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老兵讲述的故事有哪些

2022-11-06 01:39 作者：光明网围观：次

寻访抗美援朝老兵：他们已不再老去,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光明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农民老兵讲述的故事有哪些1

他们已不再老去

宋坤儒自己也没想到，他一个拍惯了酒瓶、豪车的广告导演，会拍一个注定赔钱的纪录片。

最初他踏进四川荣军院，只是拍一个公益广告，尽快完成工作。一名抗美援朝老兵站得最直、军装上挂满奖章，宋坤儒拍摄完才发现，他的腿是假腿。当宋坤儒跟着老人走进40多平方米的家，发现墙上挂着一张被折叠的合照，战友被他折了过去，一只手却搭在他的肩上。他的战友牺牲在了朝鲜。

“如果是我，要么撕两半，要么干脆不挂，我从没见过这种把照片折过去。是纪念，也是逃避心中的伤痛。”他很好奇。起初，他只是业余听故事，很少发问，老人慢慢说，他就慢慢听。但当素材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发现很多故事连家属都不知道，老兵对他打开话匣子，“有种托付终生的感觉”。

他感到“惊慌”，“稀里糊涂就知道了这么多人的秘密”。在朋友眼中，这位留着山羊胡子、“没心没肺”的中年男人，连着四年不挣钱，跑到全国各地的干休所、疗养院，坐在石阶上、病床前，“把自己当孙子”，耐心地把老人们折起的记忆展开、抚平，摊到大银幕上。

这些老兵年纪最小的86岁、年纪最大的98岁。很多人逐渐丧失了记忆，但从未离开战场。有人会躲在草丛里“执行任务”，有人会在深夜抱着氧气瓶哭泣，有人已经忘记自己的名字，却摇着轮椅，拉宋坤儒到衣柜前，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盒子，盒子里掏出手绢，手绢裹着战争留下的徽章和老照片。

一位老人说，“你来得正是好时候，你要是再晚来几天，我可能就没有了”。影片结尾，她的名字真的加了框。

他给影片取名《1950他们正年轻》，希望这些老兵的讲述能“戳到”当下年轻人。

“战争结束以后，我还存不存在？”

在宋坤儒的镜头里，有的老人侃侃而谈，有的老人选择沉默。90岁的王贯三曾是一名医疗员，面对镜头，他的嘴缓慢地张开又合上，长达10秒的沉默被保留到了影片里。

但讲到自己的职责时，老人突然激动起来。他想起自己会趴在伤员身上挡子弹，“我趴他身上能挡住机关炮吗？挡不住的！但是对他们的一个安慰嘛！”

老人们的状态时好时坏，每天记起的东西也不一样，有时会只围绕一件事儿打转，就像硬盘扫描时停在某个扇区，怎么也出不来。

92岁的王素谦当时是一个“长得像周冬雨”的瘦小女孩，为了保护机密文件，曾经抱着文件从三楼跳下来，立了功。但在镜头前，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事儿，连进朝鲜的时间都忘了。

在女儿眼中，刘素谦很少讲战场上的事。从战场下来后，她就变身“女强人”，干过党委委员、工会主席、科长，就连上山下乡时期也是知青的带队指导员，“净替别人考虑了”。

去年5月，老人去世了。在生命最后的时光，她像回到年轻的时候，不敢看镜子，半夜惊醒，裤腰带一扎就想出门，嘴里念叨“部队要出发了”。

对大部分老兵来说，宋坤儒是第一次采访他们的人。70多年过去，他们身上抗美援朝的痕迹已经很难看出，奖章在孩子们的摆弄中丢了，老照片也被尘封在抽屉深处，刘素谦说，“照片留给我没有用，我还能活几年啊，早晚给撕了。”

这段他们成为丈夫/妻子、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前的故事，能见证的人几乎都不在了。

文艺兵任红举和战友的照片里，4个小孩堆着笑脸，嘴咧到耳根。那时他17岁，像个小猴子一样好动。当时是在一个庙里宣布入朝名单，他跳上点名的人身后的条案，当听到自己的名字，“兴奋地几乎瘫在条几上”。

在镜头前，89岁的他像个孩子一样挥舞着双手，像是回到了17岁。观众形容，“少年感溢出屏幕”。

这是多数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一列火车从漆黑的隧道穿出，隧道外，雪疯狂地落，堆满山头。

“是雪也是灰烬”，画面上飘过弹幕。

一个美国兵曾在回忆录里描写朝鲜战场的凶险：“这里层峦叠嶂，狂风怒吼，温度一直在下降，唯一可以预见的是，明天会比今天更冷，这不禁会让你怀念昨天。”

1950年的朝鲜，冬天出奇地冷，严寒能冻裂侦察机的挡风玻璃，在士兵站岗时冻掉他们的耳朵和脚趾。10月，很多志愿军穿着单衣和胶鞋踏上异国他乡的土地，开启连续18天、一天100多公里的行军。

一位老兵在接受宋坤儒的采访时说，他们不怕饿、不怕打仗，就是想睡觉。曾经有一支队伍困得在走路时都睡着了，全队人摔下了悬崖。睡眠是奢侈品，在战壕里，睡觉也有讲究。炮兵要在炮座旁边挖一个洞，头朝里、脚朝外，方便随时脚一蹬就上炮，“8秒钟要打响炮”。

士兵们把年轻的身体全押在战争上。因为时间不够，为了抢修桥梁，工兵灌一口酒就往水里钻，腿都泡烂了。不少人从入朝后就没换过衣服，加厚的棉鞋一个排就一双，谁站岗谁穿。

一位文艺兵举着断臂在镜头前讲，有次朝鲜刚下过雪，大地一片白茫茫，为了隐蔽，队长要求战士们把大衣白里子朝外举起来。“我想要当手风琴演奏家，一只手指头都不能打断。”他担心自己的手，想把手护到胸前，在移动时，炮弹打下来，夺去了他的右手。

在防空洞里躲避轰炸，或者一动不动趴在雪地上执行任务时，他们也会闲聊，“战争结束以后，我还存不存在？”

“好像是死之前要把他这一生做的最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告诉一个陌生人。”

70多年后，年轻观众们走进电影院，就像是眼睁睁看着同龄人走上战场。28岁的红豆看到有一幕，眼泪“绷不住了”：一列火车拖着长烟从鸭绿江上驶过，一个年轻人坐在车顶，抱着枪，望向江面。

“如果是我，如果火车有窗户，我一定也想探出头来。”

红豆的姥爷也是抗美援朝老兵，88岁，话少。姥爷很少提战场上的事，但电视里有关抗美援朝时期的武器只出现两三秒，姥爷也能知道是什么型号。小时候她参加朗诵比赛，读《谁是最可爱的人》，姥爷摇摇头，“你这情感不够”。

看完片子，她才意识到自己读课文的感情是空白的，“我们的尊敬是抽象的，不是具体的。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宋坤儒的闯入，让老兵家属们看到了老人隐藏起来的一面。宋坤儒采访老兵薛英杰时，杨欧坐在显示器旁，第一次见到姥爷流泪。

采访是在疗养院进行的，薛英杰在房间里种了不少风信子，风一吹就一屋子香味儿。在杨欧眼里，姥爷薛英杰是“老顽童”，“心里没有痛苦”。他喜欢坐火车，喜欢养花和各种小动物，总是笑眯眯的，生气不超过10分钟。

关于战场，薛英杰只讲有趣的事，比如轰炸过后河里漂的全是大鱼，他们组团下河捞，拿去和朝鲜村民换吃的。或者讲自己在战场上第一次喝伏特加，喝得太猛，晕了好几天。“感觉他不像一个当兵的，他就像一个中国农民跑到了朝鲜，然后去跟人家农民聊天。”

全家人都知道薛英杰喜欢全国各地跑，下车才给家里说。他们家在邯郸，但老爷子喜欢去东北，还偷偷在东北买了一所房子。家人知道后，觉得他是胡闹，强迫着他卖了。直到看到宋坤儒的采访，才知道老爷子是去看望战友的家属。

那是他关系最好的战友，死在他怀里，被他亲手埋在朝鲜的河道里。那天他们吵架，战友一屁股把薛英杰拱到里面，坐到了最外面。那原来是薛英杰的位置，结果天上一梭子弹下来，“他替我挨了枪”。

战友曾经对薛英杰说，如果薛英杰死了，他会给薛英杰家里写信，给他立个石碑，用棺材埋了。薛英杰打破了他的幻象，“办不到的事情别瞎冒泡，在朝鲜你找不到一块完整的石头。别说棺材了，最多两个麻袋一头套一个，找块木头，平的那面，钢笔写一写，立到坟前。”

没想到一语成谶，战友的尸体就是裹着麻袋埋的。直到现在，他还一直惦记着战友的遗骸，“我给这活着呢，晃晃荡荡的，可我战友还在那儿啊！”胸前勋章跟着老人身体颤动，撞得叮当响。

在影片里，薛英杰的眼睛从始至终都湿漉漉的。说到自己救治过的伤员他流泪，说到他在烈士陵园找不到战友的名字，他也流泪。而前几年自己女儿中风，他没掉一滴眼泪。

杨欧在采访结束后要来了视频，坐在电脑前哭了好久。当她打电话给母亲，才发现母亲对姥爷在镜头前说的事儿一无所知。

宋坤儒给每位老兵的家人送了一个硬盘，里面是访谈这些老兵的完整视频。

说出来，对活着的人也是种解脱，薛英杰说，“我不愿意想过去，一想我控制不了”。不少老兵在宋坤儒走后，“心底的盒子被打开了”，连着一周血压升高，睡不着觉。

宋坤儒内疚，不敢再去，但总有老人惦记着，打电话过来，说上次哪个地方讲得不对，要再讲一遍。他跑过去，结果老人又是从6岁开始讲，两三个小时，还是相同的内容。

采访结束第二天，薛英杰坐着电动轮椅，穿着宋坤儒给他买的新衣服，雄赳赳气昂昂地从疗养院跑出去，交警担心他迷路，老爷子一脸兴奋地告诉交警，自己被采访了，想去照相馆拍张照。之后几天，薛英杰总是忘记宋坤儒来过，每天都以为今天是采访。

薛英杰去年4月去世，那张照相馆拍的照片就是薛英杰的遗照。

宋坤儒也是把老兵们的话当作遗言来听，很少提问，多是倾听，“那种感觉，好像是死之前要把他这一生做的最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告诉一个陌生人。”

“从朝鲜回来，每天都是赚的”

宋坤儒在四川荣军院采访，看着伤残老兵一人一个轮椅，围在大榕树下聊天、吵嘴，脑子里冒出疑问，“他们在战场上不害怕吗？”

“不能想，一想腿都迈不动。”他们对死亡的恐惧体现在生理上。一位老兵讲自己第一次碰上炸弹，跳下车的时候发现腿软了，“还是要往前走”。战场上新发的衣服、罐头，他们马上就用，留不到第二天。

战场上，他们靠概率活着。一位老兵接连因为上厕所、系鞋带，连续躲过了致命袭击，一个连只剩他一个人。

“活着干，死了算”，一位老兵牙齿都掉光，手不受控制地抖，但讲起自己十多岁在朝鲜，每天晚上拿刀潜入朝鲜的钟毛谷，眼里放光。他们知道国家7斤粮食才造一颗子弹，舍不得费子弹，直接拿刀。

宋坤儒坐在老人对面，鸡皮疙瘩起了一身。“我一琢磨，我们的十多岁要不早恋，要不忙着考试，而这帮人没青春期啊！”

青春的躁动也会从炮火缝隙里冒出来：他们比赛捉虱子，打鹌鹑，靠报菜名打“精神牙祭”。有些老兵现在还留着在朝鲜收集的小硬币、飞机碎片，以及朝鲜少女包伤口时用的手绢。

他们还会起哄战友念家信，最受欢迎的是恋爱方面的信，“张三的家书，李四和王五都一起享受。”任红举在回忆录中写，一次过河，女兵的白衬衣湿了，任红举年纪小，负责扭过头给她们递雨衣。此后男女兵不得不睡一个山洞时，都让他睡中间。他自嘲“成了文工队性别战场的‘三八线’”。

宋坤儒在拍摄中感受到，年轻的他们也有梦想，但“荷尔蒙在战争中释放、消耗殆尽，被更大的恐惧稀释了。”

“我采访的大部分老兵当时都是15到24岁之间，正是价值观形成的时候。”宋坤儒接触了这么多老兵，发现他们身上有着相似的平静和豁达，“他们觉得从朝鲜回来每天都是赚的”。宋坤儒形容战场是“更高级的锻炼”，当脱下军装，放下枪，生活里的苦都不算苦。

医生薛英杰的妻子是个“资本家的小姐”，在文革期间他被牵连，住在牛棚里，要做手术的时候才被大喇叭喊去医院，但他从没抱怨过。后来他被排挤去妇产科，因为胆大心细，成为最早一批做剖腹产手术的医生。宋坤儒记得他自豪的样子，“煤炭医院附近很多40多岁的孩子都是我接生的”。

那种不知疲倦是战场训练出来的。在战地医院，薛英杰曾经累到手术刀扎脚上都没感觉。血浆不够，都是自己给伤员输血，管子嘟噜嘟噜响，薛英杰输血输到自己“脑袋大，走路打转”。

89岁的周有春是孤儿，参军前在上海的钟表店当学徒，当时他鼓动工会147个人参军，只有3个人活着回来，一个胳膊没了，一个腿没了，他是最完整的一个。

老人在镜头前说起这件事，嘴角颤抖得厉害，“我是在替战友活着”。从军队退休后，他就没闲过。拿了两个大专学位，哲学和无线电；学了三门外语，英语、德语和法语。他去涉外酒店扫过地、刷了6年马桶，在冰棍厂管过库房，在外贸公司的门卫室收发过信件。

现在他有糖尿病、冠心病，五节腰椎坏了三节，身体里有6根钉子和一块钢板，还因为肾癌摘掉了一个肾。但他很高兴自己耳朵不聋，思维也清晰，“我已经很幸运喽”。

一位看完影片的90后在豆瓣里写下长长的影评。她的爷爷也是抗美援朝老兵，她想起奶奶说，爷爷临终前说，他不想死。

“谁不想活着？”她只听过爷爷零星的战场回忆。爷爷一辈子不争不抢，平时不小心破皮流血像没事一样。看完电影，她跑遍全国的抗美援朝纪念馆，希望“证明他存在的痕迹”，在展板上看到爷爷参与过的战役，她忍不住流泪，“没有战争他会更长寿吧，那我宁愿要一个普普通通的爷爷。”

“他要敢来，那我还干他！”

在改革开放时期长大的宋坤儒曾经觉得，“保家卫国”这个词离他很遥远，甚至有些“空洞”。

“但当真正接触到这些’土得掉渣’的老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世界上存在一种真实，真实到让你觉得虚假。就像你在西藏绚烂的阳光下，山像是P出来的，因为阳光把所有的暗部都勾没了，所有的线条无比锐利。”他说。

在拍摄刘素谦时，刘素谦突然什么也记不起来，但仍能一个音不跑地唱出“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她的战友碰巧是下一个接受采访，两人多年没见，两只皱巴巴的手攥在一起。就算不是一个军的战友，在拍摄间隙，老人们碰到一起，总会就谁的部队更英勇开玩笑，临走前还会互相敬礼。

这些镜头外的情感，宋坤儒无法全部装进影片。每当镜头转向手舞足蹈的任红举，画面就变得生动，因为他把故事讲得“特热闹”，讲逃命的经历还不忘开玩笑，“但其实你仔细去听每一个故事，你都会感觉到他热闹背后的悲伤。”他记得每一个牺牲战友的名字，把牺牲场景描述得像照片一样清晰，但镜头一合，停止讲述，老人就垂下头，耷拉下脸。

老兵周有春常说，“时代变了”。他在涉外酒店工作时，美国人给的小费最多，但他从来不收。

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记住过去的时代。93岁的农民孙德山自己建了一个抗美援朝纪念馆。他从10多年前就开始筹备，靠种地、卖废品攒钱，把退伍补助都花在布置展馆上。

这个在自家院子里建的纪念馆，摆着地图、老物件和老照片。灯光、红毯一应俱全，抗美援朝时期的10名元帅、57名上将、177名中将、1360名少校的照片排列整齐，只不过他们背后是发霉的墙壁，头顶是破旧的塑料布。

孙德山节俭，时常去集市上淘没人要的旧相框，宁愿少吃一顿饭，也要多洗两张照片。家里人都反对，村里人喊他“孙疯子”，他也不吱声。在宋坤儒眼里，孙德山有点像现代的堂吉诃德。

这两年，他终于被媒体看到，被送了20多面锦旗，家里厚厚一摞来自天南海北的报纸，都是关于他的报道。他上了央视的舞台，陈凯歌推着他的轮椅迎接观众的掌声，他黝黑皱缩的脸上笑出一朵花。但是他的屋子现在下雨还会漏水，展馆的照片常常被水浇湿。每月退伍补助2000多元，勉强够生活。

孙德山从没想过，离开战场后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上战场前，母亲刚去世。1955年，他坐着和出发时一样的闷罐车，悄无声息地回来，直到穿过国境线、有城市的灯光漏进来，才觉得“见着亮喽”。

他背着200斤高粱米回到村里，生了8个孩子。他先是在火车站工作，火车站减员后回到生产队，主动干最重最累的活。现在去城里办事，还给六七十岁的老太太让座，而他已经93岁了。

他也哀叹过自己的境遇。小儿子27岁死于白血病，他埋怨自己是灾星，“朝鲜当时打细菌战，是不是我把细菌带回来了？”不过，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很快他就恢复了爽朗的语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了不起啊！”

电影上映后，孙德山收到的信最多。每当他出现，视频网站上的弹幕就接力传递展馆的位置，飞过一句句承诺，“我一定会去看看”。

宋坤儒好奇，如果中国老兵再碰见美国老兵，70多年后他们会对彼此说什么。他真的找到了一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老兵，那位老兵说，如果现在碰到中国志愿军，他会拥抱对方，感叹在上帝的庇佑下我们都还活着。

他拿同样的问题问中国老兵，得到了更简短的答案，“他要敢来，那我还干他！”

宋坤儒在搜集资料时发现，现有的抗美援朝题材纪录片大多是“宏大叙事”，从世界格局讲到东亚格局，从战役到战术，“讲个体故事的特别少”。

由于从没拍过纪录片，他也想过把素材给其他专业的纪录片团队，但宋坤儒和同事担心，那份面对面诉说的情感会打折扣，“对我们来说，他们不仅是素材，(他们)身上工具性弱了，人味儿多了。”

最终，没有时间线、没有旁白，他把“还原听老兵讲故事的现场感”作为目标，不考虑战功、军衔，尽可能多地把老兵们都放进来。

“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场仗要打”

在筹备影片过程中，宋坤儒最大的坚持是，一定要上院线。有朋友建议直接放上视频网站，风险低，但宋坤儒不能忍受这些老兵的讲述，被一个键随时暂停，“他们需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被聆听”。

为了拉投资，他开始四处借钱，“赔钱就卖身呗，以后拍片子找我当导演，我打折，什么剧本我都拍。”作为国内唯一一部公映的抗美援朝纪录片，《1950他们正年轻》顶着极大的压力：龙标一直拿不到，赶不上2020年抗美援朝70周年，不断有投资人因担心票房撤资。

他也不是没想过放弃，把这些素材压箱底，10年之后见天日，“但这些老人不都还活着的吗？如果10年之后，这些人全都没了，如果他们看不到片子，我觉得对不起他们。”

他记得，得知薛英杰去世时，他正在电影院给影片调色，做上映前的准备。电话刚挂，巨大的屏幕上正巧出现薛英杰的镜头。“哭的特别厉害”，宋坤儒答应过薛英杰，要带着片子，开车去邯郸放给他看。这个承诺再也没法实现了。

宋坤儒知道，自己在和时间赛跑。有些老人再见面时，和之前像是两个人。

第一次采访周继成，宋坤儒记得这位外号“小黄牛”的老人腰板很直，一口“川普”洪亮有劲，眼神像鹰。去年12月宋坤儒在央视舞台上再见他时，老人缩得很小，在台上睡着了。宋坤儒抱着他，“像抱着一只虾米”。今年1月份，周继成去世，遗愿是“不收礼，不收花圈，不开追悼会”。

上映前，宋坤儒心里也打鼓，他们没有《金刚川》的特效场面和明星光环，主演就是“一群老头老太太”，会有人来看吗？

他曾经把片子给身边不同年龄段的朋友看，一些80后评价没有战争场面、时间结构混乱，他们对抗美援朝的背景和经过有一定了解，觉得片子讲得不够清晰。而90后、00后挺喜欢，他们能跟着老兵的诉说进入他们的情感世界。

这正是宋坤儒的目的。他只留下最具有情感冲击的段落，梳理出最短的逻辑链条，力求没有历史基础也能快速理解，“像是剪了一个长版的短视频”。他希望年轻人看完片子，能真正对抗美援朝的历史产生兴趣，继续深入了解更专业的资料。

去年9月3日，影片上映。然而票房一开始不怎么理想，很多院线因为疫情不开放，线下路演也被取消。宋坤儒把票房的钱全部捐给了帮扶志愿军老兵的公益组织，祈祷片子能在院线至少撑一个星期。

没想到，片子扛过了第一个七天、第二个七天，扛到了10月底。自愿帮忙宣传的年轻“自来水”观众起了关键作用。他们通过微博找到了片方，拉了个民间“宣发群”，群里有学生、创业者、作家等，大多都是90后和00后，通过各种渠道拉人去看电影。

当时邯郸有个和老兵家属一起看电影的活动，一个姑娘想参加，买了票，找了个跑腿小哥帮她取票。结果跑腿小哥不仅把电影看完了，还跟老兵家属合了影，那天没再跑单，叫了他的朋友接着看。

这些年轻观众对抗美援朝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历史课本，看完影片后，有人去看1000多页的《抗美援朝战争史》、有人向大家推荐b站上的科普视频。“自来水”群里，还有沈阳的朋友去看望孙德山，还在群里视频连线。周晶看到，大屏幕上的老兵突然出现在手机里，面庞更加苍老，“就像自家的小老头给你打视频电话”。

周晶也是群里的一员，那时她刚大学毕业，想出国，但雅思考试被疫情延误，工作也找不到，每天闲在家里，对未来充满迷茫。她不敢打开朋友圈，晚上焦虑到合不上眼。

她无意间刷到宋坤儒给观众写的信，被导演的真诚感动，就去看了影片。看到上个世纪年轻人的活法，她感觉焦虑被抚平了一些。

微博大V爱国熊猫是个80后，他直言以前他总是愤世嫉俗，现在他明白，这个时代诱惑太多，不是谁都能把一件事做到极致。

在他看来，像《1950他们正年轻》这样的影片或许能重塑年轻人的信念感，“这种代入感不是喊口号能喊出来的。文字是隔着一层纱，但影像是一个人直接坐在你面前。”

宋坤儒希望这部影片，能把老兵们年轻时面对困难的勇气传递下去，“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场仗要打，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一生都在和自己的生命轨迹做斗争。”

最终，影片票房1088.2万元，是《长津湖》系列的几十分之一，但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8.9。有人评论，《1950》里没有“瞬间逆转”“孤胆英雄”，而是真实呈现了“人”本身在战争下的状态。

年轻的“自来水”也希望更多人关注老兵的生活，“而不只是嘴皮子上的尊敬”。今年1月份，周继成去世，周晶发了悼念的朋友圈，有看过影片的朋友在下面评论，周晶很欣慰，“至少有人记住他们了”。

一位成都的老兵家属，在成都每一个排片的影院都买了两张票，一张是自己的，一张是父亲的。

宋坤儒原先想去13个城市路演，每一站都要请老兵到现场，“电影只是一个载体，我们的目的是让更多人认识这些老兵，甚至让更多人挖掘身边老人的故事，不管是作为集体记忆，还是家族记忆，都值得我们了解。”

在寻访老兵的过程中，他逐渐厌倦在商业广告里自我重复，开始主动接一些国家形象片，“油腻中年男人的社会责任感吧”。老兵的故事让他对更宏大的命题产生兴趣，“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个古老民族的独特性究竟在哪？”

他相信这部影片“意义不仅在当下”，“我们像火柴，短暂地亮一下，很快会燃烧干净，但我相信会有人接力。”

一位年轻的B站网友在影片下写评论，“我刚刚从电影院回来，外面下着大雨，我一路唱着歌，汽笛喧嚣，雨声很大，我就放声地唱。真的不知道脸上是雨还是泪了。

我那个很小很小的电影院，只坐了很少很少的几个人，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一排一个人，在中央，像一道历史明灭传承的线。

我坐在最后一排，看见前面的人们每次抬手拭泪。我是哭得最多的一个，前面大哥偷偷转头给我递纸。所有人，坐到电影结束。当灯光亮起，一位老者呼地就起立了。他大声唱，唱得我浑身震悚。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无一人离开，我们开始合唱这首我们的歌。星星点点的几人，却让我觉得，我们唱出了黄河吞天之气势。在大雨中冲天一喊，告慰先人。

我大声唱着，唱着这是我们英雄的祖国。”

197653，是抗美援朝牺牲烈士的数量。影片票房达到这个数字的那天，位于全国各地的年轻观众打开手机定位，来了一张覆盖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合照。橘黄色的荧光小点汇聚在一起，每个箭头都指向朝鲜半岛，把身体和灵魂安放在那里的老兵，永远年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焦晶娴

来源：中国青年报

农民老兵讲述的故事有哪些2

极目新闻记者陈倩

通讯员包晓霁

4月15日，由湖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的“老兵永远跟党走·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主题演讲比赛在汉举行。来自全省的40多位退役军人和退役军人工作者，讲述了身边的老兵和退役军人工作者身上发生的故事。他们的讲述，处处都是感动。

张静：为截肢的老兵打造一双“专属皮鞋”

恩施州来凤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张静，讲述了她和一位老兵的故事。

张静说，见王叶祥第一面是去年，局里安排她负责常态化开展联系退役军人的工作，他是自己联系的服务对象之一。头几次电话沟通，感觉老王精神头不错，说话干脆、果断，也没提什么要求，还盛情邀请她去他家里看看。

张静还记得第一次到老王家的情景：“住在山里的老王家并不好找。到了蓼叶村口，找村民问路，说，找老王啊，是那个残疾军人么？不远了，就住在山脚下的安居房里。到了场坝，出来接我的是大妈，笑眯眯地说，闺女，我们住得偏远，路上辛苦啦，快进屋坐，老王等着你呢。屋里没有多余的家具，墙壁烟熏火燎，显得陈旧，可是，老两口打招呼的声音却很喜气，瞬间我感到，原来，用笑容装修的家，才是最奢侈最舒适的家。 ”

交谈中得知，他的腿是在部队执行特殊任务时致残的。修建中的弹库突然山体塌方，他被巨石砸中，脚踝以下，血肉模糊。等他再次醒来，伸手摸自己的右腿，那里，空空荡荡！那年，他刚满23岁。后来，他复员回家，厚道的乡亲们接纳了他。再后来，乡亲们为他张罗亲事，同村的姑娘李明玉走进了他的生活，成了支撑他踏人间坎坷、越命运险阻的另一条腿。就在前年，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与乡镇一起做工作，协助他在信用社借贷1万元，搞烟叶种植。去年，他家采收的3亩烟叶卖了4万多元，彻底摘去了贫困的帽子，成为当地退役军人励志的典范。

第三次去老王家，他犹豫再三，向张静提了一个要求：“我们老两口这么多年，连个合影照都没有，不照吧，感觉对不起她，照吧，可不想让人家看出我腿有毛病，纠结好多年了，我就想啊，配一双合适我假肢的皮鞋，和你阿姨一起体面地照个相，留个纪念，组织上能不能帮我想个办法，给我订一双这样的皮鞋？”

回到单位，张静立即向领导汇报了这次结对联系情况。领导是含着泪花给她布置落实的。“多方打听，我终于联系到了恩施市内一个做皮鞋的老师傅，正好，这个师傅也是一名退役军人，听说来意后，满口答应，连夜开工，一定做一双漂亮、合脚的皮鞋！做一双不给咱们军人丢脸的皮鞋！”终于，老王和老伴终于有了一张穿着皮鞋的漂亮合影。

代义：握钢枪的手造就模范配菜工

代义来自恩施州利贞餐饮，公司为他制作的名片上，印着三个浓墨小楷的字：配菜工。

从军人到配菜工，代义也曾彷徨过：“五年前，我还是一名戎装挺拔的军人，现在，我胸前围一块印着广告的蓝布围腰，每天扛着大包小袋的米面肉食和菜蔬，满头汗水进出各个食堂餐厅。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单位送菜，恰好遇到管后勤的是我高中同学，他有些不解地问我，你不是在部队吗，怎么在干这行？那口气怪怪的。好在我是个性情开朗的人，顺口说，是的，我现在就是一名配菜工，放心，验收时绝不要你讲人情，按合同订购的标准收。”

“在部队，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到了地方，做好本职工作，天坑要敢跳，麻袋要能扛。”代义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回忆说，刚去公司报到，分配我去一个服务单位的食堂工作，“那可是闻鸡起舞啊，五点四十起床，配菜、拖地、擦桌子，握钢枪的手要拿一根拖把，拿一块轻飘飘的抹布，这个落差反转还是太大了。同事中的一位大嫂，一句话就解开了我的心结：莫想多了，你就当在家里做家务，过去宰相还要扫庭院呢，有什么放不开的！”

就这样，代义从配菜工被选拔为公司培训部的教练，一期期培训后的效果明显了，州内客户对他们服务的好评率不断攀升。2019年，州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了“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通过平台公司吸纳了４名退役军人，成立了“退役军人服务小分队”，这些退役军人，逐步成为了公司一张靓丽的名片。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恩施蔓延。作为一家从业十多年的餐饮企业，代义和同事们承担了防疫指挥部、公安消防等多个重要执勤单位的食堂保障工作。他还记得，2020年2月5日下午，七里坪长堰村有滞销的蔬菜六千斤，他们从晚上8点一直干到凌晨4点，回到宿舍，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了。疫情期间，公司收购农产品共计30万斤，不仅保障了火线上的新鲜蔬菜供应，更切实地解决了疫情期间农民蔬菜卖不掉、城市居民买菜难的困境。

佘成：回乡导游讲述无手老兵的故事

26岁的佘成，是湖北交投大别山公司的一名职工，也是麻城烈士陵园的志愿讲解员。曾经做过导游的他，回到家乡麻城，为的是把这片红色土地上的英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佘成讲述的是湖北省2020年度“荆楚楷模·最美退役军人”朱永明的故事。

1986年12月，18岁的朱永明怀着报效祖国的梦想参军入伍，成为解放军某部一名战士。这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战斗部队，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济南第一团”就出自这个英雄的团队。

1987年4月，朱永明所在的部队被派到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线。6月26日，天刚破晓，他和战友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加固前沿阵地的工事，突然，“砰”地一声巨响，越军埋下的一颗地雷突然爆炸，火光四射。正在给掩体培土的朱永明，瞬间被巨大的气浪炸飞，身体甩出战壕几十米远。

被战友们找到后，昏迷不醒的朱永明被紧急送往战地医院抢救。最终，虽然捡回了一条性命，但因受伤严重，他的双臂自肘部以下被截肢，左眼永久失明。

双手和眼睛的残疾，一度使朱永明情绪低落，是领导的关怀和妻子的鼓励，他又重拾生活的信心和希望。他坚信：没有了双手，我还有一双大脚、一个健全的大脑，我不能向命运低头，我要战胜自己，重启新的人生。于是，他顽强地学习用断臂吃饭、穿衣，坚持训练洗澡、如厕，甚至学会了用断臂写字。他觉得生活再苦再累，吃饭要靠自己。他下定决心，毅然放弃去湖北省荣军疗养院的机会，选择退役，回乡自谋职业。

1992年，政府分配给朱永明一套安置房，一家人从铁门岗乡来到城区。然而，住处附近少有住户，没有土地，工地的活也干不了，如何解决一家人吃饭的问题？朱永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于是，他和妻子反复商量，去办一个流动售货车，卖小商品。对，就从这里开始，说干就干，他不再犹豫。妻子进货，他推着小车上街售卖。就这样，从一角钱一杯的茶水起步，靠卖啤酒、小零食、日用品，在市场上奋力打拼着。风里来雨里去，从不放弃，决不放弃，就是要往前冲，靠着辛勤的劳动积攒了一笔钱。他用这笔钱，在城区建设了新居，一家人生活过得和睦舒适。

佘成说，在麻城这片红色土地上，有很多像朱永明一样的老兵，他要把他们的故事，一直讲下去，教育更多的人。

钱燕滟：军休所大院里长大的孩子走上抗疫前线

武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军休八中心的工作人员钱燕滟说：“我的父亲是退役军人、我的爱人是现役军人，正是基于这样一份情结，我毫不犹豫的投身到为军休干部服务的行列中来。”

钱燕滟讲述的是自己和同事们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的经历。

春节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袭华夏大地，武汉成为了“暴风眼”。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武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发出动员令，全市退役军人闻令而动，自发捐款420余万元、爱心物资16吨，3.7万退役军人主动出击，义无反顾奋战斗在志愿运输、社区封控、医疗救助、医院建设的抗疫前线。

在疫情初期，武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动向市委、市政府请战，将优抚医院作为定点救治医院，马仁钊局长挂帅出征，全系统100多名干部职工舍家集结。3天新增900张床位，为武汉疫情防控实现“床等人”作出了重要贡献，孙春兰副总理给予了高度肯定。

钱燕滟说，她很荣幸，能够成为众多抗疫战士中的一个。“那时候，我白天坚守岗位，下沉社区当好志愿者，时刻用镜头记录抗疫实况；晚上整理素材，统计各类数据报表，废寝忘食讲好战疫故事。那时候，我常常失眠脱发，甚至吃光了家里所有的保健品来提高免疫力，是的我也会害怕，但至暗时刻，总有人要挺身而出，我更想如萤火一般，有一份热，发一分光。我曾数次流下感动的泪水，感动于身边太多太多这样的领导、同事、战友，在危难之时冲锋在前，奋勇搏击，感动于我们的退役军人大家庭，聚沙成塔、握指成拳、患难与共。”

雷莹莹：走过天安门广场的女兵，组建退役军人支援服务队

2015年，雷莹莹和战友们一起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法西斯胜利70周年阅兵盛典，在天安门前接受习主席和全国人民的检阅。2016年12月，她告别军营，返回家乡，先后参加了脱贫攻坚和湖北抗击疫情总体战的伟大斗争，如今在十堰军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从事国防教育工作，并全力为广大退役军人提供就业指导和创业帮扶。

雷莹莹说，2016年退役归乡后，她有幸成为竹山县一名基层扶贫工作者。“在竹山县麻家渡镇白玉村，当我看到农民吃、穿不愁了，当我看到无房户迁进了整齐划一的安置房，当我看到辍学的孩子们走进课堂，当我看到老百姓一张张开心的脸庞，令我心情激荡。”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在危难当头的关键时刻，雷莹莹不顾家人的再三劝阻，毅然决然请缨作战，与十堰军号30余名同事组建全市唯一一支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她还记得，2020年2月9日，正在寒风中值守的她接到母亲的视频电话。

“丫头，生日快乐！”

“啊？我生日！都给忙忘了。”

“妈好想你，你就不能请个假回来吃顿妈包的饺子吗？”

“妈，我是一名老兵，疫情当前，我不冲，谁冲？疫情不退，我怎能撤退？”

电话那头，年迈的母亲顿时老泪纵横。

“没敢说再见，我便慌乱地挂断电话，再也忍不住泪如雨下。”回忆起当时的场面，雷莹莹也忍不住声音发颤。

她说，谁的爹娘不是至亲？谁的儿女不是心肝？可曾经的从军烙印深入骨髓，“若有战、召必回！”这就是老兵永不褪色的铮铮誓言！

高翔：从橄榄绿到火焰蓝，不变的是忠诚

高翔来自宜昌市消防救援支队，是一名从事基层消防救援工作的“灭火兵”。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出警的场景。

“战友们，你们觉得消防员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火场逆行者、烈火英雄、轰轰烈烈？在我第一次出警前，也一直是这么理解的，直到我满怀憧憬地去救一头掉进粪坑的大肥猪，失落在所难免”，但当老奶奶乐呵呵的走过来，一个劲的拉着他的手说，“还好有你们，还好有你们啊……”时，油然而生的成就感，让他立即忘记了劳累和身上的异味。

他还记得，2015年6月1日，“东方之星”号游轮在长江湖北监利段沉没，船体被打捞上来后，宜昌消防支队负责对挤压最严重的4楼展开破拆搜寻工作。他带领着9名队员经过两天两夜不眠不休，共破拆房间38个，完整地清理搜寻出遇难者遗体84具，圆满完成了此次救援任务。

2018年1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向新组建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并致训词，从那一刻，曾经的消防部队脱下军装，华丽转身火焰蓝。

2020年春节前夕，新冠肺炎疫情席卷而来，一时间，武汉封城，宜昌封城，秭归封城。面临疫情“大考”，还在休假的高翔来不及陪家人吃完年夜饭，就只身赶回单位组织疫情防控。进入“战时状态”的119报警电话陡增，他和消防队员们也在连轴转，从转运康复患者、到为学生配送课本，从排水排涝、到搬运居民生活物资，从下沉社区、到公共场所消杀，从到定点医院执勤、到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处处都闪耀着这么一抹“火焰蓝”。

期间，母亲来电话了，告诉他父亲病重吐血送医手术，情况很不好，希望我能回去照顾。他强忍住眼眶里打转的泪珠，告诉母亲代为照顾好父亲，就匆匆挂断了。其实父亲做手术的医院距离他的战斗岗位只有200米。

他还记得，去年平安夜，有位群众匿名给队里送来了一个装满苹果的礼盒，里面还有一封信，信上说，“虽然你们改制了，从橄榄绿走到了火焰蓝，但你们的职责没有丝毫改变，反而责任变得更大了，希望你们每次救援都能平安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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