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有故事的东西翻译

“童话爷爷”任溶溶：“我的一生就是个童话”,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新华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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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编辑《外国文艺》的任溶溶。 上海译文出版社供图

“100岁的任溶溶，睡了……长长的梦。”儿童文学泰斗任溶溶辞世，一位文艺评论家留下诗意评论。

世纪老人、百岁童心——许多人回忆起他们所认识的这位中国儿童文学大家：他曾翻译数百种世界儿童文学经典作品，创作过脑洞大开、令人捧腹的《“没头脑”和“不高兴”》；这位世纪童话老人是个“老小孩”，终其一生不曾失去那最最珍贵的童心与纯真。

童话人生

“朝觐者，你往何处去？如若天房是花园，你可采得鲜花一束？如若天房是大海，你可采得稀世之珠？……”正如他翻译过的诗人谢普琴科写下的诗句，任溶溶将70年光阴投入童话翻译和创作事业，无疑是童话王国里最虔诚的“朝觐者”。

“我的一生就是个童话。”他说。

任溶溶这部童话书，是否像他自己笔下翻译的《柳林风声》《夏洛的网》那么甜美可爱？抑或像他翻译的近百万字《安徒生童话》那样，有一点淡淡忧伤？

1923年5月19日，任溶溶的童话书翻开了第一页，他在上海虹口区闵行路出生。任溶溶原名任根鎏，家族来自广东鹤山，虽然看上去“跟大家实在没有多大不同，同样是那么乖乖的、乐滋滋的”，但仔细推敲，任溶溶的童年多少有一些不同的“基因”。

第一，广东人出生在上海，语言环境复杂，任溶溶从小就展示出语言天赋，会讲好几种方言；第二，出生在上海让任溶溶受到丰富的中外文化滋养，他从小吃西餐、看京戏，由衷感叹：“上海是一个何等赫赫有名的国际大城市啊！”

以童话对比人生，任溶溶的少年时期，或许有点像他翻译的《木偶奇遇记》和《洋葱头历险记》。10多岁的年纪，他已经成为一名新四军红小兵，离开了上海，直到1941年才重新回到这座城市。

“我从事儿童文学是偶然，但是现在想来，没有搞儿童文学之前，我一生的道路似乎就是准备搞儿童文学的。”任溶溶在上海得到艺术滋养，看电影，看书，看一切让人乐呵呵的东西，并且做起了文学翻译。从此，翻译和创作成为任溶溶这部童话书里的两个主角。

上世纪40年代，精通四种语言的任溶溶开始翻译外国儿童文学经典，打开了通往世界儿童文学宝库的大门。他的译作中，有厚重的《安徒生童话全集》《普希金童话》，亦有短小隽永的《木偶奇遇记》《柳林风声》《夏洛的网》。

“翻译了多少书，我连自己都不知道，想来至少300多种吧。”任溶溶在《我叫任溶溶，我又不叫任溶溶》一文中写道：“我一直翻译人家的东西，有时感到很不满足，觉得自己也有话要说，有时一面翻译，一面还对原作有意见，心想，要是让我写，我一定换一种写法，保管孩子们更喜欢。”

任溶溶的儿童文学创作从“小本子上随手记录的生活故事”开始，最初写的是灵动俏皮的儿童诗。1956年，任溶溶发表童话《“没头脑”和“不高兴”》。这部中国童话的经典之作被搬上银幕，轰动全国，陪伴了几代孩子的成长。《“没头脑”和“不高兴”》历久弥新——每一代孩子在成长道路上，似乎总能在故事里“遇见自己”，感受到童话的天真趣味。

丢三落四的“没头脑”，倔头倔脑的“不高兴”……个性鲜明、趣味横生的卡通形象是怎么诞生的？

任溶溶回忆说，他自己就是个“没头脑”，当时也发现很多孩子的口头禅就是“不高兴”。“碰到这种孩子，批评他们吧，他们总是不服气，认为这是小事，跟长大以后‘做大事’没关系，我就想在童话里让他们出点大洋相、懂得人生道理。”

任溶溶把自己编的这个故事讲给孩子听，人人都被逗得前仰后合，于是编辑“空出了版面”监督任溶溶把故事变成文字。截稿前两个小时，任溶溶坐在南京路上一家咖啡馆里，“半个小时就写了5000多字”。

童心与文心

凭借不老童心、不泯文心，百岁的任溶溶毕生在儿童文学的土地上辛勤耕耘，为孩子们种出一个繁花似锦的童话花园。

就在他逝世之前，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20卷本《任溶溶译文集》，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也出版了8卷本《任溶溶文集》，全面呈现任老的文学成就。

诗人赵丽宏评论说：任溶溶的童心，让他的童话有着独特的天真滋味，“任老翻译创作儿童文学，总想让孩子们看得开心。他的作品口语化、通俗易懂，又特别优美。他纯粹、坚持，一辈子为孩子们写作、翻译，用化繁为简的方式抵达读者”。

翻开任溶溶翻译的《夏洛的网》，人们可以从他露珠般清澈、林间微风般欢悦的文字中感受这种“童心”：“第二天下雨，天色阴沉沉的。雨水落在谷仓顶上，不停地从屋檐上滴落下来；雨水落到谷仓院子里，弯弯曲曲地、一道一道流进长着蓟草和藜草的小路；雨水噼噼啪啪打在朱克曼太太的厨房窗上，咕咚咕咚地涌出水管；雨水落在草地上正在吃草的羊的背上。羊在雨中站累了，就沿着小路慢慢地走回羊圈。”

其实，翻译完《夏洛的网》，任溶溶已经80岁了……

耄耋之年，任溶溶翻译最新版本的《安徒生童话全集》获得丹麦官方授权，在安徒生诞辰200周年之际出版。这套童话巨著字数近百万，翻译之艰巨可想而知。在家人眼中，童话爷爷的日常生活，就是“一张纸、一支笔、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一页一页‘爬格子’”。

202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20卷本《任溶溶译文集》，是任溶溶译著最大规模的一次汇集和出版。“整整一大箱，真正的‘著作等身’。”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史领空感慨，“翻译是一项寂寞的工作，如果不是热爱，怎么可能坚持一辈子？”

2022年5月19日，任溶溶迎来百岁生日。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写来了贺信，信中说：“任老爱孩子、爱生活、爱文学，生性豁达乐观，把为孩子写作看作是一生最快乐、最愿意去做的事。作为儿童文学泰斗的百岁任老至今仍在写作，以令人敬仰的人格风范和永不改变的写作初心，继续照亮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前行之路。”

“不管创作也好，翻译也好，好像是老天要我走这条路……一直走下去，走到现在我依然觉得很满意。因为我爱儿童文学，遇见儿童文学是我的幸运。不过也可以说，中国儿童文学有我这个人也非常幸运。”任溶溶如此说。

100岁的快活与天真

其实，任溶溶不叫“任溶溶”。为此，童话爷爷写过《我叫任溶溶，我又不叫任溶溶》，扑面而来满满的童趣。

“任溶溶”是个笔名。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任溶溶在女儿出生那年开始创作儿童文学，也就顺手捡来女儿的名字作为笔名。从此他给自己惹了不少麻烦——“很多小读者给我来信，开头就是‘亲爱的任溶溶大姐姐’，‘亲爱的任溶溶阿姨’，毛病都出在这个名字上。”

毕竟是儿童文学泰斗，随便改个名字都如此妙趣横生。在许多人眼中，百岁任溶溶最珍贵的就是永不变质的童心童趣。

这份元气饱满、纯粹明亮、似乎仅短暂属于每个人童年的快乐，始终滋养着任老的翻译创作，从他笔下汩汩流出，酣美了亿万个童年。

儿童文学作家殷健灵回忆，任老在生活中非常有趣，是个乐天派，既受人尊敬，又非常受欢迎，“他的百岁人生，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门，新鲜、灵动、跳脱的想象力扑面而来”。

上海儿童文学作家张弘是任溶溶的忘年交。她记得，一次探讨创作，问及他创作和翻译的秘诀是什么，任溶溶觉得简单又自然：“翻译就是作者你写一句，我翻一句，你怎么说我怎么译！”任溶溶又说：“童年的主旋律是快乐！人生的主旋律也应该是快乐！”

“100岁、70年，任老把自己活成了时间的传奇！”作家陆梅感叹，任老是伟大的作家，以丰沛的创造力赢得了时间。时间在他那里，不只是个线性的长度，更是精神的向度。任老一个人就像一个移动的儿童文学图书馆，“他口语化的儿童诗、忆旧散文、热闹派童话……似乎从哪一道随意门进入这座图书馆，都是灯塔般的存在，足够打开和唤醒那些沉睡的童年童心”。

而任溶溶自己，自然从来没有把儿童文学和伟大挂钩。他恬淡天真、快乐四溢，自称“我一辈子就是为孩子们写书”。他对小读者说：“我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它能给你一点快乐。”

2022年9月22日清晨，走完百年人生，任溶溶在睡梦中安详辞世。这本洋溢着快乐的百岁“童话书”，静静合上了书页。

100岁的任溶溶，睡了……在一个长长的、美好的、童话的梦里。（记者孙丽萍）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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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报设计：潘红宇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题：习近平的读书故事

新华社记者林晖、史竞男、王思北、徐壮

最是书香能致远。

从梁家河到中南海，从躬耕基层到领航中国，读书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最大的爱好”。

他博览古今中外，从书中汲取治国理政经验智慧；他身体力行垂范，用书香涵养民族精神力量。

“我爱好挺多，最大的爱好是读书”

“我爱好挺多，最大的爱好是读书，读书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2013年3月19日，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

书，陪伴着他的成长。

童年时，母亲带着习近平，到新华书店买《岳飞传》小人书。回来之后，就给他讲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故事。“我说，把字刺上去，多疼啊！我母亲说，是疼，但心里铭记住了。‘精忠报国’四个字，我从那个时候一直记到现在，它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1969年新年刚过，辗转火车、卡车、徒步，不到16岁的习近平，从北京来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

村里人对他的第一印象是，“这个瘦高的后生有两个很沉的箱子”。直到与习近平相熟了之后，他们才知道，两个箱子里，原来装的满满都是书。

“那个时候，除了劳动之外，一个是融入群众，再一个就是到处找书、看书。”习近平回忆道，“当时的文学经典，能找到的我都看了，到现在脱口而出的都是那时读到的东西。”

青山环抱的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2019年8月12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

听说一位从北京来的知青有《浮士德》，他徒步30里去借；读诗词读得兴奋了，干脆跑到院子里放声朗诵，读过后喜欢的诗词大多都要背下来；读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他效仿主人公磨练意志，把褥子撤了，睡在光板炕上，一到雨雪天就出去摸爬滚打。

乡亲们记得：“近平炕上都是书”“有时吃饭也拿着书”，干了一天活后，晚上他还点着煤油灯看“砖头一样厚的书”。习近平曾回忆说，那时爱看书，晚上点着煤油灯，一看就是半宿。

2013年五四青年节，参加主题团日活动时，总书记又谈起当年情景：“上山放羊，我揣着书，把羊拴到山坡上，就开始看书。锄地到田头，开始休息一会儿时，我就拿出新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义，一点一滴积累。我并不觉得农村7年时光被荒废了，很多知识的基础是那时候打下来的。”

他熟读经典、手不释卷——

有一次，习近平与友人议论起《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问题。谈到从俄、日、德、英、法不同语言翻译过来的中文本各有侧重，对文本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时，习近平感慨道：“这么一个小薄本经典，就有这么多名堂，可见认识真理很不容易。”

多年以后，习近平总书记仍感叹，“如果心里觉得不踏实，就去钻研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多看几遍”。

中共一大纪念馆展出的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2021年6月1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1985年冬天，时任厦门副市长的习近平结识了就读于厦门大学经济系的张宏樑。一见面，便同他讨论起《资本论》课程的学习，分享自己的研读体会：“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要重视序、跋以及书页下面和书后附录的注释，还有马克思、恩格斯之间有关《资本论》的通信内容。”“要反复读，用心读，要把马克思主义原著‘厚的读薄，薄的读厚’。”

张宏樑暗暗吃惊：“您怎么对《资本论》这么熟悉？”习近平回答，自己下乡时在窑洞的煤油灯下通读过三遍《资本论》，记了很多本笔记，还读过几种不同译本，最喜欢厦大老师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

2018年5月，同北京大学青年学生交流时，习近平总书记娓娓道来当年的读书心得：“那时候，我读了一些马列著作。15岁的我已经有了独立思考能力，在读书过程中通过不断重新审视，达到否定之否定、温故而知新，慢慢觉得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真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确实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我们走的社会主义道路确实是一条必由之路。这种通过自己思考、认识得出的结论，就会坚定不移。”

他博览群书、涉猎广泛——

在河北正定工作时，同陆树棠等友人谈论俄国文学，大家聊到托尔斯泰。

习近平说：“哪个托尔斯泰？”

陆树棠愣了一下，心里想：习书记这么有学问，难道不知道托尔斯泰的大名？

习近平接着说：“俄国有两个托尔斯泰。一个是列夫·托尔斯泰，写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我读过。还有一个是阿·托尔斯泰，他是剧作家和诗人。”

习近平提议编写一本关于正定的书。缺少电脑和网络的年代，资料奇缺，负责编写的同志犯了愁，只好找习近平想办法。没想到，习近平胸有成竹地说：“我手头有一整套《真定府志》，还有一套《正定县志》，对正定的历史，都有详细记载。”

这些古籍，一共有8本，都是他从博物馆复印来的。

后来到浙江工作，习近平仍然保留着读县志、看古籍、品经典的习惯。在《浙江日报》撰写“之江新语”专栏，他旁征博引，《礼记》《左传》《战国策》《史记》中的章句信手拈来。为大学生作报告，《大学》《孟子》《资治通鉴》《思想录》《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中外名著如数家珍。

他俯仰古今、学而深思——

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提到诸多对他产生过影响的著作：

“读法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史的书籍，让我丰富了对人类社会政治演进规律的思考。读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等人的著作，让我加深了对思想进步对人类社会进步作用的认识。读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乔治·桑、福楼拜、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等人的著作，让我增加了对人类生活中悲欢离合的感触。”

腹有诗书气自华。

“我不到16岁就从北京来到了中国陕北的一个小村子当农民，在那里度过了7年青春时光。那个年代，我想方设法寻找莎士比亚的作品……”2015年10月，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已是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深情回忆起自己的读书心路：

“年轻的我，在当年陕北贫瘠的黄土地上，不断思考着‘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最后我立下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信念。”

小朋友在位于正定新区的石家庄市图书馆新馆使用电子屏查阅书籍（2021年10月5日摄）。新华社发（许建园摄）

“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

2015年元旦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新年贺词。细心的人们发现，在他身后的书架上，放着一本《群书治要》。

这本由唐初魏征等编撰的匡政经典，被视作古圣先贤政治智慧与治国之道集大成者。

汲取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中蕴涵的思想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将其融入治国理政实践中，赋予其鲜活的当代价值意义。

年轻时，他对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爱不释手。“那段时间，我天天在那儿翻看‘三言’，其中很多警句我都能背下来。”

冯梦龙当过福建寿宁县知县。那里是福建最犄角旮旯的地方，都是山路。冯梦龙去时，一路翻山越岭，走了好几个月。

习近平在宁德任职时，寿宁县的交通条件依然不便。在不通公路的偏远山区，只能踩着泥泞湿滑的危险山路步行前往。为了去寿宁县下党乡实地考察，他从早上7点半走到中午12点多才进到乡里，百姓说他是“到过这里最大的官”。

借《警世通言》告诫省部级干部“人心似铁，官法如炉”，读《四书集注》“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坚定为民初心，引《韩非子》“道私者乱，道法者治”敲响从严治党警钟……

在俄罗斯出版的《习近平：正圆中国梦》一书如此评价：“仔细阅读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会发现里面引用了很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古代思想家的名言警句”“‘中国梦’凝聚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髓”。

“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习近平总书记不仅率先垂范，还躬行实践，推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读书修德，知行合一——

在福建宁德，组织当地县委书记参加地委学习中心组读书班，扛着自己的书带大家一起学、一起读；

在浙江，要求绍兴领导干部背诵《兰亭集序》《钗头凤》，增进对当地历史文化了解；

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提出“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对领导干部“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要求贯穿始终……

“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

在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三沙镇，渔船在夕阳余晖中归港（2020年11月26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 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为大家指出读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要力戒浮躁，多用一些时间静心读书、静心思考，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使自己任何时候才不枯、智不竭”；

“要发扬‘挤’和‘钻’的精神，多读书、读好书，从书本中汲取智慧和营养”；

“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努力提高思想水平和能力素质，并努力带动和影响各界别群众开展读书活动”……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深知文学艺术蕴藏的巨大能量，习近平总书记博览中外文学经典，涵养人民至上的真挚情怀。

上世纪80年代，去河北正定工作前夕，他听作家王愿坚讲了柳青的故事。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定居陕西长安县皇甫村，蹲点14年，《创业史》很多素材就是从14年的农村生活中得来的。

“你到农村去，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王愿坚对习近平说，中央一个文件发下来，柳青会知道他的房东老大娘是哭还是笑。如果对人民的心声能了解到这个程度，那对施政是不是很有帮助呢？

32年后，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及这段往事，鞭策文艺工作者“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

这次会上，他还提起“也是一位热爱人民的作家”的已逝故人贾大山。1982年，年轻的习近平到河北正定工作，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贾大山。

彼时的习近平是盼望老乡们日子能红火起来的县领导，而贾大山是一位来自群众、热爱人民的当地作家。饱含着对人民同样的深情，两人一见如故，成为挚友。

习近平曾说：“文艺与从政虽然‘隔行如隔山’，但是也有一些通行的规律”。多年后，他在《忆大山》一文中感念：“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作为我从政与为人的参谋和榜样。”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文艺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最好方式。

2015年9月，在美国西雅图，他讲述了自己的一段“文学情缘”：

“海明威《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第一次去古巴，专程去了海明威当年写《老人与海》的栈桥边。第二次去古巴，我去了海明威经常去的酒吧，点了海明威爱喝的朗姆酒配薄荷叶加冰块。我想体验一下当年海明威写下那些故事时的精神世界和实地氛围。我认为，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我们需要去深入了解。”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在巴黎，他细数法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及著作，表明“了解法兰西文化，使我能够更好认识中华文化，更好领略人类文明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

在莫斯科，他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句“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深刻揭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

在伦敦，他以培根的名言“黄金时代在我们面前，而不是身后”为喻，希望两国面向未来、开辟崭新时代……

“人民群众多读书，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会厚重起来、深邃起来”

历史长河汹涌澎湃，唯有中华文明数千年历尽劫波从未中断。琅琅读书声中薪火相传，对学习的热爱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基因血脉。

在文明意义上，中华民族该如何实现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

阅读，正是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构筑民族精神大厦的重要途径。

犹如开凿一眼清泉，习近平总书记立民族文化之根，用书香赓续中华文脉——

2014年9月，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以出自儒家经典著作《礼记》的“小康”为例，阐述“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参观者在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内参观（2018年11月26日摄）。新华社记者 朱峥 摄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孔子故里山东曲阜的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参观考察。拿起桌上摆放的《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他饶有兴趣地翻看着：“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一个多月后，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他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到北大探望国学泰斗汤一介，了解大型国学丛书《儒藏》编纂情况；赴北师大看望教师时提出“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在出访途中万米高空的专机上，与记者谈论“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华文明为源头活水，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一个民族的未来，寄望于青春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心青少年读书学习，强调“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他以“勤学、修德、明辨、笃实”八字箴言，鼓励年轻一代“珍惜韶华，潜心读书”，弘扬优秀文化，坚定理想信念。

2014年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参加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

藏书阁里书声琅琅，吸引了总书记的脚步。他走进去，倾听学生们伴着古筝乐曲朗诵《弟子规》和《少年中国说》，希望孩子多从经典作品中汲取营养。

“我现在能脱口而出引用古诗典籍，很多都是小的时候背诵的，终身受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努力。中华民族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根据时代条件，继承和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优秀文化。

谆谆嘱托、殷殷期盼。

这是澳门大学横琴新校区（2014年12月11日摄）。新华社记者魏蒙摄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澳门大学横琴新校区考察，参与“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青年”主题沙龙时，他告诉学生们，自己在青少年时代也非常喜欢阅读中华文化典籍，坚持一点一滴学。“直到现在，一有空就会拿起一本翻一翻，每次都觉得开卷有益。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如同一座宝藏，一旦探秘其中，就会终生受用。”

“看好的文章，常有一种豁然开朗、醍醐灌顶的感觉，往往因为一篇文章、一段文字，内心会受到深深的触动。”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来到位于兰州市区的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一条河、一碗面、一本书”，是兰州的特色名片。一条河指黄河，一碗面指兰州牛肉面，一本书就是指《读者》杂志。

“为人民提供更多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善莫大焉！”他叮嘱在场的文化工作者，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

这是位于兰州市区的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8月22日摄）。新华社记者 张睿 摄

10多天后，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回信，他再次提起“阅读”，希望国图“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全民阅读，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心系图书馆建设。

早在2003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专程来到浙江图书馆调研，详细询问馆藏数量和古籍藏量、读者借阅数量、数字文献利用等情况，并仔细翻阅了文澜阁《四库全书》等馆藏珍品。

2014年以来，全民阅读已连续9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首个国家级全民阅读规划《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印发；2021年，“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春风浩荡，诗书飘香。

在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倡导和亲自推动下，放眼神州大地，书香氛围愈发浓厚，精神之花繁茂芬芳。

来源： 新华网

这是个有故事的东西翻译3

作者：孙惠柱

两名科学家各自看天，能有什么“戏”吗？去剧场前我是有所疑虑的。

没想到，音乐剧《星际信使》只用了3位演员，就做出了一部动人的关于科学家伽利略的戏，我的观感甚至超过了那部远更著名的话剧《伽利略传》。《伽利略传》是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的经典剧作，1979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大剧场上演该剧，连演80场，好评如潮。布莱希特是我几十年来致敬和研究的偶像，看了《星际信使》以后，我却更看好这部音乐剧，觉得这位“伽利略”可能吸引更多的观众。

好看和有意义

伽利略一生的故事丰富多彩，哪些部分最好看、最有意义？“好看”和“有意义”常会不一致，有的戏追求好看而影响了意义，有的戏强调意义却不好看。音乐剧《星际信使》做到了好看而有意义，但其意义与《伽利略传》不一样。音乐剧前半段较多地展现了科学家发现和分享的快乐——这一点在布莱希特的话剧里几乎是被刻意淡化的。音乐剧把历史上只通信来往却从未谋面的意大利人伽利略和德国人开普勒调度成想象中的对话——用了很多他们信中的语言。两个人从最初的谈不拢到后来同时用望远镜探索星空，还用歌声把观众带进了一个神奇的世界。

音乐剧后半部触及伽利略人生中不快乐的部分：他遭到宗教法庭的审判，为避免被火刑烧死而选择认罪请求饶恕——这个点是强调思辨的《伽利略传》的重心所在。布莱希特创作这部剧所用的时间最长，从1938年的丹麦到1947年的美国，他不断地写、不断地改。当时，他为自己同胞中的一些科学家、思想家投靠纳粹而痛心，他的笔锋冷峻远多于浪漫、批判远多于颂扬。而现今，我们观看这部《伽利略传》，会觉得其过于高冷，不如我熟悉的另几部布氏名剧《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阑记》等那样抓人。

《星际信使》则塑造了一位更加可爱的伽利略。韩国编剧白承祐并未因要为尊者讳而回避他曾向教皇求饶求生这一历史事实，只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科学家迫不得已认罪保全生命，但并未毁坏他用以进行实验的望远镜，还保留了关键的实验成果，一旦时机到来，还是会绽放光芒的。他始终心存希望：“但仍会有光芒，抹不去的星光；答案一直回荡，真相不能就此埋藏。我要让世界知道，星际的辉煌。”

在伽利略为了科学与教会抗争的过程中，他和开普勒的友情、和女儿玛利亚的亲情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这些“情”在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中就很少——伽利略自私到独自贪吃好东西，甚至还不许女儿出嫁。而《星际信使》里的玛利亚则是出于信仰自愿去当修女而不嫁人。她虽然反对父亲与教皇作对，却深爱着父亲，真心希望他能“低一下头”活下来，还能继续从事科学研究。玛利亚这种两全其美的希望和内心的纠结，让观众特别容易有代入感，很难不为她悬心。幸好，当时的教皇也是一位科学家，他和伽利略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妥协，虽然给他判了终身监禁，但很快就改成软禁，还给他提供继续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让他完成了一部重要著作《关于两门新科学的谈话和数学证明》。后来的一切都可以证明，伽利略口服心不服的“认罪”这一权宜之计，并不算是不可饶恕的人生污点。

戏里戏外的望远镜

伽利略对人类作出过巨大贡献，最重要的一项是证明了哥白尼针对“地心说”提出的“日心说”。他能证明“日心说”，是因为他在前人基础上造出了能看清星球的最好的天文望远镜。布莱希特在话剧中将伽利略的这个功绩写成一个疑案，让观众觉得伽利略有掠美之嫌，这颇为求全责备。早期的科学发明大多是在版权还不明确的情况下一个接一个不断改进的，伽利略的望远镜应是他自己设计加工的升级版。

而望远镜，正是区别和连接伽利略与开普勒这两位科学家的一个重要点。开普勒凭想象写了一本《宇宙的奥秘》，寄给伽利略，希望得到他的肯定；伽利略却否定了他的假说，坚持用望远镜看清星球的形态作为科学推论的基础，还给开普勒寄去了一架望远镜。从那以后，他俩就经常写信讨论各自在望远镜中看到的天象。

望远镜既是贯穿全剧的道具，又是一个绝妙的隐喻。人人都能欣赏灿烂星光，但谁能参透浩瀚天穹的奥秘？只有借助高倍望远镜，才有可能看看星球的面目。有了望远镜，伽利略才能这样唱：“别被双眼蒙骗，别凭想象断言……熬过了无数个日落，星星的消息在眼前闪烁。过去我独自在困惑，许多事未曾想象过；但如今有了不同，渐渐把思绪勾勒出轮廓。”好的戏剧也可以成为一架“望远镜”，帮助观众认识在时间上或空间上有着一定距离的人和事。

《星际信使》是上海文化广场近年来引进韩国班底再翻译制作的第四部小型音乐剧。这种仅由两三个演员演出的音乐剧，在音乐剧的大本营纽约百老汇和伦敦西区几乎看不到，外百老汇的中小型剧场偶尔有之，但并不多——两个人的《长腿叔叔》是来自外百老汇的极少数例子之一。

上海文化广场的制作团队慧眼独具，发现了首尔大学路上中小型剧场“发明”的这一罕见的类型，认为这种“小而美”模式比如雷贯耳的豪华音乐剧更适合中国观众的需要，决定引进一个系列，并与原创团队合作进行一定的本土化改编。之前的《我的遗愿清单》《拉赫玛尼诺夫》《也许美好结局》都已巡演多轮，颇受欢迎。这些戏“卡司”虽小——最少2个、最多4个演员，但格局不小，一般都在中型甚至大型剧场演出。演《星际信使》的上剧场600多座，舞台上一个浩瀚的蓝色天穹、弧形的角度让观众感觉身处一个大型天文馆内。灯光投影在天穹上的变化与演员看天的表演融为一体，成为该剧的另一重要“看点”。

“小而美”音乐剧模式

“小而美”音乐剧的成系列开发说明，一部分戏剧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望远镜”，能根据中国观众的需要去聚焦并遴选适合的戏剧样式。

自100多年前引进西方戏剧以来，中国戏剧的话语系统用的大多是西方的概念术语。最早主导引进的老前辈眼光很厉害，他们根据国内启蒙救亡的紧迫需要，选择了引进的主要样式——现实主义话剧，合理地忽略了以歌舞演故事、娱乐性较强的音乐剧。40多年来，我们学习引进的条件优越不少，却没学来很多让中国观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很多人只知道接过西方老师给我们的“望远镜”来看他们的戏剧，甚至在那些身居象牙塔的教授眼里，最高级的戏剧是连西方老百姓也看不懂却便于学者写论文的各种新奇花样。而大众喜闻乐见的音乐剧竟被视为不值得研究，就因为观众最多，而教授们不屑于从众“随俗”。一些中国学者也认为音乐剧“俗”，但他们很可能并未看过多少音乐剧，而是跟着西方教授人云亦云罢了。

后来，音乐剧的市场大到了无法忽视的地步，国内也开启了引进制作音乐剧的热潮，但主要是实践者在忙，仍很少看到关于音乐剧的深入研究。30多年来，我国引进和模仿的音乐剧绝大多数是百老汇和西区的模式——主要是以早期“四大音乐剧”为代表的豪华音乐剧，大投资、大舞美、大卡司。这样的剧并非不好，但南橘北枳不宜学过来演好。百老汇一部新音乐剧要在同一大剧场驻演一年400多场才能收回成本，而在主要靠巡演生存的中国演出市场，大音乐剧的成活率实在低，政府补贴再多也难以维持。韩国的情况多少有些相似——也没有百老汇和西区那么大的音乐剧市场，因此他们在向欧美学习以后，自创了这种更符合他们国情的“小而美”音乐剧，刚好也较为适合中国观众的需要。

当我们决定学什么样的戏剧时，一定要用自己的眼睛去仔细观察——包括使用自己设计的精准“望远镜”。这一次，上海文化广场制作了一出很好的关于望远镜的戏，而这部戏本身也是一架很好的“望远镜”。它或许能帮我们看清，在风行世界的欧美话剧和豪华音乐剧之外，还有一种我们需要的“小而美”的音乐剧模式。（孙惠柱）

来源： 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