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的相关故事名称有哪些

三国故事 | 高平陵事变与曹魏“浮华案”（上）,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衣赐履读通鉴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曹魏的相关故事名称有哪些1

衣赐履按：前面，我们用了五回篇幅，把高平陵事变的来龙去脉捋了一遍，应该说讲得比较清楚了。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没有触碰，即，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为什么能够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特别是，很多魏朝元老级别的人物，比如，太尉蒋济，司徒高柔等人，全都支持司马懿。讲真，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支持，或者默许，我认为司马懿是不敢冒这个险的，毕竟，一旦失败，司马家势必被诛族。我们换个角度考虑，如果弄清了哪些人反对司马懿，以及反对的原因，我们约略也就能够了解，蒋济们为什么会支持司马懿了。好，我们从被司马懿诛了族的曹爽集团成员入手。

公元249年，正月六日，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七日，大将军曹爽交出权力，向司马懿投降；十日，太监张当供认，曹爽等人打算在三月份谋反；随后，司马懿快刀斩乱麻，夷曹爽、曹羲、曹训、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张当等十人三族。

这个判决，让太尉蒋济大吃一惊，他对司马懿说，曹真立有大功，不能让他绝后啊（曹爽、曹羲、曹训都是曹真的儿子）！司马懿冷笑了一下，没有搭理蒋济。史称蒋济对自己给曹爽写信保证其人身安全十分愧疚，不久之后，就病故了。显然，蒋济只是想让曹爽下台，并不想要曹爽的命。跟蒋济想法一致的人，恐怕不在少数，这些人是反曹爽而不反魏的。

被诛族的这些人里，也有人一头雾水，到死都没弄清为什么会这样。比如，何晏。

【史称何晏喜欢穿女人衣服，我个人感觉是在诬蔑】

要说何晏，还是有点来头儿的，他的祖父是东汉末年的大将军何进，就是打算诛杀太监反而被太监诛杀的那位。何晏的父亲何咸死的时候，何晏还小，母亲尹氏，被“寡妇收纳者”曹操收编了，于是，何晏成了曹操的养子。何晏在曹操身边长大，后来又娶了曹操的女儿（金乡公主）。据说，何晏从小就聪明异常，巨有才，特别喜欢老子、庄子的作品，作道德论及各种文赋数十篇，他对儒家经典也很精通，为《孝经》作过注，与郑冲、孙邕、曹羲、荀顗（读如椅）等人，一道编写过《论语集解》。据《魏略》载，何晏和秦朗都被曹操收养（秦朗的老娘也是寡妇，也被曹操收编了），曹操像对亲儿子一样对待他俩。秦朗比较乖巧听话，但何晏就比较没有顾忌，穿衣戴帽的档次，都跟曹丕差不多，搞得曹丕特烦他，从来不叫他的名字，而是叫他“假子”——曹家的冒牌儿子。曹丕称帝之后，就把何晏挂起来，不给他官做。明帝曹叡比他爹强一点，继位之后，虽然对这个“假叔叔”也不怎么待见，但还是安排何晏做了一些个冗官，就是那种非实职、没权力、时不时参加个临时任务、临时活动凑个数儿的那种职位。直到曹叡死后，曹爽辅政，何晏才迎来了政治上的春天。曹爽任命何晏为散骑侍郎，不久，又升任侍中尚书。

《三国志·曹爽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载，曹爽向司马懿投降之后，司马懿特意让何晏审理曹爽谋反案。何晏为了自己能够活命，审案相当卖力，对曹爽的党羽猛下狠手。司马懿对何晏说，曹爽谋反案，一共要诛八家的族。何晏算来算去，只算出七家。

司马懿说，还差一家。

何晏汗都下来了，说，第八家是我？

司马懿说，然。

于是，何晏也被诛族（上面我们列了被司马懿诛族的十个人，此处的八家，应该不包括太监张当和大司农桓范）。

《太平御览》卷六○五引《魏末传》载，司马懿打算诛杀曹爽，让何晏写奏书，说，把你的名字也写上。何晏闻言，手中的笔掉落地上。

衣赐履说：这两条记录的具体情况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其资料来源可能是同源的。我个人认为，司马懿应该没有这种幽默感，诛人族之前还要戏弄一番。不过，这两则故事向我们透露出一个信息，即，何晏被诛族是冤枉的。实际上，被诛的这些人，哪个不冤枉呢？

被诛族的十个人，曹爽兄弟，他们不死司马懿睡不着；太监张当，算你倒霉，你存在的意义就是检举曹爽等人谋反，任务完成，可以放心***了；大司农桓范，上回我们讲了，此人是自己一个猛子扎进这趟浑水来的，和其他人本来没什么瓜葛。我们主要考察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等人。

从史书记录来看，这五位爷，除了受到曹爽的重用以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魏明帝曹叡时期的“浮华案”涉及的人物。

那么，浮华案与高平陵事变是不是有某种内在联系呢？我们试着掰饬掰饬。

一般认为，曹叡浮华案始自曹魏老臣、司徒董昭的一份奏书。

太和四年（公元230年），董昭代理司徒；太和六年（公元232年），正式任司徒。董昭上了一份儿奏书，说：

凡天下之主，全都看重敦朴忠信之士，痛恨虚伪不真之人，因为，那帮货毁教乱治，败坏风俗，伤害教化。近世以来，魏讽伏诛于建安之末（公元219年），曹伟则斩戮于黄初之始（黄初年号为公元220年—公元226年）。老臣我回想陛下这些年所下的诏书，深以“浮伪”为患，经常加以严厉批评（注意，曹叡对所谓“浮伪”现象，曾多次下诏批评）。执法的干部都畏惧这些人的权势，不敢检举揭发，导致风气败坏，愈演愈烈。老臣发现，如今的年轻人，不再以学问为本，而是热衷于互相拉关系；士大夫们不以孝悌修身为主，一窝蜂地趋炎附势谋求私利。他们凑到一起，相互吹拍，和他们一伙儿的，就大加赞美，不同意他们意见的，就群起而攻之。他们说，当今之世什么忧虑不能消除，只怕人事关系没到位，交结的朋友不够多而已；何必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呢，只要说点好听的，他们就会像磕了药一般对你刮目相看。臣又听说，有的让自家的奴仆、宾客冒充自己，出入宫禁，互通书信，打探消息。凡此种种，都为法令所不容，为刑律所不赦，即使魏讽、曹伟的罪刑，也不过如此啊。

【董昭揭开了浮华案的盖子】

明帝曹叡看了董昭的上书，颁发诏令，痛斥诸葛诞、邓飏等人，并罢免了他们的官职。

这就是浮华案的由来。然而，有瑕疵，甚至是错漏。比如，浮华案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直到现在，对浮华案，学术界也是一头雾水，一地鸡毛。

曹叡浮华案，在学术界有两种称呼，一为太和浮华案，一为青龙浮华案。

之所以称为太和浮华案，来自《三国志·明帝纪》中的一条史料：太和四年（公元230年），二月四日，曹叡下诏说：

世上崇尚内在的质朴，还是外在的华美，是与教化工作密不可分的。自战乱以来，儒家经典衰微，年轻人所追求的，已经不再是对经典的学习和研究了。这岂不是政府的训导工作不力，在官员的选拔上，对德行不够重视而引起的吗？从今以后，官吏必须真正学通一部经典，才可以外放为地方官；对博学高才者要严格考核，选拔真正优秀的，委以重任；对那些浮华不务道本者，一律罢退。

因为这道诏书和董昭的奏书，看起来挺搭的，有那么点前因后果的感觉，所以，不少史家把这两件事捏咕到一起，《资治通鉴》就是如此，生生把太和四年豁开一条口子，把董昭的奏书硬插进去，这样，此案就成了“太和浮华案”。

但是，《三国志·董昭传》上，白纸黑字写着“太和四年，（董昭）行司徒事，六年，拜真。昭上疏陈末流之弊，云云”，董昭上书，明明是太和六年之后的事嘛！明年，也就是公元233年，曹魏年号改为青龙，青龙四年，董昭就去世了，所以，另一拨儿专家主张，此案应称为“青龙浮华案”。

我个人反对“太和浮华案”，一个理由就是，董昭上书之后，曹叡免了诸葛诞、邓飏的官职，倘若太和四年的诏书是对董昭上书的回应，诏书中应该有关于诸葛诞、邓飏免职的文字，但是没有，而董昭在上书中提到，曹叡曾经多次下诏书批评“浮伪”，因此，太和四年的诏书，应该是曹叡多次批评“浮伪”中的一次，而不是专门针对诸葛诞等人的，故“太和浮华案”是不能成立的。此外，董昭的奏书，涉及面比较广，如家奴冒充主子入宫勾连、交换情报等内容，早已超出了曹叡诏书所能涵盖的范围了。

那么，就应该是“青龙浮华案”喽？也不一定。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即，曹叡时代的浮华案，究竟是一个案子，还是两个以上案子的统称，甚或可能根本就不是案子，而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曹叡对所谓“浮华之徒”的一种一贯性的政策呢？

我们先看一看诸葛诞究竟干嘛了，搞得曹叡免了他的职？

诸葛诞，字公休，琅邪郡（山东省临沂市）人，是汉元帝刘奭时的司隶校尉诸葛丰的后人（诸葛家在三国时代人才辈出，蜀国有诸葛亮，吴国有诸葛瑾，魏国有诸葛诞）。诸葛诞大约入仕很早，最初做尚书郎，外放为荥阳县县令，又回朝廷做了吏部郎。吏部郎这个岗位很关键，可以举荐使用干部。于是，很多人私下向诸葛诞推荐干部。诸葛诞很有意思，他大约是挡不住各种关系户，干脆就不挡了，谁推荐的干部他都用，但是，他会举着大喇叭满世界宣传，某某某不是我的关系，而是某某的关系，某某推荐某某某时，说某某某如何如何……于是乎，某某某究竟是不是某某讲得那么能干，那就是骡子是马，由大家伙儿来评判。诸葛诞这么一弄，搞得举荐人和被举荐人都很没面子，这样，关系户们再有所举荐，就不敢猛吹了，举荐的干部基本上也就名符其实了。但是，诸葛诞显然违反了官场中的规则，他把官场中那些龌龊勾当，从桌底下拿出来，搁桌面上了，我们用磕膝盖儿也可以想明白，诸葛诞势必得罪了很多人，这些人中可能不乏官场大佬。

诸葛诞这个人，大约人品是不坏的。《三国志·诸葛诞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载，诸葛诞做尚书郎的时候，有一次和尚书仆射杜畿在河上试船，突然一阵狂风把船给刮翻了，诸葛诞和杜畿都掉到河里，虎贲卫士搭救诸葛诞，诸葛诞说，先救杜侯！后来，杜畿得救，诸葛诞淹了个半死，喝了个水饱儿，幸亏被冲到岸上，才“绝而复苏”。在朝里做了几年吏部郎之后，被提升为御史中丞尚书。诸葛诞做官有特点，做学问也有一套，他跟夏侯玄、邓飏等人关系倍儿铁，都号称是文化界的大咖，名冠朝野。于是，有言事者向曹叡反映，诸葛诞、邓飏这帮人，“修浮华，合虚誉”，此风不可长，应该及早处理。曹叡一贯讨厌浮华之辈，就免了诸葛诞的官职。

诸葛诞是何时被免的官，没有记录。《三国志·董昭传》上讲，董昭上书，曹叡免了诸葛诞、邓飏等人的官职。但是，董昭是当朝司徒，位列三公，从哪个方面看，也不能称之为“言事者”，因此，史书记录，一定有纰漏，要么陈寿摆布史料出现失误，要么在董昭上书和诸葛诞免职之间，漏了某些相应的动作。

直到此刻，我们仍然不清楚诸葛诞有什么“浮华”事迹，他为什么成了“浮华案”的男主角。《三国志·诸葛诞传》裴松之注引《世语》，给出了一种解释，明确推出了一个响当当的“浮华团伙儿”：

当时，有一帮俊杰之士，包括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诞、邓飏等人，他们互相吹捧、互相抬轿子，夏侯玄、畴等四人（“畴”，只知名不知姓）被称为四聪；诸葛诞、备等八人（“备”，只知名不知姓）被称为八达；中书监刘放的儿子刘熙，中书令孙资的儿子孙密，吏部尚书卫臻的儿子卫烈，这三个人，学问、名声不及四聪八达，但他们的老爹都是咳嗽一声洛阳就会晃三晃的人物，因此，他们也被接受，称之为三豫，四聪、八达、三豫，一共十五人。明帝曹叡以这些人构长浮华为由，全部免官废锢。恰逢曹叡去世（会帝崩），正始初年（正始元年为公元240年），夏侯玄等人在职，再次任命诸葛诞为御史中丞尚书，后来又外放为扬州刺史，加昭武将军。

“浮华案”浮出了水面，原来，当时有一个十五个人的社团，有名姓的是，夏侯玄和一个叫“畴”的人位列四聪，诸葛诞和一个叫“备”的人位列八达，刘熙、孙密、卫烈三人称为三豫。这就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党锢之祸，有所谓的“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一共三十五个人。这些人也是当时的文化精英，统称为党人，其中颇有一些在朝中当了大官，比如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就位列三君。党人与太监集团展开殊死搏斗，完败于太监集团，有的被诛杀，有的遭禁锢，史称党锢之祸（详见拙文《“第一次党锢之祸”：中国文化中为什么没有“妥协”的精神？》《“第二次党锢之祸”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极为深远》）。

这样，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四聪八达三豫，这十五个人，不但是当时的文化名人，而且家世背景相当不俗，他们或者自己，或者父辈，在朝为官，夏侯玄出身宗室，刘放、孙资、卫臻，都是当朝大佬。而陈寿在记录这段历史时，只提了夏侯玄、诸葛诞、邓飏三人，这三个人，都先后因“谋反”被司马氏诛杀，似乎，史书在刻意隐瞒什么。

我们先不管那么多，《三国志·诸葛诞传》载，明帝恶之，免诞官。会帝崩，云云。注意，“会帝崩”的“会”，是“恰巧碰上”的意思。也就是说，诸葛诞被免职后，恰巧碰上曹叡死了，于是，又开始做官。

我们在上文中指出，诸葛诞被免职，是在董昭上书之后，如果董昭上书是在公元232年或稍后，公元239年正月，曹叡去世，诸葛诞重新被起用，已经过了七八年了，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恰巧碰上”。

因此，我倾向于认为董昭是在去世之前，也就是公元236年上书的，明帝曹叡免了诸葛诞和邓飏等人的职，过了两年，“恰巧碰上”曹叡去世，诸葛诞被重新起用，这样，就比较合逻辑了。

显然，在这批“浮华之徒”中，夏侯玄和诸葛诞是两面旗帜，而这两个人，都与司马家关系密切。司马懿的大公子司马师的原配夏侯徽，是夏侯玄的妹妹；司马懿的三公子司马伷（读如宙），娶的是诸葛诞的闺女。

那么，浮华案与司马家有没有什么勾连呢？

我们下回再探讨。

【图片来自网络】

曹魏的相关故事名称有哪些2

荥阳之战，是关东与关中两大集团的重要战役。此役曹操败于徐荣，关东联军折戟汴水。

在《魏书》的叙事中，曹操是关东诸侯中唯一一个有胆量与董卓集团正面较量的人物，至于二袁、张邈、刘岱之辈，只不过是“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的庸碌之徒。

太祖到酸枣，诸军兵十馀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魏书 武帝纪》

然而稽核诸书，可知《魏书》所言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武帝纪》之所以美化曹操、贬低诸侯，实出于“专美传主”的写作传统。

考查《典略》、《任峻传》、《九州春秋》可知，荥阳之战并非孤立的遭遇战，而是囊括在一次大型会战中的局部战役。至于曹操，也并非此次战役的主人公，更不是砥柱中流的悲情英雄，仅仅是众参战诸侯中的芸芸一员而已。

本文想就《三国志》及相关史料，还原荥阳之战中各方势力扮演的角色及作用。

本文共 6000 字，阅读需 12 分钟

参战诸侯名单小考

《武帝纪》出于美化魏朝的政治目的，把曹操塑造成荥阳之战的主角，而把袁绍等人贬低为“莫適先进，食尽众散”的配角，实际是以结果掩盖原因，甚至可以说是刻意颠倒黑白。

顷之，诸军莫適先进，而食尽众散。--《魏书 臧洪传》

学者孙英刚在《中古时代术数语境下的政权对立》一文中曾提出，后世史家撰写史书，为了保证叙述逻辑与政治正确，严重扭曲了当时的历史画面，实属于“倒放电影”。

而荥阳之战的相关记载，由于美化曹操的需要，便非常近似于“倒放电影”，与实际情况出入甚大。

彼时（190）联军分为数部，各自屯于不同区域。曹操只是其中一部，并不占据主要地位。

袁绍、王匡、张扬、于夫罗等人屯兵河内；张邈、张超、乔瑁、鲍信、刘岱、曹操、袁遗、臧洪等人屯于兖州陈留酸枣县；袁术、孙坚屯于荆州南阳鲁阳县；孔伷在颍川，韩馥在邺。

是时（袁）绍屯河内，（张）邈、（刘）岱、（乔）瑁、（袁）遗屯酸枣，（袁）术屯南阳，（孔）伷屯颍川，（韩）馥在邺。--《魏书 武帝纪》

袁绍至河内，（张）杨与绍合，复与匈奴单于于夫罗屯漳水。--《魏书 张杨传》

鉴于酸枣地区的会盟诸侯数量最多，因此关东联军也被称作“酸枣联盟”。

酸枣县的诸侯最多，兵力最充沛，因此负担起迎击董卓集团的主要任务。虽然《武帝纪》把二袁等人的军事功绩一笔抹杀，但钩沉史料，仍能发现众诸侯戮力作战的线索，曹操绝无可能贪天之功。

（1）袁绍

《九州春秋》记载，董卓入京不久，“袁、曹二公与卓将战于荥阳，败绩”。

未久而袁、曹二公与卓将战于荥阳，败绩。--《九州春秋》

太祖起义兵讨董卓，至荥阳，为卓将徐荣所败。--《魏书 曹洪传》

袁、曹二公与卓将战于荥阳

显而易见，“卓将”此处专指徐荣，而“袁、曹二公”则分别指代袁绍与曹操。可见荥阳之战中，袁绍也是参战的成员，绝非蜗居后方的鼠辈。

考虑到《九州春秋》的作者是西晋宗室司马彪，他替魏室避讳的动机稍弱于魏朝史官，因此他的记载相比于《魏书》无疑更加客观。

（2）张邈

张邈不见于参战记载，不过张邈的部将卫兹却“引兵五千”随曹操同赴荥阳，还临阵战死。

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众有五千人。--《魏晋世语》

卫兹彼时仅挂“孝廉”的身份，并无官职，根本不可能拉起五千人规模的队伍；更为要紧的是，卫兹与张邈之间还存在明确的隶属关系。

汴水之战，（张）邈遣卫兹将兵随太祖。--《魏书 吕布传-附传》

互文见义，可知卫兹与五千兵马，其实就是张邈集团的代称。只不过张邈后来与曹操分道扬镳，大义不终（见《吕布传》）；而卫兹、卫臻父子显赫于魏廷，因此张邈的功绩被一笔勾销，尽数归于卫兹。

（3）袁术

曹丕在《典论》中曾记述汉末故事，称“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

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典论》

曹丕的叙事可与司马彪的记载互参详略。“兖、豫之师战于荥阳”中的“兖州”，无疑指陈留太守张邈、陈留人卫兹与泰山人鲍信；“豫州”的指代则相对宽泛。

“豫州之师”可以指出身豫州沛国的曹操。不过曹操自离开洛阳，便直奔兖州陈留投奔张邈，并未返回豫州老家。

（董）卓遂杀太后及弘农王。太祖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冬十二月，始起兵于（陈留）己吾（县）。--《魏书 武帝纪》

而且曹操手下的五千兵马全数来自张邈、卫兹的赞助，因此曹操只能被归入“兖州之师”的范畴。

豫州也可以指代出身汝南的袁绍、袁术兄弟。不过鉴于“河内之甲”指袁绍，因此“豫州之师”更有可能指代袁术。

（袁）绍与王匡屯河内。--《后汉书 袁绍传》

考虑到袁术曾表举孙坚为豫州刺史，而孙坚北伐时曾多次与董卓集团作战，“豫州之师”便有很大概率是指袁术、孙坚集团。

（孙坚）前到鲁阳，与袁术相见。术表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吴书 孙破虏传》

（4）鲍信

骑都尉鲍信也是荥阳之战的重要参与者。在《魏书》记载中，鲍信与鲍韬“收徒众二万，骑七百，辎重三千余乘”，响应曹操的号召。

（鲍信）收徒众二万，骑七百，辎重三千余乘。是岁，太祖始起兵于己吾，信与弟韬以兵应太祖。--王沈《魏书》

鲍信收徒众二万，骑七百，辎重三千余乘

此处关于兵员数量的记载，无疑令人难以置信。鲍信一介离任的地方豪强，仓促之间根本不可能聚集起数万之众，遑论三千余乘战车。

实际鲍信事迹的书写，与前文提到的卫兹有相似之处。鲍信之子鲍勋显赫于魏廷，正如卫兹之子卫臻显赫于魏廷一样，《魏书》出于美化当朝名臣的考虑，把卫兹、鲍信塑造成“从龙有功”的正面人物，并不奇怪。

鲍勋字叔业，泰山平阳人也，汉司隶校尉鲍宣九世孙……勋父信，灵帝时为骑都尉。--《魏书 鲍勋传》

卫臻字公振，陈留襄邑人也。父兹，有大节，不应三公之辟。--《魏书 卫臻传》

更何况如果鲍信真的有二万兵马，曹操在荥阳大败之后，便没有必要远赴扬州丹阳募兵，直接从鲍信处补充兵员即可。由此可知，鲍信所谓的数万兵马，当为关东联军之中的公产（即“兖、豫之师”），绝非其一人所有。

太祖兵少，乃与夏侯惇等诣扬州募兵。--《魏书 武帝纪》

按记载，鲍信兄弟也参与了荥阳之战，结果鲍韬阵亡、鲍信负伤，与曹操一道狼狈奔走，仅以身免。

汴水之败，（鲍）信被疮，（鲍）韬在阵战亡。--王沈《魏书》

太祖为流矢所中，所乘马被创。--《魏书 武帝纪》

鲍信的“两万兵、三千车、七百骑”自此不见记载，无疑全数败殁，可知此役相当惨烈。如果荥阳之战的参战者真的仅有曹操的五千兵卒，那曹操必被徐荣阵斩，断无生路。

照此论之，刘岱、张超、臧洪、乔瑁等人应该也有各自的军事任务，绝非作壁上观之辈。只不过《魏书》出于突出曹操功绩的考虑，对其余诸侯的事迹记载不甚详细、甚至刻意抹杀。

徐荣一方的军事力量

徐荣是董卓麾下名将，以幽州出身在凉州集团中一路官至中郎将，成为与牛辅、董越、段煨等人平级的高级将领，可知必有过人之处。

（公孙度）同郡徐荣为董卓中郎将。--《魏书 公孙度传》

荥阳之中，徐荣凭借一路人马粉碎了联军主力，打得关东诸侯闻风丧胆，卫兹、鲍韬等人命丧当场，连曹操的坐骑都被乱箭射死（见《曹洪传》），险些不保。

照此看来，徐荣一方的兵力总数应不为少。虽然《武帝纪》对荥阳之战极为避讳（属于曹操的履历污点），刻意隐去了徐荣的兵力记载；但从魏尚书缪袭创作的《战荥阳》歌词中，依然可以窥见端倪。

在缪袭笔下，战役开始阶段，“战荥阳，汴水陂；阵未成，退徐荣”，然而随之而来的，便是“二万骑，堑垒平；戎马伤，六军惊；势不集，众几倾”。

战荥阳，汴水陂；戎士愤怒，贯甲驰。陈未成，退徐荣，二万骑，堑垒平。戎马伤，六军惊；势不集，众几倾……同盟疑，计无成。赖我武皇万国宁。--《战荥阳》

阵未成，退徐荣，二万骑，堑垒平

照此来看，徐荣麾下的主力是“二万骑”，他凭此冲垮了联军营垒，导致关东诸侯“势不集，众几倾”。

按双方的兵力对比来看，关东联军至少在三万以上（鲍信两万，曹操加卫兹五千、还有二袁、张邈等人），那么徐荣麾下的兵士数量应该与歌词记载出入不大，至于这两万士兵是否均为骑兵则有待商榷。

袁绍经营河北十年，兼有乌丸相助，也不过凑出“骑万匹”；公孙瓒亦然；至于黑山张燕，号称人众百万（见《后汉书 朱儁传》），实际骑兵数量亦不过“数千”。

（袁绍）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魏书 袁绍传》

（公孙）瓒步兵二万余人为方阵，骑为两翼，左右各五千余匹，白马义从为中坚。--《英雄记》

（张）燕精兵万馀，骑数千。--《魏书 吕布传》

董卓虽然久在边地，又吞并了丁原的并州骁骑，但彼时能否凑出两万骑兵尚有疑问。

何况即使董卓真有两万铁骑，恐怕也不会尽数交给幽州人徐荣管辖。尤其是在董卓自有凉州心腹胡轸、段煨、李傕等人的背景下。

初（孙）坚讨董卓，到梁县之阳人。卓亦遣兵步骑五千迎之，陈郡太守胡轸为大督护，吕布为骑督，其余步骑将校都督者甚众。--《英雄记》

照此论之，荥阳之战中，徐荣的兵士数量大抵在两万上下，至于是否皆是骑兵，则有待商榷。或许是《魏书》刻意夸大敌情，为曹操战败寻找借口。

当然，这也侧面佐证了所谓的“曹操独自鏖战荥阳”乃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如果没有联军诸侯的帮助，单凭曹操与卫兹的五千人马，恐怕早已被徐荣尽数斩杀。

荥阳之战时任峻的事迹

荥阳之战时，任峻“举河南郡以归太祖（曹操）”，但此人的相关记载却矛盾频出，极为怪异。

任峻本是河南郡中牟县下的一介平民。他在董卓之乱时，鼓动中牟县令杨原起兵反董。类似事件在当时并不罕见，但之后发生的事情则令人难以理解。

中牟县令杨原，先是提拔县民任峻为主簿；任峻又以县主簿的身份，表奏杨原为河南尹。双方如唱双簧一般互戴高帽，相互荐举，一夜间连升数级。

（杨原）以（任）峻为主簿。（任）峻乃为（杨）原表行（河南）尹事，使诸县坚守，遂发兵。--《魏书 任峻传》

河南尹治洛阳，即京畿长官。河南尹由于地位特殊，秩阶高于一般郡守（二千石），达到中二千石，与九卿平级。绝非区区一介县主簿所能表奏。

河南尹一人，主京都，特奉朝请。其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人，汉初都长安，皆秩中二千石。--《续汉书 百官志》

此处的记载令人疑窦丛生，仿佛闹剧一般；更令人迷惑的是，任峻又“与同郡张奋议，举郡以归太祖”。

会太祖起关东，入中牟界，众不知所从，（任）峻独与同郡张奋议，举（河南）郡以归太祖。--《魏书 任峻传》

任峻举河南郡以归太祖

彼时（190）的河南郡混乱不堪，首府洛阳及大部分关隘均被董卓控制。曹操等人欲“据成皋之险”，结果在荥阳汴水就被徐荣打得部众星散，狼狈奔走。可见任峻所谓的“举（河南）郡以归太祖”纯系信口雌黄，根本不可置信。

严格意义上说，不要说河南尹治下的诸多县邑不归任峻管辖，就连任峻、杨原所在的中牟县，也是山头林立。

比如曹操在前一年（189）出奔洛阳、路过中牟时，就被中牟当地的一个亭长逮捕，险些丧命。这就说明任峻等人，连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都管不住，遑论河南二十余县。

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魏书 武帝纪》

河南尹，二十一城，永和五年户二十万八千四百八十六，口百一万八百二十七。--《续汉书 郡国志》

更何况汉廷自有朱儁为河南尹，而且朱儁当时就在中牟。这就导致任峻、杨原等人的“擅相署置”，看起来更像一出闹剧。

（董）卓以弘农杨懿为河南尹，守洛阳。（朱）儁闻，复进兵还洛，懿走……（朱）儁乃东屯中牟，移书州郡，请师讨卓。--《后汉书 朱儁传》

任峻投奔曹操之前，自诩“能胜兵者不减万人”，实际操作中却仅仅招募了“宗族家兵数百人”。

峻曰：“今关东有十馀县，能胜兵者不减万人……”峻又别收宗族及宾客家兵数百人，愿从太祖。--《魏书 任峻传》

更令人迷惑的是，曹操竟然“大悦，表峻为骑都尉，妻以从妹，甚见亲信”。

太祖大悦，表（任）峻为骑都尉，妻以从妹，甚见亲信。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给军。--《魏书 任峻传》

考虑到曹操当时已经有了张邈、卫兹赞助的五千兵士，任峻凭借区区百余部曲便得到与曹操联姻的待遇，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任峻传》相关记载甚为荒谬，在《魏志》中属于罕见的个例，或许是陈寿全文誊抄自王沈《魏书》，未加详虑。

此事唯一合理的解释，便是任峻投奔曹操的节点有隐讳。他很可能不是在荥阳之战时（190）投奔曹操的，而是在曹操出走洛阳时（189），帮助曹操在中牟县脱困（任峻是中牟人）。曹操念此恩德，才大力提拔任峻。

（曹操）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魏书 武帝纪》

任峻字伯达，河南中牟人也。--《魏书 任峻传》

曹操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

至于任峻之妻，曹操之从妹，则有可能是前濦强侯宋奇的遗孀。关于宋奇事迹我曾单独撰文论述，非本文重点，便不再展开。

太祖从妹夫濦强侯宋奇被诛，从坐免官。--王沈《魏书》

如果此猜想成立，那么曹操从中牟县脱困的谜团，也便可以解开。实际以人物籍贯、从龙时间而论，任峻确实很有可能是帮助曹操逃离中牟的线索人物。

任峻在曹营无甚功勋，去世又早，却得到三百户的食邑，与李典、庞德相同，无疑是受到特殊关照。

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为都亭侯，邑三百户，迁长水校尉。--《魏书 任峻传》

任峻之子任览后来与魏讽结交，在魏讽谋反事败后（219）免于罪责，可能也是出于功臣之子的原因，便类似文钦（名将文稷之子）一般。

济阴魏讽为相国掾，名重当世，（郑）袤同郡任览与（魏讽）结交。--《晋书 郑袤传》

魏讽反，（文）钦坐与讽辞语相连，及下狱，掠笞数百，当死，太祖以（文）稷故赦之。--王沈《魏书》

小结

从《武帝纪》的叙事构建来看，荥阳之战可谓曹操霸业史的序幕之篇，在魏朝国史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也正缘于此，在王沈、陈寿笔下，荥阳之战便成了曹操一枝独秀的表演舞台，至于二袁、张邈等人，虽然也戮力其中，但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主要是与曹操交恶），均被从历史书写中刻意抹杀，甚至被贬低为“置酒高会，不思进取”的反面人物。

反倒是鲍信、卫兹这类次要人物，因为从龙有功，兼后裔显于魏廷，因此地位也便被大大拔高，在荥阳狠狠露了一回脸。

好在天机常留一线，靠着同时代诸多史料的吉光片羽，勉强揭示出荥阳之战的真相，也方便后世读者更加客观地看待曹操及众诸侯在事件当中扮演的角色。

如果从《武帝纪》的书写线索入手，曹操在荥阳战后的军事建议，即“袁绍临孟津，诸将守成皋，袁术入武关”的战略安排，很有可能并非事后提出，而是事前联军的既定计划。比如《典论》便记载了袁绍确实“引河内之甲屯于孟津”（见前文注引）。

（曹操）因为谋曰：“诸君听吾计，使勃海（指袁绍）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指袁术）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以震三辅。”--《魏书 武帝纪》

曹操为关东联军画策

可见荥阳之战，其实是囊括在大战役中的一个小环节，只不过曹操恰好参与了这个环节；所以在魏朝国史中，荥阳之战才被无限放大、并被赋予了特殊意义。

反过来说，对袁绍而言，孟津之战当为霸业奠基之役；对孙坚而言，阳人之战无疑占据创业史的核心；对曹操而言，荥阳之战则成为立国之滥觞。

从这个角度看，荥阳之战其实是被魏廷有选择性的、刻意保留的历史记忆，意在塑造曹操的英武之姿。至于同时代的其他人物列传及事迹描绘，均需要服务于这一目的。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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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的相关故事名称有哪些3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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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关于诸葛亮，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出师表》，南宋时就有这样的说法：“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但是，关于诸葛亮的这次北伐的很多细节，知道的人却不多了。本文就来讲讲诸葛亮《出师表》的背后故事。

由于《出师表》的巨大感染力，特别是其篇名之中又使用了“出师”一词，所以很容易引起后世读者的误解，以为诸葛亮呈上表章之日，就是他出动大军“远离”后主奔赴前线之时。事实上，诸葛亮此时还不能立刻启程上路，因为接下来他还有一道必不可少的正式程序要走。

在封建王朝，臣僚向君王提出的任何请求，都应当得到君王的正式批准，这是正常的政治规矩，也是严格的法定程序。特别是像统领大军出征这样的重大行动，更是必须得到君王的正式授权，否则就有“僭越”之嫌。《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就是说，主持祭祀和批准战争，乃君主享有的两项核心权力。这是儒家的正统思想理念，诸葛亮是非常崇尚儒家的人，也是严格奉行法治的人，所以更不会在倾国出征的重大问题上不按正常的政治规矩和法定程序来办事。

很快，在建兴五年（227年）的三月间，后主刘禅的正式授权，通过一封诏书下达了。由于诏书长七八百字，所以行文简练的陈寿在《三国志》正文中没有对其加以引录。幸好南朝刘宋时期的裴松之，从当时他所能看到的《诸葛亮集》中，将全文引录到《三国志·后主传》里，使我们能够得见事情的全貌。

纵观后主刘禅的这封诏书，其写作的笔法，可以说是后世官方文件“形势+任务”这一写作模式的老祖宗：首先说形势，算是务虚，从过去说到现在，从国际说到国内；然后说任务，算是务实，一二三四五，项项列清楚。其实，整篇诏书中最为关键的文句，还在于务实部分中的这一段：

“诸葛丞相弘毅忠壮，忘身忧国，先帝托以天下，以勖朕躬。今授之以旄钺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统领步骑二十万众，董督元戎，龚行天罚。除患宁乱，克服旧都，在此行也！”

意思是说，诸葛丞相您刚强坚毅，忠诚壮烈，忘我无私，忧心国家，所以先皇把天下大事托付给您，让您辅佐朕。现今朕正式授予您指挥全国军队的重任，交给您独自全权处理军机要务的权力，统领步兵、骑兵二十万人马，指挥浩浩荡荡的大军，对曹魏实行上天决定的严厉处罚。清除祸患平定动乱，光复汉家王朝的故都洛阳，就将在您这一次行动中实现了！

后主诏书下达，得到正式授权，完成法定的一切程序，诸葛丞相这才雄心勃勃挥师北上，开始实施他北伐曹魏、兴复汉室的宏伟计划。

由此可见，诸葛亮当初之所以呈上《出师表》，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现实的目的，那就是请求后主正式授权，从而完成应走的法定程序。

必须指出的是，他所出动的军队数量，刘禅诏书当中说是有“二十万众”，然而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多。就是《三国志·马谡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中所说的“十万之众”，也同样有所夸张。前面说过，蜀汉投降灭亡之时，在册的全部将士，总共也才十万二千人。也就是说，十万军队，是蜀汉能够动员起来的所有兵力。考虑到后方还必须留有足够的兵力镇守，而蜀汉后方的地域又不小，所以大体估计，诸葛亮此番投入北伐一线的实际兵力，加上从事后勤运输的二线人员，也就七八万人。

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篇《兵车行》有句云：“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此时成都的北郊，也应当是这般壮观景象。诸葛丞相雄心勃勃，指挥千军万马离开成都北上。但是谁能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未能回来啊！

跟随诸葛亮前往汉中的亲属，还有他的养子诸葛乔。诸葛乔时年二十四岁，正是英姿勃发的年纪，担任驸马都尉。而诸葛亮也想让诸葛乔得到更大的实战性历练，所以一到汉中，就安排诸葛乔带领一支五六百人的军队，与其他将领的子弟一起，在汉中北面穿越秦岭的斜谷道，利用“流马”这种特别为走山间栈道而设计的快速运输车辆，通过栈道进行粮食等军用物资的接力式运输。《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对此有如下记载：

亮与兄瑾书曰：“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

意思是说，诸葛亮给在孙吴的大哥诸葛瑾写信说：“至于乔儿，本来应当返回成都。但是现今诸位将领的子弟，都要参加军用物资的传递式运输，我考虑之后认为，他也应当与别人同甘共苦；因此派遣乔儿指挥五六百人的队伍，与诸将的子弟一起，在斜谷道的山谷栈道上进行传递式的运输。”

不幸的是，第二年诸葛乔就去世了，这是后话。

幸运的是，就在出屯汉中这一年，诸葛亮的亲生儿子诸葛瞻出生了。诸葛瞻的出生月份，史书上没有记载，已经难以准确稽考。如果诸葛瞻出生在诸葛亮北伐之前，那么诸葛瞻的降生，就相当于给诸葛亮率兵出征奉上了一份巨大的贺礼，他将在喜气洋洋中动身开拔。即便诸葛瞻出生在诸葛亮北伐之后，这一大大的惊喜也会完全冲散诸葛亮途中的劳顿，使他能够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前线的备战之中。

诸葛亮实施北伐战略计划的第一步，是要在益州的北端，也就是与曹魏接壤的汉中郡一带，建立起北伐前线的军事大本营。

说起诸葛亮进驻汉中，后世往往会把当时的汉中郡与现今的陕西省汉中市混为一谈，以为都是指同一座城池，然而历史上真实的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

要知道，当时的汉中，乃一个大地区的名字，属于一个郡级行政区。据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五》记载，东汉后期，汉中郡的在册人口接近二十七万，下辖九个县：南郑、成固、西城、褒中、沔阳、安阳、锡县、上庸、房陵。郡府所在的县当时叫做南郑县，而南郑县的县城，才是现今陕西省汉中市这座城市的前身。

诸葛亮把大本营设在益州北端的汉中郡内，有没有周密的考量呢？当然是有的。

首先，出于物资供给上的考量。这历史悠久的汉中郡，位于汉水流域，也就是沔水流域的上游，其南北两边都是东西走向的蜿蜒山脉：北边是秦岭山脉，南边则是米仓山和大巴山脉，汉水自西向东从中间穿过，两岸形成狭长的汉中平原。由于灌溉便利，土地肥沃，所以汉中平原是一块难得的鱼米之乡。把大本营设在这一地区，就能够为北伐大军提供比较充足的粮食和其他军用物资，后勤供应能够得到保障。

其次，出于军事地理上的考量。从汉中往北，翻越秦岭，北麓就是曹魏的地盘，也就是渭水流域的关中平原。由于秦岭的地势要高于关中平原，所以蜀军从汉中翻越秦岭指向关中平原，就对曹魏形成了居高临下的天然军事优势。

另外还有一层非常要紧的考量，这就是政治上独特的激励作用和吉祥含义了。激励作用和吉祥含义，分别来自以下两个人。

一是老祖宗汉高祖刘邦。

前文已经说过，当初刘备三顾草庐的时候，诸葛亮就为刘备后来的创业大计设计了总体方案。其中，关于西边益州的介绍是：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意思是说，益州周围被险峻的山脉包围，沃野千里，自古以来就有天府之国的美称。当初我大汉王朝的高祖就是借助益州，最后完成了帝王大业。

诸葛亮说得不错，当初刘邦创建大汉王朝的帝王大业，至关紧要的一步，就是在率先攻入关中灭亡秦朝之后，表面上乖乖服从那位公然违背诺言的西楚霸王项羽，从咸阳翻越秦岭，前往汉中郡的南郑县，去当封地在汉中和巴、蜀的汉王，然而暗中却在汉水流域迅速积聚力量，准备直接与项羽一决雌雄。

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到达南郑仅仅四个月之后，就从陈仓的故道杀回关中的咸阳，从此所向披靡，最后以弱胜强，战胜项羽，建立起大汉王朝。而刘邦汉王头衔中的“汉”字，大汉王朝国号中的“汉”字，以及后来汉族、汉字、汉语、汉学、汉服中的“汉”字，追根溯源，都是从那条贯穿汉中郡的汉水而来。

因此，对于汉家丞相诸葛亮而言，当初老祖宗刘邦在这里奋然崛起，进而开创汉家丰功伟业的汉中，蕴藏着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把北伐的前线大本营设置在这里，不仅可以从老祖宗的成功中不断获取无穷的精神力量，从而激励全军将士的旺盛斗志，还能够获得老祖宗在天之灵的庇护和保佑，帮助自己顺利实现此番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夙愿。

二是先帝刘备。

前面已经说到，当初黄忠在定军山斩杀曹魏大将夏侯渊，接着又击退曹操亲自发动的反攻，牢牢控制住汉中之后，就上演了一场政治大戏，在此地称汉中王。从此，蜀汉政权的国家机器开始形成，刘备也从一个军事集团的首领正式升格为国家政权的君主。而刘备称汉中王时的具体情形，《三国志·先主传》中有如下记载：

“遂于沔阳设坛场，陈兵列众，群臣陪位；读奏讫，御王冠于先主。”

意思是说，刘备是在汉中郡的沔阳县建造了一处举行称王仪式的土坛和广场，当天在此陈列军队布置民众，由下属群臣站在陪同的位置；司礼官宣读给东汉献帝的上奏表章之后，就把汉中王的王冠献给站在正中位置的刘备，刘备戴上王冠之后，就正式成为拥有王国封地益州的汉中王了。

现今在陕西省汉中市勉县东郊的旧州村，还有当年刘备称汉中王时的坛场遗迹。鸡犬之声相闻的小村里，夕阳残照的草木之中，赫然立有一块清代光绪年间雕刻的石碑，斑驳的石碑上有隶书“先主初为汉中王设坛处”十个大字，似乎还在诉说千年历史的沧桑。

纵观刘备的创业史，他在沔阳称王，堪称是关键性的一步。因为只有在他称王之后，他所占领的地盘，才能变成自己名正言顺的“封地”；在他地盘上的百姓，才能变成自己名正言顺的“子民”；他所指挥的部下，也才能变成自己名正言顺的“文武百官”。总而言之，称王之前，刘备只能算是一个转战四方的军队头目，只有在称王之后，蜀汉王朝的国家机器才算正式建立起基本的框架。完全可以说，刘备奠定蜀汉王朝的基业，从而得以再向皇帝宝座发起冲击的风水宝地，就在这沔水北岸的沔阳。

因此，对于曾经亲身领受先帝临终托付的蜀汉丞相诸葛亮而言，当初先帝在这里登坛称王，开创蜀汉丰功伟业的汉中，同样也蕴藏着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先帝刘备，正是自己最早为其做出创业宏图的规划，之后又一同为之奋斗不懈的英明君主。把北伐的前线大本营设置在当初先帝登坛称王的地方，也可以从先帝身上不断获取无穷的精神力量，从而激励全军将士的旺盛斗志，还能够获得先帝在天之灵的庇护和保佑，帮助自己顺利实现此番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夙愿。

有了老祖宗刘邦和先帝刘备的庇护和保佑，全军将士必定会更加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北伐成功岂不是有了更加可靠的保障了吗？

必须指出的是，以上的种种周密考量，是针对汉中郡这一大片区域而言。如果把眼光聚焦到蜀汉大军具体安营扎寨的那一块较小的区域，同样也非常值得探讨。

蜀汉大军安营扎寨的具体地点，《三国志》当中有两处明确的记载。一处是《诸葛亮传》中的“遂行，屯于沔阳”。意思是说，诸葛亮于是统领大军从成都往北前行，最后在汉中郡的沔阳县建立起前线屯兵的大营。另一处是《后主传》中的“（建兴）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汉中，营沔北阳平、石马”。意思是说，建兴五年（227年）的春天，丞相诸葛亮率大军出发驻屯汉中，他最后选定的安营扎寨的地点，是在沔水北岸的阳平、石马两地。

表面看来，以上两处记载的文字有所不同，然而实际上却是一回事，而且可以互为补充。

原来，当时的沔阳县隶属汉中郡，其城池在当时的郡府南郑县的西边，也就是现今陕西省勉县东郊的旧州村一带。前面说了，这旧州村是刘备称王土坛广场的遗址所在地。沔水自西向东，穿过沔阳县境内，而阳平、石马则是县境之内的地名。由于沔阳县的城池以及阳平、石马两地都在沔水的北岸，所以只说到县一级的话，就可以记为“屯于沔阳”，如果再细一点，说到县一级以下的话，就可以记为“营沔北阳平、石马”了。

那为何位于沔水北岸的沔阳县会带“阳”字呢？这与中国古代地名中一命名规则有关。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概念，所以古人常用“阴” “阳”两字与某一座山或某一条水相结合来构成地名，而且有“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的规则。

所谓“山南水北为阳”，是指山的南面或水的北面可以使用“阳”这个字来命名。比如“华阳”一词，是指华山以南的地区，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记载的范围就是华山以南的巴、蜀、汉中、南中等地区。再如“衡阳”，必然在衡山的南面。而“洛阳”，又肯定位于洛水的北岸。

所谓“山北水南为阴”，则正好与上面的情况相反，是指山的北面或水的南面可以使用“阴”字来命名。比如，“华阴”这座城市，是在华山的北面；而“淮阴”这座城市，又肯定在淮水的南岸。

这种命名规则，实际上与太阳的光照密切相关。中国位于北半球，所以朝南的一面容易受到阳光的直接照射。对于高于地平线的山峰而言，它的南面是当阳的，而北面是背阴的；但是对于低于地平线的江河而言，在其两岸的岸壁中，当阳的岸壁却在北岸，背阴的岸壁又在南岸。于是，命名出现上述有趣的区别，自然就在情理之中。

那么诸葛亮将大本营设在沔阳县的阳平、石马，而不是设在汉中郡郡府南郑县城之中，这又有什么样的玄机呢？

先说为何选在沔阳县。

第一层玄机，是出于军事上的周密考量。

据笔者多次的现场考察，这沔阳县的军事地理形势，既非常独特，又非常险要，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从位置上来看，它正好位于汉中平原西端的入口，堪称是汉中郡的西大门。

其次，从地形上来看，此处乃 “两山夹一水”的天险。沔水自西向东奔流而来，到达这里时，正好有两岸的高山隔水对峙：北岸的山峦，现今叫做走马岭；南岸的山峦，就是著名的定军山。如果在此居高临下，凭险据守，这座汉中郡的西大门就有万夫莫开之势。

再次，从交通上来看，这里不仅有沔水贯通东西，而且北岸走马岭之下还有与水道平行的陆上大路。由此向西出沔阳之后，正北方向沿着陈仓故道可以通往关中平原；西北方向沿着陇东南的大路，可以到达祁山、街亭一带；正南方向沿着金牛道，翻越大巴山脉，则能通往蜀汉的政治中心成都。因此，沔阳还是控驭水陆交通的枢纽之地。在此设大本营的话，向前可以有多个通道进攻曹魏，向后又能够与大后方成都保持通畅的联络，堪称攻守皆宜的好地方。

最后，还有非常关键但又往往被后世忽略了的一点，这就是当时的沔阳县境内还盛产一种在军事上必不可少的重要金属矿产——铁矿。制造军事上所需的各种兵器、装备、器具等，都要使用大量的铁。可以说，如果手中没有铁，那就根本打不了仗，更不用说大规模的战争了。蜀汉的大后方，特别是南中地区，倒并不缺乏铁矿，然而无论是作为原材料的铁矿石，还是作为成品的铁器都极其沉重，从大后方运到汉中前线，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不说，还会耗费大量时间贻误战机。但是，把大本营设在沔阳就好了，就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因为据《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汉中郡的沔阳县境内，不仅蕴藏着丰富的铁矿，而且早在西汉时期，朝廷就专门在此地设置了“铁官”，也就是专门管理铁矿开采与冶炼的官员和机构，相当于后世的官办铁矿公司。此外，还有一条名副其实的“铁”证，就是上千年之后的今天，年产量达到百万吨级的汉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其总部就设在沔水南岸的定军山镇，正好就在古沔阳县的地界之内，可见此处冶铁历史之悠久，蕴含矿藏之丰富。不言而喻，诸葛亮选址在沔阳，前线大军的军需用铁，自然就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第二层玄机，则是在一个已经故去的人物身上，他就是张鲁。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县（今江苏省丰县）人。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他的祖父张陵客居蜀郡，在鹤鸣山（亦称鹄鸣山，在今四川省大邑县）学道并创立“五斗米道”。因随张陵学道的人要出五斗米，所以该教称为“五斗米道”。张陵死后，他的儿子张衡继续传道。张衡死后，张鲁又继承了父亲的衣钵。益州牧刘焉任命张鲁为将带兵去攻打汉中郡，张鲁趁机占据汉中，建立起一个早期的政教合一的政权，雄踞汉中将近三十年之久。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亲自带兵从关中穿越秦岭进攻张鲁，长驱直入抵达阳平关。张鲁抵挡不住，于是把仓库物资都妥善封存好之后逃走。曹操对张鲁的这种做法很是赞许，所以派人前去慰问劝说。张鲁便带着全家出来投降，被曹操任命为镇南将军，封为阆中侯。曹操还安排自己的儿子曹宇娶了张鲁的女儿为妻。

张鲁在汉中时，曾经在沔阳的沿山一带修建了不少的军事防御设施。诸葛亮驻屯汉中时，这些张鲁当年修建的防御设施，不少还能加以利用。在此基础之上，再来完善蜀军大本营的防御体系，就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是诸葛亮选址沔阳作为大本营的又一重要考量。

再说为何选在沔阳县境内沔水北岸的阳平、石马。这两个地方究竟在何处，后世众说纷纭，所以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它们的准确位置。

此处的阳平，是指当时的阳平关。但是，请注意，古代的阳平关，曾经出现过两处。诸葛亮屯兵的这一处，时间在前，后世习称为“古阳平关”。根据勉县当地文博学者张东先生的实地勘察和细致研判，得出如下两点结论：

一是古阳平关的准确位置应当在今陕西省勉县武侯镇西边的走马岭，而且是在山岭之上，而不是如通常所言在山岭下边的平原之上。

二是古阳平关最早是由割据汉中的张鲁所修建，所以又有“张鲁城”之称。现今的走马岭上，尚有残存的遗迹可寻。

张东先生的这两点结论非常准确可信，笔者完全赞同。

大约在宋代以后，在今陕西省宁强县西北的阳平关镇，又出现了另一座阳平关。这个后来者，由于正好处于川陕铁路线之上，并且又设有火车站，因而为现今的人们所熟知，于是往往将其误会成诸葛亮北伐时屯兵的大本营之所在。喜欢三国历史文化的朋友，对此应当分辨清楚。

至于此处的石马，笔者认为，应当是指郦道元《水经注》里所说的“白马塞”“白马城”或“浕口城”。这是一片军事城堡性质的建筑，其准确的位置，应当是在现今勉县西郊三公里，即武侯镇的勉县老城遗址一带。之所以被称为“白马塞”“白马城”，按照《资治通鉴》胡三省的解释，是因为这座城堡临近白马山，山上的岩石如同白马的形状，远远望去非常逼真。按照材质而言，就叫“石马”；按照颜色而言，又可称为“白马”了。至于“浕口城”的得名，是因为这片城堡正好位于浕水向南汇入沔水的水口东岸。这条南北走向的浕水，现今被称为“咸河”。

于是，在当时浕水的两岸，就出现了两处军事要塞：在西岸的走马岭之上，居高临下、巍然屹立的是古阳平关；东岸的平原之上，则是石马城堡，凭借浕水的水口，与古阳平关相互呼应，两者形成掎角之势。而位于沔水北岸的这两处军事要塞，又与南岸的定军山遥遥相对，构成一个牢牢扼守沔水的铁三角。

因此，沔阳县之所以能够成为汉中郡的西大门，正是因为依靠了这个铁三角的存在。换言之，汉中郡的西大门固然是在沔阳县，然而沔阳西大门的开关锁钥，则是在阳平、石马了。

至于诸葛亮本人所在的中军大营，其具体位置又在何处呢？

根据《水经注》的记载，在沔水北岸，从西向东，除了阳平、石马两大片城堡，在石马的东边不远处，还有一片特殊的营垒，名叫“武侯垒”，这应当就是当时诸葛亮的中军大营、蜀汉全军主帅指挥中枢的所在。其具体位置，大体在现今勉县的城区一带，与汉水南岸的定军山遥遥相望。

诸葛亮为何在此处建立他的中军大营呢？除了有依靠西边阳平、石马两处军事要塞有效掩护的意图，还有一层极为重要的玄机。

原来，武侯垒东侧的沔水两岸，都是开阔的地带，非常适宜于大部队在此进行实战性的大练兵。现今位于此处的勉县黄沙镇，还有相传是诸葛亮在此打造木牛流马的遗址留存，供来往的人们抒发思古之幽情。

诸葛亮要在这片天然的优质练兵场运用他潜心研究出来的一套独特阵法，将蜀汉军队打造成克敌制胜的劲旅。这套独特而有效的阵法，就是众所周知的“八阵图”。

诸葛亮北伐中原，是与强敌曹魏对垒决战。魏军自曹操以来，就以讨伐辽东收编来的乌桓骑兵军团作为全军的中坚力量，横行中原，所向无敌，号称“天下名骑”。而北伐蜀军的主体是步兵，骑兵数量本来就不多，加之秦岭的险峻又限制了蜀军骑兵的轻易北上。因此，诸葛亮率大军一旦越过秦岭进入关中，就必须尽快解决如何有效抵御曹魏骑兵对自己的步兵发起强劲冲击的难题。他的解决办法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精心设计连弩等远距离杀伤性武器，尽量提高其远距离的杀伤力。这样在敌军骑兵尚未接近自己的时候，即可造成其大量的伤亡。这些伤亡的人员、马匹，又会对后续的敌军骑兵队伍形成严重的阻塞。

二是在防御的战术上采取多种有效的办法，抵消敌军骑兵的强劲冲击力。现今在勉县定军山一带出土的四刺扎马钉，可以有效刺伤敌军骑兵的马掌。这种构思巧妙的利器，由四支尖锐的铜刺构成，随意抛在地上，总会有三支铜刺在下面形成稳固的三角支撑，而一支铜刺则向上，可以深深刺入敌军骑兵战马的脚掌之中，使得对方战马严重受伤而倒地，马背上的骑兵也会摔下马来遭受伤害。

三是在作战的阵法方面借鉴古代的车战之法以及早已有之的“八阵”阵法，将平时用来运送粮食、物资的车辆队伍，特别是专门制作的重载车辆“木牛”，加以创新性的设计改进，兵装备诸葛连弩，使之在突然遭遇敌方的骑兵时，能够为自己的步兵队伍迅速提供有效的防护和阻击，于是便产生了著名的“八阵图”。

总之，通过以上快速而简便的操作，就能把蜀军以步兵为主的军团，变成一种原始状态的装甲兵团。诸葛亮堪称出类拔萃的军事发明家。

至于为何北伐最后失败？其实战争不仅是军事上的较量，也是经济方面，特别是后勤的比拼。蜀汉号称天府之国，农业十分发达，征集军粮并不困难，直到灭亡时，国库内尚有存粮四十万斛。然而军粮容易得，运输却困难。李白有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诸葛亮北伐时，军队都布置在秦岭北麓的魏国境内，而蜀汉的粮食产地是成都平原以及汉中平原。

要把粮食运到前线，必须翻越大巴山、米仓山、秦岭，山路险峻，难以行走。蜀汉本来人口就不多，诸葛亮一方面要征募军队，用来北伐，还要安排不少壮丁运输军粮。诸葛亮第二次、第四次北伐失败，都是因为军粮不继，被迫撤退的，“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这可能就是非人力所能逆转，也成为诸葛亮一生的痛。

参考资料：

《三国志》《中国战争通史三国篇》《细说三国》《走下神坛的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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