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轼的生平故事有哪些

持其本心 不负尧舜——苏东坡在黄州的清风正气故事,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黄冈观察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作者苏轼的生平故事有哪些1

持其本心 不负尧舜

——苏东坡在黄州的清风正气故事

谈祖应

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眉山三苏祠考察时强调要做好东坡文化的研究传承。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廉洁从政。

东坡文化转型重构于黄州，熔铸成熟于黄州，开宗立派于黄州。苏东坡清正廉洁的故事，已在黄州百姓心中留下“不思量，自难忘”的文化记忆。有如梅玉荣之《婉拒富商赠礼》、罗与之的《苏东坡买水》、邱风之《武昌罢官席》，一篇篇无不体现苏东坡清风正气的君子风范。

所谓“清正”，被封建士大夫奉为立身处世的君子之道，是自古以来为文人君子的道德准则。应该说，苏东坡是时只是一介“不得签书公事”的闲职编管人员，但他无论为官为民，仍“顾平生所存，名义至重……知其不肖之躯，未死之间，犹可以洗濯磨治，复入于道德之场”。“虽怀坎懔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实乃“挺然不倚，视退如进。持其本心，不负尧舜”。

写于雪堂门窗的三十二字四道警言“四戒”，不仅体现了苏东坡以史为鉴、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的养生防病之道，而且也充分显示了他尊道贵德的高度自觉，其清正廉洁、守身如玉的节操历历在目。他将“四戒”写在不论坐卧都能看得见的地方，时刻提醒自己：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浓，命曰“腐肠之药”。出入都用车轿代步，名叫“下肢瘫痪的征兆”；幽深的房屋和阴凉的宫殿，名叫“感寒受热的媒介”；美女佳人，名叫“砍人性命的斧头”；美味饮食，名叫“腐蚀肠胃的毒药”。苏东坡在被贬黄州的困境下，书“四戒”，以“使坐起见之，寝食念之”，念念不忘自警自律的生动范例，不仅印证了古人“仁者寿”的箴言，也成为苏东坡“人生有定分”哲学，即“处世得安稳无病，粗衣饱饭，不造冤业，乃为至足”的注解。

写于元丰五年正月的《雪堂记》，是苏东坡思想和人生观的里程碑；是“苏轼”与“东坡”不同人格个性的重要分水岭。没有“东坡”的躬耕，就没有“雪堂”；没有“雪堂”，就没有东坡居士；没有东坡居士，就没有文化符号意义上的黄州。总之，想要深度理解苏东坡在黄州的人生，《雪堂记》是不可能绕过去的一篇。

在《雪堂记》作者笔下，东坡居士不会逃避士人的职责与义务，只在回避名利争夺的机锋。眼下，他就选择回到老百姓当中做个普通的识字“农夫”，他决定在嗜欲深重的人世间，随缘自适，豁达率真地活下去。《雪堂记》中说得好：“势利不足以为籓也，名誉不足以为籓也，阴阳不足以为籓也，人道不足以为籓也。……游以适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适于游，情寓于望，则意畅情出，而忘其本矣。”权势利禄不足以称为籓篱，名声赞誉不足以称为籓篱，阴阳寒暑不足以称为籓篱，人世道德不足以称为籓篱。……游历是为了适意，南望是为了寄托情怀。心意适应了游历，感情适应了眺望，那么心意顺畅感情流露，忘掉了纯真的道。其阐明的处世哲学：“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诚然，《雪堂记》是苏东坡建构儒释道禅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石；是他“守道而忘势，行义而忘利，修德而忘名”，寓意于物，清正廉洁贬谪文化之根。

苏东坡谪居黄州五年间，受到前后三位郡守的特别关照，还与府衙的僚属相交甚欢。如曾任著作佐郎、时任监酒的乐京、主簿唐年、黄州通判孟震等，都有脍炙人口的交友故事。尤其是孟震的“君子泉”（位于东坡赤壁右旁），至今黄州人还口耳相传。

黄州通判孟震居室庭院中有一泉眼，“泉水清澈，大旱不竭，大雨不溢”，感其孟君笃学清正，“克有常德，信于朋友”，朝中士大夫谓之“孟君子”。苏东坡对孟震之风节感同身受，曰：“真不忝此名也。”故将其泉名之曰“君子泉”。苏辙于欣喜中为孟震作《君子泉铭》，东坡题跋其后。经苏轼、苏辙为其撰文彰显其德的“君子精神”，已成为千古美谈。苏东坡何以对孟震的这一泉眼如此看重？“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有诗赞曰：“云梦泽南君子泉，水无名字托人贤。”此泉不仅因孟君子而得名，更是穷不忘道，释然自勉，以平生名义为至重，常怀“复入于道德之场”“不得复为君子乎”清正廉洁东坡精神之写照。

黄州贬谪时期清明正直的东坡，对孟震君子的惜爱，真乃“自古英雄惜英雄，惺惺相惜两相知”。苏东坡敏锐地看到君子磨砺，重在养成“无私”的品质。他认为“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苏东坡说，他从黄州迁往汝州时，也承蒙别人给他很多馈赠。当时他穷得像乞丐，尚且辞谢不受。于今虽为识字的“扶犁叟”，岂能冒然接受，受之则若饕餮然。

信哉斯信！这就是苏东坡“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君子品格，这就是“非其有，然后为冤业”“澹然无求，抱洁没身”的东坡清正风骨。东坡文化蕴含的清风正气，历久弥新，光照古今。

《东坡赤壁》刘应宗 画

【东坡故事】

婉拒富商赠礼

（梅玉荣）

苏东坡贬到黄州的元丰三年，得知黄州、鄂州等地因为家贫，有溺死新生婴儿的野蛮风俗，又是气愤又是难过。但他是待罪之身，不能直接干预地方事务。怎么办？想来想去，他便与黄州太守徐君猷当面沟通，又写信给鄂州太守朱寿昌，希望他们晓谕官民，尽快革除黄鄂两地的陋俗。两位太守都是他的朋友，认真采纳了他的建议并采取了相应行动。

苏东坡还牵头成立救儿会，主要向富人募捐，每位会员捐助至少10缗钱，多捐不限，作为被救婴儿的衣被、食品的费用。东坡率先捐出10缗。

有位姓孙的富商被苏东坡言行所感动，了解到他家大口阔生活困难，便亲自上门拜访，并送上20缗说：“先生美德善行让我感佩不已，奉上一点心意请您笑纳。”东坡笑着说：“虽家大口阔，但在我和夫人的精打细算之下，还可以勉强度日，谢谢您的心意。眼下最要紧的是救儿会，请先生把钱捐给救儿会可好？”这位富商更加感动不已，当即又加30缗，总共捐了50缗给救儿会。闻说此事，当地富商你50缗，他100缗，纷纷解囊相助，很多婴儿由此获救。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黄州一带的溺婴习俗逐渐消失。

苏东坡买水

（罗与之）

1081年夏季的一天，苏东坡由王朝云陪伴，到五祖寺游览。途经广济县城梅川，听说县衙前有口水井，曾是禅宗四祖沐浴过的地方，取名叫“浴佛井”。苏东坡饶有兴致找到浴佛井，正准备讨口水喝，不料衙役告知：今日凡喝此井水者，必须留下一枚铜钱来。苏东坡不做声，付了钱，拿起水瓢将水递给王朝云。王朝云实在太渴，便一口气喝完了。苏东坡笑笑，也没说什么，拉起王朝云就走。

王朝云不解地问：“先生不是很渴吗？途中一直未饮水，这大热天的。”

苏东坡说：“这水有股铜臭味，难道你没有喝出来？”见王朝云一脸茫然，他大笑道：“我就是不喝！”

王朝云心想，先生囊中羞涩，一定是舍不得那枚铜钱，所以才说不渴。想到这，王朝云立马返身去透露了苏东坡的身份，取来一瓢井水，递给东坡。东坡问：“付钱了么？”王朝云故意摇摇头，东坡就是不接。这当儿，那个卖水的衙役急匆匆跑过来，将两枚铜钱退给王朝云，然后向苏东坡鞠了一躬：“小人有眼不识泰山，真不知是苏学士驾到，我哪能收您的钱？”说完，硬要苏东坡去县衙坐坐。

此时正是午饭时间，苏东坡感觉肚子有些饿，加之又渴，便问：“你坦白告诉我，收取井水费，是做什么用的？”

那衙役说：“先生有所不知，昨天东门头有户人家不幸失火，全家遭难，只剩一个年幼孤儿，县衙又拿不出钱来，县令决定借这浴佛井的水，收点费用赈济，收多收少，仅限今天。”苏东坡听到这，忙掏出一把铜钱递给衙役，并一仰脖子，“咕咚咕咚”喝完了水，赞叹道：“真的甘甜啊！”

武昌罢官席

（邱风）

苏东坡21岁中进士，做了40年的官。他不论在高官之时，还是被贬之际，不管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总是注重清正廉洁，节俭自律，极力反对贪腐和奢侈。

1080年，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后，由于薪俸减少，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弄到一块地自己耕种起来，反倒十分高兴，把这块地命名“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为节俭度日，他把每月薪水均分30小份，挂在房梁上，每天取一包用，只准剩余，不准超支，积攒下来的钱，存在小竹筒内，以备意外之需。

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同时也坚决反对朋友和社会上的大吃大喝之风。他谪居黄州时，长江对岸的鄂州太守朱寿昌是他的好友，专门接他过江叙旧。多年不见，他们分外亲热。就餐时，苏东坡见席上奢华排场，便皱起眉头说：“就我们三四个人吃饭，怎么搞得这样丰盛？”朱太守解释说：“你在黄州日子过得清贫，我今天想给你改善一下生活啊！”东坡摇摇头说：“清贫也好，富裕也好，总之是不可浪费。请你撤去几个菜，不然我就要罢席了。”在场几人连连点头，心里顿时升起敬佩之情。

【东坡遗爱】

美恶在我，何与于物。

《答毕仲举书》（1080年）

取非其有，然后为冤业。

《答毕仲举书》（1080年）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前赤壁赋》（1082年）

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

《与滕达道书》（1083年）

一官为贫，更无可择。

《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之四十》（1084年）

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

《范增论》（1061年）

挺然不倚，视退如进。持其本心，不负尧舜。

《祭蔡景繁文》（1085年）

作者苏轼的生平故事有哪些2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自题金山画像》）苏轼能够成为宋代文学乃至宋代文化的典范，除了天赋才情与个人努力，与他一生三黜的人生经历不无关联。黄州、惠州、儋州时期，既是他一生的苦难期，也是其文学创作的高峰，可以充分反映出苏轼自身的心性变化及其文学成就。

黄州

作者：王兆鹏（四川大学讲席教授）

乌台诗案的起因是不同的政见表达，但硬生生地被政敌做成刑事案件。由此，时任湖州知州的苏轼“如捕盗贼”般地被抓到京城，未经审判就直接投入大牢，不仅肉体上经受酷刑的折磨，精神上也切实感受到死亡的威胁和恐怖。苏辙《为兄轼下狱上书》说：“轼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苏轼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回忆，湖州被捕时，“自期必死，过扬子江，便欲自投江”，因吏卒监守未果，到狱中又想绝食“求死”。狱中遭狱吏凌辱，以为身体无法承受，必死无疑，遂写诗给弟弟苏辙托身后事，题为《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此案后，苏轼贬谪黄州，虽然逃过鬼门关，但命运跌落到有生以来的最低谷。

政治上，回到原点。自二十六岁以制科入三等正式步入仕途，被命为从八品的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贬黄州后，二十年间积累打拼的政治资本全部归零，由正七品的祠部员外郎、知湖州降到从八品的黄州团练副使。不仅官阶一夜重回起点，而且被取消了俸禄，不能参与公务，实为被监管的失去人身自由的政治犯。

经济上，生活陷入困境。他一再与友人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与秦太虚》之四）“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东坡八首并叙》）“流寓黄州二年，适值岁艰，往往乏食。”（《陶潜诗跋》）初到黄州，真正是无居无粮，先借居定惠院，随僧蔬食。半年后迁居临皋亭，才算居有定所。与来黄州之前的生活境遇相比，更是天壤之别。根据何忠礼先生《苏轼在黄州的日用钱问题及其他》的研究，苏轼被贬之前，“仅俸钱收入每月就超过四十千，圭租所入，则足以供一百八十余人一年的口粮。”（《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从优渥的上层士大夫生活跌落为贫困的政治难民，生活境况的落差之大，也让苏轼一时难以适应。

最让苏轼痛苦的，则是精神上的被抛弃和被孤立。他初到黄州，十分痛苦，曾对朋友坦露心声：“处患难不戚戚，只是愚人无心肝尔，与鹿豕木石何异！”（《与赵晦之》之四）他觉得自己重罪遭贬，被朝廷“废弃”，被君王抛弃，被同类士大夫嫌弃，极度自卑苦闷。别人不敢见他，他也不敢见人，自我封闭愧缩。他在《与蔡景繁》信中说：“念以重罪废斥，不敢复自比数于士友间，但愧缩而已。”“坐废以来，不惟人嫌，私亦自鄙。”《答李寺丞》说：“某谪居粗谴，废弃之人，每自嫌鄙，况于他人。”直到元丰五年寒食，他依然感到生活物资的困乏和精神上的灰心失望：“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寒食雨二首》）“君门”遥不可及，回朝已是无望，心如死灰。苏轼到黄州时，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般超然旷达，飘逸潇洒。经过几年的磨炼与心灵的探索，他才逐步走出精神的痛苦，成为超然旷达的智者东坡。而他的黄州词，则艺术地展现了他的心路历程。

谪居黄州，虽是苏轼人生命运的滑铁卢，却是其词作艺术的高峰。标志有二：一是词作数量最多，二是名篇佳作最多。

苏轼的词体创作之路，可分为五个阶段：一是治平元年至熙宁七年（1064—1074）凤翔签判至杭州通判，二是熙宁八年至元丰二年（1075—1079）知密、徐、湖三州，三是元丰三年至七年（1080—1084）谪居黄州，四是元丰八年至绍圣元年（1085—1094）回朝任翰林及出守杭、颍、定三州，五是绍圣二年至元符三年（1095—1100）谪居惠州、儋州。根据邹同庆、王宗堂先生《苏轼词编年校注》的编年统计，苏轼可编年词292首，未编年词39首；编年者始于治平元年，终于元符三年；五个阶段分别为57首、52首、97首、62首、24首。居黄五年共创作97首，占其一生可编年词总量的33%。换言之，苏轼平生三分之一的词，是在黄州创作的。

我们曾依据宋词在历代选本中的入选频次、被历代词评家品评的频次、被后人追和的频次和当代学者研究的频次、被网页收录及评论的频次等数据加权计算，确定一首词的影响力，将影响力位居前列的视为名篇。在百首宋词名篇中，苏轼一人占10首，其中5首作于黄州：《念奴娇》（大江东去）、《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洞仙歌》（冰肌玉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赤壁怀古词更位列百首名篇的榜首，是宋词第一名篇。在宋词三百首名篇榜单中，苏轼占24首，其中13首作于黄州，另有6首作于贬黄州之前、5首作于离黄州之后。数据显示，苏轼平生的名篇佳作，一半作于黄州。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黄州都是苏轼词作的高峰期。

为什么在人生低谷困顿时期，苏轼能创造词作的辉煌？这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从外在的客观条件来看，当时诗尊词卑的词体观念，为苏轼提供了自由作词的适宜环境。苏轼因写诗而酿成乌台诗案，所以居黄期间，不敢多写诗，以免再惹事端。他在与陈朝请、上官彝、沈睿达等友人的信中反复解释说：“某自窜逐以来，不复作诗与文字。”“多难畏人，遂不敢尔。其中虽无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见教作诗，既才思拙陋，又多难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年矣。”“某自得罪，不复作诗文，公所知也。不惟笔砚荒废，实以多难畏人，然好事者不肯见置，开口得罪，不如且已。”虽然苏轼并非彻底不作诗，但的确是少了许多。中华书局点校本《苏轼诗集》录存苏轼编年诗2352首，居黄诗仅有170首，占编年诗的7%。而词在北宋是应歌而作，被视为游戏文字，词作内容本身既与政治、意识形态无关，人们主观上也不把词当作政治性、功利性文学，只是当作一种娱乐形式而已。所以，苏轼居黄期间，心有余悸不敢写诗，却可以放心大胆、自由无碍地写词。别人求诗，他一概谢绝，而他写词，却是主动寄赠，《与陈大夫》明确说：“比虽不作诗，小词不碍，辄作一首，今录呈，为一笑。”写诗有顾忌，写词可自由。于是，词就成了苏轼宣泄苦闷、挥洒才情的载体。

从内在的主观条件来看，在痛苦的磨砺中，苏轼的思想境界、人格精神逐步走向成熟，从而为词作提供了新的情思含量。他初到黄州写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表现了他惊魂未定、孤独无助、徘徊茫然的心态和宁居冷清也要坚守自我信念的人格精神。两年后写的大江东去词，极力赞美渲染周瑜的人生得意、战功赫赫，是为反衬自我的人生失意，深层里则是表现自我理想未灭、希冀能像周瑜那样建功立业、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结句“一尊还酹江月”曲折地展现出苏轼在人生困境中仍葆有信心和希望却一时还看不到希望的矛盾苦闷的复杂心态。《定风波》的“一蓑烟雨任平生”，则表现了他最终走出痛苦的精神困境而进入超然旷达、能从容淡定面对人生风雨的成熟境界。黄州词作全面立体地展现了苏轼在痛苦中挣扎、探求、超脱的心路历程，提升了词的思想深度、情感力度和艺术精度。苏轼的黄州词，标志着词体思想情感的丰富性、复杂性、深刻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开启了词作的新路向，提供了新的抒情范式。

黄州成就了智者东坡及东坡词，东坡词则唱响了黄州。

儋州

作者：阮忠（海南师范大学教授）

苏轼晚年被贬为琼州别驾，谪居海南三年，主要生活在儋州，现在的儋州中和镇。这时他有两大意愿：遍和陶诗、完成“海南三书”。

（一）重陷痛苦再度自我超然。苏轼在惠州得知再贬海南，给王敏仲写信，说自己垂老投荒，难以生还：“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与王敏仲书》）他视海南为畏途，从琼州前往儋州途中登儋耳山，有诗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行琼儋间》）到儋州后，上《到昌化军谢表》说：“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悼此心之永已。”62岁的他，痛苦比贬黄州、惠州时更甚，身居海南，为大海隔阻，不知何日能够北归。

苏轼最初的痛苦更多缘于精神，未到海南，先在精神上有了令己哀伤的感知，随后是真切的生活艰难。初到海南时，他有信给雷州太守张逢，说海南荒凉萧条，自己日就灰槁。并告诉程儒秀才，说这里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好吃肉的他，“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闻子由瘦》）；好饮酒的他，把随身的酒器卖了换取生计所需的衣食，唯独留了一只心爱的荷叶杯把玩。

苏轼自我调适，善美食的他把百姓家常的薯米做成“玉糁羹”，味道奇绝；把煮着吃的生蚝，烤着吃，鲜美极了，写了《老饕赋》，说吃的快乐；自己酿了“真一酒”，写了《真一酒歌》，说酒的陶醉。实在没吃没喝，则用“龟息法”静养。本和儿子苏过像苦行僧的他，随缘委命，把苦日子过成了养生之道。这时当他环视天水无际凄然自伤时，转而想到，海南在海水中，大陆亦为大海环绕，“有生孰不在岛者”（《试笔自书》），心下释然。不再有“君看道傍石，尽是补天馀”（《儋耳山》）的怨愤。苏轼的乐观旷达，在这样的日子里获得升华，重陷痛苦后再度自我超然。

所以苏轼遇赦北归时，不禁说道“我本海南民，寄身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吾心安处，海南亦是故乡。并在离开海南《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里吟着，“苦雨终风也解晴……天容海色本澄清”，面对曾经让他惶恐难安的海南，深情地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谪居海南，苏轼北归之际有这样的人生快意，是让他在海南饱受苦难的人实在想不到的。

（二）师渊明之雅放，遍和陶诗。苏轼贬黄州躬耕城东的山坡时，想在黄州度过自己的后半生，最仰慕的是东晋九江的陶渊明。他那时填了一首《江城子》，词序说：“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陶渊明的《游斜川》诗说“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这是陶渊明归田乐隐后的追求，苏轼说自己躬耕东坡，筑居雪堂，犹若陶渊明的斜川之游，故在词里表白“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他视陶渊明为人生榜样，躬耕而远离世俗。但他身为贬官，并非真能与红尘告别。

苏轼对陶诗的评价很高，说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子由书》）。他最爱的是陶渊明的生活，在黄州时隐栝《归去来兮辞》成慢词《哨遍》，在海南则有《和归去来兮辞》。陶渊明自问“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苏轼则自问：“归去来兮，吾方南迁安得归。”一个“安”字，透出他欲归不得的无奈。他在这篇和辞里说的“师渊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诗”，是他自黄州就有的遍和陶诗的意愿。他遍和陶诗，依循通则有形式上的认同或模拟，诗的内容却是自我的海南生活和风情。权以谪居为隐居，尽管他做不成真正的陶渊明。

苏轼在海南亲见了当地百姓的生活，写了《和陶劝农六首》，鼓励百姓农耕，不要游手好闲；希望改变男坐女立的旧俗，男人也当劳作；劝说百姓有病看医，不要请巫师杀牛祈祷，他自己好采些草药，为百姓治病。在与百姓朝夕相处中，他表达了“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即汉黎一家亲的民族融合思想。他曾想兴学，去看过儋州城东的学堂，写了《和陶示周掾祖谢》感慨“先生馔已缺，弟子散莫臻”。他的和陶诗最后编成《和陶集》，实现了遍和陶诗的愿望。但不同的生活与思想表达，他的和陶诗与陶渊明的诗终究是两种风格，苏轼的这些诗达不到陶诗平淡静穆的境界，但他诗中彰显的才学和社会关怀，则为陶诗所不及。

元符二年（1099）元宵节，苏轼与儋州的几位老书生夜游，归来已是三更，苏过鼾声正酣。苏轼忽然放杖而笑，在海南享受这样美妙的夜晚，是“得”还是“失”呢？这时，他真像随顺自然的陶渊明。

（三）了得“海南三书”瞑目无憾。苏轼在海南创作的大量诗文，包括和弟弟苏辙、儿子苏过的唱和诗，后来结集为《苏文忠公海外集》，但在这部集子里，没有收入他始于黄州，在海南最终完成的“海南三书”或说“经学三书”，即《易传》《论语说》《书传》。相对三书，和陶诗似乎显得无足轻重。

苏轼曾对许多友人一再说过“海南三书”，其中对滕达道说，了得三书，有益于世，瞑目无憾。元符三年（1100）七月四日，他北归时从海康乘船去合浦，遭遇连日大雨，水无津涯，船行海上，苏轼“起坐四顾太息，吾何数乘此险也！已济徐闻，复厄于此乎？过子在傍鼾睡，呼不应。所撰《易》《书》《论语》皆以自随，世未有别本。抚之而叹曰：‘天未丧斯文，吾辈必济！’已而果然”（《书合浦舟行》）。后来他在临终前把三书托付给门人钱济民，说三十年后一定有懂得这三部书的人。这和孔子修《春秋》说的“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有点相似。

苏辙在苏轼墓志铭里说，父亲苏洵晚年读《易》，作《易传》未完，弥留之际嘱苏轼续完。苏洵作《易传》始于嘉祐五年（1060）52岁时，那时已作得《易传》百余篇，但58岁卒于汴京时未能完成。苏轼流泪受命。苏轼贬黄州时，先成《易传》，再成《论语说》，他在黄州给文彦博的信中，说自己完成了《易传》和《论语说》。此后《书传》成于海南。但他晚年又反复说在海南了得三书，只因《易传》和《论语说》在海南修订，最后定稿。《论语说》明代后失传，今有辑佚本传世，所辑佚文甚少。《易传》有其父苏洵的贡献，难分彼此，后世或称《苏氏易解》即为此。

《书传》的仁义思想最值得关注，苏轼虽说受道、佛的影响很大，特别钟情于庄子，但面对社会治理，苏轼主要还是受儒学的深刻影响。他在《书传》里批评老庄申韩，提出人当积学以成仁义；批评韩愈在维护儒学道统时，有论理不精的毛病；批评俗儒对周召公用刑说的误解，说召公的意思在慎刑慎罚而不是鼓励刑罚。这些与苏轼早年的思想一致。他22岁在汴京参加科考，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阐发了《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为重”的思想；后谈社会治理的九字方略：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均以仁义为核心。《书传》这一思想的表达，让人们看到苏轼在北宋也是儒学道统的坚定维护者。当然，《书传》的经学思想远不限于此。“海南三书”在南宋就很有影响，朱熹说苏轼解得好，简洁而不失文势；著有《直斋书录解题》的陈振孙说他的见解卓然。与“海南三书”相向而行，苏轼谪居海南还写了一些史论，论人论事，表明他对历史和人生的诸多思考。

苏轼的“海南三书”代表了他经学的最高成就，后人溺爱他的诗文，三书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不过，“海南三书”价值总在，在经学上自有它们不可磨灭的意义。

苏轼北归，留给海南至今闪烁着光彩的“东坡文化”，还有海南对他的永远怀念。

惠州

作者：王友胜（湖南科技大学教授）

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三日，苏轼因“污诋圣考”“前掌制命，语涉讥讪”而贬知英州，在途中又被朝廷三改谪命，最后由原本为外放的地方官而成为“不得签书公事”的罪臣，在惠州度过了两年又七个月的岭海贬居生活。

惠州时期是苏轼思想与创作的重要转型期。苏轼元丰二年（1079）首贬黄州，虽为罪臣，其恋阙之心并未泯灭。这次贬谪的岭南，远离京师，唐代以来就是流贬重罪之臣的首选地。他在惠州说：“少壮欲及物，老闲余此心。”（《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其七）此时作者已再无首丘之念，其佛、老思想的成分明显加重，主体身份已由在朝文官向在野诗人发生转变，其精神世界也由此经过了一次调整与重构。他比在黄州时更快适应了惠州的生活，对心态和情绪的控制已经游刃有余，内心世界较之前此已经平和很多，杜门养疴，登山览胜，或交结人物，都可以用来参悟人生。在《记游松风亭》一文中，他因“足力疲乏”，感悟“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迁居合江楼行馆后，他又说嘉祐寺“幽深窈窕之趣”和合江楼“廊彻之观”，其实各有其美，如“峤南岭北”，并无不同。其《跋所赠昙秀书》借昙秀“鹅城清风，鹤岭明月，人人送与，只恐他无着处”的答语，表达他已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在苏轼看来，得失本就是人生的常态，“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迁居》）。唯其如此，岭南谪居，苏轼获得了诗意人生。《十月二日初到惠州》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食荔支》曰：“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纵笔》亦曰：“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南宋曾季貍《艇斋诗话》甚至载，苏轼的政敌章惇因不满其尚能享受《纵笔》诗中“春睡美”般的潇洒闲适生活，将其贬到更为荒芜遥远的海南儋州。其事未必然，但侧面反映了苏轼此时豁达的心境。

苏轼在惠州能够消解人生苦难，成功实现主体身份与人生思想的转变，隔代知音葛洪与陶渊明两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前者晚年在惠州罗浮山归隐、炼丹与讲学，与苏轼有近似经历。苏轼将二人与自己并为“三士”，表示要“携手葛与陶，归哉复归哉”（《和陶读〈山海经〉》其十三），至于柳宗元，那是到儋州后，从友人黎子云处借观“柳文数册”，才将其与从中原带来的《陶渊明集》并列，“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与程全父》其十一）。苏轼欣赏柳宗元的“南迁诗”与人生态度，对其政治思想并不认同。他对陶渊明的学习、唱和与敬慕，则是全方位、广角度。陶渊明一生五仕五隐，欲官则官，要隐则隐，没粮后就去乞讨，十分真诚。苏轼看重的正是陶渊明固穷守节、随遇而适的品性。他创作和陶诗，开创古代唱和亡者诗的先河，实现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其中作于惠州的47首和陶诗，既丰富了自己的诗歌内容，也成就了陶渊明宋代以后的盛名。苏轼在惠州的生活方式也效法陶渊明，自谓“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面对挫折，他潇洒应对，借地种菜、饮酒、赏花、品茗、游览、养生，谈经、研佛、觅句，样样都干。其《定风波》词曰：“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与一般南贬蛮夷之地者往往会流露出自身中原文化的优越感不同，苏轼反客为主，高调宣称岭南即我家。如果说陶渊明将庄子回归自然的哲学思想诗化，那苏轼就是将陶渊明的诗歌生活化，强调回归自我，强化诗人身份，从而为自己，也为中国后世文人找到了安顿灵魂的精神家园。

我们肯定苏轼应对人生困境的典范意义，但有两个问题必须引起注意：其一，苏轼并不像一般读者所认为的生活舒适，没有烦恼，而是恰恰相反。苏轼在惠州有很多生活痛苦，其艰难程度远甚黄州。作者僻处瘴疠横行的蛮荒之地，痔疾加重，语言不畅，屡次申请的折支券（俸料）得不到批准，食口增多而经济拮据。“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可见其惧祸之心也不可能完全消解。他在诗词中不太宣泄这些情感，却在比较私密性的230多通书信中，不厌其烦，多次提及。如说“某近苦痔，殊无聊，杜门谢客，兀坐尔”（《与程正辅》其十二）；惠州“瘴疫横流，僵仆者不可胜计”，“某亦旬浃之间，丧两女使”（《与林天和》其十五），“老稚纷纷，口众食贫”（同前十二）。

其二，苏轼与同贬岭海的韩愈在应对人生困苦时的态度虽然有别，但双方处穷而不移治世之心，却并无二致。《论语·泰伯》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苏轼寓惠期间，不在其位，也谋其政，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为民分忧。他充分利用与姊丈兼表兄的程正辅的特殊关系，关心惠州民间疾苦和地方建设。如帮助解决驻军用房与扰民、纠正米贱伤农的问题，倡议捐建东新、西新两桥一堤，督促博罗灾后重建并建议县令林抃推广秧马、水碓水磨等先进工具，建议惠州知州詹范“官葬暴骨”，建议广州知州王古修建自来水工程。在惠州所写的《荔支叹》一诗更是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杰作。由此看来，苏轼在实现主体身份转变后，并没有因“处江湖之远”而忘怀现实。

惠州时期思想与生活的转变也引起了苏轼文学题材与风格的较大变化。清代曾经注释过苏诗的王文诰说苏轼诗风有几次大的转变，其中“绍圣谪惠州一变”。确然，苏轼晚年在岭海，诗文风格已由此前的雄放宏肆、议论纵横趋于质朴清淡、闲适从容。苏轼流贬儋州，在时间上与在惠州相接续，在诗文风格上亦承续惠州作品特色，再无较大变化。

苏轼惠州诗文题材渐趋生活化与地域化，是其晚年创作除艺术风格外，最主要的两个变化。就其在岭南创作的诗词文来说，其内容多写莳花种菜、蓄药治病、友朋过从、山水游览等日常生活。他在惠州先后住过的合江楼、嘉祐寺与自己设计、营造的白鹤峰新居等住宅，就有如《寓居合江楼》《题合江楼》《题嘉祐寺壁》《记游松风亭》《迁居》《白鹤新居上梁文》等多首诗文曾予描写，载述颇详。爱妾朝云绍圣三年七月卒，作者创作有《悼朝云》《朝云墓志铭》《殢人娇》（白发苍颜）等诗文，前诗有“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之句，情深至极。苏轼在惠州的朋友圈有官有民，有僧有道，还有隐逸的高士与前来拜访的客人，特别是广南东路提刑程正辅及詹范、方子容、周彦质、王古、林抃、冯祖仁、侯晋叔、程天侔、欧阳知晦等地方官员，既是苏轼精神上的知交，也是其生活上的主要帮助者。他们或陪伴苏轼登山临水，与苏轼诗酒酬唱，或馈赠其各类生活与医药物质。与他们日常交集相关的诗文、书启占苏轼惠州全部作品的相当大比例。

语词的地域性选择亦是苏轼惠州诗文创作的显著特点。苏轼笔下之惠州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物产丰硕、气候特异，有着与巴蜀、中原迥乎不同的特征，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感与新奇感。他热情描绘、颂赞岭南风光，“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一），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瘴疠、瘴海、瘴乡、瘴雾、瘴风、瘴雨、瘴云、瘴气、蛮菊、蛮风、蛮江、蛮讴、蛮村、蜑酒、蜑雨及蒸暑等带有明显岭南地域特色的意象，在其惠州作品中俯拾即是。枇杷、卢橘、杨梅、蛮果、荔子、龙眼、槟榔、桔柚等热带水果是苏轼在惠州的心仪食品，经其宣传，得到中原人民的普遍喜好与认同。西湖、罗浮山、东新桥、西新桥、苏堤、东坡祠、朝云墓、白水山、汤泉、合江楼、大圣塔（泗州塔）、嘉祐寺等苏轼诗文中或与其关联的景点或建筑，因此而得以留存、复活与开发，成为惠州灿烂的文化遗产。

苏轼贬谪惠州，对他本人而言，是大不幸，但对惠州乃至整个岭南而言，不啻为一件难得的幸事。苏轼在惠州多次表示要搁笔，但据《惠州志·艺文卷》第四编《苏轼寓惠集》统计，他在惠州寓居940天，所作诗词、序跋、杂文、书启等多达587首（篇、封），从写作频率来看，应该高于黄州，更远高于儋州。苏轼给惠州带来文明智慧之光，是惠州历史文化的一张闪耀名片。晚清惠州诗人江逢辰在《东坡白鹤峰故居诗和杨诚斋》诗中自豪地说：“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苏轼的南贬惠州及所创作的众多诗文为惠州增添了无比丰富的文化底蕴；惠州是苏轼人生思想与创作转折的重要驿站，惠州时期作品由此成为读者走近苏轼心灵世界的极好标本。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14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苏轼的生平故事有哪些3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他与父亲苏洵、弟苏辙合称为“三苏”，当地有言“眉山出三苏，草木为之枯。”意味三父子才绝惊艳。

他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李志敏评价：苏轼是全才式的艺术巨匠。

苏轼自幼饱读诗书，年仅21岁便考中进士，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曾说：“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熙宁七年(1074年)秋，苏轼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在密州写下了千古诗词《水调歌头》。地方八年，不仅留下优秀诗篇，心中也是时刻记挂百姓，在杭州修复水井，在密州捕杀蝗虫，在徐州修水抗洪。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四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其中诗句被新党利用，说他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后被贬到黄州，作为犯官无俸禄，后申请荒地开垦，也就是“东坡”，并在黄州留下了“东坡肉”流传千年。神宗病逝后，他又东山再起，一路升迁，旧党当政，王安石的新党被全面否定，苏轼认为不可全面否定，又得罪旧党，申请外派杭州。宋哲宗当位后，章惇得势，苏轼接着第二次被贬惠州，第三次被贬儋州，儋州最是贫苦，他传播知识开启民智，克服语言不通培养出海南岛第一个进士，开荒种地。宋徽宗即位后，1100年，苏轼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常州逝世。

虽是全能偶像，写下诗词三千首，作为父母官在14个城市为百姓奔走，这样才华横溢和勤政爱民的背后却是一生3次被贬，一次更比一次远，黄州、惠州和儋州。勤政爱民的苏轼在屡次失意时，仍能写诗作画、赏竹喝茶甚至修堤治水，他半生颠沛流离，却不改赤子之心，用一生诠释人生的乐观和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