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疫情一些的美文

作家申赋渔。（图/ 由被访者提供）

最近，作家申赋渔在南京郊外一处破败的村子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身处这片最为熟悉的故土，他周遭的一切都是简单而亲切的。几年前，他写过这里的旧相识——一群手艺人——的故事。在那本名为《匠人》的书中，他展现了这个苏北村庄人与事的沉浮和变迁。

去年10月，申赋渔从巴黎返回故乡。此时，他的书写对象已经悄然生变。除了关注人本身的经历，他还去书写树、河、鸟等物事。他觉得，新冠病毒的侵袭，使得孤独成为世界的常态，而这些意象，某种程度上能传递出这种感觉。他试图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出发，去捕捉那些微妙的情绪，以及探求故乡在新环境下该如何存在的问题。

其实，类似的思考在2020年2月时，就已经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了。彼时的申赋渔，正在法国工作。突然而至的疫情，让一条消息不胫而走——“巴黎封城了”。原本喧嚷聒噪的城市，在一瞬间停了下来。寂静，成了大多数人最为强烈的感受。所以他把讲述这段经历的书命名为《寂静的巴黎》。

他说：“人在封闭的环境里，会产生很强的孤独感，大家更渴望去和外面的人建立联系。”那段时间，申赋渔就是如此。他开始有意识地给身边的朋友打电话、写信，从他们的口中，他慢慢拼凑出了人们正在经历的生活的样貌。当过二十几年记者的他，本能地觉得应该把这些内容记录下来。他没过多思虑，很快就在个人公众号上写了起来。

最初，上面刊载的是新闻报道，写了八九篇，申赋渔自己觉得有些疲乏。没有结构、非体系化的书写让他难以坚持下去，在他快要放弃之时，朋友的一席话启发了他：“为什么不把这种生活通过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呢？”申赋渔猛然意识到，此刻身边的巴黎，正是一个缩小版的世界。而这个场域中因疫情发生的变化，恰恰可以当作一面镜子，去映照人们的精神状态与命运走向。

这时候，封存在他文件夹中已有五六年之久的一些采访素材，也派上了用场。很长一段时间内，申赋渔都在犹豫，他不清楚该用什么方式去书写那些身边的小人物。随着疫情这个重大因素的介入，他眼见这些人身上有了诸多不一样的地方，而他的创作思路，也在这个过程中渐渐明朗起来。

申赋渔新作《寂静的巴黎》。（图/ 由被访者提供）

灾厄，放大了人们的内心世界

隔离时的某一天，申赋渔的房门被住在他楼下的人敲响。这位邻居是一个美国来的60岁老妪，门刚打开，他就被她劈头盖脸地呵斥了一顿。老妪觉得，他在家里太过吵闹，但实际上，申赋渔并没有制造出什么声响。那段时日，不单是他，他对门的钢琴家和门房守卫也受到了老妪如此对待。

老妪愤怒地制止了弹钢琴的行为，还责骂门房，说他偷了自己的钱包。但人们心知肚明，她的那些指摘都是子虚乌有。烦躁无理的老妪，一时间搅得整栋楼都不得安宁。但到了后来，她却不再闹腾了，她把自己关在家中，索性又不出门不见人了，“没人知道她在干吗”。

在申赋渔眼里，老妪的心理在封城时遭遇了重创。因为在疫情前，她是另外一种精神状态。她每天从家跑步到协和广场——那里是美国大使馆所在的地方。据她说，她的女儿在那儿工作。新冠病毒来临之后，她无法完成这样的跑动了。她只得每天在小院里兜圈子，自然也就见不到女儿了。

但在解禁之后，申赋渔了解到，其实老妪并没有女儿。而此时，她已经搬离了这里。申赋渔有感于这段故事，他据此写了一篇名为《不存在的女儿》的文章。他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个谎言，但他很确定，疫情的确让一些人的生活出现了裂隙，“病毒牵出了他们压抑已久的痛苦”，而这个过程中，人也不自觉地被异化了。

在呈现人性幽微之外，申赋渔还写了疫情下很多人际遇与命运的转折。比如，他的一位经营孔府饭店的朋友。这位餐馆老板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时，别无选择，只能关停经营已久的店铺。申赋渔说：“我写下的是只言片语，但他面临的，却是半辈子的操劳付诸东流。”

病毒肆虐，生意场失落的人在艰难维系着生活，与此同时，也有人在这个时候做出了结束自己生命的抉择。申赋渔接触到的南法小镇上的药剂师莫里斯便是这样的人。疫情的来临，让莫里斯很感慨，他觉得人与人在当下的世界变得愈加疏离。封城期间，99岁的他服下了自己配好的药，在浴缸中自杀了。老人离世前在给儿孙的信中写道：“我活了美好的一生，现在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这个世界已经与我无关。”

申赋渔思考：“活着，不才是最美好的吗？”但在见证莫里斯离世之后，他对生死有了新的体悟，在书中《我活了美好的一生》的篇目中，他写道： “对于生和死，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可以坚强地活着，也可以幸福地离开。”

让申赋渔印象深刻的人，还有玛丽耶特。她是巴黎的一位牙医，十多年来，她一直在跟美国的一位死囚通信，疫情也没能阻断这一行为。这个故事被俄罗斯的导演安德烈看到后，改编成了戏剧。

前些日子，申赋渔收到反馈，戏剧在圣彼得堡的一间监狱首映，观众的反响格外好。申赋渔说：“新冠肺炎疫情在某种程度上也像是一个隐喻，它导致很多戏剧化事件发生，它为新形式的戏剧拉开了帷幕。”

在《寂静的巴黎》中，这样的故事俯拾皆是。申赋渔写了三十几个人物，他们代表着不同的生活层面，有流浪汉，有艺术家，有政府官员……对申赋渔来说，展现不同国度、不同阶层的人的状态，是写这本书的意义之一。

在他看来，新冠病毒就像一面镜子，从宏观上看，它映照的是国家的制度、经济与文化；但以一个微观的视角去观察时，洞见的则是每个人的心灵世界，“在疫情面前，脆弱、冷漠、敏感，都是人们最真实的反应。他们可能因此变得更坚韧、更美好，当然，也可能更灰暗、更绝望”。

巨大的历史转变中，人总会生发新的思考

封城时，申赋渔每天的日程都极为固定，阅读、采访与写作构成了他一整天的生活。他下午开始构思故事的讲述方式，到了傍晚就开始写。等到完成，一般就已经到了凌晨一两点。他说：“尽管每天都是很累的，但这种书写却也成了一种排解孤独的方式，我如果不这么做，可能会更难受。”

法国封城的政策，要求每个人每天散步的时间不许超过一小时。这意味着，人们的活动半径很短，只能在家的周围走动。申赋渔很珍惜这段自由的时间，他每天都会出去走上一阵。在他的居所附近，有很多法国文化名人的故居，每次路过时，他都会想：这些艺术家在面对灾难时，对人的生存境况有什么思考呢？

回到家后，申赋渔开始钻研起历史与文学。他发现，很多著作都是在重大变革的背景下诞生的，加缪的《鼠疫》、福柯的《规训与惩罚》都是如此。他一点点地梳理，希望能把历史和今天做一个对比。也就是在这时候，物理上的一个联结给了他绝佳的契机。

他的住处离普鲁斯特故居步行距离只有6分钟，这为申赋渔提供了非常便捷的研究条件。他了解到，当年普鲁斯特在书写《追忆似水年华》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政府突然发布通知，强制要求每个成年男子入伍，但机缘巧合下，普鲁斯特错过了征兵时间，也就没能去前线作战。

然而，普鲁斯特并没有因为不去服兵役而怀侥幸心理。他时刻留意战局，也不时收到亲戚或朋友战死疆场的消息。在那段时间，普鲁斯特写了很多鼓舞民心和士气的文章。等到战后，他坚持写完《追忆似水年华》。因为他认为，只有把回忆中美好的生活呈现出来，才能在日后去对抗残酷的现实。

实质上，不只是普鲁斯特，雨果、左拉、比才等人也都曾在极为艰难的时候，给人们留下了带有启蒙意义的作品。申赋渔觉得，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而这些人的事例也在不断地提醒他，面对灾难、变革和历史转折时，应当有一些全新的思考。

于是，他在《寂静的巴黎》的后半部分，添加了许多历史中的人面对爆发性事件时的所思所感。一方面，他希望向读者展示前人的做法；另一方面，他也试图从这些内容中挖掘出文化的流转与思想脉络的承袭。

《寂静的巴黎》成书之后，申赋渔的视角转而回到当下，直面现实。（图/ 由被访者提供）

观照当下具体的生活，也应当写风暴眼之外的人

回看申赋渔早先的作品，会发现，他的写作对象一般是社会中并不起眼的小人物。这是他最擅长同时也最偏爱的观察与表达方式。他认为，这些人身上的故事，始终在折射社会的变化。

申赋渔坦言，从前做记者，在申报选题时，并不太会关注这些人的命运，“因为新闻中的人物故事需要有更多戏剧性的冲突，这种长时间跨度的人生经历并不能吸引那部分读者”。在他看来，新闻人物像是处在风暴之中，写他们时，追求的是迅疾和猛烈；而这些我们熟视无睹的身边人，更像微风中的个体，他们的日子只是偶有波澜，这就需要作家在书写时还原那份平实与朴素。

《寂静的巴黎》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在所有文稿形成之后，申赋渔没有做太多改动。他希望能如实地记录下这段特殊的日子。他说，当时的写作，毫无具体规划，只有一股冲动。对他来说，疫情建构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身处其中的创作者，有很强的紧迫感，表达欲望也在这种情境下上升到了峰值。

那时，他发在公众号上的文章，篇幅大多在2000字左右。他觉得，疫情中的读者，或许更容易接受这种短平快却不失深意的阅读内容。他说：“我的心境也不支持我去书写那种史诗般的作品，这种表达方式反而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我没有站在上帝视角去预测什么，我只是想让人们得到一些共鸣，激发一点新的思考。”

去年之前，申赋渔的写作母题主要是乡愁以及对青春岁月的追忆。而在《寂静的巴黎》成书之后，申赋渔的视角也慢慢开始调整，他逐渐跳脱出长河漫话式的书写，转而回到当下，直面现实。他说：“从当下去眺望未来，应当是每一个写作者的责任。”

回国后，申赋渔仍然与在法国时的故交有着联系。前些天，孔府饭店的老板还越洋为他寄了几瓶红酒。申赋渔说，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曾主动给他提供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他们也希望能在大历史中留下一些印记。

申赋渔很想再去会会这群老朋友，除此之外，他还想完成一个新的写作计划：“我期待到希腊的雅典去，了解哲学家的故事，顺带探访先哲在那里留下的踪迹。”但这些心愿实现的前提，是疫情彻底结束。等到那天到来之时，一切阻隔也就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