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著名的古代散文作家

2023-03-29 09:43 作者：贴近地面飞行围观：次

回眸中国古代散文法译的百年历程,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贴近地面飞行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有哪些著名的古代散文作家1

　　早在17世纪，法国汉学家就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古代散文，并开始翻译、研究，然而，其目的直至19世纪末都停留在了解中国古代的伟大智慧与灿烂文明上，出版的译本在法国大多被归入哲学、历史、宗教三类，其文学价值迟至20世纪方才得到关注。

　　百年间中国古代散文法译之路

　　到了20世纪，中国古代散文开始以文学经典作品的面貌进入法国图书市场，其翻译与传播在百年间取得显著成绩。自1926年第一部中国古代散文选集《中国古文选》问世起，已有9部全译本、9部选译本、1部节译本出版，Gallimard、Philippe Picquier、Les Belles Lettres等13家法国知名出版社发行中国古代散文集30余次，马古烈、班文干、雷威安、赫美丽等10余位法国汉学家在中国古代散文翻译与研究领域深耕细作，各类学术研究论著不断涌现。百年间中国古代散文的翻译、评介与传播相互推动，在法国译介历程中显现出较为清晰的历史分期与历史脉络，并在中国古代散文的翻译与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在世界汉学研究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20世纪初，中国古代散文在法国翻译之初即遭遇了其他中国古代文学文体（如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古代小说等）在法国不曾遭遇的困难。具体而言，由于中国古代散文概念与范畴的界定在中国学界迄今为止未能得出统一、明确的认识，法国译者不得不在含混、模糊的中国古代散文范畴上为法国读者构建中国古代散文的文体框架，其不稳定性迫使译者从特定文体、特定时期、特定作家入手来界定中国古代散文，采用“prose”（文）、“relation de voyage”（游记）、“essai”（散文）等法国文学概念进行指代和类比。译名、范畴和界定的不统一造成了中国古代散文译本在分类上出现重叠、空缺或错位的现象，阻碍了中国古代散文作为一个完整文体概念在法语环境中的确立，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古代散文译本在法国的销售与传播产生了不利影响。尽管受到译名不统一的影响，中国古代散文法译在百年间仍然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

　　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家马古烈以一己之力拉开中国古代散文法译的大幕。《中国古文选》不仅是第一部法国出版的中国古代散文法译本，而且是迄今为止收录散文最多、时代跨度最长、涉及散文家最多的法译中国古代散文选集，《〈文选〉中的赋》承接《中国古文选》，翻译了最具代表性的三篇赋文。得益于马古烈经年累月的伏案翻译，中国古代散文首次较为系统、完整地呈现于法国读者面前，马古烈成为对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影响最为深远的法国权威汉学家。

　　相比20世纪上半叶马古烈翻译的一枝独秀，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古代散文法译出现了一波热潮，11部中国古代散文译本相继在这一时期出版，这其中不但有继承《中国古文选》书写传统的《南山集》《中国古典散文选》，更有《袁宏道：云与石（散文）》《浮生六记》《菜根谭》《冒襄：影梅庵忆语》等一批展现山水风景、婚姻生活、哲学思想、生活艺术等主题的中国古代散文译本，形成了这一时期的译介主流。此外，更多专业汉学家与职业译者投身于中国古代散文翻译，译者队伍明显壮大，他们深厚的中国语言与文化功底成为产出高质量译本的有力保证。与之相应的是近10家法国出版社参与中国古代散文的出版发行，它们有计划、有组织地出版中国古代散文译本与论著，推动了中国古代散文译本在法国的传播。

　　进入21世纪，中国古代散文法译一方面延续了历代散文选、山水游记等的翻译传统，《自然天堂：中国园林散文》《娑罗馆清言》《荆园小语》的相继出版是赫美丽对20世纪下半叶山水游记与清言语录翻译实践延续和探索的结果；另一方面以费扬、班文干为代表的法国汉学家分主题、分文体地译介苏轼散文，相继出版译作《东坡赋》《苏东坡：关于自我》《东坡记》，不但使苏轼成为作品在法国流传最广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也使苏轼散文翻译成为21世纪中国古代散文法译的新热点与新亮点。

　　纵观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散文的法译历程，我们看到，中国古代散文在法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一枝独秀到繁花似锦，再到静水流深的多个阶段。这其中有高低起伏，既有七八十年代凭借中国古代文学法译黄金时代的东风得以不断出版的繁荣局面，也有浪潮退却后回归学术性翻译的理性和蛰伏。中国古代散文法译百年间的文学转向，一方面显示出法国对中华文化的期待由政治、历史价值向文学、美学价值的转向；另一方面使得近四十年来中国古代散文成为法译中国文学又一新的增长点，客观上对21世纪中国形象在法国的构建产生了积极影响。（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

有哪些著名的古代散文作家2

著名文学批评家孟繁华散文评论集

十八位中国当代散文名家品鉴录

散文的气质就是散文家的气质

谢冕丨王充闾丨张承志丨贾平凹丨韩少功丨李敬泽联袂推荐

散文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也是一个长盛不衰的文体。它长幼咸宜，是普及程度最高的文体。但是，要写好散文却不是简单的事情。特别是当代散文，虽然与古代散文有关系，但并不是古代散文简单的延续。当代散文与现代散文一脉相承，它确实有这一文体的当代要求或当代性。在这一形式中，“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体现得最为充分。在这个意义上，散文可能并不是一个“随心所欲”的文体。

一一孟繁华

在地缘与历史的纵深处

——读张承志的散文

文｜孟繁华

在文学界，无论是热闹还是萧条，张承志总是一个不断被提及的作家。这样的作家在中国几近唯一。张承志之所以一直被一些人关注，是因为在这个时代他重要无比，他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和参照。他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只能用“重大”来评价。这样的表达显然过于空洞，几乎等于没说。事实上，许多批评家都试图接近他，最后几乎都难以如愿。于是，他被称为“张承志难题”。这个难题，最终还是对话关系的艰难——我们与张承志的文化认同、知识背景、个人禀赋、思想能力以及情怀、才华等，都难以构成对等的关系。我们的困窘可想而知。因此，我只能避难就易，具体地评价他几篇著名的散文。

《夏台之恋》，是一篇写于二十多年前、发表距今也已十年的散文。一篇已经过去十年二十年的散文，还一再被提起，它的魅力或价值已被证实。我们知道，张承志是一位不断行走的作家，他走过世界许多地方。而中亚腹地，则是他沉迷甚至沉醉的所在。他一次次地走向那里，也一次次地书写那里，只为那里别样的风光和别样的人们。《夏台之恋》写的是夏台，这个地方我们一无所知。在张承志眼里，这里的自然风光，“组成了天山北麓最美丽的一条风景线”，它是世界最美的地方；而历史上，这里是一条著名通道的起点。而这条冰岭古道却“没有被聪明的知识分子们留意”。然而，张承志热爱、迷恋夏台，更重要的还不是它的自然风光和悠长历史，而是他看到和感受到的夏台人们的生活和日子。这里会聚了东干人、俄罗斯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塔尔人等不同族群。在他有限的接触中，他挥之难去的是这样一些人和场景——

女孩子娜嘉15岁就通晓五种语言。“创造她的是夏台的小小社会，和平的，多族属多语言多文化的、美好的夏台社会。”

然后是震撼和征服他的夏台的歌声，那是哈萨克人的歌声：“歌者凝视着松林中穿过的风，凝视着这天山牧场、这家乡、这银发的老母亲和毡房正中的红红篝火；或者，心里想着难以对她启齿的美女。然后他激动了，诉说起来。”

还有那个丈夫是柯尔克孜人的女人家，天山上下了大雨时，张承志被淋得湿透，落汤鸡一般从工地跑进她家时，她迎着喊道：“我的孩子。”

当然，还有雷班长建造的一个半地穴的地窝子。他将他的地窝子挖成了单元住宅。这对生活该有多么热爱才会激发出如此的才华和匠心。这就是夏台。面对夏台的生活和日子，张承志由衷地赞美道：“夏台的美好，夏台的安宁，夏台的和平，不知为什么使人感伤，似乎真有一种无形的巨大神力创造了如此动人的和平，如此美好的夏台。她太美好了，以致人不能不担心，当力量移变时她会不会被破坏和被侵犯。”创造美好的事物不易，但要毁坏它也许就是瞬间的事情。就在那时——

在南部斯拉夫，在亚洲和非洲，只因族别不同人们就在相互残杀。西方导演了一切然后又在布施和平。我命定不能以享受美而告退下阵。我只能一次次拿起笔来，为了我深爱的母国，更为了我追求的正义。夏台形式一刻刻地在我的思想中清晰起来，使我开始意识到：它远远不仅是一个美丽的小地方，它的形式是人们必须遵守的生存的准则。

张承志迷恋和赞美的夏台，就在于它的安宁、和平、丰富和情义。因此，他写的夏台，不是一个观光客、一个旅人的见闻记，不是为了游记的散文。他身在夏台，而目光所及几乎遍及世界。他要捍卫和赞美夏台，就是在捍卫和赞美人类生存的准则。

《冰山之父》，当然也是张承志的散文名篇。文章写于1995年10月。那个时节，中国思想界正在经历着一场空前大裂变，激烈的论争旷日持久。“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是那时张承志心境的一个方面。作为争论一方的代表性人物，张承志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和日下的世风，做了没有商量的批判，当然他也满身箭羽。然后，他踏上长途向大山投奔。“大自然，以前是向往和憧憬的对象，但今天是逃难的去处。远在围攻还没有兴起时，我就决定：夏天之前，一定要竭力接近雄大的山脉，找到牧人和自然还有清冽的空气，度过这个思想的闰八月。”于是他连续探访了祁连山、天山和帕米尔的冰山。

对风景的认同是一种政治。风景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纯物质形态的存在，也不只是一种自然景观或者传达空间存在的视觉对象；因此，风景在这个意义上也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美学问题。人是主体，风景的选择与个人的文化、身份、趣味、权力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对风景的体认、想象和书写过程，一定有选择者鲜明的思想文化印痕。于是，自然风景此时便成为一种表达某种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诉求的象征符号或媒介。如果是这样的话，张承志在1995年选择游历三座大山，显然意味深长。那时，他曾给友人的信中说：“正如你所说，右的大潮尚在澎湃，左的投机已经开始。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毫无耻的观念的中国智识阶级。不过我更觉得与之区别的必要。作家中具备区别和分庭抗礼能力的人并没有几个，你应当站出来，得更靠前一些。”张承志那时就站在思想论争的最前沿。他所批判的那些事物或思想，在今天终于愈演愈烈以致酿成大害。

张承志游历了这三座大山。特别是他到帕米尔看到冰山时：“高原之顶的万仞冰雪，会强大地改变人的心情。”而此时他应该是心情大好。但我注意到，他看到这些高山冰川时，并没有大段的抒情。面对这些景物，他那如铁的文风应该是恰逢其时。但他没有。我们看到的动情之处，还是他笔下朴实无华的少数民族边民。他们是裕固人、东干人和塔吉克人。这些长久生活在高山冰川的人们不仅美丽，更是坚忍。他们忍受的是比游牧更辛劳的痛苦，牢牢抓住的却是骄傲与美貌。我还注意到，在去塔合曼乡的路上，文章中有这样一段——

一路藏着的任性突然按捺不住。过来的每一步，都像进入帕米尔的山岭，被灼烤得碎裂焦旱。水冲来时，岩石的山一片片翻倒下来，坍塌如泻。我们表情平静，我们忍受失散。他们百无禁忌，我们缄口不言。迎着过于巨大的命题，人会渐渐学会平和，为歧视而害羞，为压迫而叹息。在遭逢危机时，连孩子气的弟弟都成熟了。不仅如此，在诱骗和蓄意的围逼中，我们竭尽全力，为着古代的情义，掩护颓垮的文明。我们走遍了西域，在一个个异族的部落里学习寻觅，远远地避开了自己。我们冲进东川，在孤单的逝者身边，为母亲和孩子、为女人和亲人、为自己和大家，念完了辛酸的章节。我们分手在乌鲁木齐，兄弟几乎流泪。小伙子们居然会那么眷恋，但我还是走了。就在这样的穷途，就在这样如同逃亡般的道路的终点，我看见了你，你的姓名就是启示，Musu tag Ata，冰山之父。

这段文字于张承志来说重要无比——张承志内心的强大，就在于他不在乎流行观念或知识分子的几个关键词。他见过广袤的亚洲腹地，与黄土高原、河西走廊比较起来，文人的见识实在是过于短浅。而那广袤无垠的冰山大川，恰如英雄——它会让英雄情怀更辽远、胸襟更阔大、眼光更深邃、担当更勇武。但是，这段文字会让我们领会张承志的另一面：他游历冰山大川，他约见亲如兄弟的边民，也是为了让内心更柔软，而不只是一味地战斗。只有内心柔软的人才会知道为什么战斗。

黄河在国人心里，已经不只是一条河流，它被赋予的象征意义与母国同等重要。或者说，在一般的意义上说到黄河，就是在说祖国：黄河的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因此，那些吟咏黄河的名篇诗句，在歌颂赞美黄河的同时，也是在吟诵自己的祖国：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等等，便是如此。甚至抗战十四年唯一的艺术经典也是《黄河大合唱》。

张承志是一个行走不止的作家，他不止一次写到黄河：《北方的河》、《大河家》以及《大河三景》就是佐证。《北方的河》写黄河给了他父亲般的尊严和慈爱，他得到过它伟大力量的赐予，感受到黄河父亲般的博大和宽广，同时在黄河寻到了他的根；《大河家》写他离国两年之久，“从归国那一瞬起便觉得它们在一声声呼唤。真是呼唤，听不见却感觉得到，在尚未立定脚跟放下行李前，在尚不能马上去看望它们之前，该先在纸上与它们神交”。这是写黄河吗？当然，但那更是写他对母国的思念。母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具体的。热爱母国也不是一句空谈，它总是与祖国的山河、故乡、父母、亲友等有关。

另一方面，游历高山大河的经验，对一个作家的见识、胸怀、情操等有重要影响。同时那也是一种求知形式。此前，张承志总是在黄河上游游荡，他迷恋甘青两省两岸的风光与风物。而《大河三景》则如黄河一路咆哮，进入了黄河中游地带。这三景便是：壶口、龙门、三门峡。

写壶口，诗文名句比比皆是。大多写壶口的波澜壮阔如狮河吼：烟雾迷蒙壶口边，旋流洪波涛如山。张承志看到的却是“裸露的河床石槽”。他看到了河槽，也看到了亘古时间，看到了那是荒漠水流的作品。重要的是他对黄河也“有了批判的感觉：它的水量竟如此之小！这么一点点水，究竟能有多少文化的耐力——从那一天起我开始若有所思”。这就是大作家的与众不同。他看到的总是别人看不到的。看到龙门的风姿，他想到的是“无声无息之间，胸中积蓄了大河的风姿，在处处津渡，到处都静卧着我的堡垒户”。在三门峡，他敢于正视的恰恰是它“半是干涸的苦相”。但是，这写实的笔触，没有阻止拔地而起的万丈思绪——“巨匠唯有在限制中创造。唯有处在持久的苦难里，才会得到含蓄的丰满。黄河如一个文学大师，唯因环境险恶，才有名作连连，给后世留下阐释的残业，暗自圆缺，如姣好的月色。”

观大河三景，如看其他名山大川一样，张承志都是在陶冶自己的情操和心智，他让自己放浪于高山之巅大河两岸，让凌厉而浩荡的山风、一泻千里的滔滔河水写入胸怀间。

对自己母国的由衷热爱，这是张承志内心的高贵所在。一个作家如果不爱自己的母国，如果一味讲述个人的苦难或不平，便格局已定。如果是这样的作品，我们会扭头便走。

张承志的散文写作，从地域的角度看，大多写于中亚腹地——中国的大西北。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新疆、宁夏、甘肃、青海和内蒙古。他很少写到南方。1994年的端午节，他终于完成了一篇与南方有关的散文，这就是《南国初访》。一个北方人初到南国，巨大的地缘差异，映入眼帘的首先应该是风情风物。比如椰子林、相思树，比如亭台楼阁、鸟语花香等等；产生联想的也应该大多与风花雪月、才子佳人有关。但是，《南国初访》没有一行这样的文字。这当然与作家的关怀有关，与产生这篇作品的时代环境有关。它的开篇是这样一段文字——

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古怪的时代。

豪富和赤贫，餍足和饿死，脑满肠肥和瘦骨嶙峋，艾滋病和饥馑，摩天楼和贫民窟——总之，一切对立和差别，正义和背义，都将在这个隆隆来临的时代并立共存。

时代鞭挞着催人抉择。所以开始心向南转，盼望去看大江大海，看近代的英烈故里。不仅如此，总觉得山雨欲来，已经十分紧急，我该去看看南国，近代的人才及革命的故乡。

1994年，“人文精神大讨论”刚刚展开不久，思想界的刀光剑影在混战中隐约可见。张承志“心向南转”为的是看大江大海英烈故里，为的是看南国“革命的故乡”和“烈士美文”。

一个人书写什么，表明他在关注什么。在海南通什民族博物馆，他看到了一通古代伊斯兰教徒的石刻墓碑，说明牌上注明着：唐代。这个文物普通人可能一闪而过，不会太过注意。但是，在张承志这里，他发现的是——“这是一件注解古代东西交通和海南岛开发的大事。”这当然与他学习历史的专业敏感有关。更重要的是，他疑虑“被物欲大潮裹挟着不问明日的海南人，他们愿意成为遥远的唐宋先民的继承人吗？”因此，张承志对历史的关注更是意在当下。

与海南和湖南有关的具体人物，他谈到了海瑞和屈原。这当然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人物。海瑞“极其罕见的激烈血性，不是孔孟之道的文化可能孵化出来的。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虽然他的气质在中国的政治中几乎绝无仅有”；而屈原“楚之贵族，他借楚俗而放歌，把一系列招魂典礼、国事民风都书刻入简。即使生逢战国，在流放中也有车骑女媭，巫祝随童。他的自疏远流，也许并不是那么苦。也许他只有内心的极度苦楚”。但我们最终看到的，还是一个唯美主义者的决绝，那难道不是屈原的血性吗！于是，在《南国初访》里，我们没有看到南国俏丽的风姿，当然也与风花雪月无关。但是，我们却听到了张承志心中关于南国的轰响，听到了与海瑞、屈原有关的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久远回声。

张承志的散文从不同的角度阅读，可以获得不同的体会和评价。多年来，对张承志散文的评论大多集中在它的思想观念或社会认知的价值层面，这固然很重要，甚至可以说，这也是张承志散文成就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张承志的思想和价值观是通过什么形式表达出来的，作为文学作品，它文体形式的内结构是一种怎样的形态，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张承志从《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开始，作品一直回响着他的元记忆或元话语。他的与知青有关的小说，与青春有关的小说以及像这篇——《午夜的鞍子》等相近题材的散文，都明确无误地标示着他的元记忆或元话语。所谓元记忆，就是人对自己客体记忆的认识和评价。简单地说，元记忆就是人对自己的记忆过程的认知和控制。它的本质是内记忆，也就是对内部记忆活动的记忆。元记忆是元话语的基础。所谓元话语，是作家用语言最初表达或讲述的内容，是他一直坚持和不曾偏离的话语形式，并在这一形式中构筑了他特殊的文体，负载了他持之以恒的思想和价值观。因此，元话语不只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对作家而言，也是其文体内结构的基本要素，是表明作家情感态度和思想倾向的语言资源。

张承志的散文，因其元记忆和元话语构筑了一种全新的文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张承志是一个文体家。他将经过选择的个人经验和间接获得的历史知识，自然地镶嵌于他对当下事物的表达中。通过他关注的经验和历史，彰显他的思想情感和价值立场。这独特的文体形式，是他散文价值和文学性的一部分。《午夜的鞍子》就是一篇这样的散文。在北京令人心惊肉悸的夏夜，他想起了凉爽的草原——

包括山峦、营地、一张张熟悉的脸、几匹几头有名有姓的马和牛，都因为思念太过——而不是像别人那样忘得太净——而蒙混如水，闪烁不定了。往事，连同自己那非常值得怀疑是否存在过的19岁，如今是真的遥遥地远了。

草原令人神清气爽，不只因为那里的自然气候。更重要的，那里是青春的见证，是作家思想情感萌芽的原乡。一个马鞍子，一个镶银的马鞍子，他写得极端耐心不厌其烦。这不是作家的琐屑和啰唆，这样的风格不属于张承志。他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鞍子与马有关，与草原有关，与骑手和额吉有关，与草原那别样的人群有关。于是，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张承志“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的元记忆和元话语。就在这平淡无奇的马鞍子中，我们不仅理解了它与骑手重要无比的关系，同时也理解了作家情感深处那绵长不绝的午夜的怀念。

“丝绸之路”的命名，与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有关。19世纪末，他在《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命名很快被学界和大众所接受并使用。在我们的印象里，丝绸之路是欧亚物流和文化交流的斑斓金桥——客栈酒肆商贾云集，马帮驼队络绎不绝。多少世纪，帝国通过丝绸之路向世人夸耀着它的繁荣或霸主地位。于是，与丝绸之路相关的不仅是从事具体贸易的商人以及服务于商人的“第三产业”各色人等，同时还有帝王将相、美酒佳人以及金戈铁马血雨腥风。因此，丝绸之路的兴衰史也可以理解为中国西域社会的发展史或演变史。有趣的是，在历史的讲述或演绎里，丝绸之路成为一个可供想象的无尽空间；同时，演绎也将西域古道塑造为一个扑朔迷离的神秘所在。

张承志是学历史出身的作家，他常年徜徉流连于这个空间里。他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方式书写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但是，恰恰相反，张承志放弃了思古之幽情，文字内外浸透的是对历史讲述的参悟，是对历史与叙事了然于心的洞若观火。因此，他有意选择了搁置历史而面向现实。他说——

道路、古迹、事实、人生，其实这四者必须循着一个合理的逻辑。古来谬论流传说，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其实大谬大错。秀才须出门，才知天下事，唯有两脚沾上泥巴，或能知真实之一二。心懒足疾的酸书呆子，其实什么也不知道。但推开门户扑面有风就够了么？不，还要怀着一些分析的能力。再数一遍：道路、古迹、事实、人生。它们互证互疑，互作逻辑。

面对一片土地如何讲述，背后隐含的是讲述者的价值观和内心关怀。这时，张承志想起了另外一个讲述西域故事的人：“斯诺住在那庄子里的时候，他也是选择了现实，放弃了历史。否则——他若是对历史感兴趣，会听到哲合忍耶的凄惨故事么。那个美国人对于今天的美国也是需要‘重译’的，今天的美国人正在折磨伊拉克，还有谁为一支褴褛的农民军说话。”再回到命名“丝绸之路”的李希霍芬。他在他的著作中，记述了北中国贫穷的现实，那里森林被毁、水土流失、气候恶劣、交通不便。战乱或叛乱为这块土地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作为杰出的学者，李希霍芬当然也难免他的国家意志和立场。我相信张承志比李希霍芬更了解北中国和西域古道。因此他才有可能最后说——“趁这歇息的时辰，我又由北向南地，把这条古道的上下仔细看了一遍。消失在天尽头的烽火台，蜿蜒在山谷处的羊肠道，村子，寺，焦焦的坡地，都没有变。不管我是想着丝绸之道还是想着百姓生计，这天下都没有变。”只因为古路依旧。

*原载《励耘学刊》2017年第1期，

收录于《散文的气质》一书

新书推荐

书名：《散文的气质》

作者：孟繁华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0月

《散文的气质》是著名文学批评家孟繁华有关当代散文创作的一部评论集，评述了十八位中国当代散文名家的作品。散文是一个写作者最为本真放松的文字，一片天机，从胸臆中发出，不伪饰，不造作。读者读其文，仿佛可以想见其人，欲称其为师，欲与之为友，读者与作者由此跨越文字的栏杆，突破时空的阻隔，在精神上达到高度的默契。本书以扎实的学术基础、广博的知识储备、精准的专业眼光和敏锐的文体意识，对目前活跃在国内文坛，如谢冕、王充闾、张承志、贾平凹、韩少功、李敬泽等散文名家的创作，给予了充分而富有见地的评价。他们的创作代表了一个时代散文创作的最高水准，而作者孟繁华的评价则是建立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坐标系上的，高度和气度兼备。通过这部评论集，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和体会当下散文创作与散文家的气质，以及散文研究和评论的重要变化。

作者简介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有《孟繁华文集》十卷和其他著作三十余部出版。曾获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丁玲文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优秀理论文章奖等多个奖项。

编辑：吴旦

实拍图：严谨

审核：胡晓舟

有哪些著名的古代散文作家3

来源：【阳光报•阳光网】

文字整理/季风图片提供/朱鸿

编者按

在陕西作家中，朱鸿先生的散文写作绝对排在前几位。他多年在陕西一所著名的大学教书，并致力于认真写作，也积极拓展自己的散文思考及实践之路。他是一位很敏感的人，敏感真正的善举和义举，说自己一再幸运地接受善举和义举。这些特别令他终身不忘，且会以散文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大约就是一种恩情。

他说，真正的善举和义举，不是威逼出来的，也不是利诱出来的，甚至也不是能教育出来的。它就在人的良知中，是人的一种道德需要，也是一种精神需要。他常常有行善和行义的冲动，并有过善举和义举，因为这是一种需要。

主持编辑：季风（阳光报《非常对话》编辑）对话嘉宾：朱鸿（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散文作家）

嘉宾简介

朱鸿（右一）和著名作家陈忠实

朱鸿（左一）和作家方英文（中）、王海（右一）在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尧头窑遗址考察

朱鸿，散文作家。已出版30余部散文集，具代表性的作品有思想求索类散文集《夹缝中的历史》、文化表现类散文集《长安是中国的心》、心灵倾诉类散文集《吾情若蓝》和长安叙述作品《朱鸿长安文化书系》。作品录用于中学语文教科书和高职语文教科书，见诸语文试卷，入选百余种散文选集。《西部心情》入选希望书库，是中国青少年素质发展论坛工作委员会推荐读物、中国青少年读写大赛指定读本；《夹缝中的历史》被列入“上海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影响我高中时代的一本好书”，曾获首届冰心散文奖、第二届老舍散文奖、首届陕西图书奖和陕西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优秀学术著作《中国散文通史》对其置有分论。现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师范大学长安笔会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

季风：朱教授好，《吾情若蓝》是您出版的第几部散文作品？

朱鸿：《吾情若蓝》是我写的第31部散文集。

季风：“吾情若蓝”有什么典故么？平时人说情，都是紫红桃红等，用暖色系代表美好的事物。蓝色属于冷色调，似乎有忧伤、悲痛、悲哀等情绪。您的散文集子作为谈生活、感知等，用“若蓝”，是否在刻意避免那种世俗庸常的认知度？

朱鸿：“吾情若蓝”初是一种感觉，并没有赋予它特别的意思。不过既然命以书名，总得蕴含一点意思吧。蓝是祖先压榨植物，其汁所成的一种颜色，属于一种创造。木蓝、马蓝、菘蓝和蓼蓝，都能染布为蓝。蓝也是大海的颜色、长天的颜色。仰望星空，可以发现汇聚在宇宙的深处汪然的、幽幽的蓝。蓝色难免是冷的，不过它更是纯净的。宝石蓝象征着希望和高贵，而孔雀蓝则颇为神秘。固然是这么一种意思，不过吾情若蓝，也并非没有高寒和圣洁的象征，就是拒绝和光同尘、拒绝滑泥扬波、拒绝随俗沉浮，更拒绝狼狈为奸和沆瀣一气。人生没有样子，怎么活着都是有根据的。然而我就这样活着，因为我觉得这样活着清爽和干净。

季风：黄庭坚提及关于“长安”的一首诗，读起来饶有理趣，也有警世感。我记得前两句是“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陇闻”，但后两句“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就来了语言机锋的味道，把逐利争名的“长安名利客”与单纯悠然吹笛的牧童相比。在后贬前褒中表露出作者清高自赏、不与俗流合污的态度。那种惬意的“田园牧歌式”生活也可能是以前文人觉得入世艰辛和仕途困顿，才流露出希望回归自然，过飘逸自在的理想生活，但最后只不过是他们的某种“空想”。您怎么看待文人的淡定？

您的散文情绪里，有一直追求的自然静谧，心灵安静，包括向往的“那抹蓝”，莫非正是清正文人在底线上能保持理想纯净的苍穹之光？

朱鸿：黄庭坚的这首诗涉及价值观和人生观，它也是任何时代的人都会遭遇的，且琢磨且实践吧！其冷暖自知，难分对错与高下。

牧童骑牛吹笛的田园生活，也许会清贫，然而很自在。文人到长安来，也是因为长安的权力大、名利多。进入长安，是为了荣华富贵，也许真的会又荣华又富贵，然而必须得机关用尽。到底是自在好还是机关用尽了好，这就要考察以什么价值观和人生观对待此问题了。

黄庭坚诗里的长安，应该不是指汉唐时期的长安，也不是现在西安的前身。长安是象征国都，应该指当时的东京汴梁，今之开封市。

我的精神生活过去如何，现在还如何，其实没有大的变化。若有大的变化，当在往后的日子。我习惯沉思，这是由年少时开始对文学的追求所决定的。不仅如此，这也由性格和经济收入所决定的。我得感谢我的母校，在此工作，让我衣食无忧。

当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先验地认为从事文学艺术或其他艺术，必须要让自己的灵魂像雷达一样保持敏锐，不敢让它蒙尘，且坚决避免蒙尘。我的性格容易得罪人，是因为我始终敏锐，一直不隐瞒自己的感情和观点，我以为这些有助于保护我的灵魂功能，从而感受不断，也思想不竭。

往后我将追求更安平、更静正、更孤绝，因为有意义地创造，以审美的途径表达我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似乎比热闹更舒服。我的写作计划很多，任务甚重，也没有闲暇携着虚荣去露脸、去瞎混。

季风：您说“自己一直跨界，混并，所历所劳一再反常，走的尽为歧途”。正如您讲的，所谓的生活本不尽善尽美，所谓的公平和正义，也只能向往和逼近。一个清正的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对岁月种种烦恼及苦难缓慢浸入的无奈情绪，就可以窥见一斑，但您始终对现实生活的热爱不减。能否聊聊您幼年发蒙的生活记忆？您从小在长安县（区）的杜陵所属的村庄成长，小学、初中教育是在当地接受的，您能聊聊家乡的环境么？

朱鸿：上大学以前，我生活在陕西省长安县杜陵人民公社蕉村大队，汉宣帝坟茔在这一带，谓之杜陵，许皇后的坟茔也在此，她的陵低于汉宣帝陵，遂谓之少陵。这里位置处在浐河与潏河之间，是一片台地，也叫原，便称杜陵原或者少陵原。若称鸿固原或者凤栖原，也有其根据的。汉唐以来，文人的诗文之中，也屡屡出现少陵原和杜陵原的。

和我家一墙之隔的，便是蕉村小学。出入学校如出入我家，我熟悉每一间教室，也熟悉每一位老师。下课放学了，我仍在这里游逛，遂见有的老师在房檐下做饭。我的小学生活是混沌性的、试探性的，也是快乐的。

韩家湾村是蕉村的东邻，杜陵中学便在此。我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初中生活和高中生活。那时没有学到多少知识，但我却发现了人性的善恶。若认为善是应该的、正常的，对善的感觉就会平淡。对于一个作家，年少时候的某种遭遇也未必不是富有意义的经历。

走出杜陵中学时，我十七岁。当此之际，我已经成熟得厉害，也早就养成了一种怀疑精神，然而心灵的震荡与折磨，并未使我变得世故和油滑。与人为善，成人之美，不受人之欺，也不加害于人，算是我后来处世的基本原则。

季风：出于某种习惯，我们把古代历史岁月里沉淀传承的散文，称古代散文；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学以白话文写作，提倡新文学，散文以它更随意、自由的形式发展蓬勃，并确立了这种文学形式。您的散文观是什么，怎么定义自己写作的实践意义和形式？

朱鸿：这涉及散文理论，是一个学术问题。关于什么是散文，简言之：散文是兼容审美性、情感表现、智慧之光和人格意象于一体的文学形式，其格调是至诚的。它可以从容地叙述、抒情和议论，并以彼此杂糅。散文基于作家自己非凡的体验和感受，言必出心，语能跨俗。

我写作了四十年，也是一边写散文，一边思考散文的艺术。我以为这种文学形式并非是按一下开关，作品就能出来的。实际上任何一篇散文都是灵魂的投影。归根结底，散文属于思想者化的作家的文学形式。人生、人性和人情充满了困惑，然而这正是散文作家要认真探究并表现的。不仅如此，还要在庸常且不精彩的日子里发现美，找到哲学般的见解。这是我的所想，也是我的所为。艺术之妙，得之颇难。

季风：“静坐思过观花谢，三省吾身饮清泉”，写散文是您作为作家的主要创作，而在大学里，还有更多的领域是学术园地，需要写很多论文来证明自己的研究。您如何看待写作和学术研究二者的关系，包括处理您的教学业务？会不会在某段时间妨碍了您的写作，而在另种环境又促进了您的文学思考？

朱鸿：我的工作状态在学校里算是特别的个案，这也是由种种因素造成的。总之，学校及学院里给了我足够的空间，从而使我得以有效地写作。我自觉是一个珍惜尊严的人，遂不敢辜负我的赏识者和支持者。在任何形势下，我都会认真写作，以更好更多的作品为学校服务。学校图书馆收藏了我三十余种著作，我盼望还有新的优秀的作品值得继续收藏。我一直在写作，谨慎地安排着我的写作计划，相信自己也能做到这一点。

季风：您如何看待“善举”和“义举”，社会上是否有纯粹的善举？您讲述在几十年前大学毕业前，特别想吃一顿羊肉泡馍犒劳自己，在饭馆排队站了很久，到了柜台前却发现带的钱不够，正羞愧着进退两难时，有个陌生男人掏钱为您补够并迅速离开，甚至让您还来不及表达谢意。他的馈赠让您产生好感，并在很多年坚持这种暖世净世的情绪，也让自己达到了养性滋仁的人生境界。

朱鸿：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对道德领域的问题很是敏感。我从小就能分人为好人和坏人，这并非是由于一个人对自己做了好事或坏事从而下的结论。发现一个人的好坏是直觉判断，甚至是本能的判断。这种敏感对我的意义是，我会自然而然地亲近某种人，也会没有什么缘故地疏远某种人。虽然在一个单位、一个社区、一个界别。

善举和义举属于同一道德层级，皆是人类的可贵品质。义举似乎略大于善举。有义举的人，必是一个能行善的人。有善举的人，当然会行善，然而它不一定直通行义。行义比行善难，这意味着一定的牺牲。做人不易，不苛求于人。行义是金，行善也是金。

我不仅会敏感地发现善举和义举，也一再幸运地接受了别人的善举和义举，这特别令我感动，也终身不忘，且会以散文语言表达出来。这大约就是一种恩情。真正的善举和义举，不是威逼出来的，也不是利诱出来的，甚至不是能教育出来的。它就在人的良知之中，是人的一种道德需要，也是一种精神需要。

我常常有行善和行义的冲动，也有过善举和义举，因为这是一种需要，它令人体验到的是一种美，一种喜悦，一种超拔。

季风：您敬仰的鲁迅、孔子、歌德、托尔斯泰、王维以及才华横溢以“士雄”当誉的苏东坡，却都被您最后说他们不及陶渊明。您说“交渊明做朋友”，是欣赏那种君子固穷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气节吧？您的新作内涵应该也是和陶渊明坡底之菊的竞放，放弃世人熙熙攘攘的追逐名利，情愿回归本初有关吧？

朱鸿：中国几千年历史出现了很多士人、诗人、文化人。凡是具明星资格的，我无不认真考察过，衮衮明星，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陶渊明。屈原和杜甫皆陷入迷途之中，所忠但并不漂亮。苏东坡悔悟甚晚，几乎在临终之前才意识到陶渊明的价值，且认他为师。

陶渊明大约生于公元365年，死于公元427年。这个时候中世纪才登场，黑暗弥漫，还要经过千年才会从欧洲大陆消散。陶渊明主宰了自己的命运，起码他要怎么活着就怎么活着，虽然贫穷，但他却获得了心灵的自由并保持了个性。陶渊明的智慧是早熟的，在蒙田、莎士比亚、卢梭和歌德对生命觉醒千年之前，他便清楚如何对待生命了。陶渊明是一个个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快乐主义者，甚至是一个优雅的无政府主义者。

陶渊明的观念革命了，遂超越了儒家。陶渊明的伟大在于他知道你厉害，你厉害就厉害吧，不过他会离开你，自己玩自己的，即使乞食。

季风：您某冬夜登长陵巡阅衰草黄土，若为作文，确实也大费周章。您在关中平原上处处踏寻，在帝京帝陵上三番五次徘徊寻勘，为求当今与古迹的差异变化。您对秦汉之制的功过如何评价？

朱鸿：1991年至1993年，我持续考察关中的形胜、史迹和遗址。这些也包括位于渭河两岸的帝陵。历代汉帝的陵大多在渭河北岸，而唐陵去渭河北岸更远。只有破旧的公交车和农民的三轮车，这些就是我当时考察的交通工具，所以一天只能登一个帝陵，要是连续登必须在当地过夜，便会增加一份住宿开支。虽然一天只能走一个帝陵，但注定是走一个少一个，我就如此这般地考察了关中所有帝陵。

有一天我忽然想，可否专意在晚上踏勘某个帝陵，从而使在视觉上发生变化。此念让我顿时很激动，遂确定了冬日之夜上刘邦的大冢。为节约时间，我从西安坐上去咸阳的最后一班汽车，又在咸阳乘坐去窑店镇的最后一班汽车。到了那里，已经暮色四合，我便找三轮车司机，和他交涉，让送我到长陵的脚下，等探察完成，返至长陵脚下，再让他送我往渭河发电厂去，以备翌日一早回西安。

从附近村庄的小道登长陵，沿曲径攀到长陵的顶端，仰观明月浮云，俯察烟村的麦田，我感受非凡。我怕狗，因为小时候被咬过。登长陵的时候，我特意提了一根棍子，可惜狗只在自己的村庄怒吼，并没有出来，棍子始终没有用上。

刘邦的长陵及他子孙大冢的所在，谓之五陵原。实际上，应该为咸阳原。咸阳原是秦朝的国都所在，刘邦以咸阳宫的遗址为坟茔，目的在于绝秦脉、断秦气。在社会管理上却汉承秦制，是希望刘氏统治，除高祖以外，二世、三世，乃至万世传下来。秦朝的地盘是在二百余年兼并的战争后建立的，通过暴力取得了政权，难免顾虑再被以暴力丧失政权。这样，就实行郡县制，由中央集权，且用严刑峻法，更是极力愚民，并要统制学术思想。尽管汉与秦为敌，不过汉掌握了政权，觉得秦的设计皆是高明，遂拿来用了。

季风：您的散文涉及入世、入史及河山地理等，风样变化很多，落笔却通俗易懂，不刻意玩那种刻板的斯文，我常推荐学生去读。推崇您从来不装腔说教的现代学者的气质。您现在的散文写作，是否用自己真诚灵魂和广博学识拓展写作的个性之变？

朱鸿：我以散文为专攻，写作了四十余年，也出版了近四十部散文集。对于散文，我也是一边写作，一边认识。

从散文的题材范围看，心灵倾诉类、文化表现类和思想求索类似乎都有。实际上以什么为题材，也不是一个理念就能轻易决定的。相反，它是一种精神的需要。精神到了，题材才会出现。我写作的是散文，不过越到后来，我越觉得自己无非是用散文在表达。表达我与自然的交流，我和社会的互动，我的人性骤善骤恶的闪烁，我对美的惊叹，我对丑的嗤鼻，无不在散文之中。一个人或写作小说，或写作散文，或写作诗歌，或写作戏剧，或数种文学兼作，终于构成了文学谱系，皆是一种语言信息。语言信息越大，越证明他的作品丰富。我如是想，也如是写作。

我对散文十分追求语言艺术。我以前下足了功夫。我把每一篇的余字和余词，都如缣帛里的水分竭尽所能地挤干。尽量保持就像一句一句刻在石头上的，也像铸成青铜的。

我至诚以待！

季风：您如何看待世间的爱情？听说您大学毕业分配时，曾远赴新疆大漠追寻一位心仪的女生，又因为距离远而自动熄灭那种心底烈焰燃起之火。是门第出身不同还是怕安家两头牵挂？我对您的美好惆怅的一段为女性单纯的美而叹羡，读到您赤诚但又在现实中纠结的心灵，却毫无嫌憎。您假设过爱情成真的现实生活么？看得出您的家庭氛围祥和健康，夫人美丽大气，才能让您思古幽情及对社会现实思考才情更推进一步。

朱鸿：在这个世界上爱情是有的，一瞬之欢也是有的。相信并体验过爱情的人，未必拒绝一瞬之欢。不过得意于一瞬之欢的人，未必感受过爱情。坚持爱情至上的人，也可能拒绝一瞬之欢。总是追求一瞬之欢，不知爱情为何物，其悲哀了。爱情与一瞬之欢的相通之处，就是性。爱情使性产生了精神的价值，也产生了美，并使男女都变得倾向于慈悲、慷慨、高尚并富于智慧。但一瞬之欢却往往停留在生理的层级上，快乐过去了，空虚便来了。

我在自己的散文里，从来不拒绝写爱情。我写的和爱情有关的散文，皆是真实的。不仅感受真实，叙述真实，甚至连姓名都是真实的。包括时间和地点。之所以真实地表达，是我下了决心准备承担由文字出现的所有责任。谢天谢地，至今没有谁对我的散文发难。我由此致敬我曾经的钟情者、挚爱者。

本文来自【阳光报•阳光网】，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传播服务。

ID：jrtt

上一篇：写景物的散文著作有哪些下一篇：正能量王者台词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