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老爷读后感(吉姆老爷读后感英文版)

《4321》

保罗·奥斯特说，“我们所在的世界只是一部分的世界，真正的世界还包括那些本应发生然而没有发生的一切。”同一具躯体，沿着四条轨迹经历了四重人生。在这个交织了同一个男孩弗格森四种人生的故事里，包罗了传统、家庭、爱情和现代生活的种种境况。书中展现了四个父亲，他们有时早逝，有时离婚，但总是在弗格森的世界里缺席；四个母亲，她们有时成了家庭主妇，有时成了摄影家，但都热爱摄影，深爱着儿子，被弗格森视为“至高无上”的存在；四个艾米，她们有时候是弗格森的女友，有时是他的继姐，但“革命性”始终未改，是弗格森深爱的对象；而弗格森自己，无论走向哪一种人生的可能，无论是失去了两根手指还是发现了自己的双性取向，他始终热爱棒球，并最终选择以写作为业。这是关于自我禀赋与人生可能性的书写，也是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自身的写照，还是一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写实作品。

保罗·奥斯特被视为美国当代最具创新性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作品融合了荒诞主义、存在主义和悬疑小说等元素，曾获法国美第奇文学奖、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美国约翰·科林顿文学杰出贡献奖，并多次入围都柏林文学奖、布克奖、福克纳小说奖等。《纽约书评》评价奥斯特是“当代文学一个最为独特的声音”。沉寂7年后，他在2017年凭借长篇小说《4321》入选英国布克奖短名单。

奥斯特的每一部作品都有很强自传性，《4321》甚至开凿了四个“奥斯特”的人生轨道。对于挖掘自身经验和感受，他有着持久的专注力。他曾在《孤独及其所创造的》中写下：“即使一个人，即使在他房间最深的孤独之中，他也并不孤独，或者更准确地说，一旦开始试图讲述那种孤独，他就已经变成不止自己一个人。”在他最著名的《纽约三部曲》中，有这样一句话：“没有人能越过界限抵达他人——原因很简单，没有人能够抵达他自己。”

《远处的拉莫》

一边是胡波导演的遗作《大象席地而坐》日前斩获第55届金马奖最佳剧情长片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另一边，在文学领域，他以“胡迁”为笔名、离世前最后定稿的小说集《远处的拉莫》于同月面世。《远处的拉莫》写于《大象席地而坐》拍摄之后，收录了胡波拍摄电影期间所创作的若干中短篇小说，如中篇小说《远处的拉莫》、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短篇小说《海鸥》等，以及他自杀前两天完成的戏剧剧本《抵达》。书后还附录了胡波的完整大事年表，梳理了他从出生、成长到走向作家和电影导演之路的重要细节。

他从2017年6月开始尝试一系列“危险的创作”，这些游走在崩溃边缘的创作，透露着他在生命最后阶段的心迹——灰暗、绝望、凝重、荒暴。胡波曾这样描述这段创作经历：“这半年我每休息一段时间后，就会重新尝试不同的越渡，摧毁某种关系进入崩溃边界。酒精是好东西，但直接灌入大脑就不好了。男女情爱的小故事是排遣无聊的，它们无论任何维度都在安全的区域。另一种创作则充斥着危险。”这本书不仅是他对于自身的一次剖白，也是他对所处时代的反思与质疑。他笔下人物往往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他们尚未被社会的框架所框定，历经磨难，并遭到社会的驱逐。其实，早在2016年，胡波就凭中篇小说《大裂》拿下台湾第六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这篇作品2017年收录进了同名中短篇小说集。之后，他还出版了长篇小说《牛蛙》。胡波说：“文学指向真理，里面有‘生与死之间的是忧郁’，有纯粹的美感，不论叙述得有多么复杂和灰暗，它都呈现着一种恒久的人类存在状况。”

《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

本月，第11届麦吉尔大学坎迪尔历史奖评选结果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揭晓，哈佛大学柯立芝历史学教授马娅·亚桑诺夫的《守候黎明：全球化世界中的约瑟夫·康拉德》荣获坎迪尔历史大奖。就在10月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索·恩”品牌推出了该书的中译本。

从波兰移民到英国，从马来西亚游历到刚果和加勒比海，康拉德航行于相互连通的世界中，并且将这种连通深刻地反映在他的文学作品之中。他的叙事风格和反英雄人物影响了福克纳、海明威、奈保尔等文学大师。老舍称他为“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康拉德不仅是第一位书写全球化的小说家，还是全球化的预言者。在这部融合了历史和文学的传记中，马娅·亚桑诺夫跟随康拉德的航线和他最负盛名的四部小说——《黑暗的心》《间谍》《吉姆老爷》和《诺斯特罗莫》，按这四部作品所反映的地区一一走访，感受其所思所想，并站在今天的视角反观了20世纪初世界的变化。

康拉德的人生故事已经被讲述过多次，与一般传记作品不同的是，亚桑诺夫整合了康拉德的生平细节和他的四部代表性作品，将小说内在的张力与21世纪的历史语境结合起来。《洛杉矶评论》如此评价《守候黎明》一书：“这是自伊恩·瓦特以来，关于康拉德研究最好的著作。马娅·亚桑诺夫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在21世纪理解康拉德最好的方式。”作者追溯了康拉德著名的关于道德、政治腐败的小说的起源，展开对公共历史、个人经历和想象力之间边界的探索，提供了许多对康拉德一生及其思想的新见解，并将他一个世纪前对现代性的黑暗描绘——恐怖主义、种族主义、干涉主义、异化等——看作是对当今时代的一种预言。

《回访历史：新东欧之旅》

《回访历史》是美籍波兰犹太裔作家伊娃·霍夫曼在东欧游历的记录。1989年前后，东欧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性改变。与双亲逃过纳粹大屠杀后移居海外的霍夫曼此时返回故乡，见证了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正在分裂为两个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是如何在旧秩序的废墟上，重建新的精神秩序与民族认同的。她与东欧知名作家、导演、前政党要员等当地各阶层民众谈话，述说极权时代的审查员和告密者的故事；她对所见所感进行记录，呈现了当时东欧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的转变。

与同题材著作相比，《苏联的心灵》是一位思想史家以“局外人”的冷峻目光进行观察，而《回访东欧》是文学家着返乡情结、以“局外人”和“当局者”的双重身份讲述宏大历史下的个人选择。她将历史背景与个人文化观察融合，细述人们在旧制度瓦解后是如何在惊喜与忧虑的夹杂中，重新适应全然不同的环境变迁，重置日常的生活方式的。“显然个人生活和国家生活在性质上有着天壤之别……”霍夫曼在书中写道，“国家、文化和社会毕竟是有机体，就某个程度而言，部分确实反映了整体。”

霍夫曼笔下这个有着旧世界负担的新世界，从最北的波兰到最南的保加利亚，在将近三十年后，再次面对着扑面而来的新挑战。东欧在新旧故事的交织中，映照出的是一页冷战与后冷战的全球化变迁史。

《衣的现象学》

“我”是谁？是男是女？有什么样的性格？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有着什么样的爱好？衣服能够演绎人们的性别、年龄、生活方式……不仅是生理属性、社会属性，甚至是人格塑造，在某种程度上，衣服是一种确认自我的手段。

日本哲学家鹫田清一著有《古怪的身体》《京都人生》等作品，其哲学作品对日本当代设计师影响深远。他在《衣的现象学》中表示，哲学研究本身就是极为包容的：“我一贯认为，所谓哲学，就是深入思考人生在世离不开的东西。”在本书中，鹫田清一从生活中基本的穿衣、化妆切入，让读者重新思考“穿衣的哲学”，探问流行时尚的方方面面。他认为，关于衣服的疑问往往被认为是肤浅的、流于外表的，得不到人们的重视。但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衣服，深入思考衣、食、住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历史、品德等其他学科。衣服的设计潮流其实是时代沿革的反映，衣服的元素、样式与社会氛围、人文思想有着深刻的联系。解读衣服的现象学，不失为一把开启时代脉络的钥匙。

有意思的是，鹫田清一似乎对经历过时间洗礼的身体与衣服情有独钟。他在书中指出，“没有时间的折磨，没有时间的哀愁，也没有时间的伤痕。这样的东西，恐怕不能算是一张面孔，只是一具无名的肉体，一具不属于任何一个人的肉体。”或是，“穿旧的衣服常常让我们感到时间的沉淀，即便它本身并不特殊，也并非出于某知名设计师之手。时间的沉淀，让衣服拥有了面孔。”山本耀司曾经在电影《都市时装速记》中颇为嫉妒地对旧衣服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想设计时间，”与鹫田清一的见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东南园墅》

对园林艺术的研究在当今中国已成为热门、显学，童寯则是近代研究中国古典园林的第一人，他与吕彦直、梁思成、刘敦桢、杨廷宝合称“建筑五宗师”，是我国近代造园理论研究的开拓者。早在1931年，童寯遍访江南名园，独自手摹步测，数载惨淡经营，于1937写成了《江南园林志》这部划时代的著作。而《东南园墅》的英文版，则是童寯于1983年临终前在病榻上用英文书写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其近半个世纪研究的结晶，中文版初版于1997年。童寯用英文写作本书，目的是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园林艺术。本次全新修订版由童寯之孙、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童明执笔翻译，以中英双语的形式呈现。童明此前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专访时表示：“梁思成、林徽因、童寯对中国传统建筑和园林的调研和梳理，都是很典型地从建筑师角度来进行观察。这些研究以前并不是没有人做，但大多数都是文人、诗人的偶发感想，缺乏专业方法，并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只有掌握了一定的建筑学的能力后，才能够去剖析这些问题。”

20年来，童寯把“造园的情趣，远甚技巧与方法”、“西方园林实则悦目，东方园林意在会心”等审美情趣带给了世界，影响着一位又一位建筑师的建筑思想。2012年普利兹克奖得主、建筑师王澍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序言中说道：“童寯先生的文章能让我重新发生对园林的兴趣，就在于他不是掉书袋，不是去解释，而是以一个出色建筑师的眼睛和身体去发现园林的意趣，这和建筑史研究的角度很不同。”

这本书汇集了中国东南地区的古典名园，有作者对园林美学内涵与中国文人的关系的解读，也有对建筑与布局、装修与家具、叠石、植物配置等营造技法的分析，以及对园林历史变迁以及东西方园林区别的讲述。书中收录了大量珍贵罕见、构图独特的园林旧照，图文并茂地概览了颇具代表性的20余处、40余座园林——拙政园、留园、瞻园、豫园、寄畅园……这本经典的园林品鉴指南，不失为普通读者的入门之选。

《创造的本源》

爱德华·威尔逊是一位严谨的社会生物科学家，也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自由主义者。在《创造的本源》一书中，表达了他对生物学在内的自然科学能与人文科学实现融合的期待。与他之前的学术著作以及《知识大融通》和《人类存在的意义》不同，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看待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问题上，威尔逊已经实现了一场深刻的转变。在学术生涯早期阶段，威尔逊曾认为，那些哲学家争论不休的伦理问题应该交由生物学家来处理，毕竟，人类行为是由器官所构成的身体以及大脑所产生的意识来完成的。他甚至直言不讳地写道：“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应该共同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是时候将伦理学从哲学家手中夺过来了。”而现在，威尔逊已经意识到，人类行为和伦理学不能被还原为生理行为和生物学。人类除了有互利合作，还有语言、艺术、意识、抽象思维、文化符号等现象，这些现象能否被还原为生物学或物理学，并非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一直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哲学问题。

在《创造的本源》一书中，威尔逊强调，一方面我们对史前进化的特征和历史并不完全了解，另一方面，人文学科圄于人类有限的感知能力以及对科学的不重视，而限制了自身的创造力。随后，他列举了科学与人文融合的三种方式，指出人类需要在文化方面更具创造力；我们的文化及其进化仍然需要通过科学的进步而得到深入理解；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都必须关注和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不是利用科学和人文的融合去做自我毁灭的事——这三种方式实际上也是人类基因与人类文化协同进化的独特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如何嫁接人文与科学的问题上，威尔逊拾起了曾被他鄙夷的哲学。在这本书的最后一节里，威尔逊写道：“哲学将作为人文化科学和科学化人文的核心……我认为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的合作可以造就全新的哲学，引领人类去不断发现。这种哲学融合了两大学术派别中最优秀、最实用的内容。这些人士的努力，将酝酿出第三次启蒙运动。与前两次启蒙运动不同（各维持了150年），这一次可能持续下去。”

《性本自然：从动物繁衍中寻找生命的本质》

性就是“把A放入B”那么简单？为什么动物和人类都热衷于“求偶欺诈”？我们将繁衍职能从性行为中剥离，会促成人以全新的方式进化吗？在本书中，卡琳·邦达尔解析了自然界的上百种交配行为，以叙述缜密但也颇具娱乐性的探索，揭示了两性冲突和极端性策略背后的成因，也收录了许多科学尚未能够解释的问题。邦达尔是一位加拿大生物学家，也是研究动物性行为方面的专家，包括不同物种的生殖结构和它们的交配、生殖机制。《性本自然》一书改编自她在YouTube上的个人科普节目。

人类并非只知性事的生物，在繁殖范围之外，我们的认知能力十分发达，相对于动植物来说，我们普遍不会特别重视把基因传下去这件事。现代人就发展出了一系列能避免后代产生的方法，使我们的生活从与生殖直接相关的事务中解放，以便可以忙碌于其他事务，同时保持性生活的能力。人类积极地寻找伴侣，却心甘情愿地使用各种避孕手段，极力避免这个星球上其他动物千方百计想要达成的目标，这是人类这个物种与所有其他物种之间一个奇妙的区别。

另外，由于我们抱持着人类中心的视角和道德标准，在我们看来，动物为了生存的需求，为了让自己的物种永续存在，在性交上往往“不择手段”，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无法接受。一般情况下，人们接受的性行为是一对一的，动物则不然。有的动物会遵循“求偶借鉴”的法则，雌性紫翅椋鸟会在繁殖季节到来之前，先结成强大的社会纽带，栖息在邻近的地方，等到繁殖期一到，它们就会把自己选择的雄性配偶给“闺蜜”分享，这样可以降低生殖成本。而短鳍花鳉中的“求偶借鉴”行为更加奇异。这类雌鱼偏爱体形较大、色彩鲜艳的雄鱼，每当大块头又鲜艳的雄鱼出现，就会有一群雌鱼凑过去，等待各自的交配机会。而那些体形较小、卖相不好看的雄鱼，则会向那些“社会地位高的”雄鱼发起同性交配。研究还发现，如果一条雌鱼发现一条雄鱼变成“同性恋”，反倒会热衷于和这条雄鱼交配。本书充满着对动物亲密行为的窥视，为人类提供了理解动物世界的崭新视角，同时也抚慰着我们：身为人类，具有特殊性取向和性能力并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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