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写传统戏曲的美文

　　孙崇涛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戏曲史家和戏曲理论家，尤其在南戏研究、戏曲文献学的开创等方面成就卓著，为海内外共仰。笔者读博期间即拜读过他的大著，深为感佩。2006年在中山大学“纪念王季思、董每戡百年诞辰暨中国传统戏曲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与他得以幸会，见其风神萧散，态度和蔼，非常可亲可敬。之后因整理明方志中戏曲资料多次讨教，他不吝谆谆教我，受益匪浅。十年来，一方面从老师学习文献知识，一方面对老师的人品道德认识渐深；时间愈久，情义弥笃。我由此得以成为老师接受的私淑弟子，幸甚至哉！

　　孙教授的学术成就已广为人知，但他的人生阅历和学术道路，以及他的文采、才思和幽默等，包括我在内却较少有人了解。2011年，我首次读到他的《家乡戏缘》，见他以流利的文笔，娓娓讲述自己少时在家乡瑞安的看戏经历和各种相关的趣事，大为惊喜，如行林荫道中，清风拂面，好不畅快。当即将文章推荐给学生阅读，作为学习戏曲史的参考。学生也很喜欢，发现书本上遥远的南戏、传奇、地方戏，原来会是这样亲切和生动。许多同学因此激发了学习戏曲和家乡文化的热情，主动去查资料、去调查，还写出了不错的论文和调查报告。

　　老师的“戏缘”系列文章经《剧作家》杂志连载，好评如潮，于2015年修订结集为《戏缘——孙崇涛自述》一书出版。捧读一过，仿如与老师乘坐一叶戏舟，沿着漫漫长河，从流飘荡，任意东西。其间有惊涛拍岸，也有碧波荡漾；有煦风拂面，也有嶙峋当道。一路风景变幻，多姿。从瑞安古城的庙台、草台、剧院，到“永嘉”大戏院的京戏名角，直至瑞城的“业余明星”“京胡才子”；然后是省城杭州“大跃进”年代的杭剧改革，“武生泰斗”盖叫天的舞台风采，以及因故没能进行的家乡地方戏调查……继之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新时期、新时代陆续开启，地点也相继变为小城平阳，首都北京，欧、亚、美各地……“个体生命可以透视历史局域，个人见闻可以见证戏剧动态。”这既是老师丰富多彩的戏剧人生经历，也是一代知识分子跟随时代风云变幻的命运展示。

　　《戏缘》一书，采取“用散文写历史，以自述表学术”的书写方式。它与描述同历史阶段的其他著述在内容特色方面的一点明显不同，大概就是其中所洋溢的乐观向上的气息。哪怕是在最阴暗的年代流落乡野，哪怕精心购买收藏和好友千方百计为他找来的心爱的专业书全被破了“四旧”，他还是抓紧一切机会找书、看书，认真研读，辛苦积累，蓄势待发。我读此书，曾感到困惑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在一个黑白颠倒、人人自危的疯狂年代，并不是没有受到冲击的孙教授，何以能够保持这样一种平静而积极的心境？二是在整本书中、在老师所写的几十年经历里，为什么都是充满真情和温情的师友、同事、领导，难道被老师所遇见的都是好人、好事不成？

　　我重读了《戏缘》，重新思考，终于在这段话里找到了答案：“70年人生，我永远是个小配角，行走在人生舞台的边边角角，没有叩击心弦的台词，不参演大起大落的剧情。做点小学问，写点烂文章，讲点歪道理，花拳绣腿，龙套一个；多我不关事，少我亦无妨。”是啊，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书斋、教室、剧场，或加上会议室和图书馆”，这看似狭窄得可怜的生活空间，却是学术的无限自由而广阔的天地！拥有这样广阔的背景、豁达的心胸、坚定的治学信念，岂不可以任其纵横驰骋、无惧无畏？岂不可以不屑世俗纷扰，翱翔于自己的自由王国？

　　所以孙教授可以在平阳中学凄清孤寂的“实践楼”里抓紧每一点空隙时间读书，磨剑十几年，以至80年代初硕士生一毕业，就在各种国家顶级报刊连连发表长篇大作，一时成为“学术新人”。是对戏曲、对学术的爱和真诚在支撑他。在这背后，是多少坚忍的积累和努力！正因为此，才让他心无旁骛，不与世相争，皎皎自光。

　　读书，学术，这是纯粹学者的生活主题，也是他们的信仰与追求。这光焰，照亮了他们的人生大道，也让他们周围的人为之仰敬。孙教授的《戏缘》展示出来的是一个纯美的世界。师友、单位的温暖和帮助，他对家乡、对周围人的爱和深情，充溢于全书。其中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书中记述戏曲大师王季思先生与他之间发生的轶事。

　　1978年，时为普通中学教师的孙教授，将自己业余写作的四篇古代戏曲论文寄到中山大学中文系，向素味平生的王季思先生求教，其中包括对当时被视为权威观点的王先生的《西厢记》研究提出质疑。72岁高龄的王先生很快就亲笔回信，肯定他的坚持学习和思考，鼓励他继续努力，也对文章的部分问题作了评论。王先生还嘱咐孙老师，让他将文章修订后寄来，“将为介绍有关刊物发表”。孙老师感奋地说：“得到我国曲学大家直接且认真的指教，紧闭而幽深的曲学大门，似向我敞开了一道光缝，这对身处乡间的我看来，是多么明丽、多么炫目！”

　　事情不止于此。当孙老师将论文改好寄给广州的王先生，在附信中表达了自己要进一步虚心学习研究的心情，不久王先生竟然给他寄来了《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一九七八年研究生招生简章》和报名表。这是他闻所未闻、想所未想的事。之后便是报考、进京、读研、工作……孙老师的学术人生，由此踏上坦途。

　　“一位被我挑过刺的学术耆宿，丝毫没有在意我的冒犯，反过来还要帮助我；把一个素昧平生的通信者无意透露的心声，当作自己的一件要事，牢记在心，付之日后的帮衬行为。王先生的大度使我肃然起敬，他的举动令我感动不已。”

　　孙教授称为“恩师”的王季思先生是笔者敬爱的博士导师黄天骥教授的老师。虽然我进入中山大学读研那年，即1996年的上半年他已仙逝，但王先生的神采风貌、道德文章，一直听黄老师和各位师门校友时常讲起，也经常听到学界同道对他的众口赞扬，我在黄老师身上也时时感受到这样开朗的气象、慈爱和严谨的态度。读着孙老师的记述，我记起当年第一次见到孙老师时，他听说我来自中山大学，便提起王先生曾经帮助过他的经历。作为承泽受惠的后学，我更要感恩所有的前辈师长。他们以“学问乃天下公器”的理念，真心爱护每个学生，关怀遍及包括素昧平生的每个后学，这是人世很高尚的道德情操，我们应一代代地将其传递下去。

　　孙崇涛教授的《戏缘》，让我看到了他的戏缘，情缘，学术缘，看到一个纯净的学者的真实人生，以及他一路走来遇到的人世美好和感恩。它让我崇敬，让我欢喜，也让我反复思索，催促我不断奋进。（作者：徐燕琳，文学博士，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岭南文化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出处：《剧作家》双月刊2016年第5期的《戏缘》评论专栏

来源： 《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