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说说蝙蝠(蝙蝠的说说)

为何携带病毒却不生病？告诉你关于蝙蝠的那些事儿,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人民网科普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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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蝙蝠总是生活在阴暗的角落中，极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但你可能不知道，蝙蝠是名副其实的“毒库”，能携带和传播不少病毒。蝙蝠一般会携带有哪些病毒？为什么携带病毒的蝙蝠其自身却不生病呢？今天就给大家说说关于蝙蝠带毒的那些事儿。

蝙蝠是大自然的活体病毒库（图片来源：《南方日报》）

蝙蝠会携带哪些病毒？据中国网报道，蝙蝠携带了不少可以传染给其他动物以及人类的病毒，如SARS（即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以及由埃博拉病毒所引起的疾病，可能源自于蝙蝠；MERS病毒（即中东的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拥有着很高的致命性，也可能来源于蝙蝠；黄毛果蝠属的蝙蝠是导致多种传染性疾病的病毒携带者。

蝙蝠可以携带埃博拉病毒和SARS冠状病毒等多种病毒，但它们并不会因此而生病，这是为什么呢？据新华网报道，中国科学家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蝙蝠自身不会生病的原因是蝙蝠体内一个抗病毒免疫通道受到抑制。发表在美国学术期刊《细胞·宿主与微生物》上的研究显示，蝙蝠体内一个被称为“干扰素基因刺激蛋白——干扰素”的抗病毒免疫通道受到抑制，使蝙蝠刚好能够抵御疾病，却不引发强烈的免疫反应。蝙蝠为了与其携带的病原体达成平衡，在进化过程中获得了抑制某些通道的能力。研究人员称，这一通道被削弱却并未失去功能，表明蝙蝠可以对防御病毒的水平进行微调，有效却不过分地对病毒产生免疫反应。

如果能加强蝙蝠与病毒之间关系的研究，将对蝙蝠携带的病毒的防控，以及对人类和其他动物疾病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欧子然）

本文由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谢强把关，专家研究领域为进化生物学。

(责编：高黎明、张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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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诚的还是假惺惺，自然一目了然。

文 | 海上客

“加方所谓‘误解’的托辞不能令人信服。”这是昨天（2月3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的原话。

此前，有加拿大外交官订制带有蝙蝠图案和“WUHAN”字样的文化衫，经中国网友爆料，中国外交部向加拿大方面提出抗议。然而，加方给出的解释竟然是——这是个“误解”。

汪文斌主持2月3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在海叔看来，无论加拿大方面如何解释，都难以掩盖其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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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外交官订购的文化衫，到底显示的是什么“文化”？难道去年7月参与此事的加拿大外交官心里没点数吗？印着“WUHAN”（武汉）字样，外加蝙蝠图案。这无非就是想继续将新冠肺炎疫情甩锅中国，向西方社会继续传播政治病毒——想将新冠疫情的缘起说成是“武汉人吃蝙蝠而产生的”。

加拿大方面订购的文化衫上的图案

目前，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正在武汉，在结束隔离以后，他们走访了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专家组表示，通过走访，对该所在病毒科研领域的专业性、严谨性印象深刻，详细了解了该所科研工作情况、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国际科研合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成绩。同时，世卫专家对P4实验室申请加入世卫组织参比实验室给予了积极回应。

世卫组织联合专家组在武汉工作 图：CGTN记者团

从中不难看出，关于病毒溯源问题，中方的表现无疑是严谨的。在疫情发生之后，中方已经三次接待了世卫组织专家，就相关议题进行沟通交流。在2月2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汪文斌甚至称，也希望美方像中方一样，在病毒溯源问题上采取积极、科学和合作的态度，并保持透明度，邀请世卫组织专家去美国开展溯源研究，为国际抗疫合作和科学溯源作出积极贡献。

意大利方面有研究表明2019年新冠病毒已在当地传播 图：央视截屏

毕竟，目前来说，已经在世界不少地方发现2019年11月甚至更早的时候，就有新冠病毒存在。特别是武汉暴发疫情之初，病毒在海鲜市场被发现。而在中国管控住疫情以后，几次小规模出现疫情，都与海鲜市场、进口海产品有关，实在是一条需要引起各方关注的线索。

至于加拿大方面，之所以去年7月要订购带有“武汉蝙蝠”图案的文化衫，目前已知的情况是，他们当时要给加拿大撤侨团队留个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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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加拿大方面给出了一种解释。路透社援引加拿大外交部一名发言人的说法，称“这完全是一个误会，那文化衫上疑为蝙蝠的图案并不是蝙蝠，而是一个英文字母W”。闪烁其词到如此地步，简直令人忍俊不禁！路透社还自说自话解释称，“W”是美国知名嘻哈乐队“武当帮”（Wu-Tang Clan）的标志。最搞笑的是，一个加拿大前外交官跑出来解释称：“我认识那位订制文化衫的加拿大外交官，他是个聪明和体面的好人。中国人没听说过‘武当帮’又不是他的错。倒是中国这么激动莫非是被戳到痛处了？”

“武当帮”

然而加拿大方面订购的文化衫上“WUHAN”与“武当帮”的“WUTANG”，想来，无论是熟悉汉语拼音的中国人，还是熟悉英语的英美普罗大众，都能够一眼看明白的吧？为何一些英美媒体，甚至外交人员、前外交人员，好歹也是有文化的人，就能这么瞪着眼说瞎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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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初起的时候，确实有人怀疑疫情源自中国人食用野生动物。甚至怀疑疫情源于有人食用蝙蝠。然而，随着疫情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学溯源至今，新冠肺炎究竟是怎么到武汉的，究竟怎么在全球流行起来的，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特别是诸如美军德特里克堡等地，至今无法被世卫组织专家调查，这让疫情溯源愈加困难一些。

德特里克堡

诚然，无论是中国一些地方的野生蝙蝠，还是东南亚一些国家的野生蝙蝠，早已被证明确实是一些冠状病毒的携带者。然而，这些蝙蝠与新冠病毒之间究竟是何关系，其中又包括了多少中间宿主，尚待严谨科学的调查。

在新冠病毒溯源调查之际，海叔还是要说说蝙蝠本身。虽然其确实容易携带病毒，然而，蝙蝠的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来不是邪恶的。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之中，并没有吃蝙蝠的习俗。反倒是逢年过节，需要用“蝙蝠”之“蝠”来寓意有“福”。这样的谐音，连“武当帮”的哥们们都很明白了。

2019年“武当帮”制作的宣传海报中，有蝙蝠图样

在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许多人家剪窗花，贴福字。其中就有五只蝙蝠构成的“五福临门”。这时候，再看加拿大外交部发言人在给媒体的电子邮件中所表示的，“我们很遗憾造成了误会”，海叔直感觉太过假惺惺！

五只蝙蝠构成的“五福临门”窗花

中国人从来不忌讳外国友人当面提蝙蝠，至于是善意还是恶意，是真诚的还是假惺惺，自然一目了然。装，继续装，还是真诚道歉，无非两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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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曾让人们把目光投向了疑似传播源头的蝙蝠身上来。蝙蝠这种动物其貌不扬，可它受到人们关注，时间却不短。近日，读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其中“说蝙蝠”的内容，令笔者感到饶有趣味。

“左右逢源”的恶蝠

远在三国时期，大名鼎鼎的文学家曹植，就专为它写过一篇《蝙蝠赋》。可是，描述却不怎么样：“吁何奸气，生此蝙蝠！形殊性诡，每变常式。行不由足，飞不假翼。……不容毛群，斥逐羽族。”由此看来，当时人们就不怎么待见它。此物长相特别，运动起来不似走兽（“行不由足”），飞翔起来又不类飞禽（“飞不假翼”）。终于，蝙蝠不被走兽接纳，受到飞禽斥逐。这虽然是曹植的主观想象，可其中包含的认知，应该是当时人的基本看法。

三国之后，也有记述文字。唐时撰集的《法苑珠林》中引了《佛藏经》的文字，也涉及蝙蝠：“譬如蝙蝠，欲捕鸟时，则入穴为鼠，欲捕鼠时，则飞空为鸟。”西方很早也写到蝙蝠，在《管锥编》中，钱锺书接着《佛藏经》举例：“古罗马一寓言类此，十七世纪法国名家抒写之，托为蝙蝠语：‘身即鸟也，请视吾翅’，‘身亦鼠尔，愿吾类万寿！’”

对蝙蝠评价不高的不仅我国，西方也有“恶蝠为‘奸气’之怪物。”所以在绘画中，天神的“神翼”，都是正常按照鸟的翅膀画的，而魔鬼的翅膀，却是按照蝙蝠绘制。但丁《神曲》描写地狱中的魔鬼首领：“两胁生大翼类鸟，然翼无羽毛若蝙蝠翅。”

钱锺书继续举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名篇述术士与英雄战，不胜，乃变形为怪物，有巨蝙蝠翼，手指如利钩，足如鹅掌而股如单眼虫，长尾如猿。”“怪物”，便是“蝙蝠翼”。甚至，我国的绘画也影响到西方。我国大画家吴道子、李公麟的绘画传到西方，西土的一些画家“采其飞龙翼状以画魔翼”。

当时似乎受到飞禽走兽排斥（当然这是人的想象），可后来人们却把一些左右逢源、“依违两可”的“圆滑”之人称作“蝙蝠派”。钱锺书由《三国志·魏书·刘晔传》看去，认为“为曹操谋臣而与曹植同朝之刘晔，即此等人。”这倒是认识的别样演变。

蝙蝠 高剑父 1936年作

蝙蝠享谐声之“福”

文化是迁变发展的。到了后来，我国风俗里，蝙蝠竟成了“吉祥之象”。何时出现这样变化的，钱锺书也说：“不知起自何时。”可后来的情况他就很熟悉了。譬如他引述清代文学家蒋士铨《忠雅堂诗集》中的一首《费生天彭画〈耄耋图〉赠百泉》诗：“世人爱吉祥，画师工颂祷；谐声而取譬，隐语戛戛造。蝠鹿与蜂猴，戟磬及花鸟……到眼见猫蝶，享意期寿考。”骤然看去，一些东西不易明白，将其中文字还原，方知其中谐音之含蕴：“蝠鹿”，福禄也；“蜂猴”，封侯，为官也；“戟磬”看着邪乎，其实不过是好词“吉庆”。“猫蝶”，高寿之称“耄耋”便是。如此看来，这幅《耄耋图》上的杂多动物花卉（蝙蝠之“蝠”，由于与“福”字同音，居然跻身国人祈福的重要形象），就容易理解多了。

当年也有人注意到蝙蝠这一命运转折。清代文人孟超然在其《亦园亭全集·瓜棚避暑录》中就议论：“虫之属最可厌莫如蝙蝠，而今之织绣图画皆用之，以与‘福’同音也；木之属最有利莫如桑，而今人家忌栽之，以与‘丧’同音也。”原本令人厌恶的蝙蝠，成了纺织刺绣画图广泛的形象；对于产生织绣最重要的桑蚕，只因与“丧”同音而不受人待见，连种植都受到影响。

钱锺书也说到自己童年的印象：“余儿时居乡，尚见人家每于新春在门上粘红纸剪蝠形者五，取‘五福临门’之意；后寓沪见收藏家有清人《百福图》画诸蝠或翔或集，正如《双喜图》画喜鹊、《万利图》画荔枝，皆所谓‘谐声’‘同音’为‘颂祷’耳。”其实，钱先生儿时见到的这种情形，多年来民间一直流传着，不过这些年少了许多。

蝙蝠团花剪纸

“名音”崇拜 中外一致

钱锺书还进一步举了更多因同声而分贵贱的例子：“《全三国文》卷一八陈王植《贪恶鸟论》：‘放鸟雀者加其禄也，得蟢者莫不驯而放之，为其利人也’。”“观刘昼《刘子·鄙名》篇云：‘今野人昼见蟢子者，以为有喜乐之瑞，夜梦见雀者，以为爵位之象’则植所谓‘利人’即其下文云：‘鸟兽昆虫犹以名声见异’，不过以其名号与‘喜’、‘爵’字同声音耳。”“陈王植”即曹植，其生前曾封“陈王”。“蟢子”不过是古书记载的一种蜘蛛，因为“蟢”“喜”同音，长期为人喜爱。唐人小诗也有：“昨夜裙带解，今朝蟢子飞”的句子，以“蟢子”言有喜兆头。可“雀”音，在普通话中，并不与“爵”同音，应该是南方方言谐音吧。

《能改斋漫录》卷一记王原叔言：“医药治病，或以意类取，如‘百合’合治百病，似取其名。”这是中国。西方也一样：“古罗马人以‘美’（lepos）与‘兔’（lepus）两字形声均肖，遂谓食兔肉使人貌美；以名之相如为药之对症，亦‘名声见异’之一端也。”“名音”崇拜，居然中外一致。

钱锺书又从古人日记中找到一个例子。明代叶盛的《水东日记》卷九，有这样的记述：“元儒三山梁益题黄筌《三雀图》谓院画皆有名义，是图盖取《诗》、《礼》、《春秋传》‘三爵’之义。今之‘三公’、‘五雀’、‘白头’、‘双喜’、‘雀鹿’、‘蜂猴’、‘鹰熊’之类，岂亦皆是之谓欤？”今天我们在画图之外的古代窗棂、床架、书柜、墙面装饰、屋顶等饰物上，常常可见以上物象，读了钱锺书先生的征引，对其中含蕴的理解，大有助益。

到后来，帝王也玩此花样。清诗人王世祯的《居易录》里，记载着这么则皇帝的故事：“上在畅春苑，出画扇示内直诸臣。……画作二白鹭，一青莲华，题曰：‘路路清廉’云。”两只“白鹭”取音“路路”，“青莲”自然“清廉”，这不是给大臣们上廉政课么？

清 廖福之 爵禄蜂猴图

谐音双关 早有源头

一些事，发展到最后，总会达到极致。钱锺书在阅读中，见到过用意最为曲折的：“无如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四一则。”王端履是清朝著名藏书家，“陈章侯《科甲蝉联、廷扬第一图》，南陔师题帧首曰：‘此图首画蜻蜓，款款然挟飞鸣高举之势，且无双也，其所谓廷扬第一者乎？’”蜻蜓，取“廷”音。“飞鸣高举”，取“飞扬”音义。“无双”即一只，便是第一之意。不仅取谐音，还得从图形揣测，这还只是画作题目的一半。另一半：“……莲叶正面有跃跃欲腾而上者、詹诸［蟾蜍］也，是其取义于科［蝌］乎？叶边空洞，状若蜂窝，窝亦科也。蟹……非甲乎？夫蟹者解也。……缀蝉于莲，证以谐声，缠联之意显然矣。”一幅画，居然是如此莫名地猜谜。钱锺书引文，基本不注解。他视读其书者理当懂得，可这一节中，他也特别在“詹诸”后面，以方括号注解为［蟾蜍］；“科”后以“［蝌］”指示。为了“科甲蝉联”，弄出的不仅有“蝉”“莲花”，还出了“蟾蜍”，（取义似乎“蝌”？作文者也在猜。）“蟹”取其“甲”义。好一通乱。

接下来，钱锺书对此有些追溯的兴趣：“谐声寓意之画，五代已有，入明而盛耳。尝见故宫藏无款《安和图》，画鹌鹑及稻禾，传出宋人手。”钱锺书亲见的这幅相传宋人所绘图，画中“鹌鹑”取前字谐音“安”，“稻禾”则取后字谐音“和”。这也太过凑题了。可事情一旦形成传统，就这么大的力量。看看今天的一些花树鸟兽绘图，均不过古人之余绪也。最后，他归纳认为“此类画正犹诗‘风人体’之‘双关两意’也。”也就是说，这些画的创作思路，来源于一种诗歌手法。我国诗歌很早就用谐音双关来丰富创作，“风人体”是后人对此的总结。先前人们追溯其由来，只举例到“六朝”：“六朝乐府‘子夜’‘读曲’等歌，语多双关借意，唐人谓之风人体，以本风俗之言也。”（清·翟灏《通俗编》）钱锺书却在《管锥编》中，上追到《诗经》，可见此手法之源远流长。

颜伯龙 壬午（1942年）作 安和图

笔者记得唐人韩愈有诗：“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是记实，蝙蝠是中性描写。南宋辛弃疾有词：“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把蝙蝠与老鼠搁一块儿，并无“福”相。看来蝙蝠有“福”的吉祥，时代不会太远，最早，大约出现在画幅中。但使得蝙蝠咸鱼翻身成“福”的谐音手法，却颇早甚至流传至今。我们啃下钱锺书这节文字，对文化演进情形，有所领受；对寻常黄昏见到的蝙蝠、画卷中有福的传统吉祥之“蝠”象，产生一些繁复的感觉或认知，也可以说是获益良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