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香的美文

史载，明嘉靖帝洗脚的木盆，一律用刨好的松木板做成。既不许上漆也不许抹油，一只木盆只用一次，原因是嘉靖喜闻热水倒进松木时透出的木香。

明代是一个用香风气极为浓厚的朝代。嘉靖帝能借洗脚时贪享一番松木香，就更能对护理长发运用想象力，他曾命内务府研发出 “秘传第一妙方”之香泽。香泽就是气息芳香的润发头油兼具有定型功效。

“新菜油十斤，苏合油三两（众香浸七日后入之），黄檀香五两（槌碎），广排草去土五两（切碎），甘松二两（去土切碎），茅山草二两（碎），沙姜一两（细切），辽细辛一两（碎），广零陵三两（碎），紫草三两（粉碎），白芷二两（碎），干木香花一两（紫心白的），干桂花一两。”

“茶子油六斤，丁香三两（为末），檀香二两（为末），锦纹大黄一两，辟尘茄三两，辽细辛一两”。

不知“嘉靖牌”香泽比今日国际明星代言的高级护发用品何如？但足可见，明代对香料的使用真正做到了从头到脚，从里至外。

当时各类香品如香囊、香牌既可佩带于衣裙之间，悬挂于车轿及室内，又可熏衣熏被，还可疗愈失眠，嘉靖还曾使用过“世庙枕顶香”，此方含麝香，皇帝用珍贵好料，下至各嫔妃用平等一般料，均以此作枕改善睡眠。

更有甚者，宫廷还将香料作为建筑装饰材料。据《朝天录》载，“东征事起，府库虚耗。又起乾清、坤宁等宫，穷极奢靡，以龙脑，沉、檀，屑杂以椒末，涂屋壁”。

古代香料和香药的区分并不明显，很多香料本身就是药。因此，太医院和光禄寺是接收岁贡香料的重要机构，每年各地均须向太医院解纳香药。光禄寺则在宫廷举行祭祀活动和负责皇室膳食时，使用大量香料作为调味品。

明代宫廷香料消耗最多的去处还是祭祀活动。香火是中国人用以沟通神明的介质。帝王作为天下之主，对天地、社稷、山川、岳镇、江海都有祭祀的职责。但祭祀并非单纯的“香烟缭绕”，香料在其中充当祭品，一起成为与神明沟通的主要介质。

明孝宗就曾多次派人外出烧香祈祷。嘉靖时期，亦是不时举办各种斋醮仪式，如春祈大斋、秋报大斋、延寿大斋、寿坛斋醮、安神大醮等，各类斋醮无不消费香料。

明朝由于扶植道教，武当山作为道教名山，岁用的香、油、蜡烛等物均由朝廷定额供应。从宣德元年，武当山每三年用香数额以七千斤为例。而成化十九年（1483）至二十一年（1485），用香一万三千八百四十余斤。用香量“至是倍之”。

正是由于用香量甚大，明代宫廷开始对海外奇香极尽搜求。每年经由地方土贡、海外朝贡、贸易经商三种方式获取香料，吐蕃、暹罗、占城、琉球均有来华使者为明朝上贡大量香料。

从洪武时期开始，明政府便以香料作为赏赐物,赏赍（音jī）群臣与文武百官。通过赏赐，使香料从宫廷流向社会，实现了香料消费的平民化转变。

上到皇帝，下至百姓；香事虽小，却大有可观。在民间，不仅制香技术、香具工艺及香品类型较之前代有长足的发展，线香、棒香、塔香得以普遍使用。人们在妆饰上，采用香膏，佩戴香囊，雅室熏香，沏饮香茶，沐浴香汤，调服香药。

明中叶后，不少地区的香料市场已十分繁荣。如“成都府十二月中皆有市，六月为香市”。不少人以贩香为商，《金瓶梅》就多次提到西门庆开的生药铺中出售从域外传入的檀香、安息香等香料。

此外，成书于明代的《遵生八笺》、《香乘》、《本草纲目》、《便民图纂》、《五杂俎》等书都记载和介绍了香料的各种功用，从侧面反映了随着民间百姓消费香料的不断增多，人们对香料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明代周嘉胄《香乘》卷十一中亦记载了【斗香】

论其中翘楚，首推明人周嘉胄之《香乘》。该书穷搜遍辑、包罗广阔，可谓集明代以前历代香谱之大成。凡香之名品，诸如合香、清道引路香、黎仙香等，香之调制、鉴赏，咏香诗句、文章以及与香有关的逸事趣闻等，无不一一载录。所引材料，亦多有出处可循，堪补亡佚史籍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