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权威的名人故事有哪些
荀子不那么浪漫，更求真务实——王蒙谈《治国平天下》,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光明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打破权威的名人故事有哪些1
【新书访谈录】
光明日报记者 韩 寒
编者按
作家王蒙的新书《治国平天下——王蒙读荀子》，日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从作家的视野出发，交织着思想感悟与人生厚度，细读传统经典的作品。
“要的就是老王的那点灵气，那点经历，那点沉浮，那点切骨的感受与独有的体会，那点言之成理、思之成精的新发现。”在出版《庄子的奔腾》一书时，王蒙对自己解读经典就有这样的体认。这一次，在新书里，自然也不乏“老王”评价荀子的妙语——比起孔孟，荀子“接地气多一些，高大浪漫的调门降了一些”；荀子既有文化道德的理想主义，也有严刑峻法的现实主义；荀子最好的理想是备暴力强迫手段而不用，“以王道得天下”，实在是极有中华文化传统特色；荀子缺少包容与学术民主观念，而且“双标”……
由是，我们组织了本期访谈，期待读者与王蒙一起，进入荀子的精神世界。
作家王蒙受访者提供
古代思想家荀子
壹“他的思想有理想性，也有实践性、现实性”
记者：由西汉刘向编定、传之后世的《荀子》一书，内容非常丰富，有劝学修身的篇章，有对“王道”“强国”的设计，有对“礼”“乐”的论述，有“名”“道”“性恶”的辨思，甚至还有“赋”和对“十二子”的批评。在您看来，荀子的思想有哪些特征？其精髓何在？
王蒙：作为儒家的一个代表人物，荀子的特点是，突出仁政的推行。他认为，一个诸侯国家，实力不全在疆域与军备，而在于以仁德获得人心。同时，他又将礼治与法治结合起来，把音乐的节奏、旋律、动人与礼文化、礼仪式、礼敬畏结合起来，把权力的使用与保持规范化，也可以说是文化化、礼义化、道德化，甚至是审美化与心灵化。
荀子强调对生死的重视，反对墨子的薄葬理论，同时表示对俗世的神鬼之说不屑与评——这是古代“不争论”的智慧。他重视丧葬礼数，表达的是尊敬先人长辈，珍惜文化与知识经验积累，重视历史传承发展，慎终追远，反对虚无主义与自我作古，同时也表达对生命的珍惜与敬畏。他承认天命，又不是一味敬畏，“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就是说，与其只明白天很伟大，想着记着时时在心，不如掌握天——世界的走向，有所利用；与其老想着要符合天意天心，不断地歌颂敬礼于天，不如把握住天道，使用天道天心天意；与其只知道等待时机，不如赶紧利用现实的机遇，治国平天下。这些观念，其精彩与能动，直接通向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并令人想起俄苏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理论，也完全适用于我们所处的新时代。
记者：孔子与孟子倡导儒学，荀子亦是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在您看来，荀子的儒学与孔孟的儒学，有哪些相通之处，又有哪些不同？
王蒙：荀子更务实一些，才能同时成为儒家、法家先行者。荀子说：“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人都有欲望，荀子认为欲望本身不必扼杀，也无法消除，关键是要使人的行为符合礼义，加以教化与管控规范。这些思想在今天也极有意义。应该说，这是一种更求真务实的说法，是古代中国少有的对于“人欲”的恰当对待，比起叫得更响亮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要合理开放得多。
荀子的性恶论是大贡献，是对孔孟的性善论的有力补充，但是不可能扭转性善论的主流地位。性善比性恶更易于被生民接受，因为性善即天性，为恶就是逆天，亲善即亲天，是天、人、善（德）的三位一体，对于中华文化具有基本的意义。
记者：您在书中对荀子多有评价，如“一个真正追求经世致用，并能联系治国平天下实际的大儒”，“真有两下子”；又如“有些时候，荀子的斗争性、鲜明性、排他性非常强，横扫千军，口气有点像现在的某些网红大咖”。在您看来，荀子是一个怎样的人？
王蒙：第一，他正视社会转折的现实、道德危机的现实、争权夺利的现实，他希望用礼与义、法与治，挽狂澜于既倒。第二，他重视教化与礼制礼治，用文化治理引领君心、臣心、士心、民心。第三，他坚持己见，排斥异见，不喜欢、不接受什么百家争鸣，特别是那些墨家、名家、空谈家的哗众取宠。第四，他重视大道理，也重视具体而微的规范秩序；重视君王，也重视宰相；重视君权，也重视君王的用人与奖惩力度；重视软实力，也重视硬实力。他的思想有理想性，也有实践性、现实性。
孔子长于制定创立，循循善诱，准确妥善；孟子长于浩然之气，义正词严，清晰坚定；荀子长于思虑周全，可操作性，弹无虚发。
貳“道”，“是中国的概念神”
记者：由荀子的观点出发，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多有论述。例如，“修齐治平之道，有其理想性、美善性与动人性”“从道不从君”“道比君王还根本，还重要，这个观念有它的严肃性与终极性”。在您看来，何为中华传统文化追求的“道”？
王蒙：道，是中华文化的终极概念，是中国的概念神，其释义连篇累牍也讲不全。但这里，我只想说，对荀子这样的思想家、政论家来说，天道就是圣贤之道、人道、仁道、王道、君子之道、教化之道，这才是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核心要义。
记者：荀子之“道”之于当下，有何意义？
王蒙：荀子的“道”,放在今天，就是指真理，指历史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政治文明，政治科学，就是源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所揭示的真理。客观真理高于一切，当然。
记者：《荀子》在《致士》一章里写道，“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义备而君子归之”，并引《诗经》“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来论证“礼”的归心作用。您解析，这段话，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文化立国”的作用。
请问，由《荀子》可得，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怎样的特征？这样的特征于当前有何意义？
王蒙：研究中国历史可知，帝王并非无所不能。历史上不但有大权旁落、势单力薄、可怜兮兮的帝王，有夏桀商纣式的昏暴帝王，还有不少受到来自礼法、谏争、廷争、先帝制式、圣贤典籍、老臣权臣长辈约束的帝王。有的帝王想做的事硬是一辈子做不成。中华传统，包括了权统、法统、君统，也高悬了道统、学统、文统。这些说法都在实践中发挥了作用。
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实践性、礼义性已经深入中华人心。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与社会主义事业，深刻反思、继承、弘扬、激活、转变与创新了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不实行现代化，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挨打受辱的悲惨命运；不与传统文化接轨，搞历史虚无主义，割断历史，自绝于民心，就不可能成功地再造重塑，振兴中华；不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只能停滞不前，亡党亡国。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讨论掂量，荀子的理念，强调礼义法度，强调后天的努力和治理，给人启发，令人奋起、活跃。结合新时代新变局，汲取传统智慧，可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增强我们认识世界、分析局势、有效应对的能力。
叁非“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
记者：《治国平天下——王蒙读荀子》是您点评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等书籍出版之后，解读中国传统经典的又一著作。是怎样的契机，让您在文学创作之余，有盎然的兴致，解读传统经典？
王蒙：与其说是解读，不如说是一个写作者的阅读学习心得，兼有发挥和开掘。
先秦经典的特色之一是言简意赅，抽象概括，一以当十。我们文学人最喜欢讲的一句话是，生活是文学的源泉。我要说的是，生活也正是思想的源泉，理论的源泉。生活之树长青。我越来越体会到，孔孟老庄荀等大家，他们著书立说，并不只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地著述，更是要为帝王师，为君子士人、社会精英的导师与模范，为圣为贤，为家国天下的权力系统与民间社会，指出一条内圣外王，至少是玄圣素王，治国平天下的路子。他们不止于认识世界，他们意在改变世界，回答混乱变局下面临的种种新问题、新挑战，助导君王、卿相、士大夫作出正确的选择，以亲民之心，行顺应之道。
我试做的是，把源头性圣贤大师的典籍，与古代的、其后的、现代的、当下的生活源流与经验教训打通，理解传统，弘扬传统，拓展传统，尝试一点传承、弘扬、发展与创意。
比如荀子对四种臣子的论述，生动活泼，宛在眼前。他说，一种臣子叫“态臣”，他们做不成多少事情，但是善于表态，易获宠幸；接下来，“功臣”则富有执行力，忙于事务，成绩卓著；“篡臣”最坏，篡夺权力财富，是野心家；而最理想的是“圣臣”，他们不但有良好的态度，事功厚积，而且以其圣贤人格，成为万古流芳的榜样。这样的“臣子论”在他处很少见到。荀子有的不仅是忠义、清廉、公正、智慧、顾全大局、明镜高悬般的概括，更有逼真如实的描绘。这样的描绘，自然能激发起读者包括我在内的阐扬兴趣。
我个人，长期缺少对荀子的认真关注与足够重视。近四年来，我读荀思荀，发挥荀，极有兴趣，痛感需要看重，再看重，多多看重荀子。
记者：在书写《与庄共舞》时，您曾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您是在与2500年前的庄子对话，但这绝非“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而且，这个“我”，又并非某一独立的个体，而是当下的现代人。您认为以怎样的方式和人生阅历读书，才能让“六经注我”？在解读《荀子》时，您又如何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王蒙：庄子十分神奇，但其实他的想象也脱离不开生活。他说“虚室生白”，空屋子最亮，讽喻一个塞满了成见偏见、精神垃圾、情感病毒的人，只能是阴暗混乱、难以成事的人。他又讲，一种保护洗衣妇皮肤的药品，被精明的商人购去知识产权，成为吴王的军用物资，取得了江南水战的胜利，商人成功，裂土封侯。这应该说是彼时唯一的对知识产权的关注，而这故事竟然来自“南华真人”庄周，请读者们为庄老师鼓掌吧。
《荀子》体量很大，荀子的政治经验不俗，他是儒家的大贤，又是法家的先行者。内圣外王，是庄子最先提出来的，它实际上也是荀子的理念提倡，乃至被中国的修齐治平文化传统所接受，这是古代中国对于权力系统中的君王的理想。内圣是指人格、德性、仁政、教化等取得民心的软实力，外王是指战车、武备、奖惩、权威、震慑的硬实力。这些想法，至今仍然有效、有力。
至于如何让“六经注我”，解读《荀子》时如何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我想，待读者人生经历逐渐丰富时，自然会懂这句话的含义，会有源源不断的经典，来注解大家的人生。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23日12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打破权威的名人故事有哪些2
蔡伦，东汉时期造纸术的革新者。
在那个年代，通过蔡伦的勤学努力，我国的造纸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蔡伦的造纸术被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人类文化的传播和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千百年来备受人们的尊崇，被纸工奉为造纸鼻祖、“纸神”。
不仅是中国的纸工尊崇蔡伦，就是国外的权威机构也对蔡伦推崇有加，麦克•哈特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蔡伦排在第七位。美国《时代》周刊公布的“有史以来的最佳发明家”中，蔡伦上榜。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特别展示了蔡伦发明的造纸术。
在蔡伦以前，造纸术的发明和应用已经历了一段很长的过程。在西汉初期就出现了“灞桥纸”，它是用大麻和少量的苎麻纤维为原料而制成的，其制作技术比较原始，质地粗糙，还不便书写。西汉宣帝时期又出现了“扶风麻纸”。由于造纸术改进比较缓慢，而且生产的数量极少，又很珍贵，所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还是竹简和绢帛为主要书写工具。
蔡伦平时愿意动脑筋，能够细致地观察和发现问题。在宫中，他看见大家用通行的竹木简刻字词，既不方便，携带也很笨重，而用绢帛作为书写材料又太贵重。于是，他开始思索如何能制造出一种取材广泛、经济实用的纸张这一问题。
有一天，蔡伦看见有人用丝絮写字，很受启发。他想：既然丝絮能造纸，其他的植物纤维不也一样可以用于造纸吗？如果真的能造纸，那用纤维纸书写的方法就可以被广泛地应用了。
于是，蔡伦带领工匠们用树皮、麻头、破布，破渔网做原料，把它们切断、剪碎或捣碎，放在水里浸渍一段时间，再把它们捣成糨糊状，然后把这些糊状物放在席子或木板上摊成薄片，放在太阳底下晒干，这就是造纸的原始方法，晒干后一张一张掀下来就是纸了。这种纤维纸，体轻质薄而适于书写，刚一问世，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公元105年，蔡伦把这个重大发现报告给汉和帝，受到嘉奖，被汉和帝封为龙亭侯。
因此，人们也就把蔡伦发明的植物纤维纸称为“蔡侯纸”了。
蔡伦成功地革新造纸术，是与他深入实际、善于观察、勤于求索、勇于实践的品格分不开的。正因为植物纤维纸的大行其道，才让中华文化以其为载体逐渐繁荣和进步起来。
蔡伦自己的聪颖创新，对发展当时的金属冶炼、铸造、锻造及机械制造工艺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如当时的钢刀制造以炒铁为料，经多次锻打而百炼成钢。当时所制造的器物在质量、性能及外观上确实是精工制造，堪为后世仿效。
在陕西南部汉水流域流传的蔡伦造纸的传说故事有十余种版本，内容也十分丰富和广泛。这对蔡伦纸文化的传播无疑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1900年的历史中，蔡伦造纸的传说故事口口相传，连绵不断，而且深入人心，妇孺皆知，百听不厌，这既说明了其传说故事有着很强的艺术魅力，也说明社会对这种民间文化的认可度是很高的。
透过这些传说故事，我们也看到了先哲们那刻苦勤学、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杰出的创造力。
勤学名言：
人生有一道难题，那就是如何使一寸光阴等于一寸生命。
打破权威的名人故事有哪些3
一口软糯的慈溪口音普通话、不疾不徐的语速、和蔼耐心的态度，很难让人联想到这是与新冠疫情正面交锋不手软的抗疫专家。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感染病科主任胡必杰教授，在病家和同事眼里始终是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从医37年有余，他诊治疾病的耐心与细致，在病人圈里传了个遍。
这一风格于疫情期间发挥大作用：在他精准细致又严格的把关下，上海多家医疗机构院感标准与时俱进，新冠出院患者严控指征，为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奠定了基础。近日，胡必杰教授实至名归，荣膺2022感动上海年度人物。
传染病防控是科学也是社会学
抗疫近三年来，胡必杰从早到晚几乎马不停蹄，“有时忙到晚上3点，终于可以睡觉了，4点电话来了又有事”，他徐徐说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疫情期间一切都是应急的，只要病人有需要，我们就要挺身而出。”
胡必杰出身医学世家，1979年以高分考入原上海第一医院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成为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1984年本科毕业后，1985年研究生第二年进入中山医院实习，时至今日在中山已有37个年头。
回忆当年，没日没夜的苦读岁月为他日后的临床打下扎实基础，“就记得120个学生的大班里，我诊断学考过第一名，还真不容易。”基本功过硬，为未来的大医成长埋下伏笔。2020年新冠疫情来势汹汹，此前在非典、甲流等传染病防治中积累丰富经验的胡必杰，再度披挂上阵，冲锋最一线。
传染病防控是科学也是社会学，它需要消耗大量社会资源。判断密接和隔离范围，一念之差结果悬殊。“一刀切”稳妥但靡资巨大，过于宽松会出现漏网之鱼、无法扼制病毒传播。如何平衡把握两者之间？考验专业知识和魄力担当。
作为全国、上海两级医疗救治组专家，细致又果敢的胡必杰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提出：以感染者核酸CT值来评估病毒载量和传染性强弱，以更精准划定密接者范围，由此节省大量社会资源，也为群众的正常生活作出最大程度保留。
在“战疫堡垒”、定点医院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日子里，也是他首先发现副鼻窦“藏毒”是部分患者呼吸道排毒时间过长的重要原因，由此创新了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方法，采用消毒剂洗鼻等简单干预措施，有效缩短患者隔离时间过长，资源消耗过多的难题。
中年创业中山感染“三位一体”团队
鲜有人知晓，胡必杰“挂帅”的中山医院感染病科是个年轻科室，它源于胡必杰的一次中年创业。用他自己的话说，中山感染的模式概括为三位一体，简言之，“三个弱科叠加，可以变强。”
哪三个弱科？曾经，众多临床科室中，感染病科很边缘；职能科室里，感染管理科很弱势；临床检验科室里，微生物领域很“角落”。但疾病谱却发生着鲜明变化：新的生活方式递进，新的医疗操作层出不穷，疑难杂症感染比例显著增加。病原体种类繁多、几乎累及所有器官、所应对的抗感染药物敏感性各有不同，传统诊治模式捉襟见肘，感染病例诊治模式亟待更新换代。
七年前，呼吸科起家的胡必杰一手开创了中山医院感染病科，并将科室重点从曾经的“重点关注细菌真菌感染”，升级打造成为感染病诊断、治疗和预防为一体的诊疗服务。三位一体的定位，联合感染病科与感染管理科、微生物室和抗感染临床药师，组成立体式“中山感染团队”。
“提升感染病科的核心竞争力，中山感染团队从三个维度入手。”胡必杰娓娓道来，首先是充足的微生物知识，作为感染人才必须熟练掌握这一知识储备，其次是丰富的影像学知识，通过CT、核磁共振等及时辨别疾病真凶，最后是各类抗生素药物的应用，好比手里有了武器，可以从容应对各类感染界的疑难杂症。
创业并非一念之起。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目睹我国临床耐药菌乍现苗头，国际领域医院感染病例初露端倪，胡必杰颇有远见地发现，医院感染控制（简称“感控”）至关重要。1986年，他在国内率先开展医院感控工作，将国际最先进理念引入国内一线，由此成为我国相关领域开拓者。
而今，中山感染这支团队无论平时还是疫时，始终如幕后英雄般，呵护医务人员与病家安康。记者获悉，新冠疫情期间，团队除担纲全院感控重任，更将成熟经验传递至国内多家基层医疗机构，为医院守牢感控底线发挥重要作用。
37年如一日“探案式”细致问诊
从早上开始专家门诊，囫囵吃几口饭，接着下午特需门诊，胡必杰诊室门口，总是排着许多外院辗转就诊的疑难杂症病例。国庆将至，于他而言，节假日其实没什么区别，“哪怕休息日，总会到医院来转转，看看病人我才安心。”
37年年年如此，这已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
白手起家的感染病科，而今已拥有两个病区46张病床、22名医生。无数找不到头绪的难治病人，在这里常常得到快速精准治疗，痊愈出院。年近50岁的老罗就是其中典型。
不久前，老罗发现一双脚因长期行走水产市场泡得发白，左脚背以为是痛风却迟迟不好，整个脚底板都肿了起来。在中山医院感染病科初诊时，检查结果把老罗吓坏了：炎症指标是正常人的100多倍，如不及时治疗，很可能发展成为败血症，整只脚都有可能不保。
抽丝剥茧似的，胡必杰根据化验结果，仔细询问病史、生活环境等，最终发现小小的细节：10天前老罗剪脚趾甲不小心剪到肉、出了血，他还有糖尿病并没有按时服药。老罗入院后，胡必杰将常见的感染皮肤软组织病原体查了个遍，最终诊断他患有“水暴露后的软组织感染”，精准用药后，老罗成功保下了脚。
每一次看病犹如探案，胡必杰说过程仿佛是福尔摩斯破案，通过勘查每个蛛丝马迹，找到疾病“真凶”。源于专业底气，中山感染团队常常挑战各种更复杂疑难的重症病例，为许多数年被痼疾所困的病家解开谜团。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发挥更多辐射力量，2019年初，团队将国际感染病学权威巨著《哈里森感染病学》（第3版）首次引进国内、翻译成中文出版，带来国际最新学术观点。
日前，团队还整理近5年来219个医疗“探案”，出版《医界探案-感染病科的故事》，将一个个问诊故事以通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示给公众，由此揭开神秘感染学科“面纱”，让更多人知晓这一特殊学科的使命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