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自己是有故事的女人

我是女性，犹如天上的星星，闪烁着独一无二的光芒,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千雨读书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说自己是有故事的女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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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个热议话题，即“男人的理想妻子会是怎样的”？

某些男士的回答颇具代表性：她是一个善良、贤惠、懂事、孝顺、有品味、有思想的人，能够充分相信对方，能给对方相对的自由；当然，重点是要有稳定的收入，没有过多的物质欲望，不对异性过分热情；还要天真、喜欢读书和音乐，有一技之长，不用太漂亮，但要越看越顺眼，身体健康；另外还要懂养生、浪漫有情趣，永远优雅动人……不难看出，这些男士的回答有一个共性特征：完美主义倾向。

他们所设定的理想化的另一半，能够做到“想你所想，爱你所爱，无条件包容、理解、支持你，把你当成全世界最特别、最重要的人”。

但是，这种 “完美妻子”在现实中存在吗？

1996年春晚小品《机器人趣话》，蔡明所扮演的“机器人”，“妻子模式”可谓是应有尽有，比如，女强人型、事业型、家庭型、娇媚型、温柔贤惠型……因此，单身男士“郭达”美滋滋地选择了 “理想妻子”：温柔贤惠型；贤惠的“妻子”果然表现不俗，扑棱一下给他跪下、扑棱一下给他点烟、扑棱一下给他捶腿、扑棱一下给他鞠躬。

但是，正因没完没了地扑棱扑棱，让郭达在一惊一乍中举起了“小白旗”；后来，他不断换“妻”也没能如愿，反而把他的男子气概被“清洁型妻子”惊悚式的消毒模式给碾碎了；在心理与生理的双重“折磨”下，郭达的笑容逐渐凝固，只得狂摔遥控器结束体验。

对此，《不被定义的女性》一书如此解析——机器人妻子没有人类的局限性，自然就能满足自体和客体发展的所有要素，即镜映：看见、听见、回应；共生：不分你我、合为一体；理想化：满足各种全能幻想和需求。但是，“她的爱”是没有排他性的，更不会把依恋对象视为唯一的、独特的存在，这对人类来说，缺乏人性的爱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恐怖的。

作者马晓韵，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本书从心理学角度诠释了集体意识对女性的影响，从女性心理困惑、自我、爱与关系、工作事业、疗愈五个维度出发，告诉所有女性，应该告别那些无处不在的人生限制，努力战胜内心的恐惧和冲突，拥有向内探索的自由和勇气，重新书写人生脚本，演绎出最美的生命乐章。

一、 拥抱真实的自己，突破“完美人设”的束缚

大多数女性，可能都会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平时与朋友、家人互动，都能给予稳定的情感支持，但是，一旦进入关系，就找不到“我”了。

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从“机器人妻子”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所谓的“完美妻子”，其实只是众多男士对“理想伴侣”的渴望和设定。

事实上，正是这种现象，导致很多女性深陷在“完美人设”的无尽追求里，无法自拔；甚至为了成为另一半所期望的样子，令自己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逐渐迷失自我。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完美人设”是对女性的一种心理戕害；换言之，这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愿望”，对男士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心理负累。

除此之外，有些女性在其他关系里，也会一不小心就掉进“完美人设的陷阱”。

比如，为了维系自己的人设，作者就曾有过如此经历——在创作本书时，由于“我手写我心”，让她信心十足，下笔如有神；但在某个停顿的时间里，她突然对已创作的内容产生了严重的质疑，自我评价一落千丈，总是担心会遭到读者的批评，一度想要删掉全部的草稿，这让她的心情变得十分烦闷，并出现了无限期拖延、昏睡不起等一系列的负面反应。

那么，作者为什么会产生负面性的自我评价？

这种状态就是陷入了完美人设的陷阱无法抽离。因为，完美主义者往往会省去中间复杂、纠结、磨人、挣扎的过程，删除许许多多失败的尝试，直接呈现给他人一个盛大而完美的结局，让人误以为照着这个样子就可以抵达幸福。

因此，作者说，这种自我绑架和束缚糟糕至极，它让人无法真实、勇敢地做自己，从而陷入“讨好观众”“夸张表演”“维系人设”的僵局中。

最后，心理咨询师在聆听完作者的经历和感受后，指导她：“别删除草稿，也许草稿正是人生这趟旅程。”

但是，作者并没有领悟出其中奥妙；因为，她深信“自己不可能被他人接受和喜欢”。

要知道，完美主义者对自己的苛刻要求，存在一个内在逻辑——如果我生活完美、工作完美、一切都完美，那我就能免受他人的批评、指责和羞辱。

这样的感受，会令人不断地产生自我批评，且无法真正地看见和理解自己。

庆幸地是，作者最后还是明白了“草稿”的含意。

真正的勇敢，是大胆地突破“完美主义”人设，全然接受“天生不完美”、有着各种缺点和矛盾的自己；虽然在关系里承认不足存在难度，甚至是伴着泪水和汗水，但要相信自己，坦然面对，美好一定会不期而遇。

所以，拥抱真实的自己，一切都是值得的。

二、“弱女子”不弱，在挫折中积蓄向上的力量

作者说：“女性，聚是不灭之火，能够照亮最黑暗的角落；散是满天繁星，没有一颗星星是相同的，每颗都有其独特的视角和轨迹。”

这句话就是告诉所有的女性，成为怎样的自己，答案不需要向外寻找，而是在每一个女性的心里；人人生而不同，你就是你自己，独一无二的你，你的生命不需要他人来赋权，你的人生故事得由你自己来谱写。

换言之，当两个独立的个体，因为爱情而走进婚姻时，就意味着男女双方要在平凡的生活里，面对３６０度无死角的彼此。

因为个体的差异，难免会在磨合中出现矛盾、困惑，这就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努力，学会互换角度去看待问题，如此才能求同存异、共同成长。

其实，真正有魅力的女性，无论是在婚姻里，还是在其他关系里，都能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

演员孙俪说：“要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无论你是妈妈，还是女儿、演员，只有把自己这个个体做好了，你才可以绽放光芒；这样，你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就可以观察到自己的心：我想让自己更安静，更了解自己，其实也是为了让自己更自由。”

不难发现，这种对自己足够坦诚的女性，既不会妄自菲薄，也更懂得如何看待自体和客体的关系，从而避免“有毒认知”的侵袭，活得自在而快乐。

殊不知，这人世间的美满，正因有人之个体的缺陷，有希望的机会，有对一切想象的空间。

因此，我们要学会坦然接纳真实的自己，不要做个完人，把自己生生逼成一个“斗士”。

有了这些基本的认识，“弱女子”才会在“暗夜”里发光，照亮自己，成就自己。

比如，赫赫有名的“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青，年少时因生活所迫，沦落到青楼卖唱，被军阀丈夫夏之时救赎后，她没有因此依附于男人；又因夏之时的堕落，毅然走出婚姻；她先后开过织袜厂、做过黄包车出租生意，虽遭遇失败，却没有气馁，而是在艰难中创办了锦江饭店；可以说，董竹青用勇气诠释了自己传奇的人生，赢得了无数人的尊敬。

由此可见，董竹青的成功，正是源于她始终保有一颗勇敢的心，让她无论身处何地，面对何种境遇，都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对于那个时代的女性来说，难能可贵。

所以，作为新时代的女性，也应向如此独立、坚韧的女子学习——把每一次挫折，积蓄成触底反弹的力量，不断提升自身能力，逐渐走向人生美境。

三、向内求，成为最好的自己

身为女性，从小被赋予了社会性别，在环境期待、社会期待、家庭期待中成长；从小认同“我是女孩，要留长发、要温柔善良，要自尊自爱，要约束自己的形象，收敛自己的举止”。

我们活在传统观念里，经常听人说，“女孩头发长，见识短”、“女大不中留”、“女孩要有女孩的样子，不然没人娶你”……种种迹象表明，似乎只有婚姻，才是女性的最佳归宿。

不得不说，社会的运行规则，让女孩们活得一点都不舒展、不自由、不通达。

虽然，在当今这个时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数量已超过男性，就业率也与男性不相上下；

女性也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权利，可以平等接受教育、发展自我，还可以去爱，去工作，去探究生命的意义。

但每个女性仍有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即“要做个怎样的女性”？

是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做个乖乖女，还是顶着压力努力活出自己，最终答案由自己决定。

叔本华说：“一个人内在所拥有的越丰富，对外界的需求就越少，别人对自己的重要性也就越小；当你不再依赖于从别人眼中寻找自己，你就变得越是自由。”

客观来说，这句话适用于任何人。

从禅学上看，向内求的修行道场，在你人生的每一个痛苦处、每一次起心动念时……但是，你千万不要试图逃避现实而妄谈高尚。

比如，工作的问题、婚姻的问题、教育的问题、生死的问题等等，对我们来说，都可能存在困惑和烦恼。

客观而言，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正是我们的人生道场。

所以，“求人不如求己”；真正的向内求，其实就是向自己求，关键时刻，也只有自己才能解救自己。但是，想要做到真正的内修，还需借助他人才能达成修行目的，而非遗世独立地存在。

所以，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既无需隐藏自己，也不必为了任何一种关系放弃自己。

我们还会看到一些女性：在生活中，为了家庭舍弃事业；在爱情故事里，为了嫁个好丈夫费尽心力；在婚姻里，为了伴侶的期望丢失了“我”……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一些女性，在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把自己放在长辈设置的“位置”上局促不安。

正是如此之多的“应该要如何做”，让众多女性忘了问自己“想要什么”；自然而然，我们也就无法体验“勇敢追求自我、独立生活、坚持自我”，而得到鼓励和认可的人生故事。

一切的一切，都在等着这些女性问自己：“我要如何才能找回自己内在的声音？”

首先，你要与自己建立连接，向内看，去看向那个真实的自己；其次，你要记住，任何事物、专家、权威都靠不住，更不要听任何定义自己的声音。

此刻，你真正要做的，是用心去感受真实的自我，去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那些从你出生起，就一直存在的、独特的、有趣的声音”；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四、结语

《不被定义的女性》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了女性所遭遇的共性问题，以此提醒我们——努力突破“群体意识”的限制，让自己能够“被看见、被听到、被理解”，拥有向内看和向外改变的力量。

你要记住，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不要焦虑，更不要隐藏自己的声音，而是要大胆地对自己说：“我是女性，犹如天上的星星，闪烁着独一无二的光芒。”

总之，你不是“谁的谁”，不属于任何人眼中的版本，你专属于你自己，一个独特的、唯一的、不被任何人定义的自己。

巴尔扎克曾说：“一个能思想的女人，才真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

所以，愿所有女性都能拥有“独立思考和爱的能力”，在探索自我的路上，能听到美好的回声，能用自己独特的视角书写全新的人生脚本，逐渐活出真实、收获幸福。

（声明：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说自己是有故事的女人2

对于导演李少红而言，创作一部展现新冠肺炎疫情下普通人生活的电影，似乎是很自然的事。电影《世间有她》出品方找来的时候，跟李少红一拍即合：她刚好就有记录和表达这方面内容的愿望和欲望，“因为我们都是亲历者”。

而且，是站在女性视角去讲这个故事。

最近，由张艾嘉、李少红、陈冲3位知名华语女导演联手执导的电影《世间有她》上映。

电影《世间有她》讲述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普通人如何在困境中找寻爱与希望的治愈故事。沈玥与婆婆李菊从代际关系引起的冲突摩擦到互相和解；李昭华和周晓璐被迫异地不得相见，但仍然依靠手机分享生活关心对方；梁静思和丈夫何达仁因为家庭角色失衡面临决裂，却在平凡的小事中找回了初心。

电影以“她”视角关照现实生活，细腻地刻画出普通人面对困境的不屈与坚守。三个单元故事里的平凡的“她”，每一个都闪耀着动人的光芒。

创作过多部女性题材作品的李少红，除了关注和思考“女性视角”的议题，还一直致力于扶持青年导演的成长。

日前，导演李少红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讲述电影中的“她们”，以及幕后的“她们”。

在疫情下“社会最小单元”的家里，女性如何对待自己

这一次，李少红执导电影中的“她们”，是家庭被疫情骤然冲击后，面对诸多难题的女性身影。

“拍一个现实困境下最接地气的每个家庭的故事，这个命题特别打动我。”谈到《世间有她》的创作契机，李少红说，2020年上半年，大家都在亲历一个非常不同的阶段，“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回到了家庭，然后感受了这个经过”。

《世间有她》总制片人董文洁找到李少红、张艾嘉和陈冲，请这3位女导演从女性视角出发，从不同的角度，讲述普通人和家庭亲历疫情的故事。

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通过自己的方式帮助前线的人，而身为导演，李少红觉得用镜头记录这段时间特别有意义。

李少红执导的单元，聚焦于一对婆媳关系上。因为片中沈玥（周迅 饰）与婆婆李菊（许娣饰）相继被感染，沈玥的丈夫被迫带着儿子住到别处。极端糟糕的情况，激发了婆媳之间的矛盾。然而她们在争执中渐渐走向理解，也意识到在家庭中女性首先要重视和照顾好自己。

演员许娣认为《世间有她》这个名字特别好。“女人确实在这个社会中顶起了半边天，我们用智慧，用力量支撑着家庭，我们的家庭就是最小的社会单元，所以说女人很了不起，我们的故事很了不起”。

李少红指出，疫情期间每个家庭都有各种各样的经历，意外可能会随时降临，事情不都是以人的意志来决定的。

“每个人感觉都很强烈，疫情让大家都回归了家庭，放大了家庭对每个人的影响。然后你会在这种恐慌之后，突然发现你忽略了亲情和家人的存在，也忽略了自我的存在已经很久了。”

而婆媳关系，是一种观察家庭的视角。

“在‘社会最小单元’的家里面，她们（婆媳）相互之间产生的互动和对这个家的影响，我觉得是非常强的。”李少红说，在电影中，平时习惯于关爱其他家人的两个女性，自己被病毒感染，遇到了危机，“我觉得可以特别强烈地反映出来，从女人的角度她们会怎么样去对待自己？怎么样对待这种经历？情感上的冲突会非常突出”。

摩擦因“爱”而生，爱的不同表达，是造成一些家庭关系摩擦的根源。电影中，总是把一颗心拴在儿子和孙子身上的婆婆，通过儿媳意识到“自我”的存在。

在李少红看来，家庭中的婆媳就仿佛是互相映照的“镜像”关系，她们看见彼此的同时，又重新观察自己。

“女性还是要关照自己、正视自己的存在。你自己强大了、独立了，才有更大的力量去关照别人。”李少红说。

确认自我、生命力顽强，青年女导演们如何往前走

电影之外，李少红也一直关注女性创作者群体，希望更多青年导演走出来。

“现在越来越重视女性视角、女性的表达了，我觉得这点挺好的，因为只有女性可能最能够表达女性的主题和她的观察。所以这是越来越被认可的视角了，在以前可能很少，凤毛麟角。”

李少红认为，女性消费群体的崛起，促使她们对女性题材作品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文字作品、视觉产品，成了女性群体精神和生活表达的一部分。

李少红坦言，原先导演这个职业往往“被大家规划为男性职业”，女导演的数量和机会都很少。这对所有选择从事这个职业的女性提出了更多要求，要更加坚强，不怕困难。

对于女性题材、女性创作者的发展，李少红觉得，可以更加注重现实生活的视角和题材。另外，她觉得，社会不应该对女性“标签化”。

“其实有时候标签化会有一个消费的导向，觉得好女人应该是淑女，是女强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它是在无形中规范了你的行为。女性被过度强调也是一种标签化。它应该是公平正常的，是自然存在的一部分。”李少红说。

通过扶持青年导演成长的“青葱计划”，李少红欣喜看到，坚持投身电影行业的年轻女性不在少数。

“一开始我们办‘青葱计划’的时候，我还特别担心说女导演别太少了，七选八选的都选不上。但我发现女性真的非常顽强，生存能力太强了。选手报名的（女性）几乎能占到一半，坚持到最后五强的也能占到一半儿。你说她们多么有战斗力！”

李少红感慨，现在青年女导演生命力很“顽强”，以及她们对“自我”非常认可。

“（她们）不像我们这一代还恍惚了很长时间，还在跟自己作斗争，说我到底要用我自己的女性视角还是应该用一个公共视角？女性视角是不是狭隘了？对于她们来讲都没有这个过程，我觉得她们的自信程度还有她们表达的信念，都是很清晰很执着的，所以后来我一点儿担心都没有了。”

作为“青葱计划”发起人，李少红曾表示，“青葱计划”的任务就是要把年轻的导演真正推向市场。“我们要一代代传下去，让更多的青年导演从‘青葱’走向电影、走向观众。希望‘青葱’是一个标志，是青年导演处女作的摇篮，是我们留在历史上的足迹”。

今年7月，在第七届青葱计划创投会上，李少红对“青葱计划“过去七年的成绩作了一次总结：“这7年中，我们已推出了20多部电影，其中已有6部进入院线公映，有3部在流媒体平台上线播出。”

李少红提到，平时青年导演找自己聊天，还是会聊该怎么坚持自己的艺术创作，谈论关于“信念”的话题。

“我觉得这个是自始至终都要坚持的，因为生存状态是很艰难的，在这里面你要坚持你的艺术追求的话更加艰难，因为有一个是市场和商业的要求，还有一个是你作为作者的要求，这两个中间怎么能够不矛盾？不会慢慢地被消磨掉？这都需要我们一直要坚持，能够头脑清醒，能够保持对社会和现实的观察能力。”

现阶段，李少红最珍惜的创作状态是怎样的？

她笑言：“抓住一切机会吧！（抓住一切）可能性去坚持自己的一些艺术上的创造。”作者：沈杰群

来源： 中国青年报

说自己是有故事的女人3

作者：张嘉

住在巴黎近郊塞尔吉，过着半隐居生活的82岁法国著名作家安妮·埃尔诺这两年开始“大放光彩”：去年，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正发生》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今年戛纳电影节，她和儿子大卫 ·埃尔诺-布里奥特合作导演的纪录片《超八岁月》入围了导演双周单元，而在10月6日，她更是迎来了人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以表彰她“揭示个人记忆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的勇气和敏锐度”。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马茨·马尔姆当时表示，很遗憾未能与埃尔诺取得电话联系，有趣的是，在媒体联系上这位新科诺奖获得者之后，她只是简单地说：“我很开心，很骄傲，嗯，就是这些。”

用自己的方式来描述世界 写作是受两本书影响

安妮·埃尔诺1940年生于法国滨海塞纳省的利勒博纳，父亲阿尔封斯·杜塞斯原是一家农场的雇工，后来去工厂当了工人，婚后与安妮的母亲布朗什·杜梅尼在一处贫穷的街区开了一家小咖啡馆兼杂货店，过着平民的生活。

安妮·埃尔诺曾经在其《一个男人的位置》中描述过当地人的贫穷:“他们住在一间很矮的茅屋里，屋顶是用草盖成的，地面是泥土的。在扫地前，必须洒上水。……人们总是提前几个月就会开始惦记亲朋的婚礼或是领圣餐活动，他们带着空了三天的肚子参加，以便更好地享受机会。村里有一个患猩红热的小孩病情刚有所好转，由于大人拼命地给小孩往嘴里喂鸡肉，孩子在呕吐时呛死了。”

也因此，为了摆脱贫穷，安妮的父母可谓尽了最大努力，希望可以改变女儿的命运，二人努力工作，送安妮去私立学校，供其上大学。最终，安妮接受了高等教育，先后在里昂大学和波尔多大学学习现代文学，并顺利成为一名现代文学教师，起初在中学任教，后来在法国远程教育中心工作，退休后继续写作。

安妮·埃尔诺幼时的梦想是到巴黎居住，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可是她从结婚后就居住在塞尔吉，几十年来，被认为在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并不想融入热闹之中。安妮·埃尔诺表示，自己与巴黎文学界保持距离，是因为这样有助于她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书”。她坦言自己至今仍对某些圈子感觉不舒服，“当我穿过巴黎时，经过那里的豪华精品店都会有陌生感，觉得这不是我的世界。我喜欢自然，沉默。我看不出这个复杂的世界有什么魅力，我只是不喜欢它。”

这种割裂感，在安妮童年时即已产生，她在为其拍摄的纪录片中讲述说，父母经营的那家小店，几乎占据了全家人的所有生活空间，她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始终是活在人们的注视之下：“客人看着我们吃饭，看着我做作业，等我到了十四五岁，我再也受不了这样被注视的生活了。我做着白日梦，梦想我再也不用过这种生活，可以住在一个安静的大房子里。当我从学校里回来，我必须跟客人们打招呼，我不想说话，就迅速地压低声音飞快跑过，客人几乎听不见，当然父母也因此责备我。”

而在外读书，同样让安妮有一种无法融入的尴尬，“班上那些中产阶级出身的同学拥有的世界，和我童年的世界完全不同……现在我去巴黎的富人区，也总有一种撬锁而进的感觉，觉得不属于那里，我是来自住在城郊的乡下姑娘，当我看巴黎那些区的人走路，他们的举止，我会有种人种学家的研究态度。”

埃尔诺22岁时在日记里写道：“我要写作，是为了向我的出身反击。”谈及何以会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安妮·埃尔诺表示，自己受到两本书的影响，一本是波伏娃的《第二性》，这本书让安妮心中的“女性主义意识”觉醒，她发现女性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描述世界。另一本是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区分》，这本书揭示出各种所谓文化品位、生活趣味等文化消费其实是各阶级内部、各阶层相互斗争的场域，反映的是社会的区分与差异，而这种文化消费又再生产了这种区分与差异。布尔迪厄的洞察颠覆了人们的日常观念，极具穿透力。而在读完这本书后，安妮意识到知识的确改变了她的命运，她与原来阶层的人产生了文化差异，有了不同的价值观，她和原来的环境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而她与所谓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同样存在差距，她不属于自己出身的地方，也不属于新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只有靠写作，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2002年,皮埃尔·布迪厄去世后，安妮·埃尔诺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篇悼念文，她称布迪厄的文本一直是她“解放和被解放的代名词”、“在世界上采取行动的理由”。

切身生活经历是灵感的源泉 在个人记忆中找到集体的记忆

安妮·埃尔诺从1974年开始创作，至今出版近20部作品。她的作品几乎都来自她自身的体验，讲述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婚姻、堕胎、患乳腺癌等故事，以及父母的故事，没有虚浮夸饰，只有直指核心而诚实无畏的深刻情感，篇幅简洁却充满了文字的魅力。她说：“切身生活经历是我灵感的源泉，我把它们写下来，俄亥俄州或日本的任何一位读者也都可以体会到这一点，书籍在我和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怎不令人喜极而泣。”

安妮·埃尔诺1974年以自传体小说《清空》开始文学生涯，1984年的《位置》让她声誉鹊起，获得法国文学界最高三项荣誉之一的雷诺多文学奖，之后的《一个女人》曾入选洛杉矶时报好书奖，还有三本作品被《纽约时报》选为年度最佳选书。《位置》《一个女人》等作品用细腻、伤感的笔触生动描绘了出身贫寒的父母如何为使自己及下一代摆脱社会最底层的卑贱地位所进行的充满失落、绝望、希冀、梦想的奋斗过程，准确、客观地再现了法国当代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在心理、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等价值观方面的巨大差别，同时也以极其痛苦和矛盾的心情，真切表达了对父母及故乡的爱恨交加。

2008年出版的《the years》（国内出版时名为《悠悠岁月》）使她居于法国当代第一流作家之列。《悠悠岁月》一经出版就获得了法国当年的“杜拉斯文学大奖”。采用“无人称自传”的方式，在自己回忆的同时也促使别人回忆，以人们共有的经历反映出时代的演变，从而引起人们内心的强烈共鸣。大到国际风云，小到饮食服装，家庭聚会，乃至个人隐私，无不简洁生动。通过个人的经历来反映世界的进程，实际上写出了集体的记忆，小说的时间跨度有六十年。

对于安妮·埃尔诺获得诺奖，瑞典学院评价道，埃尔诺的作品语言平实、内容清晰，从不同角度审视在性别、语言和阶层方面差异明显的生活，凭借巨大的勇气和敏锐的观察力，揭示了阶层经历的痛苦，描述了羞耻、羞辱、嫉妒以及无法看清自己是谁的困境，“她以极大的勇气和临床手术般锐利的笔锋，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人与人的隔阂，以及集体性的约束。埃尔诺成为作家的道路漫长而艰辛，她取得了令人钦佩和持久的成就。”

诺贝尔基金会主席赫尔丁认为，埃尔诺始终相信写作的解放力量，“她的作品毫不妥协，并且用极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写成，干净利落”。此外，他还提到，早年的生活环境令埃尔诺感到贫穷但雄心勃勃，而这种情感深刻地融入了她的创作中。

对于这种“无人称自传”，埃尔诺深受社会学影响，她试图用社会学方法“在个人记忆中找到集体记忆的记忆”，从而摆脱“个性的陷阱”，埃尔诺的作品对自传重新定义，她认为亲密关系始终是社会性的，因为一个纯粹的自我，其他人、法律、历史不会在场，这是不可想象的。这种社会学方法可以扩展传统的自传式“我”：“我使用的‘我’，在我看来是一种非个人的形式，几乎没有性别，有时甚至更像是‘他者’中的一个词，而不是一个词‘我’：简而言之，一种超个人的形式。它不构成自我虚构的手段，但根据我的经验，它是一种把握现实迹象的手段。”

写出自己的亲身经历 勇敢是受母亲影响

2021年的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上曾有过一条新闻：一位影评人因一部电影尺度过大而晕厥，被救护车拉走进行治疗。这部“尺度过大”的电影，就是由女导演奥黛丽·迪万指导，改编自安妮·埃尔诺自传小说的《正发生》，这部电影最终也捧走了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

电影《正发生》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法国堕胎尚未合法化，文学系大学生安妮意外怀孕，她本是文学系最出众的学生，渴望通过学习来改变命运，走出贫困家庭的困境。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回到正轨，她不得不冒着犯法危险，寻求各种解决办法的故事。但安妮也因此经历了与家人及密友发生矛盾、被同学孤立、被老师怀疑，成绩一落千丈，几乎无法毕业，身心均受到极大伤害。她告诉老师，她得了一种“只会传染女性的疾病，这种疾病会把人毫无差别地变成家庭主妇”。

安妮·埃尔诺后来曾表示：“多年来，我的生活一直绕着这个事件转。在小说中读到类似的故事时，我就会陷入一种没有形象、没有思想的癫狂状态，仿佛那些文字瞬间就变成了一种剧烈的感觉。同样，偶然听到任何一首在那段时期陪伴我的歌曲，都让我不知所措。”

《正发生》出版于2001年，对于为什么时隔这么多年才写出这个故事，安妮·埃尔诺表示，自己在堕胎合法化之后的几年，甚至在她为堕胎合法化而积极斗争的那几年里，从未想过写下自己的故事，“可能是我太过密切地参与了这场集体斗争，以至于无法写出一篇不仅仅是证词的个人文本。40年后开始写作，就是想清除写作中的情感，这也是一本关于记忆和书写‘正发生’的书——也就是说，关于将我的生活分为‘之前’和‘之后’的事情。”

尽管有些人会觉得内容令人反感，但她相信这个故事有权被讲述，“如果不讲，我将感到内疚。我要记下女性所遭遇的恶，写它是为了保存对数百万女孩和妇女遭受的暴行的记忆。即使以冒犯读者的情感为代价。”

《正发生》中的安妮坚强勇敢，信念感十足，问埃尔诺这种强大的信念来自何处，埃尔诺表示受母亲影响，“没有她，我就不会是今天的我。”埃尔诺成长至今，母亲给了她很大鼓励，在她长大读书离开时，感觉自己被社会流放，“你离开了整个世界，以某种方式对自己说再见。这很难。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一个鼓励你去做的人，他会对你说：‘加油，跳！’即使他们知道你将不得不退缩，也会鼓励你努力一把，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在我的村里，我有很多朋友，他们的母亲经常说：‘这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她们不会给孩子信心，我妈妈从来没有做过那样的事。她总是说：‘你值得。’我记得有一次在乡村舞会上，我和一个男孩跳了很多舞，他的父母在城里有一家高档咖啡馆。在回来的路上，另一位母亲说：‘那个男孩对我们来说太时髦了，高不可攀。’我母亲听了很生气，她说：‘对不起，我女儿高中毕业了！她将获得所有的文凭，她绝对值得这个家伙！’”

为生活在平凡中的人们写作 诠释真实才是艺术的最高命题

安妮·埃尔诺曾与人合著《像刀子一样锋利的写作》，她认为语言是“一把刀”，要撕开社会幻相的面纱，让读者看到社会的真相。就像《正发生》中，当无法决定自己的身体和未来时，安妮·埃尔诺用残酷的坦诚来描述这种无力感。“我想真实记录女人那种无法做主的感觉，我想记录作为一个没有自决权的女性的感觉。你们可能无法想象那个非法堕胎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你——医生、朋友和家人都没有。这是一种极度孤独的感觉。就好像在我面前竖起了一堵砖墙，好像法律在对我说：‘停在那里，不要再往前走了’。毕竟，我没有钱去瑞士，因为那时比较富裕的女孩都去了。”

安妮的“写作之刀”尖利却不华美，她自己曾说：“没有抒情的回忆，没有讽刺的胜利表现。这种中性的写作风格对我来说很自然。”

安妮·埃尔诺曾表示：“一名小说家的天职，就是讲述事实。”这种写作方式也让批评者认为她过度暴露个人私事，沉湎于普通人的生活。但埃尔诺认为，为生活在平凡中的人们诠释真实才是艺术的最高命题，她就是要通过书写微不足道的物和凡人琐事来颠覆文学和社会固有的等级。

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安妮·埃尔诺表示，自己没有犹疑和惶惑，她并没有对终极价值的追求，有的只是对生命的体验和感觉的真实抒发。只有把握自己的心灵自由这一基准，其作品才会有久远的存在价值。这也许是对其创作风格的最好诠释。“当我写作的时候，我没有那种指着自己看的感觉，我看到的是一种记忆。在这些记忆里，我看到一些人，一些街道，我听到那些与我无关的谈论。我只是一个摄影机，记录这一切。写作对于我而言，就是去寻找那些已经被记录下来的一切，组合成文字。”

有记者曾经问她，成功让她更自由了，还是少了自由？埃尔诺的回答是：“都没有，成功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成功对我来说意义不大。它对我的所作所为或我如何看待自己几乎没有影响。我为写作而活。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写作，有时我想知道我是否错过了什么，因为我把一切都放在写作之后。但当我读到许多信，人们在信中告诉我，我的书对他们有多么重要，它们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时，我想：这是值得的。也许这正是我写作的目的。”

安妮·埃尔诺甚至认为外界对她的追捧有些“过誉”了，“我觉得自己是女人。一个写东西的女人，仅此而已。我不认为自己是单一个体的存在，而更是一个经验、社会、历史、性的决定以及语言的总和，并不断地与世界（过去和现在）对话。”“写作是探索一种形式，而不是复制，是从文字和情感中重新创造和重建。”（张嘉）

来源：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