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故事很久的成语有
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我们这样回答,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人民日报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形容故事很久的成语有1
当新时代迈进第十个年头，2022年伊始，一场以“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为主题的“党课”在中央党校举行。面对参加省部班学习的党的领导干部，习近平总书记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宏大课题开篇：
“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科学回答，是理论的维度，也是实践的伟力。新时代这十年，给出了最好的答案。在摆脱贫困的村庄，在奔腾东去的长江，在黄土高原的窑洞，在南海之滨的改革开放最前沿，在每一个举重若轻的战略决策里，每一次风雨无阻的跋涉中……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小小红船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正是因为我们党不断回答好中国、世界、人民、时代的重大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才能一路披荆斩棘，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字里行间，有一份胸怀历史伟业的担当，一份惕励自省的笃行。对“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科学方法”的深刻洞察，是从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得出的结论，“长征走过的道路，不仅翻越了千山万水，而且翻越了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成不变的教条的错误思想障碍”；是从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的丰富实践中收获的启迪，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凝练总结了波澜壮阔的百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飞跃，都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推动、人民的选择。此时，我们正行进在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节点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总书记深刻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
“三个重大时代课题”，折射这十年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五千多年没有断流的中华文明，是民族复兴的历史纵深，也是思想理论的深厚土壤。湘江之畔岳麓书院，武夷山深处朱熹园，“郁然千载诗书城”里的三苏祠，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调研中思索：“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引用了苏轼《思治论》中的一句话：“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并阐释了这句话的意思：“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历史自信、历史自觉，行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上，向最难之处攻坚，坚定追求远大目标，不懈赓续新的回答。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
一种理论的产生，源泉只能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动力只能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要求。
今天的新时代之新，开启了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发展阶段，也意味着新的社会矛盾、新的战略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给出重大战略判断。
社会在矛盾运动中前进，事业在矛盾解决中发展。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
今年9月的最后一天，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了C919大型客机项目团队代表。从1970年我国自主研制的“运十”飞机立项，到如今自主研制的大型客机翱翔蓝天，中国人的“大飞机梦”飞越了半个世纪。而这一时间段，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几乎同步。
“让中国大飞机翱翔蓝天，承载着国家意志、民族梦想、人民期盼”，这是中国在科学审视新的社会矛盾之后主动作为的一个生动案例。
研制过程中所发挥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之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那时候判断：“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温这段话，感慨：“几十代人，那是多么长啊！从孔老夫子到现在也不过七十几代人。这样看问题，充分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清醒。”
清醒而坚定。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秉持“志不改、道不变”的决心，以“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自信勇毅前行，让“这篇大文章”不仅“写下去”，而且写出了浓墨重彩的华章。
在起笔落墨间，两个“30年”所饱含的历史使命感、时间紧迫感，发人深思。
一个30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数次提到的一个时间：“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与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这次全会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
啃硬骨头，涉险滩。2020年12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举起手中2万多字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总结评估报告：“我们7年多来的全面深化改革成就，都在这里了，沉甸甸的！”
一个30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复兴征程上的丈量：“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未来30年将是我们完成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
当年的“三步走”战略，我们如期实现了前两步，推动中国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对“第三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作出了战略安排：“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现代化是几代人的夙愿。在人类发展史上，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最大发展中国家，如此巨大的人口体量进入现代化，在世界上前所未有。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道路可走。
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被称为近代中国谋求现代化的第一份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会议上详细讲述了方略里的愿景：“其中提出要修建约16万公里的铁路，把中国沿海、内地、边疆连接起来；修建160万公里的公路，形成遍布全国的公路网，并进入青藏高原；开凿和整修全国水道和运河，建设三峡大坝，发展内河交通和水利、电力事业；在中国北部、中部、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世界水平的大海港。”当时，有的外国记者认为孙中山先生的这些设想完全是一种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筚路蓝缕，栉风沐雨。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2020年10月，“十四五”规划即将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到广东考察，参观汕头开埠文化陈列馆。在《建国方略》相关规划图前，他驻足感慨：“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
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今天的中国奇迹一再令世界惊叹，以至于一位外国学者对总书记说：“当时是觉得你们会发展，但是怎么也没想到你们发展得这么快！”
“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放眼历史长河，脚踏中国大地，习近平总书记思考深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
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立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厦的支柱，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谋小康之业、扬改革之帆、行法治之道、筑执政之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饱含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生态文明思想首次提出，在“这篇大文章”中格外亮丽。
“从历史长河来看，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能留给后人点什么，我看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着眼的是大历史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一子落而满盘活”。
雄安新区选址，“就是考虑要保护白洋淀，而非损害白洋淀”；青海三江源，“不能拿‘中华水塔’去换一时的GDP”；“秦岭违建是一个大教训”；“结构调整一定不要搞相濡以沫，让‘僵尸企业’苟延残喘”……响鼓重槌，振聋发聩。“不能”“不要”“不允许”这些词，有力讲述了将一艘巨轮调转航道、转变发展方式的坚定。
今年到四川调研，宜宾市三江汇流处，岸边墙上的“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一行字十分醒目。当地负责同志解释说，市民一度误解了岸边的建设工程，建议他们写下这段话，以示警醒。这真是令人感慨的变化：十年前各级领导干部还摩拳擦掌地继续搞开发、搞建设；而今，很多老百姓都对国家的绿色发展之路如数家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篇章，源自于思想的伟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聚焦回答“三大时代课题”，核心内容体现于“十个明确”，这一科学理论以其耀眼的理论魅力、雄浑的精神伟力、强大的实践威力，引领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梦之路。
《庄子·秋水》中写道：“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抚今追昔，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我们千万不能‘邯郸学步，失其故行’。”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总书记也常用这一平实的表述，讲述中国脚下的路。
世界怎么了、人类怎么办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
从睁开眼看世界，到叩开世界大门，再到逐步融入世界，直到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站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历史性变迁的时刻，世界看中国的视角愈加丰富，并无一例外，看到了今天的中国对于世界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波澜壮阔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记载了无数这样的“影响力时刻”：
2017年年初，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一场主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被西方媒体称为“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时刻”。仅仅20多天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被写入联合国决议。
2021年秋、2022年春，习近平总书记相继提出两大全球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进一步丰富拓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国外经济学家评价说：“当某些国家捶胸顿足地叫喊时，中国却提出了真正旨在推动人类进步的计划。”
2021年秋天，联合国大会上，世界瞩目中国的新主张：“要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的视角下，人们将它评析为“给世界提供了最值得期待的方案”。
还有，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每一次的中国之声，都在世界久久激荡。
一部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思想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深邃智慧，以思想之光照亮前行之路。行稳致远的中国方案，商量着办的中国方式，言出必行的中国声音和中国行动，不断刷新着世界。
学者定义的“社会历史分叉期”，通向的不外乎：战争还是和平、发展还是衰退、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一个变乱交织的时代，倒逼着全球治理的升级，呼唤着世界观念的转变。
当此时刻，中国，有一脉相承的坚守。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是中国对待朋友的一贯态度。国内几次主办相关外交活动，总书记一天要忙上十多个小时，日程紧凑到分钟。即便再晚，也会同每一位来华参会的政要见一面、谈一谈。
大国交往时，有“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的胸襟；周边外交中，有“勺子和碗总有碰到的时候”“把分歧管控好，把合作谈起来，一时难以谈拢的可以暂时搁置”的气度。始终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道之行，在波谲云诡的国际风云下，更显可贵。
重信守诺，以己率人。无论在全球治理领域，还是对朋友伙伴，中国行之以躬的作风均赢得广泛赞誉。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谈到历届中非合作论坛，总书记说：“凡是中国作出的承诺都兑现了”。非洲一位国家元首有感而发：“过去殖民者给非洲带来灾难，现在中国给非洲带来了新生。如果当年的殖民者有耳朵，请他们也听听习主席的这篇讲话！”
团结合作、守望相助，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蔓延的两年多里，人们既体悟到了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远见与深刻洞察力，也看到了一个大国在关键时刻的挺身而出：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2亿剂疫苗，向34个国家派出医疗专家组，向150多个国家和15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物资……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紧急人道主义行动，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当此时刻，中国，有开拓创新的作为。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21世纪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机遇里有着最值得期许的未来。
在世界渴望读懂中国的时候，“一带一路”如同打开了一扇窗。从“大写意”到“工笔画”，放眼全球，“一带一路”在轮船的鸣笛、在码头的装卸、在桥梁的建造、在田野的耕耘、在工厂的轰鸣中，正创造无数新的合作共赢故事。
有外媒评价说：“恐怕找不出比中国更合适的国家来传递关于经济未来的信心。”中国倡导创立的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开创了发展中国家组建多边金融机构的先河。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全球企业家争相前来“赶集”的盛况，给许多外国政要留下了深刻印象。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以三座桥为喻，形容了中国之于世界的角色：“通往世界之桥，通往繁荣之桥，通往未来之桥”。
中国担当主席国时，无疑是一个个丰收的年份。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亚太经合组织北京会议上，亚太自贸区迈出历史性一步；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探索创新“金砖+”的合作模式……云南昆明，中国主办联合国首次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全球性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系统阐释“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今年的冬奥外交备受瞩目。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将奥运会评价为“仿佛一个巨大而又非常困难的拼图游戏”。疫情之下，中国如期兑现了承诺，“一起向未来”的动人故事跨越国界。近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约170位官方代表出席。他们当中有邻居，也有跨越大半个地球的远客。大道不孤，德必有邻。
细心的观察家们，早已从中国外交的一举一动中，看到了中国同世界的深度融合。
两个全球倡议，对应到国内，正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思想。创新、开放、包容等全球治理方案，正是中国新发展理念的镜鉴。
而从另一个维度去看，做好中国的事情，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一个占世界1/5人口的大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时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先后赴湖南十八洞村和福建宁德，去实地探访。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渴望学习借鉴中国减贫经验。
一个占世界陆地面积1/15的大国，人工林保存面积世界第一。“荒原变林海”的塞罕坝，给地球添了一片绿地。无论是《巴黎协定》的落实，还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践行，中国在行动。
一个昔日积贫积弱、百废待兴的国家，探索出了一条迥异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既佐证了现代化之路的百花齐放，也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探索提供了借鉴。
“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大时代、大格局、大胸怀。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如此评价：“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正视问题并矢志不移地推进问题解决，“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或许是评判当代中国最准确的语句。
新中国成立以来召开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党的十八大之后召开两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里，熔铸了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统筹，也宣示了中国的坚定：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中国如何发展？中国发展起来后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昔日对这个大块头，很多人都怀揣着好奇，甚至认为“会不会是瓷器店里的大象”。
十年过去了，答案清晰可见。
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2016年到宁夏闽宁镇，习近平总书记特意叮嘱，让车绕着镇子转一圈。时光冲刷了贫穷的痕迹，红瓦白墙，嬉闹的孩童。他的目光久久望向窗外，仔仔细细把那里看了个遍。
在福建工作时，两省区结下扶贫协作“山海情”，习近平同志深入“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调研，体会到什么叫“家徒四壁”，一户人家唯一的“财产”是挂在房梁上的一团发菜。
“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他也曾饿过肚子、吃过苦，也穿过补丁衣服，更读得懂老百姓锅里的穷，感受得到受穷的痛。“过去我到农村，看到这样那样让人揪心的事儿，心里很是不安、难过。”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的心愿，装在心里沉甸甸的。
百年前在风雨如晦的黑暗中诞生，中国共产党就立志带领人民过上好日子。改革开放春潮澎湃，短短几十年让亿万老百姓解决了温饱、实现了基本小康。2012年的秋天，接过历史的接力棒，锚定全面小康的宏大目标，总书记的心里记挂着还在过穷日子的乡亲们：“不能到时候，宣布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还有那么多群众生活在贫困线下。”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之后，上任伊始的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一口气用了10个“更”字来描述人民的期盼。
一个月后，踏雪到阜平“看真贫”，脱贫攻坚动员令由此拉响。一场改变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命运的伟大决战，也是向历史、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面对“难啃的硬骨头”，有“滴水穿石”的韧劲，有“钉”住不放的执着，有精准脱贫的举措，更有一次次倒计时算日子、只争朝夕的紧迫。在寒冬、在烈日、在风雨里、在深夜，飞机、火车、汽车辗转奔波。万里行程，印刻着百年大党的为民本色。
历史记住这一天：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的庄严宣告，传遍了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千年梦想，百年奋斗，一朝梦圆。
恒者行远，思者常新。
这场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思虑久远：“对易返贫致贫人口要加强监测”“对脱贫县要扶上马送一程”。总书记谋划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擘画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路要带领乡亲们怎么走。
“时时放心不下”，有位革命前辈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他的心里刻下了。吃得好不好、穿得暖不暖，放心不下的是14亿多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
“压茬推进”的新的时间表上，写着共同富裕。
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即，中国发展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努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样的表述，在党的全会文件中还是第一次。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一个都不能掉队”的共同富裕，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有外媒评价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自我加压的政党。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总书记谋划得长远。
从做大蛋糕，到分好蛋糕，从“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到“努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透过那些复兴征程上的时间表、任务单，清晰可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回答的是世界也在思索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
一座城，两年多时间，两次考察。一次，是在2020年春天新冠肺炎疫情严峻时刻飞赴武汉。一次，是在今年夏天，浴火重生的武汉交出了一份疫后重振的新答卷。就是在这里，在惊心动魄的艰难时刻，我们党面对人民的危难不惜一切代价、什么都豁得出来，义无反顾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放在最高位置。
今年夏天的这次考察，总书记再次走进武汉的社区。由疫情防控所展现出的社区基层治理的短板弱项，时隔两年多是否补齐了？防控一线的篱笆能不能扎结实？回应人民关切、提升治理效能，“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给出了响亮的答案。“共产党就是给人民办事的”。
郑板桥有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我们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更要有这样的情怀。”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全面深化改革大潮奔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推出的2000多个改革方案，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治等各个领域，涉及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等各个环节……一切围绕百姓关切。“老百姓的事，要实实在在干，干一件是一件，干一件成一件。”
就在上个月，总书记前往北京展览馆，参观“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参观时，一幅画吸引了他的目光。听闻这幅描绘老人孩子其乐融融的油画，名为《幸福千万家》，总书记感言，中国式现代化，要解决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他进而想到“农村红白喜事”给乡亲们带来的负担，叮嘱要做好移风易俗。
再向前追溯一个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专门去看了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我来看看，大家都吃些什么菜。”总书记笑着同用餐的居民们打招呼，细问饭菜价格。
一日三餐，不少老年人的一件操心事、烦心事。饭碗里，盛着民意，连着民心。
历史长河抵达新的关口，这十年有爬坡过坎之难、有风急浪高之险。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面对“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面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日益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动情地讲述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扛起自行车过滹沱河，端起乡亲们的满是茶垢的杯子喝水，自己掏钱让赤脚的老乡去买鞋，“马上就办”的践诺……他工作过的地方，乡亲们从点点滴滴中，读懂中国共产党。
“我是人民的勤务员”，这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初心。
在田里问庄稼，一看就是老把式。听闻土地流转，忙叮嘱：“不能把农民土地拿走了，干得红红火火的，却跟农民没关系。要共同致富。”走村入户，屋里屋外看个遍，还常去看一看厕所改造这个农村的“老大难”，那是因为“有利于百姓的事再小也要做”。
在总书记眼里，千家万户的千头万绪，就是大事。去年广西考察，一位村民连叹“您平时这么忙，还来看我们”。总书记回答说：“我忙就是忙这些事，‘国之大者’就是人民的幸福生活。”大和小的辩证法里，承载着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担当。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
致新年贺词时，习近平总书记端坐在夙兴夜寐工作的办公室。有外国政要评价说，他的眼睛里有历史，更有人民。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
“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
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在宏阔的时空坐标上端详当代中国、当今世界的“时和势”，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常讲常新。这也是战略问题。
战略思维，“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树立的思维方式”。2022年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总书记从战略上观时察势：“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党的十八大之后，当中国经济轰鸣的列车放慢车速时，“中国经济崩溃论”等论调声起。人们追问：“中国经济还能保持稳定高速增长吗？”“中国会拖累世界经济吗？”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答正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从战略上抓关键、谋布局：“我说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论英雄”“我们要的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为了中国和世界的可持续发展，速度再快一点“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用短短几十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之路的中国来说，破解“阿喀琉斯之踵”有着现实的迫切。
我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时期，于2013年7月提出。几个月后，在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常态”。这些事关发展方位的判断，都蕴含着对危与机的辩证思考。
时间来到2015年。坚持新发展理念，在当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随后的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总书记又提出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再时隔两年，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的判断：“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以及新发展理念的要求，进而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党的二十大之前的最后一趟调研，去的是辽宁，一个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艘万吨巨轮、第一辆内燃机车的地方。这位“共和国工业长子”，步入计划经济早，走出计划经济晚，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慢了脚步。
前些年全国两会“下团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用“加减乘除”妙喻创新驱动、淘汰落后产能等转型之策，为包括辽宁在内的东北地区破解“工业一柱擎天，结构单一”的“二人转”难题。
这一次到辽宁，看的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机器人产业基地。新技术新业态日益蓬勃，东北新一轮振兴发展在路上。
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上升不是线性的。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从根本宗旨、问题导向、忧患意识上去把握。
拿问题导向来说，比如，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较大，这是“成长的烦恼”，也是“发展的阵痛”。快与慢，如何一盘棋布局，舍与得，又如何一体化发展，总书记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发展差距渐成增长势能。
“我们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
新时代，新形势，新答卷：“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每一个方面，展开了都是一幅恢弘画卷。就拿“开放”来说。
当年，中国对经济全球化也有过疑虑，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有过忐忑。
这些年，呛过水、遇到过漩涡、遇到过风浪，但“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2016年年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条分缕析经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从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到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再到经济全球化阶段。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到几个省进行调查研究，深入了解抗疫情况，调研复工复产中出现的问题。我在浙江考察时发现，在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生局部断裂，直接影响到我国国内经济循环。当地不少企业需要的国外原材料进不来、海外人员来不了、货物出不去，不得不停工停产。我感觉到，现在的形势已经很不一样了，大进大出的环境条件已经变化，必须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2020年4月10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今年春天到海南，这块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去考察。总书记到了那儿，先看粮食安全，再看能源安全，传递出一份鲜明讯息：“我们开放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同时一定要定下心来，一心一意走自己的路，而且要建立这样的一种自信，就是我们一定会把自己的事业办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中、惊涛骇浪中，“最重要的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
时代潮流浩浩汤汤，弄潮儿向涛头立：“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
在民族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征程上阔步前行，信心十足的中国，力量十足。
当此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充满忧患意识。“备豫不虞，为国常道”。中国共产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大于忧患的政党。
“百年变局，一件事一件事出来，一会儿灰犀牛，一会儿黑天鹅。”“我是经常地敲警钟。我敲警钟是为了让大家警惕起来，居安要思危。”见微知著，防微杜渐。看懂“桅杆顶”的预见，彰显治国理政的远见。
底线思维之外，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智慧。
再举例历史思维。大历史观在总书记的思考中贯穿始终。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总书记从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从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从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100多年的实践中、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8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从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去端详、去思考、去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
从党的一大到党的二十大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此刻，在步入党的二十大的门槛前，回望。
回望百年前梦想起航的那一日，13位风尘仆仆的青年，自各地赶到上海，叩响了兴业路76号的门环，也叩响了新世界的大门。时光如白驹过隙，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中华民族，改变了世界。一百多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巍巍昆仑，滚滚长江。
这片东方热土上，5000多年连绵不绝的中华文明流淌于此，千百年的梦想汇聚于此，亿万人民的汗水凝结于此。
复兴！复兴！
从历史深处奔涌而来，向宏大未来澎湃而去，这是无数志士仁人的深情呼唤，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这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的主题。
漫漫征途，我们什么样的困难没有经历过，什么样的挑战没有遭遇过，什么样的环境没有碰到过？
多少次生死抉择，多少个日夜披荆斩棘、爬坡过坎，主心骨是中国共产党。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说，这就像“‘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
在世纪疫情的大考面前，党中央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强有力。“大年三十我夜不能寐”“大年初一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我时刻关注着疫情防控工作，每天都作出口头指示和批示”……每一个重大抉择、每一个关键节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交出了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大考答卷，25000多名优秀分子在火线上宣誓入党。
自我革命，“窑洞之问”的第二个答案，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宏大课题。从短短几百字的中央八项规定破题，解决“老虎吃天不知从哪儿下口”的问题，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勇毅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打虎”“拍蝇”“猎狐”……雷霆万钧，抓铁有痕。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亿万人民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铿锵承诺。
为了谁，依靠谁；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最艰巨的事业、最繁重的任务面前，是和亿万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拼搏在一起、奋斗在一起。“时时放心不下”的，是人民幸福生活这一“国之大者”。
十年非凡成就，书写在物阜民丰、万家灯火之中。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比2012年增加18618元；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分别达10.3亿人、13.6亿人，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由2010年的74.8岁提高至2021年的78.2岁……一个个数字，照见发展的民生温度。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得到更好满足。尊重“人”的价值、看见“人”的能量、成就“人”的梦想，这是十年非凡成就的逻辑起点，也是最深厚的价值底色。
战洪水、防疫情、抗地震、化危机、应变局，中国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位村党支部书记的经历，感动了很多人。7年，8公里。重庆巫山县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带领村民在绝壁上凿出一条“天路”，寄托着从来没有走出村的乡亲们的希望。“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就算我们这代人穷十年苦十年，也一定要让下辈人过上好日子。” 一滴水见太阳。党团结带领人民，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一位社区志愿者的感叹，激奋着很多人。宁夏吴忠市金花园社区的王兰花，一位和共和国同龄的老模范。见到总书记，她激动地说：“2016年您来宁夏，说的一句话让我忘不了，‘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当时我听了，眼泪刷地就流了下来。国家发展到今天不容易，是一步一步干出来的。”
“我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到今天，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在我们这么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国家，每个人出一份力就能汇聚成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每个人做成一件事、干好一件工作，党和国家事业就能向前推进一步。”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
一步步，步履坚实。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壮阔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胸怀家国，每个人的目光都可以如此之辽阔、每个人的视野都可以如此之宽广、每个人的奋斗都将留下浓墨重彩。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今天，我们也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也绝不是一马平川、朝夕之间就能到达的。”
领航复兴征程，山雄有脊，房固因梁。
党史上第三份历史决议，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我们党百年奋斗的皇皇巨著，明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见证并参与伟大时代变革的广大干部群众感言，今天，我们党团结统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前所未有。正是因为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砥砺奋进，以大气魄运筹治党治国治军，以大视野谋划改革发展稳定，以大韬略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大情怀践行人民至上，我们的事业才能勇往直前，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册上，更加宏伟的目标等待我们去实现、更加光荣的使命等待我们去担当、更加艰巨繁重的考卷等待我们去回答。
“把苦难辉煌的过去、日新月异的现在、光明宏大的未来贯通起来，在乱云飞渡中把牢正确方向，在风险挑战面前砥砺胆识，激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信心和动力，风雨无阻，坚毅前行，开创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伟业。”这是中华民族的豪迈宣示。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叶帆 桂从路）
形容故事很久的成语有2
由黎志执导，关晓彤、卜冠今、董思怡、徐梦洁、李俊贤、费启鸣、谢彬彬、周翊然主演，李庚希、牛骏峰特别出演的励志青春电视剧目前正在湖南卫视、芒果TV、爱奇艺播出。该剧接续前作结局，继续讲述了梁爽、姜小果、段家宝等几个“95后”的年轻女生经历一系列挫折，在职场和生活中收获爱与成长的故事。
作为续集，《二十不惑2》的表现堪称优秀，不仅登上了多个年度都市剧口碑榜，口碑更超越前作，摘得高达8.1的豆瓣评分，成为少见的成功续集，也晋级今年暑期档最受肯定的电视剧之一。
角色多元，人物群像生动立体
两年前播出的《二十不惑》聚焦了姜小果、梁爽、段家宝、罗燕四个“95后”大四女生从大学到职场的过渡期生活，个性不一的四人曾在荧屏上掀起一股青春风暴，“寻果恋”也一度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
此番，作为续集的《二十不惑2》将目光对准了毕业3年后，逐渐成为职场中的业务担当、话题担当的她们，还增添了一位新成员丁一煊（徐梦洁饰）。剧方试图以五个25岁女孩的群像故事为小切口，聚焦职场、友情、爱情、个人成长等议题，尽力描摹“25+”都市女性遭遇的现实挑战。
延续了前作的创作风格，《二十不惑2》中主要角色的“人设”投射了“95后”群体的普遍共性，但仍极具典型性：美妆博主梁爽站在了“直播带货”的风口上，她的成功与目前互联网创业热点几乎同频；姜小果跻身金融投资界，成为看似光鲜的职场白领，为在深圳安家努力打拼；而富家女段家宝为了生计不得不与“造星梦”暂别，家庭破产后催生的责任感让她一夜长大；曾经佛系、热衷于躺平的罗艳终于做出了出国留学的选择，去努力寻找自己热爱的事物；“新鲜人”丁一煊有轻微社恐，但她也是一名带有“隐藏技能”的斜杠青年，热衷在网文的虚拟世界中“嗑CP”的她，面对真实生活中的恋爱却畏缩不前……
不仅如此，《二十不惑2》还将丰富多面的人物个性惠及了主演之外的群演，打造了立体群像。例如，“背叛”梁爽直播团队的助播燃燃，剧中并未去强化她的“背叛”属性，反而呈现了她勇于追梦“做大主播”也渴慕名利的双重心态。另外，《二十不惑2》没有为了让观众“解气”而强行打压与主角发生龃龉的配角命运，而是安排燃燃在逐梦闯荡的过程中，逐渐获得成长、反思和感悟；同样属于梁爽团队的商务小张，日常糊涂拉胯让人无奈，还犯下发错优惠券的大错，但在不被人知的背面也有着希望承担责任、拼命补救的勇气和担当；与姜小果同场竞争，耍手段侵占业绩的王姐，在没有利益冲突时也是愿意带小果、给小果帮助的前辈师父，而争夺利益的背后是她养育孩子的家庭重担和职场中年女性的焦虑；甚至冷面无情、压榨主播毫不手软的梁爽的老板蒋兰州，在利益至上的资本家面孔的背后，也背负着他人无法了解和分担的创业风险与经营重压。
立足现实，要实感不追“爽感”
女性题材是近些年来各影视创作方的主要发力点之一，但同质化竞争带来的审美疲劳和剧情模式的套路化也让这一题材的创作门槛不断提高。《二十不惑2》在刻画女性形象方面回归质朴，从现实出发，一不开“金手指”，二不设“主角光环”，追求避免“悬浮感”，用扎扎实实的生活质感让剧情更为真实可信。
而破除“悬浮”的秘诀，就来自细节处的用心。比如，为了展现美妆大主播的高压状态，梁爽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做产品测评，行业头部的光鲜离不开背后默默努力；“风投精英”姜小果的微信置顶聊天分别为大学舍友们的“红楼四子”、母亲“娟姐”和“新消费小组”工作群，凸显了亲情、友情、事业在她生活中的重要性，对于家境平平、一心想要买房的她来说，经济独立的排位要远高于享受爱情；段家宝家道中落后，从不谙世事的“富二代”变得脚踏实地放低姿态，生活也由奢入俭，服装配饰走起平价低调风，只有在重要商务会面时才会拿出仅剩的名牌包撑门面……尽管“新红楼四子”还没有面临婚姻、生育、养老等“一地鸡毛”，但在高度竞争的工作环境和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她们都呈现出更为清醒、务实的态度，相较第一部中单纯的校园人物性格，成长性十足。
另外，关照现实的创作思路也贯穿了两部《二十不惑》，观众在看剧时往往能产生“谁在围观我的生活”“快把摄像头拆掉”的感叹。比如，剧中几位主角的职业领域都精准地踩在当下年轻人生活娱乐的热点上：直播行业、娱乐圈、新消费领域、萌宠经济、网络文学。另外，剧中对于“打工人”的“内卷与反内卷”之争、女性互助、合租生活的礼仪与边界感、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处理方式等话题，都极具现实考量并紧追社会热点。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不惑2》在对年轻人感情观的呈现上更为清爽，没有戏剧化的撕扯，反而呈现了更为理智、平和、成熟的爱情观。比如，梁爽和赵优秀相爱却无法相守，尽管这对从第一部就延续至今的爱侣让很多观众意难平，但两人各自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让爱情回归友情，个中的克制和体面，尤为难得。这次“拆CP”的过程，也展现了当代年轻人善始善终、聚散随缘的成熟感情观。
剧方揭秘
出品人陈菲：《二十不惑》还将有第三部！
羊城晚报：相比较第一部，续集中的人物命运为何更跌宕了？
陈菲：续集里，“新红楼四子”都处于“半熟”状态，这确实是和社会冲撞最剧烈、震荡感非常大的时期相照应。部分人物的遭遇起伏也比第一部剧烈一些，人生际遇上比较跌宕的是梁爽和段家宝。梁爽高开低走再向上逆袭，一出场就是人生赢家的段家宝，遭遇家庭破产后的冲击。而姜小果、丁一煊的故事戏剧冲突不是很强，是比较生活化，比较真实的。虽然她们每个人承载和表达的意义不一样，但我们还是在真实的范围内进行设计的，我们想更多地从角色本身出发，从整体看人物的起点和终点。
羊城晚报：“新红楼四子”搞起事业很卖力，剧情后半程，她们的爱情也在跌跌撞撞中步入正轨，这种处理是有意平衡事业线和爱情线吗？
陈菲：我们可能比较偏重事业线，20岁到30岁这一区间，对现在的女性或者大部分青年来说，事业往往是第一优先级，在情感上付出也未必有结果，这些很真实地体现在剧里。我们对女性事业心的描写，体现在我们对整个社会生态和职业分工的观察上，比如剧中对主播梁爽和做投资的姜小果，描写是非常“实”的；徐梦洁饰演的斜杠青年丁一煊则是田园感觉的女孩，没有太大野心，的确也有部分年轻人是这样的……我们试图紧跟社会潮流去洞察女性集体的情绪变化，希望能对角色做陪伴式的成长。
羊城晚报：剧中的女性友谊堪称“神仙”，从首部到续集，除了梁爽的不打不相识，女孩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和睦友爱。
陈菲：她们的友情状态确实是一脉相承的，这个IP比较美好的地方也在于没有“雌竞”，没有狗血的争斗和三角恋等等，四个女孩之间的情感是比较“乌托邦”的。尤其是在续作里，毕业后大家先是见得越来越少了，但又在机缘安排下搬到一起，回到一种类似大学宿舍的环境，互相抚慰和温暖……这也切中了很多观众的希望。在女性友谊的这个角度上，我们不追求强戏剧冲突，毕竟创作也是有取舍的嘛。
羊城晚报：影视产品有创作周期的，在创作续集时，我们如何避免过时的问题？
陈菲：的确，我们的创作周期很长，前期属于全程共创式，团队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在观察当下的社会。拍摄和后期剪辑的时候，公众的价值观取向和口味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在一些涉及价值观取向的关键节点上，我们甚至会拍两个版本。
事实上，所有东西都是有逻辑的，当观众能和剧作情感共振的时候，我们会让观众自己去碰撞，某种程度上，剧中的议题也是观众和我们共创的，而不是我们居高临下去引导观众。做到了这点，剧中的精神内核就不会过时。
这次我们也做了一个大胆的革新，第一部的时候每集都有一个议题，在当时，这种创作方法是领先的。但两年后，我们会想回归到更纯粹的戏剧创作，毕竟，戏剧创作是跟着人物弧光走的，立体的人物才是能真正走进观众心里的元素。我们希望这部剧是娓娓道来的，自然的，不要那么急功近利。年轻观众也是不喜欢被代表和定义的，你只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个足够大的载体，让他们自己去共鸣。
羊城晚报：齐颂、蒋兰州、朱周晨、殷赏……或暖心或优秀或有担当，有网友认为这部剧中与“红楼四子”组CP的男性角色都过于优秀了，这是一种美化吗？
陈菲：三观趋同的人才能走在一起，这部剧的笔触很“乌托邦”，所以把人物都处理得更美好一些，我们希望观众看到他们和“红楼四子”在一起恋爱是不生气的。这是个作品调性问题。
羊城晚报：几年前拍第一部的时候，就有为续集预留创作空间吗？还是根据市场反馈临时决定？
陈菲：从一开始，我们就是要做3部的，并不会因为剧火不火而改变，我们也希望编剧在成长过程中去汲取到的东西，是随着年龄增长的真实生活感触。
来源： 羊城晚报
形容故事很久的成语有3
冯至的存在不是高声调的，几十年里，他写作的几条脉络如细水长流，绵延不断，又渐渐汇聚成河，呈现出阔大幽深的面貌。如果你对现代新诗感兴趣，这位“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鲁迅语）的诗自然不可忽略；如果你热爱杜甫，冯至的《杜甫传》和相关文章是极佳的引导；如果你迷恋里尔克，你一定看过冯至译的里尔克诗和《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如果你钦慕的是歌德、席勒，冯至的译本也是恰当的选择。此外，冯至还写小说，写散文，小说《伍子胥》和散文集《山水》虽篇幅不长，但文字如诗，具有沉思、简净的迷人特质。
冯至，原名冯承植，直隶涿州（今河北涿州）人，现代诗人、学者、翻译家。历任同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图为青年冯至在德国海德堡，1930年。出版社供图。
不同的文本类型背后，是同一种精神气质和文字标准。个人的创作与翻译相互影响，诗与小说、散文一脉相承，至于学术研究，也是在研读某位作家多年之后的颇具创见性的论述，绝非泛泛之谈。这样的整体写作样貌，可谓既繁富又专精，不可多得。
今天是冯至诞辰117周年纪念日，我们以此文纪念他。
撰文｜马鸣谦（作家、翻译家）
疫情以来，不能外出访友，替代方案就是与友人通微信电话，话题亦多与文学相关。
有两次，我谈到了文学翻译与母语创作的关系。回顾百多年来的文学译介史，译本引进何其之多，尤其最近二十年，可谓铺天盖地而来。然而我们仍须探问一个关键问题：文学翻译目的为何？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议题。
每一个读者都期待着优质的译作，后者取决于译者认真的态度和高超的双语能力。好译本的诞生，一要寻对译者，二要给予足够宽裕的时间，没有其他捷径可寻。随便找个译者、抢时间速成是绝对结不出好果子来的。此外，我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观点：翻译作品首先为滋养心灵和扩展视野，其次，它最终的作用，还在于启发并壮大我们的母语创作。倘若仅仅停留在转译、阐释上，有崇拜而无批评，那是远远不够的。
近几年，我心中的文化理想渐渐清晰，那就是“古今中西并驰，兼容、吸收与转化”。这其中，文学翻译即是不可缺少的一环。而在我的工作日程表中，翻译就是重要的一项（当然，译介目标经过了审慎的考虑）。
适逢编辑约稿，让我谈一谈《冯至文存》七种。冯至先生的文学事业横跨了诗、小说、文学翻译和古典文学研究著述这几个不同领域，他正是实践上述文化理想的一个典范，我辈的一个先行榜样。
那么，如果要来讲冯至先生，可以讲些什么呢？因为约稿时程较为紧促，我无暇就他的著译作品展开具体解读或评价，但至少可以谈一下之前留下的印象。
《冯至文存》，冯至 著/译，领读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3月版。
译介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现在回想，在我的私人阅读史中，冯至先生给我留下强烈印记的作品有哪些呢？
直觉的回答就是他翻译的里尔克诗和里尔克书信集《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1994年，三联版）以及《十四行集》。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查考《冯至全集第十二卷》中的年谱可知，冯至对里尔克的阅读、译介是从就读北大德文系本科的三四年级开始的（此前他已散译了歌德、海涅和荷尔德林的部分作品）。三年级时，他有一位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哲学美学的本家叔叔冯文潜回国省亲，经由叔叔的介绍，他第一次了解了里尔克的名字和创作情况，然后四年级时就读了里尔克散文诗《旗手克里斯托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简称《旗手》）。
1930年年底，冯至赴德国留学，他的早期抒情诗创作到此也暂停了下来。
德国留学期间，冯至对里尔克的兴趣与日俱增。1931年4月，他下决心用四十马克买了一套《里尔克全集》（查考当时汇率比值，1英镑约=10帝国马克，想来当年的四十马克是一笔巨款吧），4月到8月间开始着手翻译。至第二年，他译出了里尔克的名作《豹》、散文《论山水》和《布里格随笔》的片段。
除了留德期间的阅读、翻译里尔克，冯至的学术研究方向（博士论文）起初也确定了以里尔克为题。他参加了阿莱文教授的研究班，商定博士论文题目为里尔克的《布里格随笔》（也译作《马尔特手记》），为此开始做大量准备，并写出了论文提纲。可是，不久之后阿莱文教授就因为犹太身份而被解职，他的指导老师换成了布克教授，论文题目也因此改为了《自然与精神的类比是诺瓦利斯创作中的文体原则》。
1935年9月冯至归国，大约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开始翻译《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翌年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请留意长沙这个地点，文化机构在战时内迁途中出版了这部文学传道书，这是多强韧的精神，也富有意义）。关于这部小册的翻译品质已毋须我多言。在1994年的夏天，当得到三联“读书文丛”那一版后，我只记得自己迷醉了一整个夏天。毫不夸张地说，是这本书点燃了我对文学、对诗歌的宗教徒般的热情（这类书不会有太多，以后可以开列一张小清单）。
在已故的传奇译者Dasha（“里尔克中文网”站长陈宁，愿他永生）整理的“里尔克汉语译本系年（1929–2012）”中，冯至的名字出现了很多次。可想而知，倘若他没有受到德国反犹浪潮的波及而得以完成原定论文，我国的里尔克译介可能还会大大地提前一步。
《冯至译文全集》，[德]歌德 [德]海涅 [奥地利]里尔克 等 著，冯至 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十四行集》：“随着脚步的节奏，信口说出一首有韵的诗”
冯至的诗创作暂停了十年，过后在战时的昆明开始重启。
近年来有好事者鼓吹什么“东北文艺复兴”，那大约是出版商联络一二有名头的学者弄出来的营销噱头。在我心目中，倒也有一个现代文艺复兴的场域，那就是昆明。去年我重读了汪曾祺先生的短篇全集，其中有不少篇就以昆明为题材背景，当然还有汪先生的散文集《昆明的雨》。其他作家写昆明的文字或写于昆明的作品还有更多（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卞之琳、钱锺书、施蛰存、曹禺……很可以开列一份长长的清单）。写西南联大的书籍近来出版了不少，但我很想有这样一本书，能好好地把战时昆明文艺舞台上各位作家的生活和创作描绘钩沉出来。在此推荐两种研究专著：明飞龙的《抗战时期“文学昆明”研究》和王佳的《抗战时期昆明的文化空间与文学表达》。除此还有云南人民出版社即将新出的增补修订版《西南联大·昆明记忆》三卷（作者云南师范大学余斌教授已八十六岁）。以这三种著述为基本材料，约略就能看清当时昆明文艺界的全貌了。
《抗战时期昆明的文化空间与文学表达》，王佳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冯至写作《十四行集》时就在昆明。
1939年8月，同济大学学生吴祥光邀请他参观了吴父在昆明郊外十五公里处的杨家山农场，还提供了两间“林场茅屋”以供老师躲避空袭和写作。农场地处山林地带，有清泉与松涛，有田埂和散步道，非常适合静居，过后冯至常去小住或邀友人聚会。
1940年10月，因日军频繁空袭昆明，冯至全家遂迁至杨家山。他每周进城授课两次，回来后便潜心读书。这阶段所读书目包括歌德著作、杜甫诗、陆游诗、鲁迅杂文、克尔凯郭尔日记、尼采著作，以及里尔克的诗与书信。
1941年初某天，冯至有感而发，写出了第一首十四行诗。他的神启时刻开始了，此后一年里共写出了二十七首。关于创作启动的情形，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十四行集》序中有描绘：
1941年我住在昆明附近的一座山里，每星期要进城两次，15里的路程，走去走回，是很好的散步。一人在山径上、田埂间，总不免要看，要想，看的好像比往日看的格外多，想的也比往日想的格外丰富。那时，我早已不惯于写诗了，——从1931到1940年这10年内我写的诗总计也不过十几首，——但是有一次，在一个冬天的下午，望着几架银色的飞机在蓝得像结晶体一般的天空里飞翔，想到古人的鹏鸟梦，我就随着脚步的节奏，信口说出一首有韵的诗，回家写在纸上，正巧是一首变体的14行。这是集中的第8首，是最早也是最生涩的一首，因为我是那样久不曾写诗了。
《十四行集》1942年初版书影。
至于为何采用十四行体（也叫“商籁体”），他后来在《十四行集》序中也有自述：
至于我采用了十四行体，并没有想把这个形式移植到中国来的用意，纯然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我用这形式，只因为这形式帮助了我。正如李广田先生在论《十四行集》时所说的，“由于它的层层上升而又下降，渐渐集中而又解开，以及它的错综而又整齐，它的韵法之穿来而又插去”，它正宜于表现我所要表现的事物。它不曾限制了我活动的思想，只是把我的思想接过来，给一个适当的安排。
就像里尔克避居慕佐城堡写出五十五首《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一样，冯至也在昆明茅屋中写出了二十七首十四行诗。很多年前，当我翻开《十四行集》读开卷的第一首，起首一节的律动音响曾在心脑里回旋了许久：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
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
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
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
在《十四行集》1942年初版本的扉页，还印上了歌德诗作为题词：
谁要伟大，必须聚精会神，
在限制中才能显出来身手，
只有法则能给我们以自由。
这是当时最能打动冯至先生的一句话吧。换个角度理解，也是他书写《十四行诗》新格律诗的方法依据。这是在借歌德诗句传达心智经验，也是越过时空向我们转递来的一则忠告。
1985年，先生在《昆明往事》一文中曾深情回忆：
我最难以忘却的是我们集中居住的那一年多的日日夜夜，那里的一口清泉，那里的松林，那里的林中的小路，那里的风风雨雨，都在我的生命里留下深刻的印记。我在40年代初期写的诗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里的个别篇章，以及历史故事《伍子胥》都或多或少与林场茅屋的生活有关。换句话说，若是没有那段生活，这三部作品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甚至有一部分写不出来。
作者本人颇为看重的上述三种作品，在目前这版《冯至文存》中将它们作为单册出版，显然也是体会到了作者的心思。
限于篇幅，这里不想展开谈论冯至诗艺方面的细节问题（有关文章，读者可参阅木叶兄的《冯至：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总之，海涅、歌德、里尔克这三位德语诗人作品的译介，有力地形塑了冯至的诗创作，尤其对里尔克的钻研与译介，使得他在新诗形式的探索上获得了持续动力。他在十四行诗体式上的刻意经营，亦充分显示了新诗演进过程中“译”与“作”相互影响递进的关系。
冯至的里尔克译介部分形塑了他的诗创作（尤其是《十四行集》），反过来说，他也在里尔克译作中留下了自己鲜明的语言印记，细读对照过后，不难发现两者风格的近似。黄灿然在《冯至：语言的觉醒》一文中有一段表述，窃以为非常准确：
是冯至影响了里尔克——汉语的里尔克。即是说，冯至把他的诗歌语言借给了汉译的里尔克。当我们看到冯至语言与冯至翻译的里尔克的相似或共通或呼应时，记住这点是很重要的。
关于《十四行集》的语言特色，黄灿然将其描绘成了雕塑：
这是一种雕塑般的语言，有着雕塑般的沉静、质朴和空间感。就冯至本人的变化而言，则是从幼嫩的白话过渡到明晰的现代汉语，这是一种适当的欧化的白话，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现代感受力。
的确如此。不过，这里我还想要强调诗歌听觉的一面。从诗作文本来看，冯至有意识地将里尔克诗中的音乐性成分转化运用到了汉语新诗的写作中——就像初唐、盛唐写近体诗的诗人从六朝诗的声律实验中获取了声音技术而向上迁跃一样。诗没有丝毫音乐性，就像鱼能离开水体上岸行走一样荒诞。他的十四行诗就是严整的格律诗，每行等长，字数一样，音顿数也相同。对于这样的作诗法，我们当然可以有种种后置的评判（甚至否定）。但毫无疑问，冯至已提示了一种写作的可能性，同时，在我的拟想中，他仿佛也在向后辈诗人发出下列提问：
诗与散文的差别在哪里？
仅仅分行，没有声音或韵律含量的“诗”能称之为诗么？
是否应该更多关注与研究诗创作的声音技术？
《杜甫传》和《伍子胥》：作为小说家和传记作家的冯至
除了诗的译介和创作，对我而言，冯至先生还有另外一层启发意义，因为他还有另一重身份：小说家和传记作家。此前几年，我一直在为“诗人传三部曲”长篇小说作准备。第一部杜甫题材《征旅》的创作前期，我研读了大量杜甫资料，其中就包括了冯至的《杜甫传》和历史小说《伍子胥》（最早是在《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小说选》中读了节选）。因此，在我个人的阅读和创作视野中，我与先生之间又多了一个重要交集。
《杜甫传》和《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小说选》
翻阅年谱，可知诗人冯至很早就开始了小说写作，1925年4月就写出了历史小说《仲尼之将丧》，当时才二十一岁，正就读北大德语系三年级。这篇小说刊于10月出版的《沉钟》周刊第二期，与诗化散文《蝉与晚祷》一同，曾被鲁迅列为“幽婉的名篇”而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1929年还写了另一篇历史小说《伯牛有疾》，刊于《华北日报副刊》第117期。
日寇发动的侵华战争，于民族国家所造成的动乱与震荡一如唐代的安史之乱，再次催生了诗人的小说创作之心。1942年冬天，冯至读了卞之琳翻译的里尔克名作《旗手》，开始写作酝酿了多年的历史小说《伍子胥》，于翌年春天写成。
1943年，因一个偶然的契机，西南联大历史系学生丁名楠转让了从昆明旧书店里买得一套仇兆鳌《杜少陵诗详注》。自此开始，冯至即展开逐首的研读，并开始分类建卡（这是从海德堡大学学来的好方法），编理资料集。到1948年，已写出的《杜甫传》篇章陆续发表于《文学杂志》。1952年11月，《杜甫传》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差不多同时，去国旅美的学者洪业也在哈佛大学出版了《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可作平行比较的还有1950年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出版的《杜甫私记》（中译名为《读杜札记》）。这三部作品，可以并称为近现代以来杜甫叙事的开山之作，我在以陈贻焮先生《杜甫评传》为底本编制创作资料集之前都有细读，也做了不少点评笔记。
除此以外，冯至还有其他关于杜甫的撰述：比如《杜甫传》的前言，为浦江清、吴天五合注的《杜甫诗选》写的前言。后面还有写到杜甫的三则故事《两个姑母》《公孙大娘》《白发生黑丝》，概论文章《杜甫》（1953年，发表于《解放军文艺》），《歌德与杜甫》，日文版《诗人杜甫》序，以及一则辞典词条，即1986年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撰写的杜甫条目。
从《杜甫传》的撰写过程，我们也可以发现里尔克译介、国家时事与自身母语写作之间发生的交互作用，因为里尔克那部诗化小说《旗手》即是根据里尔克的家族史料撰写而成。
多能又多产：一个真实努力工作的人
以上所写，相当于一次溯源回顾。
为写这篇文章，我还特意将《冯至文存》中的篇目与《冯至全集》和《冯至译作全集》作了初步对照，感觉它的选篇标准比较清晰：一是认同、遵从作者本人的判断，二是从文本的文学价值出发，三是以遴选1949年之前作品为主（第三点是由前两点所决定的）。《杜甫传》目前已有很多版本，没有收录全本（节选了其中几章）也是合理。除了《十四行集》《伍子胥》，还选了散文集《山水》（从这部集子也能看出里尔克散文《论山水》的一点影响），以上三种，曾被钱理群先生誉为冯至的“三绝”。诗作方面另外还选了代表诗集《昨日之歌》，译作方面则单选了《海涅诗选》（其实冯至翻译了不少德语诗人，大可以编选一个冯译德语诗人的选本），最后还有一册《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
当然也有遗珠之憾，比如小说《仲尼之将丧》《伯牛有疾》就没有选入。《冯至全集》第三卷“集外文章”里也有佳作，如诗化散文《蝉与晚祷》《西郊遇雨记：寄给废名》。后面这篇刊于1929年7月的《华北日报副刊》，记录了二冯（冯至本名冯承植，废名本名冯文炳）的文学友谊，读来很是亲切。其时冯至在北京孔德学校任教，尚未赴德留学，两人曾合编过一本文学刊物《骆驼草》。
还有一篇作于1990年9月的《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序也值得留意。冯先生特意彰显了吴宓先生创办、主持《学衡》杂志的声誉和地位，强调了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知识人以“振兴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合理一面，对《学衡》抵制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也报以了平和的理解的态度。此外，还追忆了两人交往中的几件往事：如1930年9月一同经西伯利亚赴欧洲的一段火车旅程，1935年归国回北平后获赠《吴宓诗集》。此后抗战期间两人同在西南联大任教，1943年拜访吴宓时又获赠《五十生日诗》一纸。
冯至一直保存了吴宓的这两件书物，在文中，他称赞了吴宓“为人特立独行，为文一丝不苟”的精神，且为友人一生行状作了个小结：
他忠于他的主张，尽管他的主张不完全符合实际；他忠于爱情，尽管爱情遇到挫折和失败；他忠于他的理想，尽管理想难以实现，但他始终如一，耿介执著，从未依附过任何权势，或随风向而转移——这品格是十分可贵的。
这几天正好闲翻《吴宓诗集》，卷首有这么几句译诗（吴宓译法国诗人解尼埃诗《创造》的第181-184行）：
采撷远古之花兮，以酿造吾人之蜜；
为描画吾侪之感想兮，借古人之色泽；
就古人之诗火兮，吾侪之烈炬可以引燃；
用新来之俊思兮，成古体之佳篇。
行文至此，蓦然发觉这些诗句恰好也可以用来形容冯至先生的“文心”，来为文章做一收尾。
对于自己的“文心”，早前他其实有过一次比较正式的表露，即1943年刊于《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的那篇《工作而等待》。文中他以卞之琳译奥登《战时十四行》中的诗句“他经过十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为前引，以数页篇幅回溯了里尔克专注创作的一生，热情称颂了里尔克的专注精神。过后笔锋一转，又联想到了1921年夏日罗素的那次北大演讲：
那晚罗素说了些什么话，如今已经记不清，但是其中有几句却始终没有忘记，而且现在越想越有意义了。他说，中国这么大，人口这样多，其中只要能有一千个真实努力工作的人，中国就会有办法。现在，二十二年的岁月悠悠地过去了，当时参加过这个聚会的青年，如今多是四十左右的壮年，分散在这广大国土的许多地方，回想起来，不无一些伤感。但是中国之所以能够有今日，大半还是多亏在这二十年内不缺乏真实努力工作的人。我们只希望这些人的数目能够增加。
毋庸置疑，冯至先生就是这些“真实努力工作的人”中的一个。虽然我们已知道，共和国前二十多年的波折也消磨去他很多才分，浪费了他宝贵的时间精力。
冯至，1980年。出版社供图。
晚年的冯至依然怀有新的期待：1988年，他在“科学与文化论坛”上所做的发言刊发在《科技日报》时即以“振兴教育，刻不容缓”为标题。家国命运仍是他心念所系，这是他历经时代波荡后的感悟与呼吁。
在1985年发表于《诗刊》五月号上的《新绝句十首》中，有一首《给一个儿童》，也可看作他对未来年轻世代的期待：
我的过去，你不会明了。
你的将来，我也难以预料；
我们今天携手同行，
共迎接又一个新春来到。
西人曾有一句谚语，叫作“让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本意是在嘲讽世间的富人找寻不到进入天堂之门。
在此，我想把上述谚语转化成一个新譬喻，因为人世间倒真就存在了这样的一个针眼：时间的针眼。只因无论是富人或穷人，名人或无名者，高居权位的人还是偏居乡野一隅的人，无论是骆驼，是骡子，还是马，迟早有一天都会穿过这针眼，无可避免。倘若我们中间有人已决心以文学为志业（其他领域自然也会有其志业），倘若我们经过了自己的一生，在即将穿过这时间针眼前，或许应该提前自问一句：自己能够携带什么来穿过。
冯至先生，废名先生，吴宓先生，老舍先生，李健吾先生，施蛰存先生，卞之琳先生，王佐良先生，金克木先生……这些前辈都是多能又多产、内心丰富而深情、隐忍又耐苦，从事文学活动的早期往往又非常跨界，诗、小说、戏剧、文学翻译都有涉足，同时也兼通了汉语古典文学（这是他们的译作表现出色的原因之一：母语的浸润）。他们已走完了各自的人生旅程，给出了答卷。等时间再过去一点，当我们回望上个世纪，排除社会地位的标准、活动能量的标准、粉丝多寡的标准而纯以文学与文化成就来衡量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愈发凸现的文化地位，且会将他们确认为该时段真正的人杰（就像我们隔了一千多年来认知唐代，更多瞩目并心许的会是文学家，是诗人，而不是帝王将相）。
他们的文学诗火，今天仍旧可以引燃我们手中的火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即以冯至先生、施蛰存先生等前辈为榜样，来规划、安排我的著述行动。感情与继承并不空洞，是可以切实践行的。
应约写这篇文章时，我正在为“诗人传三部曲”第二部李商隐题材的《少年李的烦恼》做最后的资料准备。我打算再挑选《冯至全集》中一些篇目来读，只为更好地认识他的文章功业，看清他的全息像。也打算重读里尔克《马尔特手记》（感谢译者曹元勇兄），我要用这部诗体小说为我即将开笔的《少年李的烦恼》汲取文体的能量，类似的触媒读物还有塞尔努达的《奥克诺斯》（感谢译者汪天艾君）和罗兰·巴特《恋人絮语》（感谢译者汪耀进和武佩荣）。
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所说，文学译介首先为了滋养我们的心灵，而非一味地崇拜，它最终的目标，乃是启发并壮大我们的母语创作。关于这一点，冯至先生以及他那一代前辈作家已亲身实践并启迪了我们。
阅读，思考，翻译，还有创作。已然觉悟的我们需要用行动的果实——作品——来为有待开拓的文学新地插上自己的标旗。
9月9日
于从容斋
撰文/马鸣谦
导语/张进
编辑/张进 安也
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