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求恩的有哪些故事
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白求恩，他的传奇故事仍在当下传播,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耕乐堂文化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关于白求恩的有哪些故事1
(加拿大)戴罗尔·勃兰特
2015年初秋，一批加拿大人组团到中国参加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而举办的“白求恩精神与我们的时代”国际论坛等一系列纪念活动。
团队中的每个人都怀揣着各自的期盼。但我尤为渴望的是我们将要拜访太行山地区。正是在那里，白求恩参加了八路军，建立了一所战地医院，在极为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施行了数不清的救治手术，把普通百姓培训为医护人员，并在一年多后长眠于这块土地上。
在白求恩精神国际论坛召开之前，我们先参观了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并与中国作家协会的有关人员交流座谈。参观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和鲁迅文学院时，所见所闻十分吸引人。中国作家协会致力于鼓励全中国各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其项目之一是为作家提供为期三个月的培训，所有费用全免，为作家们创造专业学习和互相交流的机会。
在北京逗留了三日之后，我们乘车前往河北省寻访白求恩曾经工作生活的遗址。参观了当地的白求恩纪念馆之后，我们驱车进入了风景优美的太行山区，前往葛公村寻访白求恩建立的医院遗址。我们的到来引起当地村民极大的兴趣。他们羞怯地悄悄观望，盯着我们穿过村巷，来到白求恩建立的医院。这所医院是战后复原重建的，但我惊讶地发现，被土墙围绕的院落中那几座房舍竟然如此低矮、简陋、狭小。我必须低头弯腰，才能进入房门，进屋后，也几乎无法直起身体。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白求恩当年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令我深受感动。我们继续往大山深处行走，经过埋葬着数百名抗日烈士的陵园，来到了白求恩墓前。当那座高大的汉白玉雕像猛然间落入我眼帘时，我激动得浑身战栗。大家都止住了脚步，鸦雀无声。片刻后，众人才开始围绕着坟冢默默致哀。白求恩墓旁矗立着另一座坟冢，那里埋葬着印度医生柯棣华。他与白求恩一样，来到中国并长眠于这块土地上。
国际论坛在北京饭店举行，会场旁边陈列着白求恩生平图片展，展示他从加拿大到西班牙、最后到中国的生活道路，也包括比尔·史密斯拥有的那张照片的复印件。毛泽东的女儿李敏也出席了论坛。发言中，李彦简要地介绍了发现比尔·史密斯手中毛泽东与白求恩合影照片的过程，并宣布了比尔将这张珍贵照片捐赠给中国的决定。
来中国之前，我们每个人都应邀为论坛提交一篇论文。回到加拿大后，我们最终决定编辑出版一个文集。文集《重读白求恩》内容广泛，有诗歌、散文，也有颇具挑战观点的学术论文，均涉及白求恩在加拿大和中国的生活经历。
文集的第一篇是茱蒂丝·麦克琳·米勒创作的一首诗《诺尔曼·白求恩》。米勒是瑞纳森大学荣休教授，专治加拿大文学。她出生成长于蒙特利尔市，自幼便从家人口中听到有关白求恩的各种故事。这首诗为后面的所有作品奠定了基调。
接下来的两篇文章来自作家玛格丽特·罗文·雷默。她长期担任《曼侬派记者报》主编。第一篇《追寻使命者——白求恩》记叙了她在赴华之前所听说过的白求恩，第二篇《仪仗剑装饰的舞台》则记叙了她在中国以及离开中国之后所了解到的白求恩。
马克·圣皮埃尔是拉瓦尔大学研究生，他在文章中对比了加拿大人对白求恩的不同接受态度。从1930年至60年代末期，加拿大人要么忽视他，要么反对他。圣皮埃尔还注意到加拿大法裔及英裔族群对白求恩的不同态度。1970年代初期，白求恩被定义为与国家利益相关之人士，从那时起，他的影响持续扩展，直至今日。自从皮埃尔·特鲁多成为加拿大总理后，白求恩在加拿大文化中的地位才开始转变。
退休心理学教授大卫·莱斯布里奇撰写过多篇白求恩专著，文集收录了他两篇解读白求恩的文章。《这将成为我的名字》一文叙述了白求恩与祖父的关系，《在爱中受伤》一文的核心则是白求恩与其母亲的关系。莱斯布里奇给读者展示了一个带有缺陷的家庭环境。他认为，白求恩的母亲是个过于死板固执的基督教原教旨信徒，她给白求恩带来了心理伤害。白求恩在祖父的温暖怀抱寻求庇护，并用祖父的名字诺尔曼作为自己的名字。文章挑战了白求恩成长于温馨和睦家庭的观点，对于家庭关系是如何塑造了白求恩一生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白求恩研究的难题之一就是他与女性的关系，包括他在西方以及在中国的那些岁月。维多利亚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拉瑞·汉纳特在文章《我不是你男人——白求恩与女性》中批评了指责白求恩追逐女性的看法。其中，汉纳特对女性如何评价白求恩所作的分析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丹尼斯·鲍克的文章《探索白求恩跳动的心房》是以小说家的手法引领读者思考。他所关注的既非史学家们所在意的历史真实，也非英雄豪杰之情，而是“对未能表白的心声的一窥”。鲍克认为，这一窥的曝光，是在一个人陷入失败与困境之时，而非狂欢伟大胜利的时刻。白求恩从西班牙战场返回加拿大之后曾陷入沉默，鲍克就此挖掘了他内心深处的世界。小说采用长信形式，虚构了白求恩给从未谋面的女儿写信，以极具穿透性的洞察力，展示出一个富有人情味的白求恩。
李彦在中国出生长大，上世纪80年代移居加拿大。文集选入了她的文章《留给丽莲的东西》，李彦与读者分享了她对白求恩的看法、描述了白求恩与在中国遇到的女性的关系、丽莲·古治和她儿子比尔·史密斯的故事，以及比尔是如何在母亲遗物中发现白求恩与毛泽东合影照片的。2013年，李彦历经波折寻找到了比尔·史密斯。数年之后，她才铺平道路，成功地把这帧照片原物带到了中国。
在《五十年再读白求恩》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中国人对白求恩与毛泽东合影照片回归中国一事所产生的反馈。作者是中国作家张承志，文章以洋溢的激情诠释了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给中国人的生活与文化带来的巨大影响力。
如前所述，在白求恩生活的时代，还有不少来自欧洲、印度、北美的医生也曾与中国人民并肩奋斗，并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虽然他们也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但却无人能企及白求恩这样崇高的地位。为什么？此疑问隐含在戴罗尔·勃兰特撰写的《缅怀白求恩》一文中。勃兰特重温了白求恩的生平足迹，从加拿大、英国、西班牙，最后抵达中国。在他整个人生旅途中，白求恩一直处于寻找、挑战、对自我提出更高要求的过程中。他常常对自己不满，但依旧不断追寻。正是在中国，白求恩才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他投入不知疲倦的工作中，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施行了数不清的外科手术，不仅救治战场上的伤兵，也救治一切需要帮助的村民百姓；他把普通中国百姓培训成医护人员，并建立了一系列改善医疗卫生条件的规章措施。他接连不断地给各方频频写信，祈求资金赞助。在这些信里，他谈到了自己的满足与欣慰。
这些文章为理解白求恩提供了一些新鲜的观察角度。文章作者们在赋予白求恩人情味的同时，也诠释了他在中国大地上完成人生重要转折的深远意义。
（翻译：李彦）
关于白求恩的有哪些故事2
历史客栈之前介绍过一个故事，是关于毛主席与林彪、斯诺的，非常有趣。
当时，斯诺正在陕北访问，去采访林彪时，正好毛主席也在场，大家都很熟了，就没避嫌。
但是，斯诺在采访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他很奇怪的事，就是毛主席当着两人的面，竟然把外面的长裤脱了下来，开始旁若无人地找虱子！
这个举动，让林彪也有点不好意思，脸色发红。
其实，毛主席喜欢捉虱子，斯诺早就领教过了，在他采访之前毛主席的时候，毛主席就一边聊天，一边把手伸进衣服里，时不时地捉出来一个虱子，用两个指甲一挤，发出“啪”的一声，很有魏晋名士“扪虱而谈”的风范。
毛主席察觉到斯诺的表情后，笑了起来，解释说：“虱子是中国穷人身上都有的东西，我们也叫它‘革命虫’，如果你还没有长虱子的话，那就是还没有真正了解中国。”
关于这个话题，白求恩医生也深有感触，在见到毛主席后，还特地问毛主席：“延安虱子成灾，你们的战士们怎么不洗澡、勤换衣服？”
毛主席解释说：“延安缺水，夏天还好点，冬天就没条件洗澡，战士们的衣服也只有两套，夏天一套，冬天一套，没有多余的衣服可以换。”
不过，毛主席也非常乐观地说：“我们的战士们不怕虱子，还开玩笑地把虱子称为革命虫、抗战虫，说这也是革命的考验。”
白求恩这才知道了原因，对八路军战士的艰苦抗战更加钦佩，说：“福音上说，虱子是上帝的珍珠，满身虱子，是圣洁之人不可或缺的标志。我以前一直不明白，现在明白了，你们的战士在这样的环境下英勇战斗，个个都是抗击法西斯的圣人！”
在延安时，大家的条件还相对好点，其实在长征时期，条件更加艰苦，大家身上的虱子也更多，开国中将邱会作就记载了一个捉虱子的故事。
当时，邱会作担任军委四局三科科长，经常跟毛主席打交道，有一次行军途中休息时，大家都把衣服脱下来，开始找虱子。
红军战士们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伙子，童心未泯，就开始比赛谁找到的虱子更大，最后，邱会作身上的虱子最大，取得了胜利。
有的战士不服气，说：“没想到虱子也有官兵之分，你是科长，身上的虱子自然就比我们的大。”
邱会作笑道：“照你这么说，毛主席身上的虱子就有黄豆那么大了？”
就在这个时候，不远处传来一个声音：“谁说的？我身上的虱子哪有那么大？”
原来，毛主席也在捉虱子，大家都哈哈大笑。
在长征时，毛主席的头发很长，虱子自然也多，就引起了中央队秘书长、张闻天夫人刘英的注意，要给他理理发。
那天，刘英让人烧好了一锅热水，跑去找毛主席，要给他理发。
当时，毛主席住在一座草楼的二楼，刘英刚要上去，就被警卫员拦住了，刘英说：“我是来叫毛主席理发的，你看他那一头长发，都长满了虱子！”
但是，警卫员仍然没有放行，说：“毛主席说了，他在上面有事，谁也不能进去，等他忙完了再给他理发吧。”
刘英一听毛主席有重要的事，就没再进去，而是在楼下等着。
但是，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毛主席还没出来，刘英等不及了，就趁着警卫员不注意，悄悄上去，凑近门缝儿看看毛主席在里面干什么。
结果，这一看不要紧，差点让刘英笑出声来！
（图：张闻天与刘英）
什么情况呢？原来，毛主席正在里面聚精会神地捉虱子呢！而且，每捉到一个虱子，毛主席就把它扔进火堆里烧死。
不过，刘英马上就注意到，其实毛主席主要的事并不是捉虱子，而是一边捉虱子，一边看地图，思考作战方案。
于是，刘英就不再打扰毛主席，悄悄下来了，跟警卫员在下面聊天。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终于下来了，看到刘英也在，就问她有什么事。
刘英还没说理发的事，就冲着毛主席不停地笑，笑得毛主席有点莫名其妙，问：“你笑啥子？”
刘英笑着说：“笑你捉虱子呗，跟别人都不一样，别人都是用手捏死，你倒省事，直接扔火里烧死了。”
毛主席也笑了，说：“我这是给它们火葬呢！”
刘英的反应也快，说：“我看火葬还不如水葬，我正好让人烧了一锅热水，给你理理发，洗洗头，把虱子就彻底消灭干净了！”
毛主席若有所思，笑着说：“水葬也不是个彻底的办法，这次洗完了，过几天虱子还会卷土重来，就像反动派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对它们手软，火葬才能彻底消灭它们！”
这就是毛主席的过人之处，即使是捉虱子，也能跟革命联系起来。
身上有虱子，本来是让人烦恼的事，但是在毛主席看来，却未尝不是一件乐事，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也正是靠着这种精神，才让我军打败了装备精良、兵强马壮的国民党军，赢得了革命的最终胜利！
（参考资料：《西行漫记》《毛泽东的幽默智慧》《红军长征故事》）
关于白求恩的有哪些故事3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著名外科医生白求恩，在中国抗日战争前线救治八路军伤员时感染丹毒而光荣献身。当时，毛泽东专门为他撰写了一篇《纪念白求恩》的著名文章，白求恩的名字从此植根于几代中国人的心里。白求恩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英勇事迹，人们都很熟悉了，但他光辉人生中的另一面却鲜为人知。
与陶行知邂逅 促成援华最后决定
白求恩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一个叫格雷文赫斯特的小镇，祖上在加拿大社会中地位显要。他的祖父是多伦多三一学院医学院的创始人，父亲是虔诚的牧师。受家庭良好教育的影响，白求恩从小就很有潜质，做事非常认真。高中毕业后，他进入多伦多大学学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先后两次加入皇家陆军和海军医疗队，分别赴法国和英国，冒着枪林弹雨在火线上抢救过伤员。白求恩26岁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32岁时获英国爱丁堡皇家医学奖，曾任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胸外科医师和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创造和设计了不少新的医疗器具，发表了许多论文。他曾两次入选美洲胸外科协会执委会成员，并任美国胸外科学会理事。他发明和定名的“白求恩肋骨剪”至今仍在世界各地沿用。白求恩对穷人非常同情，长期免费为他们提供治疗，并亲手组织了加拿大第一个促进社会化医疗的“蒙特利尔人民健康保险集团”。1936年德意志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时，他随加拿大志愿军到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其间发明和制作了被誉为“军事医学伟大发明”的流动采血和输血设备。
1937年，白求恩偶然得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便萌生了再次出国进行医疗救援的想法。一次他对妻子弗朗西斯说：“我们要到人民中间去。”妻子不解地问：“你说的‘我们’是谁？”白求恩神秘地说了这样一句：“是愿意和我一起去的人。”当然，此时的白求恩已是医术高明、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外科医生了，他的工作非常重要而忙碌，是很难离开的。白求恩犹豫着，在等待时机。
这时，他遇到了一个中国人，此人便是陶行知。陶行知当时是中国教育界的著名人士，也是一位满腔热血的爱国义士。面对日军的野蛮行径，他大义凛然，自筹经费，先后辗转了20多个国家，发动华侨和国际进步人士支持祖国抗战。1937年7月30日，陶行知在美国应邀参加了洛杉矶的一个医友晚餐会，就在这次聚会上，他认识了也应邀参加晚餐会的白求恩。
白求恩当时的身份是加拿大蒙特利尔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得知陶行知先生来自中国时，他显得异常激动，并主动向陶行知询问中国战场的情况。当听到“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在战场上，共产党军队承受着更大的压力，而且伤亡严重，医疗条件很差，救护人员严重不足时，白求恩当即紧紧地握住陶行知的手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情况，决定了，我终于决定了，你们那里需要我这样的医生，我打算很快去中国！”陶行知先生也紧紧地握住白求恩瘦长而有力的手说：“谢谢白求恩先生，谢谢您对中国人民的支持和同情！”随后他掏出那个记录援华国际人士名单的特殊的笔记本，很快地把白求恩的名字写了上去，并记下了与白求恩初步约定的一些事情。
白求恩回到加拿大后，立即着手组织医疗队，并准备了随身携带的器械和药品。1938年1月8日，白求恩、简伊文等医护人员一行，以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派遣援华医疗队的名义启程赴中国。来到中国后，他们谢绝了国民党方面的挽留，由周恩来安排护送，从汉口直达延安。当晚，毛泽东高兴地接见了他，并请他留在八路军边区医院工作，但白求恩坚决要到晋察冀前线去。
因爱与英国姑娘结合 也因爱与妻子两度分手
人们知道，白求恩到中国时是独身，无妻室子女。其实不然，白求恩年轻时曾有过一段婚姻，而且爱得情真意切，十分炽热，充满了传奇色彩。
白求恩曾经的妻子是一位美丽而温婉的英国姑娘，名字叫弗朗西斯·坎贝尔·彭尼，是他33岁到爱丁堡参加外科医学会会员考试时认识的。当时弗朗西斯只有22岁，她有着一双美丽温柔的大眼睛，能说一口悦耳动听的爱丁堡语，天真而聪慧。两人一见钟情，考试一结束便相约去旅行，共同度过了20天难忘的美好时光。又经过一年的书信往来，他们于次年正式结婚，并迁至美国底特律一起生活。
婚后的白求恩选择了私人医生的职业。因为他一向同情穷人，常常为付不起医药费的病人免费治病，所以他的病人一天比一天增多，不久染上了肺结核病。这种病在当时是绝症，几乎没有治愈的希望，有如今天的癌症与爱滋病。这对刚刚沉浸在幸福和甜蜜之中的一对年轻人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打击。开始白求恩还瞒着妻子，但很快就被弗朗西斯察觉了。她没有嫌弃白求恩，反而更加周到细致地为他调理生活，希望能让丈夫减轻一些痛苦，这让白求恩感到十分不安和内疚。一天，他对弗朗西斯说：“亲爱的，你已经知道，死神已来招唤我，而你才25岁，我不能把病传染给你……我们离婚吧！”但弗朗西斯坚决不同意。几个星期后，白求恩要求回到故乡去疗养，实际上他是想趁此与弗朗西斯分开。弗朗西斯陪他去火车站，并坚持要与他一起回去，说：“不论发生什么事，我都要在你身边。”白求恩不答应，真诚地解释道：“因为我爱你，才不能不顾及你的生命和一生幸福。”弗朗西斯哭着说：“死就死吧！我们生死都要在一起！”白求恩只好狠心地说：“如果你不同意离婚，我就不再治疗！”弗朗西斯终于拗不过丈夫，一脸泪水地望着白求恩离去。一年后，法院的离婚判决书下来了，弗朗西斯伤心欲绝，只好回到自己的家乡爱丁堡。
奇迹总是在人们不经意中发生。这种奇迹就落到了白求恩身上。白求恩与妻子分手后，仍然深深地思念着弗朗西斯，他以超人的毅力同病魔抗争，并冒着危险在自己身上试用了“人工气胸疗法”，不料竟获得成功，只用一年时间他的病竟然痊愈了。出院后，他第一件事就是给弗朗西斯发电报：“病愈，今日离特鲁多。对你感情依旧。”接着又写了一封信，请弗朗西斯马上回来。弗朗西斯回到故乡后，一直挂念着白求恩的病情，并没有改嫁。一接到令她惊喜的电报和那封感情真切的信，她就立即回到了蒙特利尔。劫后重生，两人喜不自禁。白求恩直接带她去教堂，举行了第二次婚礼。
这时，白求恩被聘为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外科医生，后又升任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并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理事，成为著名的加美胸外科专家。白求恩的事业心非常强，整天埋头于工作和研究，竟常常忽略自己的生活和弗朗西斯的感情需求，这让弗朗西斯感觉他慢慢变了，变得不通人情了。后来，由于长时间受到冷落，弗朗西斯终于忍受不了生活的孤寂，提出与白求恩再度分手。白求恩感到很意外，但很快表示理解和同意，因为他知道，既然她在自己这里不快乐，应当尊重妻子寻找幸福的自由。于是，他们又友好地办理了离婚手续。
虽然分手了，但他们仍然是好朋友，偶尔还见个面。关于到中国的事，白求恩还专门到弗朗西斯那里听取过她的意见。途经香港时，他还给弗朗西斯去信，信中写道“中国需要我”、“祝你幸福”等。白求恩在黄石口村病危的最后时刻又想起了弗朗西斯，他在遗嘱中写道：“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子拨一笔生活的款子……我应负的责任很重……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愉快的。”这对真心相爱的人，爱情至死不渝。
同是国际主义抗日战士 他乡相遇成为患难知己
抗战时期，白求恩跟随八路军转战山西、河北一带。在这里，他遇到一位同样从国外来华支援中国抗日的进步女士，并得到她很多的帮助，从而建立了一种纯洁、真挚而高尚的友谊。
那是1938年，白求恩来到河北省曲阳县。有一天他从几位乡民那里听到了一个叫凱瑟琳·霍尔的名字。这是一位新西兰女人，1923年受新西兰圣公会委派来中国传教并行医多年，曾在河北省安国县圣公会医院任护士长。1937年为支持抗日，她在曲阳县宋家庄建起一家诊疗所，为当地老百姓和受伤的八路军战士治病疗伤，很受当地人尊敬。她有美国护照，出入北平时可以不受日军的检查。当时，白求恩所在的晋察冀军区医院和医疗队，非常缺少医药器械，便想通过认识凱瑟琳以得到她的帮助。没想到一见面，凱瑟琳便非常友好和痛快地答应了他。白求恩非常感激，寒喧之后，发现她是一位爽朗坚强、值得尊敬的女士。
从那以后，凱瑟琳以安国县教会医院的名义，多次往返于北平和曲阳之间，为八路军购运药品和医疗器械，最多的时候一年去北平采购达30余次。
白求恩去宋家庄看望凱瑟琳时，很羡慕她诊所里齐全的仪器和药品。凱瑟琳见状，马上让医生把诊所的手术器械和外科用药打到箱子里，让白求恩带走。凱瑟琳还先后动员和引导爱国知识分子和医务人员40多人到晋察冀军区。安国县圣公会医院的院长杜场曾在凱瑟琳的动员下，也带领本院10多名医务人员投奔八路军，参加了白求恩的医疗队。凱瑟琳如此慷慨，这让白求恩更加敬重。此后，教会医院做不了的手术，凱瑟琳一请，白求恩就急忙赶来替他们做；而白求恩有伤员需要去北平敌占区医院治疗时，凱瑟琳就负责接送。后来，他们还商量在晋察冀边区建立一所医疗卫生学校，为八路军培养更多的医护人员。
由于在抗战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生活上也互相关照。凱瑟琳为八路军治伤和运送药品的事后来引起日军的注意，白求恩很担心她的安全，就在自己的地图上标出宋家庄的位置，一遇到日军“扫荡”，就提前通知她隐蔽和转移。白求恩见凱瑟琳的住地比较潮湿，就送给她一张行军床，还时常送一些战利品如罐头之类过去。凱瑟琳知道白求恩在加拿大生活优裕，而在八路军部队里，物质匮乏，生活极其简单，就常请白求恩来她那里喝羊奶、咖啡，有时候还把羊奶送到白求恩的住地。得知白求恩爱抽英国烟，她就在去北平购药时顺便为他买一些回来。这些细致入微的关怀，让白求恩非常感动。
日军知道凱瑟琳为八路军做事后，准备除掉她，当时正巧她去北平购药才幸免于难。她回来一看，诊疗所已被日军烧了，知道不能呆下去了，来不及与白求恩告别，便离开了宋家庄。白求恩得知凱瑟琳走了，欣慰她躲过了一劫，又为再也见不着凱瑟琳而怅然若失。不久，白求恩又收到了凱瑟琳托人转送来的一批药品和器械，知道她仍在为八路军工作，心里既思念又感激。
凱瑟琳离开曲阳后去了香港，但她仍无法忘记曲阳的老百姓和战友白求恩，无法忘记与白求恩共同为抗日将士疗伤的那段光荣岁月，还有建立医疗卫生学校的计划。于是，她毅然离开香港，绕道西南至西安，又东进来到河北。但令她没有想到的是，白求恩已不幸染病去世了。她仰天长叹，失望与内心的伤痛交集，与老战友重逢再合作的期望，瞬间变成了痛苦而长久的思念。
后来，凱瑟琳因病以及中华圣公会的“驱逐”，带着极大的遗憾回到了新西兰。解放后，她再次要求来中国，但因港英当局的阻拦未能成行。后来她在新西兰从事新中友好工作，终于有机会访华。在那次访问中，凱瑟琳专程到石家庄烈士陵园为白求恩祭扫了陵墓。眼含热泪，站在白求恩墓前缅怀良久的她，像一尊雕塑，定格在那里，成为一段美好历史的见证。
《中国肥田里的秽草》：少有人知的深情之作
作为一个忙碌于战火纷飞之中的战地医生，白求恩在中国抗日前线一边救治伤员，一边抽空写下了大量战场救治的教材和见闻笔记，而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抽空写短篇小说，并寄回加拿大和美国发表，以唤起更多国际进步人士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和声援。
白求恩1939年11月在救治伤员中因感染丹毒殉职后不久，人们发现他生前援华期间曾在美国《进步周刊》上发表过一篇中国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名为《中国肥田里的秽草》。由于白求恩是中国抗战中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殉职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1940年5月出版的香港《大路》杂志便将这篇文章重新转载刊出，使人们对这位高尚的医生另一面的才华和内心深处的精神品质有所了解。
这篇小说通过讲述日本人占领华北，实行“三光”政策，激起中国贫苦农民无比憎恨和愤怒的故事，描写和塑造了河北平原一位朴实而爱国的乡村农夫的形象，从而逼真地反映了日本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以及自己身处中国抗战前线的所见所闻，表达了一个国际人士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对其爱国之心的敬重。小说笔触细腻，感情真挚，故事委婉感人，真不能想象这样的艺术作品出自于一位医生笔下。小说在《大路》杂志重新刊出后，当时香港文化界的一些进步人士和作家纷纷找杂志社索要杂志。大家普遍认为，这篇小说不仅充满了真挚高尚的情感，带有很强的战时即时性，而且文字功底也不错，“堪称中国抗战的纪实力作”。
小说的大致情节是这样的：日本人来了，一位农民老头儿的一半收成被抢走了，还追问他儿子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参加了八路军。老头儿一肚子的火和恨，他装着呆样子，一句话也没有说。日本人离开了村庄，老头儿拎着锄头去田里干活，他用锄头狠狠地锄去那些“大秽草”，然后又用锄头脑狠狠地砸碎它们，嘴里骂着：“日本鬼子，滚你的蛋！”一天，他突然在田里发现了一颗炮弹，确定是儿子的部队打日本鬼子时遗留下来的。于是，他赶着毛驴去送炮弹，历经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终于找到了儿子所在的部队。这时，他发现儿子已不是以前的毛头小伙子了，八路军把他训练成了一个成熟而刚毅的战士。老头认定，在这些穿着晋察冀部队褪色绿制服的小伙子面前，日本人一定会战败，会被赶出中国的土地。想到这里，老头笑了，也觉着自己为铲除日本鬼子这棵大秽草做了一件事情。
故事很简单，但主题思想非常明确而突出，充分体现了作者敏锐的观察能力和高超的文学造诣。有人评价，白求恩的这篇小说与当时一些不熟悉农村和敌后边区实况的作者的作品相比，更显真实、自然，更具代表性。小说把日本鬼子比做“秽草”，把中国的国土比做“肥田”，“秽草”侵占“肥田”，形象而生动，也非常符合主人公农民的身份。这是作者巧妙地运用文学象征手法的结果。小说在人物心理描写方面也很见长，比如在田里锄“秽草”时的心理描写等，既细腻又生动自然。
通过这篇小说，我们可以看出，白求恩作为一个国际援华人士，不仅在医术上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贡献，而且还不忘从其他领域，如从文化道义方面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战争。据加拿大格雷文赫斯特白求恩纪念馆的史料显示，白求恩少年时受到过家族良好的文化教育，喜欢写作，中学时期曾在校园和当地报刊上发表过诗歌和小说。在一战时期，他随皇家医疗队先后两次赴法、赴英进行战场救护，其间也写下大量文笔很好的战场见闻笔记。后与英国爱丁堡姑娘弗朗西斯相识相知后，在婚前一年多时间里，写了40多封激情洋溢的情书。事业中兴后，他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发表的许多论文文字表述都很出色，为当时学界所称道。白求恩是一位品行高尚、责任心和同情心特别强的人，因此来到中国后，在救治伤员之余，他通过写一些小说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呼吁社会正义，这是很自然的。据曾在白求恩身边工作过的人讲，白求恩写的小说不止这一篇，当时晋察冀边区的报纸和延安的报纸上也曾发表过他的文章，在美国还有别的小说发表。但这些因为战乱和年深时日久，已不为人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