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字的故事有答案
做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名师忆明师,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光明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关于汉字的故事有答案1
9月10日，我们迎来第38个教师节。这个教师节与传统佳节中秋相遇，自然饱含对老师们的思念和感动。
尺素寸心，师生情深。好老师，他们是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更是学生的至亲友朋。我们特别邀请两位“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于漪、高铭暄和王兆胜教授，讲述自己和老师之间的故事。在这样一个团圆的日子，通过文字，名师与明师相望相聚，另有一番意境。他们的老师，亦可谓之明师：心境澄明、学问高深、仁而爱人。他们不只是教书，更是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
做“大先生”、教“大学问”、育“大英才”，是社会期待。希望更多教师以“大先生”为志向，用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学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引路人，成为被社会尊重的楷模，成为世人效法的榜样。
在北京市海淀区，教师在集体备课。新华社发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洪桥镇中心幼儿园，孩子们将自画像围绕着老师们的大头像，形成一幅充满爱意的全家福。谭云俸摄/光明图片
好老师身上是有光的
作者：王兆胜（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写在前面的话
好老师是学生求学的引路人。从眼前一片空白，没有方向，甚至在黑夜中摸索，到走向知识的殿堂，老师就是那个指南针和那束火把。我有幸自小开始，遇到不少好老师。他们既身体力行，又言传身教，让我有了钢铁般的意志，坚忍不拔的精神，特别是懂得了向那些为国为民的大学者学习，所有这些可谓受益终生。
好老师引导学生做事，一个秘诀是“动手”能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敏于行”。要做到这点，离不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用脚板做学问做事，将学术人生写在大地上。
好老师能教会学生正确认识这个世界。世界有黑暗，但不能放弃对于光明的追求信仰。就好像阳光，从天宇来到地球，为所有的生命送来光和热，自己则一无所求。好老师也是如此，以阳光的奉献精神培育学生，自己也会获得无穷无尽的力量。
好老师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甚至可能有这样和那样的缺点，但一定是有使命感、神圣感和希望、梦想的人。最重要的是，好老师能带领学生起飞，充分享受知识、人生、人性、生命的美好，像一首优雅的散文诗。好老师应该是火炬红烛，能点燃自己，照亮别人，更能让薪火代代相传。
（王兆胜）
很多人都感恩父母。其实，一个人也应该感恩老师。父母之爱是亲情，老师对学生的付出靠的是德行修养。师德像风，可以清心明目，可以熏染影响，可以传之久远。
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就成为孩子的保护神与引领者。从一个个孩子的一勺一口饭菜，到让大吵大闹的孩子进入梦乡，再到与孩子一起玩耍、认字画画，老师付出了很多。如果将幼儿园的老师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孩子们就是树下的蘑菇；老师是绿叶，孩子们就是一朵朵盛开的小花；也可以将老师比成老母鸡，在她的周围是一个个可爱的鸡雏。人生从这里开始，孩子们像一个个嫩芽，在老师的精心呵护下，向着栋梁之材一点点生长。
小学生活充满好奇、梦想。此时，学生有一个好老师特别重要，那是诗意的开始，也是人生之旅的出发地。像一棵小树，经过老师的栽培，学生迎风沐雨，将身体笔直地向上生长。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投进教室，老师以优雅的声音带领学生晨读，“读书声琅琅”，它穿越时空，透进师生的心房，传到室外，与风声鸟鸣合唱，感染围观的人们。我记得，小学时当老师念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种天地豪情在他脸上荡漾，他的身姿也更加挺拔；当老师读到陶渊明的“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他的身体在摇动中似乎就要漂浮起来，脸也变得灿烂如花。直到今天，这种晨读的声韵节律与气场之美仍在心间萦绕，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或为快乐的源泉。还有一次春游，我们被一条河流挡住了去路，水流湍急，水冰凉冰凉。老师竟然毫不犹豫卷起裤管，一个一个将学生从此岸背向彼岸。多少年过去了，老师的肩膀、体温、气息，以及他深陷其间的急流，还有充满象征意义的河两岸，都像画面一样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中学老师至为关键，是通向学生们美好人生的桥梁。我遇到几位名师，他们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是注意风纪，还有甘于奉献。一位数学老师总是提前五分钟一脸严肃地来到教室，手拿一个木质的黄红色三角尺，一个透明的有刻度的塑料直尺，一支精巧的圆规，一丝不苟在黑板上画图，这是人生的规矩与方圆。另一位物理老师，总是笑盈盈将目光投向学生，非常有节奏地说出“两辆火车相向而行”“火线接开关，地线接灯头，接通开关与灯头”，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音韵之美，像是给人生画出的一道美妙的彩虹。另一位政治老师是军人出身，领扣与袖扣总是系得严严整整，他喜欢伸出不同的手指代替强调的重点，就像打开的人生竖琴。一位班主任老师则是将全身心投入教学，繁重的升学任务压弯了腰，粉笔末将头发染得雪白，他几乎寸步不离像长在教室一样督促学生学习，竟然将所在农村中学的升学率提高到百分之八九十。中学老师特别是高考年级的班主任，他们以惊人的毅力、美好的品质、无我的奉献精神甘为人梯，将一批批学生输送到大学。一年一年又一年，当学生像风吹动春花一样布满天下甚至名满天下，中学老师还在默默耕耘，虽然他们都慢慢地悄然老去。
大学时代像扇面一样展开，一切都与中学大为不同。最让人难忘的是开学名师的第一讲，那是为大学生开阔眼界和打开心胸的保留项目。当精通诗词歌赋的教授玉树临风站在讲堂，他不带书稿、没有提纲、亦无卡片，只是一句句、一段段、一首首将心中的诗意捻出、成诵、讲解、发挥，总让人想到满天的绚烂彩霞，或是秋日的丰硕果实与金碧辉煌。此时，大学生的眼睛被擦亮，心有天地之宽，情感如花一样绽放，仿佛饮了知识的玉液琼浆，在老师的带领下在天宇飞翔。像一滴水融入小溪，再汇入大河，然后归于大海，大学生活是由名师开启并引航的，我们仿佛都变成了另一个人，有脱胎换骨之感。
读研究生又上了新台阶，会有专家学者教给我们更多。如果说此时学生像一个探索者，导师就是专业学问和世界人生的引路人，我们开始是跟随，然后试图超越。导师会教导我们：要做好学问，先从做人开始。一个只想着自己，心中无国、无民、无爱、无情的学生，不要说做不好学术，就是做好了，又有何用？我们还会被启发：从读书研究，到行万里路，好好阅读生活、人生、生命、人性这本大书。其实，功夫在诗外，学问也在生活中，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以及一草一木、一沙一石里。导师还说：为自己学与为他人学，境界相去霄壤。以超然之心淡化功利，是做好学问和走好人生的关键。学术人生是一次长跑，有钢铁般的意志、保证体力与精神、会心入道求真，才能立足长远和行稳致远。导师最看重的是，“心中有大光”，当一个人周身充满正能量，眉宇间有喜容，身体康健，目光如炬，就没有任何困难挫折能将他打倒。
我的老师有的已然故去，有的也年过九十，但他们留给我的精神财富却是永远的。如今，我也成为博士生导师，也开始开枝散叶，努力造福于学林。某种程度上说，老师与学生共同进行着是一场永恒的接力，一棒一棒将学问、人生、文化、精神的薪火传递下去，使民族、国家、人类能变得越来越好。当更多的老师变成名师，更多的学生成为国家栋梁，人类的明天就会更加美好。
浩荡师恩 永志不忘
作者：于漪（“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
我这名已是鲐背之年的老教师，一想到求学生涯中教我育我的老师，总是思绪万千，激动不已。那些倾注真情、诲人不倦的场景，镌刻在我的心中，生动、鲜活，有些金玉之言常在耳畔回响，形成我素质里的良好基因，催我自省，催我奋进。在党的领导下，我从教半个多世纪，坚守师者本色，让生命与使命同行，就得益于老师传递给我的精神财富，我感恩不尽。
那是1937年，日本侵略战火烧到我家乡，小学被迫停办。最后一课是唱歌课，年轻的男老师教《苏武牧羊》。曲调低沉、缓慢，老师反复唱着“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饮血，饥吞毡，牧羊北海边……”他唱着唱着就流下了眼泪，哭了起来。我们这些不满十岁的孩子也感动得哭起来。老师最后说：“记住，亡国奴是最苦的，要有气节，要把鬼子打出去。”我们从未听到过这么多的大字眼，但老师那颗赤诚的心，那首乐曲的旋律，伴随着苏武矢志不渝的民族气节和傲骨，深深埋进了我们幼小的心田。从教后，我曾教都德的《最后一课》，与学生交流我幼时的体验时，学生睁大眼睛盯着我，为年轻唱歌老师的爱国挚诚所感动。热爱祖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要厚植学生心中。
赵继武老师是黄侃的弟子，上课教科书一眼不看，学问全在肚子里。讲到李密《陈情表》的“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他右手食指摇晃着，大声说，“茕，茕，不能读错，也不能写错”。接着，在黑板上写个大大的“茕”，并叮嘱和“贫穷”的“穷”一个读音，字的下面是“卂”，不能看走眼，看成“丿”，不是撇，是竖，笔直笔直的，说着说着，做了个笔直的姿势。“再穷，脊梁骨要挺直”。生动啊，我一下子就记住了。教的是字形字音，揭示的是做人道理。用当今的话来说，是德智融合，极妙！持续的熏陶感染，我体会到知识不是干枯的符号，是有魂的。从教以后，经过大量的教学实践，我更体悟到育智和育德要融为一体，让学生德智双丰收。课既不能失魂落魄，也不能魂不附体。
对待同学中的突发事件，老师处理的艺术更是令人钦佩。一次作文课，调皮捣蛋的男生搬走了我的凳子，我很生气，就站着写，就这件事大发议论，笔端汩汩滔滔，写下了一篇类似“檄文”的东西，心想要被老师责怪了。出乎意料的是老师大为欣赏，风趣地批道：“……于生失座，成此佳作，遂使孟嘉落帽之事不专于前矣！”妙笔轻点，化解了矛盾，慰藉和安顿了我这颗少年气盛的心。那种宽容、那种用典、用文化底蕴循循善诱的艺术，够我学习一辈子。35年后，与同班同学忆及此事时，我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草‘檄’何曾两腿麻，灌夫骂座笔生花。鸡虫得失浑闲事，赢得先生说孟嘉。”教育的智慧来自对学生的挚爱深情。学生是教师心中的“宝”，倾听、爱护、宽容、帮助，从教的智慧大门就会向你敞开。
高中数学毛振璿老师不苟言笑，课教得极好，同学们都崇拜他。他的课一清如水，思维之敏捷，思路之清晰，语言之简练，推理之严密，令人叹为观止。他的话要言不烦，一语破的，解题的逻辑顺序犹如春夏秋冬的季节转换，纹丝不乱。我的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非常得益于毛老师的数学课。他的过硬的基本功更是一绝。画几何图形不用圆规，不用三角尺，画坐标不用直尺，都是那么规范。教师要有真才学，真本领，不能有半点含糊。我一辈子都以他为榜样，向他学习。
有次毛老师把我喊到办公室教育了一番，数学试卷上是红红的大“0”，我大哭一场。他严厉地说：“你让旁边同学抄答案，不是帮助她，是害她。她有困难，不懂，你可以跟她一起学，帮助她。这种投机取巧是歪门邪道，打零分就是要你记住。”离开办公室时，他又重重地加了一句：“学习和做人一样，老老实实，懂吗？好好想想。”老师不只关心学习，更关心不让纤毫灰尘污染学生的心灵，防微杜渐。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做人要通体透明，表里俱澄澈，做事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不可有半点投机取巧。从教几十年来，不管担任什么职务，我都牢记老师的教导，老老实实，讲求一个“真”字，不虚美，不夸饰，持续努力，改正缺点，弥补不足。教育是育人的神圣事业，弄虚作假是极大的腐败，对学生会产生极坏的负面影响，反腐要从自身做起。
回忆片段中洋溢的师恩浩荡可亲可触可感，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塑造我品行的先生们
作者：高铭暄（“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
我已经年逾九十，站讲台的生涯已近七十载，培养法学博士六十多位，我的学生们，是我一生最大的成就。但我曾经也是一名不谙世事的青年学子，我的求学从教之路之所以有所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培养支持，同时也得益于那些曾给我关爱、教诲的先生们。
中学时期，地理老师陈铎民教我养成了带本子、做笔记的好习惯，后来正是这个好习惯，伴随我经历了新中国刑法立法的全过程，这期间记录留存下来的草稿笔记，今天已经成为见证历史的珍贵资料。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朱光潜、老舍、郭沫若等名家也都曾帮助过我，启发过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多位苏联专家也曾为我传道授业，贝斯特洛娃、达玛亨，至今我还能清晰地叫出他们的名字，眼前会浮现出他们的样子。在这众多先生里，我尤为感恩、怀念者，是两位言传身教、立德树人的典范，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好老师”“大先生”。
在学习刑法路上，我的启蒙人是李浩培先生。我是1947年进入浙江大学开始本科阶段学习的第一学期刑法总则课的授课教师是时任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著名国际法学家李浩培先生。李先生本科就读于东吴大学，后去英国深造，回国后任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抗战胜利后，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为筹建法学院，将当时已经很有名望的李先生请来担任院长。当时，由于刑法老师还未聘到，李先生就亲自授课，他此前从未教过刑法，之后也再未教过，可谁想正是这次偶然授课激发了我对刑法学浓厚的兴趣。我出生在一个法律家庭，父亲从事司法工作，我的一位叔叔，还有我的大哥也都是搞法律的。因此，我从小对法律就有向往。听了李先生的课后，我就暗地下了决心，好好学习刑法这门课。李先生讲的刑法学特点是体系完整、内容生动，听起来毫无枯燥之感。他的办公桌上撂着很多外文书，办公之余始终不忘孜孜不倦地做学问。每次上课的五六里路，李先生来回都是步行。都做法学院院长了还步行去上课，这当时就给我很大触动。李先生在学术上也特别活跃，几乎每月都有新的重要文章发表，自然地我就对他产生了崇敬之心。
李浩培先生是我一生的恩师。后来我自己从教后，我经常注意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关爱、尊重每一位学生，既奉行有教无类，又注重因材施教，这些都得益于李先生对我的影响。
如果说李浩培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为学、为师的样板，老校长吴玉章先生则成为了我为事、为人的典范。本科毕业后，我就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读研究生，从此跨进人大的校门，大半辈子时光都留在这里。我攻读研究生和参加教师工作都是在吴老任校长期间，吴老离世以后，他的光辉形象和谆谆教导始终镌刻在我的心坎里。
吴老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十七年，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了不可胜计的人才，毛主席曾称赞其“一辈子做好事”，我本人就受惠于吴老很多。他谆谆地教育我们一定要认真学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认为这是头等大事，是基本功。在吴老影响下，我将他的教诲化作实际行动，从教近七十年来，总能跟随时代脚步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此武装自己头脑，树立坚定的政治方向和信仰。这是中国人民大学与吴老给我们打下的烙印。吴老在任校长期间，对教师要求很严，他严正地要求教师认真备课，不允许迟到早退，经常组织教师试讲、听讲，听取学生对老师的反映和意见。为提高教师学习俄语的兴趣和水平，他特地从苏联请来俄语教师原汁原味地讲授俄语课。我在吴老的感召和激励下，也加紧了俄语学习。有一次，在学校组织的全校教师俄语考试中，我荣获一等奖并领取了三百元奖金，是当时月工资的好几倍！我在人大教学几十年，上课从未迟到早退，就是得益于吴老制定的教学纪律。人大严谨的校风学风、高尚的师德师风也是在吴玉章校长从严办学的精神下养成的。
既是师，亦为学，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他们塑造的是品格、品行、品位，教授的是为学、为事、为人，只有一代又一代不断涌现李先生和吴老这样的好老师、大先生，我国教育事业才能持续地蓬勃发展，我们的民族才有不断走向光明的希望。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10日07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关于汉字的故事有答案2
作者：鲍鹏山（上海开放大学教授）
在我看来，写小说需要有讲故事的能力，只要故事讲得好，便能成为一个好的小说家，当然仅此还不能成为伟大的小说家。如果要写散文，基本功还真是读书，读足够多的书，读有分量的书，读那些能支持你思维、思想和文字的书。20世纪80年代，王蒙先生曾呼吁“作家要学者化”，他是有感于当时作家读书太少。纵观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其作者都是饱读经典的。
我一直关注穆涛的写作，他的作品，我见一篇就读一篇。穆涛一直在读书，他的好多散文，就是写他的读书，写他读书的所得所感。写书和读书，是他生活这枚硬币的两面。
散文集《中国人的大局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2年9月出版）是他的读书笔记，是他潜心读史的心得。在这本书中，穆涛从自然的“春秋”，谈到中国人认知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过程，谈到中国人天地时序观念的形成过程。他从自然的“春秋”谈到人的“春秋”，再谈到以“春秋”命名的史书，谈到中国人的历史观念、道德观念及其形成。这一部分的内容，熔天文、地理、人伦于一炉，循世道规律，辨社会趋势。对这样的知识性话题，他谈得毫不滞涩枯燥，而是清新活泼、风生水起。
在书中，他又谈到《诗经》《尚书》两本书的结集传承，以及对中国世道人心的影响。这是中国文化的两本大书，以“诗书”并称，常常成为文化的代名词，连庐江府小吏焦仲卿的妻子刘兰芝，说到自家的家教时，都提到：“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诗书”后来由专有名词变成泛称，腹有诗书气自华，诗书传家，诗书继世长，不一而足。读穆涛的这一部分文字，可以增加我们对“诗书”地位、价值的理解，知道它们如何嵌入一个民族乃至每个人的精神深处。这一部分，他还由《诗经》入手，比较了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的史诗观。
这么一梳理，读者可能觉得这是历史笔记。这样认为也不错，因为穆涛此时就是一个历史学者。但穆涛首先是散文家，这本书首先是文学作品，历史只是他的文学题材。面对这些悠久而庞大的历史，他如同一个雕刻家面对一块原石：他用他的刻刀，把隐藏在原石中的形体解放出来，与我们坦诚相对，我们看到了藏在历史中的多样与丰富。
不过，毕竟是在写历史，他非常克制自己的文学冲动。或者他本来就没有作家常有的那种文学冲动，就是觉得这些历史有意义，这些文化有价值，然后就这样不刻意地写下来了——他几乎保持了历史的原来样子。他只是勾勒，把隐藏在纷繁事实中的某些点连成线，然后我们就看见了。他尽量客观呈现历史，把苍茫历史中的痕迹或烙印清晰地标示出来，交由读者判断。
史学家章学诚说著史“但须据事直书，不可无故妄加雕饰”，穆涛继承了这个原则。但著史岂可无是非？章学诚给出的办法是：“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事实。”“寓褒贬于叙事。”“寓褒贬于记述之中。”这些是太史公的看家本领，穆涛近乎得之。但他不纠结一般人特别关注的历史中海量存在的人事是非，他关注更大的问题。写历史，一定是写问题。穆涛这本书中的文字，是在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比如，为什么中国成为中国？为什么中华文化能历经几千年而永葆青春？为什么古老之中国又永远是少年之中国？为什么中国人的自然观如此生动活泼，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又有那么多的美？这些都是大问题，都是有趣的问题。一本小书，显然不能对这些问题给出充分的答案，但穆涛通过他的观察，给出了一些必要的启示。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28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关于汉字的故事有答案3
南美部落的狩猎毒箭，如何为现代急救做出贡献？美容护肤的绿黏土，怎样成为治疗腹泻的基础药？大蜥蜴吉拉怪兽，竟给糖尿病治疗带来新的曙光？武侠小说里的“十香软筋散”到底是什么……译林出版社近日推出的《新药的故事3》，围绕着九种扭转顽疾困局的重磅新药，讲述了九个峰回路转的研发幕后故事。从银屑病、糖尿病到肢端肥大症、肺纤维化，从病理研究、药物研发到临床试验、上市审批，本书聚焦讲述实验室、科学家和制药团队经年累月地探索，带领读者一同见证人类挑战病痛的曲折历史。
新药研发的历史是人类对抗疾病的斗争史。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场人人都无法躲避的伟大斗争，这场斗争永远不会结束，也不可能结束。正如《新药的故事3》作者梁贵柏在后记中所说的：“如果大家确实很想了解健康与疾病、科研与制药的故事，一直有这个需求，我这辈子是写不完的。原因很简单：基础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才刚刚为我们揭开了健康与疾病的冰山一角，还有很多很多未知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探索，去挖掘，去尝试。每一次成功都将是一个值得撰写的故事。”
《新药的故事3》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有趣的文风，聚焦诺西那生钠、思密达、阿普米司特、尼达尼布、司美格鲁肽、兰瑞肽、舒更葡糖钠等九种改变顽疾困局的新药如何诞生，又如何走入临床；一个个治疗里程碑如何平地惊雷，改变无药可医的绝境；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制药人如何通力协作，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也提高人们的生活尊严。
这是一本知识丰富的药学科普书，同时也是一部有趣好看的医学故事集。这得益于作者的“跨界”功底，既是在新药研发一线奋斗多年的科学家，又是多年来孜孜不倦于为广大普通读者奉上科普知识的作家。钟南山院士曾这样评价作者梁贵柏：“作为一名理科出身的资深科学家，作者的文字素养可圈可点，尤其是在解释新药研发的科技背景时，并不令人感到艰深和乏味，而是有一种豁然开朗的体验。”
梁贵柏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专业，20世纪80年代后期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留学，并获博士学位，在康奈尔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梁贵柏在默沙东实验室工作多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挫折之后，他终于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即“在将来离开默沙东之前，我希望能设计一个新型的化合物，通过药效与安评，进入临床试验”。在2型糖尿病新药西格列汀的研发过程中，梁贵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先导化合物的发现、设计和优化，临床候选药物的推荐以及合成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正因为他经历过研发新药失败的沮丧，也感受过成功带来的喜悦，他对新药研发有自己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当年，他离开默沙东实验室，开始新的职业生涯，在与国内药界同行接触并进行合作的过程中，经常谈论有关新药研发的各种问题，感到有必要为国内的同行写一本关于新药研发的书。在大家的鼓励和帮助下，他的第一本专业科普书《新药研发的故事》在2014年初出版。5年后的2019年，梁贵柏的第二本通俗科普读物问世了，定名为“新药的故事”。后来梁贵柏笔耕不辍，接着讲述制药和制药人的故事，在新冠疫情中的2020年出版了《新药的故事2》。
前两本“新药的故事”分别讲述了10个重要新药的故事，那么，《新药的故事3》又写了哪些故事？也许有的读者会想，真有那么多故事可写吗？梁贵柏在本书后记中就表示：真有！他说：“现在我们可以精准定位基因变异，很多遗传病都可以在很早期，甚至产前做基本无创的精准诊断。我不止一次讲过，精准医疗的基础是精准诊断。如果我们不知道两个患者的不同之处，‘精准’又从何谈起呢？现在我们有了人类基因图谱，再加上准确、快捷和廉价的基因测序，就可以精准地诊断尚未出生的患儿哪一条染色体上的哪一个位点出现了怎样的变异。从相关蛋白质的表达，到致病基因的修复和调控；从生物工程的替代酶（见《新药的故事2》第九章《追根寻源戈谢病，对症下药思而赞》），到反义寡核苷酸的药物（见《新药的故事3》第一章《反义终成正果：诺西那生钠的故事》）……经常有朋友问我到底什么是精准医药学？这就是。不是未来，就在当下。说我们只揭开了健康与疾病的冰山一角是一点都不为过的，而我写的这些故事就是这露出水面的一角冰山上的几个晶莹的亮点。”
虽然同样都是介绍新药背后的故事，但《新药的故事3》也有很多新鲜的故事。对此，梁贵柏在书中写道：“生物工程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给制药工业提供了极具多样性的研发平台，这也许是它们之间最显著的不同之处。虽然以化学合成技术为基础的小分子药物依然有着广阔的前景，但是以各种新型生物工程技术为平台的药物研发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引领着新的潮流。就拿反义寡核苷酸的技术平台来说，它经历了几十年的起起落落，承受着长久的寂寞，终于在遗传病的基因调控上找了自己的位置，修成正果。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的反义寡核苷酸药物去填补众多尚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再比如与传统药物截然相反的‘解药’这个概念，也已经不再是武侠小说作家的想象，而是切切实实的临床需求。无论是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凝血功能的依达赛珠单抗（见本书第六章《血液的‘两面性’：血栓与抗凝》），还是麻醉手术后醒来能恢复肌肉功能的舒更葡糖钠（见本书第九章《真实世界里的‘十香软筋散’及其解药舒更葡糖钠》），都在它们各自特殊的医药领域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梁贵柏并不仅仅满足于传递专业科学知识，他更希望融入自己在多年科学一线实践中获得的独到见解，也融入自己对于医药、科学与疾病、健康之间关系的深度思索，毕竟，医药探索最终的目的在于人本身。《新药的故事3》融合科学与人文，既是科学普及佳作，也饱含人文思考。在讲述银屑病及其特效药阿普米司特时，梁贵柏就谈到了这种疾病不只给患者带来生活上的不便，也让患者遭遇歧视，心理受创。他希望通过知识普及，使公众正确认识银屑病，重视和尊重患者；他也高度评价阿普米司特的作用，因为它不单单治疗顽疾，还给予患者走出病耻的珍贵机会。“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的有效药物可以治疗这个疾病，让所有的银屑病患者从‘银’影里走出来，跟大家一起，在阳光下愉快健康地生活。”脊髓性肌肉萎缩症是一种罕见且严重的神经肌肉疾病，病因是生存运动神经元基因1存在缺陷。它影响所有年龄段的人，其中婴儿患者的死亡率很高。经过成功的临床试验，诺西那生钠于2016年推出，作为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首个疾病改善治疗。目前，全球已有超过11000名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简称SMA）患者接受了诺西那生钠的治疗，显示出显著的疾病改善效果，改变了人生。然而人们认识脊髓性肌肉萎缩症却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早在130多年前的19世纪90年代，一位名叫吉多·韦德尼格的奥地利科学家和另一位名叫约翰·霍夫曼的德国科学家就首先注意到，有几例患病的婴儿在出生后的头几个月内出现了肌肉无力的症状，他们还了解到，这种情况似乎在这些家庭的其他成员的身上也出现过。于是，他们对这种神秘而又可怕的疾病做了进一步的调查。病理解剖发现，这些患病婴儿的运动神经细胞发生了退变，特别是在被称为前角的脊髓部分，主要与骨骼肌群相关。他们的研究工作使得脊髓性肌萎缩症得以确认和诊断，所以1型SMA通常也被称为韦德尼格—霍夫曼病。……虽然专家们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种罕见病的家庭遗传特征，但是，在基因层面发现SMA的遗传缺陷已经是100多年之后了。1995年，法国女科学家朱迪思·梅尔基和她的研究团队找到了与SMA这种遗传病相关的基因——运动神经元存活基因1（简称SMN1），并确定了该基因的DNA碱基序列。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SMA患者5号染色体上的SMN1基因都出现了问题，其中超过90%是纯合缺失。也就是说，有关这个基因的两个拷贝都出现了功能缺失性变异。（只要有一个拷贝正常就不会发病，但仍旧是致病基因的携带者。）因此，最常见的SMA类型也被称为5qSMA，此类型占SMA患者人群的95%。”
“新药的故事”系列前作曾获得钟南山、陈凯先院士推荐，《新药的故事》荣获2020苏版好书、第十一届江苏省优秀科普作品一等奖，《新药的故事2》入选得到2020年度书单，它们从题材到写作水准都独树一帜，受到广大读者和专业人士的认可。《新药的故事3》则获得神经生物学家、前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所所长梅镇彤，以及神经生物学家、前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徐科作序推荐。梅镇彤与徐科称赞道：“新作《新药的故事3》依然保留了贵柏原有的风格，以他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积累把故事讲得引人入胜，以他扎实的科学理论基础把新药研发的科学真谛尽可能传递得准确无误，让读者了解每一种药背后的科学和技术。……我们相信，本书一定会像《新药的故事》和《新药的故事2》一样受到药理学、生理学、化学领域专业人员以及医务工作者的欢迎，对制药人来说则将是重要的启示；对普通大众来说，本书也不失为一本非常有益的科普好书，因为人类离不开药物，新药研发的历史也是人类对抗疾病的斗争史。”（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