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城里有青春的故事结局

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文明交融印迹,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光明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这座城里有青春的故事结局1

作者：尹亚利（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

“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三个月来，吸引了大批中国观众。这一展览集中叙述了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世纪近500年间古罗马的历史，通过意大利半岛罗马化的进程，展现了这一历史时期意大利半岛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壮观图景。

古罗马文明是继古希腊文明后欧洲古代文明的又一座高峰，与古希腊文明一起，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展”的众多珍贵文物让我们看到了古希腊文明与古罗马文明融合发展时期的历史印迹。

展品《建城仪典浮雕》艾晶摄

1.从特洛伊到台伯河畔

与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早期口述历史一样，古罗马文明最初的历史渊源出现于早期的传说故事。台伯河畔“永恒之城”罗马有着2700多年的历史，传说中罗马的缔造者是古希腊迈锡尼英雄的后代，由此可见古希腊与古罗马从根基上就已经难分你我。

荷马史诗讲述了希腊美女海伦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斯巴达诱拐到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后，引来希腊联军对特洛伊十年征伐的故事。罗马的传说继续讲述了特洛伊被“木马计”破城后，守城英雄们出逃漂泊的后续。亡命天涯的英雄埃涅阿斯一路向西，最终在意大利半岛中部台伯河畔的七座山丘之间驻足，他就是公元前753年建立罗马城的罗慕洛兄弟的祖先。“母狼乳婴”的故事使得罗马城的诞生充满了神话色彩，虽然很多学者对这一则神话持怀疑态度，但雕刻于公元前6世纪的母狼铜像与文艺复兴时期增添的罗慕洛兄弟铜像一起向世世代代的人们讲述着这座城市诞生的历史。“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展”上我们可以从公元124年的浮雕《祭拜玛尔斯、维纳斯和西尔瓦诺斯的圣坛》上再次看到这个古老的故事。

无论这一传说的真假如何，希腊半岛与意大利半岛之间的密切联系是历史的真实。公元前8—6世纪希腊海外大规模殖民活动中，大批希腊人跨海来到意大利南部，建立起多个希腊殖民城邦，希腊文明的影响随着希腊城邦的殖民活动传播到意大利半岛。

爱琴海周边的希腊世界经历了克里特岛米诺斯文明、伯罗奔尼撒半岛迈锡尼文明的繁荣以及约400年的所谓“黑暗时代”后，从公元前8世纪中叶起再次焕发青春。进入铁器时代的希腊世界生产力提高，氏族国家逐渐被城邦国家取代，贵族集权统治逐渐向城邦民主政治过度。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希腊城邦开始进行大规模海外殖民活动，有组织地向海外派遣移民，开拓新的疆土。希腊人建立的新的城邦遍布地中海北岸、小亚细亚沿岸和黑海地区，形成了跨越大半个地中海和黑海的希腊文化圈，促进了希腊古典文明的最终形成。

移民船队在母邦隆重的欢送仪式中扬帆起航，远行的希腊移民带着母邦的土壤，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前往陌生的远方去建立新的城邦。他们在新建立的子邦实行与母邦相同的政治制度，甚至使用与母邦相同的名称，参加母邦进行的竞技会等大型活动，在遇到危险时与母邦相互支援。但是，即便这些海外新城邦与希腊母邦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之间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子邦完全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城邦国家，如同长大成人自立门户的子女。

这场殖民大潮中率先走出去建立新城邦的是希腊埃维亚地区一个名为库迈的城邦。来自库迈的移民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希腊首个海外殖民城邦，并为其取了与母邦相同的名称库迈。随后一拨拨希腊移民不断来到意大利南部，沿着那不勒斯湾和西西里岛东部，建立了一系列的定居点，包括由希腊科林斯移民建立的那不勒斯和叙拉古。希腊殖民城邦几乎遍布意大利南部海岸和西西里岛，人们由此将这里称为“大希腊”。

“大希腊”俨然成为爱琴海希腊世界的组成部分。希腊人在这里实行希腊城邦的政治制度，建起希腊神庙和各种希腊式建筑，崇拜希腊神祇，推行希腊文化，使用希腊语言。“大希腊”的希腊人每年都会前往精神中心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和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进行拜祭，每一届奥林匹克竞技会都有“大希腊”的运动员参赛并多次夺冠。“奥运停战”的传统也在“大希腊”地区的城邦间战争中得到尊重。产自富饶的“大希腊”地区的粮食被源源不断运送到希腊，成为希腊本土重要的粮食来源。“大希腊”也是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芝诺、阿基米德等人的主要活动地区。

“大希腊”将希腊文明之风吹进了蛮荒的意大利半岛，对罗马文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希腊”带来的希腊文明与崛起的罗马文明不断碰撞交融，直到公元前3世纪后罗马人统一亚平宁半岛的铁蹄踏进“大希腊”地区，并最终于公元前1世纪将“大希腊”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虽然“大希腊”不复存在，但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的交融却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迹。在“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展”上来自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的两件重要文物《赫拉克利亚铜板》印证了这种融合的发生。两块铜板都发现于“大希腊”赫拉克利亚古城附近，时间相隔约两个世纪的铜板上刻有不同文字的铭文。公元前4—3世纪的铜板铭文用希腊语刻写，内容是征收酒神狄奥尼索斯和雅典娜女神的神庙土地用于生产，从中可见希腊文明在当地的流行。另一块公元前1世纪的铜板铭文用拉丁语刻写，内容是罗马的法律和法规，可见此时罗马文明已经盛行于此。

展品《卡皮托里尼山三主神》艾晶摄

2.征服“大希腊”

罗马人对“大希腊”的征服伴随的是铁与血。“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展”上的一件展品《战象献纳品盘》让我们形象地感受到了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75年间在意大利南部发生的希腊人与罗马人之间的战争。战争的一方是“大希腊”城邦塔兰托和来自希腊本土的援军，另一方是强大的罗马大军。这也是意大利历史上发生的首次大象参加的战争，后人将其称为“大象战争”。

此时的罗马人已经征服了中部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并在拉丁同盟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大希腊”成为其建立统一国家的下一个目标。此时，“大希腊”已经不再有移民时期的团结，城邦之间为争夺势力范围不断发生战争。塔兰托城是斯巴达移民建立的城邦，祖先尚武的基因使得塔兰托人具有充当“大希腊”霸主的欲望，他们不断对其他小邦进行武力征服，其中包括图里。图里人为求生存请求罗马军队的支持，而罗马人得到了实现瓦解蚕食“大希腊”战略意图的良机。公元前282年，罗马出兵进攻塔兰托，为了抵御强大的罗马军队，塔兰托向隔海相望的希腊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求援。

此时的希腊处于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已分崩离析。他的部将通过“继业者战争”将帝国瓜分，形成了托勒密、塞琉古和安提柯三个较为稳固的希腊化王国。皮洛士出兵意大利的决定受到希腊各方支持，塞琉古提供了资金，安提柯提供了战舰，托勒密提供了20头战象。

皮洛士率军跨海来到意大利后，一度畅通无阻，几乎打到罗马城。希腊军队虽然多次战胜罗马军队，但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最终被罗马军队挤压到赫拉克利亚平原，在那里与罗马军队进行了几次重要的决战。这种以己方巨大损失为代价取得的胜利被后人称为“皮洛士式胜利”。

在皮洛士与罗马人的战争中，大象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战斗的关键时刻，皮洛士下令20头大象攻击敌人的两翼。罗马军队第一次见到大象这种巨兽，军中的战马严重受惊，乱作一团，几乎溃不成军。然而希腊人的一头小象受到惊吓，引起了大象阵的混乱，这才使得罗马人在反击中取得了胜利。后来罗马人设计制造了专门对付战象的反大象战车，车上装有烧红的炭火炉和长矛等物。战争以皮洛士失败告终，皮洛士逃回希腊。此后，“大希腊”的城邦一个接一个被罗马征服。胜利的罗马军队牵着缴获的战象凯旋，在罗马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罗马人为庆祝战争的胜利制作了一批神祇献纳品，展出的《战象献纳品盘》当属其中之一。

装饰精美的盘子中央有一头正在出征的成年战象，背上的乘坐塔四周装有厚重的青铜盾牌，塔内有手持武器的士兵。大象后面一只胆怯的小象紧紧贴着大象，正是因为它的临阵怯懦才使得罗马军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大象出现在意大利战场之前，早已在东方被使用。战象部队是一支特殊的兵种，经过驯化的大象有着强大的杀伤力、防御力和机动性。大象行动缓慢但并不笨拙，跋山涉水如履平地，厚实皮肤可以抵抗一般兵器的攻击，高大的身躯常使敌方骑兵的战马受惊乱窜，战象攻入敌营后，踩踏冲撞，威力巨大，堪称当时的战争“重器”。希腊人向波斯人学会了使用战象，并将大象战术带到了小亚细亚和埃及。希腊化时期，统治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从埃塞俄比亚获取并驯服大象后运回埃及，建立了自己的大象部队，托勒密送给皮洛士的大象就来自这支奇特的部队。

罗马人看到了大象部队的威力，却对此不屑一顾，他们更加重视的是罗马军团的整体作战能力。在罗马，缴获的战象从战争重器沦为娱乐工具，被投入仪仗队和竞技场中。在公元前55年庞培将军举行的一场竞技表演中，20头大象被安排与使用标枪的奴隶格斗，现场惨不忍睹。

展品《祭拜玛尔斯、维纳斯和西尔瓦诺斯的圣坛》（局部）资料图片

3.神祇的“拿来”与再造

随着“大希腊”被征服，意大利半岛的希腊城邦逐渐消亡，但希腊文明在意大利的影响并没有消失，而是深刻地融进了罗马文明之中。希腊神话故事依然在罗马大地上传播，只是罗马神话的元素不断融入其中。来自奥林匹斯山的希腊诸神最初只是穿上了罗马的“马甲”，但在罗马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他们逐渐转变为地道的罗马神祇。

罗马早期宗教中的神大多只是一些没有人形的精灵。人们对他们的崇拜是因为感谢神灵对个人和家庭的恩惠。随着希腊文明的传入，罗马的神灵逐渐与希腊神祇相结合，出现了一批带有希腊风格的罗马神祇。罗马神祇体系中的十二主神几乎都能从希腊奥林匹斯山众神中找到对应。这种对应关系反映出了古罗马宗教与古希腊宗教的关系。尽管如此，希腊神祇转变为罗马神祇后，便具有了浓厚的罗马风格。从“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展”中的《十二神祇祭坛》和《卡皮托里尼山三主神》这两件展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转变。

《十二神祇祭坛》是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的文物，在距离罗马约15公里的奥斯提亚古城出土。奥斯提亚被认为是古罗马的第一个殖民地，由罗马人在公元前7世纪建立，公元前4世纪得到快速发展。在公元前278年罗马人与皮洛士的战争中，这里曾是支援罗马人的迦太基舰队基地。在这个罗马人建立的古城中，出土了用希腊大理石制作的祭坛。圆形祭坛上，宙斯、赫拉、德墨忒尔、波塞冬、阿佛洛狄忒、阿瑞斯、赫菲斯托斯、赫尔墨斯、赫斯提亚、阿波罗、阿尔忒弥斯和雅典娜这十二位希腊主神一个不少，上方还有希腊文字铭刻的“十二神祇”铭文。祭坛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希腊文明在罗马的影响力。

公元2世纪的文物《卡皮托里尼山三主神》雕像比《十二神祇祭坛》晚了约200年。雕刻表现了罗马三位守护神朱庇特、密涅瓦和朱诺的形象。朱庇特是罗马神话中的众神之王，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身份相当。卡皮托里尼是罗马城7座山丘之一，也是朱庇特的居所，居住在这里的神都有着最崇高的地位。最初陪同朱庇特居住在这里的另外两位主神并不是密涅瓦和朱诺，而是古意大利萨宾人信奉的战争之神奎里努斯和战神玛尔斯。随着希腊神祇在古罗马的流行，与赫拉和雅典娜分别对应的朱诺和密涅瓦女神取代了奎里努斯和玛尔斯，与朱庇特一起成为卡皮托里尼山丘的主神。他们的职能和象征圣物与希腊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赫拉和维纳斯几乎相同，具有希腊古典时期神像的典型模式，但是此时的希腊神祇在罗马已经具有了本土风格。

人们将古罗马诸神与古希腊诸神进行对应比较时，大多从其相似之处去发现古罗马文明对古希腊文明的继承关系。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对应比较中更加注意发现古罗马诸神与古希腊诸神的不同之处，从中去追寻古罗马人如何将古希腊文明与本土文明结合发展的历史踪迹，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的收获。

《战象献纳品盘》资料图片

4.艺术的仿制和创新

古希腊人的雕刻艺术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古罗马人的历史贡献功不可没。

首先，古罗马艺术深受古希腊艺术的影响。在征服“大希腊”的过程中，罗马人对希腊艺术欣羡不已，在占领这些希腊城市后，罗马人将大量希腊艺术品掠走。在以后征服希腊本土和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时，大批艺术品源源不断被带到罗马。一时间，希腊艺术品充满罗马城，很多希腊的艺术家也来到罗马发展，这使得罗马的艺术带有浓重的希腊色彩。

其次，除了掠夺外，罗马人对他们喜爱的希腊艺术品进行了大量复制。复制的做法虽然在现代社会受到人们诟病，但如果没有古罗马人对希腊艺术品的仿制，我们可能看不到《掷铁饼者》等古希腊艺术的真容。

希腊古典时代是古希腊文明的顶峰时期，来自希腊世界最杰出的艺术家创造出了无数精美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在后来的战乱中不断遭到毁坏，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幸亏有古罗马人对古希腊文明的热爱，古罗马时代的很多优秀艺术家对古希腊的艺术品进行了大量学习模仿，这些仿制品成为我们了解希腊古典艺术的教材，其本身也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意大利之源——古罗马文明展”中很多珍品虽然出自对古希腊艺术的复制，但同样具有极为珍贵的文化和艺术价值。

《十二神祇祭坛》上雕刻的希腊神祇形象与希腊本土上的雕刻风格几乎完全相同，尤其是端坐在中央的宙斯形象，具有雅典古典时代最伟大的雕刻家菲狄亚斯的艺术风格。创作于公元前3世纪的青铜雕像《赫拉克勒斯休憩像》被认为是百年前希腊伟大的雕刻家留西波斯创作的赫拉克勒斯铜像的高仿品，原件一直存在于世间，直到1205年才被毁掉。有资料介绍，除了这件青铜高仿品外，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馆还藏有一件罗马帝国时期的大理石仿品。

罗马人之所以热衷仿制希腊古典时期的艺术，除了对希腊艺术的喜爱外，还与希腊化时代希腊文明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密切相关。

希腊化时代的时间跨度约从公元前330年到公元前30年，这一时期是希腊古代文明繁荣的最后高峰，也是罗马人接触、吸收、接受希腊文明影响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希腊艺术继续得到发展，出现了《米洛的维纳斯》《赫尔墨斯和小酒神》《萨摩色雷斯的胜利女神》《阿佛洛狄忒、潘和厄洛斯》等大量希腊艺术珍品。

同样在这一时期，罗马出现了复制希腊古典艺术的高潮，很多复制品不止一件。米隆的《掷铁饼者》的罗马复制品现在已经发现了三件，分别收藏于那不勒斯、罗马和伦敦。古希腊艺术大师普拉克西特列斯创作于公元前350年的《尼多斯的阿佛洛狄忒》现存两件罗马复制品，收藏于梵蒂冈博物馆的一尊高230厘米，收藏于德国慕尼黑雕刻陈列馆的一尊高205厘米。这些罗马复制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一直流传至今。

在模仿复制希腊艺术品的同时，罗马人也努力创造具有自己风格的艺术品。例如，在《米洛的维纳斯》和《尼多斯的阿佛洛狄忒》等表现爱神的希腊艺术品影响下，公元2世纪，一位罗马的艺术家也创作了一座表现维纳斯出浴的雕像，被称为《贞洁的维纳斯》。这一类塑像是罗马人在吸收希腊雕塑的风格后创作出来的公共装饰性塑像，曾广泛放置在花园、庭院、温泉等开放性空间，深受罗马人喜爱。古希腊用于供奉的神灵塑像走进了罗马人的生活中。

从古希腊到古罗马，欧洲文明的链条就这样连接了起来。古希腊文明与古罗马文明交融发展的历史轨迹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

《光明日报》（ 2022年10月13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这座城里有青春的故事结局2

《四两青春》演出照

昨晚，上海的原创音乐剧《四两青春》在上音歌剧院唱响，全场观众仿佛坐上一台时光机，回到了30年前的“上海滩”。外滩、国际饭店、华亭路服装市场、老71路巴士……众人在这部音乐剧中，重温自己和这座城市的羁绊。

《四两青春》由上海音乐厅管理有限公司制作出品，讲述一个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故事：1990年的那个夏天，勿忘我遍布山野，生活在安徽小镇的四个少年：张一保、曾子轩、林思雨与安睿之是彼此最亲密的伙伴，这一年他们参加高考，许下“勿忘我”的十年之约。音乐剧演出现场，由何亮辰、赵超凡、王梓庭、刘栩斌、毛珏懿、蒋倩如、马良、黄珺等新生代音乐剧演员组成的“青春同学会”惊喜登场。

“听说你要去华亭路市场，请给我买件衣裳，就是那件白色的 T恤，上面绣满了月光。”“就在这南京东路——过了亚洲第一弯。就是上海的外滩。”“挥霍的是你的青春，就像远处的苏州河水，百回千绕。”……剧中的台词充满了90后的青春感悟。

《四两青春》于2017年首演，2018年升级制作，2019年受第13届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的邀请赴韩演出，并获“最佳国际音乐剧”大奖。本次展演进一步打磨剧本并增添曲目。据悉，该剧将于10月28日至30日在上海·上音歌剧院连演4场，随后前往南京、深圳、杭州等城市展开全国巡演。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总经理方靓表示：“上海音乐厅希望通过此部原创音乐剧‘走出去’，向全国宣传上海城市形象，助力推广上海品牌文化。”（新民晚报记者 吴翔）

这座城里有青春的故事结局3

埃米尔五岁时失去了爸爸，和妈妈相依为命，在德国乡下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这一天，住在柏林的姨妈写信来邀请埃米尔去度假，妈妈把辛苦攒下的140马克别在埃米尔的上衣内口袋里，让他捎给也住在柏林的外婆。没想到，在火车上，一个可恶的小偷趁他熟睡的时候偷走了这笔钱。埃米尔在追踪小偷的过程中结识了柏林的一大批男孩子，他们迅速地成为好朋友，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追捕大戏……

《埃米尔擒贼记》，[德] 埃里希·凯斯特纳 著，华宗德、钱杰 译，明天出版社 2017年1月版。

《埃米尔擒贼记》由德国著名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ästner，1899年2月23日－1974年7月29日）于1929年出版，也是身为诗人、编剧和讽刺作家的他所创作的第一本儿童读物，曾多次被改编成电影。

《埃米尔擒贼记》在出版后就一炮而红，也由此带领着凯斯特纳进行了多年高产的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了《飞翔的教室》《两个小洛特》《小不点和安东》等多本著名作品。他在1960年获得国际安徒生作家奖，被誉为西德战后儿童文学之父。还曾6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埃米尔擒贼记》于1931年首次以英文出版，如今已被翻译成至少59种语言。

本期“儿童文学通识课”，子葭要讨论的是《埃米尔擒贼记》的儿童文学经典叙事模式——“家-远方-家”，通过一群孩子在陌生的城市里“擒贼”过程中结成的友谊，一个男孩完成了成长。

城市最可怕的一点，正是“匿名性”

《埃米尔擒贼记》的确是一本在儿童文学史上意义非凡的书。它是第一本创造了“儿童/少年侦探”这个概念儿童文学作品，是我们小时候曾流行的《冒险小虎队》等系列的大鼻祖了……同时，它也是第一个以真实的城市为背景所创作的儿童小说，并带领读者由小主人公的视角在城市里奔走。

儿童文学学者佩里·诺德曼 （Perry Nodelman）在他的权威著作《儿童文学的乐趣》（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书中提出，儿童文学中有一种经典的叙事模式，即 “家-远方-家”。在《埃米尔擒贼记》中，“远方”不再是一个永无岛类的幻想世界，而是真正存在于现实世界，有了具体的名字和样貌的现代城市——柏林。

《埃米尔擒贼记》实拍图。

“家-远方-家”的叙事模式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有一个既定的、稳定的家庭空间，作为文本的起点和终点；二是在家庭空间之外有一个环境让主人公前往并探索。虽然《埃米尔擒贼记》基本符合这种离家又归家的叙事模式：埃米尔从在乡下的妈妈家离开，探索了柏林城，最后来到柏林的外婆家，并在这里与妈妈重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一般的“家-远方-家”的模式中，“家”和“远方”往往处于一种对立的二元关系，然而，在《埃米尔擒贼记》的结尾，这种紧张关系被巧妙地消除了——在城市里，埃米尔招待了新朋友们，与家人团圆。在埃米尔的概念中，柏林从一个充满敌意的陌生城市转变为一个被朋友和家人围绕的熟悉的家。

这样的转变在随着故事的发生逐渐推进。在《埃米尔擒贼记》的第一部分中，“家”和“远方”的对立是极其明显的：凯斯特纳特意将埃米尔设定为一个生活在德国外省小镇的小男孩，独自前往大都市柏林，由此强调乡村和城市的冲突感。在故事中，这种对立被埋藏在埃米尔的潜意识中，并通过他到达柏林前的一个噩梦展现出来。

在梦中，埃米尔被敌人驾驶着由九头马拉的火车追赶，他先是试图躲进一栋高楼，然后爬上高楼的铁质防火梯，然而这两次尝试都没有甩掉火车。埃米尔一直奔跑，直到看到草地上和一座风车才感到安全——在梦中他出乎意料地发现，他的妈妈在风车里，像往常一样给奥古斯丁夫人洗头，然后她毫不费力地通过操作风车把埃米尔从抓捕中救出来。卡斯特纳用了整整一章来描述埃米尔的疯狂噩梦，通过高楼和风车这两个地标形象地描述了埃米尔对城市的恐惧和乡村给他的安全感。

当然，对小小的埃米尔来说，乡村是熟悉的家，而柏林是一个危险和未知的地区，更别提他的母亲还一直紧张地提醒他要保证钱的安全并在正确的目的地下车。怕什么来什么，这个噩梦就是个坏兆头。当埃米尔醒来的时候，读者和埃米尔一起发现他的钱被偷了，他决定在终点站前下车去追赶小偷——完完全全把妈妈的叮嘱反着做了！

当埃米尔开始穿梭于柏林，努力尾随小偷时，大城市给他的不愉快脱离了想象，变得更加具体，乡村/城市和家乡/远方的对立得到进一步加强。起初，埃米尔对柏林这个城市拥有一种矛盾的看法，他对这里交通、商店和建筑既印象深刻，又不知所措，他感叹道：“原来这就是柏林！”然而，随着他在这个城市的冒险，埃米尔很快就感到，在这个繁忙的大城市里，自己是多么多么的渺小，并意识到“在一个城市里，没有人有时间处理其他人的麻烦。他们自己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一度，埃米尔沮丧得几乎放弃了行动，承认“感觉如此孤独真是太可怕了”，并恐惧于接下来他该怎么办。冰冷的城市与书开头对埃米尔家乡的描写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在那个友好的地方，埃米尔可以通过声音认出母亲的顾客，轻松地记住所有人的名字，并与他们进行真诚地交谈。正是在这种对比下，凯斯特纳展现出城市最可怕的一点，正是“匿名性（anonymity）”——每一个人都只是人海中的一张脸。

《埃米尔擒贼记》实拍图。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写道，走在城市的街道上时，“我们褪去朋友们熟悉的样子，成为了无名游荡者组成的大军中的一员”。当埃米尔在柏林街头游荡时，是珍贵的友谊将他从城市的“匿名性”给他带来的压迫感中拯救出来。当埃米尔遇到古斯塔夫和其他加入抓贼大冒险的男孩后，埃米尔的日常活动范围随着他对城市空间的熟悉而迅速扩大。在新建立的这些社会关系的帮助下，埃米尔开始通过步行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探索城市，建立起对城市的空间知识，也随之慢慢将家与远方（这座城市）的对立感消除。到故事的最后，埃米尔似乎完全熟悉了柏林。当他试图取回他的行李和送给外婆的花时，他甚至自信地给出租车司机指路。

更重要的是，埃米尔与城市儿童的友谊投射出了一个在城市环境中建立的和谐社会的理想状态。在孩子们追捕偷了埃米尔钱的小偷的过程中，他们自发形成了一个有适当领导和无私奉献精神的紧密组织。孩子们不仅在做决定、准备食物和钱、面对内部骚乱时采取了民主的方式（尽管在偶尔试图平息异议时，公开的讨论没有进行下去），而且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也完全遵守了好孩子和正义公民的行为准则：当他们需要在外面待到很晚的时候，他们会通知他们的父母；他们也拒绝从小偷那里偷回钱、坚持以合法的方式处理这件事。

故事的结尾，孩子们模范行为得到了社会和政府机构、警察和新闻界的奖励，也显示城市内的机构也相应地高效、理性和公正。埃米尔甚至与警察和记者都成为了朋友。记者凯斯特纳先生（是的，作者把自己安排进了故事）曾在一开始偶遇埃米尔，给落单又没钱的他付了车费，但并没有关心他的遭遇。而在埃米尔抓到小偷后，作为记者的凯斯特纳终于有机会听到了整个故事。他还主动给埃米尔买了奶油蛋糕，带他参观了编辑部，并为他叫了一辆出租车送他回家。这一章以埃米尔和凯斯特纳先生持续互相挥手的友好姿态结束——“直到出租车转过一个弯，离开了视线”。通过这种方式，凯斯特纳赋予了城市和它的权力机关以人性。

在城市里认识的新朋友们的帮助下，柏林从一个陌生的、充满敌意的空间转变为一个理想的、运作良好的社会。埃米尔开始熟悉它，承认它，并了解到，即使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在可敬的公民的帮助下，冲突的解决和秩序的恢复似乎也总是有保障的。而凯斯特纳尝试在文中凸显的孩子们“友谊的力量”其实源自他自己的信念，寄托着他对青少年、对下一代人所能创造的更好的社会的期待。

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埃米尔和侦探们》（1931）画面。

一个理想化的儿童榜样

城市的匿名性不仅让小男孩埃米尔感到恐惧，也是当时德国社会普遍的担忧。在埃里希·凯斯特纳生活的时代，德国民众正在体会工业化和城市化给生活带来的重大变革。在那个时代，政府职能、经济、和工业技术的快速发展使知识分子得出悲观的结论，认为人们终将无法从功利主义为导向的权力体系中得到庇护。人们的人性和个性将屈服于功能性——在“社会系统不可阻挡的功能合理性”中，每个人都变得可被取代，无足轻重。

卡斯特纳希望对抗这种恐惧，并在儿童文学中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研究他作品的学者斯普林曼（Springman）认为，卡斯特纳受到启蒙时代的代表作家和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戈特霍尔德·埃弗拉伊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重要影响。莱辛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是善良和真理的社会表现。

在《埃米尔擒贼记》中，埃米尔的友谊促进了各类人群间交流和合法、有效的社会活动——这无疑反映了莱辛的观点，即这种人类关系包含了理性的讨论、宽容和道德上的卓越。此外，在埃米尔与新闻界和警察打交道的经历也在暗示，在公共领域中，友谊也可以与权力体系的冷漠相抗衡。故事的结尾处，在埃米尔外婆家，埃米尔的家人和新朋友们一起为埃米尔的友谊和这段友谊所成就的壮举庆祝，也代表着家和远方的对立完全被消除。

《埃米尔擒贼记》实拍图。

讲述乡村与城市的碰撞是凯斯特纳的作品中的一大主题。另一部他在魏玛时代出版的小说，面向成人读者的《法比安》（Fabian），也同样有着类似的主题。在书中，当主人公在柏林漂泊时，他的种种经历向他表明，柏林是一个不道德的城市。

然而，当他回到家乡时，他发现他的外省家乡并没有能实现他的希望，让他过上能够保持自我的生活，他感受到了城市和乡村普遍存在的糟糕形势。他深深地意识到，自己以为是对立面的两个地方，其实是平行的。虽然凯斯特纳对社会的悲观态度深深地印刻在了这部成人小说中，但显然他在《埃米尔擒贼记》中采取了更为乐观的观点。

这种对比表明，卡斯特纳对年轻一代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期待着他们带来社会的变革，创造更好的未来。斯普林格曼进一步指出，不仅凯斯特纳认为“小孩拥有着成年人在这个糟糕的社会中被迫放弃的优秀人类品质”，而且“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作家也开始将儿童视为正确社会行为和态度的最好老师”。（其实这种成人的放弃是很不负责任的，但也多少带着些绝望在里面，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德国社会正走向崩坏……）在《埃米尔擒贼记》中，卡斯特纳正是塑造了一个这样理想化的儿童榜样：一个优秀的男孩将成为一个有原则的公民，找到所有问题的完美解决方案，并因此得到良好运作的社会的奖励。

然而，虽然他的成人读物在当时透露出他对当时德国社会的忧虑（这也导致他的作品被纳粹列为禁书），但凯斯特纳在其创作的儿童文学中常常刻意回避社会现状对个人的影响，这令他的书自出版以来也收获了不少批评。

笔名为亚历克斯·韦丁（Alex Wedding）的儿童文学作家（她的丈夫是德国共产党员）曾在一本苏联流亡杂志上发表文章，声称凯斯特纳笔下对“好警察”的刻画，以及他认为社会冲突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解决的观点都应该被拒绝。另一批评家雷德曼（Redmann）则以书中埃米尔和他母亲遭受的贫困为切入点，阐述了类似的批评。

在故事的结尾，虽然他们物质上的困难被埃米尔因聪明地抓到小偷而获得的一千马克的奖励解决了，但“魏玛共和国这种贫困的根源仍然没有得到提及，个人的成功掩盖了政府应践行的承诺和行动”。批评家们似乎在暗示，书中当代柏林的背景应该拥有现实价值，而不是简单地成为叙事手段，成为任何一个现代城市都可替代的符号。可以说，由于凯斯特纳坚持着在童书中构建把理性和正义作为基石的现代乌托邦，他模糊了魏玛时代动荡不安的底色，也将当时柏林的孩子真正的生活样貌隐藏了起来。

《埃米尔擒贼记》实拍图。

儿童读物是否必须反映当代社会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恐怕会一直进行下去。有趣的是，在亚历克斯·韦丁写的那篇旨在批评凯斯特纳的檄文中，也对他写出成功的儿童文学的能力给予了一些高度评价，认为“这种能力部分源于对儿童心理学的精确了解”。他避免了“爸爸最懂的（father-knows-best ）态度，避免了伸长食指的说教，而代入了丰富的想象力、叙事艺术、双关语、情景喜剧的幽默、悬念——最重要的是采用了孩子可以理解的语言”。虽然是来自批评者，但这也是一个对凯斯特纳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成就最真诚且全面的总结了。

回顾这本近一个世纪前出版的书，如今的学者也认为凯斯特纳是第一个“真正成功地在儿童文学中建立和普及了城市环境这一文学手法（literary device）的作家”。尽管如上文所述，凯斯特纳对儿童和社会改革的设想仍然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埃米尔擒贼记》也的确对现实主义在儿童文学中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大都市在全世界各地的形成，这本第一部刻画城市小孩的儿童读物，也走进了一代代新的城市小读者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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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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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reece, Julian, and Osman Durrani. Cityscapes and Countryside in Contemporary German Literature. PLang,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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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pringman, Luke. “A ‘Better Reality’: The Enlightenment Legacy in Erich Kästner’s: Novels for Young People.” The German Quarterly, vol. 64, no. 4, 1991, pp. 518–30. JSTOR, JSTOR, doi:10.2307/406667.

撰文/子葭

编辑/申婵 青青子

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