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从天意的历史故事有哪些

西周的“敬天保民”,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双师小诸葛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顺从天意的历史故事有哪些1

长孙博老师名解：

“敬天保民”是西周统治者提出的统治思想。西周时期的统治者基本上继承了夏商以来的统治思想，把上帝视为至高无上的主宰者，而呼之为“天”。但是前有商之代夏，后又有周之代商，这样的历史事实，又使他们在不动摇“天命”的前提下，强调人事的重要性。提出“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观点，就是既要顺从天意，又要适应人心，才能维持“天命”。因此，天子既要“敬天”，又须“保命”。敬天保民思想反映了西周时期统治思想在重视天的前提下强调保民的重要，比夏商时代有了重大进步。

课外延伸：

“敬天保民”思想的提出，是三代时期的重要进步。此前二代，夏桀和商纣都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暴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两位末代君主为自己的暴行付出了亡国的代价。西周统治者在统治思想里加入了“保民”，提高了“人事”在统治过程中的地位，前代亡国对于西周统治者是一种警示，“敬天保民”思想同时也是一种限制和制约，使得统治者不敢肆意妄为，不顾民心所向。西周的灭亡，看似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实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总体而言，对于百姓的压迫大幅度降低。“敬天保民”思想在维持统治阶级基本利益的前提下，首次提出“人本”思想，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以人为本”的先河。

（图片源自网络，侵删）

顺从天意的历史故事有哪些2

船山思想：湖湘文化的精神高地

——访湖南省船山学社副社长熊考核

熊考核 图/张杨

5月16日，衡阳市雁峰区东洲岛船山书院。罗盟 摄

专家简介：熊考核，湖南省船山学社副社长，衡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党组书记，衡阳市船山学会原会长，衡阳市首届优秀社会科学专家。长期从事船山学和湖湘文化研究，出版著作主要有：《船山美学》《人文船山》《走近船山》和《衡阳历史文化丛书》(主编);发表船山研究论文20多篇。

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今年是伟大思想家王船山先生诞辰400周年。如何认识船山先生、把握船山思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征程中对船山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船山先生诞辰400周年之际，湖南日报记者采访了湖南省船山学社副社长熊考核。

1. 船山一生最为卓绝之处，大义至上，奋斗救国

湖南日报：作为王船山故乡人，您毕生都在研究船山思想。今年是船山先生诞辰400周年，请您对王船山的一生，做一个整体的评估。

熊考核：王船山是生于衡阳、逝于衡阳的一位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思想家，也是我们湖湘文化的精神高地。

我与船山先生有缘。我与船山同为里闬，“私淑船山”，服膺其人、其学、其魂。

要认识船山，首先要认识其人，认识其独特的人生经历。王船山生逢“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局，历史变局给船山人生烙下了无法抹去的血痕。他一生磨难，历尽忧患，生死当前，孤心独抱，担当大义，贞固卓绝，抱独奋斗。如果要用一句话概说船山人生，那就是一生寻梦，卓绝奋斗。

梦对于船山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梦是一种人生信仰，是一种家国情怀，是一种理想追求。有学者做过统计，船山一生写了1900多首诗词，描述了200多种人生梦境。我把船山的这些形形色色的梦归纳为三个大梦：“晓梦”“续梦”“圆梦”。“晓梦”是船山的青春之梦读书仕进之梦，无奈破碎在农民起义和明清易帜中。“续梦”是船山续明王朝复兴之梦，政治上扶倾明朝终究不成。“圆梦”即文化上“圆”民族复兴的“新梦”，即使晚年退伏幽栖，依然埋心不死，壮志弥天。

在船山心中，生长着两个“中国”。一个是王朝中国，一个是文化中国。王朝中国是一姓之私，代兴代废。唯有文化中国，从炎黄至今，贯穿中国历史始终，只要守住中国文化，捍卫了中国文化价值，中国就永远不会败亡。船山以前无古人的卓识和担当，以“埋心不死留春色”的奋斗方式，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气概，担当文化救国的历史使命，“圆梦”文化救国，“圆梦”民族复兴!

船山一生最为卓绝之处，是大义至上，奋斗救国。

2. 船山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批判总结和启蒙开新，是超越前人、启蒙后来的

湖南日报：做为一位思想家，王船山先生备受习近平总书记推崇。那么请问，您认为船山先生的伟大之处究竟在哪里?

熊考核：习近平总书记确实推崇船山先生。他称赞王船山是一位具有深刻历史影响力的思想家，并在多次讲话中引用了王船山的语录，推崇船山思想。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新故相推，日生不滞”，总书记就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引用了，以表达中国共产党人改革创新谋发展、实现中国梦的信心。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这句话语出船山《尚书引义》这本书，意思是讲事物发展规律是新旧事物变相更替，事物每天都在新生变化之中。船山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高峰，“日新”哲学又是船山哲学的一大特点。船山哲学是船山思想的一大内核。船山思想博大精深，吞吐古今，可以说是“坐集千古之智”，集传统思想文化之大成。

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儒学发展历经四度开合，先后出现四座思想高峰。儒学发展第一度开合，是孔子开创儒学，孔子代表儒学发展的第一座高峰;儒学发展第二度开合，是董仲舒提倡的经学，董仲舒成为经学的高峰;儒学发展的第三度开合，是朱熹总括的理学，朱熹成为理学的高峰;儒学发展的第四度开合，是王船山开新的实学，王船山成为实学的高峰。他一生著述一百余种，四百多卷，八百多万字，涉及经、史、子、集各个方面，这在古代思想家中，罕有出其右者。可以说，王船山是中国文化的捍卫者，也是中国价值的提升者，是一位卓立古今的天地大儒。船山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批判总结和启蒙开新，是超越前人、启蒙后来的。

船山一生志在捍卫华夏民族、捍卫中国文化，力倡正学以救人心，开新文化以兴中国。概括起来，船山思想的伟大之处，在四个方面：一是寻求中国文化的大本大源;二是提升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三是开新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四是为中国强盛、民族复兴寻求文化动力。

3. 船山的孤忠，根本上是忠于华夏民族，忠于华夏文明

湖南日报：说起船山语录，最著名的莫过于“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这句话里有怎样的故事?

熊考核：“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是船山晚年为其隐居之所“观生居”题的门联，也是其卓绝奋斗的自我写照。意谓儒家正学责令我辈奋起，为中国文化发展开出历史新局面;血肉生命顺从天意而生，企求民族复兴我宁可活埋自己。船山以殉道的方式把自己“自埋”在中国文化的批判总结之中，走出了独特的奋斗人生和心路历程。

船山在总结历史兴亡经验和进行思想文化批判过程中，得出了一个深刻而卓越的认识：文化兴则中国兴，文化衰则中国败。中国要强盛，民族要复兴，最根本的是要从文化本源上去正学开新。船山的孤忠，根本上是忠于华夏民族，忠于华夏文明。他以“埋心不死留春色”“残灯绝笔尚峥嵘”的独特心路历程，坚守中国文化的精神家园，捍卫中国文化基本价值，为未来的民族复兴埋下文化的种子。

4. 船山的《黄书》所宣示的民族复兴和中国自强思想，直接成为辛亥革命的启蒙先声

湖南日报：在船山先生浩如烟海的著述里，极具代表性的是《黄书》。请问这是一本怎么样的“书”?

熊考核：船山一生著述汗牛充栋，其主要代表作为《黄书》《周易外传》《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尚书引义》《礼记章句》《读四书大全说》《读通鉴论》等。其中，《黄书》是经典之作。

可以说《黄书》是船山的政治宣言书。《黄书》的书名顾名思义，关于黄帝文明的书。《黄书》的主旨就是中国自强、民族复兴!

《黄书》是船山1656年所作，是年船山38岁。船山中岁泣血扶倾，效命南明，坎坷从政失败后，在流亡湘南期间，开始从理论上思考明亡的原因和探求中国兴盛之道。《黄书》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也是他的人生从政治斗争转向文化斗争的一个标志。从《黄书》开始一直到其晚年完成《读通鉴论》，其人生的奋斗和著述，贯穿了一条大义至上的主线，凸显了一个自强中国、复兴民族的主题。船山在《黄书》中坦言：“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养励精，士佻粟积，取威万方，濯秦愚，刷宋耻，足以固其族而无忧矣。”他又说：“公其心，去其危。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船山的《黄书》充满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他倡言从经济上、军事上和文化上去强盛中国，华夏民族便可以永固于天下。船山这种强烈的民族复兴和中国自强思想贯穿于一生的追求，可以说，船山的《黄书》所宣示的民族复兴和中国自强思想，直接成为辛亥革命的启蒙先声。

5. 船山超越以往思想家的地方，是他从理论高度总结和开掘了传统爱国主义

湖南日报：几年以前，你曾经说过，纵观历史，船山先生是中国梦的第一人。您为什么这么说?他的“中国梦”是怎样的中国梦?

熊考核：我说王船山是中国梦的第一人，是有历史依据的。

我们知道，民族复兴是贯穿中国近现代历史一个宏大的主题，也是近现代中国人努力奋斗的集体记忆。今天我们讲的中国梦，其内涵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其核心就是民族复兴。

船山梦的主旨就是中国强盛、民族复兴。我前面说了船山一生三个梦“晓梦”“续梦”“圆梦”，归根到底“魂梦相牵”的就是民族复兴、中国强盛。船山一生的三个大梦，梦境一个比一个阔大、一个比一个深邃，始终把个人命运紧系在家国和民族命运上，尤其是以文化“圆梦”的方式寄望民族复兴!可以说，船山梦的本质就是中国梦。船山超越以往思想家的地方，是他从理论高度总结和开掘了传统爱国主义，提出了“三义说”， 以民族之兴亡为“古今之通义”，视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民族复兴重于一切，代表了中国传统历史哲学的一个高度和深度。

我之所以主张船山梦是中国梦的思想先声，是因为船山梦与中国梦有着高度的契合，船山梦的本质就是中国梦，船山梦凸显了民族复兴这一历史主题。

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梦的开篇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篇，近代中国的主权危机与王朝危机交织出的空前民族危机，是中国梦开篇的特定历史条件，也是船山梦“复活”的特殊历史环境。在主权危机、民族灾难、国家败亡的历史背景下，以复兴民族为基调的船山梦得以重新解读，虽然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人物对船山梦有不同理解，但其复兴民族、强盛中国的主题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百年圆梦的历史进程中。所以说，船山梦是中国梦的思想先声。

6. 无论是洋务人士、维新志士，还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他们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又都高扬船山思想的旗帜

湖南日报：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先生曾说：“昭苏万物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以此高度评价王船山思想对近现代思想界的影响。有当代学人认为，王船山思想，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原动力。为什么会这么说?

熊考核：船山思想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原动力”，这不只是当代学人的看法，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梁启超。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他亲历过那个时代艰难的思想启蒙，对启蒙的思想源头最为敏锐，他见证和亲历过船山思想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巨大影响。所以他说：“清末民初之际，智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烈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梁氏标举船山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思想本源，可谓一语中的。

历史发展的逻辑清晰显示，船山思想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发挥了启蒙先声的重要作用。船山思想影响到近世几代中国人的中国梦的追寻。比如——

曾国藩力倡船山学，刊行《船山遗书》，让船山学走出湘学地域成为中华显学;

戊戌变法斗士谭嗣同是在船山思想直接影响下走向变法之路的。他服膺船山之学，坦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衡阳王子之绪脉。”他怀抱船山精神，大义卓绝走向断头台，以死唤醒中国，成为民族复兴“第一烈士”;

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本部宣言》中，高扬船山等人的民族大义作为民族复兴的思想先声，认为其“义声激越”，鼓舞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后，章太炎分析辛亥革命成功思想源头时说：“船山学术，为汉族光复之原。近代倡议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端在于斯。”现代新儒家代表熊十力也认为：“清季学人，都提倡王船山民族大义。革命之成也，船山先生影响极大”;

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一生景仰王船山。杨昌济对王船山的认识深深影响到毛泽东。毛泽东一师毕业，就来到船山学社，并从这里开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毛泽东到达延安后，开始从理论上探寻中国革命成功之道，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写作“两论”时，毛泽东曾写信给长沙师友，请其找寻船山哲学著作。毛泽东的成功，根本一条就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播种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其中也有船山思想的无形影响。

纵观中国近现代民族复兴的艰难历程，有一个显著特点，无论是洋务人士、维新志士，还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他们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又都高扬船山思想的旗帜。他们先后吸取船山民族爱国主义和启蒙思想，并熔铸为各自的批判武器，去冲决罗网为民族复兴寻找新路。如果尊重历史的逻辑，不难发现，在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民主、科学传播中国之前，船山思想便“破块启蒙”，成为近世中国社会变革和民族复兴的思想启蒙先声。

7. 船山思想博大精深，吞吐古今。它不仅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也具有“日新”的当代价值

湖南日报：“苟日新，日日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今天该如何弘扬、光大船山思想?或者说，船山思想的当代价值在哪里?

熊考核：船山思想博大精深，吞吐古今。它不仅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也具有“日新”的当代价值。船山思想的日新价值、大义价值、人本价值、仁生价值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积极方向和基本价值取向，也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思维成果和共同价值追求。其贯通古今，开新传统，普适人类的基本价值可以成为当今中国实现中国梦的思想资源。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船山学的基本价值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历久弥新，成为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动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今时代，船山思想所凝聚的船山精神，愈加显示出其非凡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认为代表船山思想精华的船山精神与当下时代精神高度契合。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船山大义至上精神与时代爱国主义精神高度契合。爱国主义是五千年中国文化生生不息，三千年儒家文化生生不已的核心价值。船山大义至上就是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民族复兴重于一切。大义至上的本质就是爱国主义。今天我们讲中国梦，就是要以爱国主义去集合民族的整体意志和整体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是船山主动“日新”精神与时代创新精神的高度契合。主动日新是船山思想的基本特点。运动变化是宇宙世界的本质，船山以“变化日新”去揭示自然和社会人生发展之道，认为一切事物生命活力都在“变化日新”之中。他主张“知其富有者，惟其日新”，以“日新”天下、“日新”人生去推动社会人生的发展。船山日新精神与时代创新精神本质相通。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创新发展的结果。我们要全面实现中国梦，就是要走创新发展之路!

三是船山卓绝奋斗精神与时代奋斗精神高度契合。船山一生都在奋斗，奋斗目标只有一个：自强中国，复兴民族。一百多年来，几代中国人的拼死奋斗，才迎来新中国的成立，才迎来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之路。没有奋斗，就不可能拥有今朝灿烂的东方日出，更不会拥有更加辉煌的明天。奋斗，是中国人的生命底色，船山以人生奋斗作了最好的诠释。

四是船山的实学精神与时代求是精神高度契合。船山为学一大宗旨是“明人道以为实学”。船山为学目的在经世致用，救世救心;探求学理之实，力促学术向“实学”发展，力求“实践哲学”的突破。船山的实学追求与当今时代实事求是精神在学风上可以前后贯通。理论联系实际，实践出真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前提，也是成功走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源头。

船山思想“坐集千古之智”，提纲和提升了中国文化基本价值和基本精神，船山思想的创造性转化，船山精神的可继承性弘扬，以及船山思想与现代文明接轨，可以为现代社会和中国梦的实现提供诸多启示和教益。

顺从天意的历史故事有哪些3

步入晚年后，英明神武的汉光武帝刘秀，开始思索生老病死的问题。

曾经跟随刘秀打江山的元功宿将逐渐凋零，到了建武二十七年（51年），刘秀敬爱的舅舅樊宏也去世了。

寿张侯樊宏为人谦恭温厚，他虽地位显贵，却常告诫子孙，与其富贵盈溢，不如保身全己。

临终前，樊宏留下遗嘱，要求实行薄葬，不用任何随葬物品。他认为，棺柩入土之后，不会再被人看见，而且棺木朽烂，只会让孝子们伤心罢了。

汉光武帝赞同舅舅的做法，并将这份遗书拿出来给文武百官看，说：“如果不顺从寿张侯的意愿，就无法彰显他的美德，况且我万岁之后，也要依照此法。”之后，汉光武帝亲自前去为樊宏送葬。

刘秀是个好人，也是个好皇帝。

但在人生的最后6年，刘秀的心理似乎有些矛盾，他看淡生死、仁德爱民，却又愈发迷信图谶，欲以谶纬之学加强东汉王朝的统治。

《历代帝王图》中的汉光武帝画像

01

汉光武帝痛别舅舅的这一年，北匈奴派遣使者到武威郡，请求与大汉和亲。

刘秀没有同意，告知武威太守，不必再接待北匈奴使者。

当时，南匈奴已经内附朝廷，而北匈奴不时侵扰东汉边塞。有些开国元老以为，刘秀已下定决心与北匈奴一战，便上书请战。

其中，朗陵侯臧宫与杨虚侯马武联名写了一篇长文。

这两位是从当年绿林军时期就追随刘秀征战的老将。《后汉书》将二人并列，称臧宫、马武“抚鸣剑而抵掌，志驰于伊吾之北”。

他们到了晚年，仍能与刘秀推心置腹。

马武为人勇武，有次喝醉了酒，对刘秀说，假如未能生逢乱世，臣就当一个郡尉，负责抓盗贼。刘秀笑着说，你自己别去当盗贼，落入亭长手中就可以了。

臧宫时常关注北匈奴的动向，对刘秀说：“愿率五千骑兵以立功。”刘秀也笑着说：“你是常胜将军，根本不把敌人放在眼里，朕不能与你讨论敌情。”

建武二十七年（51年），北匈奴之所以遣使向朝廷示好，是因其饥疫连年，内部纷争不断。

臧宫、马武在奏疏中说：“匈奴贪图利益，不讲礼仪信义，困难时向朝廷叩头求和，太平时便寇边掳掠。如今，北匈奴遇到瘟疫，人马病死，又遭蝗灾、旱灾，赤地千里，他们现在困顿不堪，实力抵不上大汉的一个郡。万里之外垂死挣扎的性命，悬在陛下之手，机不可失啊！

现在，陛下可命令将领进驻边塞，实行重赏，命高句丽、乌桓、鲜卑等进攻北匈奴左翼。如此一来，灭北匈奴，不过数年之事。臣等担心陛下仁慈，不忍开战，而朝中的谋臣又犹豫不决，使刻石铭记万世的功业无法在圣明的当朝实现。”

向来以“柔道”治国的刘秀，拒绝了两位老将请战的建议。

刘秀用诏书回答他们，说：“《黄石公记》里有句话：‘柔能克刚，弱能胜强。’

舍近谋远的，往往劳而无功；舍远谋近的，往往安逸而有成果。所以说，一心扩大地盘就会精疲力竭，一心推广仁德就会壮大强盛，拥有自己所应有的就会平安，贪图别人所应有的就会残败。

暴虐之政，虽成必败。如今，国家没有推行为民造福的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连自己都不能保全，难道还要再去经营边远的塞外吗？”

汉光武帝刘秀早年是个儒生，曾求学于长安，称帝后仍尊儒重教。

此时，他想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孔子在鲁国时，掌握鲁国实权的季孙氏贪图利益，要讨伐小国颛臾。孔子得知此事后说，恐怕季孙氏的忧虑不在颛臾，而是在自己内部。后来，季孙氏果然日渐衰微。

于是，刘秀借用孔子的典故对臧宫等人说：“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如今北匈奴的实力依然强大，而我们已屯兵边塞，开垦田地，进行戒备。即便能以一半国力消灭大敌，这也不是我的愿望。若是时机未到，不如让人民休息。”

汉光武帝刘秀从来不是一个文弱书生，他年轻时起兵，能以数千之众，带头击溃敌人数十万大军，用了十余年的时间，灭王莽、收河北、平关中、定关东、得陇西、取巴蜀，终于平定天下，完成了“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的夙愿。

他在戎马倥偬的岁月中，曾亲眼目睹战争年代“野谷旅生，麻草尤盛，野蚕成茧，被于山阜”的凄凉景象，一统天下后更是时时不忘生活艰苦的老百姓。

为此，刘秀颁布了多道诏令，释放奴隶、丈量土地、轻徭薄赋、裁军简政、平反冤狱，但东汉初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的危局，需要多年的休养生息才能化解。

息民，一直是汉光武帝实行的国策。

“苟非其时，不如息民。”假如不能推行善政，使百姓衣食温饱、安居乐业，又怎能劳师动众、征讨辟远呢？

史载，建武二十七年，刘秀否决出兵匈奴的提案后，“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

汉光武帝画像

02

从刘秀给臧宫、马武的答书中，有学者发掘出一个有趣的观点，认为这道诏书不仅是汉光武帝多年来推行柔道治国的总结，也体现了刘秀对谶纬之学的推崇，实则是一段经、谶牵合互证的文字。

作为刘秀思想依据的《黄石公记》，本来就是一种流行于两汉的谶书。

所谓谶纬，谶是“图谶”，即用诡秘的文字或图像编造预言、隐语，作为上天的启示，来解释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纬，是用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神学理论来解读儒家经典的“纬书”。

两汉时期，谶纬常被政治家用来制造夺权或巩固政治的舆论，也被儒生用来抬高儒家经典的地位，给儒学增加神圣光环。

西汉末年，王莽掌权时，征召精通天文、图谶、月令等学说的“天下异能之士”数千人。这些人将散布在天下的图谶、纬书汇编成册，为王莽篡汉营造舆论氛围。

汉光武帝刘秀也十分迷信谶纬之学，或者说，他很会利用谶纬。

《后汉书》记载，刘秀早年带兵时，每逢作战间隙，都要诵读儒家经典，再取出《河图》《洛书》等图谶之书阅览。为了称帝，刘秀又借图谶《赤符伏》为自己宣传造势，用“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等谶语，证明自己起兵夺天下是顺从天意。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研究中国古代治乱兴衰的历史规律，提出了其平治主张：“天下未定，先以驱除；天下已定，纳以文明。”而在东汉初年，兼有儒生、皇帝两种身份的刘秀，他所设想的文明制度，是建立在谶纬之上。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很多儒生因此深陷于妖佞化、神秘化的图谶迷雾中，对谶纬之学趋之若鹜，推崇备至，神棍大行其道。

汉光武帝善于利用谶纬。图源/影视剧照

03

然而，当时的大儒并非都对谶纬之学买账。

晚年，汉光武帝要在都城洛阳修建灵台，向学者桓谭征询建议，问此事是否要以谶语来做决定。

桓谭不给面子，说：“臣不读谶。”

汉光武帝迷信图谶。桓谭却说，陛下要追寻圣明先王的史迹，以仁义正道为根本，还是摒弃小人的邪说，多读读儒家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桓谭屡次反对谶纬之学（“极言谶之非经”），让汉光武帝颇为不悦，遭到贬黜。

还有一次，刘秀命经学家尹敏校正图谶。但尹敏回奏刘秀说：“图谶非圣人所作，里面有不少错别字，很像世俗的俚语，恐怕会贻误后人。”

刘秀不以为然，坚持让尹敏校对。尹敏无奈之下，只好在谶书缺文之处加上一条“君无口，为汉辅”。君无口，就是尹字；为汉辅，即汉朝辅国大臣。刘秀不解，问他是何故。尹敏答道：“臣看见以前的人编图谶都是这样，我不自量力，也学着做了，私心想侥幸还能当个丞相。”

刘秀对此十分不满，但还算脾气好，没有惩罚尹敏，只是不再重用他。

对这些反对谶纬思想的官员，有时刘秀也无可奈何。

有个叫刘昆的陈留人，在江陵（今湖北荆州）当县令，县里发生火灾，刘昆对着着火的地方磕头，大火随即熄灭。之后刘昆到弘农郡当太守，郡里传说有老虎背着幼虎渡过黄河。

汉光武帝早年起兵时也做过类似的宣传，据说刘秀有次回老家，远望住宅南面火光冲天，但他到后，大火烧了一会儿就消失不见了。

听说刘昆的事情后，汉光武帝以为刘昆是个奇人，就征召他入京当光禄勋。光武帝问他，以前你在江陵，可让风向转变，扑灭烈火；后在弘农当太守，老虎背着幼虎渡过黄河，你推行的都是什么德政，才会发生这些奇异的现象？

刘昆老实回答，这些不过是巧合罢了。

左右侍从都忍不住笑起来。刘秀只好叹息说：“这才是长者说的话啊！”随即下令把这件事记载在史书上。

在一个奉谶纬为“正宗”的时代，仍有反对谶纬的“异端”存在，一世英名的汉光武帝也会不时自我反省。

建武三十年（54年），汉光武帝车驾东巡。群臣上书提议：“陛下即位三十年，应当到泰山封禅，祭祀天地。”

汉光武帝却反思道，朕即位三十年，百姓心中充满了怨恨的情绪，封禅骗得了谁？难道要欺骗上天吗？

封禅，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到泰山祭祀天地、告功于天的盛典，往往百年难遇。

刘秀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

随后，汉光武帝下诏，若是各郡县官员派人来给皇帝祝寿，溢言虚美，歌功颂德，朕一定要剃掉他们的头发，处以髡刑，并命他们去边疆屯田。大臣一时不敢言封禅之事。

不过，随着年老体衰，刘秀明白，封禅可以起到树立政治权威的功用。他开创了东汉王朝，要想办法统一其思想、巩固其统治。

于是，年已垂暮的刘秀，再次将朝政与谶纬联系起来。

泰山星空。图源/图虫创意

04

建武三十二年（56年），群臣再次上奏：

登封告成，为民报德，百王所同，陛下辄拒绝不许，臣不下敢颂功述德业，《河》《洛》谶书，赤汉九世，当巡封泰山……以和灵瑞，以为兆民。

大臣们这回学聪明了，搬出刘秀重视的民心，说陛下去封禅，就是为了给百姓祈福啊！同时，他们引述图谶，证明皇帝应该到泰山封禅。

迷信谶纬的刘秀翻开《河图·会昌符》一看，上面果然写着：“赤刘之九，会命岱宗。”岱宗，即泰山。至于为何有这句话，他没必要去深究。

在谶语的指引下，刘秀没有再推辞，他命群臣依照汉武帝元封年间封禅的旧典，筹备金泥（用水银和黄金制成的封泥）、玉检（玉制封检）与用青石制成的巨型方石。

正月，汉光武帝亲率诸王公大臣、文官武将，组成盛大的仪仗队伍，浩浩荡荡前往泰山。

二十二日清晨，汉光武帝在泰山南麓祭天。午后到达山顶，百官引用《河图》《洛书》等谶文，宣扬光武帝“受命中兴”等三十六项大功。

尚书令献上玉牒及玉检，由汉光武帝亲手钤封，太常命骑士两千余人抬起坛上的方石，尚书令将玉牒藏入其内以后，用方石盖好，再用五寸之印封好石检。

登封礼毕，汉光武帝再次叩拜上天，百官齐呼万岁。之后，汉光武帝一行人欢欣鼓舞地沿路而下，禅于梁父。

回到都城洛阳后，汉光武帝大赦天下，改元为建武中元。

实际上，封禅只是表面工程，背后有着刘秀更深层的考虑。他要将谶纬规范化，使大汉长治久安。

同年，62岁的汉光武帝下诏，“宣布图谶于天下”。

“宣布图谶于天下”，就是将谶纬之学上升为国家意志，同时，朝廷垄断了对谶纬的解释权，严禁民间私造谶纬。汉光武帝推崇的《河图》《洛书》等谶书与诸经对应的“纬书”被正式确立为治国施政的依据，成为儒生的必修内容，以便大汉子民世世尊奉。

尽管谶纬之学在东汉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汉光武帝大力倡导谶纬的做法，对后世影响深远。

东汉，刘秀将儒学谶纬化，知识分子跟着学这些经过官方改造的“经学”，一些儒者对学生“以图纬教授”，导致迷信学说流毒于天下。

东汉以后，历朝历代为了满足其政治需求，多次对官方地位的儒学进行改造，知识分子趋炎附势，带头响应，遂使儒家经典面目全非，彻底沦为统治工具。

故而，历史学家吕思勉说：“自东汉至今两千余年，可谓误入歧途。”

清人绘汉光武帝晚年画像

05

宣布图谶于天下，汉光武帝心满意足地完成了这人生中的最后一件大事。

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在当时看来毫不起眼的“小事”。

建武中元二年（57年），春寒料峭，一个远道而来的使臣来到了洛阳城。

这名使臣上奏汉光武帝，说他来自一个叫“倭”的地方，奉命渡过浩瀚的大海，前来大汉拜见皇帝。史书记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也就是现在日本所在的位置，但当时日本列岛上只有大大小小数百个分散的部落。

随着大汉国力恢复，四夷多有使者前来表示归顺，奉贡朝贺。

汉光武帝一视同仁，赏了倭奴使臣一枚金印，上刻三行五字——“汉委奴国王”（“委”通“倭”）。倭奴使者捧着金印，乐呵呵地渡海归国。

《后汉书》中的这段文字，是中国帝王最早接见日本使臣的记载。

汉光武帝不经意间的一个举措，让彼岸的小国从此深深折服于华夏文明。此后，汉委奴国王金印逐渐销声匿迹，直到18世纪，日本志贺岛上的一个农民在拓宽水路时，偶然间发现了这块古老的金印。金印出土后又辗转百年，现陈列在日本福冈市博物馆。

时间的浪潮中，虽有文物不朽，但人终归是世间过客。

即便如汉光武帝般雄才大略的君王，也抵抗不住岁月侵蚀。

汉委奴国王金印出土处石碑。图源/图虫创意

06

建武中元二年（57年）二月，汉光武帝病危。

刘秀可能有心脑血管疾病，去世前曾两次患病，分别是建武十七年与建武二十年，一度“风眩黄瘅”，以为自己将死，但病情都得以好转。

他是东汉寿命最长的一位皇帝，在位时从不怠政，每日早晨主持朝会，午后才散，之后还要召见大臣讲说经义，到半夜才睡。

太子刘庄（即汉明帝）不忍心父亲太过劳苦，劝谏道：“陛下有禹、汤执政的圣明，却没有黄、老养生的福分，希望陛下爱惜身体，颐养精神。”

刘秀却说：“我自乐此，不为疲也！”

太子刘庄后来也成为一代明君。图源/影视剧照

但这一次，在位32年的汉光武帝大限将至，他病倒在洛阳南宫，闭上了他疲惫的双眼。

汉光武帝留下遗诏：“朕无益于百姓，后事都照孝文皇帝制度，务必俭省。刺史及二千石以上的长吏都不要离开自己所在的城邑，也不要派官员来京或送书吊唁。”

刘秀追慕舅舅樊宏薄葬的风范，要求“务必俭省”，仿照汉文帝的制度，葬以瓦器，不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地不过二三顷，无山陵陂池。

一代英主，就这样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汉光武帝刘秀在有生之年实现了天下太平，他多年来坚持“息民”的国策卓有成效，社会趋于安定，经济逐年好转。

到了其子汉明帝在位时，已经出现“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的盛世景象。与此同时，一个谶纬的时代，到来了。

参考文献：

[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注：《东观汉记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

[汉]荀悦，[晋]袁宏：《两汉纪》，中华书局，2002年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0年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9年

(英)崔瑞德，(英)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黄朴民：《两汉谶纬简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