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冰山 读后感(冰山心理学读后感)

本文首发于：蒙格斯报告公众号（ID：MongooseReport）

《蒙格斯报告 》把理论研究根置于经济实际，为中国经济问题的观察与研究开创了一个新模式、研究方法及维度。报告以理论与实务为导向、以数据与计量为手段，为经济实际规划和管治，尤其是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依据 。

作者简介：朱小黄 经济学博士，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会长。

本文节选自《远离冰山》一书。

在现代社会中危机已经被视为市场演化中的常态，在信息化、全球化大潮下，企业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多端，有人将现代社会称为不确定的年代（the Age of Uncertainty）。混沌、波动、剧变等逐渐成为常态，而且频度越来越快，给企业带来了形形色色的风险和挑战。企业生存发展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不断应对不确定性和危机的历史。

不治已病治未病

很多人谈到危机就恐惧。那么，有没有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实际上，危机并没有那么可怕。以这次次贷问题引发的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为例，从表象看起来像一场巨大的海啸，很多专家包括格林斯潘在内都认为是“百年一遇”。但是客观地说，危机烈度并没有媒体渲染的那么严重，如果剔除“去杠杆”、“去泡沫”的影响，虚拟经济存在的问题本身就存在一个理性回归的客观要求，只不过这次通过一个非正常的路径实现了，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也难以与1929年的大危机相提并论。当然，“去杠杆”、“去泡沫”带来的市场阵痛和心理落差，改变了很多人的心态，也放大了对危机的恐惧。

应对危机的关键是树立理性、稳健和审慎的危机管理理念。避免危机是上策，应对危机是中策，承受危机是下策。中国传统中医理论有“不治已病治未病”的说法，强调内养正气、外避邪风。《黄帝内经·素问》有言：“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名医张仲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他在《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开篇）提出“上工治未病”，认为应以“通畅五脏元真” 以治未病， “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按照科学规律调理好机体各项功能，可以有效抵御疾病的侵袭。“治未病” 这一古老的中医传统智慧，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有非常鲜明的指导意义和临床价值。

在这次危机中，一些素来经营审慎、机体健康的金融企业不仅躲过了灾难，甚至有的企业还从危机中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富国银行（Wells Fargo）的规模不能与花旗银行等匹敌，国内业界原本并不太关注这家银行，在金融危机中它不仅经受住了冲击，而且从花旗手中成功竞购到美联银行，股票逆市上扬。这个案例看似偶然，但仔细研究却颇为耐人寻味。长期以来，富国银行的经营一直以稳健著称，虽然不像花旗等银行那样风光，更不像一些大量介入投资银行业务的银行那样拥有高盈利水平，但是它在美国却是唯一的一家获得ＡＡＡ信用评级的银行。在市场“疯狂” 的时候，富国银行不为所动，即便市场占有率在短期内出现下滑，仍坚持自己一贯的经营原则和风险偏好。《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中引述了富国银行董事长理查德·克瓦克维奇（Richard Kovacevich） 的一句话，应该说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他说发放那种高风险贷款在富国银行“基因” 中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银行就非常令人尊重。

反观这次危机中不幸“得病”倒下的知名企业，实际上在“得病” 之前都已存在不同程度的内部机理失调，处于“亚健康”状态。除了金融机构，制造业的一些著名企业也存在典型案例，例如在危机中申请破产保护的百年企业通用汽车公司。多年来，通用汽车内部问题积重难返，成本长期居高不下，全球扩张并购策略失败，企业连年巨亏，2005年以来通用汽车累计亏损达800亿美元，其中2007年达创纪录的387亿美元巨亏，2008年亏损309亿美元。这次金融危机则使通用汽车雪上加霜，实际上已经濒临破产。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后来的大力救助，通用汽车的命运无疑会跟雷曼兄弟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今天破产或将破产的企业，都是昨天已经种下祸根，今天的任何措施都是承受昨天的失误，却不能解决昨天的问题。进而言之，今天的经营方略、行动和观念，决定了明天的生存状况。如果从这次危机中能够真正认知到这一点，那么不菲的学费也算是没有白交。

反思公司治理的核心价值

这次危机促使人们反思一个问题，虽然从企业管理理论来说，这是一个讨论了上百年的老问题，就是企业管理乃至公司治理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自从1911年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发表《科学管理原理》以来，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现代企业管理科学得到了蓬勃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理论和学派。虽然不同理论所持的观点和视角不同，但是从价值取向来看，过去多数企业还是以效率或者利润最大化取向为核心，真正关注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并不多。应该说，强调效率、追求利润最大化并没有错，但是过度强调势必要导致企业行为的短期化。近些年来，欧洲和美国在公司治理和经济伦理讨论上已高度关注这种倾向，提出了企业应如何关注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再一次佐证了这一点。

针对这次美国经济金融危机，被誉为欧洲最有影响的管理大师弗雷德蒙德·马利克认为：“美国的企业在过去20年当中，过于重视所谓企业的财务表现，问题就出在这上面。它们认为企业的目标就是赚钱，提高利润，实现所谓的股东价值。他们把钱看成了企业唯一的目标，这种认识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也是非常愚蠢的理论。”马利克进而指出，高层管理者正确决策的唯一有效的定位指标是顾客效用和竞争力……股东价值和资产增值原则，一般涉及金融市场的指标，必须在企业管理中得到重视，但是不适合指导管理者的战略行动。

有人做过统计，1917年《福布斯》杂志首次公布的全球100强企业中，仅有13家生存至今。美国60％以上的企业平均寿命不到5年，超过20年的仅10％左右。中国企业平均寿命则更短，大企业一般5~10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仅3~4年。

基于有限责任机制的保护，企业倒闭对股东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很容易造成资源的低效乃至无效利用。企业破产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债权人、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甚至对整个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从企业社会公民的角度来看，企业不应该仅仅盯着利润的最大化，真正卓越的企业、有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必须在价值取向上有超越利润的追求。具体地说，在追求合理利润的同时，要为自己的广大客户、为利益相关者（而不仅仅是股东）、为整个社会增进福祉，并传承和发扬高尚的价值和美德。应该说，这也是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唯有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才能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打造出坚实基础。对于企业个体而言，追求可持续发展与获得利润从长期来看并没有矛盾。

很多专家都注意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在企业实际经营中，最想赚钱的企业往往不是最赚钱的企业，一时最赚钱的企业长期来看往往不是赚钱最多的企业（长期现金流折现后对比）。中国过去有“仁者无敌”的说法，实际上也道出了这个规律。在后危机时代，重温古人睿智的哲言、汲取百年乃至千年传承的智慧，是疗治“浮躁”病的一剂良方。

我认为，这次危机也可能成为对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体系进行反思的良好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