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十年观后感(茅以升话剧观后感)

暑假去哪儿？他们在这10年！,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北京交通大学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话剧十年观后感(茅以升话剧观后感)1

画一院墙、修一座桥、讲一堂课

……

他们在科左后旗

各种帮扶项目中躬身践行

他们是北京交通大学

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队伍

关于交大和这里的故事

从十年前开始，也从当下开始

他们在此的暑期社会实践故事

交交通通讲给你听

“农”墨重彩绘乡村

墙绘艺术点亮乡村，助力乡风文明重塑

酷暑天气

10名北京交大研究生不顾热浪

一心扑在了巴彦乌楞嘎查村部

党群服务中心广场的两面院墙上

60米长，42小时

他们以墙为纸、以村为景

让原本单调的墙面焕发生机

用色彩，给人以明媚和张扬

绘故事，给人以希望和理想

施彩绘，给人以力量和方向

他们让白音村新生一派向荣的景象

此次墙绘以乡村振兴、党群工作为主题，结合当地乡村风貌、民族文化要素和产业经济发展进行创作，展现出一幅“党建引领、内蒙风情、稻田碧绿、生产丰收”的科左乡风新画卷。

关于战炎热、斗酷暑的绘制过程，带队老师蒙小英自豪地说道，“我们就是做了一件很平凡的事情，不觉得有多辛苦，也没有一个同学想要偷偷休息一小会儿。”

团队成员柴育颖也深有感悟，“一个星期的社会实践，一晃而过，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将自身专业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最大化体现价值，不仅帮助村里做了一些微不足道事情，也帮助自己掌握了新的技能”。

值得一提的是，在三天半的工作中，每天都有两位当地小女孩跑来陪伴成员们作画。最初，她们只敢远远地观看，眼中却抑制不地流露出好奇和期待；第二天，实践团老师察觉后便鼓励她们加入，于是，墙角最下方的角落里便留下了两位小女孩小心翼翼创造出的两朵小花；到了第三天，她们开始兴奋地要求在墙面上画上自己喜欢的人物形象……

在分别时，每天如约而至的小姐妹前来道别，眼里是道不尽的不舍。孩子们对彩绘的喜爱，村民们欣赏墙面时的满意笑容……团队成员们意识到，个人助力美丽乡村建设的小小的几日付出，意味的却是当地人居环境大大的改变。

家门口的白墙变成了一幅幅画卷，村民们走上街头，驻足观赏，喜笑颜开，奔走相告。孩子们留在文化墙上的小画，也将在她们心中留下一颗梦想的种子，待其徐徐展开，书写出更加灿烂的故事。未来，将有更多孩子们“交”的“大”朋友会来到这里，在这片土地上绘制美景、播撒希望。

公益建桥连希望

公益小桥传承接力，交大学子学以致用

乡村风景线

不仅有长达60米的文化墙

还有即将新建的公益小桥

墙绘，从视觉“点亮”了乡村

小桥，用前路“点亮”了乡村

桥点位于巴彦乌楞嘎查中部，河道为东北至西南走向，河床皆是沙石、周围植被低矮。这里原是人工渠，主要用于下雨时引流，桥体建造工艺粗糙、涵洞直径小且常被细沙堵塞，雨季经常发生河水漫桥的现象。今年由于降水量大，部分时段交通阻流、无法通行，但夏秋农忙时该桥梁车辆通行量较大，且该桥梁为散都苏木地区通往辽宁康平县的交通要道，村里孩子上学、村民进城务工必经此处，具有极为重要的通道意义。

土建学院杨丽辉副教授带领团队一行赴巴彦乌楞嘎查开展公益小桥勘探考察，深入了解河流上下游情况、桥址所在地交通、村民的出行需求等，详细测量桥址处的河宽、水深等数据，为后续桥梁方案制定打下坚实基础。

“小桥工程”项目是我校教育基金会、土建学院与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合作的公益项目，这座公益小桥建成将极大改善科左后旗散都苏木地区农业和交通条件，预计受益人数达20000人。

团队成员外联处李昊老师说到，“从甘旗卡前往巴彦乌楞嘎查的途中，颠簸破损的道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桥址考察的过程中，通过与当地干部村民的交流，让我更加坚定了要建好这座小桥。小桥的架设对当地有着重要意义，将有效缓解当地交通问题，改善农业发展条件，成为当地发展致富桥，也成为我校公益助力乡村振兴的有力见证”。

团队成员周文波实践后总结到，“在进行桥址考察前团队虽做了较为充足的规划，但实地考察期间时发现现场环境较为复杂，测量困难较多。但团队发挥土建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本能，面对困难不断探讨和测试，最终完成了桥址测量工作。本次考察对我而言是一次宝贵的工程锻炼机会，让我能够将所学理论指导实践应用，有效提升了自身专业技能”。

深入人心进万家

农村基层学讲宣践，青春向党振兴乡村

“学讲宣建 青春向党”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刘慧敏老师带队，17名在校硕博士研究生组成，志在将硕博期间所学知识践行于祖国大地。团队成员通过走访调研、理论宣讲等方式进行政策宣传，积极传播党的声音，了解了科尔沁左翼后旗地区的发展变化，发挥专业优势服务社会，凝聚青年力量服务地区建设，期间得到通辽市新闻联播报道和甘旗卡镇人民政府微信推送宣传，有助于引导和影响更多人信心满怀地投身于乡村振兴。

刘慧敏老师总结到：“全体成员开展各种形式宣讲时，充分利用所学专业服务基层服务社会，向广大街道社区群众宣讲党的政策，让他们理解自己生活的环境如此美好，切实感受到党对于人民的关怀。”

团队成员张琪也深有感受，“我们深入乡村一线，在与当地村干部、村民的访谈交流中，了解到当地的扶贫政策和扶贫成果，深深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生活越过越好，村子由落后贫困逐步走向乡村振兴。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党员，我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要努力地贴近群众、了解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在新征程上发挥好自己的一份光和热。”

筑梦未来展梦想

展青春色彩靠青年，筑乡村未来在教育

院墙，是视觉物象上的缤纷

小桥，是大好前程上的通途

他们，则是远大志向的点亮

交通运输学院“展青春色彩，筑乡村未来”团队，围绕“人才振兴，教育有为”、“交通调研，优化护学”、“深入乡村办实事”以及“传承红色基因”四个主题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巴彦乌楞嘎查帮扶情况报告、甘二中周边交通改善报告、巴彦乌楞嘎查交通图等实践成果，将为科左后旗贡献绵薄之力。

“你向往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从甘旗卡第二高级中学的教室里传来了一个问句。提问者正是团队成员李相江，他站在班级讲台上为两班学生进行了“青春向未来，不负新时代”的主题宣讲，结合运输学院的专业特色，李相江以新通客专为切入点，引出“交通强国”战略及交通建设的重要性；接着又分享了交大日常和高中学习经验。当问及向往的大学生活，孩子们那渴望而澄澈的目光，那如雨后春笋般举起的手臂，让实践团员们不由得为之动容。

李相江高兴地说，“我们真切感受到孩子们对大学的向往，通过这次宣讲可以让他们对大学生活有更具象了解。能够激励他们好好学习，来这一趟就值了！”

交大力量有成果

深挖北京交大帮扶记，传扬乡村振兴好声音

8名队员，来自祖国东北、东南、西北、西南，不远万里奔赴、不顾疫情多发风险，路遇火车因暴雨影响而意外返程、途经疫情发生地而行程多番受阻，也未曾放弃去科左后旗的决心，一切只为给北京交大乡村振兴作宣传、赋能量。

在研工部秦乐乐老师带领下，“深挖北京交大帮扶记，传扬乡村振兴好声音”团队深入科左后旗一线基层，用镜头记录交大对科左后旗定点帮扶十年间的帮扶故事和工作成效，挖掘北交定点帮扶好做法、好经验，立足十年帮扶之路唱响新的“交大声音”，通过制作微纪录片、工作简报等方式加强宣传报道，积极传播交大帮扶好故事。同时，跟拍驻村书记包涵一天的行程，以小见大，以点带面来反映驻村第一书记的工作，见证到交大师生始终脚踏实地、不遗余力地建设好我们的美丽乡村。

团队成员邓晓尤其对巴彦乌楞嘎查的村容村貌印象深刻，“交大来到科左后旗的十年间，村里人的笑容越发灿烂明亮，家家户户都有了产业，养上了黄牛、绵羊，还加入合作社、种上了有机稻田，最关键是家里孩子还能享受到北京教育资源，甘旗卡二中的物理科技馆让同来自农村的自己羡慕不已，这样的教育启蒙肯定前途无限，真替当地孩子们感到开心。当然这都是交大带去的，都是定点帮扶的成果，都值得我们永远牢记”。

团队成员魏殿恩实践后说到，“交大定点帮扶十年之久，有甘旗卡二中教学资源建设日新月异，有大米加工线精益高效，有养殖基地的盎然生机，我们此行更有幸看到了科尔沁土地上彩虹映衬五星红旗的浩气荡然。但雨涝之下的玉米地让村民痛入心脾，奔波在坑洼乡路的驻村第一书记包涵的背影，更是让我们体会到乡村振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未来还需要更多的‘包涵书记’、更多的青年学子投身其中。”

这一支支向科左后旗进发的实践队伍，既是交大学子将知行之力融入社会课堂的勇敢尝试，也是交大青年将个人发展融入乡村振兴的铮铮誓言。

离开了漫卷书香的红果园，走出了安逸舒适的家乡，这个夏天，他们看到、听到了科左后旗的变化，用到了交大传授的知识，学到了交大帮扶的思路方法，感受到了交大蕴含的蓬勃力量；这个夏天，他们让这里的笑容感染自己，让这里的美丽陶醉自己，让这里的进步激励自己，让自己的力量建设这里，又将这里的故事画在这里，讲出这里。

从重点救济帮困，买牛建房筑路修堤抗疫，保障基本民生；到汇聚交大智慧，编制交通旅游物流规划，挖掘发展潜力；从强调教育先行，援建幼儿园和物理科技馆，播撒希望之光；到注重科技赋能，落地有机肥科研成果转化项目，将科技兴农与农校对接相结合，创新形成特色帮扶模式。

一次次尝试

一次次突破

一次次前行

直接投入帮扶资金1263.29万元

引进帮扶资金1469.48万元

培训基层干部2795人次

培训技术人员4707人次

直接购买农副产品958.54万元

帮助销售农副产品1057.46万元

......

十年辛勤，助力科左后旗风貌如新

这一串串数字背后

是交大领导的高位推动

是交大人才的多方建设

是交大力量的全力以赴

交大帮扶有规划，扶贫落子有计划

顺应时代新变化，乡村振兴新加码

如今的科左后旗已成功摘帽脱贫

但交大助力乡村振兴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相信在下一个五年、下一个十年

会有更多交大人奔赴这里

建起更多通向富裕的桥

踏出更多助力梦想的路

践行知行合一的代代承诺

以才智续写美丽乡村新篇章

以青春绘就美丽中国新图景

来源|北京交通大学官方微信

编辑|伍嘉怡

话剧十年观后感(茅以升话剧观后感)2

【大家】

作者：吴蓓（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学人小传

夏承焘（1900—1986），浙江温州人。词学家、诗人、词人。1918年毕业于温州师范学校，曾在多所小学、中学及西北大学任教。1930年起，先后任之江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著有《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天风阁诗集》《天风阁词集》等；有《夏承焘集》行世，《夏承焘全集》在编；一生日记载于《夏承焘日记全编》。

夏承焘 图片由作者提供

我20来岁时，读夏承焘先生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以下简称《学词日记》）初编，心中有一个疑惑：日记始自1928年7月20日，其时夏先生尚不到而立之年，做起词学专业来，何以如此老到？

夏先生曾自述“三十前后，始专攻词学”，但从《学词日记》发端，便不见初入门者的生涩。他似乎不需要一个适应期，但见如鱼得水、有条不紊，不断有新思路，很快有新成果。总之，甫出场亮相，便俨然一派大家风范了。

近些年，我主编整理《夏承焘日记全编》，《全编》补足了《学词日记》删去的内容，又新增加了早年日记和晚年日记。在夏先生早年日记中，我看到了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背诵、抄录、温习十三经的年轻身影，这一切方始了然：原来，夏先生的童子功，在于背诵十三经原典。

通过阅读这些日记，夏承焘的形象在我心中更加丰满、立体起来。

从1916年到1985年，“一代词宗”夏承焘留下的这部日记整整跨越了70年，尽管中间尚有遗缺，但仍然是迄今为止已出版的20世纪学人日记中纪录时日最漫长、内容最完整的文本。他的日记，是不可多得的词学文献，是一位学者、诗人、词人个体生命历程的记述，也是夏承焘对他的时代的观察。

经史根底

从1916年到1928年的这十几年，可以说是夏先生一生中用功最勤、读书最多、涉猎最广的阶段。

经、史难分家，传统知识分子把研治经史当成做学问的“正途”。清代以降的两浙学术，更是形成了浙西研经、浙东治史的深厚土壤。年轻的夏先生，如饥似渴地读书，吸收着这片沃土中的养分。为了读书方便，他在温州籀园图书馆边上赁屋而居，用两年时间翻遍籀园九万卷藏书，其中多是经学典籍。在严州第九中学任教时，他又系统阅读了校藏书楼所藏的涵芬楼影印二十四史和别的史学书籍。

夏先生读书，从来都是动笔的，他的早年日记留下不少读书札记。这些札记，或撰提要，或写题识和考证，或行比照，或发评议，颇有可观。日记也记录了这阶段一些研治经、史、小学的著述，比如1928岁7月的一则日记中说：

三数年来擿埴索涂，偶有纂录，已夺稿者计有《五代史记札记》《唐铸万学考》《说文十札》《吁荼室日录》《荀子微》等数种。《说文广例》《说文通论》二种，近方在辑集中。

日记中更留下一长串拟写的书目。仅治宋史的书目就有《宋史表》《宋史考异》《宋史别录》《宋元文化志》《两宋社会志》《南宋史》等二三十种。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如果夏先生后来不专治词学，他也一定会在经学、史学或小学等方面多有建树。

近十年研治经史、诸子、小学的经历，使夏先生积累了深厚的目录、校勘、版本、笺注、音韵、文字等方面的功底。正是在这样肥沃的土壤上，才发生了甫一播下词学种子，顷刻间便开花结果、郁郁成林的“奇观”。

经史之学，是夏氏词学的渊源所在；经史之术，是夏氏词学的点金之术。以经史之术别立词学，是夏先生对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最大贡献。

西北壮游

夏先生一生行迹，以在浙省居多，尤其是他长期任教的杭州和老家温州。抗战期间，之江大学搬迁上海，夏先生也随往教学逾三年。晚岁居京华十年，其间因避地震往洛阳、西安，又往长沙、桂林，又避暑承德，都是短暂小居。夏先生行迹最远、行程最长、行期最阔的两次客旅，当数他20多岁时的“二度入秦”。

1921年七月（按：夏承焘日记自1922年9月1日起用公历，此前皆用农历，本文提及的日期也按此处理），夏先生赴北京任《民意报》副刊编辑，在京才4月便决意到西安中华圣公会中学去教书，由此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入秦。十一月初十，夏先生乘京汉铁路的夜车，过卢沟桥、保定，进入河南。过彰德，抵郑州夜宿。次日上午，坐陇海车，过巩县，抵观音堂住宿。此后坐骡车，逶迤颠簸，过硖石（即杜甫笔下的石壕村），抵陕州，经曲沃，过函谷，过渑池……三四日后到西安。

西安是十三朝古都，其厚重的历史，掩映在层层风沙之中。喜欢探究历史的夏先生，不能不被这样的厚重所吸引。

在西安的三四年间，他得以实地考察古代诗人的行踪，亲手绘制了《唐代诗人长安事迹图》。这幅图，后来附录在1979年出版的《月轮山词论集》里。这幅图，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一位苏联汉学家青眼看中，说可以把它翻译成俄文。这幅图，在21世纪的当下，其价值应该能被重新发现，在文旅融合背景下，“学术地图”“诗人行迹图”已成为显学，回过头去看夏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做了的事，不能不由衷感佩。

对古代历史缺乏镜头感的朋友，或许看过《白鹿原》的电影或电视剧。白鹿原在哪里？当夏先生过临潼，过灞桥时，他已然踏上了《白鹿原》故事发生的那片土地。《白鹿原》中军阀“刘瞎子”的原型刘镇华，曾执掌陕政多年，夏先生在西安那几年，他正在省长任上，这个名字也因此屡屡出现在夏先生日记中。如：

闻冯督军今日已出关，省长刘镇华代理。路遇十一师兵搬运军械者甚伙。午后得十二日《申报》，尚未及奉直开战事。又闻渭北已有土匪抵武功，二十师兵败，距省城二百里。（1922年三月二十三日）

这则日记，揭开的是军阀混战史的一端。此时正值第一次直奉战争开战前夕，其时盘踞在陕西的除了刘镇华，还有吴新田、党玉昆、麻振武等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怎一个“乱”字了得。

夏先生日记里还记录了刘氏兼任督军那天的情形：

阅本地报，大总统已下令，免张作霖、赵倜职，以吴俊升、冯德麟署奉、黑二省督军，冯玉祥调任河南督军，陕西省长刘镇华兼督军……刘省长今日接督任，省城遍悬国旗庆贺。（1922年四月二十一日）

刘镇华以陕西督军兼省长的身份，独揽军政大权。当时关中广种鸦片，刘氏广征烟税，大发横财，终于招致弹劾。夏先生日记写道：

近日省陕会因增加杂税案，弹劾省长督军刘镇华十三款。第一款为逼民种烟。陕省每年烟税在一千万元以上，只武功一县，每年即有一百六十万元。田粮已征至十六年，杂税如畜税、血税等不可胜数，街上卖鸡蛋小菜者无不有税，兵士更公然当面盗劫。人民担负军费，武功一县每日须一千元。去年因纳烟税，被迫投井自经死者共七十余人……每至收税时，吏役催迫，惨不忍闻。陕民自民国五六年以后无一日聊生。（1924年6月22日）

常年混战，民不聊生。关中大地的历史给予夏先生厚重的沉醉，现实民瘼又给予他沉重的打击，这使得夏先生的诗笔少了一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而多了一些现实的冷峻。如《补作西行杂诗》：“乱鸦忽逐斜阳散，马首孤城万角哀。”《西安寒食》：“千家野哭沿哀祭，百战严城尚禁烟。”《春感》：“废池乔木更无存，战地春来足断魂。”《客思》：“撄人忧患矜啼笑，阅世风霜逼老成。天壤此身犹远客，江湖多难未休兵。”在《岁暮杂感和李仲骞》三首之二里，夏先生表达了他的杜陵之忧：

阴风飘白日，光景如皓月。

朔方苦早寒，今冬更翳郁。

野老信灾异，已忧一冬旱。

冬旱即伤麦，未若欃枪现。

关中十年来，大小数十战。

物力既两疲，饥馑况屡见。

…………

近闻豫西贼，又窜山阳道。

老弱罢转徙，室庐荡如扫。

窟穴雾露间，朝命夕不保。

豺虎方当涂，谁怜及无告。

徒闻下巫咸，九阍闭苍昊。

咏怀古迹，是秦中不可或缺的题材。夏先生游城西三桥镇灰堆铺（今作灰堆坡），写了一首七言古风《灰堆铺·秦始皇焚书处》。从眼前的一抷黑土而起遥想：“汗简无青土灰黑，蠧鱼应愁祖龙出。”写到秦始皇焚书：“秦关二炬相继红，阿房以前无此烈。”更写到史上焚书坑儒对文化史造成的难以弥补的损失：“羲农坟典久茫然，百家散荡冷荒烟……乃知此举坑尽千载儒，秦祸莫烈于焚书。”

夏先生还寻找了汉儒董仲舒的墓：

……赴南城根寻董仲舒墓……祠宇已荒废，门首立巨碑，题“汉大儒江都相董子墓”，乾隆间毕沅立。自祠偏门进，古人碑碣甚众，有康熙时《重修祠记》，李二曲撰，文长不及遍阅。墓在胭脂坡下，相传汉武幸芙蓉苑，过此下马，文武侍从莫不下马，故称“下马陵”。守祠者授钥，启祠后门，见坏土累然，短碣题“汉董仲舒先生墓”，墓周围三四十步，高可丈所，荆苇遍地。登墓小憩，见碣后题“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二语，宋儒以此为学宗。

夏先生1923年所见的董氏墓，如今不知是怎样一番光景。夏先生还为董墓写了一篇颂文，对董氏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出了自己的理解和判断。

夏先生1924年冬回温州成婚，归途费时一月，已极艰阻。哪想到1925年春二度入秦，再次饱尝乱世中的行路之难。彼时战局更乱，兵火更甚，铁路时常罢工，交通管制朝令夕改，通阻无定。2月22日温州出发，4月16日西安抵达，数千里行程，走了近两月方到。

有言道，国家不幸诗家幸。坎坷旅难，也催生了许多的诗材。即以第二次入秦途次而言，夏先生就写下了《徐州》《开封龙亭》《郑州客次》《过郑州古东里子产祠》《山西道中》《蒲州车中》《曲沃》《娘子关》《风陵渡》等诸多诗篇。

旅陕期间，夏先生写诗逾80首，其中入《天风阁诗集》的只有9首；词的数量要少得多，不到10首，《天风阁词集》选载4首。也就是说，夏先生早期的诗词作品，绝大多数都未曾向世人披露，而这些作品，是了解夏先生心路历程、研究其创作思想的重要材料，更是探究其诗学发生初起阶段的丰富凭证。

总之，以二度入秦为代表的夏先生早年日记，是认识夏承焘“宝藏人生”的一大关键。这个开篇带有西北壮丽的色彩，又有着词学拢不住的殷实和超乎年龄的厚重，读懂它，方能走进夏先生的缤纷世界。

星光璀璨

1975年7月底，夏先生在继室吴无闻的安排下到北京看病就医，从此在京华度过了余生的最后十年。

早年间，夏先生或许有憾于未能入大学深造，所以特别热衷于寻师访友，20世纪30年代成名后，结交更广。晚岁声名隆盛，他居住的朝阳楼更是星光璀璨，逼人眼目。不知道还有哪一部日记，能汇聚如此众多的20世纪文化名人——鲁迅、马一浮、熊十力、竺可桢、胡适、陈寅恪、俞平伯、郑振铎、钱钟书、赵朴初、黄宾虹、潘天寿、沙孟海、朱彊村、吴梅、任二北……晚岁寓京后相往来的，还有顾颉刚、叶圣陶、茅以升、刘海粟、张伯驹、黄君坦、钟敬文、臧克家、李健吾、叶浅予、邓广铭、吴世昌、徐邦达、何其芳、启功、吴则虞、周汝昌、尹瘦石、史树青、陈贻焮等，数不胜数。

夏先生50年代初的日记，只需不那么刻意地截一日，便能教人感叹“谈笑有鸿儒”的日子究竟是怎样一种光景了：

晴。元夕。午前乘车至苏隄，诣马湛翁，呈近词一首。翁谓“坐替雷峰”句不敢当。出示近诗近词各一册，谓古典文学将从此绝耶？翁自爱《满江红》一首，即拂笺为予书一通惠赠……又谓蒋苏庵生活甚窘，近往上海矣……午后过孟海，知已定文物保管会事。过宾虹翁，看王孟端（芾）飞白画竹。宾老谓旧印《画古微》，被书坊删节甚多，近拟再撰《画微》。予怂恿其早日动笔，卑之毋高论，可广谕初学。翁开箧出旧稿多稿见示，零缣断简，杂乱无次，他人断不能整理者。翁谓尚有四五箱，恐无精力理董矣。（1952年2月10日）

老先生的日记里称呼人名多用字、号，现在的人看着难免有些隔膜。马湛翁即马一浮。蒋苏庵是马一浮弟子，也是杭州人都知道的蒋庄的主人。孟海即沙孟海，宾虹当然就是黄宾虹。

如此这般闪亮的日子在他晚年的日记里更可以随意截取。夏先生1975年7月底到京，就从这一年里选一两日的看看好了：

午后与闻访周汝昌于红星胡同十四号。十余年不见，今年五十余，耳聋目茫茫，已入老境。谈《红楼梦》，谓外间传予在杭得《红楼梦》佚稿。访顾颉刚于干面胡同六十一号，今年已八十二岁，耳目尚清明。出太平天国时人苏州顾禄所著《桐桥倚棹录》，嘱题词。谓其书记苏州事，有市廛、工作二项，为其他所罕见。颉刚早年得其论画诗一卷，并装为一册，诗多佳作……汝昌嘱无闻勿删予诗词，应留全稿。予谓古人只李杜诗是全稿者……途遇李健吾，谓文研所之刊物《文学评论》《世界文学》皆筹备复刊，彼近写文研究巴尔柴克。（1975年8月5日）

周汝昌、顾颉刚、李健吾，皆大名鼎鼎。《桐桥倚棹录》是苏州虎丘山塘一带的风土志，共十二卷，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刊成后，原刻毁于战乱，极少流传。顾颉刚得此，如获至宝，曾请俞平伯、谢国桢、吴世昌诸名家题跋，并屡屡出示同好。夏先生日记之富于文献价值，此条可为一证。

“汝昌嘱无闻勿删予诗词”，按夏先生诗词全集，必有倍于已出的《天风阁诗集》《天风阁词集》。“勿删”的嘱咐，种种原因，吴无闻先生当年未能应从，容待晚生勉力遵命。

上午铁弦偕曹曲公携瘦石所画予小象见过，示画册，属予夫妇写字。谈画苑故事甚动听……

生日近梅边，吟心在雁先。选词三两首，嚼饭一年年。（题七十五岁画像）（近录诗词曰《嚼饭集》）

下午徐邦达来访，海宁人，故宫书画鉴别家。谓宋高宗字在当代影响不小，《兰亭序》二“揽”字亦犹“正”字作“政”，是避王览之讳。听谈书画掌故如数家珍。谓一九五〇年以郑振铎之介自沪来京。夕史树青来，托其携还郑文焯词五册与乐君。承抄东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列予著词书共九种，承抄目见赠。谓叶遐庵《全清词钞》已在海外印行，家数多而选词不多。史君当已阅过。（1975年12月28日）

张铁弦，翻译家、图书馆学家。曹曲公即曹辛之，出版家，擅书籍装帧。史树青，史学家、文物鉴定家。

夏先生常年习字之余，也偶涉丹青，有画作流传坊间。他一生结交的名人中，有不少是书画家，此则中的瘦石便是。夏先生日记多书画掌故，如徐邦达所言。尹瘦石为夏先生画像（他曾为毛泽东画像），夏先生自题诗一首，这首诗也不见于已出诗集。《嚼饭集》今未得见。

夏先生赴京之时，“文革”声气未息，对他的平反更是为时尚远。在杭时门前冷落，甫到京问候不绝。京城文化圈对夏先生的接纳和礼遇，大出他意外，两月后，他便填了一首《临江仙》答谢诸友：

七十六年弹指，三千里外吟身。高秋携杖叩京门。山河朝绚日，灯火夜连云。 到处天风海雨，相逢鹤侣鸥群。药烟能说意殷勤。五车身后事，百辈眼前恩。

此词后来收入《天风阁词集》时文字有改动。虽然写作时“病后行步无力”，但词风依旧高爽俊拔，不失当年风采。

京城文化圈对夏先生的欢迎，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除了叶圣陶这样的老朋友之外，最先与他通声气的是擅长写旧体诗词的朋友，以张伯驹、黄君坦为代表。这个圈子一开始由周笃文先生介绍，双方一拍即合，后数年与他过从最密。屡次唱和活动，总能得到圈中人积极呼应。以夏先生古典诗词研究家与创作家的身份而言，得此一众同好，也在情理之中。

难得的是，新诗人也对夏先生投以注目礼。1976年1月16日日记：“夕钱世明……又谓新从臧克家、何其芳、□□□诸君处闻予消息。”

何其芳是夏先生的老相识，两人第一次见面早在1959年4月9日，时夏先生到北京参加《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编辑部联合召开的座谈会。日记也记载了两人最后一面是在1977年3月20日：“午何其芳、牟决鸣（文联、民间文学）夫妇来谈毛主席‘激扬文字’当如何解……（此为其芳与我最后一面）”

臧克家则是居京后认识的新朋友。早在1964年12月19日，夏先生日记就提到：

（张）白山谓李季、臧克家诸新诗人称予作《李清照词艺术特色》一文，使其了解古典诗歌学习方法。

1978年日记又多次记载：

臧克家寄赠诗集《忆向阳》一册。（8月25日）

复臧克家信，谢赠诗集。（8月26日）

臧克家来，谓旧诗用典太多，拟撰短文论之。（12月13日）

新旧两个诗人群体对夏先生的接纳，在我看来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它植根于古典诗词的永久生命力，缘于夏先生自身的魅力，也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文化对“夏先生”的接受力。这是飞鸟投林、水归大海般的酣畅淋漓。这种自由，是对一生坚守问学之道的夏承焘们的最好回报。

与《光明日报》的笔墨缘

夏先生一生勤于著述，勤于发表。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在《光明日报》《文汇报》《浙江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尤其多。

1955年，夏先生的词学代表作《唐宋词人年谱》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初版。次年，《光明日报》刊载了对此书的评论文章，当年5月23日夏先生日记：

见《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一〇五期顾学颉《唐宋词人年谱评介》，举四优点：一、材料丰富；二、辨正作家史实（如冯正中）；三、考定作家年代；四、考定作品本事。多逾量赞扬语。

1957年10月8日日记：

六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载清水茂评介予著《词人年谱》。

夏先生另两种代表作《姜白石编年笺校》《瞿髯论词绝句》出版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也都刊载过书评。

据日记记载，1958年至“文革”开始前，夏先生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楚辞与宋词》《辛稼轩的农村词》《评李清照的“词论”》《如何评价〈宋诗选注〉》《陶潜与孙恩》《东风世界话梅花》《大地东风曲》等文章，以及一些词作、楹联。

1961年是日记中出现“光明日报”四字最高频的一年。除了约稿、寄稿、刊稿外，这一年还记载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开专栏：

得《光明日报》斯捷函，谓欲于《东风》副刊中为予专辟一栏谈诗词。(3月18日)

第二件是记者采访，请夏先生谈治学经验：

上午《光明日报》张□□同志来，嘱予述数十年治学经过，因思写一小文曰《能舍》。（8月25日）

夕《光明日报》张同志来，问治学经过，属一文见示。（8月29日）

《光明日报》送来采访记，为增改一段。（9月3日）

谈治学的稿，似乎未在《光明日报》刊出，但开启了夏先生对治学之路的回顾和总结。日记显示，夏先生随后在杭州大学礼堂做治学经验报告，听众四五百人，有从校外慕名而来者，反响热烈。这篇讲稿经修改后，出现在《浙江日报》上，题为《我的治学经验》。

二十年后，《文史知识》《人民日报》分别刊载夏先生的《我的学词经历》《我怎样自学诗词》。

1973年7月2日，夏先生记道：

下午系开会，有《光明日报》学术部二记者谈恢复《文学遗产》副刊并向杭大中文系组稿事。记者诧予身体颇健，叮嘱多多保重。

《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时而停刊，时而恢复，都与其时政治风向有关。记者为什么“诧予身体颇健”？此时已到“文革”中后期，夏先生已经历过抄家、下牛棚、拉回老家批斗、街头示众等种种折磨。一介老翁，年逾古稀，经此霜剑，居然还能“身体颇健”，怎能不令旁人惊诧莫名！这位记者，想必是此前跟夏先生约过稿的熟人，夏先生没有写他的名字，应该是出于一种保护心理。一句“叮嘱多多保重”，耐人咀嚼，催人泪下！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话剧十年观后感(茅以升话剧观后感)3

“成志会”（Chen Chih Hui，简写为C.C.H.）是民国史上举足轻重的留美学生兄弟会，曾占据民国财经、外交、教育、医学、工程、法律界重要岗位，涌现出多个领域的学术宗师，徒子徒孙遍布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迄今仍鲜为人知。令人称奇的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与“战犯”孔祥熙看起来似乎毫不沾边，却在会中称兄道弟，把酒言欢。

成志会缘起

民国外交家王正廷是成志会创会会长，1919年在巴黎和会拒签和约令他一夜成名。1913年，时任参议院代议长的王正廷反对袁世凯进行五国大借款，遭袁忌恨，被严密监视。王氏广邀亲朋赴宴，席终，跟他年貌相似的成志会兄弟韩竹坪，扮作主人送客到门口，主人则穿上韩竹坪的衣服，溜之大吉，顺利出京。这次出逃，端赖成志会兄弟出手相助。

王正廷

成志会曾是个“秘密”组织。1946年，成志会美国分会决议，会员自认适当时可将会员姓名以及聚会时间地点公开。1959年，美国分会出版英文小册子《成志会五十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C.C.H.1908-1958）。该书流传不广，迄今只有费正清、吴相湘、方显廷3个位学者引用过。1980年，台湾大学教授吴相湘根据此书写成《成志学会促进中国现代化》一文，还原出几十个人物，尚未窥全豹。

1963年，朱继圣、凌其峻在《文史资料选辑》发表《四十年来的仁立公司》一文，披露京津著名企业仁立公司的核心人物是曾任清华校长的周诒春，公司股东几乎都是成志会会员。这篇文章首次公开了部分“弟兄”名单。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这个组织真是薰莸同器，陶行知与孔祥熙同列。

兄弟会（fraternity）这种社团起源于欧洲，19世纪在美国大学中逐渐普及。兄弟会要求会员保守秘密，往往被世人妖魔化，被贴上“搞阴谋”的标签，甚至被夸张到可以呼风唤雨的地步。

1928年，林徽因对媒体发表谈话称：“美国大学生活之势力，全以兄弟会为中心。”（《北洋画报》第192期）。兄弟会的立意是发展友谊、互助互惠，入会仪式带有神秘色彩。毕业以后，同一兄弟会的成员相互提携。认识到兄弟会只是一种美国校园社交文化，就不容易被迷惑。中国学生这类社团除成志会外，还有Flip Flap（顾维钧、宋子文）等。1925年，有留美学生在《晨报副刊》发表文章，披露当时留美中国学生已有兄弟会23个。

1908年秋，在哈特福德召开的中国学生联合会年会上，王正廷、郭秉文、余日章、朱成章、朱庭祺等7个留学生，商议效仿美国兄弟会成立“大卫与约拿单”（David and Jonathan）组织。（《王正廷回顾录》自序）大卫是圣经里面杀死巨人歌利亚的年轻人，后为著名的大卫王；约拿单也是以色列勇士，与大卫保持生死不渝的友谊。这个名称除了象征友谊，似乎还含有重振古老国家的含义。“大卫与约拿单”只有口头约定的章程：一、共勉努力提高中国地位；二、相互照顾保护；三、新人入会，实行一票否决；四、每月集会一次。由于吸收新“弟兄”十分严格，到1920年只有会员33人。留学生回国后，这个组织也开始在国内吸收“上升中的领袖人物”（《王正廷回顾录》自序），没有留学经历的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就是在国内入会的。

1917年，另一批留学生刘廷芳、陈鹤琴等成立“十字架与剑”（Cross and Sword）。两会的章程十分相似，都强调为提高中国地位而努力，相互照顾保护，严守秘密，吸收新会员实行一票否决。次年，王正廷衔孙中山之命出使美国，受邀参入“十字架与刀”，成为跨会会员。后经两会各自的大会通过，决定合并，定名为“成志会”（Chen Chih Hui，简称C.C.H.）。1920年8月28日，两会在上海集会宣布正式合并。（吴相湘：《民国史纵横谈》第145-149页）

刘廷芳

在实际使用中，成志会的中英名称并不统一，有时也叫成志社、成志学会（Ch’en Chih Hsüeh Hui）。到1936年，成志会共有会员227人，绝大多数是男性，只有两个例外：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副校长胡彬夏（朱庭祺夫人），岭南大学女学监廖奉献（王正黼夫人）。

“女兄弟”胡彬夏

机构与活动

成志会宗旨是“For the Uplift of China”（为提升中国地位而努力）。按创会会长王正廷的说法，成志会的任务是“推进公益事业”，尤其关注教育、体育、慈善、交通设施这几个方面。成志会要求会员保守秘密，目的是加强内部凝聚力，吴相湘先生指出“绝不可认为它是隐藏某一计划的秘密组织”。

笔者查到1929年8月成志会上海临时大会会议录残帙，由此撞进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会议录显示，大会筹委会主席是教育界名人黄炎培。笔者将《黄炎培日记》爬梳一过，参以《洪业传》、《何廉回忆录》、《方显廷回忆录》等，复原了成志会会员200多人的名单，虽非全部，相信比较重要的会员已浮出水面。

成志会的领导机构是中央委员会（《黄炎培日记》第六卷第163页，以下引用简称《日记》），设委员、常务委员，并选举会长，1930年度会长是胡诒谷（江苏高等法院民庭庭长）。中央委员会之下，设决议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新会员提名委员会、程序委员会、服务委员会等机构（《日记》第七卷第94页）。同城会员定期利用聚餐方式会面。中国、北美两地，似乎每年开一次年会，必要时可开临时大会。成志会在上海、广州、天津、北平、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波士顿等地设有支会，其中以上海支会人数最多，1929年支会长即是黄炎培。

1929年8月23-25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召开临时大会，筹委会主席是黄炎培，总干事是“中国广告之父”林振彬，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创始人王正廷到会演讲。这次大会，选举出由13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会后，到西爱咸斯路383号孔祥熙宅举行“园游会”。（《成志会临时大会各委员会名单》；《日记》第三卷第175页）

1929年成志会临时大会黄炎培欢迎词

成志会聚会之上海孔祥熙宅（《上海百处名人故居品鉴》）

至写作本文为止，笔者已整理出234人名单，尚不齐全，相信已比较接近全貌。对会员国内就读院校、留学院校初步分析表明：除数十个资料不全者外，有54人在国内曾就读清华（含游美肄业馆、清华学堂、清华学校、清华大学），29人来自圣约翰，12人来自东吴大学，来自南洋公学（中学、大学）、北洋西学堂（北洋大学）的各7人，沪江6人，南开（中学、大学）5人。

在美国就读院校中，哥伦比亚大学（以下简称“哥大”）以37人高居榜首，其次是耶鲁（20人）、哈佛（18人）、芝加哥大学（16人）、麻省理工学院（15人）、康奈尔（12人）、宾夕法尼亚（9人）、伊利诺（8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7人），几乎都分布在美国东部。

不可否认，成志会与基督教青年会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有些场合可以说是不分彼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约有15万华工开赴法国战场。基督教青年会派遣服务队到法境为华工服务，这个服务队的领袖人物晏阳初、蒋廷黻、傅若愚都先后加入成志会。晏阳初在为华工开办识字班过程中，认识到平民教育极端重要，之后终身投入到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事业之中。成志会致力于在中国推广体育运动，很多时候也是通过青年会这个途径，这与王正廷、张伯苓从青年会开始涉足社会活动有极大关系。

外交界

王正廷多次出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临时代理过国务总理，与国民党渊源不深。1928年，天下底定，蒋介石力排众议，让王正廷当外交部长，有成志会的运作成分。

王正廷曾协助冯玉祥搞“北京政变”，当济南事件发生时，他正在冯氏军中，两人立即赶到蒋氏驻地，分析判断形势，提出绕道北伐策略，并冒险深入虎穴与日方谈判，这个表现让蒋氏十分赞赏。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蒋中正颇想在外交上有一番作为，与立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王正廷一拍即合。这种合作，也与孔祥熙的力荐分不开。孔祥熙长期得到王正廷提携，投桃报李正是成志会的规则之一。

王正廷的成名与淡出，均与对日交涉有关。巴黎和会的时候，王正廷力主拒签和约，举国同钦。“九•一八”事变爆发，10天后外交部长王正廷被爱国青年痛殴，随后辞职。王正廷在1928-1931年间受蒋介石信任，开展“革命外交”，在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确有成绩，在处理对日关系方面也有一些失误。抗战初期王正廷使美，孔祥熙出力为多，但在争取美援方面无甚成绩，黯然回国。

成志会在外交系统有不少人马，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外交总长王宠惠、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外交部常务次长刘锴、情报司司长刁敏谦、驻古巴大使凌冰、驻秘鲁大使徐淑希等人。

王宠惠

财经界

孔祥熙自1907年回国后，一直在山西办教育，直到1922年，王正廷任鲁案善后督办，邀请孔祥熙当实业部长，才开始步入政界；王正廷负责中俄交涉事宜时，命孔祥熙为驻奉天代表。1927年冬，孔祥熙说服阎锡山、冯玉祥拥蒋复职，他与冯玉祥的交情，应该是通过成志会兄弟王正廷的媒介。随着孔祥熙在国民政府中地位和实力的不断提升，成志会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孔祥熙身上。

孔祥熙总是被贴上“贪腐”的标签，他对抗战的贡献容易受到忽视。在东南半壁江山失陷的环境下，孔氏力任艰巨，保障军费与教育经费供给，功不可没。书生论政，总是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毛病。俗语有云“当家三年，狗也嫌”，何况他从1933年至1944年，身兼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当家超过十年，对他不满的人当然大有人在。孔祥熙的小舅子宋子文、CC系、黄埔系，都是“倒孔”的主力，中共与“第三势力”对此也配合默契。

孔祥熙十分倚重“中国的摩根”陈光甫。陈氏白手起家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并发展为中国存款最多的商业银行，确属金融奇才。不少人误将陈光甫列入宋子文派系，可谓大大的误会，他是如假包换的成志会骨干。“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国府财政极度紧张，他受孔祥熙重托到美国洽谈借款，出色完成使命。胡适、黄炎培在日记里都对陈光甫的人品赞叹有加。

成志会云集财经界、实业界重量级人物，构成了孔祥熙执掌财政金融大权的基础。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聂其杰）、中国银行总经理贝祖诒、中国银行秘书长戴志骞、火柴大王刘鸿生、交通银行总经理王志莘、上海银行陈光甫、阜丰面粉公司董事长孙多钰、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均先后入会。成志会“兄弟”广泛分布在财政部、工商部、交通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等机关，以及复兴商业公司等国营企业。孔祥熙字“庸之”，正如盛宣怀自称“愚斋”一样，乃是故示谦抑，并非真的无能。孔氏主持行政院时期，将学者蒋廷黻、何廉引入政界，计划对行政系统作大刀阔斧的改革，奈何阻力太大，被迫派蒋廷黻出国，对官僚系统作出让步。

贝祖诒

专业精英

成志会网罗了不少医学精英，内中有几个特别杰出的人物。颜福庆来自圣约翰世家，伯父颜永京为圣约翰书院创始人。颜福庆从圣约翰毕业后留美，获哈佛博士学位，后创办湘雅医学院，担任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蜚声海内；林可胜主持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国防医学院，担任过中华民国卫生部部长；沈克非历任南京中央医院院长、卫生署副署长、上海中山医院院长；金宝善在公共卫生方面贡献突出，当过卫生署署长、卫生部次长；刁信德为上海红会总医院院长。

颜福庆

在工科、农科方面，成志会也网罗了一些佼佼者。凌鸿勋以铁路专家著称，并曾出任南洋大学校长。茅以升为土木工程专家，以建设钱塘江大桥闻名于世，三次主持唐山交通大学。中国第一个林学硕士、中央林业试验所所长韩竹坪（韩安），也即掩护王正廷逃出北京的替身，是近代林业的开拓者。

茅以升夫妇

后话

成志会只是相互提携的兄弟会，不是政治组织，除了“提升中国地位”这一宗旨之外，没有其他政治纲领，更加没有组织地下阴谋活动，否则在解放初期的严格审查之中很难过关。1949年，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后兼人大副委员长。1952年，冶金专家陈新民受命筹建中南矿冶学院并任第一任院长。茅以升主持铁道科学研究院30多年，当时铁路属于部队编制，不会让一个政治上不放心的人主持科研。周恩来长期以来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也是地下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他的两大得力干将阎宝航、冀朝鼎在成志会潜伏多年，深知内情。周恩来没有将成志会当作敌对组织，而是将黄炎培、陈光甫、刘鸿生、周作民这些名人等列作重要统战对象。

笔者凭借有限的史料窥探成志会的活动，目的在提供一个观察近代中国巨变的新视角。作为最精通西学的一个群体，尽管在各个专业领域上有突出贡献，他们并不能主导近代中国的走向。海通以来，科举精英与留学精英为应对世变，分别提出其救国思路并试图付诸实践，最终或被淘汰或被限制在专业领域。真正左右近代中国走向的，乃是一批曾被视作“非主流”的人物，或者换一种旧时的说法，叫做“小知识分子”。

（注：本文提到的人物，除黎元洪、蒋介石、周恩来、阎锡山、冯玉祥、宋子文、顾维钧、胡适、费正清、吴相湘外，均为成志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