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笛子的故事有哪些
捕鼠人用魔笛拐走了130个小孩？欧洲中世纪传说的真相,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渝川读书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西方笛子的故事有哪些1
所评图书：
书名：《花衣魔笛手：传说背后的欧洲中世纪》
作者：（日）阿部谨也
译者：夏川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頁
出版日期：2021年8月
传说，故事，往往会在流传中保留、强化历史事件的部分情节，而将相当多不能为人道的真相，进行矫饰。
格林童话中有个颇为惊悚的故事：
1284年，一个神秘男子出现在德意志的哈默尔恩市区，自称捕鼠人，愿意为市民有偿清除老鼠。市民与之达成协议，于是捕鼠人拿出笛子进行吹奏。一会儿，所有老鼠都从各自待的屋子里跑出来，围在男子周围，之后跟从男子的步伐，进入附近的河流。所有老鼠都淹死了，男子返回向市民索要报酬，但市民毁约了。
男子隔日再度出现在哈默尔恩市区，这次装扮成了猎人的样子，又吹起了笛子。这次是一大群四岁以上的男孩女孩跑了过来，跟随男子走到山里就一起消失了。共有130个孩子消失了。
欧洲小镇
有意思的是，欧洲各地都有类似的捕鼠人因市民毁约，将孩子或是家畜带走的传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欧洲各地在中世纪饱受鼠患的现实。
可以肯定的是，哈默尔恩市在1284年6月26日确实发生过孩子失踪的事故。当地的教堂曾以玻璃彩绘的方式记录了此事，直至1945年二战末期在战火中被毁。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日本“西方社会史”研究第一人阿部谨也（1935-2006）所著的《花衣魔笛手：传说背后的欧洲中世纪》一书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頁引进到内地出版。这本书考察了哈默尔恩市1284年6月26日的捕鼠人诱拐儿童失踪的传说，深入追踪各类档案文献，发掘相关史料，层层推理，揭示了传说背后的残酷真相——我们距离1284年已经太久太久，哈默尔恩市又仅仅是一个人口规模不大的市镇，并没有太过耀眼的历史事件发生，此事涉及的民众从来就不是历史学家关注的重点群体，所以，130个孩子（青年人）失踪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解释，但每一种解释如果寻根探求，都不难发现，在中世纪的德意志，民众的生活甚至生命安全都处于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
是的，后世很多人那些讴歌中世纪田园牧歌（借此诅咒工业革命打破了这种田园美好），希冀凭借自己的勤劳勇敢一步步当上骑士，成为贵族，甚至还能迎娶公主，走上人生巅峰的人们，其实更可能的是，就像捕鼠人诱拐儿童失踪的传说中，那些失踪的孩子（青年人）那样，迎来不可知的种种厄运。
青年移民导致村庄荒废？
哈默尔恩市（实际上，当地也就是个小镇，市区就是小镇的街区）在1277年获得了城市法，意味着当地的市民可以摆脱此前控制其人格的农村领主，获得自由。这些自由市民出身周围农村——据考证，当地市民的后代到了19世纪，仍然保留着在市区居住，然后白天去周边的牧场、农村工作的生产生活方式。
接下来，书作者转而探讨了12、13世纪德意志在内的中欧、东欧、东南欧部分地区出现的迁徙移民潮。正如历史学界所揭示指出的是，这股移民潮本质上是农民为了寻觅赖以活命的土地（原有租种的土地，地主、领主收取的租金过高）。这股移民潮恰好就发生在1284年前后，因而有学者认为花衣魔笛手拐走130个孩子一事的真相是，当时有130名青年男女移民前举行了集体婚礼，他们、她们确实被移民代理人利诱。根据这种推论（假设）一一排查，可以初步确定哈默尔恩市青年男女移民（如果确属如此的话）的可能去向，即西西里亚高地、克拉科夫、西加利西亚北部、摩拉维亚北部、匈牙利北部——摩拉维亚北部区域，在1241年蒙古大军入侵中受害严重，当地统治者曾向西欧发出广泛号召，以吸引人口。而当地确实曾吸引部分德意志移民，还建立了哈默尔恩村。
从西欧向中欧、东欧移民确实在12、13世纪广泛出现，这也被称为日耳曼人东扩的一个进程。《花衣魔笛手：传说背后的欧洲中世纪》书中仍然援引上述学者的观点指出，之所以哈默尔恩市的故事作为故事留存下来，是因为当时欧洲的一个市镇的人口很少，一下子消失了130个青年人极其罕见。根据当时的社会分层，所流失人口显然都出自社会中下阶层家庭，这也意味着，这一阶层市民的很多家庭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劳动力供给减少，市镇不可避免走向消亡。事实上，到了1486年，哈默尔恩市的部分区域就已经变成了废村，并被森林覆盖。所以，花衣魔笛手的传说其实道出了村庄消亡的巨大悲情。
孩子被拐？溺亡？
当然，上述学者认为青年男女移民导致哈默尔恩市荒败的推论，也存在一定漏洞。接下来，《花衣魔笛手：传说背后的欧洲中世纪》又引述了其他学者的推论。
按照这一推论，当地人口与中世纪欧洲其他城市、市镇的人口的结构趋同，都会出现20-30%的底层民众。而这些底层民众中，最受歧视的是贱民阶层，主要是刽子手、掘墓人、剥皮人、捕快、狱吏、澡堂老板、亚麻布职工、庶子等。贱民阶层的人抱团取暖，也建立了各种行会组织。但这并不包括无依无靠的女性，即照顾孩子的寡妇以及未婚母亲，她们连上述贱业也不被允许参与。这种情况下，无依无靠的女性要养大孩子，面临着不可想象的巨大挑战。她们的孩子如何生存，历史著作中基本没有记述。
就在13世纪，法国、德国掀起了所谓的“儿童十字军”，也就是少年少女自行组织朝着耶路撒冷进军的运动，沿途不断有孩子加入，其实跟随者毫无目的感，大概是生活无着，跟着“大部队”能求个饭吃。所以这类运动动辄就有数千甚至上万人参与。有传言，这些孩子会被有心人诱拐到地中海沿岸，然后被贩卖为奴隶。
6月24日这一天在当时是德国几乎所有市镇、村镇的圣约翰节、夏至节，人们载歌载舞，在篝火前热情祝愿——这也是前述的第一种推论提及集体婚礼的由来。
吹笛人在当时的德国社会地位低下，很难令当时的德国教会、市民、农民信服。所以另有推论认为，圣约翰节期间，哈默尔恩市的孩子们因节日的过度兴奋而滑入湿地区域的沼泽，最终一命呜呼。
为什么这则故事中，对市民施加报复的主角是捕鼠人、吹笛人（流浪艺人）？这其实也不难解释。我国一些大城市的市民群体中，前些年还流传着著名的地域黑段子/传言/谣言，也就是将治安问题甚至下水道井盖等物件失踪的责任都归咎于某个、某几个外省市移民，或者缩小范围到那些省市农民工。欧洲从中世纪到现代，每当出现饥荒、传染病等社会危机，就会生发犹太人作祟的谣言。至此，很明确的一点就是，捕鼠人、吹笛人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成为恶毒谣言的主角，也就不足为怪了。、
《花衣魔笛手：传说背后的欧洲中世纪》书中指出，捕鼠人、吹笛人在股市中以魔术师的形象出现，与当时及之后一段时期内，神学家、神职人员垄断着日常秩序及其解释，另外旧教与新教之间发生激辩的历史背景有关。这也是哈默尔恩的市政府与教会为何会通过玻璃彩绘来宣导这一事件的原因，意在（不断）唤起人们对于灾难的恐惧，从而让人们更加忠诚地服膺于新的世俗和宗教权威。
西方笛子的故事有哪些2
破除西方音乐伪史系列文章：
第一篇（上）：律圣朱载堉狂点数学技能，定下世界标准音调：没有我，西方能有标准乐器和乐理？没有我，巴赫能发明钢琴？你们还想听钢琴曲？
第一篇（下）：钢琴的真实起源竟是中国？明代乐器变身钢琴，大潮退去，巴赫裸泳：平均十二律和钢琴只是挂名，原来他是另一个莎士比亚
第二篇：贾湖骨笛不是笛子，推倒西方音乐伪史需从华夏探源，从贾湖骨龠和天文历法说起，是该为华夏万年音乐史正名了
第三篇：永乐大典的流散与东洋音乐崛起的秘密：耳熟能详的交响乐大师们不仅沾了华夏乐理的光，还从大典乐谱、民间曲谱中受益匪浅
这是本系列的第四篇。
贝多芬的故事要从法国传教士钱德明这个关键人物说起。
法国传教士钱德明（Pere Jean-Jacques Marie Amyot orAmiot, 1718-1793年，一说卒于1794年）来华后居于北京42年，精通满语和汉语。在华期间，他不仅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的专著，而且还翻译了不少中文著作，其大量专著和译著都被收入《中华杂纂》（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oeurs, les usages, etc. des Chinois,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ekin）一书中。
该书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共15卷（一说16卷，1776～1814出版），1776—1791年刊印，前后费时38年，别称甚多，或直译为《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的论文集》、《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人历史、科学、艺术、习俗论丛》、《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录》，又或简称为《北京教士报告》、《中国杂纂》、《中国论丛》。
为方便起见，本文使用简称《中国杂纂》来代指此书。
《中国杂纂》的另一位主编是传教士韩国英。
注意，除了钱德明以外，另外三位法国传教士韩国英、巴多明、汤执中也在坚持向欧洲寄送有关中国植物书简及信息，可谓分工明确。
《中国杂纂》收录了钱德明关于中国音乐的具体论述，为欧洲十八世纪下半期介绍中国的最重要书籍，亦为法国汉学之祖。
钱德明、韩国英等在华传教士收集整理各种资料，翻译后寄至法国，再由法国方面组织人手进行编辑审订。
书中插图包罗万象，有哲学史人物、军事、音乐等各大主题，风格涉及中西风格，以及中西混合风格。书中第九集刊出十二幅精美的《严州水灾重建叙事图》，则完全复制中国版画原型。
《中国杂纂》很珍贵，孔夫子上有孤本十册在出售，价格逆天，标价6000-45000元。国家图书馆有一本典藏，如下：
根据比利时学者钟鸣旦的研究，万历年间朱载堉在《乐律全书》中曾经对于华夏乐舞有过富于创造力的阐述和改造，但囿于形势，未能在国家祭典上得以实现，但却引起了耶稣会士法国人钱德明的注意。
钱德明把这批有关朱载堉的舞蹈图示被收录在《中国杂纂》（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les sciences，les arts，les moeurs，les usages，etc. des Chinois 【Paris：Nyon，1780】）一书中，而且将总数超过1400页的朱载堉舞蹈图示的绘本（包括配乐）送到了欧洲。
这对西方音乐、舞蹈和艺术，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万历年间，皈依天主教的李之藻（1565一1630）利用职务之便，对于文庙祭祀儒家先祖孔子的乐舞进行修订，于1618-1619年辑撰了《泮宫礼乐疏》一书，书中前几章讨论泮宫（即乡校）中的圣祠，对于祭器、祭典上的音乐和颂歌都有记载和讨论，而且记载了三套、每套32个姿势的大夏舞。
然而，更有趣的是，李之藻的《泮宫礼乐疏》中记载的乐舞，又在
1672年，明亡后流亡到日本的儒家学者朱舜水将《泮宫礼乐疏》中记载的乐舞传入岛国，以此作为基本依据，用来为水户藩德川家圀制定祭孔典礼，后来成为日本孔庙祭祀的乐舞。
钱德明著述不少，除了《中国杂纂》外，还有《中国现代音乐》、《中国古今音乐论文集》（1779，1937年重印）等等。
为了音乐打假，相关的诸多文献是必须要阅读的。
在《中国杂纂》有关钱德明的著述部分，可以查到对永乐大典“器乐、乐理”词条的法文翻译
放大后细看
1780年，钱德明将“中国十二律手势助记法”翻译成法文，载于其著作《中国历史、科学与艺术回忆录》（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des Chinois），即后来整合在一起的《中国杂纂》。
钱德明通过“十二律指掌旋宫之图”，在白石道人的俗乐记谱方式的启发下，弄出了“Fa、Ut（即后来的Do）、Sol、Re、La、Mi、Si”这一套西式记谱方式，理一下顺序，就是Ut（Do）、Re、Mi、Fa、Sol（即后来的So）、La、Si”、“1、2、3、4、5、6、7”。
瞧瞧咱们的十二地支掌诀：顺序、数字都是一样的
唐代药王孙思邈（581-682）《千金翼方》第二十九至三十卷题为“禁经”，描述了中国古代的医疗实践。《禁经》的开篇有一节“掌诀法”，这是中医将掌诀用于医疗仪式的最早的文本记录。
最早用来阐释五运六气学说的掌诀，记录在1099年大医学司业刘温舒（生卒不详）进呈宋哲宗的医籍《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中。
1118年，宋代政和年间的医学典籍《政和圣济总录》也记录了有关治疗仪式的掌诀
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本名张介宾，1563-1640）的著作《类经图翼》里有两张指掌图，其所著《妙锦万宝全书》中也有使用掌诀法推衍未来的图例
八卦掌诀图，即八卦指掌图
在钱德明之前，西人从未有依靠人的身体本身来协助记忆的习惯，但从华夏的掌诀中学到了这一招
不仅如此，他们还将之推广运用到教堂唱诗班的记谱方法、天主教宗教课程，以及耶稣会冥想练习中。
当他们发现中国的掌诀历史久远，存世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宋代后，他们索性把教堂唱诗班的记谱方法也提前到了12世纪，同时又把宗教课程时间大大提前，以创建自己的源流，完全不顾那时西方没有乐理基础的事实
所谓的五线谱，原型就是华夏的琴弦谱，旁边标注着工尺谱的指法，西人在此基础上把按在琴弦上的指印稍微改一改，方向换一换，就变成了现代的五线谱。
之前在音乐系列2一文中已经说过了，古钢琴原产于中国，在朱载堉完善了十二平均律（更准确地称呼为十二等程律）后，中国的扬琴上因为敲击不方便，就加装了琴键。
利玛窦的画像中就出现了钢琴
再来看看永乐大典“湖”字部的有关研究。
中国十二律与西洋音乐的调式是可以对应起来的。
从永乐大典收录的《角招》字谱分析，可以看到一种不同于传统工尺谱的“俗乐之谱”。
沿着这个思路，仔细一看，1、3、4、2、7、6、5与俗乐谱的记述方式稍稍一变，形态就十分接近了。
为了研究制作方法，并配图说明，钱德明等传教士曾对华夏传统乐器进行多次拆解，后来在乾隆的授意下，将之改装成了现代钢琴、小提琴的形式，并进行生产，寄回欧洲。
这就是西方音乐发端的真正源头。
有了乐理基础、又有了新式的乐器，连制作说明图都全部给了，还不能发展起来么？
在这一事件中，乾隆的支持对于西方音乐的爆发也是有很大作用的。
西人所绘的乾隆画像
西方来华传教士为了达到搬运知识的目的，坚忍不拔地作出努力，对中国的国情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包括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科学技术、医学、农业、园林等等都进行了研究，并且几乎人人著书立说（哪怕是聘请写手托名在自己头上），出版了不少具有“开拓意义”的大作。
许多传教士因此在西方声名鹊起，赢得生前身后名，流芳百世。
1682年，意大利传教士柏应理回罗马时，仅仅带回的在华传教士的研究资料和著作就多达400多册。同时，这些传教士也将通过各种手段收集的大量华夏典籍带回欧洲。1794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国时，作为礼物赠送给路易十四的图书就有300册。此外，法国另一名传教士马若索，仅仅他一人为法国皇家文库收集了好几千册中国典籍。
由此，可见一斑。
当徐日升、钱德明等传教士把华夏音乐理论著作、收集的实物乐器、乐器制作说明，以及数以万计的曲谱和乐谱被偷运回欧洲后，欧洲便由此爆发了时间长达百年的“中国音乐热”。
一批又一批的音乐人才得以诞生。
可以说，钱德明的《中国古今音乐考》在西方产生了无法替代的重大影响，而且这个影响十分深远。
后世所谓的巴赫、贝多芬、莫扎特等音乐大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刚开始，这些音乐才子们对于乐理还比较生疏，不太会谱曲，因此，从传教士寄回欧洲的曲谱、乐谱、戏曲中汲取灵感便成为常态。他们蹒跚学步，从大量抄袭和模仿一步步做起。
巴赫的问题此前已经说过了，这是一个佛朗察人虚构的人物，传教士们把抄袭翻译的曲谱和乐谱都挂在了他的名下而已。因为抄袭和翻译的工作颇为耗时，巴赫一个人根本不够用，所以就干脆编造出了一个巴赫家族，多弄几个音乐大师出来。
在西方后世宣传的语境中，贝多芬（1770年-1827年）与莫扎特（1756年-1791年）经常一起出现，同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莫扎特被描绘成古典主义的集大成者，而贝多芬则被誉为革命性地推进了浪漫主义风格的到来。
贝多芬比莫扎特小14岁，可以勉强算是同一时代之人。
很少有人知道，莫扎特和贝多芬都是公鸡会成员。
一、莫扎特
莫扎特，全名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曾担任奥地利公鸡会的会长，同时也是罗家创办的光明会秘密会员。
如下图所示，1777年，21岁的莫扎特。
他佩戴着教皇颁发的金马刺勋章Orden vom Goldenen Sporne （画像中莫扎特使用了公鸡会的揣手密礼姿势，不过他是28岁时加入公鸡会的）
1784年，奥地利共济会总会Große Landesloge成立，管理45个地区的会所。1784年12月14日，莫扎特加入慈善会所Loge Zur Wohlthätigkeit，成为石匠工会的学徒。会长Otto Heinrich von Gemmingen-Hornberg是他的好朋友，也是光明会成员。
不过，莫扎特常去和睦会所参加集会，因为那里有较多音乐同仁。
1785年1月7日，莫扎特成为石匠副手，并很快晋升为石匠大师。
1785年12月11日，约瑟夫二世（Joseph II.）发布光明会禁令和公鸡会法令Freimaurerpatent,冯·伯恩作为光明会首脑，他的和睦会所被迫与其他会所合并。莫扎特成为新希望Zur Neugekrönten Hoffnung会所成员。
放眼四望，莫扎特的交际圈几乎清一色都是公鸡会成员，包括他的好友兼赞助人里希诺夫斯基亲王（Karl Alois, Prince Lichnowsky）、冯·斯维腾伯爵（Baron Gottfried van Swieten）、放贷的商人Michael Puchberg等等。
卓别林也是公鸡会会员
马克吐温《竞选州长》公鸡会首日封
研究西方音乐史，公鸡会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在中国的典籍与知识传入欧洲后，促使西方长期被禁锢的思想得到解放，产生了启蒙运动。
公鸡会也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得以成立的。
彼时，成立不久的公鸡会秘密赞助传教士们在华的行动，传教士们自然也投桃报李，将窃取的许多典籍送到了公鸡会手中。公鸡会如获至宝，尤其是在发现了华夏从上古时代就传承下来的宫廷雅乐——李光地整理恢复的《古乐经传》后，一场无比浩大地仿效华夏典礼祭祀仪式，改编各种华夏乐谱的活动在西方轰轰烈烈地上演了。
公鸡会对华夏的中和韶乐和典礼制度非常感兴趣，觉得威严、庄重、雄浑、大气，同时又具有一种神秘、神圣的感觉，因此，决定效仿华夏典章制度，建立并逐步完善公鸡会的各项仪式与制度。
在欧洲掀起中国思想热、音乐热这一时期，公鸡会凭借着行业许可和强大的金援模式开始展露头角，登上历史舞台。
为了不断吸纳优质会员壮大组织，他们开始物色音乐人才为自己服务。不愿加入的人，哪怕再有音乐才能，也是无法顺利获取行业许可的。
他们设计了各种仪式，对音乐艺术运用十分看重。莫扎特、贝多芬之流，就是在此背景下，进入公鸡会视野，并将之打造成为常人难以企及的音乐大神的。
公鸡会深知“名人效应”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持续发展会员而言。
刚开始，流入欧洲的中国曲谱和乐谱多如牛毛，翻译抄袭+改编就可以了，完全不用从零开始创作。
因此，哪怕只是一个拥有听力障碍的人，只要忠心耿耿，也可以好好包装，才能有固然好，没有，也没那么重要。
一批作为公鸡会会员的著名音乐家，创作了许多暗含共济会象征意味或含义的音乐作品，在公鸡会仪式中实际使用。因此，这种音乐被西音乐界称为“公鸡会音乐”。
如上所示，18世纪的欧洲管风琴相对稀缺，常常没有管风琴师。这是因为最后一任耶稣会长钱德明是在1777年才把笙这种乐器带回法国，西方乐器制造家刚开始研究笙的发音原理，并尝试制造管风琴的簧片拉手。所以，一切依靠笙的簧片发音原理制作的管风琴、风琴、口琴和手风琴等等，才刚刚在西方诞生，自然很稀缺。
实际上，莫扎特的歌剧Freimaureroper就是公鸡会歌剧，而他最著名的公鸡会作品《魔笛》（Die Zauberflöte）中大祭司Sarastro的原型就是他的好友、同为公鸡会成员的伊格纳茨·冯·伯恩（Ignaz von Born）。
莫扎特的康塔塔《公鸡会员》(Die Mau2rerf reude,K.471)，是为欢迎新的成员格塞伦(Gesellen)加入公鸡会的第二级而创作，康塔塔(K.619)和《自由公鸡会小康塔塔》(Laut verkünde unsre Freude,K.623)被明确地认为是公鸡会音乐。
1779年，钱德明的著作《中国古今音乐考》在欧洲出版。此后，仅仅过了数年，从1785年开始，莫扎特就迎来了创作大爆炸。
莫扎特为公鸡会创作了许多部音乐作品，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
- 艺术歌曲《兄弟旅程》Gesellenreise，作品编号K.468，1785年3月，用于学徒就职仪式。
- 男声大合唱《石匠的快乐》Die Maurerfreude，作品编号K.471，1785年4月24日首演。
- 公鸡会葬礼曲 Maurerische Trauermusik ，编号 K .477/479a，1785年11月。
- 公鸡会主题歌曲二首，编号 K.483 和 K.484，1786年1月14日，为庆祝公鸡会新希望会所成立。
- 钢琴伴奏男声合唱《致伟大造物者》, Die ihr des unermesslichen Weltalls Schöpfer ehrt，编号 K .619,1791年。
- 小合唱Kleine Freimaurer-Kantate《大声宣告我们的快乐》Laut verkünde unsre Freude，作品编号K.623, 1791年11月18日。
挥霍无度、生活毫无节制的莫扎特于1791年在贫困交加中去世，享年35岁，据说后期因为与公鸡会产生矛盾，死于谋杀。
在其死后，更多更重的任务就落到了贝多芬等人的头上。
二、贝多芬
贝多芬顶着公鸡会给予的光环，集众人之力，终于被塑造成了一尊令人望其项背的音乐大神。
然而，关于贝多芬身上仍旧存在很多谜一样的问题，令人感到困惑。
贝多芬究竟是哪一个？
西人宣称是这位
但也有人声称路德维希·范·贝多芬是下面这位
原来还有黑人的说法？
据说，贝多芬死时制作的死亡面具，看起来很有黑人的特点，主要是鼻子比较塌。部分人认为贝多芬的母亲有可能是来自非洲的摩尔人。之所以宣称贝多芬是白人，是因为欧洲殖民者改写了历史，“洗白”了他。
这部分观点在黑人中比较流行。
《贝多芬是黑人吗？推特就德国作曲家的种族展开了大辩论》，当然西方主流肯定不予认可。
贝多芬也是普鲁士公鸡会成员。其多位传记作者指出，贝多芬曾经为波恩公鸡会的音乐会 Loge des Freres Courageaux 0l' Orient de Bonn 谱曲和演奏。
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Op.59No.1)的柔板《,菲黛里奥》(Fidelio)中的一些乐句，以及《第九交响乐》的终曲乐章等，都是为公鸡会经文谱的曲。注意，公鸡会的礼赞唱法，也效仿了华夏国家祭祀典礼的礼赞唱法。
何新的研究资料也显示，贝多芬、莫扎特都是公鸡会会员。
据说，贝多芬在其生命的最后20多年中，几乎完全沉醉于音乐而不能自拔。
然而，早在写下所谓的《第五交响曲》之前，贝多芬已写下遗书，抱怨他的耳朵问题，详见1802年那封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遗嘱》(Heiligenstadt Testament)。
其实，贝多芬的耳疾由来已久。
顺藤摸瓜可以发现，早在1794年，就在和恩师海顿闹翻，巴伐利亚选帝候马克西米利安停止赞助的那一年，24岁的贝多芬就突然耳疾发作，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可怕的噪音，特别是高音区，象雷击一样恐怖。发病起初，贝多芬不以为意，以为只是暂时失聪，但两年后，他痛苦地发现，耳朵问题越来越严重，以至影响了他的作曲、他的演奏。
一个不具备正常听力的人，却写出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优秀音乐作品，包括9部交响曲、1部歌剧、32首钢琴奏鸣曲、5首钢琴协奏曲、以及多首管弦乐序曲及小提琴、大提琴奏鸣曲等，因此被誉为“乐圣”、“交响乐之王”。
这太不可思议了。
而且，在专业人士看来，贝多芬的艺术生涯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三级跳”——青年勇士、中年英雄和暮年圣哲，在全世界音乐史、全世界文艺史中，都找不到任何一位像他那样跨越巨大精神成长幅度的艺术家。
是的，一个都找不到。
大英图书馆展出的贝多芬手稿
贝多芬于1827年3月26日去世，享年57岁，死因众说纷纭，有说长期酗酒同时患上了严重风湿疾病离世的，有说被不肖侄子卡尔活活气死的，有说因好食河鱼导致重金属中毒而亡的，有说化验头发发现是铅中毒死亡的，总之，莫衷一是，疑云重重。
有意思的是，贝多芬和莫扎特的一首弥撒曲《Misericordias Domini》非常相似，有抄袭之嫌。
而莫扎特的著名歌剧《魔笛》的主旋律与克莱门蒂的钢琴奏鸣曲也是颇为神似。
巴赫“为四台钢琴”所做的协奏曲，与维瓦尔第“为四把小提琴”所做的协奏曲，除了改了个调，乐器不一样，从头到尾都一模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偶尔的撞衫吗？
想想牛顿与莱布尼茨同时发明微积分的故事，最终的原因竟是双方同时看到了来自东方大国的资料和典籍。
如此巧合，那或许不叫撞衫，而是双方都抄了源自同一处的东西，故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似之处。
19世纪，奥地利有位作曲家马勒，其作品中竟然包含着极为丰富的中国元素。从这个事例中，也许可以管中窥豹。
马勒代表作《大地之歌》第三乐章的开头有笛子与双簧管的音色，同时采用的是五声音阶，给整部作品蒙上了一层极具特色的东方水墨色彩。
《大地之歌》整首选材与歌词，全都来自中国唐诗，六个乐章的取材与歌词分别来源于六首唐诗的德文版。这六首诗分别是李白的《悲歌行》、钱起的《效古秋夜长》、李白的《客中行》、《采莲曲》、《春日醉起言志》以及王维的《送别》。
不过，由于翻译的原因，德文歌词和这些唐诗的含义或意境并非完全贴合。特别是第三乐章，歌词与原诗的意境大相径庭。
出现这种状况也很正常，因为这些唐诗，先由法国女作家戈谢译成法语，写成《玉书》，再由德国作家哈伊曼翻译成德文，最后才被马勒谱成乐曲。到了马勒这里，已经变成了三传手。
在整个18世纪的一百年间，中国文化、中国音乐对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像马勒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欧洲的中国曲谱和乐谱多如牛毛，散见于欧洲各国国家博物馆、图书馆，以及许多大学的图书馆，还有不少在私人藏家手中。
其中，许多都是孤本。
2014年，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老图书馆中就有一本印制于1770年前后的中国古代乐谱被重新发掘出来。这本中国古乐谱十分罕见，题为《弦笛琵琶谱》，即为中国笛和琵琶等管弦乐器而准备的乐谱。翻开封面后的第一页是包含简短序言的目录页，随后第二页简单介绍了三件中国乐器：箫、笛和三弦。接下来的八页是以中国古代常用的很多种记谱法之一“工尺谱”记写的13首乐曲。
该古乐谱上有英国数学家詹姆斯·英曼的签名。1805年，詹姆斯·英曼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向圣约翰学院的图书馆捐赠了一箱中国书，其中包括这本古乐谱。1803年12月，英曼只是在广州停留了几周，就弄走了一大堆中国书籍。
荷兰第一所大学莱顿大学图书馆藏有一批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收集的乐谱，含古琴、月琴等。
此处特藏的乐谱中有：
- 德音堂琴谱，十卷，有残，康熙刊本
- 龙吟馆琴谱，两卷全，僧岳莲钞，古琴谱，重要孤本，梅庵琴谱祖谱
- 兰室琴书，抄本，古琴乐律书，孤本
- 梅花三弄，渔樵问答，刊本，古琴谱，即杨宗稷琴镜卷二
- 中和琴室琴谱，古琴谱，高罗佩自编抄
- 阳关三叠等曲，古琴谱，孤本，1944年查阜西抄赠
- 庄周梦蝶，古琴谱，五知斋琴谱部分，保存精善，汪孟舒赠高罗佩
- 尊明阁月琴谱，月琴谱，很少见
奥地利博物馆和挪威卑尔根大学图书馆也藏有一批中国古乐谱，数目不详。
德国巴伐利亚州立东亚图书馆藏有《荣德堂藏琵琶谱》，内有乾隆乙卯（1795年）菊月茂轩氏积善堂小引，该琵琶谱收有六曲。
……
其实，钱德明搜集的有关中国音乐的各种文献和著作中，还有《盛京赋》、《中国古今音乐篇》补遗、汇编的《中国音曲集》等等。
皮卡尔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发现了18世纪法国来华传教士钱德明寄回的中国音乐乐谱共五十四首，还有一些北堂的音乐资料。
钱德明在《中国古今音乐考》第三部分论述中国音乐的 “调”（即调式理论）时，还收录了三节《先祖颂》，即中国祭祀仪式中赞颂祖先荣耀的歌曲，并附上了五线谱的曲谱。
贝多芬的所谓《欢乐颂》大略与此相关。《欢乐颂》又称《快乐颂》（德语为Ode an die Freude），是德国诗人席勒于1785年所写的诗歌，贝多芬为之谱曲，这首诗却是公鸡会的诗歌。
出口转内销
最早向国人介绍贝多芬的，是在日本留学的李叔同。他在《音乐小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比独芬传》的文章，称比独芬为“乐圣”。
最开始，贝多芬的中文译名并不统一，李叔同称其为“比独芬”，鲁迅曾用“培得诃芬”，还有人谓之“裴德芬”、“悲多汶”，甚至“白堤火粉”。
1946年，傅雷翻译西方著名小说家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出版，贝多芬这一译名才逐渐被固定下来。
19世纪末，贝多芬的音乐在上海租界的音乐会和沙龙中响起。
随着20世纪上半叶李叔同、傅雷等人的大力推广和介绍，这位耳聋的西方音乐大神逐渐为更多国人所熟知。
后世，国人往往只知关于贝多芬、莫扎特等人后半段成名的故事，却不知前半段东学西渐的历史。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衰弱，巴赫、贝多芬之流被西方和公鸡会刻意塑造成一尊尊大神，成为夺取音乐发明权、截断华夏文化的理想工具。
在经过层层包装的现行世界中，知道何瑭、朱载堉、钱德明的人愈来愈少，仿佛此前有关华夏的音乐历史被终结了，于是乎，有了贝多芬、莫扎特、巴赫等人成为现代音乐的起点，因为西方，有了音乐的一切。
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
让真实的历史，接续往圣先贤；让那些欺世盗之辈，让那些虚假的伪神，都一一倒下吧！为文化正本清源，为华夏圣哲先贤正名，让祖辈们的丰功伟绩重新照耀世间，成为后世仿效的榜样，成为未来者继续攀登文明高峰的起点和肩膀。
***关注我，关注《昆羽继圣》四部曲，关注文史科普与生活资讯，发现一个不一样而有趣的世界***
西方笛子的故事有哪些3
电子音乐人李化迪。 受访者供图
中新网8月29日电 据欧洲时报网报道，电子音乐的诞生曾与西方，特别是欧洲艺术音乐相连结。若想将这种音乐形式玩出中国味道，需要有人将两种文化沟通、融合在一起。当被问及“你是否是这样的人”时，电子音乐人李化迪(Howie Lee)坦率而直接地回答：“我觉得我已经是了。”
当中国大鼓、竹笛碰撞西方电子音乐
电子音乐是什么？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约翰·斯坦利在《古典音乐》一书中写道，上世纪40年代晚期，巴黎的皮埃尔·舍费尔等人通过电子设备发出声音或直接选取和加工自然界的声音，掀起电子音乐的前身“具体音乐”潮流，从而影响了欧洲乃至全球。
而如今，李化迪扮演的角色，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西方电子音乐中。比如他为法国独立游戏制作团队Slocap开发的游戏《师父》所作的配乐。
今年2月发行的《师父》是以中国为背景的功夫动作类游戏。为了让游戏中的配乐既有地道的中国味，同时也能符合全球玩家的审美与口味，Slocap找到了李化迪。
这是李化迪第一次为游戏配乐。“它是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所有内容都围绕着这个基调，有点黑暗，有点悬疑。”李化迪说，“这与我的创作风格非常相近，没有人比我更适合为它配乐。”
为了制造复仇的紧迫感，李化迪在一些关卡选择了Techno、中国大鼓等打击乐器，创造了有层次的鼓点。此外，他还采用了多种中国乐器来契合不同的主题——例如场景中有“金”这一元素时，使用锣之类的乐器；而有“木”这个元素时，则选择竹笛等乐器。
虽然是首次跨界游戏配乐，而且还是一个法国团队制作的功夫游戏，但李化迪和法方并没有在合作与沟通中出现问题。Slocap对他的创作十分满意，从“提供的配乐几乎没有任何删掉的地方”就可见一斑。
“法方会给出一些意见，但全都是从游戏的角度来讲，对于我的审美和成果，他们百分之百相信。”李化迪说，“一个阶段结束后，他们甚至给我发了一个问卷调查表，问我有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从玩摇滚到玩音乐
在游戏《师父》中，李化迪将中国传统乐器与西方电子音乐玩到“飞起”，但他最初其实是个爱玩摇滚的北京青年。
李化迪小时候学过几年电子琴，他觉得自己弹着玩时最开心，跟着老师系统学习后反而感觉乏味。上中学时受Nirvana(涅槃乐队)和Green Day(绿日乐队)影响，他成为了“一枚”摇滚青年，与同学组建过乐队。偶然间接触到音乐制作软件FL Studio，算是给他的电子音乐之路启了蒙。
李化迪电子音乐专辑《天地不仁》封面。 受访者供图
报考大学时，李化迪选择了中国传媒大学录音专业，之后又在2012年到英国伦敦艺术大学攻读声音艺术硕士。但无论是录音还是声音艺术，他都不认为它们是音乐，前者或许可称为一种“技术”，后者则更偏向哲学。
不可否认的是，在英国留学的经历让他对电子音乐或“玩音乐”这件事的看法发生了极大变化，用他的话说，“是见过一些世面，见到了一些真正的音乐”。
其实前往英国前，李化迪就常听Dubstep这样的英伦电子乐。而来到英国后，他发现，伦敦街头的电子音乐完美体现了民族文化的融合，牙买加人等非裔移民是其中的主角。他介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非裔移民来到英国的同时也带来了非洲的音乐，“英国小学生都会学一种牙买加钢鼓。非洲音乐逐渐与欧洲文化融合后，还延伸出了‘丛林’电音等流派。”
这让他对民族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英国人玩音乐的理念也让他眼前一亮，“没那么多条条框框，玩出一些新‘花招’后，他们也挺愿意分享的”。“我以前觉得做音乐很复杂，但其实音乐还是很单纯的东西。”他说。
将民族音乐与电子音乐结合
这段在英国留学的经历，让李化迪开始思考自己的音乐理念，“探索在全球音乐背景下的个人身份特征”。
于是，从英国回到北京后，他开始尝试将民族音乐与电子音乐结合，同时采集了来自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声音。从中国到印度到欧洲，从热瓦普、西塔琴到中东祖尔纳，“东西结合”的音乐特色打破了常规的电子音乐。
比如他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木屮山出》，便囊括了古筝弹拨以及纯厚的“808音色”(音色独特的鼓点)。2019年的专辑《天地不仁》则融入了《道德经》的概念，其中一首《拨云》中有段加速的扬琴，经过合成器的混合显得力量感十足。而2018年的《自然灾害》专辑更让他赢得了Sloclap的首席音效设计师Lucas Rousselot的认可，这才有了为《师父》配乐的机会。
外界喜欢把他的音乐风格定义为“国风电子”，西方媒体更是将他的作品誉为“建立中外文化的桥梁”。与不愿意被定义的音乐人不同，李化迪不仅不在乎，甚至主动贴上了这些标签。“标签可以让制作者获得商业价值。商业不是最终的目的，但它对传播音乐非常有意义。”他说。
尽管李化迪的音乐作品受到了不少关注，但他直言，中国的电子音乐还是一片空白，与六七年前没有什么变化。“在我的世界里，没有感到了解、喜欢电子音乐的人变得更多。”他认为，中国电子音乐与西方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不过，一片空白也就意味着你可以尽情书写。”
李化迪感受到，中西方电子音乐缺乏沟通与了解。在他心中，音乐是一种生活感受的表现，闭门造车式的硬学是行不通的，“待在家里憋不出好音乐”。他认为，中国电子音乐想要发展，就需要音乐人多走出去看看。“在这个世界，你需要交流，”李化迪表示，“你要跟别人一起生活，发现其他人的长处，思考自己的东西要如何跟他们的融合在一起。”
而当被问及“你是否想成为帮助中西方音乐沟通交流的这个人时”，“我觉得我已经是了。”李化迪如是说道。(李非)
来源： 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