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短短(说说短短三年,国共两党强弱转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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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短短(说说短短三年,国共两党强弱转化的原因)1
文章摘自：中华魂，作者：春紫。
中共中央在根据地创办的著名学校——抗大，是培养军政人才的摇篮，对提高干部的军事政治水平，对于源源不断为抗日前线输送精明强干、智勇双全的军政干部，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此，毛泽东对于抗大的各项工作，多次过问，精心指导，不惜笔墨热情题词，激发了抗大教职员工和抗大学员为抗战而发奋学习、战斗的极大热情。
为抗大题写教育方针和校训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1936年4月，毛泽东决定将原江西根据地的中国红军大学继续办下去。同年6月1日，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建立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这便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的第一期。
1937年1月，党中央机关由保安迁至延安。抗大也跟随中央机关搬到延安，开始了第二期的教学。这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一些国民党军阀见统一战线已是全国民心所向，只得作出“抗日”姿态，放松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这样就给各地革命知识青年开了方便之门，他们纷纷走向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这就向我们党提出了教育培养知识青年的新任务。
为此，毛泽东及时为抗大作了指示：“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就必须大大增加抗战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强弱的对比，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增加抗战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办报纸宣传抗日主张。这个增加抗日力量的方法是与其它一切增加抗战力量的方法相关联的总方法。”随即，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将红大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抗大的一项重要任务。鉴于学员数量增加和学校扩大的新情况，中央军委还成立了抗大教育委员会，健全了校部组织机构，毛泽东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直接领导学校的教育与建设工作。
正是基于以上局势的变化发展，为了进一步加强抗大的建设，明确抗大的工作方向，1937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亲笔题词，规定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坚定不移（‘不移’1939年改为‘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4月，还进一步为抗大题写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成为抗大的校训。
另一方面，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校训，可以说，也是毛泽东在同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等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确立的。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三民主义是抗大的重要课程”，“三民主义是抗大政治团结的基础”的主张，企图否定党的领导，扭转抗大的政治方向，改变抗大的性质，把抗大办成一般的统一战线的学校。
为了同王明的这种机会主义路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明确指示：抗大和黄埔初期不一样。黄埔初期主要领导是国民党人，部分学生是国民党人；抗大整个领导权都在共产党手里，学生的绝大部分是共产主义者或倾向共产主义的。正因为这样，今日之抗大，就不能不比那时的黄埔更革命、更前进，为民族和社会的解放必定作出更伟大的贡献。毛泽东再三强调，抗大不是统一战线的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干部学校。毛泽东还亲自领导抗大的干部和学员，参加了当时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他还多次到抗大登台演讲，深入浅出、慷慨陈词地揭露与批判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
毛泽东为抗大题写的教育方针和校训，像指路明灯一样，鼓舞和激励了抗日战争时期千千万万的革命干部和爱国青年团结起来，勤奋学习，学成之后走出抗大这个革命熔炉，奔赴各个敌后战场，去向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锻炼，英勇战斗，为打败日本侵略军、争取民族解放而贡献一切。
为抗大第二期教职员和毕业生题词
1937年8月，毛泽东为抗大第二期教职员郑重题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与此同时，为抗大第二期学员毕业证书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当时，事务繁忙的毛泽东对抗大的工作极为重视，不仅指导抗大的创办和建设，制定抗大的教育方针，亲自审查批准标志着校风的校歌，并且还经常亲自给学员们上课。抗大第二期于1937年1月20日开学，共有四个大队，学期为7个月。
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亲临讲话，指出：“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创新社会，去打倒日本。……”毛泽东就这样勉励全校教职学员特别是知识青年努力改造思想，献身于抗战和创造新社会的伟大事业。
抗大的课程主要有政治理论课，如列宁主义概论、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革命史等；也开设一些军事课，如游击战术、军事操练等。
毛泽东主要讲授哲学课，并作一些报告和讲演。
为了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从思想上进一步肃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及其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毛泽东特地到抗大讲授《辩证唯物论》。每星期二、四上午讲两次课，每次讲4个小时，下午还参加学员的讨论。从5月份直到“七七事变”以后，历时3个多月，授课110多个小时。
毛泽东讲哲学，是非常吸引人的。讲课前，他把提纲预先发给学员。讲课时，他总是理论联系实际，观点明确，重点突出，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形象具体。譬如，毛泽东在讲《矛盾论》时，为了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个论点，他举了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而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的生动例子。
毛泽东第一次给学员们上的哲学课内容是《哲学中的两军对垒》和著名的《实践论》。在讲《实践论》时，为了说明“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举了一个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的例子。这些生动形象的例证，都那么浅显易懂，不同文化程度的同志听了心领神会，真是一把钥匙开了万把锁。
毛泽东在每次讲课前尽可能地先去了解学员和干部的思想状况，做到有的放矢。在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课之前，毛泽东晚上在窑洞前的大树下挂起马灯，要么请来学员和干部谈心了解情况，要么就是伏案紧张地写作，一直到深夜。讲课时，他又引用大量事例，分析得头头是道，句句在理，大家越听越爱听。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第二期大学部学员立即结束学习，于8月间毕业，奔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
正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毛泽东题写了这两幅题词，将他对抗大的要求和期望浓缩其中，言简意赅。从第一幅中，不难看出，毛泽东非常重视抗大，重视抗大的办学方针和教职员队伍建设。他通过题词鼓励抗大的工作人员要忠于党的教育事业，把抗大的各项工作都做好，培养出更多的军政人才。第二幅题词是鼓励抗大学员努力学习，增长本领，把一切献给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为抗大师生自己动手新建校舍题词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延安已经成为全国的抗日中心、广大有志之士向往的革命圣地。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冲破重重阻碍，满腔热情地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奔赴延安，投入抗大的怀抱。
原本就已拥挤的抗大校舍，随着各地青年一批批涌来，愈发人满为患。更何况党中央又决定在延安再创办一所陕北公学，以便更多地接收外来的知识青年，而要求抗大让出一部分校舍作新建学校的校址用。这样，抗大的校舍就加倍紧张了。与此同时，就当时时局的走势来看，知识青年还将大批来到延安，抗大势必有一个更大规模的发展。抗大的校舍显然成了刻不容缓、亟须解决的问题。
时任抗大主要领导的罗瑞卿等马上行动起来。经过调查研究和实地勘察，他了解到陕北群众自古以来就有利用黄土高原千沟万壑的有利地形，依山傍坡因地就势修建窑洞作住房的风俗习惯，确认开挖窑洞是解决校舍困难的好办法。
罗瑞卿等抗大领导立即上门拜当地群众为师，请他们当技术指导，号召全校教职学员，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自力更生开挖窑洞，开辟新校舍。于是，从1937年10月22日起，从校领导到全校的教职员工和学员，1000余人总动员，齐上阵，扛起铁锹和镢头，浩浩荡荡地开上了凤凰山，热火朝天地展开了挖掘窑洞的“战斗”。一时间，沟里沟外，山上山下，人头攒动，到处是挥舞铁锹和镢头的人们。大家争先恐后，干劲十足，汗流浃背。嘹亮的歌声、劳动竞赛的号子声此起彼伏，呈现一派人声鼎沸的热烈场面。
当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看到这一热气腾腾的壮观景象时，抑制不住欣喜的心情，说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们不要小看挖窑洞，这是挖开知识分子同工农隔开的一堵墙啊！”
为此，10月23日，在抗大师生开始挖窑洞的第二天，毛泽东特意欣然题词鼓励大家，以表示他对此举的赞赏和重视：“为抗大建设校舍题词：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忱很高，开始表现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你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
在毛泽东如此的关心和鼓励下，抗大全体人员更加焕发出冲天的干劲。经过齐心协力突击劳动了半个月后，终于挖成了175孔崭新敞亮的窑洞。而且比原计划超额完成了25个。这些新式窑洞，虽然建造时间短，但建筑质量还是不错的。建有土坑、写字土台，洞口安上了门窗，窗户糊有白纸，白灰粉刷了四壁。不仅光线充足，冬暖夏凉，而且十分便于防空袭。窑洞建成后，大家又一鼓作气动手修筑了一条长达3000多米的盘山“抗大公路”。
抗大师生自己动手挖窑洞，不但解决了缺少校舍的困难，并且还对全体干部特别是知识青年进行了一次活生生的艰苦奋斗和克服困难的教育与实际劳动锻炼。
11月14日下午，抗大召开了盛大的新校舍落成典礼，党中央特地赠送了毛泽东手书的“我们的伟大事业”的横匾。毛泽东还亲自参加了落成典礼并讲了话。他总结说：“在这次伟大的事业中获得成功的原因，概括起来讲，就是能够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同时谆谆教导大家说：“你们现在已经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精神，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经你们的天才把它继续发扬与发挥起来，驱逐日本出中国是完全可能的。”
为抗大第四期学员题词
抗大第四期于1938年4月开学，12月陆续毕业，学期为8个月。
这个时候，华北地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告失败，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进入了主体地位。国共两党两个战场，胜败兴衰，孰优孰劣，一年来的抗日战争实践如此泾渭分明地作出了答案，这对于全国各地尤其是许多沦陷区随国民党军队向后方逃难的青年学生，是最实际最深刻最具说服力的教育。他们在国破家亡的痛苦煎熬中急于寻求抗日救国的出路，纷纷投奔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积极投身于抗日烽火中。为了满足广大知识青年的抗日要求，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抗大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学校、教导队大量吸收外来的知识分子，随到随即编队，为八路军、新四军和新开辟的各抗日根据地培养急需的大量干部。在此形势下，抗大的第四期每天都要接待几十名甚至百余名新学员。
毛泽东为这蔚然壮观的大好情势所感动，喜见抗大在抗日战争中迅猛发展、壮大，便喜出望外地挥毫，给抗大第四期开学郑重题词：“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毛泽东的这一题词，分明在指示抗大要将给前线培养知识青年干部作为中心任务。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亲临抗大第四期开学典礼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罗瑞卿简短致词后，毛泽东伴随阵阵掌声缓步走到了前台，微笑着挥手示意。他说：“你们经过了八百里秦川，冒千难万险来延安学抗日本领，我们欢迎你们，你们会不会吃小米？”台下回答：“会！”毛泽东又问：“你们会不会打草鞋？”学员们回答：“不会，我们学。”毛泽东微笑着说：“你们会吃小米、学会打草鞋、会爬山才能算抗大的学生。北伐战争时有个黄埔军校，是为了培养干部的。现在我们要办比黄埔更大的抗大，来培养千万抗日干部，抗大要越抗越大嘛！你们是来革命的，好比一把钢刀，这把刀有点钝，我们抗大好比磨刀石，把钢刀磨得锋利。这就是学马列主义，学抗日本领和战略战术，才能取得抗日的最后胜利。”
接下来，毛泽东向大家简要分析了当前的抗战形势，然后说：“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大课，由西安到延安，八百里秦川，这算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这算第二课；但最重要的是第三课，这便是在斗争中去学习，现在你们才开始第二课。”
最后，毛泽东对学员们再次强调要学习和领会好抗大的教育方针及其校训。为此，毛泽东还引用《西游记》中的人物深入浅出地给大家作比喻：“唐僧一心一意要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把他骗了，把敌人当好人。猪八戒有很多缺点，但他有个优点，就是能吃苦耐劳，书中说有个臭柿胡同，臭不可闻，挡住了去路，就是猪八戒把它拱开的。孙猴子灵活，很机动，但有个缺点，方向不坚定，有点三心二意。”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那匹小白龙马，他说：“你们别小看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图利，埋头苦干，一直把唐僧驮到西天，又把经取回驮到大唐长安。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毛泽东勉励大家要勇敢、坚定、沉着，在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毛泽东一个多小时生动有趣的讲话，不时引起全场的掌声和笑声。毛泽东富有鼓动性的讲演，使全场学员热血沸腾，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
第四期算得上是抗大的“黄金时期”，一大批知识分子来自除西藏、西康、青海外的全国各省、区（包括最早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台湾省在内），还有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和南、北美洲的爱国华侨青年64人。还有朝鲜、越南和日本“反战同盟”的国际友人，真是五湖四海的“抗日志士”的大汇聚。而且女生大量增加至600余人。
1938年8月1日，第四期第一、二大队毕业，其余大队于当年年底陆续毕业。毛泽东在第四期毕业证书上庄重题词：“努力奋斗，再接再厉，光明就在前面。”而且于百忙中亲自到毕业典礼上讲话。毛泽东勉励大家说：“我们要全国民众团结起来，用团结的力量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用团结的力量去建立一个新中国。然而这不是一件短时期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其中，“继续努力，以求贯彻。”即是为抗大四期毕业的题词。
这一期的教育的确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主要是把4000余名知识分子教育培养成了坚强的抗日军事、政治干部。在开学时，4655名知识分子中，共产党员仅有530名，只占有11%。到毕业时，共产党员的人数增加至3304名，约占知识分子总数的71%。同时，通过这一期大批吸收知识分子的工作，进一步取得了培养教育知识分子的丰富经验，总结出“依靠老干部为骨干，团结教育新干部”和“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验，形成了新老干部亲密团结、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为党的事业并肩战斗的生动局面。
为抗大开展大生产运动题词
为了总结部队生产运动经验，同时在各机关开展大生产运动，1938年3月，在延安党政军群干部动员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各机关要向部队学习，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1939年3月，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延安党政军学动员大会，号召大家一齐动手，艰苦奋斗，以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渡过难关。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开展大生产运动，专门题词以示激励：“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
在毛泽东题词的鼓舞和鞭策下，抗大的大生产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全校师生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不放松理论学习和军事训练的前提下，共开荒地近2万亩，播种l万亩，种菜270亩，植树10000余棵。多年荒芜的山地披上了绿装。到秋收时，共收获粮食100多万斤。这次生产突击运动，不仅改造了自然，而且改造了每个从事生产的人，特别是知识青年，使他们更深刻认识了“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
抗大如此卓有成效的大生产运动，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和肯定，1939年12月，他兴致勃勃地再次为抗大题词，措词更加细腻全面，铿锵有力，饱含了极大的期望和信心。题词是这样的：“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是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
抗大师生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每期抗大学员入学的第一课，就是扛上镢头上山开荒种地，抡起镐头挖窑洞建校舍。
起初，在修建校舍的生产劳动中，某些刚到抗大的青年知识分子曾有情绪地说，光打窑洞，啥时候才学习呢？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极有针对性地向大家讲解说：“打窑洞就是学习，而且是很重要的学习。不要小看打窑洞，你们知识分子是读书人，长期脱离劳动，不会打窑洞怎么会和劳动人民有共同语言呢？打窑洞是接近工农的第一步，打窑洞就是在打通和工农群众隔开的墙。”毛泽东还针对个别同志轻视工农的思想，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来进行教育。他说：“有人看不起工农，这是不对的。工农是最伟大不过的。比如上海有掏大粪的工人。别看上海那么‘香气’，如果离开了他们，上海就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城市。”
此外，毛泽东在不同时间、针对不同的事情为抗大还有不少题词，反映了毛泽东重视抗大工作、心系抗大发展的特殊情结。如：1937年3月2日，毛泽东为抗大第二期第二队学员题词：要学习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1937年12月15日，为抗大九队成立救亡室题词：九队的同志们，庆祝你们成立了救亡室，这救亡二字就是你们及全国人民在现阶段上惟一的总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你们学习这个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方法，唯有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救亡之目的。1938年1月28日，为抗大举行的“一·二八”抗战纪念运动大会题词：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努力奋斗，一致前进，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8年，为抗大题词：不但要有革命热忱，而且要有实际精神。1939年4月19日，为抗大四期毕业同学题词：知识分子之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他们的分界线仅仅在这一点。1939年，为抗大校刊《抗大》题词：努力奋斗，光明就在前面。1943年，为抗大七周年题词：站在最前线。
毛泽东为抗大题的词
说说短短(说说短短三年,国共两党强弱转化的原因)2
“物以稀为贵。”钨矿是一种制造灯丝和武器的特殊原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它的稀缺性和军事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各国政府争相收购、囤积，外部需求激增，可谓“特矿之首”。而江西赣南的石英脉型黑钨矿储量为世所独占，其矿点分布密集、数量众多，矿床范围宽广、规模宏大，堪称“世界钨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和地方军阀围绕赣南钨矿的开采与经营，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较量。苏维埃政府逆取顺守，进退有常；通商惠工，善贾而沽，充分利用境内丰富的钨矿资源优势，从容解套开锁破危局。在毛泽民的卓越领导下，中央苏区的钨矿产业异军突起、产销两旺，成为红色政权的一大财政支柱和经济命脉，帮助几百万苏区军民安然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明争暗斗，寸土不让
赣南钨矿的发现、开采始于清末民初，鼎盛时采矿点多达上百个，矿工逾十万之众，产销六千余吨。但因当时国内“不自冶炼，纯销外洋”，矿山与市场均为西方列强的买办商人所操纵、垄断，他们帮虎吃食、贱敛贵出，硬是把优质钨精矿压成了萝卜价。各利益主体为了从中分一杯羹，纷纷鸩占鹊巢，役使矿工采用原始作业方式乱挖滥采，以至于矿区乱象纷呈，矿难事故、恶性纷争不断，当地群众守着金山银山讨饭吃，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29年1月14日，朱德、毛泽东因经济无出路，被迫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谋求更为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沿途但见矿井星罗棋布、钨砂晶莹闪亮，久困弹丸之地的红军官兵眼界大开，情不自禁地为之欢呼、喝彩。朱德极目远眺，赞不绝口：“‘特矿之首’，果不其然；‘世界钨都’，名不虚传！”毛泽东触物兴怀，踌躇满志：“若得赣南钨矿资源，何愁给养没有着落？何愁革命不能成功？！”
2月11日，红四军在瑞金大柏地孤注一掷击溃赣军刘士毅部，一举扭转了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并抓住蒋桂、粤桂战争和中原大战相继爆发，国民党无暇“剿共”的有利时机，实行近距离分兵游击，建立地方党组织和红色政权，巩固和扩大赣南革命根据地。遵照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中共赣南特委在第二次党代会后，开始把工作中心转入钨矿主要产地，先后分别在盘古山（又名仁风山）、大余西华山等矿区建立党和工会组织，积极向矿工、砂贩宣传革命道理，开展维权、罢工斗争，积蓄夺矿力量。
1930年3、4月间，毛泽东率部连克南康、大余、南雄、信丰和会昌，成立了中共西河行委和安远、于都、会昌、赣县四县边界特委，并以当地矿工和农民为主体，组建成立了红二十六纵队和红二十二纵队。在仁风山矿区，毛泽东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撰写、编印了《仁风山及其附近》小册子，下发到各基层党组织，指示四县边界特委的工作要以矿山为重点、以矿工为骨干，形成波翻浪涌、星火燎原之势，最终实现全境赤化。他对红二十二纵队的矿工新兵发表演说：“过去你们出生入死，从地底下挖出了比黄金更珍贵的钨金，但在官府的横征暴敛、奸商的巧取豪夺和地痞山霸的敲诈勒索等多重盘剥、压榨下，你们换回来的是粗衣粝食，根本无法养家糊口。现在你们加入了工农武装，就可以拿起真刀真枪跟他们对着干，直到把他们完全驱逐、彻底消灭！”
红四军在赣南厉兵秣马、奋发图强，令蒋介石五内如焚、寝食不安，中原大战一结束，他立即把所谓的“铲共剿匪”确定为施政急务，从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调兵遣将对中央苏区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并抛出大余钨矿作诱饵，拉拢广东军阀陈济棠入赣“助剿”，达到借刀杀人、削弱异己的“一石两鸟”目的。陈济棠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趁机派遣粤军第一军余汉谋部进犯赣南，大肆捕杀、清洗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征用民工在赣南、粤北之间修筑公路、架设电话网，企图把整个赣南纳入其势力范围之内。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决心要好好教训陈济棠一番，以期彻底打掉粤军的嚣张气焰。1932年6月2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安远天心圩下令“要迅速的、坚决的消灭入赣粤敌”，红一、红五军团直扑入赣粤军的后方基地南雄，迅速攻占梅关，截断了南雄至大余的交通要道，在南雄水口重创粤军主力。红三军团则分兵进迫粤北宜章、仁化，把盘踞在南康、上犹和崇义等地的粤军逼退至大余、韶关，然后关门打狗，向大余城守敌发起猛攻。余汉谋料定这回必死无疑，竟立下遗嘱，准备右臂缠上白布条投水塘自杀，好让部下认准其标志收尸。
不过中共出于统战考虑，随即点到为止，主动从韶关、大余、始兴和南雄撤兵、解围，并遣返了4万粤军俘虏。经此恩威并施、宽猛相济，陈济棠终于学乖了，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他消极应付蒋介石的“剿共”战略部署，始终不敢越中共划定的“楚河汉界”雷池半步，南线渐趋稳定。中央红军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全力迎击北线来犯之敌，第四次反“围剿”大获全胜后，中央苏区进入全盛时期，总面积达8.4万平方公里，建立了4个省级、60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控制了大部分赣南钨矿资源。
叩石垦壤，无孔不入
1930年年底，红三军团某部驻扎在铁山垅分水坳，开始组织会昌县三区七乡群众拾捡露头块钨、挖掘表层矿苗，筹集给养经费，规模逐渐扩大。次年年初，苏区首家公营钨矿——铁山垅钨矿成立，招募当地矿工和农民，加上红军官兵、劳改人员共1000余人，组成了5个中队、15个分队，分别在大窝里、分水坳和杨坑山等矿场进行开采作业。
但是，由于国民党正规军不断发动军事“围剿”，土匪民团轮番骚扰，盘古山矿区历经几番赤白拉锯战，遭遇数度敌我易手，铁山垅钨矿的生产也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7、8月间，红二十二纵队被编入红二十二军，奉命开赴前线作战，只留下少量农民赤卫队和矿工纠察队维持治安秩序，造成后方空虚、门户洞开。当地反动势力趁机勾结起来，纵火焚烧了矿山和1000多个工棚，矿工被迫四散而逃，矿山沦陷停产。直到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中央红军主力回师巩固大本营，镇压土豪劣绅的反动武装、拔除白色据点，盘古山和铁山垅等矿区再次失而复得。
1932年2月12日，经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核准，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一手筹划，中华钨矿公司在公营铁山垅钨矿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并在会昌县白鹅墟创办了白鹅洗砂厂，统筹兼顾苏区钨矿的开采、收购、加工和销售。不料事与愿违，总经理胡克功、工会委员长华太章等人独断专权，明目张胆地贪污受贿，致使生产停顿不前，经济效益有减无增，矿工怨声载道，人心涣散。当年秋末冬初，临时中央政府洞见症结，果断地撤销了胡克功和华太章的职务，改由毛泽民兼任总经理。
毛泽民吸取教训，从基层选拔了一批德才兼备的红军、矿工骨干充实干部队伍，在每个生产中队增设了一名指导员和工人长，建立了一套权力集中、运行民主的协作监督机制。以公营铁山垅钨矿和白鹅洗砂厂为龙头，带动周边矿区的个体散户和短期零工，自愿结成了盘古山、上坪、蜈蚣山、吴山和庵前滩等5个生产合作社，其中盘古山生产合作社下设7个大组、130个小组，上坪生产合作社下设4个大组、28个小组，形成了一个分布广泛、管理严密的生产组织体系。公营企业职工按技术高低、劳动力强弱，每月领取4.5-6元不同等级的固定工资，食宿免费。各生产合作社所产毛钨砂由中华钨矿公司统一收购，没有挖到钨砂时，公司预付70%的砂款，待后逐步扣还。
由于矿山自然环境恶劣，工作、生活条件简陋，每到春夏之交蚊虫肆虐、疫病流行，患者痛苦不堪，只得泡在水里“水斗”，或吃辣椒“火攻”，甚至生吞癞蛤蟆“以毒攻毒”，结果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加剧了病情。毛泽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惜开出每月10块光洋的高薪聘请当地土郎中，因陋就简创办了矿山医院。对于家庭生活确实困难的矿工，他安排国家银行拨出专款，发动中央各机关单位捐献，给予适当救济补助。此外，他还以钨砂折价参股，广泛吸收矿工加入消费合作社，优先供应社员低于市场价的生产、生活物资。无论公营、合作社矿工，一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星期天休假制。
原先矿工采用短钎、小锤、单人打炮眼的作业方式，每人每班只能打几寸深，耗时费劲效率低下。后来毛泽民听从一中队矿工的建议，改为长钎、大锤、双人组合作业，在一中队试点成功后全面推广，平均每班进度提高到一尺四寸，两个人可完成三个半人的工作量。为此毛泽民重奖、提拔了提建议的矿工，并签署通令嘉奖了一中队，号召全体矿工“提高生产效率，实行革命竞赛，增加生产的新方法”。为了鼓励苏区军民踊跃提供矿产资源线索，他亲自起草布告：“苏区地域，遍布宝藏。一旦开掘，国富民强。军民报矿，一概有奖。”1933年4月，经泰和县群众发现、驻军上报，苏区又一个大型公营钨矿——小龙钨矿投产。
凡此种种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矿工的生产积极性，有效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壮大了苏区钨矿产业规模。1933年，中华钨矿公司所属公营钨矿开采、合作社收购的钨砂，总量比1932年增加了将近4倍，仅铁山垅和盘古山二矿的产量，就由1932年的648吨上升到1753吨，小龙钨矿开工当年即达47吨。截止1934年10月，中华钨矿公司共开采、收购钨砂4193吨，公营钨矿职工发展到5000余人。
合从连衡，秘而不宣
国民党在军事上屡战屡败，蒋介石不由得恼羞成怒，在加紧军事攻势的同时，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不断升级。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就跟德国法西斯政权密谋，输出国内稀有特产换取他们的精良装备扩充武力，严格限制地方势力插手经营钨铁等矿砂。因赣南钨砂多由广东出口，农矿部曾派员前往广东调查、干涉，要求拟定统一的外运办法。第四次军事“围剿”的挫败，更是令蒋介石凄惨异常，进一步强化了赣南钨砂的统制专营手段，私商、民企被剥夺了开采、经营资格，矿工、砂贩丧失了讨价还价的权利。香港市价每担钨砂130多元，广东官方收购定价仅36元，即便如此，苏区钨砂还是找不到销路。
已被“左”倾势力排挤出决策层的毛泽东据理力争，坚决纠正单纯军事主义错误倾向，提出“一要打仗，二要吃饭”，必须加强经济建设。在他的主导下，1933年4月，苏区中央国民经济部和对外贸易总局相继成立，下设江西、福建2个省分局，15个县分局，并在水陆要冲设立了4个直属分局、11个采办处，着重沟通赤白区域间的物资交易，大力促进钨砂产销衔接。国家银行从发行的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中，拨出100万元作为外贸基金，毛泽民亲自出马，通过赣州地下党员和开明商人牵线搭桥，以每担钨砂52元的有利价位，跟广东军阀签订了钨砂交易秘密协定。
中华钨矿公司组织了100多人的苦力运输队，把各处开采、收购的毛钨砂集中运送到白鹅洗砂厂，经淘洗、加工成钨精矿供出口。江口外贸分局打造了20多艘货船，配备了一支30多人的武装押运小分队，往返穿梭于白鹅圩至三江口之间，大宗输出农副矿产，舶入日用百货。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以储备公积金的名义，发动部下集资创办了双田公司，从赣南低价收购钨砂，高价倒卖到国外市场，大发其洋财。第一师师长李振球利用驻防赣州的便利，半公开化地介入江口外贸分局与双田公司的钨砂交易，也捞得个盆满钵满。
然而好景不长，1933年9月，蒋介石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军事战略，在中央苏区外围陈兵百万，同时设置了8个纵深130公里的封锁区，修筑了2900座碉堡，颁布了13种经济、交通封锁条例，发誓要让中共“未剿而先灭”、“不战而自亡”。广东军阀投鼠忌器，不得不终止了跟苏区的通商关系，转而配合北路军向会昌筠门岭推进。苏区钨砂滞销，价格暴跌，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中华钨矿公司流动资金告急，面临破产倒闭；中央财政收支失衡、国库衰竭，经济形势迅速恶化。
危难关头，风云突变，10月26日，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军主动派代表向苏维埃政府媾和，随后发动了反日反蒋的“福建事变”，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毛泽民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跟他们达成了“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协定，中华钨矿公司积压的钨砂被贴上“国防物资”封条，在十九路军的护送下，源源不断地从赣南经闽西向潮汕、漳厦出口，缓解了一时的危机。
遗憾的是，博古、李德们一错再错，先是“叫花子跟龙王比宝”，推行所谓的“以堡垒对堡垒”、“短期突击”之下策，“崽卖爷田心不疼”，把毛泽民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家底消耗殆尽。然后又实行关门主义，在蒋介石抽调优势兵力镇压十九路军时，没有及时伸出援手，坐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自生自灭。蒋介石得手后，随即把十多万入闽作战精锐部队改编为东路军，掉头向中央苏区腹地杀来。1934年9月30日，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安全屏障——松毛岭失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陆续撤出战斗，踏上了漫漫万里逃亡路。在白色恐怖的高压下，中华钨矿公司和外贸总局及其分支机构相继关闭、歇业，停止运转，来不及卖掉的钨砂，由留守部队带领群众转移、就地掩埋。
中央苏区自创建到沦陷，历年来产销钨砂7890多吨，获得了620多万元的现金收入，提供了七成以上的财政支撑，并以货易货换取了大量军需民用紧缺物资。苏维埃政府充分发掘境内的钨矿资源，凝就财力物力用在刀刃上，屡屡创造出战争胜利奇迹。以毛泽民为首的红色钨矿产业、外贸战线大军，“用一颗乌黑的石头，砸破了国民党经济封锁的水缸”，搅活了苏区经济的一潭死水。没有赣南钨矿，中国革命的历史很有可能要改写……
说说短短(说说短短三年,国共两党强弱转化的原因)3
解放战争以来，我军每打的一仗基本上都是战略上以少胜多，战术上以多胜少。七战七捷、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等概莫如此。
这次的济南战役，我军第一次“奢侈和阔气”起来，在攻济打援的战场上，出现了我军在兵力上优于敌人的新局面。华野外线部队北上和山东兵团会合了。后来，又将苏北兵团的两个纵队和一个旅也北调山东，加起来我军在山东总兵力达15个纵队共32万人，而敌人守城和可能增援兵力总共仅28万人。对此，粟裕说到：济南战役何时发起，我方完全掌握主动，对战役的筹划和准备，都不像以往那样紧迫，可以做到准备充分才动手。
共产党的军队是在从弱到强、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注重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注重打一仗进一步。以往，我占劣势时每每都能打赢。这一次济南战役，我兵力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占据优势，无疑，这是划时代的，这是国共双方强弱转换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完全可以说，济南战役，这是一场并无多大悬念的战役，只是战役持续时间长短的问题。
即便是这样，我对济南战役的筹划，上至中央军委、华野，下至纵队和师旅，对此战仍高度重视。这主要是因为：
其一，济南是易守难攻设防坚固的大城市。
济南是山东省省会，它北靠黄河，南倚群山，地势比较险要。原本上日伪时期，济南就设有比较坚固的工事。王耀武主政济南后，对原有工事又大加扩建，筑成了支撑点式的永久和半永久性的城市防御体系，可以说易守难攻。王耀武甚至预言：“济南外围能守半个月，市区至少能守一个月。”而他手下的师长曹振铎更是夸下海口：“工事修好了，就怕共军不敢来”。
其二，王耀武是国民党军中有名的悍将。
王耀武出身于黄埔系，是蒋介石的得力爱将。“宁见阎王，莫碰老王”，“三李不如一王”，等等这些绰号都说的是王耀武，虽也不无贬义，但更多是指王耀武的精明过人，是指王耀武打仗还是比较厉害的。粟裕与很多国民党军高级将领都交过手，他也认为“王的性格大胆果断”。显然，对于这样一名悍将，我绝对是不能疏忽大意的。
其三，国民党军的重兵增援集团不容小觑。
无论如何，国民党军徐州集团还有17万重兵摆在那。这是我在用兵时绝对不可轻视的。南麻临朐战役我即由于打援兵力不足而不得不撤兵罢手。因此，济南战役用兵，我在兵力优势，有一定回旋余地情况下，进一步升华了以往的攻城打援战法，形成了新的攻济打援战法。最终，我以百分之四十四的兵力用于攻城，百分之五十六的兵力用于打援。
而对于攻城的时间，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给予了最充分的估计，认为可20天到两个月左右。而华野9纵司令员聂凤智等人认为，只需半个月至20天。
而最终，我仅用8天时间即攻克济南。
至于敌增援兵力，慑于我强大的打援，只是象征地出兵，最后便草草结束。我济南战役获得完胜。
主要参考文献：《毛泽东军事文集》《粟裕战争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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