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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右翼观察丨勒庞、“大置换”与法国极右的秘密起源,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澎湃新闻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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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乐迦

时间调回差不多九年前，在巴黎圣母院尚未失火的2013年5月，多米尼克·维纳（Dominique Venner）在圣母院的教堂圣坛上留下一封信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举枪自杀。当时，和如今一样一直在追求总统大位而不得的马琳娜·勒庞很快对维纳表示了敬意，她在推特上写道：“向多米尼克·温纳致敬，试图唤醒法国人民是他最后的杰出政治行动。”而她所纪念的维纳，是法国极右翼的活跃人物，其在最后的博客中写道：“法国很可能落入伊斯兰主义者之手……（反对同性婚姻）的斗争不能局限于反对同性婚姻……而应该是法国和欧洲人口的“大置换”（great replacement），一种对未来更具灾难性的危险。”他选择自杀来唤起更多的人去关注和反对移民，而非去纠缠同性婚姻合法化之类的自由主义主张。

当地时间2022年4月24日，法国巴黎，媒体公布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出口民调结果后，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承认败选。

维纳所引述的“大置换”是一个极右派的阴谋论，指的是外来移民过高的生育率正在取代真正的白人欧洲人，其思想源头来自于法国的“新右翼”运动，一支虽然已经发展多年但仍然只是地下潜流的极右思潮。他的自杀也并未掀起他所希望的社会大讨论，更多的人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反对同性婚姻的激进疯子。毕竟那是2013年，进步主义看起来势不可挡，勒庞依然在挣扎着试图打入主流，在前一年的选举中只敢主推反对全球化，而不敢过多利用自己父亲创立的“国民阵线”多年来主打的反移民议题。

然而到了2022年，维纳的主张已经成为了主流议题。马琳娜·勒庞早已肆无忌惮地抨击移民对法国文化的侵蚀，声称“一种超越单纯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旨在使文化标准化，鼓励游牧主义，使背井离乡的人们从一个大陆永久地迁移到另一个大陆，使他们变得可以相互替换（interchangeable），而且从本质上，使他们变得无名（anonymous）”。勒庞不是在抨击市场的全球化，更多是在借用多元主义反击普世主义。勒庞所试图煽动的恐惧根植于极右的个人主义：在大众政治时代，个人特色会被抹消，人会变得不可辨别，丧失自我。而新右翼把这种恐惧嫁接到民族上，试图以保护民族和个人的“不可替代性”来拒绝任何移民。而“大替代”就是这种恐惧的一种典型表达。

相比勒庞的语焉不详，另一个极右候选人泽穆尔，以及传统中右翼的候选人佩克雷斯甚至都直接使用了“大置换”来向选民说明外来移民的威胁。泽穆尔说自己的首要任务就是“阻止‘大置换’并与移民作斗争”，佩克雷斯则说，“10年后，我们还会是世界第七大国吗？我们会是一个主权国家，还是美国的附属国、中国的贸易站？我们的国家将是统一的还是分裂的？面对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无论是‘大降级’还是‘大置换’，都并非不可避免的。”这也代表了原本只属于极右的阴谋论已经登堂入室，被纳入主流中右政党的讨论空间。

不过即便勒庞刻意与“大置换”维持距离，作为素来以反移民著称的极右代表人，其高票败选还是可以说明敌视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已经进入超过40%的法国选民的可接受范畴。

一些媒体、观察者曾说，勒庞正在主流化，主动远离一些中间派无法接受的主张，例如他父亲就因为反犹、亲纳粹言论于2015年被她开除出党。从父辈七十年代创立的“国民阵线”到今天的“国民联盟”，勒庞家的右翼信仰虽然一脉相承，却绝非一成不变，其折射的是法国极右翼逐渐摆脱法西斯主义影响，脱离了二战后长期的边缘化地位。而推动这一变化的背后，是在整整六十年前结束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中，和老勒庞同时代的“新右翼”学派。

当“大置换”这样源于极右边缘的词汇都能大行其道时，那个向玷污圣坛者致敬的勒庞，还有必要继续粉饰自己吗？

帝国崩溃，右翼凋敝

2022年4月24日，马琳娜·勒庞第三次在法国总统大选中落败，也是她的家族第八次落选，但日渐稳固的得票基本盘也如她的败选演讲所言，“输中有赢”。从和她反目的父亲让-马力·勒庞开始，“勒庞”这个姓在法国就是“极右”的代名词。

老勒庞的确算得上是法国的老资格右翼人物。他出生于1928年，几乎参与了法国二战后的每一场重大战争：越南反法抗战、苏伊士运河危机、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也亲历了法兰西帝国逐渐瓦解的历史过程。而其中，阿尔及利亚战争是整个战后法国史中最重要的一段，不仅仅终结了第四共和国，更为第五共和国的极右运动埋下了伏笔——“新右翼”和“国民阵线”都源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带来的混乱。

阿尔及利亚从19世纪三十年代被法国吞并后，长期被法国视为“本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拥有和其它殖民地不同的特殊地位。占当地人口大多数的穆斯林不但被法国殖民政府夺走土地，还无法获得和欧裔（俗称“黑脚”）同等的权利，长期居于次等公民地位，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逐渐酝酿出寻求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从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ront de Liberation Nationale, FLN）颁布独立宣言开始，阿尔及利亚局势不断升级，双方都组织了民兵对民众发动攻击，血腥冲突不断。在丢失了法属印度支那后，法国政府更难以接受又一个主要殖民地独立，不断加大镇压力度，动用了包括酷刑虐待等手段，仍无法阻止FLN从数百人成长为一个拥有数十万游击战士的成熟组织。

1954年-1962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士兵。

很多右翼组织认为这是因为第四共和国的议会制先天不足，无法形成一个稳定而强有力的政府，因此号召通过暴力推翻政府，这其中就有新法西斯组织“青年民族”（Jeune Nation，JN）。“青年民族”的创始人皮埃尔·西多斯（Pierre Sidos）16岁就加入了里通纳粹外敌的法国法西斯组织“法兰西主义运动”，还在战后试图重建法国法西斯，于1954年建立了“青年民族”组织。这个组织以凯尔特十字为符号，放弃大众动员，而精于发动暴力，认为只有依靠有组织的街头暴力才能振兴法国的民族主义，并对共产党等左翼组织发起过多次暴力袭击。多米尼克·维纳1956年加入该组织，并很快成为骨干。此前老勒庞的早期政治活动还在普热德派（Poujadism）旗帜下，这是一个由皮埃尔·普热德（Pierre Poujade）领导的民粹主义运动，以抗税和反精英主义为主要诉求，由于反议会和反犹立场而与极右走得很近，一度有数十万人参与。老勒庞于1956年以27岁年纪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议员之一，但又因为自己经常身着军装和左翼议员大打出手而被普热德开除出党。在阿尔及利亚局势恶化后，他认为这场战争和不久前的印度支那战争一样是苏联的输出革命，重新加入法军并前往阿尔及利亚参与了镇压“民族解放阵线”。后来他意识到战争的真正战场是法国本土，于1957年返回，尝试在议会中扩大军队的支持率。

1958年，认为政府支持前线不力的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发动了政变，逼迫中央政府交出政权，将戴高乐扶上总统宝座，终结了议会制的第四共和国。“青年民族”则在同年因为涉嫌参与政变和在议会大楼安装炸弹而被注销。然而戴高乐在国内外越来越大的反对浪潮中，并没有按照军方的预计采取更加强硬的镇压手段，而是于1959年宣布将以公投形式决定阿尔及利亚前途。戴高乐意识到，法国不可能既不给予穆斯林平等待遇，又不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而前者又将让法国本土无力阻挡穆斯林移民。实际上，作为民族主义者的戴高乐此时做出的决定在今天看来与特朗普无比相似，通过收缩海外力量换取民族本土的利益，即便这意味着一个跨大洲的帝国本身将一去不复返。

然而在当时的军队和右翼看来，戴高乐“背叛”了他们，形形色色的右翼组织开始和戴高乐作对，其中就有1958年后重组的“青年民族”。不满于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左倾倾向，一些民族主义学生和原“青年民族”成员1960年重新组织了“民族主义学生联合会”，维纳和日后成为新右翼代表人物的阿兰·德·贝努瓦（Alain de Benoist）等人是其主要组织者，日后“国民阵线”的创始人之一弗朗索瓦·杜普拉特（Francois Duprat）也名列其中。他们反思了在“青年民族”时期的无效暴力，提出要在学校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泛滥，先实现民族主义的文化革命而非政治革命。同年，一些试图阻止戴高乐的学生领袖和极端分子发起了“街垒之周”，想要再次联合军队推翻戴高乐，但他们错判了形势，被依旧忠于戴高乐的军队挫败。后来被释放的学生领袖与拒绝放弃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统治的军人组成了臭名昭著的“秘密军事组织”（Organisation Armee Secrete，OAS），在法国本土和阿尔及利亚发动大量恐袭、爆炸、刺杀，造成数千人伤亡，其刺杀对象甚至包括戴高乐和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哲学家萨特。而一批反对阿尔及利亚自决的政客组建了“法属阿尔及利亚国民阵线”，其创建者不仅有老勒庞，还有曾在维希政府任职部长、也曾参与“青年民族”的让-路易·提克西埃-韦尼昂库（Jean-Louis Tixier-Vignancour），即日后的极右派总统候选人。面对这些倒戈一击的昔日支持者，戴高乐毫不犹豫地全部予以取缔，并且将绝大多数参与者都捉拿归案，事实上给法国右翼运动造成了沉重打击，维纳因为参与“秘密军事组织”被判以18个月徒刑，老勒庞还在1962年选举中败给了戴高乐主义者。

某种程度上来说，阿尔及利亚改变了法国右翼的政治焦点。在二战前，法国右翼的特征是反犹主义、天主教至上、反共和主义和针对德国的复仇主义，例如19世纪末期形成的“法兰西行动”和“火十字团”。而当德、意两国的法西斯主义崛起后，法国右翼开始法西斯化，种族主义、反共产主义和大众动员变得更加重要。特别是在维希法国时期，菲利佩·贝当把各路极右拼贴在一起搞出了“民族革命”这样的缝合概念，以“劳动、家族、祖国”为口号，推行独裁，实质上恢复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反而成为了极右的政治试验场。原本反德的极右分子为了借贝当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纷纷加入这个傀儡政府，反而成为了纳粹德国的合作者，这使得法国的极右运动即便在战后也难以和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法西斯主义完全脱离干系，疏远了本应是自己核心支持者的法国民族主义者。

1930年，巴黎火十字团无名战士墓碑。

阿尔及利亚成为了战后右翼的警钟兼强心针——突然，帝国遗产不可逆转地被抛弃了，扩张性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直接被宣判死刑，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契合反殖民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观，“法国本土”开始完完整整地作为一元、同质的民族国家模型。而阿尔及利亚这个特殊的地理空间（阿拉伯地区）和其主体人群（穆斯林），为极右开辟了未来的战场：捍卫民族身份、反穆斯林、反阿拉伯、反移民。战争失败和此后的社会混乱则成为了世风日下、民族衰败的有力论据，吸引了新的选民。

可以说，正是在法兰西帝国瓦解的戴高乐时代，法国极右翻开了新篇章。

置之死地而后生

正是在右翼全面失败的背景下，法国极右开始寻找新出路。戴高乐“背叛”右翼，落下重拳使极右组织被迫开枝散叶之余，也使极端的右翼势力更加团结。极右开始出现了两个“新”，一个是“新右翼”学派（Nouvelle Droite），代表极右开始孵化文化转向的新战法——到头来，夺权还是要向左派学习；另一个是“新秩序”（Order Nouveau）运动，标志极右中的主流逐渐从反对议会政治的暴力团转向了议会政治，孕育了日后的“国民阵线”。

维纳1962年出狱后发表了一篇宣言，为新的右翼运动奠定了未来的意识形态基调。他在文中痛陈右派势力不够团结、没有主轴，并呼吁用新的原则来指导运动。他号召民族主义运动以左派革命运动为榜样，寻找属于自己的“列宁”，建立强力、长期、有原则的组织，去渗透、宣传，弥合“国民”（nationals）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ts）之间的鸿沟。值得注意的是，他与西多斯或老勒庞等等法兰西民族主义者不同，他主张的是“欧罗巴民族主义”，也就是视欧洲为一个多民族的整体，由各国民族主义者推翻美国和苏联施加的欧洲秩序，“它的统一将建立在每个民族都打算捍卫的国家现实之上：历史中的共同体、原初的文化、对土地的拥护。”他认为欧洲独特的文化“综合了精神抱负和物质需要”，令欧洲人天然地成为人类的组织者，并将为不发达民族带来秩序。他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欧洲行动”（Europe-Action），开始推出一系列更新的极右理论，其中就包括一种伪科学的“生物现实主义”，在当时特立独行地反对阿尔及利亚移民，以避免法国的白人种族基础被有色人种淹没。他们声称“种族混合只不过是一种缓慢的种族灭绝”，明目张胆地支持种族隔离和阶级优生学。事实上尽管有鲜明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欧洲行动”的主张为却极右提供了一个反帝国、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理论，既能接受阿尔及利亚独立的现实，又在种族和文化上重新定义了法国民族身份的边界。

德·贝努瓦在维纳的影响下，再加上目睹极右政党在整个六十年代连续铩羽而归后，也开始进一步反思盲目的行动主义，转向所谓“元政治”，寻求建立知识分子的先锋组织，为极右的政治活动输送思想弹药。到1968年，他和维纳等人在“欧洲行动”的基础上，一同成立了“GRECE”（groupement de recherche et d'etudes pour la civilisation europeenne，欧洲文明和研究学习小组），来实践他日后总结的“右翼葛兰西主义”——一种掏空葛兰西理论的革命内涵、徒留组织策略的行动方法论，强调通过“文化战争”来对抗法国的自由化和文化多元化。后来创建国民阵线的杜普拉特也并没有忽视文化战线，他通过历史方面的著作来否认犹太大屠杀，为纳粹“洗白”。他对自己从事历史研究的目的直言不讳：“我们决不能让我们的对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建制派（regimistes）垄断人、事实和思想的历史重现。因为历史是一种奇妙的战争工具……否认这一点是没有用的。”

后来他们这一派极右知识分子群体被称为“新右翼”，深受德国的保守革命和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影响，特别是意大利传统主义者、新法西斯主义者埃沃拉晚年的很多思想都能从他们的主张中看出端倪。例如，他们都反对“数字原则”，也就是大众民主的“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原则，而主张少数决定多数的精英政治。但他们基本上不再强调传统主义中神秘学的部分，只是继承了对古代欧洲“传统”的本质主义迷信和反对基督教的态度。例如维纳和德·贝努瓦都是新异教主义者，前者认为荷马史诗代表了欧洲真正的传统，“GRECE”的缩写也是向异教时代的希腊致敬。他们认为古代欧洲的传统已经受到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全球化、美国霸权等等因素破坏，而他们主张基于文化特色的“族群多元主义”（ethnopluralism）、“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以保留欧洲的白人文化身份为理由，拒绝移民、拒绝多元主义。他们也主张一种不同于平等主义的自由民主的“有机民主”，推崇一种自然的等级制社会，肯定其中精英保存文化身份、维护社会责任感的必要性。德·贝努瓦认为，他们不需要在选举上获得胜利，而是应该先征服已经被左翼占领的文化阵地，通过文化上的潜移默化来推动自己的议程。研究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法国学者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Pierre-Andre Taguieff）曾总结“新右翼”的五点特征：否定犹太-基督教传统和他们所谓的“人权的宗教”；批判“平等主义乌托邦”的批判；颂扬被视为欧洲的“真正宗教”或“印欧传统”的异教；反对“经济至上主义”和自由功利主义；支持激进的种族差异主义。

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

另一边厢，极右的政治组织逐步重组，和不可一世的戴高乐争夺民族主义的政治代表地位。比如在1963年韦尼昂库打出团结右翼的旗号，试图成为团结各种反戴高乐的极右力量的总统候选人。积累了不少人脉的老勒庞顺理成章地成为韦尼昂库的竞选负责人，并帮助他在全国各地搞起了草根运动，其中不少都是依靠西多斯重新建立的暴力政治组织“西方”（Occident），其成员包括后来的几个法国右翼政府部长以及后来和西多斯分道扬镳的维纳、杜普拉特等人。

然而在1965年的这次选举中韦尼昂库得票仅有5.2%，名列第四，在两年后的议会选举中极右更是大败而归，只拿到了0.1%的票。除了戴高乐获得右翼光谱绝大多数选民青睐外，这也是因为韦尼昂库既缺乏足够的个人魅力，又从一开始就无法平衡自己的极端右翼背景和更为温和的其他传统右翼。一边讨好温和派，一边又不舍得自己的法西斯主张。在数年时间里，法国极右几乎可以说从法国政治版图上消失了，只剩下“西方”等新法西斯团体依然在制造冲突，而这也并没有给他们的支持率带来任何的提升，反而在1968年广泛的政治暴力浪潮中被官方取缔。其实，在“五月风暴”之后，局势应该很明白了——即便是左派也无法再次通过直接行动夺取政权。

于是，杜普拉特与几个“青年民族”和“秘密军事组织”前成员于1969年成立了“新秩序”。这一运动开始逐渐成为当时最主要的极右社团，不但团结了最主要的法西斯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还吸收了维纳和德·贝努瓦的新理论。他们计划，保留直接行动的同时，向选举政治进发。凭借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积极串联各色右翼人物，此时建立起广大人脉网络的老勒庞早有另起炉灶的心思，于1972年与“新秩序”的骨干成员一同建立了以团结极右翼参与民主政治为目标的“国民阵线”。在GRECE成立后，不少新右翼学者也主动加入了“国民阵线”并进入其中央机构，使新右翼成为国民阵线初期其中影响较大的派系之一。也就是从此开始，法国极右有了一个稳定、持续的政治平台。

虽然“国民阵线”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新纳粹、新右翼等等极右派系的“大帐篷”政党，注定从草创开始就无法摆脱内斗，也经历过数次分裂、党争，几乎将老勒庞扫地出门，但最终设法保持了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国民阵线”就打出“100万失业人口，100万移民太多了！”“法国和法国人优先！”等口号，类似的口号一直到今天已经是耳熟能详。新右翼围绕这一议题打造的一系列理论也为“国民阵线”所用，使“国民阵线”可以避免使用最粗暴的种族主义歧视性语言（虽然老勒庞本人的大嘴巴天性，难以遏制不时说漏嘴），而是从文化角度上强调移民造成的“不安全性”。

以2002年意外进入第二轮总统选举为标志，老勒庞创建的“国民阵线”作为法国各色极右派系的老大哥，尽管彼时还会被视为法西斯、甚至“新纳粹”，唤起了难得一见的左右翼大联合，一同帮助希拉克在第二轮以超过八成的得票击败老勒庞。但实际上，此时新右翼的语汇已经逐渐步入主流，“国民阵线”很快也将在马琳娜·勒庞手下开启“去妖魔化”进程。2011年，马琳娜击败了父亲扶持多年的候选人，成为“国民阵线”的新掌舵人，转而专注于经济议题和移民议题，避免触碰纳粹、犹太人大屠杀等敏感话题，并最终成为法国政坛最大的反体制候选人。而在2017年败选后，勒庞为了讨好更加中间的保守派，甚至连退出欧盟、欧元区、申根自由旅游区的主张都放弃了，还把国民阵线改名为“国民联盟”，显得更加友好和团结。2021年，她还放弃了党主席的身份，让位给了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可2022年的选举中，她的主流化策略反而让自己显得不够具有吸引力。

“大置换”：极右的主流化，还是主流的极右化？

“大置换”这个词组本身来源于雷诺·加缪（Renaud Camus）2012年出版的《大置换》一书，维纳在遗书中也曾提到这个词，并认为这是真正的威胁。加缪认为，西方正在被反向殖民，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占领者和西方精英勾结，通过压低欧洲白人的生育率，最终达到取代白人的目的。

某种程度上，这个词的爆火与加缪本人此前就已经是颇有名气的作家、以男同性恋文化标志而著称有关。但这个词和这种焦虑当然并不是他凭空创造出来的。加缪在书中坦承，他的灵感来源有两个：法国作家让·拉斯帕伊（Jean Raspail）1973年写的一部名为《圣徒的营地》（the Camp of the Saints）的小说，和英国政治家伊诺克·鲍威尔的“血流成河”演讲，前者描述了西方白人社会在大规模有色人种移民浪潮中被包围，并最终迎来毁灭，后者认为宽松和反歧视的移民法律让外来者在英国扎根，英国人最终会被移民主导，并引发战争。

而在更为根源的意识形态理论当中，这种焦虑也完全不新鲜。在传统主义理论当中，人类处于“末法时代”；“保守革命”的代表人物之一斯宾格勒认为西方已经走入没落；乃至19世纪末的法国民族主义者就曾经描述过类似恐惧。法西斯和纳粹一直都处于一种强烈的生存焦虑当中，以至于当代白人至上主义口号、那臭名昭著的14词看起来完全就像他们才是住在集中营里一样：“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人民的生存和白人儿童的未来。（We must secure the existence of our people and a future for white children.）”

新右翼将这种焦虑和出生率与文化身份联系在一起，他们一方面鼓吹个人和族群特征的绝对化，要求每个人、每个族群都绝不相同（也就意味着绝不平等），另一方面将生物性的种族与文化特征绑定，要求每个族群都绝不混杂，以达到文化身份的纯洁。因此新右翼的移民主张就不难总结出来：全部遣返。德·贝努瓦在这方面的论述装作是为了尊重所有文化平等存在的权利，但他非常清楚地表述过只有欧洲文化才是真正重要的，实质上只是一种白人霸权为前提的世界性种族隔离。德·贝努瓦在1999年的《欧洲文艺复兴宣言》当中将这一主张概括为“族群多元主义”，又经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理查德·斯宾塞引介进入北美。欧洲的“身份至上主义”和美国的另类右翼都以这一理论为基础，进一步发展了一种“身份政治”外皮的极右意识形态。

虽然新右翼作为一批学者的统称，并不能说是一个中心化的、有统一立场的运动，但还是有不少共同点。学者塔米尔·巴-昂（Tamir Bar-On）曾总结道，新右翼和埃沃拉为代表的新法西斯主义有着非常接近的观点：“推崇战士道德；把唯意志论作为历史变革的关键；浪漫的、反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种族为基础的有机同质社区为理想；目标是取代传统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政治制度。”像“大置换”这样的概念就很好地集中表达了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想象。而基于这种想象，新右翼一方面生产与之相匹配的理论框架来重新解释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内部也有了对政治参与的不同意见，一些人或直接参与“国民阵线”，或和其它极右团体结盟，另一些人则狡猾地远离既有的政党，维持自己虚假的中立性。

应当指出的是，并不是说新右翼像漫画中的超级反派一样，在书房中坐着发功、写书就带来了法国政治和文化的变迁和右转，就能让数亿人把社会和经济问题归咎于同为受害者的移民、制造出一批新的极端主义分子。毫无疑问，这背后的真正驱动力当然是社会学的，包括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阶层流动停滞、地缘政治危机带来的移民浪潮、老工业区的逐渐衰落、乃至宗教团体式微带来的合法性真空等等。但是，当政治家、评论员、媒体、大众所使用的语汇如此相似而且都指向一个反文化（counterculture）群体，而他们又的确是堂而皇之地生产服务于政治目的的语汇，我们应当注意自己的语言是不是已经受到了污染？小勒庞去妖魔化的其中一点就是少用自己父亲喜欢用的种族主义语言，而经常模仿新右翼的文化批评口径，而新右翼的其中一大策略就是扭曲左派的口号来伪装自己，比如身份政治、多元主义。

再进一步，在这种反文化语汇中，是不是有一些真正的问题被不假思索地遗忘了？2017年美国夏洛茨维尔的极右团体大集会中，参与者举着火炬高喊“你们不会取代我们！”——问题在于，你们是谁，我们是谁？“置换”（Replacement）的成立需要有两个互不通约的主体和一个固定的地方（place），像铜和铁一样定义分明。然而人类并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先给自己施加边界，而这就是新右翼“族群多元主义”的语言“伪术”的核心：他们装作尊重每个种族的文化，可是又是谁定义的哪种文化应当属于谁？这种强行赋予的边界不过是一种生产替罪羊的方便手段，更是制造不公的不二法门。新右翼并不是某种邪恶天才或至尊法师，他们生产的语汇也只有在至少部分地切中要害时，才能成为强大的武器。

当地时间2022年4月20日晚，争取连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左）与极右翼党派“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右）进行2022年法国总统选举电视辩论。

到了2022年的选举时，不仅中右开始用极右语言，中间派的马克龙也抛出了“伊斯兰分裂主义”，甚至国民阵线都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极右代表——马琳娜·勒庞的“去妖魔化”策略反而让很多极右同侪认为她背叛初心，纷纷转投了更加大胆、更加激进的泽穆尔，这其中就包括她的外甥女、马里昂·马雷夏尔，她不但拒绝给自己冠上“勒庞”姓氏，还于2017年退党。马雷夏尔作为勒庞家地新一代，代表了一派新的极右力量，他们在接受了新右翼的“身份认同主义”、“民族的欧洲”的同时，却不像维纳和德·贝努瓦样亲异教，而是更加亲近法国的传统宗教天主教。泽穆尔和马琳娜一样都乐于谈论反伊斯兰教，但是他还涉及更多文化议题，例如反同性恋、反堕胎、反女权、反“觉醒主义”等等，更加凸显自己的宗教保守主义，这样让他一度在民调中超过勒庞。泽穆尔当时来势汹汹，以至于勒庞不得不重新声明自己也支持面纱禁令，来重振自己的旧票仓。从当初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青年圈子，到如今再次更新换代，法国极右不断地变换策略，离选举胜利仅一步之遥。如葛兰西所言：“我们必须知道这一切而同时又不忘却最终的目标：通过别人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自己更好地认识别人。”辨清其来源，击败其目的。

责任编辑：伍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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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给我发了这个，标题起的还挺有噱头，一看就不是新手作案。我又去百度查了一下，这个标题散落在全网，到处都是。本人在此声明，我从没说过这样的话，请大家不要信。”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辟谣称，自己从没说过“我们并非真的依赖于美国芯片，中国只是懒得生产”等言论，呼吁互联网平台整治盗用他人名义传播不实信息的行为。

类似的遭遇，很多名人、网络“大V”都曾经历过。在“流量为王”的时代，一些个人机构为吸引流量、销售盗版图书和课程，蹭名人热度甚至编造所谓的“名人名言”，罔顾事实编造吸睛标题的情况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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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撰名人名言

编造标题引流

7月11日，作家莫言通过微信公众号“莫言”发布了一篇题为《莫言：这些作品真不是我写的》的文章，澄清《酒色赋》《你若懂我该有多好》等多部作品并非出自他笔下，对网络上传播的一些署名为“莫言”的文章进行辟谣。

8月3日，学者陈春花发布公开信，对网络中传播的不实信息进行回应，称关于盗版机构的不实宣传，自己从2021年6月开始准备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于2021年9月23日在法院立案，目前案件仍在推进中。

“本以为拿起法律的武器，可以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并能够让我在开庭之时公布打假的结果，让真相大白，但是没想到打假维权之路如此艰难，但我依然会坚持下去。”陈春花说。

流量时代，“名人名言”成为别有用心者的引流妙招。有人将名人编排进“鸡汤”大道理中；有人将知名人士的文字、语言断章取义或夸大其词变为吸睛标题；还有人故意将知名人士与争议话题联系起来，企图误导大众，引发网络中的唇枪舌剑。

对于此类现象，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赵占领分析，主要是由于一些自媒体账号出于“用较小的侵权风险，获得较大收益”的心理，认为通过盗用他人名义方式获取流量，侵权成本较低，而夸大宣传方式有利于当事人增加知名度，心存侥幸地认为当事人不会追责。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研究所所长、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冯晓青指出，根据著作权法规定，作者享有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等著作人身权以及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等著作财产权，他人在对其作品评头论足甚至夸大其词、篡改原意等行为时，有可能构成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此外，这类行为还可能构成侵犯当事人名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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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打假这条道路上，不仅专业人士深受困扰，很多原创自媒体博主也遇到了自己的作品被跨平台搬运导致分流，观众真假难辨的问题。

小马是一名二次元后期创作者，常接B站的一些视频剪辑任务赚零花钱。她告诉记者：“这个圈子比较小，遇到版权问题，也没什么人去起诉维权。有时自己的作品被盗，还是通过粉丝告知才知道的，感觉也没必要去追究，太费时费力了。”

“前一阵，一位技术大咖发布的后期教程被原封不动地用在了一个商稿作品上，很多粉丝去私信原作者，希望作者去维权。但这位大咖无动于衷，似乎已经见怪不怪了。”小马感叹道。

B站用户小刘为自己喜欢的博主抱不平。他平时喜欢浏览羽毛球类的教学视频，一次刷视频时，一条名为“向前挥拍，可使挥拍的力最高效地发挥”短视频引起了他的注意。视频中，主人公背对着镜头，正在展示技巧动作，可当主人公转过来后，小刘发现这是自己关注的一位UP主“刘辉羽毛球”，只是视频比他之前看到的模糊许多。

令小刘不解的是，视频发布者是“羽毛球达人LL”，其主页内容和“刘辉羽毛球”账号发布的内容几乎相同，只不过将视频标题进行修改，加上自制标签发布。相较于“刘辉羽毛球”，“羽毛球达人LL”当时仅有194名粉丝，账号等级也只有2级。

小刘注意到，“羽毛球达人LL”视频下方评论区中，很多用户留言质疑其身份“这是你本人吗？”“你是刘辉吗？”

面对这些评论，“羽毛球达人LL”都未回应，依然在“搬运”视频，小刘立马对这些视频进行举报。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中，有不少博主因为流量小、关注度低，经常将其他播放量高、人气高的视频“搬运”到自己的主页，吸引用户观看。

这些“搬运”视频中，有些利用剪辑技术，去掉原视频的部分内容，以此制造出“原创”的假象；有些直接将视频原封不动地发布在自己的主页，但通常因“搬运”原因导致画面模糊或视频尺寸缩小。但由于视频标签与原视频相同，许多用户在刷视频过程中会刷到这类视频，无意间推动搬运者“涨流量”的目的实现。

对此，冯晓青说，著作权法明确规定剽窃、抄袭行为属于侵犯著作权，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接触”+“实质性相似”+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在判断被告是否接触过在先作品或存在接触可能时，一般考虑在先作品是否已经公开发表；在先作品未发表的，则可考虑被诉侵权作品作者或者其关联主体与在先作者之间是否存在投稿、合作洽谈等情况。

取证难成本高

侵权有恃无恐

假冒、搬运行为令很多原创作者苦不堪言。多名原创作者向记者吐槽，许多盗版内容都是批量发布，发布主体都是网络“小号”，光靠个人维权不但耗时长，还删不完，容易陷入举报一个又出现一个的窘境。

来自广东深圳的谢先生在某电商平台开了一家家居店铺，从2019年开始他就发现多家网店未经允许盗用其团队设计的家居图，再用更低的价格售卖家具。

谢先生向电商平台投诉后又与盗版商家客服沟通，得知对方是有预谋地盗图，“从网上扒图用是此类店铺的惯用伎俩，他们的工作人员直接告诉我，这是老板让干的，‘如果有人找，删掉就行’。被发现就删除成了很多盗图店铺的保命妙招”。

谢先生想走诉讼程序，可经咨询律师后发现维权成本高、收益不大，“尽管平台上盗图现象普遍，但我们没办法”。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兆岭基于律所对网络打假维权案件处理的经验总结出这类案件的特征：案件标的额小，工作量大，存在委托人本身委托意愿不强的问题；追踪侵权人麻烦，平台不愿意提供信息，往往需要起诉平台，在诉讼中平台才提供侵权人信息，同时很难让平台承担责任，并且即使追踪到侵权人，往往也是某个自然人；在实务中，最终通常是给平台发送侵权函，平台删除链接。

受访专家认为，假冒、“搬运”行为虽然构成多方面侵害，但由于通过网络实施，基于网络数字化、开放化及传播快速化，导致侵权人（假冒人）、侵权后果难以确定，同时存在侵权人多点上传、多路途传播的情形，很难“一网打尽”。

“只要是对方构成虚构、歪曲事实，就有可能构成诽谤，都可以起诉。”赵占领说，但涉事各方有多重顾虑，比如这种宣传炒作行为有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原作品或当事人扩大了知名度；如果文章主体数量庞大，那么针对每一篇文章进行起诉并不现实，企业更可能采取公开声明的方式进行辟谣，在名誉没有被严重损害的情况下，企业通常不会选择起诉，因为起诉某种程度上也是“帮助”宣传了对方。

李兆岭分析称，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传播变得高效，随之而来的侵权行为变得更加新型化和隐秘化，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著作权侵权的实施者。法律对于层出不穷的新型化和隐秘化侵权行为在适用上面临较多挑战，立法相对落后。

“相对于海量的碎片化的网络侵权，侵权主体多，侵权行为多，反衬权利人力量单薄。此外，不少案件判赔难以弥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甚至无法覆盖维权成本，该类案件侵权代价较小，让侵权者有恃无恐。”李兆岭说。

李兆岭还提到，侵权人试图通过各种途径隐藏在幕后，不易被发觉。权利人维权时会发现，很多时候，无法溯源侵权者的真实身份。即使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披露谁实施了侵权行为，网络服务提供商多数情况下也不会轻易披露，即便披露，可能也不是直接的侵权身份信息，往往只是注册用的手机号或者邮箱，而权利人又无法只通过手机号就要求电信运营商披露该手机号对应的身份证信息，导致确定侵权源头困难。

提高防范意识

及时固定证据

如何解决当下网络传播打假维权难的现状？

李兆岭建议，权利人要积极采取相关维权措施，尤其要重视典型侵权案件的维权，该类案件的维权对类型化侵权行为会有规范指引作用。如及时联系网络用户，要求其删除侵权内容；及时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要求其采取必要断开链接、删除侵权内容、封禁用户等；向相关政府主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诉诸司法途径，请求法院采取必要措施等，如行为保全，起诉要求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提高索赔金额以震慑该类侵权行为。

高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正志认为，应当加强互联网的管理，不断规范网络用户、网络平台的网络行为，加强互联网信息管控。

“目前，国家出台并实施的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及其配套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这个问题。针对互联网侵权的特点，北京、广州及杭州等地专门成立了互联网法院，也能够促进该问题解决。”王正志说。

在维权策略和做法上，冯晓青提出几点建议：

权利人应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将维护版权形成常态化，不要到需要维权的时候才开始思考该如何维权。

加强对相关法律常识的了解，养成作品创作过程中和完成后保留相关证据的习惯。网络文学作品传播快，尤其需要提高维权意识，注意对创作过程中不同版本的底稿和作品相关合同等证据进行保留。

发现抄袭“搬运”等问题时，先固定证据，进行必要的公证，切勿打草惊蛇，以防被告人删除或屏蔽作品，消除对其不利的证据。

必要时应当聘请专业律师进行维权，获取专业的法律帮助。根据不同情况可以提出诉前先予执行，诉讼过程中依旧要挖掘证据。

“因为各个案件情况不同，案件数量大，司法资源有限，因此维权周期可能与原告所希望的时间不符。若想提高维权效率，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先礼后兵’的方式，如通过警告函、律师函等方式，对侵权者提出要求，对方有可能主动和解，这种化干戈为玉帛的方式可以节约时间。同时，若满足事先约定的条件或双方协商成功也可以选择仲裁的方式，效率较高。”冯晓青说。

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韩丹东实习生 杨蕙嘉

来源： 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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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丽壮阔、气势雄伟的钱塘江畔，有一处围海造田形成的南沙大地，杭州师范大学附属益农小学就坐落在这里。这所浙江省示范小学环境优美，布局合理，设施设备、功能场馆齐全，教育楼区域的70余块展板、围垦广场的墙壁上，展示着围垦时期的劳动场景和英雄模范人物事迹，提高学生对家乡的认同感、归属感，激励他们敢为人先、争创一流、吃苦耐劳的弄潮儿精神。校长孙伟良先后被评为全国美丽乡村教师、全国教育科研先进个人、全国新教育实验先进个人等，他坚持“体悟式学习”教育研究，聚焦学生真正的自我成长，强调学校教育要坚定育人本源，和团队一起践行着“让每一位师生在自信中快乐成长”的办学理念。

抓好三课，让“双减”“双增”高效落地

学校是孩子学习文化知识的主要场所，多年来杭州师范大学附属益农小学（以下简称“益农小学”）将课堂、课程、课改等有机结合，综合开展多种教学模式的实践研究，全面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双减”“双增”政策推行以来，益农小学积极探索教育教学新模式，引入浙江省之江汇网络学习空间和第三方评价小思徽章两个平台，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全面深度融合，重点抓好“三课”行动，减负不减质。

课堂。课堂是教学主阵地，也是减负最关键的所在，课堂40分钟教学质量提高了，才能真正减轻学生负担。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益农小学与杭州师范大学合作办学，设置了语文、数学、科学、英语四个学科子项目，通过专家讲座、课堂研讨、案例分析等措施，提高教师对教材、学生、课堂的把握度；按照“先学、展示、反馈”的要求，针对各学科知识点精心设计多功能先学单，学生课前预习完成先学单并通过网络提交，教师综合梳理了解学情，修改完善教学设计，让课堂教学更精准、更有针对性；打造“30+10”新型课堂模式，尽量在30分钟内精讲授课内容，剩余10分钟精练随堂作业巩固所学知识，教师及时发现共性问题并在课堂中解决，真正做到提质增效。

课程。益农小学在原有风情南沙拓展性课程体系和社团活动课程的基础上，有机结合校园文化、地域文化，构建基于学生健康和终身发展的交叉融合、立体开放、多元互动的综合课程体系，包括木工、版画、剪纸、音乐、舞蹈、体育、科技等各类共60余门课程，丰富“双减”后的自由时间，为孩子们提供多元的视角和广阔的成长舞台。为跟上社会快速发展的步伐，益农小学每年对课程进行调整与更新，近期拓展了电子百拼、无线测向、智能机器人、3D打印、编程等热门信息技术类课程，下学期将结合所在社区资源调整课程，设立射箭、陶泥等课程。着眼于学生长远发展，各年级递进开设硬笔书法课，培养良好书写习惯，无形中为初高中更高强度的学习提前减负；创编益农小学特色的花样绳操、纸球操、啦啦操，既锻炼学生体能，又有助于保护学生视力。

课业。作业减负，不仅是量的问题。益农小学健全作业管理机制，做到精选、精批、精导。同一年级同一学科的教师基本上都在同一个办公室，每天针对上课内容与学生掌握情况进行研讨，优化作业设计，更有针对性地精选习题分层布置，避免机械无效作业。学生提交作业后教师做到精批，不仅改错，更要把错在哪一步、为什么会错讲明白，精心辅导，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控制作业总量，学科作业由年级组协调，当天的作业内容和预估时间量都登记在家校联系手册上，放学前各班班主任查看汇总，如果所有科目作业加起来所用时间较长，则与各科教师协调沟通进行调整，确保学生有充足时间高质量完成作业。

家校协同，培养孩子身心两健

学校。一年级萌娃进入益农小学，最新开启的是崭新而又神秘的旅程——“不上课”周。所谓“不上课”，并不是指这一周什么课程都不上，而是为了帮助一年级新生尽快熟悉校园环境、老师和同学，养成良好的行为规范，学校特地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为期一周的一年级入学课程，包括晨诵、绘本故事、参观校园、规则教育、暮省课程等。这是益农小学针对一年级新生的身心特点制定的培养方案。多年来，孙伟良带领学校专业心理团队，结合教学实践深入研究心理健康教育，依据儿童身心发展特点与规律，着眼于长远的自我管理与成长，针对不同学段的孩子制定了各有侧重的培养方案，开设不同主题的心理辅导课程。

家庭。很多家长不了解孩子心理，“双减”之后，有的家长甚至不知如何引导孩子支配多出来的自由时间，孙伟良认为这是观念偏差和亲子陪伴缺失的表现。孩子学习焦虑紧张，有时源于家长过于超前的担心，作为杭州市家长学校总校首席讲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他认为家长过于关注智育，容易引起孩子反感，失去与家长沟通的欲望，甚至出现心理问题。五育并举，并不是抛开智育，减负，家长观念转变至关重要。

家长应学习了解孩子各年龄段的心理发展特点，从孩子擅长的角度切入进行沟通，引导孩子积极面对、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真正帮助孩子成长。首先要尽量做到亲自养育和亲子陪伴，特别是在孩子迷茫、困惑、沮丧时，让孩子感受到爱与温暖。小学生在家中几乎所有的需求、哪怕一些无理的要求都会被满足，但在学校，老师和同学不会，以后走上社会更不会。孩子抗挫能力弱，这时家长应该细心呵护，引导孩子学会自我调节、改进、完善。孩子每一个行为的背后，都有他认为合理的理由，家长发现问题要去观察、了解并及时调解，尤其内向型的孩子，更需要通过语言沟通、肢体接触感受其心理变化，引导孩子学会释放不良情绪，教会其一些人际交往的小技巧、小方法。

协同。益农小学作为农村学校，孙伟良却发现有些高年级孩子连地都扫不干净。他强调家长要信任孩子、放手让孩子做事，协同学校开展劳动教育，给孩子锻炼、体验的机会，由易到难、由简到繁，引导孩子逐渐喜欢上劳动，提升自理能力。如果一时做不好，家长也不要代劳，而是要及时给予反馈与鼓励，提出合理建议并共同改进，陪伴孩子收获真正的成长。孩子体验了劳动的辛苦，将会更加懂得感恩。

《家庭教育促进法》已正式实施，明确了学校、家长、社会各方在未成年人培养中的职责。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基础，对孩子的成长起着决定性作用。益农小学依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精神，将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重点从以下方面开展家校工作：更加体系化地开展常态化家校沟通，包括校级和班级两级家长委员会，家长开放日、家长校访日、家长进课堂等；利用校本资源与周边家庭教育讲师团资源，结合学生实际问题，针对不同年级不定期开展家长关注度比较高的主题讲座，如五六月份考试季与家长一起帮助孩子正确迎考，9月入学季引导各年级学生快速适应校园学习氛围，还有习惯养成、人际交往、情绪管理、亲子沟通等家长比较关注的话题；联合学区村社设立家长学堂，组织开展小范围的沙龙式论坛，点对点帮助家长进行问题诊断，给予建议；推出5分钟语音微课程，由学校优秀骨干教师制定文案，罗列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常见问题，进行简要分析并给予对策或建议，定期推送给家长；萧山区美好教育家长云学堂每月20日晚上开设家校云课堂，并不定期上传专家讲座，家长随时可以观看。益农小学作为浙江省首批数字家长学校，依托该平台推送相应资源，与家长进行沟通交流，如2月20日冬奥会闭幕式当天，益农小学承办全区亲自养育、亲子陪伴主题的线上讲座，观看、学习人次高达15万。

多元融合，让教与学和谐统一

理念融合。今年4月份，《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发布，很多教育专家从理论方面进行了解读，益农小学多次组织全校各科教师进行学习研讨。孙伟良认为，从素质教育、立德树人、五育并举，到“双减”“双增”落地实施，直至新课标发布，都在告诉我们，教育要回归本源，培养孩子，立德树人为本，成人为先，知识本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教师要深入体会新课标精神，转变观念，不能为教知识而教知识，而应以学生为本，从促进学生真正成长的角度开展课堂教学。家长更要关注孩子综合能力培养，不能只是紧盯学业。

学科融合。对于每个年级每门学科，新课标都强调了更多的融合。传统教师讲、学生听的课堂模式已不能达成课程学习目标，自主合作探究、项目式学习、基于问题的学习等各种教学模式的深入探究与应用，包括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都让学生能够更多地参与课堂。未来学习方式将更加多元，更注重学生终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多学科融合是未来学校教育的必然趋势，多个学科知识和技能的教与学互相融合，使各学科的零碎知识变成一个互相联系统一的整体，有助于消除传统教学中各学科知识割裂、不利于学生综合使用解决实际问题的障碍。未来，语文课中将会融入更多数学、艺术相关的内容；数学应用题中包括近几年的高考题中，已出现文本解读、科学知识相关的题目。劳动教育当中，各学科内容都可以渗透其中，如益农小学百草园是学生劳动实践基地，以班级为单位承包畦地，自选农作物或时令蔬菜进行种植、浇水、拔草、收获、义卖等劳动过程。以毛豆种植为例，选种、成长过程、光照需求、浇水、施肥，都涉及科学知识学习；定期写观察日记，就是语文学习的范畴；播种时多少间距一株最合适，有数学丈量的元素；收成以后，有哪些药用价值、食用价值、经济价值，则涉及财商知识。益农小学今后将更加注重融合性学习，加强教师学习，打造全科教师。

“双减”、新课标陆续推出，旨在减掉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促进兴趣、情绪、人际交往等非智力因素发展，学校要从德智体美劳等多个维度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不管是多元学习方式还是多学科融合，抑或是发展兴趣爱好，都是要更多促进孩子内心真正的体验与感悟。孙伟良坚持“体悟式学习”研究，出版有《体悟学习：为内省而学》《体悟学习：丰盈内心成长》等著作，强调小学教育要回归本真，让孩子明白自己的起点在哪里、终点在何处、如何把握自己努力的关键点，在自信中得到真正的自我提升，实现可持续发展。

文|鲁利瑞 策划|彭瑞敏

来源：《教育家》杂志2022年8月刊第2期

来源： 《教育家》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