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捕电影 经典语录
这部电影40年前的轰动超越《阿凡达》，高仓健《追捕》与中国往事,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Mtime时光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追捕电影 经典语录1
40年前，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引进了第一批海外电影，其中有一部叫做《追捕》。它在中国引起轰动，掀起一阵日本流行文化热潮，成为一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
（本文来自影视生活第一站 时光网）
1978年，14岁的张涵予生活在北京的部队大院，一放学，书包一扔，三四十个孩子在院儿里玩到天黑。吃完晚饭，扔下饭碗再接着玩。因为淘气，他学习不用功、成绩不算好，严厉的父亲很着急，天天打他。
高仓健《追捕》海报
改革开放的第一年，中国向外国敞开大门，引进了第一批外国电影，其中有一部名字叫做《追捕》。这部日本电影一夜之间在中国火了起来，男女老少都争相去观看，年少的张涵予也是其中的一员。
在最初观看的时候，他被里面生动的配音和台词所吸引，努力用脑袋记下里面的话。还有很多记不住的，就再看一遍，在黑漆漆的影院里，拿着本子和笔一字字地写下来。“我想把影片一开始第一个人说的话到最后一个人说的话，全部记下来”。张涵予说。
为了记录和核对台词，张涵予一共在影院里看了30遍《追捕》。
这30遍《追捕》也彻底改变了张涵予的人生道路。之前一直学习画画的张涵予，决定做一名配音演员，并开始模仿里面的大反派“唐塔大夫”说话。给唐塔配音的是上海译制片厂的邱岳峰老师，张涵予非常崇拜他。
上高中的时候，中央电视台刚刚成立了国际部译制组，张涵予毛遂自荐，把从邱岳峰那里“偷师”而来的成果制成录音带寄过去，顺利获得了认可，小小年纪就走上了配音演员的道路。
张涵予分享与老版《追捕》的故事
40年后，张涵予已经是国内一线大明星，以塑造银幕“硬汉”形象著称。在接到新版《追捕》的邀请后，他当下决定参演，推掉手中所有工作。那时候他还完全不知道剧本长什么样，一切只源于“追捕”这两个字。
张涵予只是当时中国众多《追捕》狂热粉丝中的一员，当然，他是很特殊的一员，因为如今他将饰演一代男神高仓健曾经饰演的角色。
如今的80后90后对当年《追捕》在中国的“盛况”已经很难想象。由吴宇森导演、张涵予和福山雅治主演的新版《追捕》让这段记忆再次被提及。涉过40年记忆长河，让我们再忆老版《追捕》以及曾经的中日美好年代。
十年浩劫后的开放
最早引进海外片 高仓健转型之作
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1978年10月，邓小平首次访日，中日友好进入了蜜月期。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环，作为10年荒芜的中国电影界，引进日本电影就变得顺理成章。
原著小说封面
《追捕》中国引进的两年前就在日本上映了，根据西村寿行的同名畅销小说改编，日文原名可直译为《涉过愤怒的河流》。原著小说由德间书店出版，旗下的大映电影公司改编成为电影，可以看做一种捆绑式的商业推广行为。
当时导演佐藤纯弥刚刚脱离东映电影公司，手下没有自己的拍摄团队，所有他拍摄《追捕》时，从执行制片人到副导演借用的都是山本萨夫的老搭档。山本萨夫刚刚跟大映合作过《金环蚀》（1975），原定担任《追捕》的导演，因档期冲突就推荐了佐藤纯弥。后来事实证明，他的老搭档们都十分给力，影片中出现的私人飞机、赛马等“奢侈”物品都是制片人自己的。在一场戏中，一群赛马奔跑在东京最繁华的新宿街头，当时也是制片人通过自己在警局的关系搞到了许可证；这在日本是史无前例的，那之后也再也没人拿到过许可证。
那时候，高仓健也刚刚从东映电影公司退出。作为东映侠义动作片的台柱，他曾主演大量此类型电影，包括《日本侠客传》系列、《昭和残侠传》系列、《网走番外地》系列等。打多了自然心生疲倦，自立门户后他打算尝试不同的角色类型。《追捕》是他离开东映后的首部作品，饰演为了自证清白而走上逃亡之路的检察官杜丘。
“跑马”片段
饰演女主角“真由美”的中野良子，也厌倦了东映给她设定的戏路。真由美热情勇敢，她骑着马解救自己的爱人，在野外将自己献身。在当时日本屏幕上，这样的女性形象十分罕见。
因此对于三位主创而言，《追捕》都是一次随心的大胆尝试。
《追捕》起初在日本上映后，并没有获得什么特殊的反响。甚至有不少评论家批评这部电影情节破绽百出、人物形象不合情理。1979年中野良子第一次来到中国，自己也被受欢迎的程度惊呆了。她回忆说，喜欢我的粉丝们聚集在饭店的门前，喊着真由美的名字；粉丝的呼声不停地在耳边回响，甚至担心自己会不会精神失常。
据佐藤纯弥介绍，一开始《追捕》只是一部普通电影，没有引起大反响，也算不上失败，还小小地赚了点钱。在中国受到欢迎的消息传到日本国内后，一些观众出于好奇，跑去观看了这部电影。
中国“炸”开了
引领时尚潮流 颠覆国民认知
“追捕”的风潮席卷了中国。据张涵予推测，当时起码4亿中国不止一次地观看了这部影片。据日本人在1999年的一个调查，80%的中国人看了这部电影。按照当时10亿人口来计算，至少有8亿人看过了。日本人吃惊地说，这是日本电影史上看日本电影人数最多的一次。
《追捕》在中国已经不止是一部电影。崔永元《电影传奇》一期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杜丘式的风衣被抢购一空
很多人在不刮风的时候竖起衣领
戴上不舍得撕去商标的蛤蟆镜
到处是“真由美”理发店
商店里有“真由美”化妆品和帽子
大家用横路敬二来骂人
背诵大段的台词
甚至充满炫耀地向朋友们讲述《追捕》续集的内容
杜丘和真由美的后来......
《下棋》相声
那时候有好多小品、相声都会借《追捕》的梗调侃。其中最著名的是杨振华和金炳昶《下棋》，讲的是一个《追捕》狂热粉丝在日常生活中处处活学活用电影台词。“跳啊，跳吧，朝仓不是跳下去了吗，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你倒是跳啊！”影片中矢村警察催促长冈跳下楼去赎罪的话，被运用到下棋的场景中。当杨振华哼起《追捕》“啦呀啦”的主题歌时，下面的观众也是一阵兴奋的欢呼。
旅日华人学者姜建强向时光网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仍是十分感慨。1979年他在大学的影院里首看这部电影，影片里那“啦呀啦”的主旋律，极尽繁华、流光溢彩的都市景观，真由美充满甜蜜的大声说“我喜欢你”的场面，还有配音演员毕克、丁建华他们充满魅力的声线，都给他带来震撼。作为一部彩色宽银幕影片，其色彩和音响效果也与之前的中国电影大为不同。
《追捕》打破国人对日本的刻板印象
十年文革浩劫结束没几年，整个社会还沉浸在“伤痕”的愈疗和反思中。《追捕》的出现，打开了一扇天窗，看到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是什么样。原来日本人不都是《地道战》里圆眼镜、小胡子、满嘴“八格牙路”的可憎模样，原来日本经过战后的重建，已经变得如此现代和发达，原来“资本主义”并不全意味着腐朽和堕落。
“看完以后我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年我们干了些什么？人家干了些什么？当我们还囿于集体的历史创伤与历史记忆，一味地述说着经验话语的时候，人家已经超越了这些并从战败的阴影中走出，将历史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姜建强说。“因此，谁也没有料到的是1978年引进的《追捕》，把我们与当代日本相连。”
而对于经历过文革之苦的人来说，《追捕》所讲述的故事更是直击人心的。《追捕》探讨了国家与个人、法律与正义的关系。当权者制造一种能阻断人意志的药片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了排除异己，编造谎言冤枉检察官杜丘。杜丘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他视法律为至高无上的；但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冒险违抗警方和法律，走上了逃亡和求索真相的道路。
那时候的中国人民搞阶级斗争搞得太久了，习惯把人当成了一个政治符号或斗争概念的一个集合体。因此当有一种人性的东西走到你身边，所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
“是《追捕》让我们知道了人原来还可以这样活着。”姜建强说。“我们这一代人知道什么叫现代化，知道人的自由应该是个怎样的自由，知道作为人性善的代表高仓健与中野良子，要归功于这部电影。”
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
硬汉男神受爱戴 合拍电影首诞生
2014年11月，高仓健因病去世，享年83岁。尽管彼时中日关系处于冷却和对立的态势下，中国外交部也表达了对他的悼念：“高仓健先生是中国人民熟悉的日本艺术家，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作出过重要的积极贡献。我们对他的逝世表示哀悼。”
《千里走单骑》剧照
在中国，高仓健不仅仅是一代硬汉巨星、妈妈辈的男神偶像，还是中日两国交流的友好使者。他是张艺谋的偶像，二人合作《千里走单骑》，让稍年轻一代的观众也有幸见识高仓健的儒雅风采。
其实，除了高仓健，《追捕》影片、导演佐藤纯弥、女主角中野良子等都在中日交流史上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1979年，《追捕》在中国上映后的次年，中野良子主演的《吟公主》也来到了中国。该片内容在当时的观众看来阴暗晦涩，因此远不及《追捕》受欢迎。不过当中野良子在片中第一次露面的时候，还是会引起观众兴奋的骚动。她随此片第一次访问中国，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民众热烈的拥簇。
片场，佐藤纯弥给高仓健和中野良子讲戏
进入80年代后，正当红的中野良子淡出演艺圈，专心做起和平大使。几十年来，她频繁往来于中国和日本，是最早投身于中日文化交流的日本人之一。1995年，她还用自己的积蓄在秦皇岛创办了一所小学，学校里有秦皇岛第一座能依靠太阳能取暖供能的大楼。
佐藤纯弥因影片《追捕》、以及接着同样风靡中国的《人证》成为在中国受到欢迎的日本导演，1981年他担任中日首部合拍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日方导演。该片以战乱中中日两国有名棋士的友情为主线，同时侧面反映了军国主义给普通人民带来的灾难。它与现在商业性质的合拍片不同，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
中日合拍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新闻发布会
正当《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热映之际，第一次日本历史教科书检定问题给蜜月期的中日关系泼了一盆冷水。由于日本教科书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写成“进入”，中方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依旧受到了空前的关注，仅《人民日报》一家，在1982年8月和9月间就刊登了20余篇报道和评论。同时，这部电影也缓和了因教科书而起的紧张关系，中国百姓通过电影看到了普通日本群众反对右翼化的心声。
后来，佐藤纯弥拍摄《敦煌》（1988）也受到中方大力的支持。《敦煌》根据井上靖历史小说改编，总投资额高达45亿日元，除了日本众多大型企业，中方也投资近四分之一。在当时搞合拍片，中方以提供服装、道具折合成投资额的方式比较多，因此这是十分特殊的待遇。
潮起，潮落
40年后再归来 甜蜜岁月成追忆
1978年至1980年代初，是日本电影在中国传播的黄金时期。续《追捕》之后，《望乡》《人证》《砂器》《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帕》《伊豆舞女》《绝唱》《生死恋》《蒲田进行曲》《寅次郎的故事》等相继被引入，占据了中国电影市场。
当时，《人证》里面的《草帽歌》人人会唱，婉转哀伤的旋律打动无数人的心。《望乡》《生死恋》中的女主角栗原小卷，让中国有了最早一批追星族，她的电影一票难求，女孩子争相模仿起她在电影中的穿着打扮和发行，甚至流行起了学网球，而男生则视她为梦中情人。
《绝唱》《伊豆舞女》里的三浦友和与山口百惠，令中国观众印象深刻。特别是山口百惠，成为可与高仓健呼应的一代女神。除了影视剧之外，她的形象被印在挂历、杂志封面、插图、贴纸上大量传播，铺天盖地。
栗原小卷（左）与山口百惠挂历
80年代中后期，随着电视的普及和娱乐方式的多样化，电影产业总体开始走下坡路，日本电影在中国的“盛况”也逐渐淡去。据统计，1987至1989这三年间，上海共上映了来自20多个国家一百多部海外电影，只有一部日本电影《暴风勇士》进入票房排行榜前十名。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受欢迎的美国电影。
在这漫长的几十年当中，日本电影通过DVD、网络、电视台、院线等方式在中国传播，不少日本明星在中国也拥有庞大的粉丝，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辉煌景象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
《吴清源》与《夜上海》都是中日合拍片
致力于文化交流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一直都在奔走。在2006年-2015年这十年中，共有17部日本电影在中国内地上映，但仅有五部突破了一千万人民币。在这十年中，也不乏《吴清源》《夜上海》这样主创阵容堪称豪华的合拍片，然而无论是口碑还是市场影响力，都平平淡淡。
2016年是转折性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日本引进片在中国爆发，仅一年就上映了11部日影，其中《你的名字》拿下5.77亿人民币票房，史无前例。
2017年，因《你的名字》票房鼓舞、韩国“萨德”事件、中日建交45周年等原因，中国继续引进一批日本电影，（《银魂》《刀剑神域》《与君相恋100次》《深夜食堂》《精灵宝可梦》《烟花》等），还翻拍不少日本电影（《麻烦家族》《追捕》《解忧杂货店》等），合拍片《妖猫传》也将上映。中日文化交流进入新一轮高潮期。
老版《追捕》和新版《追捕》，横跨40年，连接起了两个中日文化交流密切繁荣的年代。涉过记忆的河流，永成过去的历史又带上了当下情感的温度。
（更专业的影视媒体，更全面的票务周边服务，尽在时光网）
作者：王小sa 编辑：小Sa
追捕电影 经典语录2
麦读君通读张明楷教授的经典刑法启蒙读本《刑法格言的展开》后，总结出这 5 句法律格言，可以说，它们充分展现了刑法学的博大思想与理论内涵。
任何人不因他人的不法行为受处罚
格言释义
这句格言表述了坚持个人责任（罪责自负）、禁止团体责任或集体责任（反对株连）的原则：只有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才能承担刑事责任。
案例解读
我国现行刑法彻底贯彻了「任何人不因他人的不法行为受处罚」的个人责任原则，主张不仅不株连无辜，而且尽量使无辜者的生活不受影响。
有这样一个案例：行为人犯了杀人罪后潜逃，某市公安机关实施了一定的侦查与追捕工作，但未能抓获行为人，公安局长便下令将行为人的父亲拘留，向其家属声称：「你们找回儿子来换回父亲。」于是，家属四处寻找儿子，结果用儿子换回了父亲。
上述做法让没有犯罪的人承担了痛苦，与株连只有程度的差异，没有实质的区别。所以，在某人实施犯罪行为后，不仅不能对其没有责任的亲属、乡邻、朋友判处刑罚，而且也不得对他们实施其他任何强制措施以及其他对他们不利的行为。
紧急时无法律
格言释义
这一格言的基本含义是，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实施法律在通常情况下所禁止的某种行为，以避免紧急状态所带来的危险。显然，这一格言的适用条件与范围是有限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与义务冲突是证实该格言的适例。
案例解读
以紧急避险为例：绑架犯 A 绑架了 B 的儿子，要求 B 抢劫银行的巨额现金，否则杀害其儿子。B 为了挽救儿子的生命而实施了抢劫银行的行为。
B 的行为是否成立紧急避险？ 限定说认为，如果被强制者 B 实施了盗窃等较轻的犯罪，当然成立紧急避险，但在实施了抢劫等重大犯罪的情况下，不成立紧急避险。非限定说认为，只要 B 的行为符合紧急避险的要件，就成立紧急避险。银行职员不知真相对 B 实施的反击，属于假象防卫；银行职员知道真相的，只能再实施紧急避险。
由此可见，「紧急时无法律」并不意味着紧急时没有法律或者不存在法律，而是意味着法律认可在不得已的紧急状态下牺牲一种法益保护另一种较大或同等法益。
不知法律不免责
格言释义
这句格言所表达的内容是一项原则：「在作为主观的犯罪成立要件的犯意中，不要求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这一原则起源于一概不允许认识错误的、诺曼底时代的绝对责任。
案例解读
不知法律是指不知道存在某种法律，在英美判例上包括两种情况：
其一，行为人长期生活在外地或者海上，因而不知道某法律的施行。如英国 1880 年的 Buruns v. Nowell 案，船长在航海期间，不知国家于 1872 年施行《诱拐禁止法》，违反该法运载南洋诸岛当地居民。又如美国 1812 年的 The Ann 号案，被告人不知美国 1808 年的《船舶出港禁止法》，将船舶从纽伯里波斯驶向牙买加。这两个案件的被告人均被法院认定有罪。
其二，外国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在所在国是犯罪。如最著名的是 1852 年的 R. v. Barronet and Allqin 案，当时法国不处罚决斗行为。法国人不知决斗在英国构成谋杀罪，而实施了决斗的帮助行为，被英国法院宣告有罪。
法律不强人所难
格言释义
这句格言直译为，法律不强求不可能的事项或法律不强求任何人履行不可能履行的事项。也就是说，法律不能命令人们实施不可能实施的行为，也不能禁止人们实施不可避免的行为。
案例解读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时， 这句格言真正上升为一个刑法理论——期待可能性理论。该理论源于 1897 年 3 月 23 日德国帝国法院对所谓「癖马案」所作的判决。
被告人是一名马车夫，受雇于经营马车出租业的雇主，长期驾驭一辆双辔马车，对其所驾的马的特性都很清楚。其中一匹马，经常用尾巴绕住缰绳并用力压低，给马车夫驾驭马车带来不便。虽然马车夫善意提醒雇主更换此马，但雇主不同意。
1896 年 7 月 19 日，此马在某街头突然用尾巴绕住缰绳并用力向下压，马车夫虽想尽力制御此马但不奏效，马向前飞跑，导致一人受伤。
本案最终的判决结果为被告人不负过失责任，理由是，认定过失责任，不能仅凭被告人曾经认识到「驾驭有恶癖的马可能伤害行人」，还要考虑被告人当时能否基于该认识而向雇主提出拒绝使用该马。显然，不能期待被告人不顾自己的职业损失、违反雇主的命令而拒绝使用该马，因此，被告人不负过失责任。
受强制实施的恶行应当归责于强制者
格言释义
这句法律格言，一方面表述了期待可能性的思想，即受强制的人因为丧失自由意志，不能期待其实施其他合法行为，所以，不能将恶行及其恶果归责于受强制人；另一方面表述了间接正犯的基本理论，即强制他人实施恶行的人，应当对他人实施的恶行及其恶果承担责任。
案例解读
在「法律不强人所难」的格言里已对前一点进行了讨论，以下就「间接正犯」这一方面进行案例解读。间接正犯主要表现为：
一是强制他人实行犯罪。例如，在武装部队里，下级对上级的命令具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在上级命令违法的情况下，下级执行违法命令的行为不成立犯罪，发布命令的上级是间接正犯。
二是利用他人的错误支配犯罪事实。例如，A 伪造了能够在某游戏厅的游戏机上使用的游戏币，并进行出售。诸多玩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 A 出售的伪造游戏币，并在该游戏厅的游戏机上使用，最终导致该游戏厅的损失惨重（金额上万元）。
A 伪造了这些假游戏币，并且明知这些游戏币最终会被不知情的玩家使用，故可以认为 A 是利用了不知情者的诈骗罪的间接正犯。
追捕电影 经典语录3
吴宇森翻拍日本电影《追捕》失败了，本身这个题材，是一个与日本地域文化密切相关的内容，吴宇森拿人家的创意来进行演绎，不败才怪呢。
况且《追捕》本身就不能称着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电影，它在本质上，还与西方推理片存着一个巨大的差异，只是它当年引进中国的时候，中国类型片电影还处于一片空白阶段，所以《追捕》能够一枝独秀，轰动一时。
今天看来，这部电影被人津津乐道的地方，都显得相当的平庸。它放置在开阔的眼界中，只能属于一部中等水平的侦破片，只是当时中国很少接触过这种类型片，而感到一种特别的新鲜感。
影片对于人物的塑造，相对而言比较薄弱，人物对话也很少，冷场较多，镜头也多是摇来荡去。
影片的核心情节，也就是东京东南制药公司的老板长冈主导研制的AX中枢神经阻断药，在这个政界的黑幕人物的计划里，有着非常巨大的作用，他声称：“是用来消灭那些企图用暴力推翻日本政府的激进分子。”这一借口，虽冠冕堂皇，但更让人觉得是别有用心。我们未尝不可以在当年日军七三一部队研制的细菌武器计划中，看到这种话语的同一口径。所以，《追捕》的背后有着日本文化的深沉影子，照搬到中国现实来，水土不服是无疑的。
杜丘正是因为调查涉及到药品的内幕，而成为被追捕的对象。影片采用一种倒卷帘的结构，从杜丘的神秘地被指控开始了他的逃亡之旅。杜丘在洗清自己身上的不实之词之后，不仅没有被置于死地，反而顺手牵羊地查清了长冈的底细。正应验了那一句：欲使谁毁灭，必先使其疯狂。其实，长冈欲灭掉杜丘，反而被杜丘将计就计，彻底暴露，反手干掉，正体现了长冈疯狂的自我毁灭特征。
杜丘要走到认清长冈真相的最后一步，确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而这期间的过程，沿用的是推理片的丝丝入扣的表达方式。影片是通过杜丘依次去调查了解两个举报人的身份，展开了他的深度卷入过程。在调查过程中，他被一路追杀，险象环生，巧遇真由美后，影片进入浪漫段落，但爱情成为故事进展下去的必备动力，一直到东京后，杜丘在矢村的支持下，潜入精神病院，查清了AX药的真正用途，一举破获。
在这种抽丝剥茧的过程中，其实逻辑性并不严密，很多偶然性促成了情节的进展与谜底的揭开，这也许是日本推理小说的一个共性特点吧，即：关注社会内容，而忽视逻辑上的判断，使其巧妙不足。比如加代与横路这两个控告杜丘的人，竟然是夫妻，而且他们原来都服务于长冈的公司，实际上就留下了很多的漏洞，杜丘实际上用不着自我调查，也可以在警方的配合下，澄清事实，但他冒失地选择了逃亡，实际上，电影鼓吹的是一种黑暗中的公正，认为司法体系无法还个人以清白，必须借助个人的力量，去完成对黑暗势力的清除。这种新兴的观念，在电影中，仅仅是作为一种情节的构成来安排的，但对于中国影视的创作来说，显然是无法吸取的。吴宇森在采取他的拿来主义的时候，再次跌入陷坑。
日本电影的这种设置方式，实际上是对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进行逐一查证，使之水落石出，让观众看到过去没有发现的真相。它的人物是没有悬念的，只有真相与事件的悬念。
相比之下，西方电影中，还有一种正在发生的事件，观众看到的都是真实的发生的，但是，人物的动机却是不明的，事件的外露的特征，给观众看到了一个真实，但内在的动机却是不明的，明明表面上是这样的结果，但潜在的动机却完全是相反的，这才是一种真正的高深莫测的悬疑片的境界，观众被影片设置出的迷障所困惑，始终尾随着影片，被影片带动着去发现谁是真实的动机所在。这一点，比较鲜明的是《野东西》、《惊魂》这样的影片。这种影片是在动态中，表现出人物状态，不断地变更着一个事件的后面的动机，从而使得情节奇峰突变，曲折诡奇，而这样的风格，在《追捕》中是看不到的。
《追捕》中杜丘打入精神病院的段落，被院长发现，而居然能逃过警察的追捕，同样缺乏说服人的理由。刚刚陷入重围的杜丘在进入精神病院后安然无恙，而同时期真优美也能出入医院前去看望、不引起警方的怀疑，同样是没有道理的。这种情节设置，不过是为了说明杜丘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洗雪自己的冤屈，是影片塑造人物的需要，影片中的警察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追捕并没有达到一种内在的持之以恒的张力所在。相比之下，影片的原片名，根本没有强调追捕这种被动的状态，而是以杜丘的主要视角，“涉过愤怒的河”，这还是比较准确地体现了影片的叙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