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拍摄的背景故事有哪些

2022-11-09 19:11 作者：新京报围观：次

电影《万里归途》背后故事：利比亚撤侨亲历者讲述回国之旅,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新京报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旅游拍摄的背景故事有哪些1

“窗外现在是喜马拉雅山脉，您已到达中国领空，欢迎回到祖国的怀抱！”看到电影《万里归途》里这一幕时，曾亲历2011年利比亚大撤侨事件的倪修龙泪流满面。

国庆档电影《万里归途》感动了很多观众，电影由真实事件改编，很多亲历者表示电影情节和2011年利比亚大撤侨接近。电影中，努米亚共和国发生暴乱，撤侨行动刻不容缓。由于使馆人手不够，原本只是协助撤侨工作的外交官宗大伟和新人成朗临危受命，主动放弃回家机会，支援撤侨行动，他们逆行深入战区，营救被困同胞。

利比亚撤侨行动，中国政府共动用91架次中国民航包机，35架次外航包机，12架次军机，租用外国邮轮11艘，国有商船5艘，军舰1艘，历时12天，成功撤离中国驻利比亚人员35860人，还帮助12个国家撤出了2100名外籍公民。

在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中建八局”）利比亚分公司工作的倪修龙就是这三万分之一，他从水路撤离，看到政府租用的撤侨商船时，激动得哭了。他说，“是祖国给了我们信心和勇气，在危机时刻给了我们最大的依靠。”

暴乱中宿舍被洗劫一空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去的利比亚，当时那边情况如何？

倪修龙：2010年我去的利比亚，当时利比亚虽然比较落后，但总体环境还算稳定。我所在的中建八局利比亚分公司位于班加西——利比亚的第二大城市。当地人饮食比较简单，批发市场里很多商品都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他们对中国人非常友好，听到我是从中国来的，就会微笑着竖起大拇指。我在班加西顺利工作、生活了一年多。

新京报：利比亚内战爆发后你们经历了什么？

倪修龙：2011年1月，利比亚内战爆发，战火很快蔓延到了班加西。2月15日，我们公司雇用的很多当地人突然都不来上班了，他们电话中说城区已经发生暴乱。我们工地离班加西城区有十几公里，当时没受到什么影响。又过了两天，情况变得更严重了。班加西城区传来的枪炮声啪啪响个不停，班加西整个通信全部瘫痪。

公司领导开始做紧急预案，让我们不要出工地，还让我们把一些重要的工程文件、护照、现金等物品都埋到地下；工人们也准备了钢筋、钢管、铁锹等作为临时武器，工地开始安排人24小时轮流巡逻。局势紧张后，大家都是惶恐不安的状态，晚上也睡不踏实，总会留一只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

2月20日晚，班加西完全被反政府组织控制，陷入了无序状态。最让我和同事感到害怕的事情发生了——武装分子破墙而入，开始洗劫公司。反政府组织上百名暴徒端着枪在大门口，我们一千多名员工与他们隔墙对峙。面对真枪实弹，大家都很害怕，为了人身安全，我们选择撤退。暴徒破墙而入，工地宿舍、办公室里的电视机、洗衣机、电脑甚至衣物等都被他们洗劫一空。

被反政府组织人员洗劫后的宿舍。受访者供图

看到撤侨邮轮，很多人哭了

新京报：等待救援的那几天是怎么度过的？

倪修龙：2月是班加西的雨季，经常下雨，暴徒洗劫后，我只剩下身上的一套衣服避寒。后来几天没再遇到其他冲突。但能否顺利从利比亚撤离？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祖国与亲人团聚？一系列问题困扰在我心中，情绪比较低落、惶恐。

公司领导用卫星电话，一直在和国内以及利比亚大使馆、驻外机构联系。后来，领导冒着危险，挨个到每一个项目部安抚大家，他对工友们说：“祖国对利比亚的情况很重视，对驻利企业员工非常关心，可能要实施进一步的救援方案，现在是危难时期，希望大家团结一心，自保自救。祖国不会撇下我们。”当时在场的员工都很受鼓舞，也都开始打起精神等待祖国的救援。

新京报：你是如何撤离的？撤离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倪修龙：当时在利比亚的中国建筑员工就有一万多人，项目众多且分布在不同区域，按计划一共安排了海陆空三条撤离路线。23日凌晨，我所在项目工地上每个人都拿到了盖有中国建筑利比亚分公司图章的临时船票，船票上印着每个人的单位、编号、姓名、护照号码，大家都很兴奋。

倪修龙和同事们的护照和临时船票。受访者供图

没多久，公司领导联系了十几辆大货车和集装箱车，开始往班加西港口送人。我记得撤离那天还下着雨，大家十分紧张，好在一切顺利，很快就到了港口。看到国家和希腊政府沟通后给安排的“希腊精神号”和“奥林匹克冠军号”两艘邮轮时，很多人都激动得哭了。

雨季海上风浪也大，邮轮不停摇晃却令人心安。大家拿着卫星电话给远在万里外的家人报平安，又是哭又是笑的。我和三个侄子都在利比亚工作，我第一时间给哥哥打了电话说，“我和三个侄子都很好，你们放心吧。” 守在电话旁的嫂子听到消息后，激动得大哭。

我平时喜欢摄影，撤离时我拿着相机拍了很多照片，有当地混乱状态的照片，有被洗劫一空的宿舍照片，有我们大撤离途中的照片，我最喜欢的是排队登大巴去机场前拍的一张：大家都卸掉了紧张感，满脸的笑意，有个同事对着镜头开心地比了个剪刀手。

工人们排队等待去往机场的大巴，大家满脸的笑意，有同事对着镜头开心地比了个剪刀手。受访者供图

每次出国都会带一面“五星红旗”

新京报：看过撤侨题材的电影《万里归途》后你有何感想？

倪修龙：我平时很少看电影，这个电影上映不久，一位同事专门打电话说，《万里归途》和我们当初在利比亚撤离时的场景、经历都很像，你赶快去看看。周围很多朋友也都打电话、发信息，询问我之前的经历并表示关心。后来，我特意去看了这个电影，感觉它拍出来的很多场景还是很贴切的。

新京报：电影中有哪些打动你的点？

倪修龙：电影最后撤侨飞机进入中国领空，广播中介绍“窗外现在是喜马拉雅山脉，您已到达中国领空，欢迎回到祖国的怀抱！” 那一刻，我很激动，泪水不由自主流下来了。

我仿佛回到了11年前：轮船经过一夜的航行，顺利抵达地中海对岸的旅游胜地——希腊克里特岛。2月28日，祖国为我们包机回国。飞机上，大家都很兴奋，有人说回家要好好喝一杯，有人说要吃一顿好的，还有人说要和亲人好好聚聚，多陪陪老人和子女……十几个小时后，飞机平稳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迎面看到的是大幅“欢迎回家”的标语。当时我想的是：家，我终于回来了。

电影最后也是这样的场面，它再次唤起了我的记忆。我想起当年回国后，我看新闻，一位山东籍工友从军用飞机上下来，激动得直接跪下来亲吻脚下的祖国大地，惹得同行的工友纷纷落泪。

之前每次出国，我的行李中必不可少都会备一面“五星红旗”，而利比亚大撤离，更是让我真切感受到了祖国母亲的含义。“举着国旗到港口，唱国歌过海关，中国护照就是回家的船票”这样的场景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是我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

工作之余，倪修龙去工作一线为城市建设者们拍照。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分享一下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吧。

倪修龙：利比亚撤侨事件发生时我已经40多岁，慢慢上年纪后，国外的项目也不参加了，但我现在仍在中建八局一线工作。

利比亚撤侨时，我用相机拍了很多珍贵的照片。从那时起，我也更加珍惜记录的意义，一直想用手中的镜头把大家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保存下来。工作之余，我拍了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城市建设者，相机里有成千上万张城市建设者们的笑脸和他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希望能秉持一颗赤诚之心，在最平凡的岗位演绎出自己的人生精彩。

新京报记者吴梦真

编辑刘倩校对吴兴发

旅游拍摄的背景故事有哪些2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李丽

图/受访者提供

近日，一群平均年龄62岁的上海退休老阿姨自掏腰包到横店影视城翻拍《甄嬛传》的新闻成为网络热点。在相关视频播放量过百万后，《甄嬛传》制片人表示该视频的传播是侵权行为，已要求平台下架。

退休老阿姨翻拍《甄嬛传》的背后，是近年来国内影视拍摄基地寻求多元化盈利模式的普遍尝试。横店影视城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正将私人沉浸式影视拍摄，做成除专业影视拍摄服务之外另一条全新的产业链。而在广东，依靠粤港澳大湾区的特殊优势，影视基地则是另一套“玩法”。羊城晚报记者近日专访了佛山西樵山国艺影视城负责人林思明，对方透露，翻拍《甄嬛传》式的私人沉浸式影视拍摄虽然并不流行，但有着鲜明岭南特色的各类研学项目却已成为广东影视基地的一种经营新趋势。

要拍《甄嬛传》其实不难

“文化是有一定的地域性的。像翻拍《甄嬛传》这样的玩法，可能并不太符合广东人的兴趣。”林思明说。他是奇妙之旅文化旅游管理集团（佛山）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西樵山国艺影视城是该公司经营的项目之一。在他看来，退休阿姨翻拍《甄嬛传》之所以会火，一是因为事件本身拥有足够的娱乐性；二来也是因为《甄嬛传》的知名度高。但换个角度来看，此事既然成了新闻，便说明这类玩法并未大规模普及。

“如果单纯从可行性来说，翻拍《甄嬛传》其实并非难事。”林思明说，譬如西樵山国艺影视城便拥有明清皇宫、香港街、上海街、广州街、九龙城寨等多种风格的实景建筑，“你想拍什么背景的故事都行，而且广东也有很多专业的影视公司可以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但说到底，拍什么、怎么拍，最终还得看受众自己的兴趣”。

林思明透露，相比影视类拍摄，近年来各种主题类拍摄活动在西樵山国艺影视城更受欢迎。譬如，近日他们便在筹备一个由三四百位“成熟女士”共同参与的拍摄项目。“两天一夜的活动，包吃住，还有专业的公司为她们培训穿着旗袍的礼仪，帮她们搭T台，给每个人拍一段精美的视频。”林思明透露，因为活动人数较多，所以分摊到个人的成本也大幅度降低，“既能学到东西，又能玩得尽兴，还能留下视频，整个玩法的性价比非常高”。

“一秒穿越”的网红打卡地

过去国内影视城主要为各大影视剧组服务，但近年来，影视城的定位逐渐变得丰富和多元。“以西樵山国艺影视城为例，因为我们拥有多种风格的实景建筑，可以适应各种题材的影视拍摄，所以2019年之前我们基本走服务专业剧组的方向。尤其是我们独有的具有年代特色的粤港澳大湾区建筑，让我们在国内同行中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林思明说，过去，像《追龙》《新喜剧之王》《狮子山下的故事》等知名影视作品都曾在这里拍摄。

这两三年，各种影视城迎来越来越多的“素人”受众。小红书上，影视城也成为网红们的热门打卡地。林思明表示，西樵山国艺影视城拥有五大主题街区和三个室内摄影棚，因此能充分满足受众的差异化需求。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建筑物都是从内而外的实景。“相比于一些影视城只有表面的置景，我们所有的仿古建筑物都是结构完整的。换句话说，它里面每一层都是可以使用的。”林思明说，这就大大拓宽了影视城的用处——从婚纱照拍摄、广告拍摄到大型会务活动，即使在没有剧组进驻的日子，影视城也照样热热闹闹。有网友评价，这里既能拍古装写真，也能拍港风大片，而且“上海滩、老香港、紫禁城，统统一秒穿越”。

吊威亚，当功夫片“主角”

这两年，西樵山国艺影视城开始积极推进影视研学基地的建设，如今这里已是佛山市南海区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营地（基地）和南海区首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林思明介绍，在已经开展的研学项目中，舞狮、舞龙、咏春、开笔礼等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活动很受欢迎。此外，以影视为主题的研学项目也呈上升趋势。

“做影视研学基地，影视城有天生的优势。”林思明说，目前影视城里的研学内容主要分理论学习和现场实践两大类。第一类，参与者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身临其境”地学习中国电影的历史与电影制作的基础理论。第二类，参与者能直接在影视城的专业置景和摄影棚中，亲身体验电影拍摄的过程。“现在很多大学都开设了影视专业。”林思明说：“这类研学项目能让对这个专业感兴趣的中学生，提早近距离接触影视行业。”

功夫在岭南文化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在过去，不少功夫片都曾在西樵山国艺影视城拍摄。如今，普通人也能感受一把当功夫片“主角”的滋味。“尤其是特技功夫的拍摄技巧，这个领域对普通人，包括学生群体的吸引力很大。”林思明透露，影视城与资深制片人、演员杨盼盼合作，已经推出了包括剧本演绎、兵器运用、特技威亚、电影三维特技体验等各方面的影视研学项目，很受欢迎。

爱国主题研学活动大受欢迎

以包括影视研学在内的影视实践为卖点的项目，在国内各大影视城并不少见。但在林思明看来，“其中很多都是赚快钱，不太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影视研学应该怎么走？林思明认为：“虽然作为场地的提供方，我们处于整个产业链最末端的位置，但我们不能来者不拒。比如这两年，带着类似项目来找我们合作的人有很多，但不少人开口就是成本和报价。我说，等等，你先告诉我，你们的课件是怎么设计的？”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如何让人们尤其是孩子们更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影视城既然拥有那么多先天的优势，自然责无旁贷。”林思明说，近来不少学校在影视城定制爱国主题的研学项目，效果都很不错，“我们的合作方里不乏经验丰富的导演、编剧和其他行业资深从业者，能为不同年龄的学生定制剧本，既保证趣味性，也保证安全性，更不会发生像翻拍《甄嬛传》那样的侵权问题。最关键的是，能让孩子们学到东西，这点才是最重要的。”

编辑：邵梓恒

旅游拍摄的背景故事有哪些3

最近，很多人都踏入久违的电影院，泪眼汪汪地看完电影《万里归途》。截至记者发稿时，据灯塔专业版数据统计，电影《万里归途》票房已经突破12亿。

电影背后的真实故事也再次引发关注：2011年开春，位于北非的利比亚内战爆发，局势很快失控。暴徒们疯狂地袭击中国工地，驻利比亚中国企业停产。到2月，仍有3万多名中国人滞留利比亚。中国紧急调动海陆空三军，前往利比亚开展撤侨行动。最终，在各方共同努力下，3万多名中国人分批次安全地撤离了利比亚。

新闻晨报记者联系到了一位当年利比亚撤侨事件的亲历者倪修龙，他是中建八局上海分公司的一名员工，酷爱摄影的他至今收藏着一千多张当年拍摄的利比亚撤侨过程中的照片。如今，这些照片也成为了珍贵的史料。

本文约3851字

细读约需8分钟

10月3日，秋意正浓，上海市静安区大悦城一家电影院刚结束一场《万里归途》的放映。52岁的倪修龙和身旁的观众一样，伴随王菲所演唱的片尾曲《归途有风》的旋律，热泪盈眶地走出了影厅。但和现场观众有所不同的是，倪修龙正是电影《万里归途》的故事原型之一，2011年利比亚大撤侨事件的亲历者。

看到自己的亲身经历被改编成电影，倪修龙的内心百感交集。他试着将现实与电影中的细节一一对照：沙漠中披星戴月地赶路、外交官从头到尾的协助、归国包机舷窗外浮现出的喜马拉雅山脉……这一切都是那么真实。

电影《万里归途》剧照

但电影的篇幅毕竟有限，艺术化的加工也必不可少。《万里归途》所呈现出的利比亚撤侨故事，多少会有一些遗珠之憾。这样的遗憾也萦绕在倪修龙的心里。于是，他决定趁着电影的热度，把这个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宿舍被洗劫一空

故事要从2010年讲起。彼时，从事建筑行业的倪修龙刚刚结束了位于卡塔尔多哈的工程项目，起身前往北非一个陌生的国度——利比亚。

刚走出机场的那一刻，倪修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他随身携带的相机，记录下眼前呈现出的一切，荒凉便是他对这个国家的第一感受。

倪修龙所工作的中建八局利比亚分公司坐落于利比亚的第二大城市班加西。他告诉《新闻晨报》，在当地小商品批发市场里，60%以上的商品都是“made in China”。当地人对中国人非常友好，一听倪修龙是从中国而来，就会微笑着竖起大拇指点赞。

“当地人最爱吃的食物是鸡肉，我也入乡随俗，导致我回国后的好几年都不想吃鸡肉了。”倪修龙笑着回忆道。就这样，倪修龙和他的三个侄子在利比亚顺利工作、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2011年开春，利比亚内战爆发了。

战火很快蔓延到了他所在的城市班加西。2月中旬开始，倪修龙所在的公司雇佣的很多当地人已经不来上班，街上偶尔传来像爆竹声一样的零星枪炮声。为了确保所有中国员工的安全，公司领导很快做出了紧急预案，要求加强工地防卫，提出“生命第一、财产第二”自保自救最高原则。具体包括：将工地上的钢筋、钢管、铁锹拿来作为临时武器，安排24小时轮流巡逻；把一些重要的工程文件、护照、现金等物品挖坑埋入地下；优先将年纪大的员工和女员工安置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派遣专人全程照顾身负工伤的员工等。

但当地局势还是变得越来越严峻。到了2月20日晚间，班加西已经完全被反政府组织所控制，陷入了无序的状态，让倪修龙和他同事最感到害怕的事情发生了——武装分子破墙而入，开始洗劫公司。

“当地的武装分子来了有一百多人，但是我们有一千多名员工。我们与他们隔墙对峙。庆幸的是他们只是抢劫，没有攻击我们，造成人员伤亡，子弹都射向了天空。”倪修龙坦言，当时他看上去还算镇定，但内心早已翻滚不已，毕竟他们面对的是真枪实弹。

他将一些不方便带走的贵重物品藏在自己房间的天花板里，随后和其他同事在单位领导的组织下撤离到了安全的地方，但宿舍还是被破墙而入的武装分子洗劫一空。“电视机、洗衣机、电脑、衣物等等都是他们抢劫的对象，但是老干妈、豆腐乳，却完好无损，可能当地人吃不惯中国的食物吧。”

倪修龙的房间被洗劫一空

而最让倪修龙担心的是，当地的通信网络瘫痪了，就这样，倪修龙与大家都暂时和国内的亲人失联了。能否顺利从利比亚撤离？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祖国与亲人们团聚？一系列问号在倪修龙的内心浮现。

一个都不会少

在枪林弹雨、暴徒袭击、通信瘫痪的多重压力下，恐惧和不安在人群中蔓延。这时，中建八局利比亚分公司的领导带着几个人，顶着震天的枪弹声走访了各个项目部门。领导反复地安抚着员工们的情绪：“希望大家团结一心，做好长期应对困难的准备，同时我们也争取尽快安全撤离每一个人。大家尽管放心，一个都不会少！”

原本惊慌的人群突然有了主心骨，大家听完后一起高呼着“祖国没有忘记我们”“祖国万岁” ，“现场每个人都非常地激动，就像寒冬里，一股暖流涌过来了。”倪修龙回忆到。

利比亚大撤退即将拉开序幕。由于侨民人数众多且侨民分布在不同区域，利比亚大撤离安排了海陆空三条路线。其中，陆路需要经过埃及。

2月25日，经过9个半小时跋涉800公里，侨民们终于到达利比亚和埃及的交界处。当时，侨民队伍里面混进了50多名东南亚人。而且，由于撤离匆忙，到达埃及海关时，许多人的护照已经丢失，无法证明自己的国籍身份，难以通关。于是，领导急中生智与埃及大使馆及海关工作人员协商：中国人都会唱国歌，那么不妨让中国公民一边唱着国歌一边入关。

埃及方同意之后，一个人立刻拿出了五星红旗，并将国旗高高举起。看到国旗，中建八局的队伍迅速聚拢过来。接着，中国公民们纷纷排成一列，昂首挺胸地在国歌声中过关了。由此，打通了一条利比亚撤离到埃及的陆路生命线。

护照就是回家船票

倪修龙走的是水路撤退路线。连日发生的暴乱使撤离任务变得越来越紧迫。2011年2月22日晚，倪修龙看见领导们彻夜不眠地四处奔走、开会，一个接一个地打着电话做着疏通工作。夹杂着混乱、疲惫和希望的漫长一夜终于过去了。

熹微晨光从窗户里透进来时，每个人手里都拿到了一张临时船票。船票上印着每个人的单位、编号、姓名、护照号码，还盖上了中建八局利比亚分公司的图章。

2月26日，4600名侨胞拿着这张来之不易的特殊船票，借助大货车和集装箱的帮助，前往班加西港口，坐上了“希腊精神号”和“奥林匹克冠军号”两座邮轮。

病号、大龄和女性员工优先登上生命通道，而其他人则自觉有序地排队。其中，外籍员工也能随着中国员工一同登船。接着，大使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帮助侨民入住各自的房间，还将卫星电话借给侨民使用。

当时恰逢雨季，邮轮被风浪托卷着，一路颠簸。疲于逃命的人们终于可以暂时放下悬了一路的心，在摇晃不歇却令人安逸的邮轮里拿起电话，给另一个半球的亲朋好友报平安，或哭或笑，激动不已。

倪修龙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哥哥。他对哥哥说：“现在我们已经从利比亚向希腊撤离了。我的三个侄子都很好的，你们放心吧。” 倪修龙来电时，哥哥正守在电话旁心急如焚，嫂子听到消息后，则在一旁激动地流泪。

在此之前，倪修龙已经与家里人断联一个星期了。哥哥担心倪修龙和三个孩子，连着好几天没有上班。他联系不上倪修龙，就每天扒着电视，试图从媒体报道中挖掘关于亲人一星半点的线索，终于等来了远方的来电。

经过一夜的颠簸，邮轮载着侨胞，经由地中海来到了希腊的克里特岛。当时希腊正处于旅游淡季。中国驻外部门与希腊政府协商后，希腊政府启动了应急计划：克里特岛上数十家酒店紧急开业，酒店工作人员尽快采购物资，以迎接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

倪修龙和其他工友入住了安排好的酒店，还分得了大使馆提供的电话卡。这张电话卡，倪修龙保存至今。当时酒店里，许多电视频道，仍然在播报着利比亚暴乱的最新情况，而刚刚从暴乱中逃生的人们已经可以坐在电视前闲谈休憩，仿佛不久前亲身经历的战火和枪声仅仅是一幕幕走马灯式的电视画面。接下来几天，倪修龙和工友们抛下几天几夜紧张的“包袱”，欣赏这个爱琴海周边的岛屿风光，与当地的阿婆交朋友，感受希腊的风土人情。

2月28日，侨胞们坐上了飞回北京的包机。飞机上，人们带着期待的心情，谈论着飞机降落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回家看望父母，约见三五好友，或是大快朵颐。

彼时，倪修龙最想尽快见到已经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到了这时，他的随身物品并不多，其中有一部便于携带的卡片相机，一面每次出国必不可少的“五星红旗”，和撤侨过程中拍摄的一千多张照片。其中，他最喜欢的，是一位同事在排队前往机场时，带着即将踏上故土的轻松和期待，对着镜头比出“V”的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