道：“犹太人没有领地，没有国家，他们也没有所谓的自由原则和国家主权原则；是宗教信仰、宗教仪式、强大的宗教故事以及周遭外邦人砌筑的隔离高墙，使他们相偎成一个民族，代代相传。”这也是大多数的观点：并非国家造就了犹太民族，而是共有的宗教和文化，以及共同面对的外邦人的隔离，让这群人成为犹太人。

显然Dima的情况并非如此，虽在一个犹太家庭中长大，犹太的宗教和文化对他来说却只停留在字面上，他没有受到过社会隔离，也早已浸润在俄罗斯的文化体系里。如何辨别一个犹太人？他笑道，“我们开玩笑说，大家不光看你的护照，还会看你的长相。”

他指着自己的鼻子，“你可以从一个人的鼻子就能认出他是不是犹太人。”Dima的鼻子较大，鼻梁高，两侧鼻翼厚——这在我眼中却是所有西方人的鼻子。“还有悲伤的眼睛。”他补充，这就是他们自己眼中犹太人的典型长相。

光有长相不行，在获取移民以色列许可的时候，他需要用尽全身力气，去证明自己是一个犹太人。

第一次去时，移民官告诉他，准备的材料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往上三代的亲属关系证明、相关照片、祖父母何时何地结婚的证明、甚至祖父母的墓地照片等等。幸运地是，Dima找到了祖父母的婚姻登记资料，上面清楚地写着他们的结婚时间和双方民族，即犹太人。他还找到了祖母的出生证明，上面标明祖母的父母也是犹太人。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在一片荒芜的犹太墓地中，找到了祖父的墓碑，从各个角度小心翼翼把大卫星、希伯来文等标志和墓碑拍在一起。这样，第二次去移民柜台时，他才顺利拿到了许可。

正在服兵役的以色列年轻女性

“其实很多人都被拒绝了，即使他们很犹太，有着犹太鼻子，但他们没法证明自己，那也没办法。”Dima说。

1950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了《回归法》（Law of Return），规定任何犹太人及其配偶，都能获得以色列国籍。而界定犹太人的标准，是你只要拥有一位犹太祖父母或者皈依了犹太教的祖父母就可以了。

这个相当宽松的定义，并非来自犹太传统律法，而是沿用了1935年纳粹的《纽伦堡法案》。以色列如此做，向全世界宣告了为所有犹太人提供庇护的决心。如果你身体里流淌着犹太血液，那你就是一个犹太人。一定程度上来讲，这无关乎你是否还在坚持犹太文化、信仰犹太教。

大马士革门外的游客

内部冲突

Dima只是上百万选择移民以色列的前苏联犹太人之一。如今全球1370万犹太人中，几乎一半都住在以色列。以色列的复杂，不仅在于永不休止的巴以冲突、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种族冲突，还在于各种交织于以色列犹太人内部的矛盾：坚守犹太传统还是拥抱现代文明？固守于移民前所在地的文化习惯，还是相互磨合改变？信仰宗教、远离尘世，还是积极投入热闹的酒吧，享受世俗生活的乐趣？

除了少部分原本就住在这片土地上的犹太人，以色列还有从阿拉伯世界迁移过来的东方犹太人、来自欧洲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俄罗斯犹太人和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等。他们拥有不同的籍贯，携带着各异的文化、信仰与政治主张。

不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其实在建国之前就广泛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第一批欧洲犹太人涌入巴勒斯坦地区时，便遭到了本土虔诚犹太人的抵制和鄙夷。在后者眼中，他们极端世俗，完全背离犹太传统。随着后来上百万世俗的前苏联犹太人的到来，宗教虔诚与世俗间的冲突越来越大。

伯利恒的隔离墙

极端正统的犹太人又称哈瑞迪人，他们严格遵守犹太传统与规则，与世俗划清界限，有的甚至反对以色列主动建国，主张要等上帝来结束他们的流散。你若在耶路撒冷大街上看到头戴黑色帽子、穿着黑色长袍外套、鬓角留着长发、行色匆匆的人，那他们大概率就是哈瑞迪人。不要上去搭讪，因为他们一般不与外人接触，尤其是异性。

哈瑞迪人14岁以后就不再接受世俗教育，不用纳税，接受政府补助，还不用服兵役。建国初期，每年大约只有400人左右的哈瑞迪人免除兵役，但因为他们的高生育率（平均每个哈瑞迪女性会生6.2个孩子，而其他犹太女性只生2.4个），到2010年，每年免除兵役的哈瑞迪人达到了6.25万人。他们成了以色列社会的一大隐患。

一位欧裔的年轻犹太人向我抱怨，“这群人在做着自欺欺人的事情！”她对犹太极端正统派非常不理解，认为他们的教条有时候简直不可理喻。比如为了遵从在安息日绝对不干任何事情的教义，有的哈瑞迪人会把电梯设置成每层都停，这样就不用按电梯了；不吃地上养的猪肉，就在猪和土地之间隔一层木板，表示这不是生养于地上的猪。“你觉得这样有意义吗？”她反问我。

一方面，宗教和世俗人士互相埋怨。另一方面，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由于受到过更好的教育、拥有更高的收入，大多处于社会精英阶层，他们又看不起那些贫困保守的其他犹太人。

圣墓教堂内的信徒们

在如此复杂的国度里，Dima初期过得并不顺利。虽然身为犹太人，但周围的世界于他完全是陌生的。他听不懂人们在说些什么；拿到罚款单，因为看不懂具体内容错过罚款日期，被迫缴了双倍的罚金；一直到现在，由于希伯来语未达到相关水平，他还不能在大学授课。

在过去53年的俄罗斯时光里，他没有遇到过这些困难。他就像一个孩子一样，重新学习语言，重新认识周围的人和社会，学着和自己的民族同胞相处。

多元信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色列因为复杂而包容。Dima告诉我：在耶路撒冷，如果你不确定自己的宗教信仰，为了避免争端，最好说自己是个无神论者。然而，我在耶路撒冷待了6天之后的体会却是：你可以自然而然和遇到的每一个人谈论信仰，仿佛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清晨，我早早地登上橄榄山，俯瞰整个耶路撒冷。耸立在最高处的圣殿山上，圆顶清真寺的金顶折射出朝阳的柔光，它的左侧是拥有深棕色圆顶的“最遥远的清真寺”——阿克萨清真寺。旧城的城墙在下面蜿蜒延伸至远处，城墙下则是起伏的现代公路。

圣殿山是世界上最神圣也最充满争议的地方之一。它是犹太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所在地，耶稣曾在此布道，赶走把圣殿当作集市的人。同时，它还拥有着伊斯兰教最神圣的两座清真寺，穆罕默德在这里升天。

哭墙前祈祷的人

圣殿山所在的旧城被完全笼罩在一片金黄中，古老的石头建筑密密麻麻排列在一起，分不清边界，教堂的钟声从远方缓慢而至。大批游客还没到，我得以在橄榄山上享受片刻安静。传说橄榄山是基督再临审判活人死人的地方，所以约15万信徒选择葬于此处，他们早早地占好了位置。

沿斜坡往下，人多了起来，《圣经》中一个个故事发生地在眼前铺开：有抹大拉的玛丽亚教堂，纪念这位被耶稣拯救的妓女；有传说耶稣的被捕地客西马尼花园，花园里栽种着全世界最古老的橄榄树，其中3棵经科学测定有2000余岁；还有圣母玛丽亚之墓，昏暗狭小的地下空间挤满了朝圣者和游客。

我就这样下山，又在人流中被推进了旧城，差点涌入穆斯林才能进入的圣殿山北门（非穆斯林只允许从哭墙上的摩尔门进入），然后因为没有头巾显然是非信徒而被拎了出来。

除了圣殿山，旧城基本可以划分为基督徒区、穆斯林区、犹太区和亚美尼亚区，各种各样的人和宗教信仰在这里相遇。我用了一小时挤进旧城，跟着络绎不绝的人走了苦路（耶稣背着十字架，在生命最后走的路程），排了三小时队拜访了耶稣受难的圣墓教堂。然后好不容易穿过人群，用头触碰了上千年历史的西墙。我的周围有来自美国、台湾和韩国的朝圣团，有对宗教知之甚少的观光游客，有裹着头巾赶路的阿拉伯人，还有吆喝不断的俗世买卖者。然而遗憾地是，人群中我丝毫没有感受到属灵气息。

晚上我精疲力尽回到青旅，同屋的一个德国姑娘正在收拾东西，她颇有兴致问我去哪儿了。我向她讲述自己所见的旧城，虽然厚重，但我感受到的更多是游客和商业的压力。

她笑了，“我感受跟你一样，实在太多游客，不过我只要一站到西墙前，就会情不自禁流眼泪。”这位德国姑娘几乎每年都会来一次耶路撒冷，她认为在这里，每个人都会找到一处被感动的地方，于她而言是西墙，于我，只是需要更多时间。

第二天德国姑娘离开了，住进来了一位从哥伦比亚移民来的五十多岁的犹太阿姨，她有事要短暂在耶路撒冷停留。我还没开口问她的信仰，她就开始在床上开始了打坐冥想，完了极力向我推崇这种生活方式。

耶路撒冷新城

年轻一代

尽管承认耶路撒冷确实有数不清的宗教圣地，但20岁出头的Daria认为，有时游客比他们以色列人还要热衷于去看那些宗教事务和犹太历史，比如她不理解我如此不厌其烦地进入每一座犹太教堂，“这些教堂里面都大同小异，看一座就够了吧！”

她很小就和父母从乌克兰移民以色列，和周围的朋友一样，她崇尚自由，不怎么笃信宗教，也很少主动回顾犹太人的伤痛历史。没有经历过颠沛流离，大屠杀对她只存在于教科书中。Daria说，“我并不是对犹太历史没有感情，只是我从小学就开始听大屠杀的故事，每年学校都会组织去大屠杀纪念馆，高中就去奥斯维辛……我已经习惯到没有感觉了。”

面对耸人听闻的巴以冲突，她的态度也极为轻松，“不要大惊小怪，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她告诉我，自己一位朋友的亲人就是在排队的时候突然被枪杀的，他们甚至会开玩笑，说巴勒斯坦人一到夏天就开始扔炸弹，到处放火。“但又怎样呢？”她双手一摊，“生活要继续。”

她对世界充满了新奇。我们一起吃饭时，面对我的种种就餐习惯（比如我不吃葡萄皮，不吃番茄皮），她会睁大眼睛，用极其夸张的语调“质问”我，“你竟然不吃皮，为什么？！你太奇怪了！”

和世界各地的很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自由，关心平权。在特拉维夫，同性恋可以公开生活在一起，你可以在摇曳多姿的夜里，去体验这座城市热闹的同性恋酒吧。耶路撒冷也不例外，6月底，这座城市会有LGBT群体的大游行。

我住的亚伯拉罕青旅是耶路撒冷非常老牌且受欢迎的一家，除了接待游客，他们还会定期举办一些本地人参加的活动。一天晚上，我参加了一场现场表演：“阴道独白”。演出一半是英语，一半是希伯来语，几位年轻女生站在台上，用希伯来语高声说出“阴道”这个词，反对对女性的暴力，颂扬女权。

正在服兵役的以色列年轻女性

对犹太传统的反叛与回归

犹太复国主义兴起之初，其实就是对犹太传统和历史的反叛。他们愤怒于只接受驱赶和迫害的绵羊般的传统犹太人，渴望创造“新犹太人”，拥有强健体魄，会主动反击，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了追求新的身份，以色列最早的四位总理还更改了自己的姓氏，表示与过去决裂。

上世纪三十年代，其中一部分复国主义者搬到了巴勒斯坦地区，建立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场基布兹（Kibbutz）。人们种植柑桔，共同劳动和生活，用身体和双手感受这片土地，怀抱着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

可如今国家建立起来了，和平却遥遥无期，长久以来培养爱国主义青年的基布兹也在逐步瓦解，很多以色列人开始转向自己的犹太传统，不是为了皈依宗教，而是在此寻求民族根源和认同。

在Dima眼中，以色列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宗教和语言。少了其中一个，这个国家都不可能被建立。他也正是从这两方面逐渐深入了解自己的民族。

在耶路撒冷住了三年，他缓慢地探索着自己精神的世界，并发生了神奇的变化。

他的脑海中开始莫名出现童谣歌词，最后还将其汇集成册出版了。“在此之前，我从未写过任何歌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去以色列的人，都会有一些变化，有的开始画画，有的开始摄影。我不信上帝，但我也说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Dima记得，歌词总在他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才会来，而他在适应以色列社会时，总是觉得不舒服。

耶路撒冷街上弹琴的人

希伯来语中有一个人们常用的短语，就是“耐心点儿”，“慢慢来，要耐心多久呢？永远！”Dima说，如果以色列人说他会在40分钟来，那通常你会等一个小时。以色列的公交车也时常晚点，但只要它不受袭击，它就会来，“我开始接受事情本身的样子。”

我记得刚抵达耶路撒冷的下午，去青旅门口的小店买SIM卡，价格和套餐都谈妥当了，但装上手机却迟迟接收不到信号。我满脸狐疑地看着老板，一直问还要多久。老板留着络腮胡，头顶着一顶基帕（犹太人戴的小圆帽），不时和周围路过的人打招呼，不时笑着用口音浓重的英语安抚我，“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再等等，没问题的！”

半个小时后，手机才顺利接收到了信号。这个民族需要强大的耐心等，等建国，等和平，如同基督徒等耶稣的第二次降临。

为了了解犹太教，Dima每周安息日都会到犹太教堂礼拜。拉比站在中间用希伯来文讲话，大多数时候，他听不太明白。但若不去，他又会觉得生活里少了什么东西。每周，他坐在教堂里同一个位置，左右看看，眼前还是那个带孩子的中年人，还是那个从哥伦比亚来的卖报纸的人。“你知道吗？我看着这些熟悉的人，虽然听不懂，也很少跟他们讲话，但不知为何，我的精神却一点点得到安慰了。”

“这是信仰的力量吗？”我问。

Dima摇摇头，“不，这是希望的力量。”他想了想，接着说，“耶路撒冷是个神奇的地方，几年后，我开始认为生活可能不止一个真相，具体哪一个是真的，取决于你个人。”

至于自己的犹太认同，他说，“如果你问我是不是变得更像个犹太人了，我会说，可能在精神上越来越靠近了。但无论如何，犹太教不是我的信仰，它对我来说，还是停留在一种民族传统上。”只有在谈到巴以问题时，他的犹太人身份格外清晰。他话语坚决，“你们想建立自己的国家，没问题！但在建国之前，能不能先开始打扫卫生，从家门口的街道开始？”

我和Dima的聊天随着咖啡馆即将打烊而结束。他突然兴起，坐到了中央的钢琴前，闭目弹奏了一首苏联曲目。他还在继续寻找着自己的犹太身份。

我想起耶路撒冷大街上摆放的那架钢琴，在夜晚，总有各种络绎不绝的路人上去演奏，也总有人驻足下来，放下身份和冲突，随着音乐轻轻摆动身体，安静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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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