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同学情的美文

青年时代的人生，是打起背包就出发的仓促远足。

外面的世界，想象中是精彩和美丽的。可历过风霜雨雪，你才知晓每一步都有深有浅，每一程都有舒心烦恼相陪伴，每一点启迪和开悟，都离不开别人的点拨和帮助。 也是走过来了，你才体会到在外面生活交接，也有“兄弟姐妹”般的亲切可心。

友情的暖心，也让你的满腔激情得以恒温不降，让你的步履如踏春风般写意欣然。 像许多人一样，我年轻的出发，也是没有思想准备就上路了。

那一年，大学恢复招生，经过自我报名，单位推荐，文化考试，我被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了。

正好，本工作单位市委报道组的师长贺宛男，也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她给我介绍说，复旦大学是全国闻名的重点大学。新闻系在全国的大学里又是独一无二的（据说当时北京大学只有新闻专业没有系）。而复旦大学的校长陈望道，又是闻名遐迩的大学者，《共产党宣言》就是他最早翻译成中文的。她说，“你有幸上复旦，以后我们就是校友啦。”

年轻遇幸事，犹如心里灌了蜜，怎能不快乐！

父母得知我就去大都市上海读大学，迅速决定杀了一头猪，卖得120块钱，全部交给我。他们说，上课要掌握时间，到了那里，你去买一块上海手表吧（可后来，上海手表凭票供应，一直买不到，钱，也只好带回来了）。

大姐给我一张毯子，二姐给我买回一斤毛线打了一件毛线衣。带上一张薄薄的棉被和一些简单的日用品，也带着父母的欣慰与叮咛，我，搭上了南宁开往上海的列车。

学校是9月1日开学，我和广西同系的同学黄仕业，还有中文系的刑志萍，国际政治系的蒙杰强于8月30日同车到达上海。

当天下车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吧，车站里灯光朦胧的站台上，有许多学校举着迎接新生的牌子。一路看过去，有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同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学院，上海化工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

大家在努力搜寻“复旦大学”时，不远处有同学招呼了，“复旦大学的同学到这里来集合，我们一起回学校。”

“有车接我们去学校，不用担心在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里乱闯了。”心里一阵暗喜。 上了校车，我开始一路注视着陌生的街景。高楼、霓虹灯、立交桥一一在车窗快速闪过，街灯一盏接一盏向远方延伸，走走停停过了无数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也没有到学校。

“学校距离市区还是很远的哦。”看到路过“上海外国语学院”，以为学校就要到了，可车子还要走上好一段时间的路。

车子快速的开在去学校的路上，飕飕冷风贯窗而入，这时我第一感觉，上海的气候与我们家乡差别很大。来时，我们是穿着单薄衬衣上车的，可到了这里，气温倏然低了很多，一路上冷得我直发抖。

进入新闻系学生宿舍6号楼，是时已经11点多了。在楼下的第一个房间里，两位高年级的同学和一位师傅、一位老师接待了我们。

老师高瘦斯文，戴着一副眼镜。他自我介绍说，“我叫周老师，是你们的班主任。以后常和你们在一起啦。”

他问我们行李到了没有，黄仕业同学应声说∶“行李托运了，一两天才到。”

周老师转过身，跟一个叫小吕师傅的说，“看来要给他们去借被子才行了。”

“好的，我去办理吧。”小李师傅转身就出去了。

当晚，睡在新闻系学生宿舍6号楼里，做着踏实的梦。这时，我觉得，还在初中时就梦想将来到大城市读大学的理想，终于梦想成真了。

第二天注册。来到学校统一注册的大厅，这里早已人头攒动，不少新生也是今天到来注册的。

大厅里开了许多窗口，每一个系负责一个窗口。我在一旁驻足，正睃寻新闻系的注册窗口时，一个娇小俏丽的女生打我身边走过，我看看她，她也看看我。她走到问询处，问工作人员说∶“请问新闻系注册在哪里？”

工作人员即告诉她说，是第五个窗口。

“哦，她也是新闻系的”。不用问，我注册也是与她同一个窗口了。

我站在她身后，只是耐心的等她办完自己的手续。拘谨的我，也不敢动问这个“同窗”的姓名。可正是这位“同窗”，在后来的三年学习与生活中，她给予我许多的帮助。

来自二十几个省区的同学都到齐了。周老师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班务会，他在会上宣布全班成立临时党支部，同学分为四个小班，并宣读了临时支部委员人名，和各个小班的同学名单和班长姓名。我分在第四班上，章佩敏同学既是支部委员，也是四班班长。真是巧，她，正好就是我注册那天第一眼见过的那位“同窗”。

后来得知，章佩敏小小年纪，在原工作单位就是党员了，可见她工作很出色。

章佩敏性格活泼、开朗、爱笑，为人亲和、细致、贴心，是上海本地同学。

班上的上海同学较多，平时学习讨论，他们爱用上海话发言，章佩敏对他们说，“还是说普通话吧，好让我们外地的同学都能听得懂。”

后来，我们外地同学都爱捞几句上海话，这时，她又耐心的教我们说“阿拉”“勿嘞瑟”“嘛好咯”……

随着冬天的到来，天气日益寒冷，章佩敏看到我和黄仕业的被子比较单薄，也没有褥子垫底，她教我们买张棉胎回来，上面再铺一块被单就行了。她说∶“假如没有被单，就扯几尺布也可以的。”之后，她介绍我们到四川北路购买棉胎，并告诉具体怎么走，搭乘几路车，再转几路车，在什么商店可以买到。（我后来买回的那张薄薄的棉胎，一直保留到现在。）

在上海第一次过上一个温暖的冬天，我感受到了同学间相互关怀的暖心。

其实，这种浇灌心灵的暖流，也不止来自一处。

当年寒假，我们外地同学大都没有回家，春节就在学校里度过。上海同学刘海贵担心我们节日寂寞想家，他将我们邀请到家里，做了许多特色菜肴招待大家。

让我记忆尤深的，是那盘只有红瓜子大小的蛤蜊。在品尝这道菜时，怕大家说我是“土包子”，不敢问他们怎么吃法，我连蛤蜊壳壳，也咬碎吞到肚子里了。

第二年春季学期，我和同学们一起到崇明岛搞农村社会调查。那时春寒料峭，天气还很冷，我只带去一张薄被和那张垫底棉胎。到了驻地，发现床铺不是木板床而是铁丝网床，铺上被褥后，柔软的棉絮都从网孔里钻了出来，根本不能睡觉。宋德芳同学看出我一时的无奈与尴尬，他说∶“你没有褥子，我给你一张塑料薄膜吧，把它垫在底下再铺上棉絮就行了。”他还热心的过来帮我铺上。

得益于他那一张包裹铺盖用的塑料薄膜，这才解了我的一时之困。

可是，后来几个晚上，我觉得被窝特别的冷，晚上常常睡不着觉，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直到收队回校捲起铺盖时，发现垫底的棉絮居然可以拧得出水。原来，是体温化气，塑料薄膜散发不出而衍成积水了。

其实，那十几天，一直都是睡在水上，我也全然不觉。这，也算给了我一次扎实的生活经验了。

那年冬天，我们又到工厂搞企业调查。我和刘晓萍、陈华芳、魏文、谢罗、张国良等几位同学分在一个小组，下到一个纺织厂。那次寒潮袭来，气温很低。刘晓萍、陈华芳见我只穿一条单薄的裤子，于是对我说∶“小龙，你一条单裤过不了冬，去买回毛线，我们给你打一条毛线裤吧。有一斤二两就够了。”

于是，我按照她们的吩咐，买回了一斤二两黑色的便宜毛线。刘晓萍、陈华芳、魏文妍三位女同学利用空余时间，轮流编织。高干小姐谢罗不太熟练，但在她们三人织累了的时候，也拿起织针接着慢慢操作。不到一个礼拜，一条暖和的毛线裤，就穿在了我的身上。

同学情深的眼睛，在你生活上稍有失虑和不适，他们都会看得很清楚，并适时伸出援手以予相助。而对你一时的冲撞与冒犯，他们也没有往心里去，并很快就让情绪的不爽烟消云散。

在解放日报习习时，我与张国良分在编辑部农村组。一次，我和他接受了领导交待的一项采访任务，到松江某单位采写一篇内参稿件。采访后动笔写作时，我与他有些看法不一致。也许当时大家都年轻气盛，一时也调和不了。于是，我只好建议在稿子里注明谁要怎么写的内容。后来，主编采用了我的写法，稿子发出后，那天午休，在朦胧中，我听到张国良坐在我的邻床边，正反复读着我写的文字。

性情温和且年纪最小的张国良，没有记怀我的倔犟。他自始至终跟我掏心相交。一次星期六回家时，他邀我星期天去他家玩，并把自己家的地址线路画成交通图给我。遗憾的是后来没有去成。可他给我的那张线路图，我也一直珍藏了许久，直到搬家才处理掉。

人都说上海人小气，好计较，我没有这样觉得。因为如此宽怀的上海同学也不止一个张国良。与倪奇峰也有一段值得回忆的往事。

记得新生第一学期学军到部队，我与倪奇峰同一个小班的十几位同学，下到空军地勤某部。为把在军营里的各种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周老师分配我出任战地“黑板报”临时主编。

学着一本正经的样子，我认真的进行组稿、编辑、排版。收到倪奇峰投来的一首小诗，我看了，觉得稿件思路不太集中，便大笔一挥，进行了大改动，四句改动了三句。我以为，这样做他会佩服我的水平。可稿件一登上板报，他就对我很有意见。他不无埋怨的说，你怎么能这样大改我的作品的？

我蛮有理由的回答说∶“给你厘清了稿子思路，不是很好吗？”“要改，还得叫我改呀，你不是强加与人吗？”他很不开心的回答我。

这事，给周老师知道了。周老师找我谈话，他说∶“修改文章，要学会尊重别人，大改作者的东西，也要征得别人的同意才好。”这，也是周老师教给我做人的一番道理啊。

我知道自己确实做得不对，但后来也没有很好的跟倪奇峰道一声歉，可他也没有因此记怀我的不是。后来，倪奇峰和舒平，还成为我入党的两位介绍人。倪奇峰为人大度、宽厚、心无芥蒂，想来确令我惭愧。往日对他的缺失，现在，也只能在这里向他道一声迟来的“对不起”了。

岁月如流，往事如船，它载着光阴连同我们日渐进入晚年佳境。

如果说人生是美好的，那是因为有许多美好的回忆，让我们慢慢咀嚼。

美好的滋味，时时滋润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精神生活日益变得纯粹、高尚且更加快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