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的真实故事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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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历史的真实故事有哪些1
马向阳/文
1840年8月30日，文渊阁大学士琦善作为清政府特使，行色仓皇地从京师出发，受命赴天津和英军代表谈判。此时的清帝国，还在延续百年昏睡旧梦中，而早在这一年7月，八艘军舰组成的英国远征军攻陷了浙江舟山，之后一路北上，途中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抵抗，舰队径直抵达天津白河口。
黄粱梦醒，第一次听闻坚船利炮的清朝皇室，已成热锅蚂蚁。而特使琦善此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先稳住英军，千万不能让这些蛮夷之徒长驱直入京师，有损大清帝国的颜面。
从巨额赔偿、道歉，到惩罚林则徐这样的“鲁莽之徒”，除了“割地”（这样的重大决策需要皇上拍板）之外，面对英军提出的各种条件，大学士琦善几乎都一一承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英军尽快从京师引开，越快越好，将他们引向南方。
9月15日，得到承诺的英国军舰挥师南下，驶向广州，清皇室长舒了一口气。接下来的故事，是今天中国人学习近代史时非常熟悉的一幕——在清军和英军打打停停不断试探中，琦善在广州再一次亲眼见证英军坚船利炮的威力后，在给道光皇帝的私下奏折中，一次次地反复渲染一种恐怖场景——英军在占领虎门之后，这些蛮夷之徒必将占领广州城，然后大开杀戒，到那时大清子民必将血流成河，天地为之恸哭！
百年后，现当代史家对于1840年发生的这一幕有着完全不同的陈述和观点。按照历史学者陶元珍的观点，在琦善身上，可以看到清王朝许多皇室成员和大臣的影子，他们一方面对宗室失之诚实（有时因为贪生怕死），另一方面对强敌又“不免卑屈”（除知晓船炮利害之外，对外面世界几乎是“一无所知”）。原先主缴鸦片的琦善在天津第一次亲见白河口英军的“船坚炮利”后，立即派一个名叫鲍鹏的广东人去广州虎门口穿鼻洋，向驻扎在那里的英军私下求和，求和诚然是不得已之城下之盟，但鲍鹏不光是个长期吸食鸦片的大烟棍，还是一个在鸦片江湖里和英国商人有着许多私下勾连的汉奸。琦善的昏招可以想见。
另一位近代著名史学家蒋廷黻持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琦善固然是清王朝中一个屡见不鲜的庸碌俗吏，但在外交方面却称得上“远超时人”，在经历一番审时度势和权衡利弊之后，他力避将衰朽帝国引入战火中，不失其眼光之远卓。要知道，在1840年帝国昏睡的年代，许多成天嚷嚷的主战派的遗老遗少们，连大英帝国的军舰长什么样还未曾见过。
当代历史学者马勇的看法更引人深思。他认为，按照蒋廷黻的推论，假如当年的文渊阁大学士琦善没有发挥出他的理性精神，而是沿着主战派林则徐的路径行事，正面选择中英大战，战则必败，败必速和，速和不仅使得中国损失大幅减少（或许能避免割让香港给英国等），最重大的利益在于，中国缘此可以至少提前十二年走上维新之路，进行全方位的社会和政治改革，要知道，这样一来中国就比日本提前了三十年转身向西，走向世界，而且也不会发生后来那么多政治、文化上的动荡和波折。
《叠变:鸦片、枪炮与文明进程中的中国（1840-1915）》
马勇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22年9月
在马勇新著《叠变》一书中，作者用了“先驱者的悲哀：中国坐失二十年”来形容鸦片战争这一幕。诚然，历史进程无法假设，历史事件又充满了太多的迷思和诡谲。最使后人喟叹的是，鸦片战争并没有震醒大清帝国里的“装睡者”，割地（割让香港）、赔款（一千二百元洋钱）、五口通商，对于一个不差地也不差钱的昏昏帝国来说，实在不过是“小菜一碟”。
帝国仍在故旧春梦中，梦中人却开始发展出完全不同的人生际遇。鸦片战争一役，清帝国表面上只留下毫发之伤，但战争中两派人物的命运却令人唏嘘。主战派林则徐被革职流放新疆，主和派琦善也被“革职锁拿，查抄家产”，随后又被判处死刑,后来清政府认识到形势变化，才撤销其死罪。
在1840年以来的清帝国风雨飘摇中，大多数时候皇帝也战和莫定，其他人物受限于个人认知或私欲驱使，更是莫衷一是，只能看上面的脸色行事。用马勇的话来说，从1840鸦片战争爆发到1915袁世凯帝梦覆灭，短短75年的近代中国之演进过程，就像一出让人应接不暇、情节密集的连续剧，从鸦片、枪炮、维新、变法、新政、宪政、共和，直到民国成立，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里几乎走完了英法等西方国家几百年的路，各种主义、思潮和历史事件重重叠叠，不同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杂列其间，从不变、慢变到激变，从复古、维新到革命，在高度压缩的逼仄环境里，不同社会力量和思想观念纷至叠加，变数横生，歧路蔓延，最终这一段历史也成了一锅不生不熟的“夹生饭”。
“变天”和“变历”之间：摇摆的秩序
中国近代史这锅夹生饭，其最显著的“夹生”特征，表现为统治者和社会精英在“变”和“不变”、“渐变”和“速变”、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来回摇摆，而这种摇摆也催生了一种半新半旧、亦中亦洋、东西杂陈的“夹生”样式社会秩序和风貌。
再向前追溯，这一点连当年的最高掌权者康熙皇帝也不例外。康熙帝在上任之初，也继承了其父皇的精神遗产，一度对在华的传教士优礼有加。
1644年，在华传教24年之久的德国籍传教士汤若望“依西洋新法”测验天象，此后他制定的一部新历书《时宪历》，由顺治皇帝于第二年正式颁行。在康熙帝任上，他也任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接替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沿袭了清廷任用耶稣会传教士掌管钦天监将近二百年之久的传统。
1634年，汤若望还协助徐光启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祯历书》，这部浸润了西学智慧的历书，共计46种137卷，汤若望用心之深，可见一斑。曾经受洗入教的徐光启这样盛赞过汤氏这些开一代风气的西洋传教士：“泰西诸君子，以茂德才上，利宾于国。其始至也，人人共叹异之；及骤与之言，久与之处，无不意消而中悦服者，其实心、实行、实学，诚心于士大夫也……余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世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不可易也。”
传教士们带来的西学，的确为封闭故塞的帝国带来了难得一见的科学灵光。1638年，明崇祯曾御赐汤若望“钦褒天学”四字，褒奖其在华传教事业，1845年，顺治帝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洋监正——并称赞汤为“麻法”（满语意为“可敬之父”）。
康熙帝在追随西学方面走得更远。他不仅让传教士南怀仁主持了康熙永年历的制定，还支持他用西方技术铸造大炮、制造天文仪等重大国家行动。除此之外，康熙本人也亲炙西学，每天都要在上午和下午额外安排出一部分时间，专心钻研西学。当他发现朝臣们对西洋历法一无所知时，更是全方位地发起并参与了当时世界上工程量最大、最精确的全国性地图测绘以及《皇舆全览图》的编定，而这一采用西洋方法实施的“国之大者”工程，竟耗费了康熙三十余年的心力。
马勇在分析1840年天下既变之前的西风东渐时认为，早年传教士带来的科学之风，的确拯救了心学、朱学及整个儒学体系“说玄说妙”、“好高骛远”的虚弱无力，而西学避虚向实、事事求证的严谨穷理，也的确发挥了“补儒易佛”、矫正时弊的重要社会影响力。
随着西学于中国社会影响日深，帝国衰朽传统的反弹也来了。1664年，帝国正值多事之秋，年幼的康熙皇帝才10岁，四大摄政王之一的鳌拜野心膨胀，意欲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年的9月15日，来自安徽的杨光先上书礼部，指责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历法测算不准，控告其利用遍布全国之“百万信徒”盎惑人心，意欲谋反。鳌拜利用这个机会，报复早年汤若望对于康熙幼帝的辅佑之举，次年，汤偕其他七名钦天监中国官员被判决凌迟处死，另有五人问斩。
杨光先本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禄蠹腐儒，对于西方和西方文化有着一种本能的先天性厌恶。此案发生后，全部教堂被封，内地传教士悉数被逐往澳门。杨光先将自己的一系列反对传教士的文章集结出版，名为《不得已》，以图为自己开脱罪责。在这部充满偏激迂腐和非理性暴力的作品中，杨光先的核心立论只有一句话：“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理由很简单：“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
保皇位，还是保西学？是支持洋人变天下，还是支持洋人变历法？杨光先们的责难，在当时应该没有一个中国人胆敢反击。文化交流一旦被政治化，汤若望们焉能不败？
爱其术与惕其本：跛足的变革
杨光先们的“不得已”心态，在当年也是一种流行心态，酷爱西学的康熙帝在他成年之后，也于1717年诏令天下，禁止天主教教徒在华传教，“免得多事”。马勇认为，这正是“严华夷之辩”的传统幽灵在中国士大夫心中的集体无意识之阴影投射，反映出中国本土文化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的一种惯常心态：除了徐光启们的折服之外，还有惶恐之窘态，以及非理性的本能的排斥和反抗。
这一集体无意识潜藏之幽深曲折，延续在后来的洋务派和维新变法等一批社会精英身上，就是时时无法拂去的道术之争、体用之争和中西文化之争：除了洋枪洋炮之外，西方的文化、社会制度和政治观念，华夏该如何面对？如果说1840年之前康熙帝和他的帝国臣民们还在面临“变天下”还是“变历法”的变与不变难题，那么经历鸦片战争、甲午之争和种种国难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面临的是一个更艰难的挑战：变已不再是问题。但如何变？是渐变还是速变？是革命还是改良？是变术还是变道？
在术所代表的技术，和道所代表的文化、社会制度和政治观念面前，包括梁启超这样的启蒙者，也常常在革命和改良之间摇摆。知识分子们在向西方学习时爱其术与惕其本之间的两意彷徨，注定了维新和变法是一次接一次跛足的社会变革。
在一大批被道术之争而心理撕裂的社会精英中，国民党的重要组织者宋教仁是一个异类。宋教仁被马勇称之为19世纪晚期典型的“八零后”（生于1882年），他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波又一波的“道术之争”：从早年“同光新政”的短暂辉煌，到甲午、马关之后的维新之光，再到经历义和团战争之后的新政改革。在道术之争的时代分裂之洪流中，宋教仁既没有表现出革命党人的过分狂热，也不是旧阵容中迂腐的天真改良者，作为当时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宋教仁晚期的社会理想就是要借助宪政立法，推动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和一系列全方位的社会制度变革。
宋教仁早年以一部揭露日本篡改历史、觊觎中国领土的天才作品《间岛问题》作为“投名状”，得到了袁世凯的激赏，后者答应给予宋“四品大员”的高级干部身份，可以跻身体制内，奈何宋教仁对当官并无兴趣，他当时已经从早年的激进革命者，演变成为一个有着深谋远虑的宪政推动者。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准备在上海车站上车去往北京时，三颗子弹击中其胸膛。次日凌晨，宋被宣告不治身亡。
被罪恶和阴谋一同击中的还有行进中的中国文明之步伐。宋教仁之死，最后追查到当时的内阁总理赵秉钧，究竟谁是最后的幕后黑手，至今犹为悬案。毋宁说，谋杀宋教仁社会理想的，并非只是袁世凯这样的有着帝王梦想的国贼，当年宋教仁所代表的建制派们，依旧是极少数的具有前瞻眼光的先驱者，他们生不逢时。毕竟，一个民智大开的文明社会，才能真正接纳那些全新的、进步的、包容的社会改革理念，在这样的社会到来之前，所有的道术之争、意气之争和主义之争，都只是社会舆论之争。
而宋教仁之死，将袁世凯推到了“人民公敌”的位置上。1915年，袁世凯被“恭戴”成为“中华帝国皇帝”，当年的维新人物杨度成立了支持君主复辟的“筹安会”，而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陈独秀，开始筹办《新青年》杂志。一个旧时代正在落幕，新启蒙时代呼之欲出。
《叠变》中关于这一段段“步步惊心”、又让人一步三叹的历史叙述，堪称是历史学者马勇的“述志之作”，书的副标题叫做“鸦片、枪炮与文明——进程中的中国（1840-1915）”，作者有意截取了一个中国近代文明发展的历史截面，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袁世凯的帝梦幻灭，昭示了一个东方帝国走向共和所经历的一次又一次失败和变迁。
在中国近代史这75年最激荡动乱的时代里，整个社会的时代精神从不变、慢变到激变，从复古、维新到革命，直到今天，马勇也试图在追索我们的“时代之问”，在一个逆全球化烽烟四起、国际政治重回到大分流的重要时刻，翻开《叠变》这本书，从当年的思想纷争、道术之争和社会秩序变革中，人们或许可以从历史幽深曲折的大河深流中，细致辨察其痕迹和方向。
近代历史的真实故事有哪些2
今天，我们来一同回顾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东北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中华女儿》，本片是由凌子风、翟强执导的战争电影，由张铮、岳慎等主演，于1949年12月10日至16日在亚洲妇女大会献映，1950年1月正式公映。该片讲述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冷云、胡秀之等抗联女战士为抵抗侵略者献出宝贵生命的故事。
剧情讲述于1936年秋，东北人民因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统治，奋起反抗。他们纷纷投奔抗日联军，打击日寇，一群从事不同劳动的妇女也因此走到了一起。女战士胡秀之的丈夫被日本鬼子烧死，为了给亲人和乡亲们报仇，她参加了抗日联军。
在夏季的密林里，胡秀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女指导员冷云的丈夫周小队长接受了组织的任务，到敌占区做秘密工作，不幸被捕牺牲。消息传来，冷云虽然十分悲痛，但她仍然接受了炸毁敌人军火列车的艰巨任务。女战士们成功地炸毁了敌人的军火列车，在完成任务回来的路上，突然发现大批敌人正在向抗联大队的营地行进，企图偷袭，情况十分紧急。冷云一面派人给大队送信，让大队转移；一面率领着几个战士们边打边走，将敌人引到了牡丹江边。在枪林弹雨的激战中，许多战友都牺牲了。最后只剩下了冷云、胡秀之等八个女战士。
冷云牺牲后，胡秀之扔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女战士们拼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她们砸碎了心爱的步枪，面对着像野兽一样嚎叫的敌人，义无反顾地跨进了滔滔的牡丹江水，视死如归，英勇就义。
该片是颜一烟第一次创作电影剧本，导演凌子风也是第一次执导电影。该片更是新中国建立后拍摄的第一部抗日题材影片和第一部获国际奖的影片 。
说起“八女投江”的故事，源于真实的历史记录：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10月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乌斯浑河，以冷云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官兵，在指导员冷云率领下，与日伪军展开激战。她们主动吸引日伪军火力，使部队主力迅速摆脱敌人的攻击，但却被敌军围困河边。在背水战至弹尽的情况下，她们面对日伪军逼降，誓死不屈，毁掉枪支，挽臂涉入乌斯浑河，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集体沉江，壮烈殉国，表现了中华民族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她们分别是第2路军第5军妇女团的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她们中年龄最大的冷云23岁，最小的王惠民才13岁。
八名女战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她们年轻的生命，写下“八女投江”的壮丽篇章，1986年9月7日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举行“八女投江纪念碑”奠基典礼。2021年3月22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联合全国广播电台共同推出特别报道《中国共产党百年瞬间》之八女投江。
据朱安平在《＜中华女儿＞气壮山河》一文中记载，编剧颜一烟开始接到剧本创作任务时颇为意外，因为她刚调到东影，而且之前从未做过编剧。为了做好工作，颜一烟赶赴东北各地搜集抗联材料，历时五个多月，涉足十多个城市，访问了一百多位参加过抗联的战士。她还特意钻过密林，体验抗联的游击战斗生活。在采访中，“八女投江”的故事最令颜一烟感动并产生创作冲动。
由于八位女英雄是普通指战员，颜一烟在采访时未能获得关于她们生平的详尽材料，只知道冷云以前是佳木斯的小学教员，做过地下工作，与丈夫一起到了抗联。胡秀之打仗英勇。在创作剧本时，她根据所搜集的关于抗联的众多素材为女英雄们设计了身世和表现，但最后“投江”的情节是完全真实的。剧本原名《抗联的女儿》，后改为《中华女儿》并交由凌子风执导 。
接到拍摄任务后，凌子风先认真研究了剧本。他认为，剧本给每个人写了一段身世，是平均主义的做法，等于没有重心的八幕戏。于是，他提出修改剧本，选择胡秀之作为代表人物着重刻画。
进入实际拍摄时，凌子风确定以纪实手法和原生态风格加以表现，特意率领全体演职员开赴东北镜泊湖地区的原始密林，深入抗联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体验生活，并完全运用当地实景进行拍摄，就连战斗场面也是真枪实弹。由于是第一次拍电影，凌子风没有条条框框，比如全片近六百个镜头，仅全景就有二百七十个左右，占了近一半，这在当时中国电影中极为罕见。他的做法招致了压力，但他坚持了自己的主张。
正是由于编剧、导演和演员的坚持和努力，《中华女儿》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50年，《中华女儿》获第五届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自由斗争奖”。1957年，获文化部1949一1955年优秀影片二等奖。
吉林日报社出品
策划：姜忠孝
作者：吉林日报全媒体记者 纪洋
编辑：吴茗
近代历史的真实故事有哪些3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经历了一场方法论与视角上的革命。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介入之下，历史学开始告别传统的视角去看待“精英”，而格外重视“仪式”与“结构”的作用。而以往历史学忽略与一笔带过的，已经成为二十世纪历史学研究的重心。那些边缘性的、被忽略的、地方性的、不被听见但非沉默的声音。历史学不再关注聚光灯下的精英和政治事件，而是走向了那些劳动的、行动的，以自己的方式反抗着的普通人身上。于是我们看见了《奶酪与蛆虫》《蒙塔尤》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同样的挑战也发生在中国史研究中，在普通“编户齐民”身上，在常见的史料与典籍之中，去发现历史对于研究者来说既是一种有趣的尝试，更是一种挑战。挑战在于，如何切换自己的视角，去代入到历史上的行动者，去体谅他们的处境，还原他们的生活场景乃至情感体验？而熟稔的史料中，又该如何在字里行间发现普通人生活过与挑战过的痕迹。
然而在中国史的研究中都不难看出，中西方的历史学家都有着不谋而合的价值关怀。我们都可以把唐长孺的《〈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以及陈寅恪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周一良的《乞活考》看作以新的方法与眼光，精读史料的一种尝试。他们都试图还原普通人的一生，以此去想象一个更宽宏的历史背景，以及这种时代演变中，人的经验与观念变化。而这种对于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研究持续至今，我们可以在今天新一辈的历史学者身上看到这种“自下而上”的历史的尝试。在传世史料和出土文献之间，去观察历史演进的节奏中，普通人具体而微的反应。
撰文 | 冯夷
一般人了解历史知识，过去大多是通过戏剧，现在则更多是通过影视作品。不过戏剧也好，影视作品也罢，其展现的历史大多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其实这也是中国史籍书写的中心，无怪乎梁启超会说“正史专为帝王作家谱”。旁出的野史、札记等，大多也是士大夫广见闻和录佚事的载体，其间史料虽然不完全似正史那般，其中还残余有历史上失败者和失意者的影子，但这些人仍然属于王侯将相的范畴。至于说出土的碑版资料，虽然数量巨大，但能通过这种方式留下陈迹的，绝不能够是普通人。所以，“劳动人民”虽然是“历史的主体”，但“主体”却往往在历史上“失语”和“缺位”，原因就在于，历史要记录的是“非常”，庸常自然就不在通常所谓历史的记录当中。
居延汉简。
“庸常”并非是一个贬义词，相反的，它才是历史的最本色。庸常是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上下班、娱乐、休息、构建人际关系网络等等，日复一日，这就是普通人的生活，那些波澜壮阔的经历，只会是少数人的，它会成为新闻的典型，供一般人仰望和崇拜，大多数人都要“和平凡的自己和解”。但庸常并不代表索然无味，看似重复无聊的生活，其实也受诸多限制，整个时代的思想风貌、信仰、贯穿整个社会层级的各种制度等等，今人如此，古人亦然。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另外的一些资料来透视一般人民的历史。这些资料涉及的并不是事件，而是知识与制度，关于信仰、风俗，以及文史星历医卜等技术性知识，在中国古代有一种专门的称呼——数术。这些知识是古代的“科学”，其中绝大多数的内容，都为上至皇帝下至庶民所共享。所以观察这些知识，能够看到社会的一般面相。另外，某些涉及全社会的制度，贯穿整个社会的所有层级，也是用来观察历史上普通人生活的渠道。
庄奕杰教授的《古代中国十二时辰》正是探讨时空之中的一般民众生活的著作。此书以文学的方式展开历史的叙事，虽然并非是“个性的真实”，但却具有历史的“通性的真实”。不过，从这本书出发，又稍微溢出这本书，仍然还有值得说的话。
十二时辰：被选择的观念
从哲学上来说，时间是一个内在概念，根植于内心，是一种人定观念。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出，古人所说一天、十二时辰，都是人为选择而产生的观念。这里就要问，为什么一天是十二时辰？这样规定的原因是什么？
在此，我们首先不必急着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要先指出一个事实，在战国秦汉时代的中国，其实存在着多种时间计量方式，它们基于不同的天道运行系统来对自身进行定位，十二时辰不过是最后在这多种计算时间方式的竞争中“胜出”了而已。
根据庄奕杰教授书中的描述，十二时辰有它们专门的称呼（我们把这种专门的称呼叫作“时称”），依次是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昳、哺时、日入、黄昏、人定。这十二时称对应十二支辰，是古代最常见的时间计量方式。事实上，在战国秦汉的出土文献中，还有其他的时间计量方式，如战国秦汉民间实际应用的十六时制、三十二时制，另外在如周家台秦简中《二十八宿占》还存在一种二十八时对应二十八宿的占卜形式。这些都是具体的时间划分方式。
《淮南子》光绪二年，浙江书局刊。
比如十六时制，传世文献最早见于《淮南子·天文》（今本《淮南子》只有十五时的时称，而《初学记》引《淮南子》则保留了十六时的时称），东汉王充所著《论衡·说日篇》也有相关记载。《淮南子·天文》中的时称名称如等，又见于屈原的《天问》，可见这些时称可能都是来自楚地的计时系统。在出土文献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和放马滩秦简《日书》甲乙种，也有十六时制的记载。在居延汉简中甚至能看到十六时制实际应用的例子，如《居延新简》中记载的一件传送文书延误的事件，就正好有关于十六时制的线索，问询文书如下（这里径直翻译简文，不再著录原文）：
甲渠候官至居延都尉府的距离是七十里，（按照规定）文书一日一夜应该行一百六十里，但这封文书却积压了二又二分之一天，原因是什么？各候官在自己的辖区内检查，务必找到原因。调查事件的文书到达之后，相关调查的结果按照律令当于本月二十六日完成。二月二十四日（文书签发）。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文书一日一夜应该行一百六十里”。在居延汉简中，文书传递通常每时是十里，这里一日一夜一百六十里，就应该是以十六时为计算标准。此简的年代大概是西汉后期，也就是说，在西汉后期，西北边塞地区还在实行十六时制。
根据何双全、李解民等的研究，十六时制从平旦开始，到鸡鸣结束，依次为：平旦、日出、夙食、莫食、日中、日过中、日则（昃）、日下则（昃）、日未入、日入、昏、夜莫、夜未中、夜中、夜过中、鸡鸣。这一十六时制的时称与十二时制的时称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也许有人会说，这不过就是在一些地方增加了一些名称而已。其实完全不是，正如前文所说，不同的划分是基于不同的天道系统。
李零在《中国方术正考》中指出：“六壬式有两种十二神，太一式有十六神，皆配于天盘，用以表示时间划分。我们怀疑，上述十二时、十六时制，可能就是对应于这种时间划分而来。”而六壬式所根据的是斗建系统，十六时虽然不能确切知到基于何种天道运行系统，但很可能与太一行九宫有关。至于说周家台秦简二十八时称，则与岁星指二十八宿有密切关系无疑，虽然没有真实实行过，但基于二十八宿的天道系统则是肯定的。
在战国秦汉时代，计时系统存在彼此竞争，即人们在使用计时系统时存在多种选择性，十二时制应该最为古老，而十六时制反而是在楚地习俗中后期，在秦汉被使用的一种计时制，三十二时的划分则更加详细。但最后，十二时制在竞争中获得了胜利，让我们今天认为，历史上只有一种记时制，电影电视剧作品中似乎也这么演，又强化了这种认识，其实历史远远比影视作品要复杂。
周家台秦简“时称图”。（源自《关沮秦汉墓简牍》）
贯穿时间：制度、知识、生产力
要了解历史上一般人的生活，很难从历史典籍中找到典型案例，但是当具备了对当时最一般情况的了解，则可以通过文学的手法将当时真实情况表现出来，是张三还是李四，都不重要，重要的我们在看到这些故事时，已经进入了历史主义的场域，这就是我们开头说的“通性的真实”。
庄奕杰教授此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完成的，用文学的手法杜撰了所有的主角，但其所写的事实却都基于两汉之际的制度变革和史籍关于当时的一般知识、生产力水平等内容的记录。仔细追究庄书中的细节会发现，此书在制度、知识、生产力发展等各种方面，几乎是到了入微的程度。这里不妨借助 “医者开药方”这个故事来分析。
广大夫的姓氏看起来并不常见，不过这个姓氏在汉代确实存在，甚至根据这个姓氏，我们可以推定，故事的发生地应该是赵国故地，大致在山西山阴县，而广大夫很可能是广武君李左车的后代。李左车也许不如韩信那么出名，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这句名言大家肯定不陌生，它正是出自李左车之口。
到广大夫时，广家距离汉家开国已近二百年，广大夫大概连“祖上也阔过”这种事也压根儿不知道了。他的身份是一个游方医。直到他遇到了自己的老师。他的老师的子女没有人继承他的医术，直到遇到了广大夫。
汉代买地券。
司马迁曾说过，“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意思是史官、星官、历官、律官等，都和卜祝差不多。在张家山二四七号墓中有专门的《史律》等文献，规定相应的专业必须专人传授，进行专门考核，其实这些专业由于过于专精，所以往往是父子世代相传。医学尤其如此，《黄帝内经》中记载的所谓“禁方”和秘传，其实就是反映了当时医学传承的实际情况，《后汉书·郭玉传》中记载郭玉从师的故事，也正是两汉时代医学传承的反映。所以广大夫能够从师学到上乘的医术，摆脱游方医的身份，具有相当的偶然性。
广大夫学成之后，在乡里仍然被人厌恶，最重要的是他的身份仍然是游方医，他不能随意透露他的老师的名讳和医学传承的来龙去脉，因为医学传承的秘密性非常强，要在静室中赌咒发誓，之后才能获得传承。在战国秦汉时代，游方医实际上几乎和骗子是同义词。曾经的初中课本中有一篇叫《扁鹊见蔡桓公》（一作齐桓公），其中蔡桓公对扁鹊的评价是“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蔡桓公或齐桓公早已经是“讳疾忌医”的代表，成为了上位者虚心不接受不同意见的一个反面典型，但其实桓公不信扁鹊的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句“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当时的游方医基本上都兼具巫者的身份，其中还混杂了大量的骗子。扁鹊一个卫国的游方医，看到蔡国或齐国的君主就说他有病，被当成一般的骗子，是很正常的事。
不过广大夫以事实证明了，自己确实有一身上乘的医术，很快在乡里确立起了口碑，以至于广大夫曾在平帝元始年间被征召入京，这件事实际的促成者是当时掌握大权的安汉公王莽。广大夫在京师五年，之后回到家乡，他没有看到王孙庆被王莽下令解剖的惨状（见《汉书·王莽传》），当然也错失了一次进一步了解人体的机会。
今天广大夫要救治的是自己的侄孙。在救助侄孙的过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广大夫并不是如现今的中医一样，只切了病人的桡动脉，而是先切颈动脉，之后又切了桡动脉。这是《黄帝内经》中介绍的切脉方式，即一种特殊的“三部九侯”脉法，切人迎脉（颈总动脉）和寸口脉（手寸口）。在《黄帝内经》的记载中，人迎脉主六腑的病症，属于阳，而寸口脉主五脏的病症，属阴。广大夫注意到“患者颈动脉脉搏正常，桡动脉脉搏却异常缓慢且不稳”，断定这是“阴盛阳虚”。这一诊断确实符合经典关于疾病的理论依据。作者在处理这一细节时，确实花费了相当的工夫。
广大夫根据病人盗汗、呕吐，汗出不止而不感觉口渴的症状，开出了杜衡、桂枝、茅苍术三种药，不仅对症，而且也与当时医学发展水平相符合。众所周知，成熟而系统的中医组方要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成书以后才定型（中医将这些方剂称为“经方”），虽然汉初已经有马王堆《五十二病方》的出现，但那还是组方在形成过程中的形态，到了广大夫所处的两汉之际，医学虽然经过了相当的发展，但距离经方的形成还有差不多两百年时间。因此，广大夫开的杜衡、桂枝、茅苍术，还都是针对病人的症状开出的。
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
针对病人的出汗而不渴，广大夫开出了能够温阳化气的桂枝；杜衡即细辛，具有祛风止痛，温寒化饮的功效；而病人的根本病症在于阴盛阳虚，加上寒食节吃了冷食，所以广大夫又开了可以治疗胃腹冷痛的茅苍术，桂枝也具有与茅苍术相同的功效。三种药都能助长阳气，因此，广大夫这三味药虽然还没有达到可以彻底治愈侄孙病症的地步，但是确实是根据病人的情况开出的药方，对于缓解病人痛苦，帮助其恢复健康，无疑是有效的。
我们看到，作者在故事书写中，将两汉之际的朝廷之都、医学知识传承与发展、医学发展水平（反映的生产力水平），通过故事的形式表现出来，细节处理上尤其用心。只有对当时贯穿上下的制度、一般知识以及生产力发展的一般水平都有一个比较精确的把握，才能用看似平淡的语言写出这个故事来。其他的十一个故事的细节，就等着读者自己去发现了。
如何续写一个故事？
介绍了广大夫的故事，读者大概已经知道，庄奕杰教授这本看起来平淡的故事书中隐藏了多大的能量。或者大家也跃跃欲试，想要自己去找到古代的那些材料，通过文学的方法写一个可以符合历史的“真实”故事。既然真的要写故事，我们又需要注意到什么呢？
故事要面对的首先是人物。人物的名字要符合小说的主题，又要与其所处时代相符合，还要与人物性格、遭际、情节等各方面都符合，这真是大学问。鲁迅的小说《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名字就是来自唐代就流传下来的蒙童字帖，“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将全文连读，孔乙己的旧式文人的人生目标（上大人）、以回字四种写法卖弄学问（其实也就是蒙学水平），以及时人起名用典等方面是不是都照顾到了。所以汉人不能叫“子轩”，也不能叫“雨涵”，但如果姓吴，恰好在家中排第七，或许可以叫“吴复”。
宋高宗手书《女孝经》。
其次是要明了知识演进的脉络，尤其是一些数术类知识，这些是当时不论上中下哪个层级的社会都一起共享的知识。如果你要写一家人造好房子，不如这样来写：
连续三年的丰收让庐江的吴三郎家终于有时间和精力来翻修自己家的房子了。如今房子已经盖好，解除的时间是请乡亭里最有学问的人，也是三郎的堂弟七郎选的。七郎五岁的时候就能诵读《张侯论》和《孝经》，九岁就已经跟随郡里学校的博士学习《春秋》和《夏侯尚书》，据说再过两年还要去太学学习。这次解除时间的选择，请了七郎选了时辰，一定不会有问题。
到了未初刻，一切手续都准备就绪，巫师也来了，吴三郎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土偶人，交给巫师，巫师将土人放在祭案前，在祭品前站定，念出一系列吴三郎听不懂的咒语。虽然吴三郎听不懂，但心里却很高兴，因为动土之后必须谢解土神，家中才能平安；而且时间是请七郎选的，灾祸肯定不会降临他的家中。
这个故事中，包含了汉代太学、郡国学校的设置，地方学生学习的主要内容、谢土这一汉代兴盛，而至今仍在流传的数术知识等。相关记载见于《汉书》《论衡》等典籍中。可以说，想要写好一个故事，没有对那个时代进行全面把握是根本不可行的。
近年来，我们都在感叹影视作品，特别是与古代相关的影视作品的质量的下降，或者是专注于走服道化路线，而往往将人物设定、人物对话和故事情节等牺牲掉，作品的质量也往往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这个时候，不妨去认真阅读庄奕杰教授的这本书，深挖其文本，或许能获得不一样的收获。而写出优秀的故事，当然不仅仅是影视编剧工作者的特殊本领，也不是专家学者的专利，而是每个人都可以尝试的兴趣。
撰文/冯夷
编辑/朱天元 罗东
校对/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