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诗歌（）

采用大众话语方式写诗,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光明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什么样的诗歌1

【第327期】汪建新：采用大众话语方式写诗

毛泽东历来重视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向现实生活学习语言。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即《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毛泽东这么强调，自己写文章、作报告乃至写诗填词都大量运用群众语言。他的诗词多是旧体形式，但集典雅与通俗于一身，自然本色、言浅意丰。这是毛泽东诗词广为传诵、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文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内，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适合大众需要”“反映民众生活”，是毛泽东一贯的文艺思想，这是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诗学主张中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诗词直抒胸臆、生动活泼、言近旨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一句，将口语入诗。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唐代王昌龄《从军行》“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诗句略显古板，颇似呈送上级的战报。而毛泽东则把着眼点放在欢呼雀跃的红军战士身上，鲜活地展示奔走相告的喜悦情景。《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既写出反动军队“步步为营”的狰狞面目，突出蒋介石屡战屡败的可怜嘴脸，更反衬出革命军民庆贺胜利的欢欣鼓舞。《七律二首·送瘟神》“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就像民间艺人在说评书，描绘出老百姓送瘟神的生动场面。《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不爱红装爱武装”，用平易近人的口语，生动刻画出新中国妇女英姿飒爽的崭新风貌。

金代诗人元好问评陶渊明诗的语言风格时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毛泽东诗词属于古典诗词，但少见艰深语言，也从不用深奥典故，而是嵌入了大量大众化的常用词和习惯语，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看万山红遍”“看红装素裹”，像是游客在描绘观感。“苍龙”“蚂蚁”“苍蝇”“小虫”“蚍蜉”等等，都是人们痛恨和鄙视的邪恶势力。“六月天兵征腐恶”“天兵怒气冲霄汉”，“天兵”是人民群众对革命军队的形象叫法。“黄洋界上炮声隆”“百万雄师过大江”，俨然就是老百姓对战争风云的直白描述。“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好像老少爷们在谈天说地。“吴刚捧出桂花酒”“今日欢呼孙大圣”，即便神仙都是些人们熟悉的人物。“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工整典雅，但也类似于百姓喜闻乐见的春联。

毛泽东重视诗词的语言问题，就本质而言，是在致力于解决“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极力倡导诗歌的民族化和大众化，具有鲜明的针对性，无疑为古典诗词推陈出新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

原文链接：毛泽东诗词中的群众语言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提出了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目标，明确农村厕所革命、生活污水治理、生活垃圾治理、村容村貌提升四大领域重点任务。

笔者认为，这些工作的开展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有限的财政资金难以满足行动方案顺利实施的资金需求，亟须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吸引金融和社会资金共同投入。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属地方事权，由地方财政承担支出责任。在资金供给上，要构建权责一致、中央支持、省级统筹、市县镇（乡）负责、村级落实的投入体系。根据地区差异，中央财政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支持力度，重点支持厕所改造与生活污水治理一体化建设、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试点、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等工程。通过绩效考核，落实地方投入责任。根据中央资金项目管理要求，地方各级政府要做好项目前期工作，积极申报中央项目储备，通过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渠道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行维护、监督监测、成效评估等经费纳入年度预算。

原文链接：健全财政激励机制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

由于材料的稀缺性，包括甲骨文、金文在内的晚商文字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弥足珍贵。其中，“家谱刻辞”尤为引人注目，这是因为它既不属于数量众多的“卜辞”，又与习见的记事内容不同，内容上记录了一段独特的“家谱”，故一问世便引起学界注意，争议不断。

确实，甲骨之残缺导致太多不确定性，倘存有完整可信的辞例，便足以证明家谱刻辞之真实，幸而这在近年取得突破性进展。透过目验实物，一版史语所藏的契有宾组卜辞的龟背甲（《合》13517+《乙》6087+R60751），被观察到表面存在不少受人为刮除的旧字迹。这些既有的痕迹遍及龟甲的大部分，原非卜筮记录，很可能是为了刻下新的卜辞，才将旧字迹加以抿除，以利于契写文字。根据观察，旧字迹乍看杂乱无章，其实具有一定的行款规律，均由上而下书写，并形成大约十组左右的竖行字排形式，显然出自刻写者有意的安排。学者原本径以习刻看待，然经过目验摹写，可发现它并不是无法释读的，这几组字排都是以“子曰某”的词句所组成，或省略了“子”字。以右侧第一排为例，根据卜辞一般书写式并参酌同版辞例，可将仅存可识的几个字由上而下还原为：“……[子]曰□，子曰名，曰…… ……”这类连续书写的“子曰某”内容虽然未见于一般卜辞中，却与家谱类刻辞颇为近似，两者之间应该具有可比性，彼此性质是较为接近的。

由于这组甲骨出自科学挖掘，又非卜辞，绝非为新生儿占名的选贞，因此这些字迹除了归于“家族谱系”的记载外恐怕没有其他太多可能。种种迹象，皆与早期家谱刻辞若合一契。

这版龟背甲残存的刮除刻辞，确切无疑地证明“某子曰某”的辞例真实存在，显示晚商贵族阶层很可能普遍存在对家族谱系进行文字记录的现象。可以想见，身为一族之宗子，具有将整个家族谱系完整记下的动机是完全可理解的，最初的“历史感”在家谱刻辞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既有的史官体系记载外，古人对自己的血缘谱系的高度重视亦催生了史学意识的萌芽。当然，从另一方面来思考，这种世系的“记录”也有可能纯属虚构，只是书写者透过一定格式、行款的书写来练习契刻的技巧，至于是否当时真有这些家系则已无从验证。但即使是虚造，我们也应当承认他在写这些文字时脑海中确应存有“家谱”这一概念，否则这些特殊的内容便无从产生。

从商周以降，关于家族谱系的相关记载与日渐增，例如两周青铜器铭文中便习见王室以及贵族家世的详尽记载。这一方面受惠于书写载体材质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也可视作晚商家谱传统的直接承继。此文化现象跨越3000多年，构成了我国传统底蕴的一贯性，十分值得重视。由此可见，对于古文字材料，无论新旧，均应加以重新多元审视，是未来在进行文化探源研究时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甲骨学大辞典”（18ZDA303）、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史语所藏殷墟一至十五次挖掘甲骨目验整理与研究”（19VJX1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张惟捷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原文链接：新材料彰显“家谱刻辞”的史学价值

第一，积极落实长江大保护有关政策要求，加快推动横向补偿机制全覆盖。

按照《长江保护法》第七十六条相关要求，以及《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支持长江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方案》要求，进一步发挥中央财政资金激励引导作用，强化“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建立高层级工作机制，推动长江流域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干流、主要支流、重要湖泊及饮用水水源地等水质敏感区域地方人民政府之间加快建立横向补偿机制。加强上下游省份落实流域生态环境共同保护责任的督促考核，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统一组织、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制度、统一监管的推进机制。

第二，因地制宜探索多元化补偿方式。

鼓励上下游跨区域结对发展，开展多元化补偿实践，引导下游地区通过生态产业扶持、生态环境治理工程帮扶建设、人员技术培训、飞地经济等方式对上游地区实施补偿。将生态补偿效益与群众利益挂钩，建立利益连接机制，实现生态保护地区地方财政状况改善、当地群众致富与生态环境改善“多赢”。

第三，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开展流域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研究，建立与生态产品价值相适配的补偿标准，探索多类型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形式。以“水”为主线，加大优质水源地生态涵养能力提升力度，提高水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探索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群众致富相结合，将优质生态文化资源与农旅、林旅、文旅深度融合，打造知名品牌，增加附加值，让百姓共享生态产品红利。

第四，完善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长效制度。

推动《生态保护补偿条例》尽早颁布实施，从流域生态系统整体性和系统性出发，明确相关方的义务与责任。创新实践“造血式”补偿模式，通过相关方编制流域生态环境共同保护规划或方案，合理安排、有序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任务，依据年度绩效评估结果，为下一步优化补偿协议和实施机制提供依据。

原文链接：健全长江全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议

教育研究是推动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和教育改革创新的支撑力量，就大的趋势而言，当前我国教育研究的范式正在下列不同维度上发生重要的和明确的变革。

研究目的上从重知识生产到重实践改进。毋庸置疑，教育研究基本目的是对教育问题进行解释和分析，提出一些新观点或新主张。但是，长期以来，教育研究工作只是止于这种教育知识的生产，把发表论文、出版专著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至于对它们所反映的对象——教育实践——产生什么样影响，则很少关心。在这种研究范式下，教育知识生产与教育实践改进之间存在明显脱节，总体上降低了教育研究对教育实践改革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使得教育实践改进始终停留在经验摸索层面，很少得到教育专业研究的支撑。

这种问题已经引起了教育决策者、管理者、实践者包括研究者的高度关注。教育决策者呼吁教育研究胸怀“国之大者”，回应教育实践需求，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服务教育改革创新。教育管理者和实践者真诚欢迎教育研究工作者到教育一线去，不仅搜集研究所需要的各种数据，更要基于研究发现提出明确的工作改进意见建议。教育研究者也对传统的以论文和著作产出为标志的教育研究目的观进行批判性反思，希望能够通过研究去助力教育系统的不断改进和完善，提出一种从实践到认识再回到实践的完整认识路线和“学术—实践共同体”主张，展现教育研究的社会责任和实践情怀。

学科基础上从重单学科研究到重多学科研究。科研组织上从重个人兴趣到重有组织科研。研究路径上从重国外理论借鉴到重本土理论建构。研究视域上从研究中国问题到研究世界问题。

作者：石中英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张羽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原文链接：新时代教育研究范式变革趋势

来源： 光明网-学术频道

什么样的诗歌2

作者：刘金祥（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北宋名臣范仲淹，不仅在统兵治边上才能卓著，而且在诗词文赋方面才华奇绝。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是文武双全，不但能够下笔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战，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戎马倥偬之余范仲淹所写的《渔家傲·秋思》和《苏幕遮·怀旧》等边塞诗词，成为后世传颂的经典。

《渔家傲·秋思》一词写道：“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是一首生动反映北宋西北边境军旅生活的词，通过展现悲凉肃杀的战地风光，摹写沉郁复杂的将士心境，表达了作者对建功立业的期许和对普通士兵的关切。词的上半阕托物寄兴、抒情蓄势，描写了西北边地寒风萧瑟、大雁南飞、满目荒凉的自然景象。特别是“长烟落日孤城闭”，使人联想到唐代诗人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千古名句。下半阕借物抒怀、托物言志，描绘了戍边将士彻夜无眠、鬓发染霜、泪下如霰的状貌。全篇意境开阔、形象鲜明，作者把直抒胸臆和借景抒情紧密结合，将爱国之情与浓重乡思有机交融，表现出抵御外患、心忧社稷的家国情怀。

未曾见过真实的岳阳楼，范仲淹居然能创作出旷世奇文《岳阳楼记》；而戍守一方边关、具有切身边塞经历的范仲淹所写的《渔家傲·秋思》，在中国诗词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被后世广泛赞誉，当代诗词学者刘永济在《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一书中写道：“此词写边塞征人思归之情与边地苍凉之景，虽有思归之情而无怨尤之意。”当代词学家、文史学家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一书中做如下评价：“此首，公守边日作。起叙塞下秋景之异，雁去而人不得去，语已凄然。‘四面’三句，实写塞下景象，苍茫无际，令人百感交集。”

《苏幕遮·怀旧》也是范仲淹戍守边关时写就的一首寄寓忧国思乡之情的词作，原词写道：“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全词既低回婉转又沉雄刚健。清代诗人沈辰垣在《历代诗余》中对此词称许道，“范文正公《苏幕遮》‘碧云天’云云，公之正气塞天地，而情语入妙至此”。清代学者邹祗谟在《远志斋词衷》中点评《苏幕遮》“前段多入丽语，后段纯写柔情，遂成绝唱”。以《渔家傲·秋思》和《苏幕遮·怀旧》为代表的北宋边塞词，一改唐末五代以来婉约词低沉婉转的风格，一扫花间派柔靡无骨的词风，开苏东坡、辛弃疾豪放词之先河，成为早期豪放词的重要代表作。

古往今来，边塞诗词之所以备受学界关注和读者喜爱，一方面与诗词题材的重要性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与边塞诗词特有的意趣和气度带来的审美享受直接相关。边塞诗词大都是以戍边将士的边关生活和边境地区的自然景色为题材，有其他诗词所不具备的独特魅力。

边塞诗词在中国由来已久，早在西汉时期，就有将边塞题材写入诗歌的先例，如汉武帝时以公主名义下嫁乌孙国王的刘细君，其所作《悲愁歌》就是一首倾诉对故土与亲人的无尽思念，表达重回故乡强烈愿望的边塞诗。进入魏晋南北朝，边塞诗词逐渐增加，至唐代三百年，边塞诗词繁盛博兴，成为唐诗中一道俊逸壮丽的风景。两宋之时，一些文人如辛弃疾、陆游、周邦彦等，以边塞题材填词入诗，多有佳作问世。

尽管瑰丽多姿的唐人边塞诗词不乏佳作，例如高适《燕歌行》、岑参《白雪歌》、李白《关山月》、杜甫《兵车行》、王昌龄《从军行》、王之涣《出塞》和王维《凉州词》等，但与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相比，在意境雄放、气象壮阔、基调苍郁和笔力遒劲上，还是稍逊一筹。

千百年来，《渔家傲·秋思》之所以在众多边塞诗词中拔得头筹，关键在于范仲淹既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也是一位统兵打仗的边塞主帅，对边关凄恻悲凉的自然环境有着切身体验。在边塞的斗争中，为国担忧、边患未除、功业未立的多重矛盾引发他的精神煎熬。更何况范仲淹素来就心系百姓、惠泽民生。《渔家傲·秋思》中的一字一句，都是范仲淹本人与戍边将士甘苦与共境遇的真切表达。范仲淹的经历是其他边塞诗人所少有的。

当然，也不是所有经历过边塞生活的诗人，都能写出如此苍凉悲壮的诗词。诗人有什么样的襟怀，作品就有什么样的境界。作者的思想境界往往决定了作品的高度。看看范仲淹《岳阳楼记》所体现的精神追求，就能够推测出，也许只有范仲淹这样“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朱熹语），才能写出《渔家傲·秋思》这样的旷世绝唱。

《光明日报》（ 2022年06月10日1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什么样的诗歌3

作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杨汤琛

诗歌批评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柏拉图指认诗歌是影子的影子，那么，诗歌批评岂不是更为虚弱的幻影？如许稀薄、动荡，摇曳于怀疑与虚无之间。更让人烦恼的是，较之拥有稳固阐释体系、美学趣味的古典诗词，尚在路上的现代诗一直处于如何为自我正名的漩涡之内，不仅各路评论者言人人殊，诗人内部也聚讼纷纭，普通受众往往更因读不懂而敬而远之。

读罢凌越新近出版的批评集《汗淋淋走过这些词》，笔者仿佛有了为诗歌批评辩护的理由，找到了现代诗批评拥有意义的可能性。譬如，在这个日益技术化、格式化的世界，有望通过批评来稳固现代诗的批判性力量；在嘈杂、混乱的诗歌现场，真诚的批评有助于敞开作品隐匿的美与德，擦亮评价标尺。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诗本身具有批评性，长了一副批评的牙齿。这一点，正如波德莱尔所说，诗人体内天生携带批评器官。个人认为，这并非说诗人是天然的评论家，而是指他们必然是现实压力的反对者，是一种对规训表达置疑的力量。一如本雅明笔下游荡的波西米亚人，现代诗人始终是现代性笼子无法驯服的反抗者。凌越信奉这样一种诗人的德性，相信词语的能量。

凌越偏爱与时代形成紧绷张力的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众诗人，例如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等。他们那喑哑、澄澈的声音，是人性在高压气候下捍卫自由的极致形态。顽强的词语要戳破形而上的总体谎言，美与德要在文明废墟上挣扎着绽放。或许，在凌越看来，透过俄罗斯诗人的命运与诗歌的三棱镜，诗歌那批评喉咙发出的呼啸声会变得更为清越有力，更能穿透当下诗歌德性趋于崩散的技术化世界。

凌越曾多次强调，自己的批评观念源自特里林、威尔逊。这两位均是二十世纪欧美文学批评界的巨人，在英美新批评大行其道的时代，他们逆流而上，坚持追溯人文主义传统，强调知识人的伦理责任。作为精神继承人，凌越的诗歌批评文字森林里，也回响着业已消散的人文精神，盘旋着道德勘察的犀利目光。他自言，“而在我倾注许多精力的文学批评内部，我也更关注那些更具社会性和责任感的文学作品，我很好奇在引发强烈‘效果’的语句背后，道德在其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或许，正是源于这份自觉，凌越愿意把诸多批评献给更具社会性与责任感的诗人，例如阿赫玛托娃、策兰、蓝蓝等。显然，他与这些诗人在精神血脉上有着隐秘、坚固的联系。

说现代诗人携带批评的器官，还因为他们的作品总是与时代的审美习惯之间构成了批判的力量。他们中的不少人甚至主张弃绝现实，制造一个自为的诗歌世界，而并不向一般数敞开。这类自觉的美学先锋性，让现代诗总处于晦暗的边缘。可毋庸置疑，现代诗歌并不期待成为孤立而暗哑的谜语，其力量仍根植于存在以及对存在的反思之中，要求与周边发生交集，并召唤他者的到来。遗憾的是，当代诸多诗歌批评不是让诗歌现身，而是用云遮雾绕的概念缠绕、溢美的应时阐释让诗歌显得高深莫测乃至令人厌倦。

本来，清晰应该是诗歌批评的基本美德，如今却如此稀缺。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是大量批评家缺乏诚实的态度，不愿意诚实地进入文本，或者缺乏进入文本的能力。凌越的诗评，给人最大的感受是清晰，是一种清晰到近乎清澈的书写，上面浮动着批评者诚实的面影。正是借助他清晰、恳切的解读，笔者对策兰、狄金森等现代诗人有了更坚实的理解，也藉此窥见了现代诗创作的更多秘密。

譬如，策兰在中国长期以晦涩闻名。如何恰当理解他的作品？凌越认为，策兰的写作秘密即在“言说”与“存在”之间寻求平衡，并以自己的方式展开现实主义的书写。现实主义的定论将策兰诗歌拉到了坚实的地平线上，并在凌越的时代剖析与对作家灾难性命运的讲述里获得了确切的意义。除此之外，这“自己的方式”无疑是探究策兰诗歌神秘性更为重要的钥匙。凌越以类似新批评的精细手法，对策兰的“方式”进行了精微勾勒，抽丝剥茧般，将隐伏于黑暗处的诗歌经纬一条条加以解码。他指出，通过扩张诗歌词语疆界、使用复合词对词语施加压力等方法，“策兰希望诗中每一个词都生发出巨大的能量，希望每个词都携带着一个大厅，在那里面似乎应有尽有”。读到这样明快、决断又充满灵性的文字时，我们在恍然大悟之余，收获了现代诗带来的独特的审美愉悦。

这类精微的阐析，有着英美新批评式的精致、细腻。诗歌在凌越的凝视下，犹如慢慢敞开内面的魔方。然而，他又绝不停留于此。因为，他厌恶寻章摘句式的文本解读，更拒绝过度阐释。他只是豁现诗歌魔方秘密的点灯人，在照亮诗歌内面的刹那，便决绝地隐身。

总能于晦暗处恰如其分地照亮诗歌，这种能力部分依赖于凌越的诗人身份。事实上，有分量的诗歌批评总离不开诗人的自我言说。他们深谙词语炼金术，更能参透诗歌难以言传的秘密。例如，艾略特、希尼、奥登的诗评，往往与他们的诗作相映成辉。对凌越而言，诗歌批评也是诗歌创作的另一种变体，“这种感觉有点类似于抒情诗人向戏剧诗人的转变”。机警的譬喻，可谓直指本质。的确，诗歌的创生具有封闭性与自恋性，抒情主体以强光的形式占据意义的核心位置。而诗歌批评需要批评者卸下自我中心主义的坚硬盔甲，以对话的、低姿态的方式走进他人的世界。或许，这便是吸引凌越从事诗歌批评的重要原因。

以目前强调操作性的学术标准衡量，凌越的诗评是松弛的、反学院化的，有如山间小溪随物赋形的随意。这种书写方式，也暗合他所心仪的特里林、威尔逊式的札记体。正是借助于这类相对开放的形式，批评的洞见才得以闪现。当然，这种松弛文风其实也在宣告，诗歌批评的力量并非由宏大的概念堆积、高深的逻辑建构来达成，而始终依赖自由的思想，倾向冲动、期待愉悦。凌越深味其义，他的批评指针总是在词语的飞翔与存在的探究之间来回摆动，并保持了克制的平衡感。在轻盈与沉重之间，凌越以批评的方式释放了诗歌的美，重申了现代诗的责任伦理。（杨汤琛）

来源：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