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王淦昌观后感(参观王淦昌故居观后感)

发射圆满成功 | 回望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长征路,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人民出版社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观王淦昌观后感(参观王淦昌故居观后感)1

6月17日9时22分，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二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此后，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顺利将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3名航天员送入太空，飞行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19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

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就定下了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这一战略是如何制定的？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是如何起步的呢？

“东方红一号”上天之后，载人航天很快提上了议程。钱学森甚至已经将飞船命名为“曙光一号”，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先把载人航天的锣鼓敲起来”。

“曙光一号”预备的首批乘客，当时在位于北京农业大学院内的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里，进行飞天前的各种准备。著名作家叶永烈曾回忆他拍摄第一批航天员训练、生活的情形：

各种专门的训练设备，什么振动椅、离心机、冲击塔、模拟舱之类，应有尽有。我们对宇航员的各项训练都逐一做了拍摄。当时，我国甚至连宇航员们吃的太空食品也已经研制好了，是上海一家食品厂做的。它们只有军棋子那么大，味道并不是很好，只是十分新奇。

遗憾的是，囿于当年的综合国力和科研能力，“曙光一号”最终只尘封在一张张的构思图和一个个的试验中。据说，周总理曾专门就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讲了几条原则：不与苏美大国开展“太空竞赛”，要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发展国家建设急需的应用卫星。这一项目暂时搁置了下来，一搁就是10多年。

2021年6月9日，神舟十二号船箭组合体平稳地向着发射塔架前进。新华社 图

在此期间，国际上的太空探索如火如荼。

1983年3月，美国提出了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随即制定相应计划，作出回应。欧洲、日本、印度、巴西不甘其后，相继提出发展载人航天计划的设想。

这场面向未来高科技发展的新一轮竞争中，中国何去何从？

1985年7月，中国首届太空站研讨会在秦皇岛召开。在时任航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任新民的倡导下，我国载人航天计划又一次启动了。

这一年，任新民已经70岁高龄。这位被尊为航天“总总师”的中科院院士，曾作为副总设计师，领导和参加了我国第一枚中近程弹道式导弹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组织研制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保证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组织用长征三号火箭把亚洲一号卫星准确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实现了中国运载火箭商业发射服务“零”的突破……他依然以满腔的热情为航天的战略发展奔走呐喊。

在太空站研讨会上，代表们各抒己见，虽然意见大相径庭，思路也不成熟，但却有一个共识：发展载人航天是大势所趋。与会代表的研究报告被汇编成《太空站讨论会文集》，任新民在序言中这样写道：

“太空站迟早是要搞的，但等到人家都成了常规的东西，我们才开始设想，到时候就晚了。所以，从现在起就应有一个长远规划，对其中的某些单项关键技术应立即着手研究。一旦国家下决心发展载人航天，就能及时起步。”

1986年春天，杨嘉墀、陈芳允、王大珩、王淦昌四位科学家有感于中国急需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联名写了一份报告，并很快得到邓小平的回应：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这就是后来著名的“863”计划的来由。

“863”计划为中国的载人航天开辟了道路。国家下了决心，拨款50亿元，发展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载人空间站系统及其应用。

不过，中国的载人航天应该如何起步？科学界展开了一场百花齐放的学术争鸣。主要观点集中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航天飞机可重复使用，代表了国际航天发展潮流，中国的载人航天应当有一个高起点；另一派则认为，载人飞船既可搭乘航天员，又可向空间站运输物资，还能作为空间站轨道救生艇用，且经费较低，更符合中国的国情。

1989年的一天，北京市阜成路8号的航天大院里，两种观点正面碰撞。航空航天部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高技术论证组组长李颐黎为载人飞船方案做了“代言”。

6月17日，搭载着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二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新华社记者 琚振华 摄

李颐黎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是钱学森当年讲授《星际航行概论》时带的弟子之一。对于比较论证会，他显然有备而来：

美国有钱，他们有4架航天飞机，每架回来后光检修就要半年时间，飞行一次得四五亿美元。俄罗斯也有3架航天飞机，其中一架飞过一次，另一架正准备飞，还有一架是做试验用的。因为没钱，现在飞不起了。欧空局研制的“赫尔墨斯号”小型航天飞机也是方案一变再变，进度一拖再拖，经费一加再加，盟国都不想干了，最后只好下马。“基于上述原因，我认为，从国情出发，绝不能搞航天飞机！”

这次比较论证后，航空航天部系统内逐渐达成共识：中国载人航天发展的途径从载人飞船起步。

论证组后来向钱学森汇报了飞船的论证情况。钱学森很认真地听取了汇报，并郑重地表示：“将来人上天这个事情，比民航飞机要复杂得多，没有国际合作是不行的，哪个国家自己也干不起。这是国家最高决策。在50年代要搞‘两弹’就是国家最高决策，那也不是我们这些科技工作者能定的，而是中央定的。”

6月17日，搭载着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二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1992年，中央专委会召开第五次会议，专门研究发展我国载人航天问题。

“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考虑，立即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是必要的。我国发展载人航天，要从载人飞船起步。”中央专委会第五次会议上给出了定论。

时任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林宗棠早早来到了办公室。这一天，将由他宣布我国开展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纲领性文件。

“今年是1992年，这一年，在已经记满了5000年方块字的史册上，将另起一行，庄严书写：仙女散花，不再是年画上的；飞天弄琴，不再是石窟里的；嫦娥奔月，也不再是神话中的！中国，不会永远被地球引力捆绑住。因为我们中国人，已经准备造船了。”林宗棠讲到这里时，台下掌声一片。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计划的建议，随后被呈给中央：

第一步

在2002年前，发射两艘无人飞船和一艘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开展空间应用实验。

第二步

在第一艘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大约在2007年，突破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并利用载人飞船技术改装、发射一个8吨级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应用问题。

第三步

建造20吨级的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应用问题。

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从此开启了中国载人航天轰轰烈烈的长征路……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巨变：中国科技70年的历史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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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题：“我愿以身许国”——记者眼中的中国核工业人

新华社记者安娜、高敬

“我愿以身许国。”在北京房山区中国核工业科技馆的一张黑白老照片下，记录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50多年前这句掷地有声的回答。这6个字激励着一代代核工业人。

1956年，国家制定的一份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把原子能科学技术列为重点科研任务之一。

发展原子能科学，建设中国人自己的核工业，人才是关键。祖国的需要就是“集结号”。

1961年，刚刚从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回北京的王淦昌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投入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面对各项保密要求，已经年过半百的王淦昌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从此，他隐姓埋名，奔赴一线。就这样，这位名扬中外的实验物理专家从科技界悄然“消失”了17年，连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到底在干啥。

中国核工业科技馆的展墙上，有一张格外温煦的笑脸。他叫郭永怀，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为核弹、氢弹和卫星实验工作均作出巨大贡献。

1968年冬，郭永怀在祖国西北的基地工作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研发线索。为了第一时间赶回北京汇报，他搭乘返京的夜航飞机，不料飞机在落地前失去了平衡……

人们赶到现场，在飞机残骸中找到郭永怀和警卫员已经烧得面目全非的遗体时，他们紧紧抱在一起，以这种方式将绝密技术资料护在胸前。资料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她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的钱三强、何泽慧夫妇这样表示。他们毅然放弃了在法国的优渥生活，回到当时一穷二白的祖国，全身心投入原子能事业的开拓。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核物理学家彭桓武说。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工业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以身许国”者是一串长长的名单，从王淦昌到每一位老一辈核工业人，他们以自己的忠诚、奉献、生命，连起中国核事业的过去和未来。

“中国核工业能有今天的成就，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当时有一批全球顶尖的科学家满怀‘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坚持不懈投身于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万钢说。

“以身许国”成为中国核工业精神的火种；如同基因一样，在每一代核工业人的心中生根、开花、结果、传承。

原子能院反应堆工程技术研究部助理工程师王东东来自安徽省怀宁县。他告诉记者，他的家乡出了一位伟大的前辈——邓稼先。他收藏了一本《邓稼先：温文尔雅的坚守》。“每当我想要懈怠的时候，会感到愧疚。”他说。

原子能院科技信息部工程师周云双2016年正式成为核工业大军的一员。“第一年来到原子能院，我觉得这就是一份工作。到了第二年，我觉得它是一份事业。现在，它将成为我一生的追求。”周云双说。

“以身许国”，不只是一句豪言。原子能院的年轻人对记者说，晚上到院里来走一走，每一个灯火通明的夜晚都会告诉你，中国核工业为什么会有今天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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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看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被剧中那些为了我国科技事业而献身的科学工作者所感动。

剧中塑造了一群研制原子弹、导弹的科学家形象。当时我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对原子弹技术更是知之甚少。但是听说我国要搞原子弹，许多世界知名的华人科学家，都隐姓埋名，积极投身到原子弹研制工作中去。

他们不仅要克服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还要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原子弹研究工作中遇到了自然灾害，他们不但住宿条件差，甚至连饭也吃不饱。特别是苏联撤走专家之后，是否继续研究成了人们讨论的焦点。然而他们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从头开始，迎难而上。他们要向世界证明，中国人并不笨，中国人是难不倒的。

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火箭专家钱学森，放弃美国的优越条件，冲破重重阻碍毅然回国，加入原子弹研究工作。世界知名物理学家王淦昌，邓稼先等不计名利，不计报酬，也都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原子弹研制工作中去。

这些科学工作者身上所体现出的民族气节，敬业精神，人生信仰，值得我们现代青年人认真学习。

我们现在一些人，无论做什么事利益当先，工作还没做首先讲条件，不愿吃苦，只求享乐。其实，人应该有一点信仰，有了信仰我们就有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正是因为信仰，抗战时期，许多富家儿女，抛弃优越的生活条件，积极投身到抗战第一线。正因为有了信仰，才有许多科学工作者，隐姓埋名，克服重重困难，为国家的强大献出自己的生命。

生命有了信仰，生活才有方向。《北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