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词形容有故事的感觉

现在的电视剧到底有多无聊，要开VIP四倍速？｜麦田信箱,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新京报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什么词形容有故事的感觉1

这些电视剧的受众到底是谁？

反正不是我

@卷卷熊：

现在的追剧体验不佳，我不太有耐心去看剧了。作为一名00后我反而喜欢上看纪录片、电影以及动画片。

我出生于2000年，从《一起来看流星雨》到现在大热大火的律政题材我都看，我一直很喜欢看电视，小时候没少被家长打，那时希望自己能早点长大实现电视自由。

14岁的时候我看了《仙剑奇侠传三》，耳目一新的情节（对当时那个年代而言）留下了很深刻的记忆。

对于我来说影响最深远的一部国产剧是《温州一家人》，它的优秀之处在于生动刻画了时代和人物，比如阿雨在法属小岛上怀孕喝醉的那一幕，我反复看了好多遍，最打动我的不是她的坚强隐忍，是她那一刻的崩溃和脆弱，我觉得不能用“大女主”这样的词形容阿雨，现在看惯了爽剧的人应该很难喜欢上《温州一家人》这样的作品了。

考上大学、参加工作、经济独立以后，我可以获得电视自由了，却不怎么想看电视剧了，不是没有时间，是没有耐心和热情。

我没有共鸣了，越来越少被影视剧打动了。我也经常被一些剧的台词尬到或者腻到，有时候我都疑惑这个剧的受众到底是谁？反正不是我。实在无法接受一些演员拙劣的演技，我不追星，确实不太喜欢，非常不舒服。

《甄嬛传》，来自@卷卷熊 的珍藏的剧照。

很多职场剧

拍的都像MV

@Blue Fish：

小时候看国产剧，无法接受很多女性遭遇不测后遭受男性凌辱的情节，最后受害者独自坐在浴桶里一边哭一边洗澡。这个设定几乎贯穿了我从小到大看到的所有古装剧（我九七年的），非常讨厌这一点！

现在的追剧体验不佳我觉得原因有很多：画面滤镜高度相似，缺乏质感；电视剧中间总要穿插演员代言的产品广告，让人很跳戏；普遍节奏慢，台词拖拉，演员不是太夸张就是没表情；剧情没有新意，还有抄袭现象，很多职业剧拍的都像MV……

《非常律师禹英禑》，来自@Blue Fish 珍藏的剧照：“夫妻职员中的妻子一方被企业故意辞退，因此提起诉讼。但是诉讼失败后，大家也没有失望，也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在律师事务所的天台举行了聚餐，还邀请了虽然是对手律所但同为女性的禹律师。专注女性平等的律师在阳光下念了她最喜欢的诗。”

现在的电视剧剧情有多无聊，

要开VIP四倍速？

@芝士：

记忆最深的还是一些老剧，比如往日陪爷爷奶奶一起看的谍战剧。现在的电视剧人物单薄、内容悬浮，不得不感慨以前看过的一部电视剧，里面有一个让人气到牙痒的角色，他极端的性格和没有底线的道德，都源于自己过往的经历，即使在爱人面前寻回一些昔日的纯净，却再也无法拥抱过去的自己，最后亲人爱人都因自己而亡。他一生浮沉，最后落得一个孑然一身、葬身荒野的下场，在电视剧中是个不折不扣的反派角色。站在观众视角看，他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角色。现在的电视剧情节喜欢用非黑即白的方式来塑造角色，有些角色看起来有“厚度”却无法让观众产生情绪波动，这是因为剧本细节上的不足无法支撑人设，这也是为什么前文所述的那个角色在我心目中非常鲜活。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对新剧的热衷来自宣发内容对我的吸引，但从我往常的观剧体验来看，往往都是宣发把观众的期待值拉到最大，真正的剧集看起来却实在味同嚼蜡……

现在的追剧体验非常差，其实从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VIP四倍速专享。这也是一件引人发笑的事情，四倍速已经不是在看剧了。现在的剧情到底有多无聊，会让人有开倍速看剧的冲动？对于我来说非常直观的感受是剧情拖沓，十分钟能说清楚的事情一定要用一集六十分钟来说清。

现在国产剧内容悬浮已经是默认的事实了，偶像剧已经占据了大半江山，并不是说偶像剧不可以拍，好剧不管是什么题材，自然都会有观众愿意买单，但现在如同工厂流水线的作品实在是让人担忧，剧情换汤不换药，听得最多的便是男女主的美貌，仿佛躯壳一般的表演，已经很少看见鲜活灵动的角色以及能自圆其说的剧情了。没错，就是自圆其说，已经不要求逻辑缜密了，这也是我想说的另外一点——对国产剧的要求越来越低，导致剧集到达及格线就能作为被吹捧的对象。

最近就有一个非常糟糕的追剧体验，虽然我知道男女主的相处日常是为了让他们的感情顺理成章，但用十分钟的时间让他们隔着帘子接吻也太奇怪了吧，十分钟的慢动作加上背景乐的烘托，旁边的弟弟都看尴尬了，我还得硬着头皮开三倍速。

《沉香如屑》，来自@芝士 珍藏的剧照：“肤浅一点吧，当然是因为帅气啦。”

看电视剧的我

仿佛被片方当作了幼儿

@雪糕：

我是一个老剧爱好者。小时候大家都在看动画，而我跟着妈妈看《情深深雨濛濛》和《又见一帘幽梦》，当时觉得爱情好浪漫，倒也没觉得三观不正，反而被陆依萍的倔强和乐观所打动，还喜欢上了唱歌。看《又见一帘幽梦》则对舞蹈有所敬畏，感觉法国很浪漫，年龄差居然也可以是一件美好的事。琼瑶剧三观“歪”、神经质角色很多，但我居然当时就可以分辨出谁好谁坏（那时候大家的好坏都写在脸上），可以说这两部剧让我对爱情拥有许多罗曼蒂克的向往。

再后来就是《步步惊心》，我印象特别深刻，十几岁的时候一个人在家看完了大结局，哭得稀里哗啦的。妈妈下班回来，看到我肿着的眼睛和脸上没擦干的泪痕，很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悲伤是有力量的，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不是为了单纯的结尾在哭。那部剧我看的时候一度很嫌弃——怎么谁都爱若曦，胤禛被塑造得宛若一个开挂的霸道总裁，可是直到现在，我都记得若曦拿着玉兰花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样子，也记得她看着字画说“原来我真的存在过”，我觉得又解脱，又可惜，又无奈。它让我明白一个很偶像剧或者说言情式的穿越故事，也可以讲得这么沉重。

现在的追剧体验不算好，国产剧的整体质量普遍下滑，不敢说，不能说，也不好说。观剧体验也很差。具体来讲，我认为第一个原因就是弹幕文化的出现。原本弹幕是为了产生陪伴感而诞生的，我们以为有些剧开着弹幕看会很有意思。但这其实更适用于外语片，因为它们本身会有一些因语言而生的“梗”，而对于国产剧，说实话，有评论区就够了。

第二，剧集本身质量下滑，明显能看出所有的片方都在试图输出价值观，走“绝对正确”的道路。遇到女性角色，那就平等、自立、自强；遇到弱势群体，那就倔强、不服输、得偿所愿。故事逻辑为了绝对正确让步，你会感觉看剧时仿佛被当作幼儿，而片方是幼儿园老师，小心翼翼地哄着，生怕触怒了家长。

第三就是广告植入，太生硬了，插入的广告也不会选择合适的节点，粗暴的中间砍一刀，外加会员门槛、多个平台，人们想看剧，要绕好多路。

分享一部国产剧给我带来的糟糕体验瞬间——《庆余年》。那部剧我印象深刻，后面几集开了超前点播。我想，我不开会员，我就要看平台的广告；开了会员，片头片中的广告还是要自己手动跳；好，那我等更新，结果我为了看完，还要再花钱买超前点播，一集一集地买。但问题是，这还是个续集不知道哪年才能播出的“第一季”，试问我到底要花多少钱，才能看到完全没有广告、稳定更新的剧呢？那是我第一次买超前点播，挺好笑的，我买完之后看到结局，直到现在都没等来第二季。

《非常目击》，来自@雪糕 珍藏的剧照：“这部因为删减导致剧情有很多不通畅的地方，但不论是宋洋老师还是王泷正老师的演技，都非常打动我。他前前后后干了这么多，只是为了复仇。真的很让人难过。”

编辑/崧

校对/卢茜

什么词形容有故事的感觉2

吴琴在学习川剧快40年之后，终于有了自己的师父。师徒二人年龄相仿，作为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的获得者陈巧茹，也是第一次收徒弟。

在《中国有川剧》的舞台上，吴琴圆梦了。

恰逢“川剧振兴”40周年，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与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四川广播电视台承办的川剧文化创演推广节目在7月底拉开帷幕。26位青年川剧演员齐聚一堂敲锣打鼓。

川剧之魅

在吴琴成为26个人其中一员之前，她担心自己选不上，没有和剧团的同事们说。

参加这个节目的选手里，最小的只有18岁，但大家的经验都已经非常丰富了。部分选手出自梨园世家，从小就客串在父母演绎的川剧之中。在当地的剧团里，吴琴是最年轻的演员，但在《中国有川剧》的舞台上，她却是年龄最大的。

对于吴琴来说，川剧已伴随了她半辈子。小时候，在四川达州老家小镇的茶馆里，她听着锣声、鼓声和老人的唱腔长大，老人们闲来无事也会教她唱上几句。

18岁那年，达州川剧团招生，她以第一名的成绩顺利考了进去。后来，身边的前辈慢慢都退休了，她主要靠在网络上找视频来学习进步。

为了学剧，她把茶几搬到了客厅的角落里，留出一整个“排练场”，跟着电视机里的教学视频逐字逐句地唱。几十年的学习生涯中，她也认识了一些川剧艺术家，但因为年龄太大，没有向任何人开过口。

吴琴来到这个舞台，才第一次用上水袖，穿上“凤冠霞帔”。刚到节目组录制的时候，她看着其他的川剧演员，有彩鞋、贴身的衣物、演出服，而她什么都没带。平时她们到乡镇或学校演出时，都是穿着民族风格的连衣裙，简单和日常的穿着区分。

在这里，她不用担心上场需要穿什么衣服，画什么妆，现场有她见过最好的音响灯光，她感觉自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什么都没见过，也没有来过这么大的舞台。

一轮演出结束后，陈巧茹提醒她刚刚的表演有点“喷麦”，以后需要注意，给她理了理衣服，身边人打趣她“有了师父马上就不一样了”，吴琴感觉自己这几十年的学习，终于有了根，不再孤军奋战。

川剧之缘

在这里，每个人与川剧，有着不同的缘分。

从事川剧表演27年的雷云，小时候家穷负担不了3个孩子的生活，父亲恰好看到了电视上川剧培训班招生的公告，便把他送去了城里。面试的时候，雷云观察到老师在看其他小孩手脚直不直，他为了留下来，就努力地绷紧自己的手脚。

专攻丑角的万多12岁进入川剧艺术班，因为父母觉得他太调皮了，需要一个封闭式训练的地方好好磨磨他的性子，后来因为和班上同学互相较劲谁的戏好，把精力全部放在了川剧上，收获了观众的掌声。

而刚满18岁的雷文婷，也是从小跟着奶奶看戏曲频道长大的，现在还在苦练基本功中。

除了《中国有川剧》，文冬去过各种舞台演出。

文冬的父母作为川剧演员常年奔波在演出的路上，包括怀胎十月挺着大肚子时的母亲，几乎天天都有演出。他在剧团里出生、长大。他能说话的时候，就会哼唱两句，七八岁就看了几百出戏剧了，才10岁就成了川剧演员。

万年台是他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戏台，这种戏台多建在寺庙周围，逢年过节，四面八方的人都挤在戏台前的坝子里。父母怕他跑远了，打击乐附近便是他的位置。

这个位置，也成了他第一次正式登台演出的时候，父亲站的地方。他心里还没底气，不知道自己演得好不好，只能不停地偷瞄父亲的表情。看得多了，父亲更生气了，他压力更大，又多看几眼。父亲直接一个乐器丢上台来，逗得下面的观众看着十多岁的他哄堂大笑。

练功苦的时候，文冬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去寺庙花两块钱买香，让菩萨保佑他明天不要那么痛，然后回去接着练功。这些都没有让他离开川剧的舞台。

在文冬成年之后，剧团的数量慢慢减少了。他估算了一下，以前成都三环城区内，有40多个剧团，如今他知道的只剩下一个。他和妹妹都陆续转行了。

家里的表兄弟们，在工地上干活，2004年左右可以拿到两三千元的工资，他工资加上平时的商演，入手只有六七百元。

为了生活，他平日里除了剧院的工作，还接一些商演做副业，他在重庆的朝天门演过旅游性质的商业剧场，舞台出现在红白喜事现场、房地产开业、手机大卖场。

于是，他选择了离开川剧舞台。他在工地上，听不到锣鼓声，只能听自己的哼唱，身边的人听不懂，还会用怪异的眼光看他，或者唱完一句，被周围的人起哄多唱几句。

仅仅3个月，他找到一个回到剧院的机会，工资都没拿就离开了工地。

从此文冬就与川剧继续相伴了20年。其间，在专业上，他取得不少荣誉奖项，开过个人的川剧专场，在春晚、人民大会堂和鸟巢的舞台上表演过；同时为了支撑自己的川剧事业，他晚上下班后，还会接一些演出的副业。他记得一位老川剧艺术家和他说过，做这一行会有“玩不完的格，丧不完的德”，他知道自己什么世面都见过，也什么脸都丢过。对于文冬而言，川剧既是阳春白雪，也是下里巴人。

然而川剧从诞生起，就是一门海纳百川的艺术，它融合高腔、昆曲、胡琴、弹戏和四川民间灯戏5种声腔艺术。它包容着各种艺术门类，广泛出现在各种舞台，可以是剧院里长达两小时的一出好戏，也可以是分秒中惊艳路人的“变脸”“喷火”。

川剧之坚守

王裕仁第一次表演“变脸”的时候才3岁，幼儿园需要才艺展示，出生梨园世家的他顺理成章地学了川剧。他的外公张开国退休前是四川省川剧院的院长，张开国执导的川剧《刘氏四娘》《变脸》等，都获得了国内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文华奖”，外婆、父亲都是著名的川剧演员，母亲也从事川剧相关的工作。

在王裕仁7岁那年，表演“变脸”的舞台就从幼儿园变成了春晚。

王裕仁小时候学习川剧的场地有很多，可能是和外公散步的某条小道上，夏天树上的蝉叫个不停，外公就会让他对着树上喊“不准叫”，来练习吊嗓子。只有当他的声音压过了蝉声，才可以休息一会儿。

从小王裕仁就爱跟在外公身后，学习外公的一举一动和为人处世。身边人看着他背着手走路，说他从小看着就老气。这还体现在他的名字上。家人们希望他“衣谷为裕，衣食无忧，做人仁义”，小时候王裕仁生病去中医药店抓药，护士会看着单子上的名字说这是儿科，老年人不在这儿。

他也喜欢让自己沉迷于古诗词的世界里，读古文看古诗，对他而言是更贴切古代人的思维，理解古代人所思与所做，更好地演绎戏剧里的人物。在王裕仁最痛苦的变声期，也是靠着读书和古诗词度日。

他不仅“念旧”，在戏剧上，王裕仁有自己的新点子。

他最近忙着推出自己实验的小剧场，名字为《离恨天·审》。他看到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男性暴力事件，或是抛妻弃子、物化女性的，用传统戏剧中的3个有相关故事背景的男性人物作为代表，借古喻今。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创新，王裕仁还通过这几年疫情期间的生活观察，编排了一部名为《医生》的川剧。

王裕仁一边加固着自己的根基，一边衍生和发展属于自己时代的川剧。王裕仁形容自己为川剧这座大宅子的“祖屋阍犬”，在他看来川剧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会回到大众视野，并吸引更多人的目光，他现在所做的事情便是在宅子里坚守着，“当弄潮儿回家的时候，这宅子不会显得那么荒芜，这宅子里面还有人烟”。（龚阿媛 雷颜）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什么词形容有故事的感觉3

大门一关，李勇生要隐藏起名字和年龄——包括他是一名盲人的事实。

这里与外界隔绝，他的身份是一串工号，职责是劝人活着。出了这扇门，他们在电话里聊起的一切，都将被秘密掩埋。

“希望24热线”，400-1619995，谐音“要留、要救、救救我”，一条专门面向企图自杀、有抑郁倾向的人的生命援助热线，全年24小时无休。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自杀已成为15岁至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仅次于道路伤害，每年有近80万人死于自杀。

李勇生是天津接线团的团长，也是国内第一个从事自杀干预的盲人接线员。

李勇生做了一个比喻：有自杀意图的人，会穿过一间间黑屋子，最后抵达灰暗的迷宫，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但在每次进入下一个黑色房间前，他们都会向外释放求救的信号。

热线是最后一道生门，李勇生要做的，就是在系统崩塌瓦解前，建立支撑点，做最后的挽救。“做他们的朋友，走进去，和他们站在一起。”

李勇生在接听来电。图片来自《三月风》杂志

01 角色

李勇生有一双灰蓝色的眼睛，这是视神经萎缩留下的痕迹。一位给他拍过纪录片的记者说，他戴墨镜的样子，像日本导演北野武。

在深夜的接线室里，李勇生确实像一名导演。工作前，他要把门窗紧闭，保证安静氛围，方便进入角色。他在众多场景里穿梭，每通电话结束后，他需要时间，在大脑里进行角色转换。

晚上6点，李勇生叩开接线室的大门。这里位于天津一处写字楼内，十来平，两部电话，两人值班。“你打来电话，那我就是你的朋友，你什么都可以说，我陪你聊天，咱们共同面对，好吗？”

自杀干预将企图自杀的人群分为4类，7个等级，26个级别。4个等级分别是轻度、中度、重度和急迫。“面对学生，我通常扮的是家长，如果是校园问题，我会扮演老师，职场白领打来的话，我就演同事。”

拿起电话，李勇生会仔细听对方的环境声，接着听对方气息的变化、停顿时间、声音高低。5分钟内，李勇生能判断出危险等级，迅速建立一套干预方案——在此前的1000多通高危来电中，他的成功率达90%以上。

“基本聊5分钟，我就知道我能帮助他，没问题。他能投掷出求救的信号，我就知道，这人能救回来。”李勇生说。

他记得一个凌晨的电话。来电的是个女孩，李勇生听出，电话那头，有车流声，风声很大。他迅速判断出，这是一个高危来电——女孩可能在马路边或高架桥。

情况危急，李勇生调高了声音，音量与嘈杂的背景差不多大。事情在他的预料之中，女孩站在大桥上，准备往下跳。

在聊天的过程中，他抓准时机：“现在这个环境太吵了，我想听更多，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吗？找一个车辆少，能避风的地方，咱俩好好说一说。”

连线半小时后，女孩来到距离大桥200米的公交站。一个小时后，女孩听从了他的建议，回了家。“当她能和你诉说心里话的时候，危机的大门基本已经关闭了。”

每一通电话，都是一次漫长的拉锯战，反复地在希望的产生和破灭中拉扯。

李勇生能体会对方的状态：“他走到这一步，不知道深思熟虑多长时间，没有亲人和朋友的支持，任何的信念系统都没有了，他只想结束生命来获得解脱。”

他要做的，就是建立“拉力系统”，建立支撑点，打开对方的心结。“能打进电话的这部分人群，他内心还保留着一些对生的希望。这是他们的求救信号，他们还在挣扎之中。”

李勇生有自己的方法：说话时不打断对方，让对话一直延续。与对方情绪同步，琢磨对方的需要，抚平对方的焦虑。“他说出这句话，可能是求石问路，我要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他说完后，我必须连接上他的话，给他帮助。”

这也有一定的风险。如果技术不熟练，一句话刺激到他，不但不能将他拉出来，反而会激怒他的情绪，让他的心理产生瞬间剧烈的波动。

“尤其针对想自杀的人，他最怕的是一种负担，你可不要死啊，你死了以后***妈怎么办？你爸爸怎么办？他最怕听到这些。”

02 盲人的世界

盲人眼前的世界，并不是永恒的黑暗。

李勇生从事自杀干预接线员，已有7年的时间。谈起初衷，他说，既是助人，也是自救。“对方的包袱卸下后，我的包袱也卸下了，虽然我看不到，但感觉心里面是亮的，天空也是亮的，一切就不一样的感觉。”

他善于捕捉情绪变化的信号，像独独在夜里出航的船，面对漆黑的渺渺大海，总能准确判断出海浪的方向。但人无法四季在纯粹的黑暗里生存，即使他是盲人。成功挽救一个生命的感觉，难以用言语形容。

李勇生能感觉到白天和黑夜的区别，有时，黑夜也不是空洞的黑。他去盲校做过调查，即便是先天全盲的人，眼前也不是漆黑一片。他认为，这是受情绪调节的原因。

“即使没有光感，长时间受想法的强化，他会在脑海这种产生‘亮’的感觉，因为这样会让他感觉舒服，会让他没有压迫感和窒息感。如果在脑海中只有一片黑暗，时间长了，内心再强大的人，也走不出来了。”

李勇生40岁了，但他所有的图像记忆，都停留在10岁以前。失明几乎曾经将他的生活连根拔起。

他现在还会梦见，失明前度过的那个春天。村里有绿皮火车，路上有一些笨笨实实的卡车，车顶插着天线。家乡有一排垂柳，河边有一片青草地，树木发了嫩芽。他再未见过那样浓郁的绿色。

如今，他10岁前的记忆正在消散，他记不清了，连梦境也模糊起来。

失明前，李勇生是村里是出了名的孩子王。10岁那年，他在雪地玩闹，被东西绊倒，脸扎进雪地里，眼球撞上路中间的“铁疙瘩”，一块地泵。雪地上落了血滴，他用手一碰，意识到，两只眼球破了。

路上雪厚，车子难走，去大医院要很长时间。父母带他去附近的医院，做了眼球缝合，没多久就出了院。有亲戚叹息，挺好一孩子，这辈子废了。“我听见这词极不舒服，我怎么就废了？”

李勇生常常觉得，眼前雾蒙蒙的一片，脑袋上像箍了一顶“铁帽子”，他总不自觉地想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他变得沉默，不似以前活泼，爱待在人少的地方。

他对声音愈发敏感。他判断天气，依赖的是鸟儿的叫声。天气好时，麻雀叽叽喳喳，天气坏时，鸟儿扑簌簌地乱飞，他想可能有一场大雨。他甚至能通过声音，判断马路的宽窄。

李勇生仍记得12岁发生的事情。他和朋友去别人家的菜园子里拔菜，园子主人见后，只打了李勇生。“我觉得这是不公正的，想来想去，为什么欺负我？就因为我看不见，就因为我是累赘，我不行了。”

脑袋上的那顶“铁帽子”，心里的疙瘩，都被一团火烧没了。“我不能这样让别人看不起，我长大了，一定不让别人说我是废人，一定活好了，还要真正活下去。”

叔叔给李勇生买了一台收音机，他靠声音和世界发生连接。他听相声评书，也听心理访谈，他知道，盲人能上盲校，学按摩，学吹打乐，又有了希望。

有次，他拨通了节目热线，一名心理学专家正在讲课。他问，我以后该去干什么？专家说，你可以去做心理咨询师，这很适合你。心理咨询对他而言，还是一个陌生的词。

从盲校毕业后，李勇生做起了盲人推拿。有天，他听说残联要举办针对残疾人的心理咨询师培训班，在北京师范大学上课，一个城市只选两三个人。李勇生被选中了。后来，他顺利考到二级心理咨询师证，开了自己的心理咨询室。

有次，他去长沙参加心理学的课程，知道长沙建了希望热线。“当时就觉得特别适合我，眼前一亮。”

2015年，天津也要办希望热线，李勇生立即去报了名，成为天津首批热线志愿者。

李勇生和全家人一起旅游。图/受访者提供

闲暇时，李勇生也会想，如果没有失明，他该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可能会去参军，或钻研一门学问，搞创新发明。“因为意外，才走进了这个行业。既然如此，咱别的也不擅长，只会心理咨询，如果能帮助到别人，那是最好的。”

他时常感到，他与电话那头的人，处于两个世界。

在那个混乱失序的世界里，最初，他觉得自己像是村长，什么事情都帮着解决。后来，他更像侠客，路见不平，要拔刀相助。如今，他只想做对方的朋友，帮对方理清行动的线头，做力所能及的事，“走进去，和他们站在一起。”

03 一场对人生的模拟

听过成千上万个故事，李勇生发觉，这些相似的情节，有着人生阶段的共性，在不同的人身上挪移重现。

他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一个老人打来的。老人年迈，常年独自生活，身体不好，当下被卖假药的骗了，不想活了。

他发现，这是老年求助者的共同症结。他们寂寞，孤独无助，多数时活在回忆里，抱有对未来的恐慌，日积月累，便产生了心理问题。

“相对而言，老年人好干预，只要让他感觉有人在和他聊天，说什么都支持，类似‘大爷说得太对了’，‘就这样没错’，让他感受到认同感，就会慢慢恢复过来。”

李勇生还遇过欠了巨额赌债的中年失意者。对方认为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在酒里泡了一罐安眠药，准备喝下去。他给希望热线打电话，希望自己的事情，能让别人引以为戒。

李勇生成功劝阻了男人。一个多月后，男人的家属给热线打电话致谢，李勇生听接线同事说，男人已经走出了阴霾，他激动地围着椅子转圈。

他说，对于自杀干预热线的接线员而言，最基本的准则是，无论对方说什么，都支持和尊重他，让他感受到真诚，和发自内心的关注。这是建立信任关系的要义，“必须让他感受到，我在听，我在关心，不论说什么我都能接纳。”

在听到孩子的烦恼时，他最容易动情，沉浸在对方的痛苦里。

现实中，李勇生有两个孩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李勇生还记得，一个13岁的男孩，单亲家庭，父亲嗜酒赌博，男孩总是担心受怕。一个孩子饿着肚子，又怕父亲打人，又担心父亲不回来，他该多么孤独啊。李勇生想到自己的孩子。

接完电话，他站起来喝了一大杯水，出去走了一圈，大脑放空一会，才能从角色里出来。

离开接线室后，外界的声音能把他拉到现实里来。

一路走去，他能听见车子的引擎声，有司机按着喇叭催促前方的车辆，街边小贩在叫喊。这些声音带来生活的实感。

但并非所有接线员都能瞬时走出来。那些困苦的情绪有时会缠绕着他们。一些感情细腻的接线员更为困扰，有人常常担心，他的困境有没有解决？他有没有再次自杀？他家人怎么样了？

“他天天沉浸在这个问题里，就会影响到自己的现实生活，最终也是有一部分人群不干这行了，因为太容易动情。”

这些痛苦也滋养了李勇生，使他对苦难有了预设。

“在这些人身上，我看过了这样那样的故事，需要消化他们的痛苦和磨难，就跟打疫苗一样，咱再遇到同样的问题，处理起来就很自如，甭管过去未来，一切都是人生的反复模拟。”

04 解困

他发现，打给希望24热线的电话逐年增加。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7月底，接听来电达39.4509万通，青少年来电占比40%，其中有5000余高危案例。

起初那些年，李勇生值班时，常常只有四五个电话。现在，电话几乎是无间断的。“这还是能打进来的，90%以上的电话是（占线）打不进来的。”

来电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学生占比最大。李勇生遇到最小的求助者，只有11岁。

需求量成倍地上升，与此同时，接线员却流失严重，十分紧缺。

据希望24热线数据，2012年热线在上海建立后，为保证专业性，希望热线要求，接线员需持二级心理咨询师证，或参加《心理危机干预实操技术》培训，经过培训和见习才能上岗。

截至2020年10月，现有的志愿者达700多人，其中热线接线员400多人。一名希望热线的工作人员透露，2017年，接线员有700多人，2022年，现有的接线员已不足300人。

这些接线员均为志愿者，没有任何报酬。多数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老师、公务员、心理咨询师占大多数，业余时间接线。

2015年，李勇生参加了希望24热线的首期培训班，同期的志愿者有350多人“很多人接线不久就走了，留在热线的只有120人左右。”

七年过去，李勇生估算，如今坚持留在热线的首批志愿者，不足20人。

人们离开的理由不一。有的因为工作调动，有的因为搬家，离得远了，有的结婚生了孩子，时间抽不出来。但最大的原因，还是高强度的输入和输出。李勇生说，从事危机干预的接线员，需要较强的学习和探究能力，要不断地吸收知识，再进行大量的实践，是对精力的考验。

今年6月，由世界卫生组织撰写的《世界精神卫生报告》发布，自杀已成为年轻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致辞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全球正在经历一场精神卫生危机，近10亿人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李勇生也有同样的感受。城市的节奏加快，产生的伤感也越来越多，那些创伤和挫折，还来不及弥合，就有新的创伤填补进来。

他还遇见过热线依赖者——长时间依靠希望热线活着的人。“他们一空闲就打，也有一年打几十次，上百次的。咱从不问他姓氏，也不透露信息，但他一打进来，能听出我们的声音，说，是你啊。”

李勇生从不会让对方挂断，而是继续耐心倾听，“热线是这部分人群的希望，每个人的希望都是平等的，他对热线这么依赖，说明他的社会支持系统非常薄弱。如果唯一的希望再打破，对他们是很大的创伤，我们能帮的话，还是会继续帮下去。”

对于庞大的自杀人数而言，热线仅是干预中的一环。它难以挽救如此多的有自杀意图的人群。

“光靠一个希望热线，真的是杯水车薪，心理咨询师本来就少，里面研究危机个案的就更少了。”李勇生说。

李勇生说，每个企图自杀的人，都会释放出自己的求救信号。“我们心理学叫三托六变，可能会发有托人托物托事的行为，并且在性情等方面会产生变化。”

一个细微的关怀，或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希望，就可能会挽回一个生命。“如果那时，我们刚好在他们身边，千万不要给他们再添加负担，只要做到一点，真正地支持他们，理解他们、陪伴他们，让他们不再变得那么孤独，就能有挽救的希望。”

来源： 济南经济广播fm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