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乾坤的美文(方寸之间见乾坤 美文)

中国古人历来有品评人物的传统，重视盖棺定论，在死后作出是非功的结论。因此，自汉代以来，墓志铭的写作一直比较流行。

墓志铭是一种悼念性的文体，是对逝者一生的介绍、追述和评价。

由于后人重视歌颂祖先的盛德和不朽，墓志铭中免不了有许多夸大、溢美的成分。

蔡邕是汉代作碑传文的高手，也曾惭愧地表示过，自己写的墓志铭里有很多夸大其辞之处。

唐宋时期，墓志铭是种贵重的文体。唐代韩愈就以擅长撰写墓志铭著称于世，靠着给人写墓志铭，韩愈也赚取了不少“润笔费”。

韩愈作墓志铭，不同于此前那种虚辞不实、通套不分的夸大写法，善于真实塑造墓主的性格和形象，文章富于变化，可以说是一篇一个样，因此受到唐人的喜爱并多加摹仿。

宋代作墓志铭的高手非欧阳修莫属。

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他秉持着宋代运动的两项积极主张——明道、宗唐。

因此，欧阳修作墓志铭，坚持古文家作文的方式，不论墓主身份高低，都是以史传的精神、士大夫的写作标准和简淡的笔法行文，目的在于写出流传于世的佳作，“有意于传久”，而不是一味颂扬的迎合溢美之作。

欧阳修一生作了83篇墓志铭，总体看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文章简略，止记大节”

欧阳修《与杜诉论祁公墓志铭》：

修文字简略，止记大节，期于久远，恐难满孝子意，但自报知己。尽心于纪录则可耳。……然能有意于传久，则须纪大而略小，此可与通识之士语，足下必深晓此。

说的是欧阳修作墓志铭文字简略，不是洋洋洒洒的歌功颂德，而是以儒家“仁义礼智信”为标准，只取反映墓主品性的大事件记叙，略去不突出小事，因此很容易让逝者的孝子贤孙不满。但是知已和有识之士应当懂得他这种取大略小、有意流传的写法。

比如在《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中，欧公就形象地描绘了一位彪炳史册的治国之才——杜衍。

在杜衍一生的为官之路中，欧阳修选取了他在品德、操守、才能上表现突出的几件事情，并且将其放到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中。

公治吏事，如其为人。其听狱讼，虽明敏而审核愈精，故屡决疑狱，人以为神。……始居平遥，尝以吏事适他州，而县民争讼者皆不肯决，以待公归。知乾州未满岁，安抚使察其治行，以公权知凤翔府，二邦之民争于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夺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太子太师致仕杜祁公墓志铭》）

说的是杜衍断案公正、治理有方，有诉讼的县民都要等他回来裁决才服气。他迁到其他州府后，两地民众因边界问题发生矛盾时，还都觉得是杜公是属于自己州府的，一边说杜公被对方抢走了，一边不服气说他现在属于我们了。

这里通过写杜衍高超的断案技巧，突出他处理政务的能力，在北宋外患不断、土地内忧矛盾重重的情况下，从一个侧面突出杜祁公卓越的为民之心、儒者之德，治国之才。

这种史家褒贬之法，继承了《春秋》、《史记》“笔则笔，削则削”的史家笔法，记大略小，详略得当，抓重点，记细节，给后人为文的义法树立起标准，得到历代文论家的推崇。

二、“其语愈缓，其意愈切”

在《论尹师鲁墓志》中：欧公感叹“其语愈缓，其意愈切，诗人之义也。”

与另一位墓志铭大家韩愈相比，两位在记大略小的基础上，韩愈更加尚奇，愿意抓取逝者的奇人奇事，而欧阳修则更加尚实，于平淡中突出人物，感慨情感。

就像他评价尹师鲁一样，欧阳修写墓志铭也是“其语愈缓，其意愈切”，坚持了他写文章一贯的艺术风格，那就是平易自然、流畅婉转。

这种缓缓道来背后隐藏着一颗诗人之心，一颗儒者之心。

他的作品中常常弥漫着一股浓郁的感情，悲慨呜咽、一唱三叹。这股感情与司马迁、杜甫一脉相承，饱含传统儒家忧国忧民、兼济苍生的品格。

欧阳修为许多沉迹下僚、职位卑微的小官吏作志，都突出了他们位卑未敢忘国忧，坚守儒者风范的情操。

欧阳修《徂徕石先生墓志铭》：

先生貌厚而气完，学笃而志大，虽在畎亩，不忘天下忧。 以谓时无不可为，为之无不至，不在其位，则行其言。……世俗颇骇其言，由是谤议喧然，而小人尤嫉恶之，相与出力必挤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变，曰“:吾道固如是，吾勇过孟轲矣。”

我在前文《欧阳修下令，太学体一概不让中举—说说北宋古文运动反对的太学体》中曾介绍过，石介（石徂徕）是欧阳修极其反对的“太学体”文风的开创者，他行为怪异，举止狂怪，与欧阳修的为人处事方式和文章风格追求十分相悖。

但在为其所作的墓志铭中，欧阳修却能抛开种种见解之争，公正无私地描绘他虽然官位低，但始终志向远大、心怀天下、坚守道义、埋头馆阁的高尚形象。

欧公在强调石介对儒家传统的坚守时，没有用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激昂慷慨地唱赞歌，但却在平缓叙述中让我们感受到那种浓浓的沉郁真切之情。

三、“为尹作志，便似尹文”

尹师鲁（尹洙）是欧阳修政治与文学运动中的好同伴，尹师鲁文风简洁，反对冗繁，言简意赅。

欧阳修为他作墓志铭时，也以尹师鲁的风格写作。

在《尹师鲁墓志铭》中，欧阳修开篇用几句话说尹洙善于写文章，天下人都称赞他：

世之知师鲁者，或推其文学，或高其议论，或多其材能。至其忠义之节，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则天下之称师鲁者未必尽知之。

寥寥数语描述出他文学才能，更强调他不为天下人所知的忠义之节才更加珍贵。在写法上属于“文简而意深”，没有铺陈溢美之词，言辞简洁而意在言外。

这令尹的家人很不满意，认为欧阳修没有具体说出尹洙怎样文才高大，怎样文学造诣高深，非常不满意，还另外找人重写了一篇。

为范仲淹所作的《范文正公神道碑》同样受到范家后人强烈不满。

欧阳修非常敬重范仲淹，也很重视这篇作品，他郑重打磨了一年，坚持完全符合事实，但凡有不确定性的地方都是再三确认，确保真实性、纯洁性、严肃性。

这种不从俗、不媚俗，充满责任与担当的态度，也是范仲淹秉持的。

欧阳修的秉笔直书让范氏家人大怒，他们希望欧阳修只写好的一面，多些溢美之词，因此擅自修改了多处，两家不欢而散。

作为一个始终以高尚道德要求自已的古文家，欧阳修作墓志铭也坚持了“文以载道”的观念，坚持士大夫的理想、情操、价值观，“蓄道德而能文章”。

苏轼所作《六一居士集序》云：“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旗帜鲜明地说明了欧阳修对宋代儒学的复兴和古文运动推动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