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征时的故事有哪个

2022-11-04 23:33 作者：晓文WLS 围观：次

那些红军长征的故事,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晓文WLS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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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说，我们“50后”这代人，不，很多代人，是读长征故事、听长征故事长大的。那些真实又传奇的红军长征故事，影响和激励一代又一代人。

上小学的时候，我就有阅读课外书籍的兴趣，尤其红军长征等革命战斗故事之类的东西，或小说或连环画，一股脑儿找来看，哪怕囫囵吞枣。大家互相借阅红色小说等，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大特征。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最爱看打仗的。长征故事之类的“红色题材”，更是着迷，更是废寝忘食，常常睡醒来书还抱在身上。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星火燎原》中许多长征故事。中央红军血染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攻打腊子口、大捷直罗镇，红二方面军智取鸭池河、转战黔西北，红四方面军三过雪山草地、浴血西征等可歌可泣事迹，永远存留在记忆中。杨得志、杨成武、邓华、肖克、王震、王树声、许世友等红军将士的名字，和他们的英雄事迹，就是从这本著名的革命回忆录中知晓的。还有那本散文集《飘动的篝火》，描述长征中一些小故事，展现了红军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我如今还记忆深刻，恍如昨天刚刚看过似的。每次读那些长征纪实作品，幼小的心灵就受到一次洗礼和震撼，感到胸前的红领巾，就是那些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就是千千万万的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随着年龄增长，阅读有关红军长征的书籍更多，我收藏好多种长征的回忆史料、文学作品、理论文章等等，包括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出差、旅游到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我都要去书店找几本与长征有关的书籍。前几年单位组织参观遵义会议会址，有人忙着去买“遵义蛋糕”，我却抱了一大摞红军长征到贵州的书。

2004年，我出差到四川巴中市，那曾是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苏区中心，建有全国最大的红军碑林——川陕苏区将帅碑林。巴中日报同志问我要逛什么风景名胜，我说一处都不去，只去“将帅碑林”。瞻仰红军碑林后，购了不少川陕红军的书籍，其中有的还是红四方面军长征的珍贵资料。

近两年，学会上网购书后，我在孔网上购了两百多本长征回忆录，以及有关长征的书籍。

几十年了，我经常翻阅有关红军长征的书刊资料，每次都会浮想联翩、感慨万端。是啊，阅读这些宝贵精神食粮，净化心灵，振奋精神，催人奋进。确实，当我遇到什么困难，或不顺心时，一想起那些红军长征的故事，浑身就充满正能量，从不向困难和逆境低头。

听红军长征的故事，很多。但有两次印象极深。

一次是50多年前的事了。1971年，安顺一中不时请老工人、老贫农“忆苦思甜”，请老红军、老八路讲革命故事。有天下午，晴空万里，阳光炽烈，一中大操场坐满了学生，大家规规矩矩，洗耳恭听。台子上主讲人是一位姓张的老红军，在粮食局工作。他是四川人，没有读过书，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高大上”英武形象，看上去是个极平常的老头，还拿着一根烟杆哩。他讲述自己在饥寒交迫下，看不惯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小小年纪就参加红军，跟着爬雪山过草地，吃野草啃树皮，还要同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作战。真人真事，话语朴实却很生动，一个下午，整个会场鸦雀无声。

英雄莫问出处。眼前的这个普通老头，才是伟丈夫、真英雄！此时此刻，时空回到枪林弹雨、食不果腹的长征艰苦日子，我们仿佛看到了这位老红军当年克服艰难困苦、英勇杀敌的高大身影。

我印象中，讲红军长征故事最精彩的，要数罗开富。但他不是红军，是经济日报记者。

1991年秋，我到北京新华社新闻培训班学习。来讲课的老师很多，其中就有罗开富。

1984年10月，为了纪念中央红军长征50周年，罗开富徒步重走长征路，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路线采访。他从江西瑞金出发，途经11个省、自治区，历经368天，坚持每天发稿，共写了300多篇报道，结集成《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影响很大。

记得他来上课那天，同学们纷纷要求罗老师其它别讲了，就讲徒步重走长征路的故事。

罗开富老师用了两天时间，讲述了他耳闻目睹的红军长征路途之惊险、生活之艰辛、战斗之激烈，以及红军长征50年后当地人民对红军的感情、对红军的思念等等。罗开富讲得有板有眼，绘声绘色，大家感受到了红军长征那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壮举。罗开富到过安顺境内。1985年4月，他徒步来到镇宁六马，采访陆瑞光烈士的英雄事迹。陆瑞光的妻子罗凤岐当时还健在，她曾在家里为红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等领导做过饭。罗开富采访结束时，罗凤岐老人送他一根拐棍，并饱含深情地说：“这拐棍我用了十多年了，你拿去，帮你走路，走到延安，走到北京，告诉红军领导，我想念他们！”

42岁的罗开富，在1年零3天的时间里，以汗水、信念甚至生命做支撑，用脚、眼睛和绷紧的大脑神经，写就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他徒步两万五千里，堪称长征精神的再现。

我们是沐浴着长征故事、长征精神成长的。今天，我还一如既往爱读长征故事，不仅百读不厌，还倍添无限敬仰之情！“要了解当代中国，就必须了解它的起点，回到长征时期，这是个关键的年代。”索尔兹伯里说得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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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厚明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索尔兹伯里曾经感慨：“人类有四大史诗，以色列人从埃及出走、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拿破仑进军莫斯科、美国人拓荒西部，但是他们与长征相比都黯然失色。”美国作家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这样评价长征：“长征是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红军长征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壮举，书写的是英雄主义的壮美诗篇，矗立的是民族精神的不朽丰碑，已经超越了国界、党派和政治信仰。长征史料浩瀚，其中战斗、故事和细节不胜枚举，本文从中撷取些许细节，也从一个侧面感悟中国共产党人忠诚坚贞的理想信仰、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牺牲奉献的作风品质和血脉相连的军民情谊。

一

没有理想，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

长征之所以举世瞩目、影响深远，因为长征是理想信念的长征。对理想信念的真伪虚实，它用枪林弹雨来印证，用雪山草地来检验，用饥寒交迫来拷问！红军将士用“革命理想高于天”“取义成仁今日事”的铮铮铁骨做了有力的回答。

1938年4月，张闻天在陕北公学做演讲时，学员曾问红军面对随时可能被围歼的险恶处境，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挫折和内部斗争，能克服重重困难和艰难险阻，创造历史奇迹，靠的是什么？他回答说：原因就在于有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理想信念。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无论如何要克服困难，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没有理想，不用说万里长征，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

被迫参加长征的瑞士传教士阿·勃沙特，在贵州被红军当间谍扣留，随红六军团一起参加了长征。他被释放后回国，写了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绍长征的著作《神灵之手》。他讲道：“许多报道因红军抓了我们这些人的举动，而将他们称为匪徒和强盗，实际上红军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

长征是一群年轻人走出来的

长征途中，红军师以上干部的年龄绝大部分都在二三十岁，红军将领的平均年龄仅25岁，战士年龄平均不足20岁，14岁至18岁的战士至少占40%。曾有人说“长征，实际是由一群孩子来完成的”。美国传记作家R.特里尔这样记述：“大约54%的长征者都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甚至还有9岁至12岁的少年。”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在中将以上的254名将帅中，有222人参加过长征。以长征开始时计算他们的平均年龄，9位元帅为36.5岁，8位大将为31.7岁，48位上将为25.9岁，157位中将为23.8岁。

这群胸怀理想的年轻人，在长征途中转战14个省份，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其中，跟随中央红军的他们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区，渡过的主要江河有22条，翻越的主要大山有20座，其中有5条山脉终年积雪、平均海拔5000米左右，攻占县城100余座。这群20岁上下的年轻人，平均每天行军约37公里，每行进300米就有1人献出生命。在中央红军368天的行军途中，15个整天在打大决战，平均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在极其艰苦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抗击着国民党军和各路反动军阀10多支部队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一直到走出困境，走向胜利。

“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

在茫茫的草地上，一支红军队伍被后面的敌人追赶着。偏偏一位怀孕的女同志即将临产，部队只好停下来，焦急万分地等候一个小生命的诞生。敌人的飞机在天上转，追兵越逼越近。这时，作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的董必武，对红五军团的军团长董振堂说：“一定要顶住敌人，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整整两个多钟头，小生命姗姗来到人间。打阻击战的部队已经牺牲了好几名战士，有人轻声叹息，董振堂却板起脸吼道：“我们干革命打仗，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孩子们吗？！”

二

马、鼓皮、马粪……

1932年参加红军的江文生老人满含泪水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匹马，掉在泥沼里，眼瞅着一点点往下陷。有几个饿急眼的战士要上去割马的肉。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人都饿昏了，革命还没完，吃了马肉就有力量走出去。可有更多的战士上来阻拦，不让割……”他们冲上去制止、拦阻，有的竟动手打了对方的嘴巴，嘴里还不停地骂：“娘的皮！没种的！饿疯啦？”一边骂一边抚摸无助的马又一边流泪：“它跟我们走了那么远……”

进入草地之后，红军的后勤给养非常困难，所到之处草根、树皮、植物茎块，所有能吃的东西都被一扫而光。后来，部队开始吃一种长着短刺的野草，那草的刺有毒，用手一碰，像被蝎子蜇了一样疼，吃多了，大小便还会出血。战士们有的把机枪带、皮带煮着吃了，甚至连宣传员背上的鼓，也引起了大家的“食欲”。干部们说：“宣传鼓动的目的是让大家走出草地，现在填点东西才能走出去，只要人在。”几个战士默默地把鼓拆了。两张薄薄的鼓皮，撕成若干小块，饥饿至极的战士每人分一块。

在长征路上面临最大的困境不仅仅是敌人的围追堵截，更艰难的是饥饿。牛、马排泄的粪便一下雨就会被冲稀释，有时候里面会残存一些没有消化的粮食，但就这最肮脏的粪便也是不能浪费的。饿极了，红军将士把这些粪便中的粮食用水洗干净照样还能再吃；如果牛、马的粪便是干的，就用力敲一敲，同样把里面未消化的粮食分离出来，用水洗洗煮了再吃……其实，这样的“粮食”人吃进肚里也不怎么消化，但是总能抵挡一点饥饿……

红军为让官兵活着走出去，曾限定每人每天只能吃一小把粮食，发现多吃粮食分量的，轻则批评，重则挨罚，罚站罚打或“关禁闭”。

强渡大渡河（油画作品）

大渡桥横铁索寒

1935年5月29日，由王开湘（后被更正为黄开湘）、杨成武率领的红四团，经过两昼夜120多公里急行军直指泸定桥。22名红军勇士手持驳壳枪，背插马刀，腰缠手榴弹，冒着雨点般的子弹，在铁链上匍匐战斗，仅用两个多小时就攻占了东桥头。有的回忆文章说：“敌人已经把桥板全部抽掉，只剩下寒光闪闪的十三根铁链子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提前一天赶到的川军第三十八团已把桥上的木板抽掉了三分之二，红军就赶到了，且守桥的川军是所谓“两枪兵”，就是一支步枪，一支大烟枪。

聂荣臻在他的《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一文中，和他题写的《强渡大渡河泸定桥的经过》纪念碑碑文中这样记述：突击队“冒着东岸敌人的火力封锁，在铁索桥上边铺门板边匍匐射击前进”，纠正了“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的描述。由二连连长廖大珠等22人组织成突击梯队，踏索夺桥；三连跟在后面，边冲锋边铺木板；一连打掩护；四连负责递木板。在突击队发起攻击后，敌人在桥头纵火，妄图阻止我军前进，这时东岸我军也赶到了泸定桥，很快将火扑灭，守桥敌人有的仓皇逃跑，有的被我军消灭，两岸红军在泸定城胜利会师。

站在这座有着300年历史的铁索桥上，刘伯承当时感慨万千地说：“泸定桥呀，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数十年后，曾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写道：“泸定桥战役是长征途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仗……要是渡河失败，要是红军在炮火下动摇了，或是国民党炸坏了大桥，那中国后来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了。”

每一公里的长征路上都有一名兴国烈士

江西兴国县是名副其实的长征烈士第一县。据统计，兴国共有23179名烈士，光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兴国籍烈士就有12038名，相当于每一公里的长征路上，都有一名兴国儿女化作的生命路标。当时仅有23万人口的兴国，就有8万人参加红军，红军队伍中有一个师就叫“兴国模范师”。在共和国第一代将军中，仅来自兴国的就有2位上将、5位中将和47位少将。毛泽东曾赞扬“兴国的同志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他亲笔题写的“模范兴国”巨匾，在兴国县城的四个城门上，一直高悬到长征前夕。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长征路上，牺牲营以上干部432名，包括军以上干部8名，师以上干部80多名。单是湘江一役，就有13位团以上干部战死，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时至今日，当地还流传一句民谣：“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莫吃湘江鱼。”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被俘，在担架上从伤口掏出肠子扯断壮烈牺牲，他的头颅被挂在长沙家乡的城墙上。长征，是用鲜血染红的英雄史诗。

30万人共守一个天大的秘密

从1934年10月7日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先后下达命令，要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陆续移交防务，秘密、隐蔽撤离战场，与中央第一野战纵队（又称“红星”纵队）、第二野战纵队（又称“红章”纵队）一起到于都县集结。8万多红军主力在一个县城内外集结、休整了长达10天时间，然后安全顺利地跨过“长征第一渡”。30万于都人民实行赤色戒严，严密封锁消息，并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使国民党的探子成了一无所获的“聋子”“瞎子”。国民党谍报部门对此一无所知，蒋介石连一点音讯都没有得到，以至1个月后才发现红军转移了。

红军走后，于都百姓还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安置留在于都的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解除了前方将士的后顾之忧。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红军和苏区人民、于都人民是命运共同体，可以说是钢板一块！在信息发达的今天，很难想象30万人可以守住一个共同的秘密，可谓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三

74年的等待——最忠贞悲壮的红色爱情

当年一位红军的妻子，在丈夫参加长征北上后，在家一直守望着丈夫平安归来，谁料这一等就是75个年头。红军离开后，国民党军队攻占了瑞金，并对革命群众进行疯狂迫害。她不幸被捕，由于她既是干部，又是红军家属，敌人对她严刑拷打，施以酷刑，逼她声明脱离革命队伍，与丈夫离婚，但她从不屈服。

“哇哩(说了)等你就等你，唔(不)怕铁树开花水倒流。水打石子翻转身，唔(不)知我郎几时归？……”自从丈夫走后，她每天唱着送别的歌曲，希望能用歌声把远去的丈夫唤回。从青丝等到白发，等到眼睛失明，等到2008年生命终结。她就是历经风雨沧桑、跨越三个世纪，被网民誉为“史上最牛军嫂”“共和国第一军嫂”的陈发姑。

一听到“上面来人了”，陈发姑就会拄着拐杖，向来人打听：“同那天去的我家吉薰有没有什么消息？”再铁石心肠的人听了这句话，也会动容，谁也不愿去破灭老人心中美好的愿望……她的故事，被网民称为“最悲壮的红色爱情经典”。

三千娘子军顶着半边天

在红一方面军的队伍中，共有32位女红军历经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了长征，途中没有一人掉队，没有一人牺牲，可谓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一个奇迹。1935年11月19日，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红六军团（后合编成红二方面军）离开湘西开始长征，其中有21名女红军。红二十五军长征中有7名女性，都是随军医院的护士，被称为“七仙女”。而红四方面军有2000多名妇女，还组成了一个妇女独立师（团），在长征中经历了一些殊死的战斗，平安到达陕北的只有300多人（不含后来加入的女性）。可以说，参加过长征的女性约3000名。其中，有的是“三寸金莲”的缠足女子，有的身怀六甲并途中生子，有的有伤多病，但她们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妇女运动史上的奇迹。

参加过长征的外国人

长征中不仅有著名的外籍共产党员，还有很多没有留下姓名的无名英雄，也有在长征途中为红军做过有益工作的外国传教士。本文着重介绍以下几位：

军委干部团参谋长毕士悌，原名金勋，又名杨宁、杨林，1898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1932年7月奉命进入中央苏区，曾任红一军团参谋长、红二十三军军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等职。在湘江战役中，毕士悌随军委干部团在陈赓团长、宋任穷政委的指挥下完成了担负的战役任务。1935年2月，毕士悌任军委干部团参谋长，与陈赓、宋任穷一道率干部团在“开展战局的关键”时节抢占娄山关。1935年4月，毕士悌参与指挥干部团化装成国民党部队，徒步急行军140公里，按时抢占皎平渡，随后又拿下了地势险要的通安州。1936年2月22日，时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参谋长的毕士悌在东渡黄河的战斗中，牺牲在黄河岸边。

“红军炮兵的鼻祖”武亭，原名金武亭，1905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北道。1923年初，秘密来到中国。曾历任红军连长、营长和团长等职，并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长征开始时，任军委第一纵队第三梯队队长兼政委，1934年12月调任红三军团炮兵营营长。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广西龙胜阻击战、攻打娄山关等战斗中，武亭率炮兵营胜利地完成了担负的作战任务。1935年6月，张国焘妄图夺取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收回各军间以及各军与中革军委、毛泽东通信联络的密码本。毛泽东指示红三军团另编密码本，并设法与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恢复联络。武亭根据彭德怀的指示，带着电台、密码本，凭指北针前往甘肃俄界送交红一军团。因长期从事炮兵的组织指挥工作，武亭被誉为“红军炮兵的鼻祖”，1952年10月在朝鲜病逝。

“中越两军的双料少将”洪水，原名武元博，曾用名阮山，1908年10月出生于越南河内。1932年1月，洪水任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科科长兼政治文化教员。1935年，博古对洪水起草的《工农剧社章程》提出批判，洪水被打成“高级特务”并被开除党籍。随后，洪水背着“高级特务”“国际间谍”两大罪名踏上了长征路。

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纵队党委根据洪水在宣传动员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决定撤销对他的处分、恢复他的党籍。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洪水奉命跟随朱德、刘伯承到左路军工作。所在部队遭受重大挫折被打散后，洪水扮成当地老百姓，第三次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辛万苦，在1936年初走到延安。洪水1945年8月应邀回到越南参加抗法斗争，1948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50年10月再次来到中国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1956年10月21日，洪水在越南逝世。

另外，前面提到的外国传教士，即勃沙特，他因间谍嫌疑被西征入黔的红六军团扣留，并随红二、红六军团行动，曾为红军翻译了一张法文版贵州省地图。1936年，他在云南境内被释放。1990年逝于英国曼彻斯特。

责编：王喻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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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在这里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集结出发。这片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牺牲的土地应该被铭记。十年前的2012年6月，《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出台实施，赣南群众的期盼化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十年，弹指一挥间。民生改善、产业聚集、开放通达……一个个发展新故事绘就赣南新貌。

这是位于江西省瑞金市的大型雕塑《胜利之门》。新华社记者万象摄

民生之变：从“吃苦两头”到喜上眉梢

1934年，于都河畔，当地百姓主动送来门板、床板搭设浮桥，帮助8.6万余名红军渡河，踏上万里征程。长征路上，平均每1公里就有3位赣南子弟倒下。

如今，距长征渡口不远的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步道旁杨柳低垂，楼房错落有致，干净整洁的水泥硬化路配上排水沟，从每户村民家门口延伸到大马路。

52岁的村民袁建红终于能放心穿布鞋出门：“过去，天上下雨，水流进房，屋里泥泞不堪，在家里都得穿雨鞋；现在村里小桥荷塘，跟花园一样，回家脚上不带泥。”

游客在瑞金市叶坪革命旧址群红军烈士纪念塔前缅怀先烈。新华社记者万象摄

赣南地区一度发展滞后。“梓山潭头，吃苦两头；晴三天，挑烂肩头；雨三天，水进灶头。”潭头村村支书刘连云说，“从前村里环境脏乱差，年轻人不愿待，净是老人和小孩。”

到2011年，赣南老区仍有贫困人口215.5万人，贫困发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7.9万人喝不上干净水，7.1万户用不上电……

2012年，大到战略定位、产业发展，小至村民住房、老表喝水，《若干意见》一一做了安排，21个“国字头”支持文件、200多个中央国家机关对口支援文件聚焦赣南。赣州市把上级扶持资源用在刀刃上，将财政支出的近七成、新增财力的近八成用于改善民生——改造农村危旧土坯房69.52万户，近300万农民住上了安全舒适的新房；25户以上人口自然村全部通水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