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独五体散文的是

书法五体笔法差异,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书法密码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开创独五体散文的是1

书法五体“篆、隶、楷、行、草”的笔法各有各的特点和规律，实际上也就是各有各的规定性，若拿篆、隶书的笔法去写楷书，拿唐楷的笔法去写晋楷，拿行草的笔法去写篆、隶书，这都是不懂书法的笔法，没遵循笔法的特征和规律。

1、篆书的笔法

学篆书从小篆人手易得笔法。小篆的笔法是起、收笔用圆笔藏锋．藏头护尾；行笔中锋平移，笔画匀净圆浑，无明显粗纲变化。

2、隶书的笔法

隶书的笔法明显丰富于小篆。篆书纯用圆笔，转多折少，隶书用笔有提、顿，起笔有方圆，其主要笔画(波挑)的起笔用逆锋、行笔用中锋 (与篆书相同)，收笔则用出锋，笔画出现蚕头燕尾状，这是与篆书在用笔上最大的区别。

3、楷书的笔法

(以中唐楷书为例)中唐楷书的超、行、收笔总体上与篆书相一致，只是在起笔时有方笔有圆笔，其基本笔画较篆书也更加丰富了(楷书有八大基本笔画．篆书一般来讲只有直画与弧画两种笔画)。楷书的竖、撇、撩等笔画的“出锋收笔”已有明显侧锋痕迹。

4、行草书的笔法

行草书的笔法较之楷书就显得更为丰富，起、行、收运笔过程中逆锋、顺铷、中锋、侧锋、回锋、出锋一应俱全。特别是大草(狂草)还出现了偏锋、破锋、散锋等，笔锋变化莫测，丰富多姿。关于书法五体篆、隶、楷、行、草运笔过程中笔法变化请看下表。

不同的书体有各自不同的笔法，

现概括如下：

篆书有篆书的笔法：圆笔中锋(逆起、中行、回收)

隶书有隶书的笔法：逆人平出

唐楷有唐楷的笔法：逆起、审行、回收(出收)

行草书有行草书的笔法：一搨直下、八面出锋、无往不

“篆、隶、楷、行、草”运笔过程中笔法变化对比表

唐宋八大家书法传奇！

NO.1

韩愈

（768—826）

韩愈《长安道诗帖》

韩愈（768—826），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

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NO.2

柳宗元

（773—819）

柳宗元《龙城石刻》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汉族，河东（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NO.3

苏轼

（1037—1101）

苏轼《尊丈帖》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苏轼大名，举国皆知，本文不作累述。

NO.4

苏洵

（1009—1066）

苏洵《道中帖》

苏洵（1009—1066）北宋散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应试不举，经韩琦荐任秘书省校书郎、文安县主簿。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佑集》。工于书法，气韵有余。

NO.5

苏辙

（1039—1112）

苏辙跋《自叙帖》

苏辙（1039—1112），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号颖滨遗老。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兄苏轼并称“三苏”。宋神宗年间曾任翰林学士、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职，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为文注重养气，风格汪洋淡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

NO.6

欧阳修

（1007—1072）

欧阳修《集古录跋》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时，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

NO.7

王安石

（1021—1086）

王安石《过从帖》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半山，号半山老人，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苏东坡称其书“无法之法，然不可学”。米芾说他学杨凝式，黄山谷说“比来士大夫，惟荆公有古人气质，而不端正，然笔间甚遒”。

NO.8

曾巩

（1019—1083）

曾巩《局事帖》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丰(今属江西省)人。嘉祏二年(1057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以文章著名于世，后世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50卷行世，《宋史》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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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建勋作品。

深圳晚报记者 杨慧

4月24日至5月9日，“兴到笔随——方建勋《小窗幽记》系列书法篆刻展”在深圳市书法院举办，与此同步推出的还有《书法章法形式的“感觉定势”及“如何突破”》讲座，以及方建勋新书《行书的故事》。这场形式与内容都很独特的书法展吸引了不少市民。

方建勋，北京大学美学博士、艺术史博士后，现为北京大学书法教育与研究中心研究员，央视书画频道“一日一印”栏目主讲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昨日，深圳晚报记者专访了方建勋。

深圳晚报：“兴到笔随——方建勋《小窗幽记》系列书法篆刻展”以及讲座获得了很热烈的反响，这次展览是怎么和深圳结缘的？

方建勋：我之前是在北大哲学系攻读美学博士，目前任职北京大学书法教育与研究中心。最近我受邀到深圳来开一个北大校友的书法课。深圳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深圳市书法院院长赵永金先生邀请我以此契机到书法院做一次展览。深圳市书法院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力，很荣幸能到这里办展。

深圳晚报：这次书法展的内容和形式很特别，内容上特别与明代著名的性灵小品文集《小窗幽记》结合起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设计？

方建勋：因为研读董其昌等晚明书家，我连带了解到陈继儒和他的《小窗幽记》。以前只是睡前偶尔翻翻，像是读散文诗，也许是人到中年之故，近年来从中慢慢读出点“味道”来，日益喜欢。《小窗幽记》的字里行间灵光闪烁，充满人生智慧，堪称“妙语集粹”。我喜欢读，也喜欢抄录，这成为我的一种心灵慰藉。在我看来，书法本来应该是指向自我、修心的艺术，通过研习书法，以达到与自己和解的目的。所以我想到了做一场带有书法人自己“体温”的展览，把自己对《小窗幽记》人生智慧的理解和感悟融入到书法当中。

深圳晚报：看到这次展览中作品真、行、草、隶、篆五体齐备，既有平尺小品，也有八尺大幅。您创作时的状态是怎样的？每一种书体中是不是蕴含了不一样的内涵？

方建勋：现在的书法大多是为了创作而创作，但我喜欢顺其自然，跟古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自然书写，让书法成为我的日常生活。有时我读《小窗幽记》特别有感觉，于是马上拿笔就写，完全是凭着自己的兴致来。所以这些展览作品大部分都是一次性完成，一挥而就。就好像口渴了赶紧喝一杯水，我特别注重瞬间的即兴发挥，并不当作刻意创作。不同书体的变化微妙地体现了我的不同感受。

深圳晚报：深圳的节奏比较快，深圳人对书法感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多，对于如何进入书法领域，您有什么建议？

方建勋：我倡导我的学生们把对书法的练习当作日常习惯，每天写一点，作为精神的一个部分，日常的一个部分，和生活与生命融合在一起。学习书法是一个临古的过程，也就是在跟古人对话———取法乎上。在对话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受到这些伟大艺术的熏陶。书法是一种修心的行为方式，静能生慧，这样你对人生的思考才不会随波逐流，个体的生命价值才能呈现出来。

作者：方建勋

来源： 深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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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连环画《人民教育家、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于漪》

我20岁初为人师，在军天湖农场边上的寒亭中学工作。闭塞，始终是闭塞。

在《中学语文教学》《语文报》《语文教学通讯》等报刊上读到于漪老师的文章，被吸引住了。遇到困惑，就给于老师写信求教，还真的收到了于老师回信。“学梅兰芳，不要走偏锋”的教诲，始终荡漾心头。迄今为止，得于师提耳之教已经35年。

1996年底调到上海任教后，每年都要到于老师家请教，就认识了黄老先生。最初的印象是老先生很安静，见人来，退避卧室，客厅让给我们。告别时，我出于礼貌，顺便向老先生打个招呼，先生也简应一下，大抵是“啊，啊”，很和蔼。渐渐地，熟悉了，知道他是西南联大高材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老先生话依然很少，一言半句而已。再后来，大概是于老师向老先生说到过我了，老先生有话了，但不多。虽二三句，但很有思想催生力。于老师对我说，你来，他跟你说；别人来，没有什么话的。老先生的话虽不多，但深藏在我心中，时不时拱起富有生命的思考，如同种子。

一次，时值冬天，温暖的太阳照在阳台上，老先生安坐在小桌边读书，怡然自得。我们到了，本以为老先生会像往常一样马上避让，然而他稍许停留了一下，似乎有些激动地对我说：“散文？哼，散文！”我有些疑惑。咦，这是说谁呢？还是批评哪篇文章呢？还是有什么想表达的呢？我没有问，凡遇这样的情景，我习惯于不打断不多问。一时反应不过来，不知问什么，还是愚愚地听记为好。我想老先生多说两句，然老先生不再说下去，就离开了。

说来也是真有魔力，这“散文”，这“哼”，就始终在我心中站着了。这“散文”，应该就是指古代散文，先生是史家，我推想更应指先秦诸子散文吧；再想，还可由散文而通向“文”。一触碰到“文”，则“三代”，则孔夫子，特别是“文不在兹乎？”等等全都扑面而来了。这“哼”，是对古代散文的辩护吧，不知怎的，我总是听出傲然之意；当然少不了对当代那些不成其“文”的“文”的否定与讥刺。老先生安详自适，但有时脱口而出的批评，则相当火辣，足可以使人想到自己的浅薄而悄悄地脸红。多少年过去了，这句突如其来的话在我心中就一直没有挪过位置，牢牢地矗立在那里。我总是散文散文，先是再次通读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疏理散文变迁线索，后来，干脆读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读个痛快。

又有一次，也是冬日，温暖的太阳照在阳台上，老先生也是安坐在小桌边翻书。我们到了，老先生就起身离开。走进房间又出来，面对着我，说，“陶渊明是人不是仙。”我随即应和：对对！是人不是仙。应和过了，与于老师讨论了一些事情后，我直接走到卧室，继续问陶渊明。老先生说了一番话，我一时未听清楚，又不敢追问；老先生大概以为我听明白了，一边说，一边笑了起来，很放松的笑。老年斑虽重，但一点也不僵硬，在清癯红润的脸上，点染了岁月。当时，老先生已近百岁了，生活仍能自理，思维清晰，时不时对于漪老师幽默一下——啊，这是怎样的人生和态度！关于陶渊明，我没有听清楚就离开了。没听清楚也好，反而使“陶渊明是人不是仙”这句话的每一个字都化作一枝杨柳，立在我思考的春野上，形成一道柳岸。这句话在文论家那里，一定是没有什么深刻含义吧？然而在我，竟神奇地产生醍醐灌顶之感。许是我过于浅陋无知？许是我对老先生过于崇拜？反正，这一句“是人不是仙”，成了我在课堂上教陶渊明作品的钥匙。评正高，于老师与黄玉峰老师来听我上课，我上的是《归去来兮辞》，其中与学生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陶渊明是人不是仙”。这话鼓动于心多年了，串起陶渊明作品不知多少个来回了，通过上课，与学生一起吟味、抒发之后，人一下子放松下来，如同翻过了泰山十八盘，有随地一坐，清风拂面的感觉。

我爱读传论，尤其是爱读像李长之写司马迁那样的人物传论。李长之写陶渊明也相当的简明，他说，陶渊明一生分三个时代：29岁以前，种田读书；29岁至41岁，做了好几次小官吏；42岁到死这二十余年中，“其间有不少的惨杀倾轧，诗人的陶渊明看不顺眼，因而隐退起来，因而暗中牢骚多起来，并为了保持自由而再度去躬耕。于是二十余年中，慢慢把自己的生活理想化，也理论化，遂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面目的思想的诗人”。不顺眼，是人；隐退，是人；牢骚多，是人；躬耕，理想化，是人；理论化，是哲学的人哪！教陶渊明，如果不把“人”教到学生心坎上，那就不算是教学。黄老讲陶与李长之论陶，都是一个“简”字。简，非常难。你看我现在所写，极力想简，但仍旧是下笔不能自休，对此，只能自我原谅，简，毕竟是天纵异彩。

我从乡下来，读书少，恢复高考后只能急匆匆地读一个专科。做梦都不敢想复旦大学的教育该是怎么个样子。幸运的是，我认识字。识字，就可以读复旦的书。复旦有高墙，有门槛，但挡不住文字。文字待人总是平等的，文字后的学者对每一个读者都是一视同仁的。周予同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就是我常读书之一。读着读着，我才知道黄世晔就是老先生。这书的“解题”写得好啊！究竟哪些是老先生所写，在我，不是一件重要的事了，我所感动的是这里有一批老先生，共同贡献了教人读史的思想和方法，他们所写的，真是史中有史，史又生史，意韵无穷。而且，老一辈学者一律是那样谦虚、质朴、无私。他们的形象，如同雨夜的路灯，只见灯光洒在泥泞的路面上，而其灯杆形态等等则淡化在黑夜的漫漫雨丝之中。我读这套书，恨不得把每一个字都吃下去。三十多年了，一直床头夜读，一直习惯了那小小繁体字版本。任何时候，我都能在二三分钟内钻进书的字里行间而使整个世界安静无声。我就是一只土拨鼠，于莽莽丛林中，有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小窝。遗憾的是，我从未对老先生谈过我读这部书的体会。如果谈过一次，也许会得到三言两语的指点。不过，话又说回来，已有一二句，足矣，只要心诚，举一反三，不是可以在这部书中自己读出不同学者的更多的三言两语吗？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老先生写的一篇文章《重修大涪山普门禅寺记》（全文请参见今日二条）。这是一篇用文言写的记体散文。先生以简驭繁、言约意丰的大手笔和纵横捭阖的思维，让我佩服得五体段地。

《〈论语〉教育思想今绎》出版，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呈上一册，老先生说，“心血不会白费的”。此时，他已近百岁了，还是说得那么干脆有力。

我写《今绎》，是学着读书人的样子，用了吃奶的力气的。我知道，虽如此，但对别人，也没有什么价值。我只是一笔一画在方格稿纸上写字而已。然而，老先生这句话，在我独处的时候，给我以多么亲切的安慰啊。

202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