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散文：红包

2020年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之日，远在他乡的侄儿给我发来电子祝福红包，此时此刻，激动与欢喜、感动与幸福瞬间把我包围，就像小时候从来没有吃过月饼，突然有一天接到同学分享月饼给我，既新鲜又兴奋，特别感动！

惊喜之余，我在一幕幕回忆中，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小时候在农村生活，那时的农村家家户户食不果腹，一年到头几乎看不到钱。那时候没有红包，年三十晚上，长辈给晚辈压岁，讲究一点的会在压岁钱上面贴一圈红纸条，许多舍不得买红纸的家庭，干脆连贴红这个传统也免了。说是压岁，其实就是随手拿个几分的碎钱逗孩子高兴，也就够买一支劣质的冰棍或少许啪纸（一种小时候玩的红纸炮），如果遇到家境稍微好点而又大方的亲戚给个毛票，那就得如数上交。新年大节，虽然也追随小伙伴们满院子去串门拜年，也只是为了讨得主家五指攥拢时再动手抓的那几粒瓜子或几颗花生。不是主人小气，实在是要将少得可怜的年货招待更多的客人。我的印象中，只依稀记得压岁的概念而已，基本上难以享受到长辈给压岁钱的喜悦。不是长辈们没有爱心，而是实在太穷了！

一直苦熬到改革开放，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菜里的油花和锅里的米粒逐渐多了起来，手里慢慢有了余钱，你来我往的礼包红纸条上，也从毛票过渡到了块票。

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家依靠父亲国家干部和农艺师的身份转为城市户口，举家搬到了县城居住。名义上变成了城里人，吃的是一毛多一斤的商品粮，但当时我与弟弟妹妹还在读书，母亲又没有工作，五张嘴同吃父亲一个人每月五十多元的工资，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那时交通不便，老家所在的公社到县城只有一趟班车，老家的人有时到县城办事、购物或看新奇搭不到返程的班车，就不得不投靠父亲借宿、歇息，母亲则不论贫富尊卑，无一例外的让他们留宿，招待吃饭喝茶，与他们嘘寒问暖拉家常。遇到春节，乡里乡亲的，不带点礼物不好意思进门，礼包上附带扎个三指宽的红彩纸条和一块两块钱的礼金，算是当时的“红包”。母亲是个十分注重礼节的人，按照她的为人，回事的时候是要适当增加数量的，她认为只有这样才不失礼。但又困于父亲有限的工资，只好将每人送的礼物估个大致的价格，把张三李四大致等价的礼物互换，礼金原封不动捆扎在礼包上再回过去。母亲凭她精打细算勤俭节约的持家本领，硬是把一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日子就在“钉上削铁”中走了过来。

结婚成家以后，转眼就成了孩子他爹，开始轮到自己给孩子压岁了。其时已出现正儿八经的红包，厚度随着年代的变化而增加。当孩子很小的时候，我象征性在红包里放几十元零钱，为的是让他不失童年的乐趣。随着孩子的成长，红包金额逐年递增，亲人好友给的红包出现了百元大钞，一般都有好几百。也许是穷怕了的缘故吧，身上有钱，谁不高兴呢？更何况那是来自长辈们无尽的爱意。

起初，儿子年幼不懂花钱，每当他兴高采烈地晃着手里的红包时，我内心就按捺不住高兴。后来儿子知道用钱了，当他再炫耀手里的红包时，我却再也高兴不起来了，心里不禁要问“儿子你知道钱的真正用途吗？”从小耳濡目染了长辈的勤俭节约，我也以此教育孩子，当儿子在接到长辈的红包以后，我要求他面值百元的必须上交，他也十分顺从，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红包钱从来没有一百的整钱。

近年来，家里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母亲除却生活日常开支，手里也有些剩余。每年春节，她老人家好像是要补偿我们孩童时失去的快乐，提前在年三十晚上给我们每个人包好了红包，钱不多，数字却很吉利，图的是一个好彩头，望的是全家老少平安健康。就如这次侄儿给我的红包一样，使我倍感欣慰的并非红包本身，而是尊老爱幼的传统和优良家风又有了一代接续一代的继承人。

愿中国红历久弥新，永不“褪色”。浓缩在红包里的，永远是那份浓浓的情和义。

审阅：康书秀

简评：随着生活条件在改善，传统节日里发红包的数额在增加，不变的是带着浓浓亲情和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令人回味，值得传承。

终审：严景新

作者：龙新武

编辑：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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