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家可归老人的故事有哪些

2022-11-05 08:52 作者：北青网围观：次

先遇女老赖后遇女骗子，上海89岁孤老坐拥千万房产如今无家可归……,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北青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无家可归老人的故事有哪些1

这是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89岁的傅老伯原本在徐汇区，拥有一套价值千万的房产。但如今的他却无家可归、落魄不堪而害他落得这般田地的是一名他极度信任、待如女儿的女子。

案件聚焦

在浦东临港地区的一处临街铺面房，记者见到了傅老伯。由于养了三只猫，20平米的空间里遍地都是垃圾、猫屎，还有发霉的菜和剩饭。角落里放着的席梦思床垫，就是傅老伯每天睡觉的地方。

和记者一起前来的，还有傅老伯的外甥女夫妇。在外甥女眼里，舅舅的一生比较坎坷。上世纪五十年代，傅老伯就读于复旦大学。离校后，工作娶妻生子还算安稳。后来中年离了婚，前妻带着儿子移居挪威，从此和傅老伯断了联系。由于和亲戚不常走动，傅老伯便成了孤老。

傅老伯说，自己先是遇到了个女老赖，之后又碰上了个女骗子，最终导致耄耋之年的他无处安身。

2009年11月，原本住在虹口区的傅老伯，用动迁款从汤女士夫妇手中购买了一套位于龙华路上的房子。与此同时，傅老伯承诺，汤女士夫妇可以在两年内用原价买回房子，过期视为放弃。在此期间，傅老伯以每月5000元的价格将房子租给汤女士一家居住。

之后的两年内，汤女士坐了牢，丈夫也不幸患病去世。这时问题来了，汤女士无力买回房屋，也不肯从房子里搬走。她认为，当时自己因为坐牢没能及时赎回房屋，如今房价大涨，她不会轻易放手。

无奈之下，2013年，傅老伯将汤女士告上法院要求腾房。法院虽支持了傅老伯的诉求，但由于汤女士是戒毒人员，家里的老人孩子均没有固定经济收入，他处也没有房屋，执行起来很有难度。就这样，汤女士一家成了赶不走的“老赖”，12年来一直霸占着傅老伯的房子。

事情发展到这里，傅老伯已经很值得同情了。但没想到不久后，又有人盯上了这套房子。

2014年，傅老伯认识了55岁的金某和她的家人。垂暮之年，像女儿一般出现的金某，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傅老伯内心的缺憾。

金某经营着一家空调公司，多年来负债累累，她对傅老伯的关心是出于真心吗？不，目的很明确，企图侵占傅老伯的房产。

两人熟络起来后，金某便称公司出现资金短缺，提出想拿傅老伯的房产去做抵押，借一笔钱给她周转。傅老伯说自己不好意思拒绝，加上曾去金某的三四套房子里吃过饭，觉得她是有经济基础和能力的，就把房产证拿了出来。

随后，金某带着老人去银行申请房屋抵押贷款，结果因年龄太大，不符合申贷要求被拒。于是金某又提出让傅老伯将房屋过户给自己的妹夫盛某，以其妹夫的名义来贷款，成功后三个月内将房屋返还。

2015年5月19日，傅老伯和盛某签订了一份标的为375万的房屋买卖合同。但傅老伯一分钱都没拿到，就将房子过户了。三个月后，金某与盛某原形毕露，不仅拒绝归还房子，还威胁傅老伯将房子以450万的低价卖给盛某。

2015年10月，傅老伯与盛某加签了一份补充协议，主要明确了双方付款和交房的一些细节。谁知盛某付给傅老伯45万后，就再也不理睬他了。

傅老伯说自己年岁已高，法律意识又比较淡薄，在签订补充协议后，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卖家竟然拿到的竟是份复印件。背地里，盛某和金某瞒着傅老伯在原件上添加条款做了手脚，私自添加了“首付45万后，腾房”这几个字。

之所以加上这句话，是因为他们早已知道傅老伯的房子存在房产纠纷，里面住着纠纷一方当事人，根本没办法腾房。因为这几个字，傅老伯输了官司，没了房子，最终选择报警。

警方立案调查后发现，金某夫妇身负4900万元巨债，傅老伯的房子先后被抵押了9次之多。2021年1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以合同诈骗罪对金某、盛某进行批捕。

目前，此案还在审理当中。

我们也期待

傅老伯能够早日拿回他的房屋。

此外，记者在采访中得知，

傅老伯防范心比较重，对亲属不大信任，

反倒容易亲近嘘寒问暖的陌生人。

再次提醒大家，

在涉及重大财产问题时，

切勿轻信他人，一定要多听多咨询，

避免遭遇不必要的损失。

原标题：都盯上了这套千万房产！上海89岁孤老因为这几个字无家可归…

来源：新闻坊

无家可归老人的故事有哪些2

受助少女在沙盘游戏室内接受工作人员（右）的心理辅导。受访者供图

天津市民政局事业处工作人员朱娜（左一）在天津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总队为受助人员办理落户手续。受访者供图

工作人员帮助受助老人用餐。受访者供图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记者雷琨、白佳丽、尹思源)11月2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无家可归的“无名氏”变身享有社保的新市民：193名流浪乞讨人员落户天津的故事》的报道。

日前，“193名流浪乞讨人员落户天津”的消息登上热搜，成为各方热议的话题。有人担忧此举会诱导人们钻政策空子，更多人则盛赞这座城区常住人口逾千万的超大城市，如此善待这个特殊困难群体的态度和温度。

而这些既不知道家住哪里、也没有确切姓名的“幸运者”，却并未表现出喜形于色的感受。他们往往缺乏自食其力的生存本领，连正常的沟通和表达都存在障碍，以至于记者想从中寻找一个采访对象都格外困难。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天津市不忘关照这些只有一串救助编号的“无名氏”，将他们从社会“最边缘、最困难、最脆弱的特殊群体”——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者，变为纳入相应社会保障体系之中的新市民，摆脱生存困境。

2020年11月1日零时，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标准时点。193位天津新市民，将在普查公报上，第一次留下属于自己的一笔。

(小标题)“不光没有名字，连年龄都是通过测量骨龄估算出来的”

9岁的祝酉晴在这次落户人员中年纪最小，也是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姓名。

为了让这193名流浪乞讨人员能顺利落户，天津市各级救助站为其中的“无名氏”取名：来自滨海新区救助站的姓“党”、宁河区救助站的就姓“宁”，而更多来自天津市救助站的滞留受助人员，则和祝酉晴一道都成了“祝家人”。

天津市救助站未成年人保护科科长田志国告诉记者，以祝酉晴这个名字为例，他们“每一个字都花了心思”——“祝”姓与救助的“助”同音，又有祝福之意；“酉”字代表她受助的年份，“晴”字则源于首位接待她的工作人员的名字。由此，她和这座接纳自己的城市、关心牵挂自己的人，产生了某种温暖的联系。

“维护一个人的人格尊严，起码要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名字。”多年专门负责管理救助站里未成年儿童的田志国，更是深有感触。

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祝酉晴被派出所送来那天，是2017年11月22日。当时，有市民报案称在金街劝业场附近，发现一个流浪的小女孩。

“她穿得脏兮兮的，不会说话，只是‘嗯嗯啊啊’地叫，一见到生人就往后躲。”田志国眼前的祝酉晴又瘦又小，身体虚弱，很快就被送去定点医院接受营养补充治疗。经医生鉴定，她被诊断为智力障碍。

“这孩子不光没有名字，连年龄都是通过测量骨龄估算出来的，她身上没有任何寻亲找家的线索。公安机关帮她进行了人脸识别比对，也在打拐网站上进行过比对，没有查找到任何信息。”田志国回忆说。

三年来，他们眼看着祝酉晴长高了、胖了，不再像过往那样胆怯了。有时遇到熟悉的老师和护理人员，她会主动往人怀里扎，还能含含糊糊地叫出一声“妈妈”。拍照片时，她会皱起鼻子对镜头笑，上扬的嘴角在脸上漾出一个大括号。

一切都在往前走，唯有寻亲之路毫无进展。他们在各类媒体上推送祝酉晴的信息，让她和其他受助的未成年人一起，接受由社工团队和志愿者提供的特殊教育和心理课程，指望她能慢慢追忆起一些有效信息。

日子一天天过去，可祝酉晴仍说不出完整的词句，儿时的记忆更加模糊了。无家可归的她，成了滞留在救助站里最年幼的受助者。

这些落户天津的流浪乞讨人员，虽然人生经历不同、各有各的不幸，但大多像祝酉晴一样身心并不健全，有的人患有智力障碍、阿尔兹海默症、精神疾病，有的人则身体残疾，无法给出自己姓甚名谁、家住何方等有效信息。

不论是DNA比对、人脸识别比对，还是一次次信息发布，都未能帮助他们找到家人。在救助站滞留时间最长的边尔武，已经28年寻亲未果了。

“由于没有身份，这些寻亲无果、长期滞留的流浪乞讨人员，成为游离在以户籍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黑户’。”天津市社会福利事业管理处处长王英梅说。

(小标题)虽非首创，但开了一个好头

近年来，在进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对这些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落户问题，早已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据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王金华透露，截至2019年12月底，全国共落实户口安置13899人。

天津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并成立联席会议机制，对流乞人员街面救助、疫情防护、医疗救治、站内生活，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和全方位的保障。

2020年3月，民政部等11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质量大提升专项行动的通知》，将“集中开展落户安置行动”作为六项重要任务之一。

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明确要求各地“做好长期滞留人员落户安置工作，为符合条件人员落实社会保障政策”，切实维护每个公民依法登记户口的合法权益。

“作为全国四大直辖市之一，天津一次性为193位滞留受助人员落户，走在了各地前面，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教授关信平认为，对生活无着的极少数流浪乞讨人员进行落户安置，体现了党和国家在民生兜底保障方面“不落一人、不留死角”的决心。

他同时坦言，尽管目前的落户政策比较专业、科学，但还是会带来一些新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完善。

记者梳理发现，早在2016年3月，山东省威海市曾为35名流浪乞讨人员办理落户手续，此后江苏泰州、湖南桃源、安徽广德等地亦有类似报道。他们的政策依据，均源自2015年8月20日由民政部、公安部印发的《关于加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身份查询和照料安置工作的意见》。

文件中明确规定，超过三个月仍无法查明身份信息的滞留人员，公安机关应予以办理落户手续，民政部门要及时将其纳入特困人员供养范围，落实社会救助政策。

可见，为这些无家可归者落户并非天津首创，但对于户籍福利高企的超大城市而言，却堪称是一次突破，开了一个好头。

在全国范围开展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质量大提升专项行动中，天津市民政局会同10个委办局，联手解决这部分特困群众的落户和安置问题，并配套出台流浪乞讨人员落户的制度政策，细化落户条件、严格落户程序、建立长效机制。

长期生活在天津的关信平教授，曾实地走访过当地几家救助站，对流浪乞讨人员服务管理工作有直观感受。他说：“天津流浪乞讨人员并不多见，不能因为救助站暂时满足乞讨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就否定落户安置的意义。”

“救助站应该承担临时性救助功能。但有极少数人进了站，由于无法确定身份和户籍出不去，变成一个长期性问题，超出临时救助的范围，理应纳入正常的社会保障体系。”关信平解释道。

(小标题)为最边缘人群“兜底”，这钱该花

媒体反应如此热烈，似乎超出了人们的意料，也引发各方讨论与思考。

“一个城市的成熟看它的开放包容，一个城市的温度则体现在兜底保障体系的完善。”曾长期担任天津市救助站站长的王英梅，深切体会到这一点。

面对“一次给这么多乞讨人员落户，是否会对这类人员造成误导、增加地方财政压力”等舆论关切的问题，王英梅和同事们算了一笔账：天津市每年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约7000人次，多为临时遇困、走失和被遗弃的，绝大多数人经救助后及时返回家中，剩下大概有600人次左右，因为智力障碍、精神疾病、残疾人等原因无法表述身份信息。

对于这600余人，天津市民政部门启动5+1寻亲模式，借助民政全国救助管理信息系统、全国救助寻亲网、新媒体客户端、微信公众号、传统报刊等多元化立体寻亲，并报请公安部门进行DNA比对、人脸识别比对。

近三年来，天津市流浪乞讨人员寻亲找家率在98%以上，处于全国较高水平。

事实上，一方面，随着脱贫攻坚战进入决战阶段，我国贫困人口数量不断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科技手段的进步，公民电子信息采集不断完善。合力之下，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人员在全国范围内都在减少。

“这193名长期滞留人员，是天津28年来积累下来的总数，按照我们目前的找家率，今后每年滞留人员应该仅为个位数。”据王英梅介绍，有一位82岁的老人，经过微信公众号的推送，仅用一个半小时就找到了家人。从2017年至今，已经有219人通过这种解难系数高的方式找到了家人。

长期研究社会保障政策的关信平，也肯定了天津市的做法：“为困难群众提供保障，政府肯定要投入一定的财政资源，但这是该花的钱。政府为极少数有特殊困难的人在当地落户，是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的兜底保障，不会给地方财政和市民生活带来影响。”

田志国认为，出台兜底保障政策体现城市温度，在新一轮人口普查即将开始之际，将这些流离于城市、乡村人口统计口径之外的的边缘人员，融入到天津城市发展中来，是需要决心和勇气的。

“公民身份属于政治赋权。尽管他们可能基于智力方面的问题，意识不到落户的意义，我们作为正常人有义务和责任尊重他们的基本权利。这既是城市的态度，也是城市的温度，更反映出人民至上的理念和国家进步的现实。”一位长期参与救助工作的工作人员总结道。

这次落户人员中年纪最大的李占山，今年已经94岁了。3年前刚被送到救助站时，他还可以说出来自己的年龄和姓名。在外流浪多年，他已想不起自己的家在哪里。随后体检发现异常的精神举动，初步诊断为阿尔兹海默症。

目前，李占山老人正在天津定点医院治疗。公安机关按照他的名字进行人口信息检索，却未找到相符的信息，其他信息比对亦未成功，相关线索也都一个一个被否定了。

(小标题)“他来救助站的时间比我的‘工龄’都长”

滞留时间最长的边尔武，是天津市救助站1992年编号第25个被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当时的工作人员以这个编号谐音，为他起了这个名字。

这个目不识丁的聋哑人，28年来没提供任何关于家庭的有效信息。工作人员想尽办法和他交流，甚至摸索出一套“土手语”——比如揪揪耳垂以耳环指代女性；左右手各合成“O”形扣在眼睛上，代指某个戴眼镜的人。

边尔武偶尔想起些什么，会在纸上画几个圈圈，工作人员凑上去推理辨认半天，但终是徒劳无功。2016年，唯一一次有人看到网络推送的信息，来到天津市救助站实地辨认，结果发现边尔武并不是自己要找的亲人。

“那次我用手给他比划了一个房子，想告诉他可能要回家了。他看起来很开心，还特意穿得精精神神的，没想到最后等来的却是失望。”天津市救助站安置教育科科长王鹏回忆道。

如今，想起当时边尔武失落的眼神，王英梅心里还是不好受，话说一半儿眼圈儿就红了：“本来他高高兴兴的，自己还整整衣领……”

时隔四年，王鹏又在向边尔武解释另一件喜事——他用两个食指在空中画出一个巴掌大的长方形，又掏出自己的身份证向对方比划，意思是过不了多久，边尔武也会有这样一张代表公民权益的“小卡片”。

边尔武很难理解这张“小卡片”意味着什么，能给自己生活带来哪些改变。但王鹏至少可以肯定，这次他的希望不会再落空了。眼看着王鹏一通比划下来，边尔武开心地笑了。

“他来救助站的时间比我的‘工龄’都长，以后等他老了，可以转到养老院去。”王鹏说。

与边尔武一样，这193名滞留受助人员落户后，都将拥有天津市民身份，而这只是这项工作的一环。

更为重要的，接下来他们将被纳入相应的保障体系，符合条件者可以享受天津市孤儿、特困人员供养保障、医疗保险、“明天计划”医疗康复、大病救助等；像边尔武这样的残疾人，还可以享受残疾人的相关保障政策。

这次和祝酉晴一起落户的24位未成年受助者，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一想到他们以后能按照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上课，田志国感到特别欣慰。虽然社工组织精心设计、讲授的课程对孩子们也有极大帮助，但专业特教老师可以带来更系统的教育。

“这些落户人员，我们会分批次逐步转入公办社会福利机构、定点医院等安置场所，予以集中供养、医疗救治，实施老人、孩子、残疾人分类照料，使他们得到更为专业的照护。”王英梅说。

(小标题)落户以后怎么办，政策细化仍有空间

“落户以后怎么办，的确是值得地方政府关注的问题。”关信平说，此次天津市的各项后续措施设计得还是比较到位的，“把滞留受助人员的生活、教育和医疗需求都考虑进去了。但政策还有进一步细化的空间，比如将来会不会出现尚有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政府有没有后续的就业培训计划，帮助他们找到力所能及的工作、回归社会？这都是我们接下来需要思考的。”

除了做好与相应社会福利机构的后续对接工作，对于防范个别人“钻空子”等社会关切问题，天津市民政部门明确表示，将会严把多个关口，确保政策没有空档——长期滞留受助人员落户前，公安部门将进行严格的程序审查；落户后寻亲工作不会停止，而是接续延伸；转入相应保障机构后，照护人员会将新发现的身份信息线索，反馈至救助管理站接续寻亲；落户后寻亲成功的，民政部门会护送其返回家乡，同时注销天津户籍。

天津市为流浪乞讨人员办理落户彰显了政策的温情，更彰显了城市的胸怀与温度。

“当一个流浪乞讨人员出现在大街上，我们是该担心他给这座城市抹黑，还是担心他的冷暖饥饱？这次的新闻收获了500多万点击量，充分体现了社会的关注度，激励着我们的工作向善向好，补齐社会治理短板，推动整个社会更加进步。”天津市社会福利事业管理处业务二科科长王明强，是一位来自山东的新天津人，对城市的温度有着自己的思考。

这是一个普通的周一早高峰，天津地铁二号线从天津站接上拎着大包小包的乘客，继续往曹庄方向驶去。车厢里，有年轻的白领插着耳机闭目养神，有买菜回来的大爷在座位上整理购物袋里几个快要掉出来的西红柿，更多的人低头刷着手机，几乎没有谁特别留意地铁广播里这条有关全国人口普查的公益广告——

“人口普查家家参与，美好未来人人共享。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需要您的支持与配合。”

“这193个人如果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没有姓名，连接受人口普查的资格都没有！”想到有人来这世间一趟，却没能留下哪怕一点痕迹，王明强这个山东大汉流露出民政人的细腻与柔软。（应受访者要求，祝酉晴为化名）(完)

无家可归老人的故事有哪些3

常年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林女士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退休后会陷入“有家不能回”的窘境里。据报道，在好心收留一名流浪汉后，林女士家位于科罗拉多州的房子被多达30名流浪汉非法占用，并遭到了严重破坏。

这出“鸠占鹊巢”的事件发生后，房主林女士不仅无家可归，还背负了侵占者们留下的巨额账单。截至当地时间10月1日，林女士已过了长达三个月的居无定所生活，只能委身在一个无家可归者收容所。

事实上，林女士并非第一个遭遇房屋侵占问题的屋主，此类事件也并非仅发生在美国。由于英美法系中的逆权侵占（adverse possession），空置房屋存在被侵占的可能性。

现实版“农夫与蛇”的故事

4年前，林女士和丈夫曾雇用一个施工队装修位于斯普林斯市东北部的一套五居室房屋。其中一名工人向这对夫妇“卖惨”称，他没有钱也没有地方住，个人信用也已破产。“我为他感到难过。外面太冷了。”林女士说道。

于是，她好心地收留了这名工人，让他住在自家的地下室里。然而，对方很快带来了一众亲朋好友，甚至还偷偷带着女朋友一同生活在林女士家中。直到有一天，林女士在家里烘干机内发现了（吸毒用的）针头，她终于忍无可忍将他赶走。然而，林女士并没有要求其归还家里的钥匙。

此后不久，林女士和丈夫的婚姻出现了问题。在分居后，她搬去了佛罗里达州，以为丈夫会继续住在这栋房子里。“如果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就不会离开了。”她说。

周围邻居们告诉林女士，从2018年到今年5月，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她家变成了一群流浪汉的“活动中心”，一度有多达30人住在这栋房子里。“很明显毒贩也住在她（林女士）家，不少人都被警察抓走了。”一位邻居说道。

↑林女士在被严重破坏的家中

据报道，警察每隔一周就会出现在林女士家抓人。斯普林斯市警局发言人罗伯特·托纳本称，警方收到针对林女士家地址的多起投诉，内容涉及汽车丢失、骚乱、攻击和性犯罪者登记等。

“鸠占鹊巢”的游民们肆无忌惮地破坏着林女士的家，墙上布满了他们挖开的洞和涂鸦，曾经铺着毛绒地毯的木地板如今变得光秃秃，灯具、家具丢失，家里的水管也被破坏，只留下零零碎碎的家具，老鼠粪便和挥之不去的臭味。而这还是经过清理后的景象。该市执法官员金特表示，今年6月使“这里被堆满了垃圾、碎屑，啮齿动物到处乱窜。”

遭到严重破坏后，这栋房子被列入了该市38所破旧和废弃住宅名单，无法居住。“过去我把房子打理得非常好。”林女士说，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她强忍着泪水。

如今，林女士每周都会回去打扫一次房子，确保没被人侵占。她表示，即使自己换了新锁，也不断有人在试图闯入，地下室的窗户也被打破了。林女士称，一天晚上，她睡在车里，亲眼看到一名男性爬上后院的一棵树，进入了二楼卧室。7月的一天，她还在谷仓里发现了一把枪支，“我不得不多次报警。”

不仅如此，有家不能回的林女士还收到了天价账单，近35000美元的专业清洁费，还有流浪汉侵占房屋期间积累的18000美元未付账单。林女士说，她仍在努力偿还这笔费用，没有多的钱去修复自己的房子，导致她不得不长期委身收容所。

对于林女士的遭遇，斯普林斯市警方发言人托纳本解释道，警方有权在房屋被侵占的最初24小时内将侵占者赶走。但在那之后，警方不能对其进行逮捕。侵占房屋的人居住时间越久，就越难将他们赶走。不仅如此，侵占者甚至可以依法建立“居住权”，尝试将这栋房屋据为己有。

托纳本表示，如果侵占者把水电费单据放在他们的名下或使用居住地址接收邮件，就可以尝试“建立居住权”。相关机构经过调查评定，会确定房主是否具备驱逐这些人的合法性。根据科罗拉多州的法律，侵占者在居住满18年后可以依法要求将侵占住宅“占为己有”。“要让人们离开是很困难的。法律定义是模糊的。”托纳本称。

当地社区志愿者格伦·谢尔豪斯表示，此类侵占房屋的事件在当地很普遍，他听过很多故事，但林女士的经历实在“独特和不同寻常”。相比其他故事，林女士的遭遇更有“农夫与蛇”情节的戏剧性。对于60岁的林女士而言，这一切意味着，自己心心念念的退休梦彻底破碎了。“大家听到发生的事，都认为我疯了。”她说，“我的生活一点也不顺利。我表现得坚强，但这是我不想表现出来。”

多名华裔屋主遭侵占

林女士并非第一个遭遇房屋侵占问题的华裔，此类事件也并非仅发生在美国。由于英美法系中的逆权侵占法（adverse possession），长期空置的房屋存在被侵占的可能性，在澳洲执业多年的产权法律师林汇铭告诉红星新闻，此前澳洲也发生过几起此类案件，部分也涉及华裔房主。

根据“逆权侵占法”规定，房地产的非业主持续占用对方土地超过一定的法定时限后，原业主的起诉期限终止，该占用者可以成为该土地的合法新业主。在澳洲，在侵占者正式成为新业主前，如果房东发现了侵占者，那么侵占者的行为属于非法的擅闯民宅（trespass）。

↑美国北达科他州，瑞秋·格林居住了14年的公寓几乎被擅闯者占据

2021年10月，刘迪（Di Liu）和黄丽英（Liying Huang）夫妇收到邻居消息称，他们位于墨尔本的房产被人强占。然而，在两人报案后，警察却表示无法进行驱逐。据报道，这对夫妇因疫情没有返回墨尔本，导致房屋空置。侵占者进入房屋后，“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甚至还在门上贴了告示，公开声称其拥有这处房产的占有权，还更换了门锁和车库卷门上的电机和遥控系统。

这位侵占者声称，根据澳洲法律，他有权占有该房产，还将依法追究“闯入者”的法律责任。幸运的是，由于发现及时，这对夫妇向法院申请驱逐非法入侵者，守住了房屋所有权。

2020年，澳洲也出现了一例将空置房屋“据为己有”的案例。一名悉尼的房产中介在1998年发现了一座空置豪宅，并将这处价值170万澳元的房修缮后出租。

林汇铭表示，在这起案例中，该房屋的原房主亨利于1947年逝世，生前没有留下遗嘱，也没有委托他人处理遗产。1998年，该房屋的租客去世后，房产中介格托斯发现了这套长期空置的房屋，于是出钱修缮，后将其进行出租。2017年，他申请正式成为房主，遭到原房主家人的起诉。但格托斯最终胜诉，法院还要求原房主的女儿和外孙承担其法庭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