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歌说说(关于蒙古民族的说说)

2022-10-21 16:57 作者：齐鲁壹点围观：次

回归“回鹘式蒙古文”，蒙古国要找回自己,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齐鲁壹点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民族歌说说(关于蒙古民族的说说)1

文/九雨农

近日，一则有关蒙古国将从2025年起全面恢复使用回鹘式蒙古文的新闻颇受关注，据新华社3月18日报道，蒙古国政府18日正式通过《蒙古文字国家大纲》，决定从2025年起全面恢复使用回鹘式蒙古文，即俗称的传统蒙古文或老蒙文。

这个政策的出台并不令人意外。前不久，蒙古总统访华，其给中国的“赠羊国书”中使用的就是回鹘式蒙古文。

改变文字，在哪个国家都不是小事，特别是对蒙古国来说，意义尤为重大，可谓“拨乱反正”。它表明蒙古国正在和过去告别，重新找回自己。毕竟，回鹘式蒙古文，才是最“蒙古”的文字，才是真正属于蒙古民族的文字。

根据现有的史料记载，回鹘式蒙古文的创建，与一个名叫塔塔统阿的回鹘人有关。在成吉思汗讨伐乃蛮部塔阳汗的战争中，身为乃蛮部掌印官的塔塔统阿，被对手俘获。

回鹘，也叫回纥，是我国古代的少数民族。相对于蒙古人，回鹘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比较早。在北魏时期，回鹘的名字就出现在了史料中。不过，当时他们的力量比较小，只是突厥汗国中一个小部落。

到了唐代，回鹘人开始向中原政权靠拢。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回鹘人配合唐军，攻灭了薛延陀国，从此实力逐渐增强。到了唐玄宗天宝三年，回鹘首领骨力裴罗自称可汗，建立起回鹘政权。

回鹘人立国之后，迅速取代突厥汗国成为北方草原的霸主。不过与突厥汗国不同，回鹘人对唐朝采取了友好的态度，在唐玄宗时期，甚至协助唐军平定了安史之乱。

回鹘和中原王朝的友好关系，促进了回鹘文化的发展。虽然此后回鹘分成了高昌回鹘、西州回鹘等四部。但是它的文化并没有因部族分裂而断绝，回鹘文就是高昌回鹘人创立的。到了成吉思汗生活的年代，回鹘文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文字系统。

再说说蒙古族，虽然成吉思汗以非凡的政治军事才干统一了蒙古各部，但是“一代天骄”也有郁闷的事情，那就是蒙古语有音无字，导致各部落之间的通信手段非常落后。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蒙古帝国的发展。

因此，成吉思汗俘虏了塔塔统阿后，便命令他教授自己四个儿子用回鹘文字书写蒙古语。此举被视为回鹘式蒙古文创制的开端。

回鹘式蒙古文成为蒙古帝国正式文字是在1206年。这年，刚完成蒙古统一的成吉思汗，任命其第五子失吉忽秃忽为最高断事官，开始用回鹘体蒙古文编辑青册文书，记录蒙古社会习惯法和成吉思汗本人关于国家、军队和社会治理和管理等方面的言论。与此同时，成吉思汗还建立了“文书处”，从此，回鹘体蒙古文开始广泛应用于书写公文、信件、玺书、碑刻和牌札。

在此后将近七十年的时间里，回鹘式蒙古文一直是蒙古帝国的通行文字。不过忽必烈继位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1260年，忽必烈自立为蒙古大汗，随即就把曾给他授佛戒的八思巴召了回来，任命他为“国师”。随后，忽必烈交给了他一项艰巨的任务——创制蒙古新字。到1269年，由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颁行，与此同时，回鹘式蒙古文的使用受到限制。

不过，由于回鹘式蒙古文文字符号简单，便于学习，具有超方言的特点，拥有广泛的民间基础，因此政府的禁令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到了元代后期，回鹘式蒙古文又开始通行。

元明易代后，蒙古高原的蒙古族群分裂为瓦剌、鞑靼以及兀良哈三部。1578年，三部中最强大的鞑靼部首领俺答汗为了树立在蒙古世界的权威，着手重建蒙藏之间的政治和宗教关系，此后藏文开始对蒙古文产生影响，逐渐形成了今日回鹘式蒙古文的雏形。17世纪时，回鹘式蒙古文发展成为两支，一支是通行于蒙古族大部分地区的现行蒙古文，一支是只在卫拉特方言区使用的托忒文。在蒙古国独立之前，该国使用的正是回鹘式蒙古文。我国蒙古族人民一直使用的也是回鹘式蒙古文。

那目前蒙古国所使用的的西里尔蒙古文又是怎么回事呢？

乌兰巴托街头的西里尔蒙古文标识

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先说说什么是“西里尔”。西里尔，即西里尔字母，现在学界普遍认为是由基督教传教士西里尔在公元九世纪，为方便斯拉夫民族传播东正教所创立的，有时也被称为斯拉夫字母。我们所熟知的俄语便是采用的西里尔字母。

说到这大家就明白了，所谓的西里尔蒙古文，就是用西里尔字母拼写的蒙古文。这种文字之所以能够取代回鹘式蒙古文，则是源于蒙古国政治的变化。

1921年，在苏联的支持下，蒙古国独立。从这时起，蒙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深深地打上了苏联的烙印。在文字方面，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掀起了一股文字拉丁化的浪潮，蒙古国也紧跟苏联的步伐，在1930年—1940年间，出现用拉丁字母书写蒙古语的动议和尝试。1941年2月21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共同发布17/13号决议《准许拉丁字母编委会用29个拉丁字母书写的蒙文歌词的记录和音韵搭配》，紧接着在一个月后的3月25日又发布了22/28号决议《关于蒙文新字母的确定》，废止关于拉丁字母书写的决议。

当时，蒙古国多数领导人基本上都在苏联接受过培训，并且授课语言为俄语，懂俄语的他们无形中对俄语产生了较深的亲切感。在文字拉丁化浪潮平息后，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于1941年5月9日发布25/27号决议《关于在俄语字母基础上确立新蒙文》，决议指出：“确立在俄语字母基础上使用35个新蒙文字母……由此，蒙古国的文字书写系统开始根据西里尔字母进行变革，新的蒙古文也被称为‘俄式新蒙文’。”

有论述指出，西里尔蒙古文的推广，改变了蒙古国高文盲率的状况，大量的科技、政治、经济新词汇通过俄文直接吸收到蒙古文中来，丰富了蒙古语的词汇，也促进了蒙古国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知识的积累。

但需要注意的是，蒙古国民间对西里尔蒙古文的使用并不积极，许多激进分子，将其视作“俄国侵略的象征”。而且，全盘否定回鹘式蒙古文的做法，也造成蒙古人文化认同上的迷惑。蒙古国文字西里尔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蒙古人在精神和物质上与传统文化的断裂。根据该国当时的报道，蒙古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大学校长、报纸主编、著名文学家和教授等近20名知名学者曾著文呼吁，作为蒙古民族文明精华的母语及传统文化正在被淡化，面临着失传的危险。回鹘式蒙古文经过数百年的洗礼与考验，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凝聚力。作为传承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载体，有必要恢复使用传统的回鹘式蒙古文。

苏联的解体，更加助长了这种声音。俄罗斯国力一落千丈，再也不能像苏联一样重新控制蒙古。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国政策有所松动。1991年，蒙古国大呼拉尔通过了关于国家公文使用回鹘式蒙古文的决议，1995年又通过了“（回鹘）蒙古文国家计划”。蒙古总统强调指出，必须从小学低年级开始加强回鹘蒙古文的教学。经过多年的教育，回鹘式蒙古文再次成为国家正式文字，就变得水到渠成了。

事实上，极力摆脱“西里尔字母”的国家，不止蒙古一家。原苏联加盟国拉脱维亚、乌克兰、哈萨克斯坦都曾发出命令，大力推行本国原有的文字。各国之所以这样“前赴后继”，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文字上切断与苏联和俄罗斯的联系，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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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歌说说(关于蒙古民族的说说)2

成吉思汗在平定乃蛮部后，特命畏吾儿学者塔塔统阿创制了回鹘体蒙古文。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周围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下，蒙古人创制或使用过多种文字，用以记录自己的文化，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透过这些文字及其文献所反映的语言文化特点，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其他民族文化对蒙古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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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成吉思汗》剧照

一、契丹与汉族的影响

很早就居住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的契丹族，是个古老的民族。除了汉文史料以外，诸如《阙特勤碑》（732年）等古突厥文献中，多次出现了关于“kitan（契丹）”的记录。

920年，辽朝官方创制契丹大字，后受回鹘文影响再创契丹小字。以蒙古族语言学家清格尔泰教授为代表的语言学家们，在对契丹小字进行充分研究后认为，契丹语近似于蒙古语。

辽朝疆域

实际上，契丹族也是蒙古族接触最早的民族之一。今天的中国蒙古族，称汉族为“Kitad”，而“Kitad”正是“Kidan（契丹）”的复数形式；至于蒙古国，更是称中国为“Kitad uls”。

辽朝灭亡后，大部分契丹人跟随耶律大石西迁，在中亚楚河流域建立了西辽王朝。不过，仍有一部分契丹人选择留在原驻地繁衍生息。

蒙古崛起后，以耶律楚材为代表的契丹裔知识分子得以重用。在元朝军队攻打云南时, 蒙古军中亦有众多契丹人，从云南发现的刻有契丹字的元墓碑，即可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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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辽与金、西夏的对峙

具有近4000年文字可考史的汉族，可谓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汉文史料中，关于“蒙古”的最早记载，是《旧唐书》中的“蒙兀（室韦）”。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对汉文化比较尊崇。他在至元六年（1269）的诏书中说：“朕惟字以书言….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在元朝的蒙古文文献中，出现了非常多的汉语借词，如人名、书名、地名、官职名以及一般常用词或短语等。

为了巩固统治，大量的蒙古官员学习并使用汉语。如元初丞相伯颜的诗作《奉使收江南》乃至元顺帝的“大字”，充分反映了蒙古统治上层已对汉语掌握的娴熟程度。另外，元朝还涌现出了如萨都刺、泰不华、月鲁不花等蒙古族汉文诗作家和散曲作家，《四书》、《资治通鉴》等诸多历史典籍，均有蒙古文版见诸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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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丞相脱脱草书《题璇玑图》，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在明朝，两族在文化上的接触频次有所降低，相互间的文化影响被减弱。到了清朝，伴随着蒙古各部的相继归顺，在清廷的主持下，大量汉族移民涌入到了蒙古地区。其结果是，蒙古地区的农业得到了一定发展，从事农业的蒙古人也在不断增加，蒙汉两族间的各类交往也不断增多，民族间语言文化的相互影响也日益增强。

譬如清朝著名的蒙古族文史学家尹湛纳希（1837一1892），不仅将《红楼梦》翻译成了蒙古文（甚至还写过《红楼梦》续书），所创作的《一层楼》、《泣红亭》等作品，也受到了《红楼梦》的深度影响。

尹湛纳希，清末蒙古族文史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小说家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今天的蒙古族中，兼通蒙汉语文人数迅速增多，蒙古语中的汉语借词亦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二、突厥与回鹘的影响

作为维吾尔族源流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着游牧传统的回鹘，与契丹一样，与蒙古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两族在语言上有着很多共同点。譬如语音系统分为阳性和阴性元音，有元音和谐律；都是粘着性语言，单词有词根和词缀；句法相似，语序相同，基本保持着“主一宾一谓”结构。坦诚说，这些相似点，也是回鹘体蒙古文得以流传至今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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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文文献

蒙古语和古突厥语之间，也有不少共有的词汇。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两个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也有部分学者将两种语言看做是“同一个语系的语言”，即阿尔泰语系语言。但可以肯定的是，两者间确实存在着比较大的相似性。

纵观亚洲北方的游牧民族，最早创制文字的正是突厥人。自6至9世纪，突厥文字在突厥汗国、回鹘汗国、高昌回鹘以及黯戛斯人中广泛使用。到了9世纪中叶，伴随着回鹘汗国的崩溃，西迁的回鹘人建立了高昌回鹘地方政权，并开始使用了在粟特文基础上创制的回鹘文。

前面提到，塔塔统阿主导创制的蒙古文，就是在深度参照了回鹘文的基础上创制的。到了17世纪初，回鹘体蒙古文发展为两个支系，一支是通行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现行蒙古文，另一支是在新疆卫拉特蒙古族中使用的托忒蒙古文。

北宋时期的高昌回鹘

1225年，成吉思汗分封诸子。其中，长子术赤管辖着额尔奇斯河以西、花刺子模以北的地区。1243年，术赤之子拔都建立了金帐汗国。汗国境内民族成分复杂，但突厥人占大多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人逐渐被突厥化。到14世纪前叶，当地的蒙古人已全面使用突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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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帐汗国疆域

次子察合台辖下的察合台汗国，管辖着自畏兀儿境域到河中草原的广裹地区。伴随着汗国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进程的达成，以哈喀尼亚文（回鹘喀什噶尔方言）为基础，并融合蒙古、突厥和阿拉伯语言特点的“察合台文”在汗国境内流传开来，并成为了突厥语言史上重要的语言文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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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合台汗国疆域

14世纪后半叶，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1369年，西察合台汗国为帖木儿帝国所取代，“突厥—伊朗”文化得到了蓬勃发展。1514年，东察合台汗国被同为察合台后裔所建立的叶尔羌汗国所取代，但本土文化并未受到冲击。即便叶尔羌国被准噶尔势力所推翻（1679）后，察合台文依然被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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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的亚洲

三子窝阔台的封地为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附近）和霍博（今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地区。1309年，窝阔台汗国亡，其疆域被察合台汗国和元朝瓜分。窝阔台汗国境内的民族成分非常复杂，但仍以回鹘人为主，亦有不少蒙古人居住。由于统治时间不长，当地的蒙古人尚未被回鹘人所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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巅峰时期的窝阔台汗国疆域

另外，布里亚特蒙古人瓦金达拉，根据布里亚特蒙古语方言的特点，在深度参照回鹘体蒙古文的基础上，融合了俄文、托忒文、满文的优点，于1907年创制了“瓦金达拉文”。不过，这种文字在该地区使用并不广泛，使用时间也不长。

“瓦金达拉文”

总的来说，在蒙古历史上使用地域最广泛、延用至今的文字，只有是回鹘体蒙古文。回鹘体蒙古文中的许多词不仅与回鹘文相同，其写法也与回鹘文的传统写法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另外，在回鹘式蒙古文的文献中，也出现了不少突厥语词。

三、藏族的影响

具有悠久历史的藏族，早在7世纪中叶就在梵文（古印度文）的基础上创制了藏文。但是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在13世纪以前，蒙古人同藏族接触并不多。

窝阔台即位后，于1235年委派三子阔端全面统筹西夏（青海、甘肃大部）辖区的各项事务。1239年，阔端派部下取道青海，直入藏北拉萨一带。贵由即位后，藏传佛教开始传入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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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封吐蕃萨迦派八思巴为国师（后为帝师），并特命其创制“蒙古新字”，即八思巴文。要说八思巴文的最大“特色”，就是不仅能拼写蒙古语，还能拼写汉、藏、梵、畏吾儿等“一切”语言和文字。

在元朝的官方文书（官厅文书、印章、碑石刻等）中，八思巴文已取代了回鹘蒙古文，占据着主导地位。不过，在元室退居漠北后，蒙藏之间的关系一度中断，八思巴文也逐渐被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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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思巴文圣旨金牌

俺答汗时期（1559 -1571）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梅开二度”，蒙藏两族的关系才陆续得以恢复。由于藏传佛教倍受蒙古族上层所崇信，藏传佛教一跃成为了蒙古族信奉的主要宗教。

伴随着大量寺庙拔地而起，一些寺庙直接聘请藏族喇嘛或用藏文诵经，越来越多的喇嘛着手翻译了《甘珠尔》、《丹珠尔》等藏文经典。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时的蒙古人也以取藏语名为风尚，大量藏语借词也涌入进了蒙古语当中。客观地说，蒙古语言系统在无形当中得到了二次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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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女真和满族的影响

满族是清朝的统治民族，其前身为女真族。1234年，蒙古与南宋联合灭金。从此，女真人和蒙古人有了更多的接触。一部分住在中原的女真人和汉人相融合，一部分住在东北的女真人仍保持旧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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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朝统治时期，官方对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实行“设官管辖，随俗而治”的政策；到了明朝时期，“因俗而治”的政策也被延续了下来。不过，考虑到蒙汉双语的巨大影响力，一些女真人逐渐放弃了女真文的使用。学界认为，女真文大约在15世纪后半叶起被逐渐废弃。

女真文碑刻

明末清初，满族学习蒙古文、蒙古族学习满语的情况与日俱增，但蒙古文和蒙古语在当时的东北地区，有着比较大的影响力。1599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依照蒙古文字母创制满文；1632年，皇太极又命达海改进老满文。

从语言和文字上看，蒙古族影响了满族。但在清朝，蒙古族在语言方面，同样受到了满族的巨大影响。因为蒙古族上层和知识分子们研习满文的缘故，大量学习满文的教科书、满蒙双语甚至是满蒙汉三语的书籍得以大量出版，连《满洲实录》，《清实录》等满文文献，也出现了蒙古语版本。

汉满蒙三语教材截图

另外，与满族关系颇为密切的（东部蒙古）科尔沁人，正因为其语音系统受到了满语的影响，因此与“标准蒙古语”的发音有着不小的差异。

五、阿拉伯和波斯文化影响

在蒙古“四大汗国”中，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的“基本盘”主要以突厥系民族为主；由拖雷之子旭烈兀建立的伊尔汗国的“基本盘”，无疑是波斯人。

蒙古诸汗国疆域

伊尔汗国建国之初，“本土化”进程比较缓慢。从1289年阿鲁浑汗致法国国王的书信的信（现藏于法国）看，在13世纪后半叶，居住在中亚及小亚细亚地区的蒙古人，仍然使用着回鹘体蒙古文。

不过，伴随着蒙古人与当地波斯、突厥等西域民族的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蒙古人受到了阿拉伯和波斯文化的影响。

这种影响，有的通过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直接接触（如通过商业与外交），有的则通过突厥人或中亚地区的宗教文化以及语言文字来间接影响而形成。到了合赞汗时期（13世纪末期），伊斯兰教被定为汗国国教，蒙古人逐渐被伊斯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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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蒙古语中，依然有不少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例如“虎bars”、“酒araki”、“糖sikir”等。不过，到了近现代，基本上就没有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中借入的蒙古语单词了。

六、高丽（朝鲜）和日本的影响

蒙古与高丽的交流，主要始于元朝。忽必烈即位后，高丽成为元朝的属国。1274年，忽必烈把公主下嫁给了高丽王，与高丽建立了姻亲关系。作为“女婿的”高丽，不但要向元朝纳贡，还要承担服兵役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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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2年，李成桂取代王氏高丽，建国“朝鲜”。不过，无论是王氏高丽时期还是在李氏朝鲜早期，朝鲜各界均通用汉文。1444年，第四代君主世宗主导创制了《训民正音》，并于1446年正式颁布启用。对于朝鲜的新文字，有人认为是受到了汉字的影响，也有人认为是受到了八思巴文的影响。

进入15世纪后，朝鲜主要与“汉、蒙、倭（日本）、清（女真、满族）”交往，官方设司译院，负责处理外交事宜和翻译工作。

为了满足学习汉语、蒙古语和满语的需求，司译院编写并出版了《老乞大（直译过来有“中国通”之意）》“系列丛书”。其中，《蒙语老乞大》于1741年第一次出版，并于1776和1790年又再版。同时，官方编辑出版了《捷解蒙语》和《蒙语类解》等书。

蒙古语和朝鲜语之间，不仅有一些共有词，语法和语序也比较相似。因此有学者认为，朝鲜语也属于阿尔泰语系（当然，该观点值得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两种语言的共性特点，是文化交流与碰撞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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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由于地理上的原因，蒙古人和日本人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元朝与日本的直接接触，主要是两次对日战争。战争结束后，双方大规模的直接接触就宣告终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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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近代，伴随着日俄战争和中日战争的爆发，蒙古人与日本人有了更为直接的接触。不少蒙古族知识分子到日本留学，也有日本人在中国参与日语教学，进行奴化教育。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日恢复邦交进入正常化，双方相互学习语言，开展学术交流的活动也更加频繁。在日本，涌现出了诸如服部四郎、小泽重男等一大批蒙古学学者。

他们不仅在大学里教授蒙古语或蒙古史课，还出版了很多蒙古文教科书、研究著作和各类词典。其中，小泽重男教授关于《蒙古秘史》的研究和中世纪蒙古语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服部四郎（1908—1995）日本语言学家；小泽重男（1926—2017）日本语言学家，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蒙古语和日语，都属于粘着性语言，语法、句子结构等也有不少相似之处。近些年来，还有一些日本学者试图将自己的族源同蒙古人联系起来，从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民俗学、体质人类学（遗传学）等不同学科角度进行了族源研究。

但总体上说，无论是朝鲜语还是日语，对蒙古语言文化没有造成什么的影响，只是彼此之间存在些许相似点而已。

七、欧洲的影响

欧洲对中亚以及蒙古地区的文化影响，始于基督教的传播。11世纪初，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在可烈、乃蛮、汪古部中广泛传播。蒙古建国后，仍有一些贵族信奉基督教。

两次蒙古军的西征，震惊了欧洲各国统治者及罗马教廷。欧亚大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3世纪40年代，罗马教皇和法国国王多次派传教使团到蒙古地区，了解情况并进行传教活动。

对于这些欧洲使者，蒙古诸汗国的可汗和贵族，经常接见并听取他们以及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关于欧洲和基督教的情况介绍。

法国方剂各会教士鲁布鲁克和蒙古文版《鲁布鲁克东游记》

就拿伊尔汗国来说，阿巴哈汗给天主教使节的回鹘式蒙古文证明信、阿鲁浑汗给天主教皇尼古拉四世的回信、合赞汗王给天主教皇波尼法斯八世的信函等，直接反映了蒙古与欧洲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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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鲁浑汗致腓力四世的蒙古文文书，钤有“辅国安民之宝”方印

到了近代，内蒙古地区仍有不少地方建有耶稣教堂或天主教堂，也有不少从欧洲来的传教士，还出版了蒙古文版《新约全书》等宗教经典。

由于地理原因，卡尔梅克（即未能东归的土尔扈特等部）蒙古人和布里亚特蒙古人接触俄罗斯人比较早。在20世纪上半叶，受到前苏联影响，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和喀尔喀蒙古人进行文字改革，均采用基里尔（西里尔）字母，创制了新文字，形成了各自的文学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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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总的来说，历史上的蒙古族，和周边各民族的联系还是比较密切的。尤其是在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帝国境内形成了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譬如在敦煌莫高窟，就出土了一尊刻有梵、藏、回鹘、八思巴、西夏、汉等六种文字的“六字真言（1348）”碑。

莫高窟“六字真言”碑

文化从不是孤立的，而是流动且兼容并包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活力，正是得益于“多元一体”的优良特质和海纳百川的胸襟。我们应该以史为鉴、继往开来，让全国各族人民增强对“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认同，进而让我国各民族和谐共存的文化走向世界！

民族歌说说(关于蒙古民族的说说)3

让我们先以一首歌开始，《酒干倘卖无》，很多人到现在还会唱。歌名是一句闽南语，大概意思是说“有酒瓶子要卖吗”。据说，过去闽南、台湾一带收购废弃的空酒瓶子，再卖到废品回收站里赚点小钱的人，都是一边走街串巷，一边高喊“酒干倘卖无”。若有谁家里有空酒瓶子要卖，就会叫住这收购废品的人。

但是，专家们说话了，“酒干倘卖无”中有两个错别字：“干”正确的应该是“瓨”； “倘”应该是“当”。瓨，读xiáng，长颈的瓮坛类容器，这个字出现在2000年前司马迁的《史记》里，就是酒瓶子的意思；倘，读dàng，假设连词，若也、如也，《古诗十九首》里就有这样的用法。由于许多人不了解，所以便音译成“干”和“倘”，它的正确写法应该是：酒瓨当卖无。

好复杂，很难懂，音译绕了一个很大的圈——酒渴干了——瓶子在不在——卖不卖呀！这是一个正常的思维，谁还能想到那“干”就是瓶子的意思呢——很直接——有没有酒瓶子要卖？广为传唱的歌词被弄成了这样，也不能去怪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人，事实是，我们现在的南北语言，南方言中的古汉语要比北方方言中多得多，而在南方方言中的那些古汉语，已被近于大白话的北方方言，或者更直接说是普通话，冲击得没有多少人明白其意了。

我国的语言学家对于汉语方言的划分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有人把汉语划分为七大方言，有人划分为五大方言，也有人分为六大方言、八大方言，甚至九大方言。可是，无论采取哪种划分方式，这些“大方言”内部的使用者有时也不能相互理解。在不同的方言区，人们的方言意识也有一定的差别。

在这里，请允许我们做个简单粗暴的分类吧，把中国的方言分为两大类，南方方言和北方方言，南方方言大约包括：吴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赣方言，等等；北方方言大约包括：东北方言、北京方言、冀鲁方言、胶辽方言、中原方言、兰银方言，等等。很显然地，我们今天通用的“官话”即普通话，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是少有南方方言中诸如“干”为“瓨”、“倘”是“当”的古汉语的。

把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我们放一放，先举几个例子说说。

镬，音huò，主要的一种意思是我们今天用来做饭、煮肉的锅，《仪礼·少牢礼》：羊镬豕镬。《周礼？大宗伯》：省牲镬。注：“烹饪器也。”就是形如大盆，用以煮食物的铁器。与之相伴的还有一个成语：镬汤地狱，是十八层地狱中的第七层，即以锅镬煮沸汤，置罪人于其中，以惩其生前罪过。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字在北方言里基本消失了，都被“锅”给替代了。但是，在南方方言中，镬还是存在的。如吴语-瓯江片，即温州话，就有“镬灶”的说法，即灶台之意，只是音变成了“wo”。另外，可能是受“镬汤地狱”影响，在广东以及港澳地区的粤语里，镬也是锅的意思，但读音为“wok”，也有闯祸的意思。

古汉语就这样被“渗透”入南方方言，而且被保留了下来。同时，“渗透”入南方方言并被保留了下来还有古藏语：吴越方言把“吃”叫做“qiao”（读“敲”）。古藏语把“吃、喝”叫做“敲”（藏文མཆོད་ ，拼音转写mqoe），读音与吴越方言同；吴越方言把数字“二”叫作“ni”（尼）；古藏文“二”写作གཉིས་，拼音转写nyi，读音与吴越方言相同。藏语的数字与汉语数字读音是完全不同的，唯独吴越方言的“二”与古藏语读音相同；如此等等。

再来说说北京话中的满语与契丹语。

1.满语：北京话“工作上可别la hu”，这个“la hu”是指“马马虎虎、出岔子”，其实就是源于满语“la hu”，意思是打猎能力不足；老北京人形容美女时会说“这姑娘谁啊？牌儿亮啊！”其实它就来源于满语的Kuwariyang，只是将kuar转音为“牌儿”而已。等等。

2.契丹语：那个人好有学“xiáo”问啊！不，是学“xúe”问……是角“jiǎo”色，还是角“júe”色……是跳跃“yào”还是跳跃“yùe”啊……这些不就是“多音字”吗？但在这些破读字中，发现规则了吗？一组是“ao”；另一组就是“ue”。其实，原来念“ao”的那一组是契丹话。再如：药、著、跃、角、脚、钥、学、嚼、觉、乐、约等字，现代的国语有些只存一音，有些则“ao”、“ue”并存。依汉语的演变规则，念“ue”的为汉语嫡子，而“ao”的则是外来收养的。这个“ao”的音，虽然现在挟着汉语多音字的势力遍及全中国，但很早就有学者，发现它的特异性，它是一个凭空横世而出的孩子，是十四世纪流行于大都（北京附近）的新音。

北京话是北方方言的一个区域性缩影，除了满语、契丹语当然还会夹杂其他少数民族的方言。以蒙古语为例：除学界认同度高的反映“街巷”的“胡同”（蒙古语原意为水井）外，还有一些北京话直接借用了蒙古族语言，如，“嘎达”一音在蒙古语中表示家中最小的兄弟，老北京话中的“老疙瘩”便借用这一蒙古语表示家里最小的孩子。另外，契丹语是契丹人的语言，这种语言达斡尔族部分老辈依然在使用，但一般被认为属于蒙古语族。

当然，少数民族的语言影响的不仅是北京话，更多地，它影响到了“中原”和“中国”。我们先讲一个笑话：北京人教河南人唱歌：“太阳啊，我伟大的母亲，你每天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还没唱完，河南人就说北京人：“你累不累啊，看我们是怎么唱的！”河南人接下来唱到：“日头啊！俺里娘，你见天从东边日溜上去，从西边突路下来，你使里慌不使里慌啊？”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使里慌不使里慌”一定有着少数民族的味道。河南话，又称豫语，属汉语中原官话，是河南省境内的方言。狭义上，河南古称中州、中原、中国，为南宋以前中国历朝历代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自唐代以来，历朝文人墨客均把天地之中“洛阳”一带的方言当作通行全国的通用语。所以，洛阳话被称为中华音初，其作为“国语”在中华数千年灿烂历史文明长河中的卓著贡献，也是古代的“标准普通话”，皇帝、官员、知识分子等上层社会人士均以会说“洛阳音”为荣，认为这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但是，这个“使里慌不使里慌”在我们的古汉语里是没有的。

再来说说西北话这个大致的区域。如果说影响中国北方方言的仅仅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那就大错特错了。如：关中（宝鸡）方言中有大量古汉语，并混合大量古突厥语与古波斯语。当地人把“小”称为“蕞”（sui也读zuì），把“好得很”称为“嫽（liáo）得太”等，在古文中都能找到对应。嵇康《养生论》：夫以蕞尔之驱，攻之者非一涂。《广韵》：嫽，好也。青徐海岱之间曰嫽。

与古突厥语、古波斯语对应的是：克里马擦—快点；嗨不来因—邋遢；麻达—问题；的是—是吗；等等。有人以用“克里马擦”讲过一个故事：小时候，爸妈嫌我“墨迹”（磨唧、磨蹭，慢），常说的一个词就是“克里马擦”。那时候，理解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要我快点，但却一直疑惑，为啥快用“克里马擦”来表示呢。那时候，我琢磨着，可能以前是有一个人叫“克里马擦”吧，他做事麻利、迅速，所以后来陕西话中，用这个人名来指代“快”的意思。

那么，小时候，“墨迹”也是不是一个人呢？不是！ “磨唧”其实是华北平原的方言。“克里马擦”为古波斯语，说它的不一定是关中人，据我们所知，在西北的绝大多数方言里，都有这个词的出现。

好了，现在可以回到先前说到的那个问题上来了——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在过去，包括现在，一直都是以北方为政治中心的，而在这个中心的民族融合里，时常伴随着战争，战争又使得一些人南迁，将古汉语保留在了相对偏安一隅的南方，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了。语言不仅是声音与文字，有时候，它更像一盏灯，能照亮我们来时的路，它除了说明我们的文化在兼收并蓄中发展与繁荣的同时，也讲述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元的共同体。（文｜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