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可以演讲的故事英语

好莱坞的畸形人产业——《健听女孩》前的漫长世纪,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澎湃新闻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有哪些可以演讲的故事英语1

林子皓

“他们没有要求被带入这个世界，但他们依然来了，他们的法典即是他们自身。冒犯一人，你便冒犯了他们全体。”——《畸形人》（1932）

2022年3月27日，第九十四届奥斯卡金像奖揭晓获奖名单，《健听女孩(CODA)》以清新小黑马的姿态拿下了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和最佳男配角，也是首部在流媒体平台（Apple TV+）上映的获奖影片。很多评论认为这是爆冷的奥斯卡小年，直播观看数据亦显示，如果不是因为威尔·史密斯扇人巴掌的舞台事故，本届奥斯卡可能无法产生太多热点新闻和实时讨论。除去一些美国本土化修改，《健听女孩》剧情主要基于2014年法国原版电影《贝利叶一家（La famille Bélier）》，叙述了一个聋人家庭出生却爱好歌唱的听人女儿如何在成长烦恼中追逐梦想的故事。这种歌舞青春的设定过于常见，只是因为手语家庭和听-聋关系的元素而增加了些许不确定的紧张和吸引力。然而这却足以让很多国内观众给奥斯卡评委贴上臣服“政治正确”的标签，仿佛《健听女孩》获奖完全是因为设定讨巧，对边缘人群过度偏袒。

《健听女孩(CODA)》海报

这可能是对好莱坞最善意的误解了。如果说《健听女孩》的聋人演员获奖奥斯卡是一种政治正确，倒不如回顾一下好莱坞在过去近一个世纪中如何建立起了自我循环的“畸形人产业”——残障叙事因为能够触发独特的励志、恐惧、色欲体验而备受主流青睐，而成为了最容易被滥用和重复的设定之一。好莱坞偏好“残障”，从来不是近几年因为抗议和外部施压的改变，而是在近八十多年来持续不变的盈利密码。非残障演员因为表演残障找到了获奖之路，而真正的残障者反而被排斥在好莱坞劳动市场的边缘。

一群位于芝加哥的残障演员、艺术家、研究者和行动者通过近十年的资料梳理和社群建设，在2019年共同完成了纪录片《畸形法典》（Code of the Freaks），对好莱坞近百年的残障呈现开炮。本文借助《畸形法典》中来自残障社群的反抗和吐槽，回溯《健听女孩》脚下的有毒土壤，并尝试为残障影像的未来提供更加广阔的思路。

励志与异端的两极

好莱坞电影从畅销书中获得改编灵感，而能够大卖特卖的流行读物通常是那种励志鸡汤。剧作家苏珊·努斯鲍姆（Susan Nussbaum）表示：“你会忽然意识到，这些电影都是在讲一样的事情，中间发生了什么不再重要，可能是一个智力障碍者被关进了看护病房之中（《弹簧刀（Sling Blade）》，1996）；可能是失意的年轻女演员在疯人院被实行了脑前叶切除术（《弗兰西斯（Frances）》，1982），也可能是被虎鲨袭击而断臂的运动员克服了她的身体损伤（《灵魂冲浪人（Soul Surfer）》，2011）”——最终，回归的主题都是一样的，励志。

当残障出现在一个故事中的时候，总是要实现某种叙事功能。而这个功能通常都是鼓励非残障者成为更好的人。以《独奏者（Soloist）》（2009）为例，杰米·福克斯的角色埃尔斯原来曾进修于著名音乐学院，然而却因精神分裂症而辍学，流落街头卖艺。他的存在就是为了鼓励小罗伯特唐尼扮演的记者洛佩兹成为更好的人。在电影的高潮，洛佩兹通过画外音自白点出了主旨：“也许我们的友谊帮助了他，也许没有。但我可以从我自己角度来说，通过见证埃尔斯先生的勇气、谦虚、对于自己艺术力量的信仰，我学到了守护自己坚信之事的尊严”。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残障与人类发展教授凯丽·桑道尔（Carrie Sandahl）评论道：“你几乎可以看到洛佩兹的头上挂着一个大大的霓虹标牌，提示‘我是故事的道德主角’；然后他就转变成了一个更值得被爱、更细腻的白男，就因为他把埃尔斯当做一个人类来互动。”

《独奏者（Soloist）》海报

“对我来说问题在于，人们看完这些电影后，就会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明白残障和身体损伤是怎么一回事了。”残障研究者艾莉森·帕特萨瓦斯（Alyson Patsavas）如此说。“好莱坞电影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学习和假装体会残障的场所，所以当人们看过《雨人（Rain Man）》之后，就会认为自己理解了认知障碍；或者人们看过《百万美元宝贝》（2004）之后，就以为自己懂了自己在致残处境下会如何反应。这就是危险所在。”

剧作家和导演苔姬·洛姆尼基（Tekki Lomnicki）成立的“讲故事剧场（Tellin’ Tales Theatre）”已经有25年历史，致力于通过打碎残障者与非残障世界之间屏障。对她来说，被打包成一个鸡汤人物是一件特别心累的事情。“我很容易被激怒的一个细微点是当陌生人说，你知道吗，你真是太励志了。我太烦励志了，这就是我经历自己生命的方式。”

早期的好莱坞完全不掩饰用励志情节吸引观众走入影院的野心。1962年描述盲聋女作家海伦·凯勒成长历程的电影直接取名为《奇迹创造者（Miracle Worker）》。表演海伦·凯勒的帕蒂·杜克（Patty Duke）因对盲聋的“痛苦”演绎一炮而红。剧作家谢哈耶·赫伯特（Tsehaye Hebert）坦诚回想：“当时看完后我的想法是，天哪，这是一个多么棒的演员，她为这个角色准备了多少。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背后的选角伦理，你是否要找一个盲聋童演员呢？从来没想过。”

然而，如同电影标题暗示的那样，虽然故事以凯勒开始，“创造奇迹”的主角却是凯勒的老师安妮·苏利文——她耐心温柔，映衬的则是海伦·凯勒的乖张暴戾。聋人演员、视觉艺术家克罗姆·桑德斯（Crom Saunders）评论道：“海伦·凯勒的故事在电影中的呈现是被修饰过的，并且把很多高光放置在了老师苏利文身上——她给了她语言，她给她打开去到世界的门。”克罗姆·桑德斯亦提醒：“当饰演苏利文的演员在打手语或指拼时，往往都是在随意乱编，完全不符合美国手语的语法规则和词汇。《奇迹创造者》主创人员全然没有对这个在剧情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语言足够的尊重。这点本身就很耐人寻味了。”

在励志的另一面，好莱坞电影亦贡献了大量将残障者呈现为凶手、杀人犯和邪恶异端的故事。《神秘蜡像馆（Mystery of the Wax Museum）》（1933）中的毁容老人，坐在轮椅上的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1964），《人鼠之间（Of Mice and Men）》（1992）中智力障碍而充满暴力的莱尼，《科学怪人（Mary Shelley's Frankenstein）》（1994）中从尸体中被创造出来的无名怪物，《篮子里的恶魔（Basket Case）》（1982）中的复仇杀人的连体怪胎，《飙风战警（Wild Wild West）》（1999）中因为实验失去双腿进而怨恨社会到处作乱的天才博士勒弗里斯。在《分裂（Split）》（2016）里，如果一个人有多重人格，有些人格必然得是邪恶害人的。而2017年的《神奇女侠（Wonder Woman）》中，为恶者当然得是一个面部毁容者。

这些流俗设定基本没有推动关于残障者独立生活、权利争取、社区支持等方面的议题。影评人、残障权利倡导者劳伦斯·卡特-隆（Lawrence Carter-Long）认为：“社会和好莱坞电影都存在的问题是，总会有自我重复的倾向。所以如果你见到了一个毁容恶棍，你就会见到两个、三个、二十五个、无数个。我认为我们脑中某个黑暗的角落里预设了，做坏事的人一定是面目丑陋的。然后这就成了金律。创作人们变得懒惰，想用捷径来替代真实故事。”

残障艺术家里瓦·莱尔（Riva Lehrer）认为把残障人物当成怪物的电影中，有一种“以差异为切入的情色表演”。在她看来，弗兰肯斯坦、吸血鬼的尖牙、狼人的毛发、木乃伊的裹布、象人——这些怪物几乎都可以被解读为某种残障形象。“我们渴望凝视他们，因为我们被教导着对他们既着迷又嫌恶。他们承载了一种色欲，以及对这种色欲的矛盾情绪。当电影徘徊于那些身体的细节时，总是存在着某种情色主义，引导观众渴望靠近往深凝视，但又充满恐惧。”

演员与电影研究助理教授汤米·贺夫隆（Tommy Heffron）也看到了将残障作为异端呈现背后的窥淫传统：“《象人》是我最早记忆中看到身体形象如此不同的人被呈现在银幕上。和所有林奇的电影一样，《象人》也是关于窥淫的，就好像早期的医疗剧场/手术室（operating theater），所有人都披上严肃的面具，观察手术台上人体的奇景。当从马戏团畸形秀来到在医疗建制中，这种观看仿佛就变得值得尊敬了。电影也是如此，‘向我展示一些我不知道、没见过的事情。’窥探禁忌、未知和底层有一种逾矩的刺激感。‘向我展示一些我该视线逃离、却只能目不转睛的事物’”。

性、种族、残障的交织

好莱坞“靠性卖座（sex sells）”经久不衰。即使是在上世纪分级制度被引入前的《海斯法典》时代（1930-1966），美国制片人和导演们依然在严格的道德审查体系中靠隐晦暗示和擦边球的画面植入性意象吸引观众。借助残障者的身体，好莱坞创造出了很多奇观化而问题重重的剧情套路。其中被批评最多的就是“慈善爱（charity sex）”——残障者需要在健全者的引导、关爱和奉献下重新开启自己因为身体损伤而遗失的性能力。例如《心声泪影（Johnny Belinda）》（1948）中出生于萧条时代的农家聋女，《幻海魔灵（Monkey Shines）》（1988）中卧病在床的前运动员，《生于七月四日（Born on the Fourth of July）》（1989）中因为重担瘫痪而失去“英雄气概”的越战老兵，《亲密治疗（The Sessions）》（2012）中幼年开始小儿麻痹、从未尝试过亲密关系的记者。

《失宠于上帝的孩子（Children of a Lesser God）》中的玛丽·玛特琳

《健听女孩》中扮演聋人母亲的玛丽·玛特琳（Marlee Matlin）在1986年的《失宠于上帝的孩子（Children of a Lesser God）》中扮演一个清洁工聋女，也是因为该角色成为了好莱坞史上第一位获得奥斯卡的聋人演员。该电影改编自马克·梅多夫（Mark Medoff）1979年的舞台剧本，基于聋人演员菲利斯·福莱希（Phyllis Frelich）的人生经历讲述了一位聋人女学生和她的听人老师之间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好莱坞电影版本的剧情稀释了听人与聋人世界之间政治、语言和文化的冲突与对撞，并压缩成了一个浓烈罗曼蒂克气息的“慈善爱”叙事。桑道尔评论：“他试图走近她的世界，而她的世界则被殖民主义的修辞描绘为某种神秘的、寂静的空间。高潮的冲突是亲密性关系的张力，他们彼此无法共鸣，他听，她聋，他们无法沟通。电影前半部分他一直在单方面追求甚至骚扰她，剧情走到高潮时，她在两人亲密之时用口语喊出他的名字，而这是她之前一直抗拒的。听-聋张力在电影里的体现从始至终都是落脚在亲密关系上，而在原舞台剧本中则政治得多。”

好莱坞电影很多剧情中，女性恰恰是因为身体损伤而更加有吸引力。《城市之光（City Lights）》（1931）中，卓别林饰演的流浪汉爱上的卖花盲女，《盲女惊魂记（Wait until dark）》（1967）中因为双目失明而卷入运毒事件的盲女苏西，还有《盲女凶杀案（Jennifer Eight）》（1992）围绕着盲人女校发生的一系列凶杀案展开，因为她们被看做是被动和脆弱的集大成者。

努斯鲍姆点出，“盲女”、“美丽盲女”、“美丽而视力健全的演员假扮盲女”，这些形象经常出现在连环杀手类型电影中。“在哪一部电影中，女性没有陷入到巨大危险中呢？”但恐怖片中的女性会被表现得非常情欲化。“你可以观察肖像画的历史，对比男性和女性被画笔捕捉的不同方式。很多女性肖像的力量来自于成为某种色欲的客体，而男性的力量则来自外界或在世界留下影响的能力。”

盲人男性的电影形象的确与盲女非常不同，他们仿佛有某种超级力量——《超胆侠（Daredevil）》（2003）中本·阿弗莱克饰演的律师马特因为接触放射性物质导致双目失明，但其他器官却因此变得异常灵敏。更早些年的《铁鹰战士（Blind Fury）》（1989）里，失明的越战老兵帕克掌握了一身高超刀法，别人在黑暗中十足无措时，他则如鱼得水。因沙利窦迈而带有先天海豹肢症的演员马特·弗雷泽（Mat Fraser）无奈玩笑道：“只有盲人男性可以加入到超级英雄联盟中，太不公平了。”他继续补充：“为什么盲人男性总是在电影里飙车？因为糟糕的编剧预设那就是他们想做的事情。在编剧有限的想象力中，飙车就是残障者最大的自由了。”的确，《闻香识女人》和《铁鹰战士》中的盲人男性角色都有极其类似的城市飙车剧情，仿佛是通过这些高光时刻重新确立他们因为身体损伤而被社会拿走的男性气质。

不过，这些能在银幕上飙车打架的残障者都是白人。帕特萨瓦斯提醒：“如果你加入一层种族分析，就会发现，残障和种族彼此交织影响的方式通常是进一步剥权，让残障黑人男性看起来更加无威胁。于是就会产生《真情电波（Radio）》这样的文化刻板印象，天真又无辜到让整个白人为主的小镇意识到他们有多种族主义。”

《真情电波》(2003)的背景是在70年代种族隔离余波未散的南卡罗莱纳州, 一位白人教练邀请徘徊在球场边的认知障碍黑人少年“电波”加入球队，并在几个月中带领球队屡战屡胜。电影的高潮时刻，教练面向队员和家长的演讲点出了励志的主题：“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不了解或者根本不关心电波在这几个月中学习到的东西。事实是，我们并不是电波的老师，电波是我们的老师。”值得提及的是，在《真情电波》中出演先天性认知障碍者的黑人演员小库珀·古丁（Cuba Gooding Jr.）在《怒海潜将（Men of Honor）》（2000）中也有相似的故事线，他扮演了一名海豹突击队的残障黑人潜水员，并教会了罗伯特·德尼罗扮演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如何成为一个优秀正直的人。

《怒海潜将（Men of Honor）》中的小库珀·古丁

残障研究者小蒂莫西·戈登（Timotheus TJ Gordon Jr）认为这种“白人救世主降临拯救黑人残障者”的剧情非常居高临下。“非残障的白人被赋权了，因为他得以走出自己的特权泡泡更好地理解世界，也得到了一个机会更好地爱自己的家庭和朋友。而黑人残障者得到了什么？他们还是被困在障碍之中——我们看见电波成为一个橄榄球教练了吗？我们看见电波结婚、生育、工作了吗？不，《真情电波》里，电波想要的是永远留在高中，一直替橄榄球队加油助威。这些电影描绘中，黑人残障者不用想着推进世界向前，他们注定要停在自己快乐又无辜的状态中直到永远。”

桑道尔则将残障意象与黑人男性在美国社会所对应的“危险”与“威胁”话语结合分析：“我认为《真情电波》留下的一层更有害的信息是，电波总是需要受到监管，不仅仅因为他的认知障碍，而且因为他是黑人，他可能会对自己造成伤害却不自知，他理解不了一个黑人男性的‘潜在风险’。” 赫伯特对此种呈现进一步补充：“如果看历史数据的话，我们会发现电影中的黑人男性残障比例非常高。我觉得这是某种让美国观众能更加共情、代入角色的尝试。”残障设定就是某种掩藏甚至“阉割”这些黑人角色力量的方法。

赫伯特所说的“残障阉割”设定，集大成人物便是《绿里奇迹（the green mile）》（1999）中的具有认知障碍的黑人大个子约翰·考夫利。他据说杀死了两名幼女，但在狱监看来，他却像孩子一般温厚害羞，甚至如同天使那样具有治疗的力量。而比《绿里奇迹》早近四十年的《杀死一只知更鸟》（1962）中，黑人罗宾逊在法庭上表明自己不可能犯下强奸案的证据亦是残障：他的左手在12岁因为轧棉机受伤后就无法再抬起了。罗宾逊这种无法伪装的身体损伤让代表正义的白人律师主角认定其无辜，可以从作为整体被默认有罪有害的黑人中解救出来。

残障权利倡导者坎迪斯·科尔曼（Candace Coleman）认为，“拯救”叙事忽略的现实是社会边缘者彼此支持和自救的过程：“因为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充满了针对不同人群的障碍和裂缝，而所谓的无障碍也更多是能够为其付费的人才能感受到的，所以你很难看见残障者的“多元”。当电影中表现一个孤立的黑人被白人拯救时，我觉得这触及到了社会障碍和裂缝的问题。但同时，我觉得这种拯救想象并没有正视残障者之间的社群和互相支持。我们可以建立集体，我们可以自救。 ”

然而，大部分非残障者对残障社群所建立的唯一印象就是这些孤独又绝望的影像呈现了，因此这些影像就变成了制造真相的媒体事件。作为残障者，科尔曼和其他倡导者则希望看到更多：“我因为是维奥拉·戴维斯和丹泽尔·华盛顿的粉丝而去影院看了《藩篱（Fences）》（2016），但在这过程中我的注意力逐渐被吸引到配角加布列尔身上。他是主角具有认知障碍的兄弟。剧情交代了加布列尔一度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的境况，也展示了他曾经被困在精神病院的片段。然而，在此之外，电影没有提供其他信息——他是因为战争而受到创伤的吗？他在乎什么？他想要成立自己的家庭吗？我们获得的仅仅是所有关于残障既存的印象——'我们需要帮助他们，他们被病院囚禁，他们找不到工作也没有房子住，所以我们要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我对电影的这部分缺失非常失望。”

残障的未来：治愈还是死亡

残障学者艾莉森·卡福尔在《女性主义、酷儿、瘸子（Feminist, Queer, Crip）》中提出，美国社会关于未来的想象里往往没有残障者的位置，因为优生学、医学、技术乌托邦主义都在用美好而不现实的承诺试图消灭受损的身体。好莱坞电影则顽固地通过声光影的形式承袭了这些话语。

《百万美元宝贝》海报

对于很多没有过残障体验的好莱坞编剧来说，身体损伤的生命仿佛不再具有内在价值，他们笔下的主角宁愿轰轰烈烈死去。《百万美元宝贝》（2004）和《遇见你之前（Me before You）》（2016）都以残障者选择放弃生命而进入剧情高潮。残障权利倡导者麦克·埃尔文（Mike Ervin）指出了这种高潮的问题：电影团队一厢情愿改编了故事整个走向。“《百万美元宝贝》是基于真人事件，但注射针剂安乐死的结局从来没有发生。就我所知，主角依然还活着，她是一个艺术家，她从来没有想过要让自己的生命结束。那个安乐死的场景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虐杀镜头。我也担心那些突然致残或者还在处理自己感受的人们会如何受其影响。电影不但没有打碎人们附着在残障者身体上的压力和羞辱，反而助长了它们。”

《遇见你之前》以残障者之死进行励志的叙事更是昭然若揭。年轻英俊的威尔因为一次意外而四肢瘫痪。他恨自己无能，又爱上了新来的私人护工露。在威尔自杀之后，他把自己所有的财富都留给了露，因为他想让她不受他身体损伤的影响，去“勇敢地生活”。科尔曼对此非常愤怒，作为芝加哥残障权利倡导组织“无障碍生活（Access Living）”的一名成员，她组织了一次行动劝说观众罢看《遇见你之前》。她认为：“我们知道这部电影里面会充满了怜悯和励志。我们要说明那不是我们在努力进行的生活。不要被它的煽情迷惑了。那不是现实。我们已经在过着受到孤立的生活了，看着大银幕上的电影不仅远离现实，而且还把你表现得宁愿想要***也不想继续自己残障的生活，我觉得每部这类片子都无异于给你上了一次死刑。”

在好莱坞的科幻电影中，身体损伤更是被剥夺了存在的意义。《千钧一发（Gattaca）》（1997）的设定是在未来世界中人们可以修改完善自己的基因。有渠道改造基因的人们获得了各种社会优势，而自然产下的其他人们则被称作“病者（invalids）”，只能被分配去做低端工作。一个病者文森特的梦想是成为宇航员，去探索火星。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需要接受另一个角色吉罗姆的帮助。吉罗姆是一个基因完美、但却因为车祸而坐上轮椅的年轻人。文森特取用了吉罗姆的基因材料并伪装成吉罗姆，最终成为了宇航员。在文森特实现自己的梦想后，吉罗姆变得可有可无了。吉罗姆的角色完成了他作为催化剂让文森特成为更好的人的功能。于是吉罗姆从轮椅中离开，关进焚烧炉将自己烧成了灰。这剧烈而暴力的死亡却被表现得很美丽，在音乐的衬托下镜头拉远，观众们看到了宇宙星空，就好像吉罗姆的灵魂终于可以在天堂自由徜徉。

桑道尔评论道：“有趣的是，《象人》的结局同样也是宇宙星空的镜头。”因为畸形受尽世人折磨的象人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用枕头盖住自己的头，直到转过身后自己会窒息。镜头也同样跨过窗台拉向上空的星星，象人母亲的老照片在其中闪烁。“如果你把《象人》和《千钧一发》拉片对比，会发现这组收尾镜头惊人类似。当具有身体损伤的故事角色完成了被赋予的目的——改变和激励一个非残障者——他们就可以***了。”

另一种结局则是治愈。治愈结局通常是电影前半程呈现出来因身体损伤而带来的种种问题奇迹般消失。比如《海蒂（Heidi）》（1935）中的小女孩摆脱轮椅开始走路。又比如《阿甘正传（Forrest Gump）》（1994）中，奔跑的小孩剥落挣脱脚上的护具。在《阿凡达》中，原本因战争负伤的老兵男主因为新兴技术得以进入到蓝色高大的外星人身体之中，和一群美国人来到另一个星球去掠夺自然资源。当他在阿凡达身体之中时，他不再受到轮椅的限制。在影片末尾，这位在地球上的残障角色选择了留在潘多拉星球。努斯鲍姆对《阿凡达》评论：“主角通过技术改造和虚拟人物完成了自己的治愈。这真是一个很有趣的新情节尝试，但没有逃过我批判的法眼。而且我认为大家都应该对电影保持这种批判法眼。”

某种意义上来说，演出了残障者糟糕混乱人生的非残障演员第二年发型精致风度翩翩地走上领奖台拿走奥斯卡，本身也是一种治愈叙事。帕蒂·杜克1963年因为在《奇迹创造者》演幼年海伦·凯勒而获奖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克里夫·罗伯逊（Cliff Robertson）1969年因为在《查利（Charly）》扮演一名智力障碍成年男子而获奖奥斯卡最佳男主角。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1989年因为在《雨人》扮演自闭症哥哥而获奖奥斯卡最佳男主角。丹尼尔·戴-刘易斯（Daniel Day-Lewis）1990年因为在《我的左脚》扮演先天大脑麻痹的画家而获奖奥斯卡最佳男主角。阿尔·帕西诺（Al Pacino）1993年因为在《闻香识女人》扮演失明退伍军人而获奖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汤姆·汉克斯（Tom Hanks）1995年因为在《阿甘正传》饰演先天智力障碍者而获奖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杰弗里·拉什（Geoffrey Rush）1997年因为在《闪亮的风采（Shine）》扮演精神抑郁的钢琴家而获奖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安吉丽娜·朱莉（Angelina Jolie）2000年因为在《移魂女郎（Girl，Interrupted）》扮演住进精神病院的少女而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杰米·福克斯（Jamie Foxx）2005年因为在《灵魂歌王（Ray）》中扮演幼年致盲的音乐家而获奖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希拉里·斯万克（Hilary Swank）2005年因为在《百万美元宝贝》中饰演脊椎断裂的瘫痪女拳手而获奖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科林·费尔斯（Colin Firth）2011年因为在《国王的演讲》饰演口吃公爵而获奖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埃迪·雷德梅恩（Eddie Redmayne）2015年因为在《万物理论》中扮演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的霍金而获奖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仅仅简单列举，就能发现好莱坞从残障叙事中攫取价值的完整链条：因为能够触发独特的励志、恐惧、色欲体验，非残障演员因为表演残障而找到了获奖之路；他们在塑造人物时“挑战自我”，为健全社会提供了窗口窥探残障者隐秘的痛苦、混乱、疯魔体验，又能在拍摄结束之后回归到西装革履的名利场，而真正的残障者反而被排斥在好莱坞劳动市场的边缘。

畸形法典与残障者联盟

作为一部仅有69分钟的纪录片，《畸形法典》回顾了好莱坞近一个世纪以来不断重复的残障刻板印象，以及它们与性别、种族、阶级交缠之下塑造的套路角色。纪录片标题“畸形法典”对应的是好莱坞1932年由托德·布朗宁导演的《畸形人（Freaks）》——这个关于马戏团中“谁才是真正畸形”的故事在发行伊始并未得到市场青睐。然而直到现在，《畸形人》仍然是保持着好莱坞电影中启用过最多残障者表演的记录，并且跨越了大量的障别。电影将这些身体损伤直接呈现在银幕前，却没有让他们扮演邪恶的角色。马戏团里的矮人汉斯喜欢“正常人”克利欧佩特拉。在婚礼上，矮人、连体姐妹、小丑、双性人、无臂女孩穿着盛装，围成一圈，摇头鼓掌，共同吟唱“我们的一员”，把酒杯递给克利欧佩特拉，欢迎她加入这个隐秘而边缘的局外人世界。她眼里却露出了抗拒和愤怒，大喊“不，肮脏，虚伪，怪物“，并把酒洒在了汉斯的西装、头发和脸上。弗雷泽说：“这便是微缩宇宙般地呈现了残障社群在健全主流世界中的感受。很难有其他好莱坞电影类似地捕捉到了残障者之间的友情和躁动的局外者感受。”

《畸形人》海报

讽刺的是，好莱坞在《畸形人》之后，开始沉浸在自己创造的励志套路中，用千人一面的工业生产方式让残障者变得愈加扁平。在2021年，即使启用了三名聋人演员，片场的员工都开始学习手语，《健听女孩》依然没有摆脱从听人的角度来反观和窥探聋人生活的叙述惯性。卡特-隆认为：“直到八十多年后，《畸形人》还显得如此独特的原因在于，在你看电影时，你必须和里面的‘畸形’人物以他们的方式面对面接触。”弗雷泽补充：“畸形法典，听起来就好像是某种秘密规则，你需要小心探索和理解。是啊，这才是现实，不对吗？因为你不可能随随便便使用‘畸形’，预设你理解了这个词的全部内容。它的含义复杂，有多层语境，还混入文化的、历史的和当下的不同事物。”的确，对于残障艺术家、演员和权利倡导者来说，重新挖掘《畸形人》意义的关键点在于“法典”而非“畸形”，因为它代表着社群。当残障者形成互助集体，尤其是互相支持的行动者们，局外人的力量才能汇聚成塔，形成挑战主流的声音。《畸形人》呈现的怪人联盟就是这样的集体。

弗雷泽说：“为什么我们甚至要给奥斯卡这个关注？很多残障电影人说，我们专注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就好了。是啊，不过好吧，行业标准就是一座奥斯卡或金球奖杯。不管我们喜欢与否，那就是能够吸引行业关注度和商业投资的东西，让你有资源能够继续你的下一个项目。布朗宁如果不是因为一年前《科学怪人》、《德库拉》等电影的大获成功，也不可能得到米高梅支持去拍《畸形人》。这就是好莱坞运作的方式。但好莱坞需要的事情是，停止和现实世界的脱节，停止继续散布可怕的议程。这种议程是自我强化的死循环。”

“无障碍生活”倡导组织、“讲故事剧场”、“西部聋人剧院”、“影像赋能（ReelAbility）”电影节、“瘸子耍嘴皮（Smart Ass Cripple）”博客——这群残障权利倡导者们以自己的方式在培育新的社群，形成合力让主流看见。桑道尔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开设的残障电影课程已经进行了快14年，她惊叹新一代残障者们的创造性和自我呈现控制力。当学生开始自己学习剪辑电影的时候，当越来越多残障电影节和手机电影节开始培育不同障别的残障电影从业者时，桑道尔认为“我们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并不用等待好莱坞”。

参考资料

Hayes, M., & Black, R. (2003). Troubling signs: Disability, Hollywood mov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scourse of pity. Disability Studies Quarterly, 23(2).

Frymer, B., Kashani, T., Nocella, A. J., & Van Heertum, R. (Eds.). (2010). Hollywood's Exploited: Public Pedagogy, Corporate Movies, and Cultural Crisis.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Sandahl, C. (2019). It's All the Same Movie: Making Code of the Freaks. JCMS: Journal of Cinema and Media Studies, 58(4), 145-150.

Zuercher, G. (March 25, 2022). As a Deaf filmmaker, I wish ‘CODA’ had done more to represent Deaf stories on our terms. America: The Jesuit Review. https://www.americamagazine.org/arts-culture/2022/03/25/coda-apple-tv-deaf-242675

责任编辑：伍勤

有哪些可以演讲的故事英语2

【编者按】美国化学家卡尔·巴里·夏普利斯（K. Barry Sharpless）与另两位化学家分享了2022年诺贝尔化学奖。这是夏普利斯第二次荣获诺贝尔化学奖。上一次是在21年前的2001年。

2022年10月5日下午，诺贝尔化学奖揭晓后，澎湃新闻联系到曾在夏普利斯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的董佳家博士对该奖项相关成果进行解读。董佳家博士目前任上海交通大学转化医学院长聘教授。他翻译整理了夏普利斯博士在2019年普利斯特里奖章颁奖典礼上的演讲内容，澎湃新闻获授权转发。

·在一起读过凯文·凯利的《失控》之后，我与M. G.一起在海滩上散步时讨论，我们最喜欢的部分是凯利称之为“上帝的游戏（造物的过程，暗喻进化）”的那一段。凯利说：“上帝造物过程（进化）的讽刺之处在于，选择放手（不进行控制和干预）才是获胜的唯一途径。”后来，这启发了我们。

普利斯特里奖章的原则是奖励“那些为化学这门学科做出贡献”的人，但我做出的贡献确是仅限于对于化学家们：帮助你们实现更多可靠的方法合成化学键，（在浩瀚的分子世界中修建可靠的传送门）从而实现分子功能。作为一个研究方法不那么普通的普通研究者，今晚能站在这里，我心怀感恩，无比感慨。

Karl Barry Sharpless 教授（2019年）

希望今天的演讲也能成为（对于化学家们的）我的一个贡献。我出生在一个不那么完美的中产阶级家庭。我在费城出生，上学，父亲是一名在费城工作的外科医生。不过如果有人问我：“你的家在哪里？”我会毫不犹豫的回答：“马纳斯宽，新泽西！”[1]

Karl Barry Sharpless与母亲

我母亲在那里长大，每到周末或者是夏季她都会带着我妹妹和我来到海边。在马纳斯宽河边一段树木繁茂的崖边，我父母买下了一个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生产的那种预制小屋-有四间很小的卧室，中间是客厅和厨房，我母亲和她的朋友们经常会带着自己的孩子们在那里聚会。母亲在人多的时候会非常开心，但是她有点双相情感障碍，有时候会应付不了我，而我父亲在周末的时候是没有时间陪我的。

因为父母对我的管教不严，也可以说是放纵，我从小就很随性的寻找自己需要的惊喜和刺激。我的自学和成长开始于六岁那年，我找到了一艘带马达的8英尺长的小艇，偷偷独自驾驶着小艇开上了马纳斯宽河，一直开出了几英里远，甚至开过了入海口，直接到了海上。我在小学的时候，完全凭着自己的兴趣，我就已经成为了合格的水手；能够捕捉鳗鱼，螃蟹的渔夫；和一个敏锐好奇的观察家和实验主义者。终于，在小学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可以自力更生，并且成为了一个无所畏惧的自学者。

事实上，当我的父母第一次和我的妻子，简（Jan Sharpless），见面时，我母亲对她说：“祝你好运吧，我从来也没能成功教会过这家伙任何东西。”

Karl Barry Sharpless与Jan Sharpless（1987年于瑞士）

在我14岁的时候，我成为了布瑞尔船坞包租渔船上最年轻的伙计。为了让租船钓鱼的客人开心，也为了每天结束的时候能把收获摆满甲板拍好照片以便宣传吸引更多的客人，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充满竞争的捕鱼生活让人变得果断，渔船的每日维护需要完全的尽心尽责。而要想得到客人更多的小费，对于我来说，则必须要克服自己害羞的一面并且把自己伪装起来。

Karl Barry Sharpless（15岁，左边）在船上与Dink 叔叔一起捕鱼

Karl Barry Sharpless（24岁）

中学生活也没有让我太感兴趣-我只是一个不算太差的学生。在父亲去书店买他的医学书时我会跟去，然后会选择一些关于化学或者海运学的书籍。我依然记得自己第一次通过达尔文写的《小猎犬号航海记》了解到进化论的时候是多么激动，但是我最爱的书是关于类固醇的生物合成。当看到羊毛甾醇的三个甲基居然消失转化成为了二氧化碳时，我说：“太神奇了！”这是一本伟大的关于氧化过程的入门读物。

也许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我是真的不一样。但我真的不希望我的学生们也经历到这些“不一样”。不过，我在科研上学到一些经验可以使大家获益，所以我接下来将打开我个人的“行李箱”，希望大家听完后能够觉得对你们有些帮助。

传奇的瑞士化学家阿尔伯特·艾申莫瑟（Albert Eschenmoser）这样评价过我：“和巴里在对话时，他要说出些啥真是完全不可预测的。如果和普通人在一起，你可以预测你们的对话内容，但是和他不行。”

思维的非线性（跳跃性思维）可能是我最明显的，困惑的，甚至是烦恼的特点。我喜欢关于非线性思维的定义：“人类思考的时候会同时向多个方向拓展，而不只是一个“逻辑”的方向。”同时，我需要兴奋，刺激，甚至让人感到惊恐的事情，灵感和不寻常-这些元素让我感到自己的存在。

在达特茅斯学院，我的第一次英文作文居然得了F，那实在是太让我震惊了。恐惧使我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学习者，我拼命学习直到没有问题能难倒我。只有化学对我来说相对容易些，我遗传了父亲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一辈子就靠着这个去学习那些化学反应，所以自然科学的课程对于我来说相对容易些，我也能有时间去掌握那些成为课堂上好学生的技巧。对于失败的恐惧感使我前行，但是绝佳的老师和求知的快乐真正把我转变成了一个好学者，特别是关于文学的爱好者。我喜欢詹姆斯·乔伊斯[2]《尤利西斯》里面提到的“无可避免的视觉认知”那段。

我本来是读医学预备科,但是却加入了助理教授汤姆·斯潘赛教授[3]（Tom Spencer）那间画满电子转移机理箭头的实验室。化学家都知道那是怎么样的生活，一旦我开始对解决他的化学问题感兴趣，我便鲁莽的通过自学那些我能找到的所有化合物，主要是靠闻味道来准备各种实验。在实验之余，闲暇时，我们就通过在黑板上画分子结构的方式来讨论化学，这成为我之后最大的爱好之一。同时，我也开始爱上了元素周期表。

Barry 在自己的办公室（Scripps Research）酷爱板书讨论化学问题

因为暑假我从来不呆在学校，我没有机会进一步拓展我的研究项目，所以汤姆·斯潘赛（那个我最感激的人）劝我放弃医学院，试试在化学院的研究生部学习一年。他把我推荐给了他的导师，斯坦福大学的尤金·凡·塔梅尔伦教授[4]。

尤金·凡·塔梅尔伦教授（Eugene E. van Tamelen，1925-2009）

我的研究课题是多烯的选择性氧化，但是我的物理有机化学考试（半年一次）却没有通过，于是我几乎是流着眼泪，在化学图书馆里面为了课题看了六个月的书。但当我再回到实验室的时候，我的知识量已经足够应付与博士后们，特别是塔梅尔伦教授的日常讨论了。

非常幸运，我被安排与鲍勃科茨（Bob Coates）一起工作，他当时是实验室的博士后，他现在已经从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荣誉退休了。在他细心的指导下，我学会了我的第一个“研究绝招”：你如果能够足够快速的证伪实验早期那些“貌似正确”的结论，你就会越快的推进，找到下一个新的发现。我叫这个方法：“证伪法”。后来，当我的学生带来好的实验结果的时候，我一定会说：“去试试让这个反应失败！（找到反应性的局限）在挑战反应性的时候同时设计不同的几个思路，快速推进那些能够存活下来的思路，永远注意寻找反应性的线索并且设计不同的方法来质疑这些线索。

像我父母那样，麻省理工学院对待他们的助理教授很放纵，允许我这样恐惧和讨厌写作的教授不去申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经费，在度过了两年不需要申请经费的好日子后，系主任格伦·波奇托尔德（Glenn Berchtold）给了我两个选择，要不就跳到海里去安德烈亚·多里亚沉船上去寻宝，要不就写个基金申请书。

写基金申请那年真的改变了我的一生，当年在斯坦福图书馆当中大量阅读学到的知识给了我灵感，在MIT我开始认真的寻找那些元素周期表里反应性研究尙浅的元素。20世纪上半叶那些严谨细致的化学报导让我真正开始理解和比较分子的性质，包括它们的颜色、性状、溶解度和稳定性。

从早年我在达特茅斯的时候，硒的奇怪性质就吸引了我，部分也是因为它是生命的必需元素而且具有氧化还原的活性。在麻省理工学院，早年从斯坦福大学的大量相关阅读中学到的知识成了我的潜意识，这使我着眼于已发表的关于SeO2化学的机理。实际上，之前的机理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在实验室进行了研究。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领域对我们完全敞开了；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接下去，我们迅速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硒化学成为我申请NIH基金的主题，我也很快被广为人知。

我们的实验室刚刚起步，我们的研究方法是探索元素周期表中那些缺乏文献的空白。我们利用了其他化学家们都不希望探索的“可怕的黑暗地方”（偏见和恐惧症）[5]，通过发现许多有用的烯烃氧化反应，大大的扩展了合成化学的范围。

事后看来，令人惊讶的是，化学领域里简单的“偏见和恐惧症”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的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将“恐惧症”从周期表中清除，拥有了多年的“排他性”。

大概因为在玛纳斯宽河上工作，智商似乎不那么重要，所以我后来的野心从来没有被复杂的游戏所吸引——认为复杂的合成化学是唯一值得的方向。我就这样无意间成为了一名工艺化学家，按制药公司的标准，这是蓝领，因为那里的药物化学家都是精英。

Karl Barry Sharpless 参观德克萨斯的化工厂（1983年）

对我而言，写作就像是不打麻醉剂去补牙一样痛苦，所以我从来没有发表过意义不大的文章，大概只有威斯康星大学的汉斯·赖希（Hans Reich）和我在这方面可以竞争（指不爱发文章）。我需要发表更重要的成果这种压力才得以消除，在这个过程中（指写文章）花时间记录和充实它们，又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有趣机会（指写作过程中产生新的想法）。当时我们发表的新方法总是描述了至少一种没有先例的对复杂天然产物的选择性转化，始终包括非常详细的实验操作过程。

到1970年代中期，我们的方法得到了大量的应用和引用，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从而加速了我们在这个领域（烯烃氧化）工作的热情和创造力。我的博士后，已故的鲍勃·迈克尔森（Bob Michaelson）于1973年的重要发现，以及我们课题组对烯烃氧化化学的热爱，直接导致我的博士后香月勗（Tsutomu Katsuki）在1980年发现了不对称环氧化（AE）反应[6]。

著名的Sharpless 不对称环氧化反应

Kazuki 发现环氧化反应最佳条件时的实验记录（董佳家拍摄于2015年）

同样在1980年，研究生史蒂夫·亨特斯（Steve Hentges）发现完美的化学计量的不对称锇酸化反应，这使我对更多的不对称催化反应的发现充满信心，尽管在当时人们都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发现不对称环氧化反应后，我需要新的刺激，所以我准备寻找新的领域。

发现不对称环氧化反应大约2年后，我与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德里克·巴顿爵士（Sir Derek Harold Richard Barton）[7]进行了一次改变我人生的对话。当我告诉他，我打算不再做不对称催化作用而是去开辟新的领域时，他严厉地问我：“您认为还有其他催化不对称反应需要被发现吗？”我说：“是的，我知道有。”德里克爵士说，如果我不这样做，那么不对称环氧化反应可能是一个孤儿反应，而德里克·巴顿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人！

不对称环氧化反应使我们如此忙碌，我们没有回到亨特斯的发现，但这个方向在我的博士后埃利克·约克布森（Eric Jacobsen）和已故的伊斯特万·马尔科（Istvan Marko）带领下又一次有了金子般的发现：不对称催化的双羟基化反应（AD）[8]，这是一次真正的胜利，一个极好的，通用的，高实用性的反应。

著名的Sharpless 不对称双羟基化反应

发现不对称催化的双羟基化反应后，我终于可以继续前进了（改换研究方向），但是我的团队还没准备好。当时我的实验室里有很多非常有才华的博士后，他们是来学习不对称催化的，但是我的沟通能力和领导力让我自己都很失望。我如何才能使他们摆脱根深蒂固的信念，打破我自己所创建的“宗教”，去挑战新的事物？实验室士气严重下降，后来，当我将所有人的方向转为点击化学时，实验室几乎空了（人都走了）。

我没有任何实验室管理方面的好建议，但是关于科学发现的建议却是另一回事：我始终在寻找线索，并一直遵循那些好的线索，即使需要以牺牲掉现在实验室的优先事项为代价。不必担心您会错过什么，因为作为研究者最后唯一重要的是您发现了什么，因为还有很多的新东西等待被发现。作为研究者，提出好的问题至关重要。平行假设推论[9]，大量平行可行的假设，还有元素周期表，永远不会让您失望。

1982年，我写过一项NIH的基金申请提案，希望使用胺与环氧化物的反应将那些非天然的分子模块连接在一起，然后用组合化学的形式去合成，希望产物能有有趣的分子功能。NIH没有支持我们。

（1992年）我加入了位于加州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并开始为一家组合化学公司提供咨询。同时，我开始专注于寻找一种快速，可靠地发现新化学反应性和分子功能的方法。我当时的计划是只使用少数几个最佳反应去链接分子模块，希望在没有溶剂的情况下进行定量的反应（从而快速实现分子功能）。我的学生珍妮特·伊丽莎白·皮斯（Janet Elizabeth Pease）在1996或1997年尝试了我们当时认为最好的六个反应，产率高达96％，在后来这些成为了点击化学的首次尝试。但是后来我们很快放弃了无溶剂的反应，转而坚持使用水作为溶剂。

在许多候选名称中，Jan和我决定将这种方法称为“点击化学”。因为在我们看来它能最准确的描述我们的想法，汽车后排座椅的安全带的隐喻能最成功地解释我们的目标：只有预定的搭扣可以连接对应的接口-中间的安全带不能扣到侧安全带。连接的成功得到保证，并且一旦建立便是永久的。在汽车中，弹簧锁紧的卡扣发出咔哒声。[10]

我在Scripps的同事，哈特姆斯·科布（Hartmuth Kolb），他从一开始就成为了推动点击化学发展的引擎；在1999年春季的美国化学学会全国会议上，我们有关该主题的第一次公开演讲是：“点击化学，一种合并过程和发现的化学概念。”我曾经的研究生（198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芬（M. G. Finn）后来加入了斯克里普斯化学系，这对我来说是个大喜事。他迅速加入我们，就像一位哲学家，他给点击化学带来了逻辑基础。芬阐明了我和哈特姆斯一直希望表述清晰的概念。

我们称自己为“三个朋友”[11],并称自己的点击化学手稿为“宣言”。这篇论文于2000年8月提交给德国应用化学杂志。杂志的主编皮特·格利兹（Peter Gölitz）愿意推翻负面评论，但是他确实担心过我能否面对后果，成为国际化学界的“傻瓜”。2001年5月，“点击化学：通过几个好的反应实现分子功能”在网上发表了。[12]

被所有评委要求拒稿的点击化学论文，也是人类目前合成化学领域引用最高的一篇论文。

那一年（2001）发生了太多事情：我获得了很多奖，包括诺贝尔化学奖[13]，还有我的60岁生日庆祝活动，当时有33位曾经的Sharpless小组成员在圣地亚哥春季美国化学学会的全国会议上做了报告。就在那次会议的宴会上，我收到了我这一生中最好的礼物！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乔治·布奇（George Büchi）逝世时，他的年轻同事（也是我以前的学生）格雷格·富（Greg Fu）继承了布奇的图书馆。格雷格（Greg）把其中的一部分转赠给了我：也许是一吨重的Houben-Weyl Methoden der Organischen Chemie[14]（包括所有卷，1909-1986年，里面的文献甚至引用到了1834年！）。格雷格给我的这套丛书代表人类化学发现史上的黄金时代——任何化学家都不可能奢望更多了！

Sharpless 教授因发现不对称催化氧化反应获得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

Sharpless 教授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证书

Sharpless教授和他的Houben-Weyl丛书 （几乎每本都记满了他的笔记！）

以前，在一起读过凯文·凯利（Kevin Kelly）的《失控》[15]之后，我与M. G.一起在海滩上散步时讨论，我们最喜欢的部分是凯利称之为“上帝的游戏（造物的过程，暗喻进化）”的那一段。凯利（Kelly）说：“上帝造物过程（进化）的讽刺之处在于，选择放手（不进行控制和干预）才是获胜的唯一途径。”后来，这启发了我们，我们让两种反应物在一种广为人知的酶的结合位点被动选择性的发生反应[16]。对于98种可能的反应对象，挑剔的乙酰胆碱酯酶只选择制造了其中一种抑制剂，但这个抑制剂的活性比其他任何一种都强大得多，原位点击化学技术诞生了。这个工作是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帕尔默·泰勒（Palmer Taylor）教授一起合作完成的。

原位点击化学技术

我的博士后卢克·格林（Luke Green）在该酶反应上的工作直接促成了CuAAC（一价铜催化下叠氮化物与炔烃的环加成反应）的发现。阿尔伯特·埃申莫瑟[17]（Albert Eschenmoser）对这个工作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他称CuAAC的发现“对已知反应的效率和底物范围的改进是如此之大，显然属于最重要的化学发现。”我们在2002年发表了这两项研究工作（指的是In situ click chemistry， CuAAC。）

CuAAC（一价铜催化下叠氮化物与端炔烃的环加成反应）

一些基于点击化学技术的公司已经出现了，其中最引人入胜的是Olaplex。它们通过点击化学技术（这里指的是巯基-双键的点击化学反应）进行头发修复，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每隔几天就可以改变头发的颜色，但她的头发看起来仍然水润。

2002年，我有幸被邀请与克雷格·霍克（Craig Hawker）一起参加了首次在悉尼大学举行的“康福思讲座”，克雷格是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著名材料科学家，他创始了包括Olaplex在内的多家企业。他写信给我说道：“ Olaplex的灵感可以追溯到多年前您在悉尼的演讲，您的演讲彻底改变了我的思路。正如您提到的，约翰·康福思爵士[18]（Sir John Warcup Cornforth）本人的话：‘向工业化学家们提供所谓的优雅，困难且昂贵的工艺是毫无用处的，他们的理想之选是那些甚至可以在废弃的浴缸中进行后处理的反应。只需要一个没有文化的独臂残疾工人就能够熟练的，通过排水孔，直接以100％的纯度和产率连续收集得到反应产品的工艺。’您关于反应效率，简单和正交性的关键信息（这些是所有点击化学反应的标志）在今天的化学界引起了更大的共鸣。”

芬（M. G. Finn）在2003年开发了生物点击化学链接技术，这是点击化学领域的另外一个颠覆性的技术。生物科学家们现在每天使用基于这项技术的试剂盒，但他们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使用点击化学。

约翰·康福思爵士关于工艺化学的名言

我的课题组一直希望能够重复1927年至1930年德国化学家威廉·斯坦科普夫（Wilhelm Steinkopf）的实验（关于磺酰氟类化合物的合成化学），但是多年来一直没能成功。我的博士后董佳家（Jiajia Dong）没有放弃，从陶氏（Dow）公司收到一瓶硫酰氟后，他终于成功了。他的发现开启了六价硫氟交换反应（SuFEx），这是在我们实验室发现的第二个接近完美的点击化学反应。SuFEx意外地打开了整个通过硫酸酯连接的分子世界。他现在在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工作。

六价硫氟交换（SuFEx）反应的发现

Sharpless教授与董佳家（拍摄于2015年，Scripps Research）

现在，董佳家的实验室发现了另一个全新的，接近完美的点击化学反应[19]。我预测，通过（以上提到的）这四个接近完美的点击反应，化学家将通过完全可预测的，精准的合成，自下而上的构造无穷的化学空间可能性。

FSO2N3对于一级胺的高效重氮转移反应的发现

是那么多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人帮助我达到了今天的成就，我感谢他们所有人。我也希望向很多在我的实验室工作过的同事道歉，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待遇，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文章，甚至没有得到太多与我交谈的机会。我也想向那些从来没有来得及感谢过的，那些将工作献礼给我，给我礼物和恩惠的化学界同事们说声抱歉。对不起！其实关于很多事情，我是完全失败的。这么多年来，我完全自私地享受着作为化学家的乐趣，很多人为此做出了牺牲。我真的很感谢你们，我身上的每一个分子都感谢你们！

在有生之年看到“简单（的化学）”和“（分子的）功能”受到了大家的青睐，我真的很高兴。在结束时，我想引用麻省理工学院的斯蒂芬·布赫瓦尔德[20]（Stephen Buchwald）在2015年给我写的一封信，提醒我需要勇气才能在科学上突破平庸达到无人区，这真让我感到很欣慰。他可能是上个世纪化学家中我唯一的追随者。

“您在化学上的成就对我的研究方向有深远的影响——您专注于简单而且有用的化学。您的帮助是我成功的关键。这些年来，每当碰到问题，我一遍又一遍地求助于这个原则，即：“（碰到同样的问题）Barry会怎么做？”在前进道路上，我一直忠实的履行您“做重要且实用的化学”的研究哲学，这成就了我的今天。当我快60岁生日时，我只想感谢您。”

译者按：

[1] 一个海边小镇, 美国新泽西洲。

[2] 爱尔兰现代主义作家

[3] Tom Spencer, 达特茅斯学院，著名生物有机化学家。

[4]，Eugene E. van Tamelen，斯坦福大学，生物有机化学家，仿生合成领域开创者。

[5] 恐惧症（phobia）是焦虑症的一种类型，此症的特征为发病者对某些事物或情境，会产生持续性的恐惧与害怕。Barry 尤其喜欢使用这个词描述一些化学家对于某些事物不科学的，通俗的认知会导向偏见和愚昧。

[6] 夏普莱斯不对称环氧化反应(AE 反应)是一种不对称选择的化学反应，可以用来从一级或者二级烯丙醇制备2,3-环氧醇。它是以主要发明人巴里·夏普莱斯和香月勗命名的不对称环氧化反应。

[7] Sir Derek Harold Richard Barton，有机化学巨匠，1969年诺贝化学奖获得者。

[8] 夏普莱斯不对称双羟基化反应（Sharpless asymmetric dihydroxylation），常直接称为不对称双羟基化反应（AD反应），是巴里·夏普莱斯在 Upjohn双羟基化反应的基础上，于1987年发现的以金鸡纳碱衍生物催化的烯烃不对称双羟基化反应。与夏普莱斯环氧化反应一样，该反应也是现代有机合成中最重要的反应之一。

[9] Strong inference, 是一种科学研究（逻辑思维）方法论，强调平行假设而不是单一因果关系推论：“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strong inference is a model of scientific inquiry that emphasizes the need for alternative hypotheses, rather than a single hypothesis to avoid confirmation bias.”

[10] 因为文化差异，很遗憾最初的中文翻译并不准确，Barry显然指出了Click是扣安全带这个动作，Click一词来自于美国家喻户晓的俗语，“Click it，or ticket it”指的是不扣安全带就会吃罚单。在汉语语境中很难找到替代，可能点击鼠标动作可以暗喻反应的快捷方便，但是缺乏对于关键选择性和不可逆反应性的描述。

[11] 这是一部著名美国喜剧影片，《Three Amigos》。

[12] 当时这篇文章投出后，三位重量级评委一致要求该杂志拒稿，德国应用化学传奇主编皮特·格利兹力排众议强行发表了该文章，该文章引用数现在高居德国应用化学杂志发表过的所有文章历史第一位，皮特·格利兹还把这篇文章列为自己的最爱，这个故事的传奇程度在科学史上都极为罕见。Peter 原文载于C&EN（摘录）:

“What was your favorite paper that Angewandte published during your tenure?”

“There is a famous click chemistry paper by Barry Sharpless that we published in 2001. There was a lot of skepticism that this was not new, nor was it needed. I overruled that advice, and I think click chemistry has changed many fields, from chemical biology to materials science.”

https://cen.acs.org/articles/95/i48/German-journal-became-top-tier.html

[13] 巴里·夏普莱斯因在不对称氧化方面的成就分享了2001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与他共同获奖的还有：威廉·斯坦迪什·诺尔斯和野依良治。

[14]，著名合成化学丛书，2000年该丛书后改名为 Science of Synthesis。

[15] 《失控：机器、社会与经济的新生物学》（英语：Out of Control: TheNew Biology of Machines, Social Systems, and the Economic World）是凯文·凯利于1994年所著的书籍。失控的主题包括控制论、突现、自我组织，复杂系统和混沌理论，本书也可以被视作科技乌托邦主义的著作。失控也是在演出1999年的电影《黑客帝国》之前，沃卓斯基兄弟要求出演尼奥一角的基努·里维斯在开始读剧本之前必须阅读的三本书之一，（另两本是《仿像与模拟》）和《演化心理学》）

Barry和企鹅合影

[16] 在这里他们让蛋白质先与弱结合力的含叠氮官能团的小分子砌块，以蛋白质的口袋作为反应发生的“容器”，体系中直接加入多种不同结构的含有端炔官能团的分子砌块，然后基于端炔与叠氮3+2环加成的正交化学反应性，在口袋内微结构的诱导下，蛋白质以极高选择性的合成了其中一个针对自身最强的抑制剂，该抑制剂分子抑制乙酰胆碱酯酶的解离常数值（Kd）达到了77fM，原位点击化学，没有设计，蛋白质选择合成了自身的抑制剂！一个时代开启了，点击化学准备起飞！CuAAC反应的发现恰恰是因为这一发现导致Barry课题组必须要找到方法选择性的合成1，5三氮唑，然后接下去的一切都是伟大的历史了。。。

[17] Albert Eschenmoser, 瑞士科学家，有机合成大师，因为合成维生素B12成名。

[18] Sir John Warcup Cornforth，因为酶催化反应的立体化学获得1975年诺贝尔化学奖。

[19] 这里Barry指的是FSO2N3对于一级胺的高效率重氮转移反应，值得注意的是该反应当时并没有发表甚至投稿，在Barry这次演讲的两个月之后我们才投出第一稿，该论文于当年十月正式发表于英国自然杂志。

模块化的点击化合物库构建方法https://doi.org/10.1038/s41586-019-1589-1

[20] Stephen L. Buchwald, 著名有机化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以开发过渡金属催化的反应而闻名于世。

附录：

普里斯特利奖章（英语：Priestley Medal）是美国化学会所颁发的最高奖项，目前每年评选一次，用以鼓励在化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该奖项于1922年建立，以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的名字命名。1944年以前每三年评选一次。

To recognize distinguished services to chemistry. （ACS）

原文首刊于C&EN, March 31, 2019 | APPEARED IN VOLUME97, ISSUE 13

Priestley Medal address 2019: A simple life—finding function and making connections

原文链接：https://cen.acs.org/people/awards/Priestley-Medal-address-2019-simple-life-finding-function-and-making-connections/97/i13

（原标题《简单的一生——寻找分子功能和链接（2019年普利斯特里奖章颁奖典礼上的演讲）》）

有哪些可以演讲的故事英语3

文 | 夏鸢的暖心小筑

如何让孩子更好地学习英语呢？

也许你会说，从童谣或单词开始吧。

对于启蒙初期阶段，也就是在3岁之前，我们可以用这些方式来让孩子接触英语，从而产生兴趣。

那么，在孩子3-6岁这个阶段，就可以引入一些故事类的书籍来阅读了。

一方面可以通过简短句子培养语感，另一方面通过有趣的故事来增加阅读体验。

《小怪兽学院双语故事》这套书，能够帮助孩子快乐阅读，并培养孩子为他人着想、肯定自我价值的责任感。

这套书的作者是莎莉·瑞平，她是澳大利亚的儿童作家，专为入门级小读者准备的英语阅读图书。

本套书共分为10册，分别是：《小女巫玛丽》、《毛毛怪山姆》、《交换身份的双胞胎》、《大脚丫皮特》、《小吃货杰米·李》、《蝙蝠怪提姆》、《害羞幽灵卢娜·布》、《小明星威廉》、《好帮手弗兰克》和《闯祸精杰西》。

1 有趣好玩的英语故事

拿《毛毛怪山姆》这本书举例。

翻开书的第一页，是一份温馨的亲子共读指南。

根据这份指南，可以清楚地让父母知道应该怎样阅读这套书。

为什么要进行亲子共读？

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父母要每天坚持给孩子大声朗读，用语言的力量来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是在孩子听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可以循序渐进地让孩子自己试读，并慢慢地创作自己的故事。

在看完共读指南后，就来到了故事的正文，讲述的是一只毛毛怪喜欢吃面包和果酱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通过它把果酱弄得到处都是，引出了需要学习的单词。

比如，果酱（jam）、弄到墙上（wall）和走廊上（hall）等。

这些单词都用红色标出，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所以，这也是亲子共读的重要性，在父母读完故事后，可以根据书最后的翻译，看看故事的意思，然后带着这些标红的单词再次进行理解和记忆。

2 亲子互动画起来

这套书不仅仅有好玩有趣的故事，在每本书的最后，还有教你如何画书中主人公的方法。

比如，毛毛怪山姆这本，最后就是教你如何画山姆；而小女巫，则是教你如何画小女巫。

孩子可以根据书中的步骤尝试自己画，或者与父母一起画。

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方面是增加孩子对书中的人物、故事更能理解和提升兴趣；另一方面，如果父母能和孩子一起进行亲子互动的话，也是一种增强亲子情感链接最有效的方法。

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孩子通过自己动手画主人公，就仿佛是在进行自我创作一样，画画的同时，又能学到英语知识，可谓是一举两得。

3 写在最后

在英语学习的世界里，最开始，我们都应该坚持每天为孩子阅读，不仅仅是阅读句子、故事，更要注重演绎和演讲，让孩子通过你的描述，可以沉浸其中。

当孩子耳濡目染一段时间后，就可以尝试自主阅读了。

《小怪兽学院双语故事》是一套结合了英语故事、趣味单词、以及亲子互动等多重有意思的英语启蒙读物。

对于学习英语来说，最开始的培养兴趣很重要，看小怪兽双语故事，就能帮助孩子爱上英语。

作者：夏鸢的暖心小筑

爱阅读、爱写作、爱手帐

爱古风、爱动漫、爱偶像

喜欢一切美好且文艺的东西

绘本阅读指导师

家庭教育指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