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前途的美文

对话“中国与未来世界”

——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庆论坛上的问答

2019年11月10日，杨振宁、陈方正、华生教授共同出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区25周年校庆论坛人文专场。论坛由易宝支付联合创始人、总裁余晨主持，四位嘉宾从文化、科技、经济等不同角度探讨中国文化与文明发展的脉络，以及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与世界连接融合，呈现了一场思想与智慧的盛宴。中欧北京整理了论坛全文，以下主要是杨振宁发言的部分。

杨振宁：我个人对于中国在未来世界里的发展是乐观的态度，为什么乐观呢？因为我觉得中国这70年恢宏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也是全世界都认可的。这个成功当然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它有许许多多的道理，不过我认为有一个最最基本的道理，是所有的道理的基础，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铸造出来的中华民族的特点和性格倾向，是西方文化所不能够比较的。

我们比较一下中华文化跟西方文化：中华文化里所特别重视的是“孝、仁、义”，西方没有跟这些对称的观念。

西方有一个“爱”，但“爱”跟这几个字意义是不一样的。比如在西方可以说“我爱我母亲”；在中国，相对的是说“我孝顺我母亲”，这是两个基本不一样的观念。“我爱我母亲”，“我”是主人；“我孝顺我母亲”，那个“顺”字就点清楚了，主要的是母亲，而不是“我”。

如果你看“孝、仁、义”这几个字，每个字的含义都跟对方有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中华文化它所要讨论是要促进人跟人的关系，是一个向心的方向；而西方文化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是向外发展的离心的方向。

文化传统的基本不同，我认为是中国这70年来所取得成功最主要的道理，在以后的三五十年，也还会继续在中国的前途上发生重大的作用。

余晨：接下来是对话环节，第一个问题主要想问杨先生……您认为科学精神在中国是不是已经普遍被接受，还是像有些人提出的那样，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着某种内在的冲突和矛盾？我们看到一个数据，2017年中国已经第一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发表论文最多的国家，但为什么我们获得的诺贝尔奖不如邻国的日本？作为华人中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杨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振宁：我觉得中国今天整个文化里面，对于科学精神还没有接受得够。为什么这么讲？大家都知道胡适当初说科学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大胆的假设和提问，是从自己出发的，“我”要提出来一个新的方法，新的方向，新的路径；小心的求证，也是“我”小心的求证。这就和我刚才讲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区别有着密切关系，西方文化是以“我”为中心的文化，科学精神是要发展自我，但中国文化是向心的，比较把个人缩小一点，使人不敢大胆。我想这也是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一个主要原因。

最近有人介绍我看了梁漱溟1970年发表的最后一本书，叫做《中国——理性之国》，他特别提到了我们要了解传统的中国文化有两种，一个是高端的文化，一个是低端的文化。在低端文化里就包含了许多从前不合理的社会习惯，比如妇女缠脚、纳妾、吸鸦片。1922年我出生在合肥，我母亲就曾经裹过小脚，家里面有客人来，还要摆出来一个鸦片烟枪，那时候满街都是文盲。1971年，我第一次回到新中国，最重要的印象之一就是中国把文盲这个事情解决掉了，今天中国顶多只有5%左右的文盲，这是全世界不能完全扫尽的文盲的问题。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自己的历史看起来，我们能够把梁漱溟所讲的低端的文化扫除，这是我们的幸运，我想这必须要感谢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共产党。

余晨：今天很多人关注一个问题，到底存在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下面听一听杨教授的分享。

杨振宁：我完全同意中国的发展是不能够复制的，中国的文化产生了很多特别的事情，是别的地方没有的。我举一个例子讲，就是华侨。全世界有几千万华侨，他们跟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日侨、俄侨就是完全不同的观念。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八十年代时万里副总理曾经告诉我，一个苏联副总理访问中国，想了解中国到底怎样发展深圳跟香港的关系。万里就带他到深圳，然后请了好多香港的资本家来。苏联的副总理问他们：“如果你们到这里来投资，他们把你们财产拿去的话，你们怎么办？”最后有一个人说：“我是中国人，如果中国要我的财产，我情愿给他。”散会以后，苏联的副总理就跟万里说：“你们在海外有很多亲戚，有很多朋友，我们在海外的俄侨，都是我们的敌人。”

余晨：下面把视角从中国转向世界。今天人类社会面临着很多生存性的挑战，比如全球变暖等环境危机。另外一种声音，比如比尔·盖茨推荐了史迪芬·平克的《当下的启蒙》，就用理性的数据证明今天的人均寿命、健康状况和财富状况跟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人类的科技进步和人文主义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持续和平繁荣的盛世。那么世界到底是存在着危机，还是一直处于向上发展的趋势，我们对人类的未来到底应该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杨振宁：方才我讲过很多是对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和发展，在以后三十、五十年，我是很乐观的，不过你的问题是整个人类几百年几千年以后的发展，我必须要说，我不敢说我是乐观的，也不敢说我是悲观的，我只能说这个问题太复杂。

科技的发展现在是一日千里，人类的力量是越来越大。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是在美国，主持美国原子弹工作的理论物理学家奥本海默是我曾经工作的研究所的所长，当时他讲了一句话，说“现在我们都是罪人”。我见过很多人讲第一次看到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是觉得“不得了”。为什么？这个大的力量不应该是人所有的，这可能也是奥本海默所讲的那句话深层的意思。确实现在人类的力量大得不得了，将来可能还会更大。但从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讲起来，人类的前途是什么？我不敢讲。

余晨：回到今天关于“中国与未来世界”的主题，我们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可以为世界的未来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今天走遍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中国制造，但我们输出思想和文化的能力，远远没有输出产品的能力强。未来我们怎样更多地发挥软实力，去真正输出自己的文化、思想和影响力？这是我想请教嘉宾们的问题。

杨振宁：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它非常大的优点，有非常成功的地方。我觉得为了中国的前途，为了世界的前途，应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以及对于中国和世界未来的影响宣传出去，这个工作做得远远不够。你去看美国的报纸、书籍，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快就有美国新闻记者仔细研究，写出来一本很可读的书，把中间到底发生什么讲出来。但中国的新闻界、传媒和学校不做这种事情，或者是不会做这种事情，我觉得这是需要大家努力来改善的。这里面有很复杂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所能改过来的，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是真的应该做的，甚至于是必须要做的，那么如果大家群策群力，也许可以有一些进步。

余晨：随着中国的成长，我们也承担了更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作为大国对世界的影响也是一个持久的话题。最后想请各位教授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在您的心中，一个未来理想的世界和理想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

杨振宁：我最希望世界的大国都能够了解到，为了整个世界的未来，为了人类的未来，必须要采取“和为贵”的观念，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想人类世界的前途可能是很悲惨的。

（以上摘自《晨曦集》（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21年8月第1版）

《晨曦集》（增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