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雄的红色历史故事有哪些

「原创」郭沫若过楚雄题诗留墨宝,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云南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楚雄的红色历史故事有哪些1

楚雄龙江公园内的郭沫若题楚雄诗石刻

董华 文/图

新中国成立后，一代文豪郭沫若先生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到过全国很多地方考察调研。他所到之处，探究当地文化历史和风土人情，常常文思泉涌，出口成诗，在不少地方留下了诗词和书法墨宝。1961年9月，郭沫若到楚雄，就留下了诗作和墨宝，至今传为佳话。

1961年9月，郭沫若结束了对印度尼西亚、缅甸的友好访问之后回国，顺道前往滇西考察，途径楚雄，下榻在当时的楚雄彝族自治州政府招待所，即现在的楚雄宾馆。住下以后，他向负责接待的人说，要到街上逛一逛，有关人员陪着郭沫若浏览了楚雄城区的中大街、北门街。当时楚雄城区范围不大，只有中大街、北门街等四条街道，现在的楚雄人民商场以外都还是农田。郭沫若很有兴致地浏览了中大街、北门街，回到宾馆，又让人找来《楚雄县志》连夜阅看。第二天，郭沫若同楚雄州党政军领导以及文艺界人士进行座谈。

座谈会上，郭沫若向大家说楚雄历史悠久，接受内地文化比较早，大家要好好珍惜和研究。然后他话锋一转，问“楚雄”之名的由来，大家一时面面相觑，说不出来。郭沫若说：我是考古的，这也难怪同志们不知道，楚雄原名叫威楚。据史料上说，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庄蹻远征滇国，来到这个地方，所以就叫威楚。汉末三国时期，蜀国的丞相诸葛亮也来过这里，还在卧龙岗扎过营盘。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期，贺龙元帅率领红军来到这里。从县志上看，你们这里有12个民族，其中汉族和彝族比较多，彝族是一个能歌善舞、勤劳勇敢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期间，郭沫若应与会者的请求，即席赋诗并挥毫书写：

庄蹻通滇肇锡名，楚威远震古边城。

濮髳北会无遗址，诸葛南巡有旧营。

民族埙篪真协睦，农田禾黍好收成。

海椒到处红成串，百货欣看彩色骈。

郭沫若信手拈来的诗句，前四句概括了楚雄的历史文化，后四句写出了边疆民族地区楚雄的民族文化、风土人情及所见所闻。大家都为郭老敏捷的才思而钦佩鼓掌，尤其是郭沫若当场把这首诗用毛笔挥写在宣纸上，使大家亲眼目睹了沫若功力深厚而具有个性的书法艺术，使与会者大开眼界。郭沫若的书法主要取法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一的米芾，其功力深厚，苍劲老辣，古朴典雅，是当代全国杰出的书法家，引起在场人员的热烈掌声。

晚上，郭沫若一行又到怀象剧场观看了楚雄州滇剧团根据郭沫若创作的话剧《棠棣之花》改编的滇剧，这是该剧团参加国庆10周年汇演的节目。在演出过程中，郭沫若全神贯注地观看，不断为精彩的表演带头鼓掌。演出结束后，郭沫若走上舞台，与演职人员一一握手。

在第二天的座谈会上，郭沫若又挥毫为剧团题诗：

百花齐放在边疆，十二兄弟聚一堂。

造天造地同努力，歌舞梅葛溢芬芳。

这首诗中提到的《梅葛》是楚雄彝族的创世史诗，是民间文学精品，全诗反映了彝族人民在远古时代的世界观和对事物的丰富想象，反映了彝族人民的生产生活的变化过程，反映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彝族人民的贫困生活，以及恋爱、婚姻等习俗，同时也反映了同汉族的亲密关系。《梅葛》开篇就写道：“远古的时候没有天，远古的时候没有地……我们来造天，我们来造地……”郭沫若信手拈来的诗句，就将《梅葛》内容引入其中，充分体现出他的广博知识和敏捷才思。

离开楚雄时，郭沫若再一次题诗：

大理回车我再来，龙江红浪仍潆洄。

沿途急剧繁车马，满望葱茏富梓材。

烟谷堑山通藏缅，经天纬地造蓬莱。

奎宁乔木参天列，披挹雄风实快哉。

郭沫若先生在楚雄题诗和留下书法墨宝，成为当地文坛的一段佳话。如今，郭沫若的“庄蹻通滇肇扬名”和“大理回车我再来”这两首诗，已由楚雄书法家任逸浩摹写刻制在楚雄龙江公园的碑亭，供人们观赏。

（作者地址：楚雄彝族自治州中医院）

楚雄的红色历史故事有哪些2

——记王正清烈士 ，世之所轻，却有史传记之；革命先烈，为国尽忠，鞠躬尽瘁，忠骨长埋青山，若不为后人所知晓，痛哉哀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读史使人明智，楚雄市构建威楚红色文化长廊，红色文化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它凝聚了千千万万个为新中国而牺牲的爱国人士的心血和汗水，讲好楚雄英雄故事，以期用历史的感召鼓舞仁人志士前进。

在风正气清的今日，追忆楚雄八哨剿匪风云岁月，缅怀革命先烈王正清。王正清烈士，中共党员，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军某部副班长，大理人。1950年8月随部队到楚雄剿匪，同年8月19日，在楚雄大麦地村（今八角镇）剿匪战斗中，不幸光荣牺牲，年仅27岁。 “土匪”与“剿匪” 匪患是“毒瘤”，在中国由来已久。在古代，“绿林”一般是“土匪”的代称。《后汉书·刘元传》记载：“诸亡命藏于绿林中。”隋唐以后，一些占山为王，或落草为寇者，均称“绿林道”或“绿林好汉”。至清朝，凡涉及土匪问题的官方记载，多用“盗”“贼”和“寇”等描述。清朝末期，伴随着白莲教的出现，一个新字“匪”便应运而生。随着清朝越来越注重其存在的政治合法性，“匪”字的使用日益广泛，常常合成为“盗匪”“匪徒”和“土匪”。

新中国成立前后，匪患相当严重，土匪与反动势力沆瀣一气，汇成一股强大的反动逆流，严重威胁着新生的政权。土匪主要是由国民党败退前后有计划潜留、遗漏的匪特武装，被打散后流窜为匪的国民党正规军残部，遗留于各地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地方民团及其他反动地主武装，被国民党收编加委的各类历史惯匪和职业性土匪，聚众进行武装暴乱的反动会道门，起义投诚改编后又反叛的原国民党武装等。

笔者生活在原楚雄八哨地区，时常零星听长辈讲新中国成立初期“剿匪”的故事，但历来对所剿“土匪”的概念较为模糊，籍此文机会，笔者深入原八哨地区采访，采访对象或是亲身参与、见证过这段风云岁月的耄耋老人，或是那段历史中重要人物的后人，或是当地第一手接触这些史料的师长。其中两个镜头，兴许对比较接地气地了解“土匪”有益，在此整理录出：镜头一 黑牛山头李开珍，女，1928年生人，现年89岁，耳聪目明，谈吐较清晰，居住在中山镇普掌村委会。

解放军到普掌村剿匪时，李开珍仅二十来岁，尚未婚嫁。她先后裹着小脚到普掌村两家周姓地主家做长工，老人家回忆说：大周地主家不好，心肠毒。有一户穷人家死了人，没有新衣服装棺，抱了大公鸡去大周地主家，想换一些新布料给亡者做寿衣，大周地主收了大公鸡，只给一点碎布头，穷人家只得含泪用碎布头拼了七分水裤头，让亡者穿去。后来，李开珍又到小周地主家做长工，小周地主心肠好，煮肉吃的时候，偶尔还会让她端一点回家给爹妈吃。大小周地主家都养着背枪的人，平时在村里背着枪很威风，解放军来帮穷人的时候，大小周地主都逃到山顶做了土匪，背枪人也跟着逃到山上成了土匪。李开珍也做不成长工回家了，父亲叫她到黑牛山头，看守一片茶地。二十出头的她，独身一人住在野味（兽）成群，土匪出没的黑牛山头的一间小屋里。一个夜间，她听到屋外有声响，以为有人来偷茶，开门一看，见到一个小周地主家的背枪人，此时已做了土匪，他双膝跪在门前，双手高高举过头顶，作投降状，见她开门，忙乞求道：“你不要怕，求你行行好，给我一点吃的，我被地主家哄到山头作土匪，已经很多天没吃东西了，快要饿死又不敢下山。”

李开珍答：“我不怕你，不是我小气，我也没有吃的。”土匪叹一口气走了，饿得走路都打摆了。李开珍说，这个土匪算是好的，讨不到饭，也不敢偷抢，有些专干偷抢营生的土匪，就又偷又抢，什么坏事都做，不仅偷抢活人，连死人都敢偷抢。有个土匪在解放军来之前经常拦路抢劫老百姓，解放军来后躲到黑牛山头，有天晚上冷不住，摸黑下山，又不敢进村偷抢，因为解放军就住在老百姓家楼上，这个土匪就把村外一座新坟刨了，结果里面埋的是一位解放军战士，穿着土黄色的解放军服，土匪冷得不管不顾了，就把解放军烈士的衣服扒下来穿上。天亮后解放军遇到那个土匪，土匪身上穿着解放军的军服当然逃不脱，一查才知他刨了解放军的坟，被投入监狱。

镜头二 唐家大院汉子一言不发，抽了一阵烟，将腰际的枪拔出来，排在八仙桌上，却没人敢上去收他的枪。汉子带来的随从，已被缴枪软禁，他业已沦为唐家大院砧板上的肉，却仍高坐唐家大院上座。唐家大院的主人唐立功又劝道：“总队长，今天唐某好歹将你‘请’进来，你若反了共产党，党国龙长官已嘱我允诺你‘楚、镇、景人民护卫总队’总队长一职；总队长英雄才俊，唐某家中小女唐珍太，如蒙不弃，愿给总队长做小。他日总队长叱咤一方，唐某人还要仰仗总队长。若总队长仍是冥顽不化，自甘堕落，仍要为共产党办事，唐某人今日只得遵龙长官之命痛下杀手，总队长乃是虎狼之人，若不能为党国所用，龙长官不愿纵虎归山，终成祸患。”这条汉子便是丁锡功，年仅二十七，便名震楚雄八哨地区。

1947年，他随永胜区（今西舍路镇）李文仕之后，在三街一带拉起自发民变武装“抗铲队”，武装抵抗国民党在八哨地区铲除大烟种植；同年11月，中共滇西工委决定争取丁锡功武装力量抗蒋，将其武装力量编为反对国民党“征兵、征粮、征税”的“八哨三抗联防总队”，丁锡功任总队长；1949年5月2日，八哨三抗联防总队整编为人民自卫团第二支队，丁锡功任支队长；12月24日，二支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八支队三十八团，丁锡功任团长；1950年3月，八支队整编，丁锡功调任牟定县副县长。丁锡功对副县长一职大为不满，到牟定县报到后，得知县长是一名女性，更是大为恼火，胸中郁闷：“老子威震八哨，到头却在娘们手下做事。”便佯称身体有恙，带着随从，打道回哨区老家。想必，此时骑在高头大马上的丁锡功是失意的，但他万没料到，自己亲手编织了一张权欲的罗网，并且把他彻底葬送。丁锡功老家在楚雄哨区大麦地公社，他带着随从大摇大摆地路经三街，不料三街地霸唐立功、唐文泰勾结有武装力量的宋国兴，将丁锡功“请”进了唐家大院，名为“请”进去，实则已被软禁。此时丁锡功所带随从不多，虎落平阳。眼前两条路，降则封官偿愿，抱得美人归；逆则性命堪忧。唐立功、唐文泰何许人也？胆敢软禁“拿枪”起家的丁锡功。

至今，三街的老人们仍记得这样一句话：“金半河，唐半街”，金、唐分别是三街最初资本大量积累的两户人家。金家地主，田地占整条三街河过半，唐家财主，整条三街半数以上的商铺都是唐家的。随着资本“滚雪球”式的积累，唐家除了高墙大院外，还拥有了私人武装，成为一方恶霸。唐立功、唐文泰在楚雄县城与接受国民党匪特任命的滇东反共司令长官龙纯增派来的特务暗中勾搭上后，便利用手中武装力量和在当地的影响，为“蒋家王朝”服务，唐立功之所以胆敢软禁丁锡功，除利益驱使外，正是因身后有反动匪特势力。其实，早在1949年2月，丁锡功革命信念已发生动摇，时任国民党云南省第8区行政督查专员兼保安司令的杨炳麟，派代表杞国成到哨区活动，国民党楚雄县伪县长杜震东按照杨炳麟指示，暗中安排丁锡功秘见杞国成。其后，杜震东向杨炳麟报告，丁锡功已接受招抚。唐家大院里，丁锡功掐灭烟头，在欲望的诱惑下，他的信念倾塌了，一念之间，摇身变成了反动土匪头子。

1950年5月12日，以丁锡功为首的土匪武装暴动，极其残忍地将中共楚雄县首任县长陈海、楚雄八哨区区委书记、区人民政府主席王金英等同志杀害于三街义地岭岗。此事件轰动一时，策划出谋者是唐立功、唐文泰及其背后的反动匪特；下令者是丁锡功；执行者是宋国兴及其手下匪徒。宋国兴其人，原系封建会道门组织“哥老会”帮徒。“哥老会”亦称“红帮”，民国初期江湖客商苟松柏在三街发展过帮众，此人离去后，玉溪人刘伯英以修鞋为业到三街，继续发展帮徒，建立“码头”，刘为“龙头大爷”，宋国兴为“三哥”，经常率帮徒抢劫杀人。

1949年，刘伯英被“三抗队”捕获处决，哥老会停止活动，宋国兴及部分帮徒又与地霸唐文泰等相勾结，狼狈为奸，为非作歹，终成土匪。在笔者整理录出的两个镜头中，所涉及土匪按其性质和组织成份，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其一是“政治土匪”。这部分多数是国民党败退前后有计划地潜留下来的正规军，或逃不脱的残余匪军，如“西南人民革命军”及其反动司令长官龙纯增，杨炳麟（1949年12月9日起义投诚），杞国成等。少数是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从台湾、海南派遣回来的“匪特骨干”。

其二是“封建土匪”。这部分主要是封建恶霸、地方实力派和失意政客组成的地方反动武装，如唐立功、唐文泰、丁锡功、大小周地主、地主家“背枪人”等。

其三是“经济土匪”。这部分主要由一些地痞流氓、无业游民及部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难以生存，被迫为寇的贫民，专以抢劫掳掠谋生。如“黑牛山头下来掘坟扒衣的土匪”。

其四是“封建会道门中的反动分子”，如哥老会“三哥”宋国兴及其帮徒。这些土匪的共同点是：仇视共产党及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在政治上都是反动的。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既互相利用，又互相排挤。在国民党特务封官加爵的许诺及重金收买下，不少封建土匪、经济土匪及会道门反动分子沦为政治土匪，成为带有政治性的反革命武装。

丁锡功的叛变就是典型例子。 河山养正气，清风拂俊杰。 匪患不除，国无宁日。1950年2月，一份邓小平同志亲自草拟的“关于西南情况和工作方针”的加急电报，放在了毛泽东主席的案头。邓小平同志在报告中写道：鉴于西南匪患的猖獗，剿匪已成为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当时，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封建地霸武装，沆瀣一气，妄图颠覆新兴的人民政权。在毛主席的批示下，3月22日，邓小平、刘伯承与贺龙联名发布了剿匪布告。邓小平同志指出，这一任务“要比普通的军事斗争复杂与艰苦得多”，“仍然包括流血和牺牲”，而且“不是打几个冲锋就能解决问题的”。

要取得胜利，不仅需要坚定勇敢，更重要的是要有智慧、有策略、有办法。一场大规模的剿匪斗争，轰轰烈烈地拉开序幕。当时，云南全省股匪已达250余股，达45000人之众。1949年12月8日，时任“滇西关禄段护路总队”总队长马超群在昆明得知卢汉决定起义的消息，急忙赶回楚雄，与滇西工委干部陈海、何云鹄等商议及时起义，深夜请来国民党楚雄县县长杜震东和一八四师翟琢，共同在事先拟好的起义文稿上签字。9日夜间，卢汉将军在昆明通电全国，举行起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9日凌晨，“西护队”在东山公园升起五星红旗，在操场上召开西护队起义官兵大会，马超群宣读《起义宣言》，宣布起义。

楚雄就这样和平解放，土匪武装、地霸武装、匪特残余武装、散兵游勇等反革命份子的武装力量基本未予触动，楚雄和平解放后，反革命份子犹存有数量不少的制式武器，楚雄境内匪患尤为深重。

1950年6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军某部，兵分两路，由省会昆明出发，第一部分由昆明出发，路经楚雄、南华、马街（南华）、大麦地（八角镇）、蚂蚁（中山镇）、洒巴苴（中山镇）、普掌（中山镇），然后会合三街。第二部分从昆明出发，路经思茅、景东、西舍路、新村、中邑社、双柏，会合玉溪地方。那时的王正清，年仅二十七，正是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年纪，任十四军某部副班长，随第一部分解放军指战员于6月21日到达南华，一路剿匪，边打边走，6月22日到达南华马街，6月23日从马街出发，到达哨区大麦地。大麦地是匪首丁锡功老家，在此得知大股土匪蹿至普掌村一带，部队未在大麦地停留，当即过礼舍江到达蚂蚁，6月24日由蚂蚁出发，路经洒巴苴，直达普掌村。

部队到达普掌时，已是下午七时许，天幕将合。以丁锡功为首的反动土匪武装死不甘心，穷凶极恶地朝解放军开火。解放军顾不得放下行装，便和土匪展开战斗，交火激烈，普掌村一时枪炮齐鸣，百姓躲在家中不敢出门，在外的百姓躲在山间地头不敢归家。土匪武装在普掌村活动时间较长，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占据了有利地势，设立了许多暗哨暗点，使解放军处于不利境地。解学贵、俞学光两位战士，刚翻上云盘山，便被躲在小平掌大沙松树上的两个土匪射击，两位战士当场牺牲。大沙松树今犹在，笔者采访至此，当地老人亲指细述战斗场面，笔者唏嘘，土匪事先占据此地势，设此暗点，解放军战士毫无反击余地，这棵大沙松树见证了剿匪战斗之艰难和危险。土匪作困兽之斗，凶残暴虐，解放军战士初到普掌，不熟地形，不识百姓，难辨敌我，既要战斗，又要保护百姓，束手缚脚，陷于被动。王排善、姬福来两位战士，趁着夜幕去侦察，在“讨亲路”碰上两名土匪，土匪先用口令问两位战士，两位战士也向土匪发出口令，谁也没有答口令，两位解放军战士没有开枪，一是防群众，二是防自己人，而土匪却趁隙朝王排善开枪，胸膛连中三发，当场牺牲，年仅20岁。战士姬福来见状，果断开枪，击毙土匪一人，另外一匪端枪疯狂扫射，姬福来身中数枪，肠子拖出一米开外，伤势严重，被及时赶到的战友救回乡公所，因为当时缺医少药，姬福来痛苦地呻吟到第二晚凌晨三点，不幸光荣牺牲。

王正清耳闻目睹战友牺牲惨状，心痛不已，更是看清以丁锡功为首的匪众之凶残暴虐，明白剿匪战斗之艰难和危险，但他并未在危险前怯步，而是化悲愤为力量，甚至做好为革命牺牲的准备，决心不惜一切追剿残匪，为百姓除害，为战友报仇。土匪大部分被歼灭，余匪依赖山区复杂地形，四处流窜，丁锡功逃窜，难觅踪迹。8月19日，王正清等战士在中山酒房村执行任务时获悉：丁伯功与丁锡功等人密约分头逃往境外，约定在国境外会合。丁伯功与丁锡功、唐立功，合称“哨区三功”，陈海县长和王金英主席便是在丁伯功家开会时被土匪抓走。

丁伯功已在老家交代身后事宜，独身潜逃。王正清当即决定，涉险亲赴丁锡功老家大麦地村，抢时间搜捕堵截丁锡功，事不宜迟，王正清和其余六名战士，迅速从蚂蚁村潜下，泅过礼舍江，计划先到大麦地村摸清情况，再到必达村报告消息，此时必达村也驻有解放军部队，到必达村走捷径要经过松树林（大麦地村委会辖的一个自然村），但机敏的王正清和战友很快发现松树林有土匪埋伏。便又转从法拉本（大麦地村委会辖的一个自然村），绕道橄榄树（礼舍江边小地名），计划经过大麦地，上葫芦山，再进必达。但他们很快发现，法拉本一带也有土匪活动，而且四处逃窜的土匪已成惊弓之鸟，警觉性较高。

此时，王正清等战士已无路可进，若退回礼舍江，到普掌一带搬来援兵，只怕土匪早已顺礼舍江逃遁，一旦成股土匪武装逃出境外，追剿难度不言而喻，这些土匪武装逃到境外暂避兵锋，待解放军主力转移，便又会潜回八哨，从事反革命活动。

王正清当机决断，让其他六名战士潜回松树林底下隐藏，王正清一人留在法拉本朝土匪开枪。其一，利用枪声将埋伏在松树林的土匪引向法拉本，六名战士可趁机从法拉本上去，到必达引部队来堵截土匪逃窜；其二，枪声一响，或能引起必达解放军部队的注意，一旦匪众开枪还击，便会暴露土匪藏匿位置。王正清自杀式的枪声一响，埋伏在松树林的匪众便被吸引到法拉本，几十条枪一起朝王正清的位置开火，王正清当即重伤，土匪火力压上来，见只有一名解放军，土匪心知中计，急忙回头，追击六名解放军战士。此时，六名战士用王正清拿生命换来的宝贵时间穿过松树林，土匪追击而来，一名殿后的战士被土匪火力封锁，只得沿坡退回江边，不幸中弹，负伤过河，此后再无音讯。其余五名战士，往必达方向边打边走，但因敌众我寡，兵力悬殊太大，五名战士终被土匪包围。

而此时，连续的枪声暴露了土匪藏匿的位置，驻在必达的解放军，迅速集结，准备投入剿匪战斗。丁锡功心知大事不妙，为求苟活机会，没敢再对五名解放军战士下毒手，假惺惺地命令手下土匪将五名解放军战士送往必达，交给解放军部队，五名战士心知其计，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便将计就计，在众土匪尾随下，往必达方向去，遇到解放军部队后，五名解放军战士不顾自身生命安危，朝部队高声呼喊道：“后面有匪，后面有匪……”解放军部队早有准备，战斗一触即发，残匪很快被消灭，但不见丁锡功尸首。原来，丁锡功见大势已去，若解放军部队及时赶到，他便难以逃脱，表面令匪众送五名战士回部队，实则是让匪众与解放军战士正面交锋，用活活葬送匪众的代价，来赢得自己独自逃窜的时机。

但他没料到，几十名匪众与解放军部队正面交锋竟不堪一击，战斗很快结束，解放军迅速赶赴大麦地，沿路堵截丁锡功。丁锡功躲进一户百姓家，发挥了土匪妖言惑众、蛊惑人心的一贯伎俩，恐吓农户道：“要变天了，蒋委员长反攻大陆了，龙三公子（龙云的儿子）从昆明打着上来了，李弥部队占领保山了，李鉴洲也反了……本总队长便是要沿礼舍江去迎接大军，大军是山中的流水，老百姓是石头，水流走了，跑不了石头，谁再为共产党办事，就要杀绝满门。”老实巴交的农户受了恐吓，将匪首丁锡功藏在背粪草的竹篮里，边上塞满牛粪猪粪，躲避沿途解放军盘查，把丁锡功用粪篮背到礼舍江边，恰有划船人魏永富在江边，便渡过江，沿江逃窜。就这样，八哨地区臭名昭著的匪首丁锡功，藏身在散发着恶臭的牛粪猪粪篮中，再次踏上不归路。 江边杨柳倒垂头，山上青松怒冲天 王正清为了让土匪暴露藏匿位置，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为战友换取了借道松树林的宝贵时机。王正清战士自杀式地朝土匪开枪，几十条枪的火力朝他压过来，他痛苦地倒在血泊中，随着枪声远去，他知道战友已顺利穿过松树林，朝必达方向去了，主力部队赶来，土匪便无处可逃。

弥留之际的王正清，脸上应该洋溢着自豪的光芒。作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一名久经战火考验的革命战士，他的精神并没有随着身躯倒下。王正清战士身躯倒下的地方叫法拉本，若解放军部队赶来，在此与匪众交火，难免炮火会危及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他便挣扎着一点点往村外爬，尽量远离村子，却不幸与三个土匪遭遇。这三个土匪分别是泥欺苴村的李某强、松树林村的某树宝、法拉本村的姚某华。三人参加了以丁锡功为首的土匪组织，平时狐假虎威，方才交火时又远远躲起来，停火了想来捡些战果，见到重伤的解放军战士王正清，三人欣喜若狂。丁锡功说过，打死一个解放军战士，就可得到奖励（奖励数额已不详），三个贪生怕死的土匪，其中一人用土枪朝着毫无还击之力的王正清战士开枪。青松垂头，江水呜咽，草木同悲，王正清战士，光荣牺牲。眼下丁锡功已不知死活，三名土匪决定先把王正清的遗体藏在隐蔽的地方，然后到三街唐家大院找唐立功邀功请赏。三匪不和，各怀心思，分路而走。

据说，某树宝到葫芦山时，因心中有鬼，见到解放军战士便神色慌张，解放军战士便拦住他盘查，某树宝谎称道：“我母亲死了，要出村找亲人来抬埋。”恰巧这位解放军战士早些时候见到一方新井（坟墓下置棺的坑），便信了他的鬼话，放他出村，某树宝得以出村，心中洋洋得意，却不知正走向罪有应得的坟墓。三匪到了三街唐家，见人便争功，都争说是自己打死了解放军战士，三匪都说得头头是道，到底是谁开的枪，至今成谜。可悲可笑的三匪，心思只顾争功，却未察觉到人民政府已经接手唐家大院，争功不成，邀功不得，反是自投罗网，被解放军战士抓获。三人又同时反过来矢口否认，都拒不承认自己朝王正清烈士开枪。三匪为自己犯下的罪行付出了罪有应得的代价：某树宝坐牢二十余年，刑满释放后仍不愿回家；李某强出狱时眼已盲，悔罪道：“当初心盲，犯下罪行，现在心里清楚了，眼倒盲了。

”丁锡功逃至缅甸。依照出逃前的约定，在缅甸境内陆续遇拢丁伯功等人。据丁伯功回忆：他遇拢丁锡功时，丁锡功很失意，本计划带着武装匪众出逃，几欲成功，却在最后时刻因王正清几位战士的殊死阻挠，只得独身一人仓皇出逃，他们等了几天，总共只有9人逃出去，也不敢再等了，决定动身去找已逃到缅甸境内的李弥部队。出逃路上，九个土匪草木皆兵，日夜担心受怕，身体和精神都遭到了超乎寻常的折磨，丁锡功在似乎永远走不出的缅甸雨林里染上疟疾，绝望和疟疾摧毁了他。一天，他们经过一片山地时，忽然一颗流弹射来，不偏不倚正中丁锡功脑门，丁锡功应声倒下。

同行只有9人，顷刻毙命1人，又是在异域地界，丁伯功等不敢搜索是何处射出的子弹，甚至来不及掩埋丁锡功又继续仓惶逃窜，去寻找李弥部队。丁伯功等八人后来找到了李弥部队，随李弥残军辗转金三角地区，逃窜至泰北山区唐窝、美斯乐等地。从1953年到1962年，有国民党残军滋扰的老挝联合缅甸、泰国政府不断向联合国提出抗议，要求台湾当局撤回在三境内的国民党残军，蒋介石迫于联合国的压力，先后四次撤回部分残军，丁伯功在期间撤到台湾。直至两岸政策放开，94岁的丁伯功得以返回大陆，回到中山老家，“少壮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风烛残年的丁老先生对共产党的包容、对祖国母亲的宽恕感激涕零。 刃及颈项出豪杰，风正气清铭英魂 晚年的邓小平，在回忆进军大西南这段往事时说：“进军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打得很容易，同宋希濂也没有打多少仗。真正打了一场硬仗的是剿匪战斗，打得很漂亮。”邓小平说话简练，关于进军大西南的事，他只讲了40多个字，但足见西南剿匪斗争在他心中的分量。剿匪战争的彻底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建立游击根据地、反攻大陆的迷梦，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使新中国顺利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一大批干部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壮大了干部队伍，同时动员了群众，提高了群众觉悟，组织了人民武装，为减租退押、镇反、土改工作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1950年匪患的暂时平息，还保障了征粮工作的顺利进行，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王正清烈士一样的革命战士、优秀共产党员，在连续作战、缺粮、断水，陷入土匪重围、极其恶劣的气候、复杂的敌情面前，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以顽强的战斗意志，排除了重重困难，坚定革命信念，胜利完成任务，甚至不惜为革命而牺牲生命。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丁锡功曾受党和人民信任，被委以重任，担任要职，后来他背叛了革命，踏上了不归路。至今笔者到八角镇大麦地采访，家住丁锡功老房子背后的罗文海父子惋惜地说：如果丁锡功不叛变革命，大麦地成革命老区了。机缘之下，笔者2013年至2016年期间，受国侨办外派，恰巧到丁伯功曾流亡的金三角地区从事华文教育，对逃窜到泰北山区的李弥残军出境后的际遇颇有了解，所教学生多有原国民党残军和叛逃者的第三、四代后人。

丁伯功等在缅甸加入李弥残军后，为生存权利与缅甸军队打战、与泰国军队打战、与金三角毒贩等武装势力打战，在泰北山区美斯乐，台湾作家柏杨在一块石碑上留下一段文字：若战死，则与草木同朽，若战胜，仍是天地不容……于这段历史，笔者乃是无知小辈，蝼蚁之徒，断然不敢妄加议论，只是感慨丁伯功逃亡际遇，一朝背离人民，虽天地之大，却难有立锥之地可容身。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王正清战士的生命永远定格在1950年8月18日，那一天，葫芦山上青松垂头，礼舍江里江水呜咽，苍天动容，草木同悲。由于王正清烈士的遗体被三匪藏匿在隐蔽的地方，战斗结束后，王正清烈士的战友踏遍几座山也未寻觅到。几天后，附近的老百姓发现了王正清烈士的遗体，并简易埋葬。1967年7月，法古苴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为王正清烈士修建了简易的墓碑。及至2002年8月，八角镇党委，八角镇人民政府，在时任党委书记马子才同志主持下，重建烈士陵园，将距陵园3.4公里之外的王正清烈士忠骨移至陵园内。

每逢清明时节、建党建军等重要节日，各机关团体干部职工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祭扫革命烈士陵园，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敬仰和哀思之情。先烈已逝，但先烈留下的信念，时刻鞭策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怀着崇敬之心、感恩之心、奋斗之心，继承先烈为党忠诚、为国捐躯的革命信念。

楚雄的红色历史故事有哪些3

（通讯员 武学成 李福慧 普达）武定县认真贯彻落实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要求，高质量高标准高效率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各项工作，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进一步引领实践，注重学做结合。该县把党史学习教育同落实武定“十四五”规划部署要求和全面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同“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大比拼、全面从严治党行动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把握大势大局、应对风险挑战、推进实际工作的能力水平，不断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工作成效。认真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要求，持续深入开展“四万三进”活动，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着力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具体问题和群众关注的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

进一步创新形式，打造特色亮点。该县注重党史学习教育与地区特色、行业特点相结合，注重方式方法创新，确保把“规定动作”做好、“自选动作”做亮。坚持分类指导，针对不同参学群体，采取农民夜校、“火塘会”、送戏下乡、开学第一课等形式，不断增强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深入挖掘整理武定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讲好中共武定特别支部、白路镇木高古红色旅游村等故事，组织开展就近就地瞻仰学习。挖掘好、运用好该县4个州级党史党性教育基地，23个革命遗址点，以及用好《中国共产党楚雄州历史》《中国共产党武定县历史》等系列地方党史读物，深入学习王贵福、张正光、李承华等革命先驱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结合实际开展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学习教育。

进一步谋划组织，迅速开展宣讲。该县成立了县委宣讲团和武定青年宣讲团，深入各乡镇和县级部门开展宣讲，推动学习教育宣讲进机关、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做到无死角、全覆盖。同时，紧密结合实际，丰富宣讲内容，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云南红色历史、楚雄红色历史、武定红色历史，讲好红二、六军团过武定、中共武定特别支部、武定狮子山红军哨、己衣大裂谷“红军树”、白路镇木高古红色旅游村等红色故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创新宣讲形式，注重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坚持联系实际和基层干部群众开展面对面、互动式的座谈宣讲，提高学习宣讲的灵活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进一步宣传发动，营造浓厚氛围。统筹全县各类媒体资源，灵活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县级融媒体中心和新媒体平台等阵地，统筹理论宣传、新闻宣传、社会宣传、文艺宣传、网络宣传，深入宣传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和基本要求，推动学习教育宣传工作形成声势、产生影响、凝聚力量。有效借助七彩云端、学习强国、应急广播、武定发布等新媒体平台，通过理论文章、新闻播报、户外广告、文艺表演、手机视听等形式，进一步壮大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声势，不断将党史学习教育影响力由党员向群众延伸，形成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人人知晓、人人参与、人人落实的浓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