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 药读后感(呐喊药读后感100字左右)

鲁迅先生的《药》最早发表于1919年5月《新青年》六卷第五号，后被收录于短篇小说集《呐喊》。

《药》采用双线结构行文，明线写华老栓夫妇为给儿子小栓治病，听信刽子手康大叔的话，在黑衣人手中买了蘸着革命者夏瑜血的馒头，尽管华老栓夫妇和他们茶馆里的所有茶客都相信这蘸着人血的馒头能治好小栓的病，但最终小栓还是死了。暗线写革命者夏瑜为了“救治”腐朽的清政府投身革命，却被夏三爷出卖关进了狱中，饱受折磨却始终坚持革命理想，最终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关于哪一条线是主线一直是评论家们所争议的一个热点，明线在文中的叙事篇幅最多，但暗线却最能体现文章的主旨，关于哪条是主线之争我并不想蹚进这摊浑水之中了，因为两条线其实都很重要，并不存在主次之分，非要分个主次实在太过牵强了。像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就是三线结构，一线写农民孙少安，一线写知识分子孙少平，一线写政府官员田福军，能说哪条线更重要吗？农民、知识分子、政府官员都是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了任一都肯定是不可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平行而非从属或主次。中国人的主次之分的思想实不该带到解读文学作品上来，贻害了多少代中国人的行为习惯不说，还要随着作品的流传继续遗害下去。

夏瑜是为了无数中国百姓谋幸福而牺牲的，但人们对他的这种牺牲并没有理解甚至是同情，反而无不是拍手称快，在其生前不但不能支持他的革命行为，在其死后还要“吞噬”他的鲜血，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讽刺，我们或许会以为这是少数人的麻木不仁，但其实文中出场的人物中除了未表态的小栓外和夏四奶奶，所有人都是对夏瑜的批评与辱骂，刽子手康大叔轻蔑的说：““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驼背五少爷讥讽地说：“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花白胡子的人不屑地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就连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跟着他们附和了一句，“发了疯了。”不仅是社会群众对夏瑜的牺牲是不能理解的，就连作为革命者夏瑜母亲的夏四奶奶对儿子的牺牲也是毫不理解的，只是觉得自己儿子是被人冤枉的，没有明白儿子革命的正义性与必然性，最后也只能带有埋怨的诅咒一句，“—瑜儿，可怜他们坑了你，他们将来总有报应，天都知道；你闭了眼睛就是了。”

夏瑜的经历让我联想到了曾经的“戊戌六君子”，他们一个是资产阶级革命。一个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在某些方面还是有一定相似性的。“戊戌六君子”本是可以不死的，他们可以像康有为一样远遁它国，但他们没有，正如谭嗣同说的：“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他们为变法而流血，却没有人能同情他们，在他们被押赴刑场菜市口斩首时，围观的群众很多，除了鲁迅说的看客外，就是一些向他们吐口水、扔白菜帮子、拍手称快之流。甚至也可以说他们本也是看客，但见这帮“无法无天”之徒一时义愤填膺、情难自禁就从看客变成帮凶了。

一个是正值青春年华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个是革命者的母亲，连这样的两个人都不能支持革命、理解革命，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这说明清政府的愚民统治已经深入人心了，但同时也说明革命者的革命是缺乏群众基础的，没有群众基础的革命也注定是失败的。

明线和暗线，写的是两个悲剧，这两个悲剧分开来看是不会有任何的联系的，但联系在一来看，就会发现这看似毫无联系的两个悲剧都被文中的“药”给联系起来了，华老栓夫妇和夏瑜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类人，但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救人，救人就得找药。华老栓夫妇为了救儿子的痨病，不惜花费重金从黑衣人手中买来了蘸着人血的馒头，希望这药能救好小栓，但最终小栓还是没能被治好，死了。夏瑜为了救那个腐朽的中国，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中去，即使在狱中饱受严刑拷打，他还是积极向狱中的狱卒宣传革命思想，鼓动牢头去造反，但最终还是牺牲了，自己成为茶馆众人的谈资不说，连血都被无知的人们当作治病的良药。

两种药都没能起到治病救人的目的，那我们不禁要问了，什么才是真的好“药”呢？

这一点其实历史早就给我们答案了，从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再到封建大地主统治阶级领导的洋务运动，再到资产阶级的维新改良运动戊戌变法，最后到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无一不失败了，什么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真正的药不是蘸着人血的馒头，而是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