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派诗歌的特点（玄学派诗歌的特点flea）
成果推介 |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罗斯小说发展史”获结项优秀,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浙江社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玄学派诗歌的特点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俄罗斯小说发展史》
项目类别：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批准号：18AWW005
所在学科：外国文学
项目负责人及单位：吴笛 （浙江大学）
进行时间：2018.07-2020.03
最终成果：专著《俄罗斯小说发展史》
代表性论文：
1.《论卡拉姆津小说中的感伤主义伦理思想》，《文学跨学科研究》2020年第1期，A&HCI收录，1/1。
2.《论布尔加科夫“魔幻三部曲”中的科技伦理与科学选择》，《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CSSCI收录，1/1。
3.《论拉吉舍夫作品中的法律书写》，《俄罗斯文艺》2019年第4期，CSSCI收录，1/1。
4.《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生成与传播》，《中文学术前沿》第16辑，2018年，1/1。
5.《论普希金诗体长篇小说的艺术创新》，《人文新视野》2020年第1期，1/1。
【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该项目以10世纪以来的俄罗斯小说为研究对象，对俄罗斯小说创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导意涵、叙事策略、话语特色和建构模式等进行分析研究，揭示俄罗斯小说这一艺术文类的生成渊源，并对其叙述策略、历史进程、文化转向，以及对历史文化以及民族意识的深刻影响进行深入探究。
本项目根据俄罗斯小说艺术的发展历程，共分五个部分，共二十四章，约72万字。
在第一部分“俄罗斯小说的源头与雏形”中，主要发掘10世纪至17世界被学界相对忽略的俄罗斯小说的源头，尤其注意挖掘包括宗教文化和民间口头传说在内的小说艺术的源头。在第二部分“俄罗斯小说的成型”中，主要探究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20年代俄罗斯小说成型过程。这一时期主要的格局是启蒙主义小说、感伤主义小说、浪漫主义小说等三种倾向的小说创作平行发展，有时相互交织。在第三部分“俄罗斯小说艺术的辉煌”中，主要论述自19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90年代俄罗斯小说的繁荣。着重论述普希金为俄罗斯小说创作所树立的典范意义，并分别探究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小说大师为俄罗斯小说艺术的繁荣作出的艺术贡献。在第四部分“俄罗斯小说艺术的现代转型”中，探究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俄罗斯小说在现代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领域所进行的拓展。在第五部分“俄罗斯小说的当代探索与文化转向”中，主要关注50年代中期至21世纪的俄罗斯小说在题材、主题样式等方面的新型特质。1991年苏联解体后，由于身份认同、原先所坚持的文学主张、所想象的“历史使命”，都遭遇全面危机，后现代主义思潮波及俄罗斯文坛，许多小说家的作品从传统的审美转向了文化认知。
【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该成果是第一部全面研究俄罗斯小说艺术的俄罗斯小说史研究著作，是俄罗斯小说史研究领域的开创性的研究成果。相比较已有成果对18世纪之前的小说创作基本忽略或一笔带过的倾向，本课题以较多的篇幅探究18世纪之前的俄罗斯小说艺术的文本源头、生成渊源、发展轨迹，这对于俄罗斯文学研究而言以及体裁文学史研究而言，具有学科基础建设方面的学术价值。该成果体现中国学者学术立场，对于我国文化强国建设以及中外文化交流，都具有借鉴意义。
该项目在研究过程中，发表多篇前期成果和阶段性成果。主持者在研究期间参加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尤其是在2019年10月召开的“第九届文学伦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以俄罗斯小说家布尔加科夫为例，向全体与会700多位学者作了题为“论文学作品中的科技伦理与科学选择”的大会主旨发言，受到国际学界很多学者的广泛好评。
【项目负责人简介】
吴笛，文学博士，现任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世界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国文学分会副会长、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国际A&HCI期刊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副主编。主持“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子课题、一般项目等多种国家级项目，已经出版《英国玄学派诗歌研究》《哈代新论》等10多部学术专著、《苔丝》《雪莱抒情诗全集》等30多部文学译著，以及《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外国名诗鉴赏辞典》《普希金全集》等60多部外国文学类编著。多项研究成果获教育部和浙江省优秀成果奖，其中，专著《英国玄学派诗歌研究》获浙江省第十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玄学派诗歌的特点2
我们一般认为是好诗的很多诗歌具有某种共同的特点，另外还有一些我们不在意的诗歌。为了更好地理解它们，让我们给这种特性创造一个名称。我要把这种特性称为“张力”。用抽象的语言表达，就是诗歌突出的特色就是其整体的最终效果，而整体是意义构造的结果，批评家的职责就在于考察和评价这个意义。在此我提出这一职责的时候，将会阐明我在其他场合已经用过的批评方法，同时我也不放弃以前的方法，我称其为把诗作中隐含的普遍意义隔离出来。
大众语言是“交际”的媒介，其使用者对于激发有时所称的“情感状态”的兴趣大于正式表达这种状态的兴趣。
一旦你说万物都是一样，很明显文学就等同于宣传；一旦你说脱离了直接的辩证历史过程就无法了解真理，那么很明显所有当代艺术家都得追逐同一种风尚；很显然万物为一要受时空限制，所以信奉黑格尔的法西斯分子说一切艺术都是爱国主义的也是如此。
威廉·燕卜逊所称的爱国诗不仅是为国家歌唱；在忸怩作态的抒情诗和很多当代政治诗里都有此类东西。这是大众语言的诗歌，与已故的叶芝感兴趣的“人民语言”大相径庭。举例如下：
从光荣的逝者那里
我们继承了什么——
适合庄稼的田垄，野草被铲除——
而现在害虫和霉病横行，
罪恶肆虐
飞燕草和玉米；
我们看着它们匍匐在下面。
从米雷小姐的这节诗我们可以推断她光荣的先人让大地美好，而如今大地一片荒芜——从题目那里就可以知道原因：“在马萨诸塞州正义被拒绝。”马萨诸塞州怎么会遭遇大面积干旱，为什么（诗的脚注中是这样说的）萨柯和梵塞蒂被处死与庄稼的毁坏有关系，却没有说明白。这些诗行属于大众语言，它们用一系列术语来激发某种情感状态，而突然之间一个无关的事物会从中受益；我认为这种效果通常不是通过有意识的努力获得的，而是感伤。米雷小姐的诗大约十年前出版时受到赏识，今天无疑仍然得到欣赏，欣赏这首诗的人有的认为它表达了关于社会正义的一些情感，有的是因为和诗人有共鸣。但是，如果你与这些感情没有共鸣，就像我碰巧对干枯的自然意象并无共鸣一样，那么这些诗行，甚至整首诗，都会显得晦涩难懂。
我在此反对的是诗歌的“交际谬误”。（我并非在反对社会正义）这种谬误在诗歌创作中和批评理论中是一样的。我们越是追溯这一批评的教条，就发现它越糟糕。如果有人想找到一个标识，我想这一教条是从1798年以后开始兴盛起来的；因为从整体而言十九世纪的英国诗歌是一种交际诗。诗人用诗歌来表达思想感情，但他们从心里明白这种思想感情用科学表达得会更好（请参阅雪莱的《诗辩》），或者用很糟糕的诗歌术语来表达，即我们今天所称的社会科学。也许是因为诗人觉得科学家太冷酷，而诗人又附和科学家的说法认为诗人温柔，所以诗人就一直写诗。人们可能不大会提议，让我们给这种诗取一个新名字——社会诗，来改变诗歌无用的传统。诗人能期望比应付物理学更好地应付社会学吗？如果他用科学方法在两门学问之一取得了成功，他是不是放弃了诗人的本职？
我发现上面所引诗歌中的历史意识比爱德蒙·威尔逊先生所写的后期象征主义英雄所表现出的更差[插图]，这种有韵诗歌早期受到社会科学伪理性的威胁。这种感伤的威胁无所不在，以至无论诗歌落在纸上是多么简单，都让人理解不了。（在此我要说一个来不及论证的设想，即米雷小姐的诗是晦涩的，而邓恩的《第二周年》一诗则不是。）我随意选来另一首这类隐晦诗，一首19世纪的抒情诗，即詹姆斯·汤姆森的《葡萄树》：
爱情的美酒是音乐
爱情的盛宴是欢歌；
当爱情桌旁就座，
爱情就会久坐；
久坐以后，醉了站起，
不是因为美酒和筵席；
他任自己的心儿旋转，
那繁茂无比的葡萄树。
这里的语言是诉诸现存的情感状态；在字面上或是模糊意义或是暗示方面，都没有表达连贯的意义。它可以完全用几种解释来代替，这些解释已经在我们的头脑里了。解释之一就是一个自我陶醉的花花公子的混乱形象。而现在好诗的每个词语都能经受最严密的逐字考察，而其本身就能防止我们的反讽；但是我们越是仔细考察这首抒情诗，它就越晦涩；我们越是追寻其意象的隐含意义，就越是摸不着头脑。这里的意象对诗歌要表明的主旨不起任何作用；这首诗使得过去很多更好的诗人已经赢得的尊严也黯然失色，让我来打个比方，如从前的圭尼泽里：
仁慈的心经常遭遇爱情，
就像绿草丛上撒满露珠……
我想要说明的是某种诗歌里一种具体的失败，而不是失败的程度如何。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失败的程度，我们不妨引用十七世纪约翰·克利夫兰或亚伯拉罕·考利的蹩脚抒情诗[插图]，比《葡萄树》还要差，尽管他们那个年代产生了一些伟大的英语诗篇，如此一来也许能给十九世纪一点安慰。下面是考利《颂歌：致光明》中的几行，该诗足有一百行，列举了这个主题在看来依然属于托勒密体系的宇宙中表现的种种作用。我不愿意想象在哥白尼体系下这首诗会写多长。下面是“光的责任”，很有意思：
你不要在这所有胜利之中
鄙视卑微的萤火虫，
这些有生命的光点
（哦，伟大但不傲慢！）把田野灌木装点。
还有一段：
紫罗兰，春的小宝宝，站一站，
在紫色的襁褓里安眠：
你偏爱漂亮的郁金香；
给它穿上欢乐的节日盛装。
这无疑是玄学派的诗；不管诗行如何拙劣，它们与《葡萄树》没有共同的品质，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品质。兰塞姆先生在一篇出色的文章《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世界的躯体》,1938）中出色地描写了这种诗：“玄学派诗歌的动力……在于把感情……倾注于选定的修辞手段上”。就是说，在玄学诗中，逻辑次序是明显的；它必须前后连贯，诉诸于感觉的意象至少要表现出逻辑的决定性：也许仅仅是表现出，因为在表面逻辑之下的各种各样的语义模糊和矛盾是无穷无尽的，正如燕卜逊先生在他阐释马伏尔的《花园》一诗时所指出的那样。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说意象依靠外延发展，而其逻辑上的决定因素是一根阿里阿德涅的线，诗人不允许我们放松它，这就是所谓的玄学派诗歌最主要的特点。
《葡萄树》在外延上是失败的。《颂歌：致光明》在内涵上是失败的。《葡萄树》的语言缺乏客观内容。让我们举前两行的“音乐”和“欢歌”为例；上下文并不能让我们理解这些词语的外延；就是说，并没有指向我们辨认为“音乐”和“欢歌”的事物。爱情的美酒也可能是“欢歌”，筵席也可能是“音乐”。而在《颂歌：致光明》之中，如果把这些术语的内涵简化，如“紫罗兰”,“襁褓”和“光明”（“光明”在诗中用代词“你”表示），就会得到一串意象，只有我们忘记这些术语的明确外延时，它们才能统一起来。要是我们接受紫罗兰宝宝的合理性，我们必须忽略表达这一概念的隐喻，因为这一隐喻使紫罗兰显得荒谬；通过忽略那块尿布，以及与之联系的两个术语，我们就不再读这一段诗了，就开始为隐喻的术语构建可以接受的外延。
真是荒谬：但是我把这些诗歌称为荒谬的最终根据却不能当作一条原则。我吁请读者运用自己的体验，来得到我这样的判断。这很容易表述，我下面要详细加以说明，好的诗歌是内涵的极致和外延的极致的结合，是其中所有意义的统一体。然而我们对这种统一意义行为的认可则是由于天赋的经验、文化，或者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由于我们的人文精神。我们的辨别能力并非演绎能力，虽然演绎能力可以对我们有所帮助。辨别能力有赖于总体人文能力的培养，并且代表这种能力在一种体验媒介中的特殊应用即诗歌。
我已经指出了一种体现交际谬误的诗歌：这种诗歌表达的是情感状态，（在语言方面）是由于不负责任地使用词语的外延造成的。其对“真实”世界的把握是模糊的。这一谬误的历史和诗歌一样悠久，但到了十八世纪末，它不仅开始主宰诗歌，还主宰其他艺术。它的历史大概会表明，诗人把语言的外延拱手送给科学家了，诗人自己只剩下越来越稀薄的处在边缘的内涵了。另一种相伴的谬误，我只能给它一个字面上的名称，即只有外延的谬误，我也曾举考利的诗为例说明过：这种诗不符合我们最发达的人类真知灼见，因为其不能使用和引导丰富的内涵，而丰富的内涵是人类经验赋予语言的。
让我们再回到本文所探讨的问题：我们是要考察一下除了我们在那两个极端的例子中探讨的之外，诗歌里还有没有某个中心成就。我提出的对那一成就的描述，其术语是张力。我不是把它当作普通隐喻来使用，而是作为特殊名称，是把逻辑术语“外延”和“内涵”的前缀去掉而来。当然我所说的是，诗歌的意义是其张力，是诗歌中能包含的所有外延和内涵构成的有机整体。我们所能得到的最深远的比喻意义并不会妨碍字面陈述的外延。或者我们也可以从字面陈述开始，一步步深入隐喻的复杂内涵：在每一步，我们都可以停下来说明已理解的意义，而在每一步，意义都会是连贯的。
（吴文安 张敏 译）
玄学派诗歌的特点3
杰弗里·乔叟 资料图片
丹尼尔·笛福 资料图片
约翰·邓恩 资料图片
油画《失明的俄狄浦斯将他的孩子们托付给众神》 资料图片
【深度解读】
一、关于疫病的文学印迹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让人们回忆起历史上相似的疫情，也让人们开始重新阅读反映疫情的文学作品。从14世纪开始，瘟疫就在西方流行，并以各种方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以英国文学为例，我们看到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在《宽恕者的故事》（《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提到了1348年席卷伦敦的瘟疫；托马斯·纳什（Thomas Nashe）在《萨默的遗言》中描述了一位1592年死于瘟疫的人物，他唱的那首歌谣《霍乱时期的祷告》人们耳熟能详。1603年肆虐伦敦的瘟疫造成3万人死亡，其中就包括莎士比亚的儿子。疫情迫使剧院关门，托马斯·德克尔（Thomas Dekker）不得不放弃戏剧，转而撰写小册子。本·琼森（Ben Jonson）的《炼金术士》也将场景设置在霍乱横行的1816年。
英国遭遇的最严重的瘟疫当属1665年的伦敦大瘟疫，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在《瘟疫年日记》（1722）中就记载了这次疫情的故事。叙述者亨利是一位伦敦人，他在小说中以目击者的身份讲述那恐怖的一年所发生的事情。亨利声称英国与欧洲大陆频繁的贸易往来是瘟疫暴发的原因，疫情通过贸易传到了英国。虽然卫生机构采取了各种严格的措施，但疫情仍然如野火一般在城中蔓延。
在西方文学中，作家对瘟疫的解读大致可以分为两种。首先，瘟疫被视为一种惩罚，是上帝在用瘟疫惩罚罪人。这种解读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荷马史诗和戏剧，《俄狄浦斯王》中的瘟疫就是上帝惩罚的典型案例。俄狄浦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父娶母，违背了天伦，因此瘟疫在他的国家肆虐。正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隐喻》中说，以前人们用比喻来解读疾病，那是因为人们不了解疾病的性质，因而产生了许多有关疾病的动机想象。在后来的基督教书写中，这种解读更为普遍：瘟疫被广泛应用于强化道德、谴责邪恶、弘扬善行。在基督教时期，瘟疫更是被赋予了道德、政治和宗教意义。
文学对瘟疫的另一种解读是把它视为对全人类的警示。17世纪英国诗人约翰·邓恩（John Donne）的作品《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便是这种解读的经典案例。虽然这一作品不是诗歌，而是一篇布道文的节选，但是它体现了邓恩所代表的“玄学派诗歌”的多数特征。海明威曾经借用其中名句“丧钟为谁而鸣”作为小说的题目，使之名声大噪。如果将其读作一首诗，它的核心内容便是“人类是大陆、个人是孤岛”。他用这个奇喻暗示，没有人可以像孤岛一样独立存在，所有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像大陆一样是一个整体。
作品中所强调的是团结：当我们面临可怕疾病的威胁时，我们要用一个更大的集体来增强我们自己的力量，人性将我们团结在一起。换言之，正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一个人的死亡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死亡，而是这个整体中一个部分的死亡。邓恩说：“任何一个人的死亡都会削弱我，因为我与整个人类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首诗表明，我们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在疫情期间，当死亡成为一种日常现象的时候，对于失去亲人的人们来说，邓恩对人类团结的强调显然是一种安慰。因此邓恩说：“不用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或者说，它为我们所有人而鸣。
邓恩对瘟疫的解读可以说是一种“团结意识”或“集体意识”的体现，在我们今天表现新冠肺炎疫情的诗歌中，这两种意识都广泛地存在。它们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共同面对新冠肺炎威胁；2）保持社交距离，维护封锁措施；3）传递善良，号召无私奉献。在这些诗人中有著名诗人和职业诗人，但更多的是普通民众。他们来自英语国家，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也来自其他说英语的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马来西亚、尼日利亚等。他们平时可能不写诗，但是疫情的灾难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使他们有感而发，有感要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普通的民众诗人可能更能够代表海外大众的感受。
二、病毒激起“潮涌般的同情”
首先，许多诗歌将新冠肺炎疫情视为致命病毒的“入侵”，而将抗击疫情视为与这一无形杀手的“战争”。英国诗人约翰·里德（John P. Read）在《保持安全》（Keep Safe）一诗中警告人们不要握手，因为这一简单的行为会传播致命的病毒。“仅仅是手的简单一碰／我们便被污染、被伤害。”在他看来，“我们的世界正处于战争／尽管敌人无影无形”。他呼吁人们勤洗手、讲卫生，因为“卫生是我们唯一的保护”。这里所使用的战争比喻是为了说明疫情的严重性，说明抗击疫病的艰巨性。它呼吁人们团结起来，以赢取这场战争的胜利。
医生诗人伊丽莎白·米切尔（Elizabeth Mitchell）的诗歌《启示》（Apocalypse）将抗击新冠病毒比喻为《圣经》中描述的“最后的决战”。在诗中，一位医生正在为抗击这一可怕的疾病做准备，她将黄色的医用大褂从身后系上，将长发全部束进护士帽。像一名战士即将与恶魔展开决战，她戴上保护口、鼻和眼睛的护面镜，走上了医院的岗位。这场生死决战的对手不是魔鬼撒旦，而是一个更致命的对手：细菌。它微不可察，潜伏在手柄或水槽上，并“伺机侵入我们毫无防备的手、嘴和眼”。
印度的教师诗人安妮·V.M.（Annie V. M.）将新冠病毒比喻为新殖民者，因为英文中的新冠病毒（novel corona）和新殖民者（novel colonizer）是谐音。在《致新殖民者》一诗中，她说，新冠病毒是吸血鬼，它“限制我们的行动，夺走我们的工作，伤害我们的喉咙，将我们有些人化为灰烬”。对于曾经被殖民的印度来说，殖民者的残忍可能仍然记忆犹新。另一位印度的教师诗人杰琳·吉娜（J. M. Jerlin Jeena）甚至将新冠肺炎的来袭比喻为外星人的入侵。在《星际新冠》（Stellar Corona）中，她说这个病毒“正在入侵我们的国家”，它的无差别进攻“不分等级、信仰、宗教，不论贫穷还是富有”。人们不能去教堂，不能去学校，不能朝九晚五，不能乘公共交通，不能旅行，不能乘飞机等等，如此种种限制，依旧没有安全的保障。
虽然新冠病毒来自自然，但是人们仍然没有弄清它的来源和宿主，它的传播机制和变异机制依旧扑朔迷离。正如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说，面对这些未知，人们的想象被启动和释放了。难道它是上帝的愤怒吗？是对人类的惩罚吗？许多新冠肺炎题材的诗歌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仅仅从这些诗歌的题目中，我们就能够看出它们对新冠肺炎的“隐喻性”解读。疫情是“王冠的怒火”还是上帝的“特洛伊木马”？它“亦邪恶亦神圣”，不知是“报应还是复仇”，是“恩赐还是祸根”。更多诗人认为它是“大自然的报复”，因为人类的行为已经使“大地母亲受够了”，人类也“该听听自然的呼唤了”。甚至有些人还要给新冠病毒写信，告诉它，它是“不受欢迎者”。
虽然新冠病毒的来源不清，但可以说它肯定是“平等主义者”，它的攻击不分种族、阶级、性别和年龄，它无差别地侵害所有人。或者说，我们人类面临的是共同的威胁，我们应该共同面对，因为只要最后一名患者还未治愈，新冠肺炎就不会消失。这是一场人类对抗共同敌人的战争，这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在诗人们心中唤起的“团结意识”和“集体意识”。
美国诗人玛莎·沃伦·密特曼（Marsha Warren Mittman）在《近乎天启》（The Almost Apocalypse）一诗中说，新冠肺炎虽然给人们带来了灾难，但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积极的变化。它在人们心底释放出一种“潮涌般的同情”，和一种新的合作、援助与爱的精神。“人们插上了翅膀，”她说：“他们团结起来／互助互帮，树立榜样／鼓舞精神，提供希望。”在这首诗中，新冠肺炎疫情与其说是一场灾难，不如说它是一声号角，唤醒“我们每个人内在的善”。它让世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甚至“近乎天启”。诗人认为，疫情不是在“割裂我们”或“摧毁地球”，而是将我们联系得更加紧密。
三、集体意识驱散现实黑暗
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最重大的改变可能是“社交距离”。澳大利亚诗人格伦·菲利普斯（Glen Phillips）用男士如厕时站成一排的尴尬，来说明社交距离的重要性。在《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一诗中，他表达了对过去的诗人退隐山林的羡慕之情，渴望回归大自然的天堂，从而实现独处的理想。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人们被要求不聚集、不走动、不下餐馆、不上酒吧，当疫情突然终止了社交，他们才开始意识到社会和集体对他们来说有多么重要。
美国诗人杰西卡·萨菲亚（Jessica Salfia）的诗歌《隔离期间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第一行集锦》（The First Lines of Emails Received While Quarantining）汇聚了她所收到的数封电子邮件，这些邮件都显示：“很多人在挣扎”。虽然这个标题表明这首诗是一首“拼接诗”——由不同电子邮件的首句拼接而成，但它实际上是围绕疫情中的人们及其生活状况精心编织而成。疫情生活的特点包括：远程教育、食物短缺和幽闭症。从最后一点可以看出，“远程”造成了“幽闭”。虽然隐私和独处在以前是那么重要，但疫情期间与世隔绝、无法外出的状态更让人难以忍受。人们一方面不得不适应这种“新常态”，另一方面又渴望再次相聚的时刻快快到来。
美国诗人查尔斯·伯恩斯坦（Charles Bernstein）的《新冠状态》（Covidity）也描写了隔离给个人造成的孤单和痛苦。诗中的叙述者带着一个大口罩，保持着社交距离。他“感觉就像独行侠”。人们所说的社交距离，对他来说就是“灵魂的痛苦”，这痛苦是“太沉重的负担”。标题“新冠状态”一词在英文中不存在，它是作者创造的一个新词。对他来说，隔离就是新冠肺炎疫情下生存状态的最痛苦的特征。叙述者在一种孤独无助的状态下，试图给“你”打电话——“你”似乎就是他在这场可怕的危机中最后的依靠和希望，但“你”却遥不可及，因为电话并未接通。“独行侠”这个比喻将叙事者刻画成一个正在被坏人追杀的逃亡者。他到处躲避，“躲在被窝下，躲在大厅里”。这种对被发现、被杀死的恐惧，在诗中如影随形：“新冠病毒会找到我/迟早的事”——这给叙述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几近崩溃。如果有人在身边提供支持，这个孤独的叙述者可能会更有力量和勇气来抵御恐惧。
虽然独处很重要，但陪伴是一种本能需求，这种需求在疫情期间被放大，被人们深切地感受到。特别是在生死离别之时，陪伴就显得更加不可或缺，因为死亡是一种更加痛苦的隔离。医生诗人克雷格·斯宾塞（Craig Spencer）在《死亡时间:晚上7:19》（Time of Death: 7:19 pm.）一诗中，记录了一个病人没有亲友陪伴、孤独死亡的过程。四周唯有医生和护士，而他们还在忙于抢救其他病人，陪伴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
但是在诗中，医生和护士天然的同情心和同理心此时被唤醒。当“输液停止了，呼吸机关闭了”，医生和护士们自发地站在了这位垂死的病人周围。一个护士情不自禁地抽泣，有人开始祈祷。尽管“这不是我们的工作”，诗人说，但是我们仍然“守着，等待着”。他们在替病人的家属行使责任和义务，在他临终前给他一点最后的尊严。这也让我们想起约翰·邓恩的名言，一个人的死亡会“削弱”我们所有人，丧钟不仅为垂死的人而鸣，也为我们所有人而鸣。
四、值得铭记的自我牺牲
在西方政治思想中，集体主义被认为是东方社会的特征，个人主义被认为是西方社会的特征。因此西方关于“集体主义”的哲学争论往往将集体与个人相对立，从而被赋予一层消极意义。
然而，西方应对新冠肺炎的失败促使人们对“个人主义”进行再思考，同时也在提倡一种“集体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西蒙·阿米蒂奇（Simon Armitage）的《封锁》（Lockdown）一诗讲述了1665年大瘟疫时期发生在英国中部伊姆村的故事。那场可怕的瘟疫通过裁缝从伦敦购买的布匹传播到这个村庄，引起了村民的恐慌。一些人想逃离，但被村里的牧师阻止了。牧师说，我们不应该传播病毒，而应该传播善良。在牧师的带领下，整个村庄开始实施自我隔离，即所谓的“封锁”。封锁措施中断了村庄内部的流动，也切断了与外界的来往。正是因为他们的自我隔离，他们成功地将瘟疫控制在村庄内部，阻止了它向英国其他地区的蔓延，但是伊姆村300多位村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个故事现在已经成为英国抗疫史上的传奇，被视为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的范例。故事中的一对恋人因为隔离而不能见面，直到女孩走到生命的尽头。这对恋人的感人故事凸显了村民们所经历的巨大苦难以及瘟疫带给个人的悲惨境遇。但是，它也凸显了个人为了集体而自我牺牲的伟大行为。
阿米蒂奇撰写该诗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诗歌本身也不仅仅是趣闻轶事。“封锁”一词在2020年被许多国家定为“年度词汇”，选择它作为标题表明这首诗所关注的不是历史，而是当下的疫情。新冠肺炎全球肆虐确实对生活造成了巨大冲击，但要战胜疫情，需要我们所有人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当人们走上街头去抗议封锁政策和强调个人权利时，人们是否也应该回望历史，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呢？为了集体的利益，我们能否做出一点个人的牺牲呢？虽然这不是诗歌直接阐述的观点，但这一层意思却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集体思维”是大局思维，也是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现实需求。“集体意识”是一种更深远的智慧，它意味着将他人视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视为朋友，而不是视为威胁。“集体思维”——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它的话——是一种促进世界团结和谐的思维，在17世纪约翰·邓恩的诗歌中有所体现，在21世纪西蒙·阿米蒂奇、查尔斯·伯恩斯坦等诗人的诗歌中也有所体现。这种“集体思维”有别于西方地缘政治和议会政治中普遍存在的“对抗思维”。后者只会放大差异，分化世界，从而造成两极对抗。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不仅是面临新冠肺炎这样的大规模灾难时才需要“集体思维”，我们一直都需要它。
（作者：张剑，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