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的美文(关于文学的美文播音稿)

2014年，冯骥才先生去俄罗斯访问，俄国友人们在大名鼎鼎的文学咖啡馆为他接风洗尘。当日恰逢中秋佳节，身在他乡以文会友，共赏圆月，分食月饼，别有一番滋味。这段往事被冯先生写进《俄罗斯双城记》的书中。时近中秋，特此分享给您。祝您无论是否与家人团聚，都能在同一轮明月的照耀下，享受团圆和美的节日情怀。

文学咖啡馆

文 / 冯骥才

圣彼得堡大学的罗季奥诺夫教授选择涅瓦大街上的文学咖啡馆为我们接风，与他同来的是《灵性》的俄译本的译者司格林教授的夫人伊丽娜与女儿谢妮亚。司格林教授于2011年去世。那年那时，我正在欧洲访问，罗季奥诺夫在越洋电话里告诉我这个噩耗，我又吃惊又难过，司格林走得太突然，像一盏灯突然黑了。

这家临街咖啡馆门面不大，名气却不小。由于历史上众多历史文化名人如果戈里、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柴可夫斯基、谢德林、克雷洛夫、茹科夫斯基等等都在这里喝过咖啡；最重要的是这家咖啡馆与致死于普希金的决斗相关。决斗曾在俄罗斯风行一时，莱蒙托夫也是在决斗中丧生的；但是谢妮亚告诉我，到了普希金这个时代决斗已属非法。普希金来到这家咖啡馆，是与他的跟随和医生（照规矩决斗双方必须带这两种人）秘密见面。大家喝过咖啡，就去决斗了。于是，这家有着如此特殊“历史”的咖啡馆今天自然就成了旅客兴致勃勃的光临之地。昔日小咖啡馆的景象谁也不知；今天受了旅游的驱动，装饰得分外讲究与幽雅；华丽的吊灯和可以随意调节的灯光，相关的名人的塑像，挂满酒红色墙上的油画、风光照与复制的历史文献，透过拉开的窗幔可以看到的涅瓦河，一位年近花甲的钢琴手在弹着抒情名曲……这一切显然都是为游客营造的。

涅瓦大街上的文学咖啡馆

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俄文版新书《灵性》，硬壳的精装本，印得漂亮，书中还放了我的三十二幅画作，比三联的中文本精致得多了，拿得手里的感觉也很好。这是一本中俄文对照的版本，凭着汉学家司格林超人的才力——他精通的中文一如他精通的俄文，我相信译笔一定能为我的文字传神。可惜司格林不在了。他的夫人与女儿都精通汉学。这个家庭称得上汉学之家。他的夫人比较内敛缄默，她一边翻书一边手指书中她所喜欢的画，我一看都属于带一点感伤意味的画面，我便心知了她的性情……

其实感伤是俄罗斯人天性的一部分。他们深爱的文学艺术里，如屠格涅夫、契诃夫、蒲宁的小说，列维坦的画，柴可夫斯基与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都深深渗透着一种淡淡的哀伤——无论对生命、万物，还是大自然。这种悲天悯人的性情使他们天生适于艺术与文学。

当时刚刚出版的俄文版《灵性》

美味的酒食中的谈话无拘无束，交谈的话题丰富又缭乱，晚间回来我将脑袋里还记得的话记在下边——这里，我只写别人的姓名，对自己只用一个“我”字：

谢妮亚：现在俄罗斯的青年比十年前有变化，那时都努力挣钱，追求物质，喜欢美国电影和歌曲。现在开始注重精神和自己的传统了，开始“转”过来了。

我：我们还没有“转”。只是局部有一些“转”的苗头，这也是我们知识界很关切的问题之一。

罗季奥诺夫：即使在过去，中国对俄国的了解，远比俄国对中国了解得多得多。现在年轻人对中国发生兴趣了，但我们的专家明显地不够了。

我：中俄之间的相互了解，应该分作几个阶段。十月革命前的沙俄时期，你们的汉学界非常厉害，有不少汉学家对我们研究十分精深。但那个时期中国对你们了解甚少，学界也没什么像样的研究。进入二十世纪不同了，中国的革命来自俄国，革命理论来自俄国，中国知识分子要向你们学习进步的思想，所以拼命研究俄国，我们对你们的研究是全方位的，超过了你们对我们的研究。可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对外的眼光转向了西方；而你们在解体后眼光也在看西方，谁也不看对方。再加上老一代专家愈来愈少，现在有点中断的感觉，这是事实。

谢妮亚：你问我现代俄罗斯哪个作家好，真不好说，好像有，但都不特别明确。

我：在中国，文学也不再是认识生活的窗口，社会功能有限。在网络时代，文学只提供一种个人经验，个人对生命的探索及审美文本，社会的影响力自然小多了，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不能比；还有，在消费时代，文学愈来愈向消费转化，消费在消解文学的精神性。

罗季奥诺夫：我们网络上有很多小说，网络的读者似乎更喜欢一个故事，和传统的文学不一样。你怎么看网络文学？

我：传统文学在网络上已经有一种古董的感觉了。我们说的“网络文学”是指现代网络上流行的文学。这种网络文学更像媒体文章。我以为，文学沾上媒体，就一定会沾染上媒体的一过性，谁也不追求永久。而艺术的本质是将瞬间转化为永恒。这是网络文学致命的问题。

罗季奥诺夫：你和王蒙都是在俄罗斯出版最多的作家，也是最具俄罗斯文学情怀的中国作家。但我们看，你们两人不同。你更从文化上、艺术上、情感上理解俄罗斯文学，王蒙更从思想上思辨我们的文学，我说的你同意吗？

我：你们的看法有意思。王蒙和我不是同代人。他喜欢你们的文学是苏俄文学，我更多是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十九世纪）作家。年轻时的王蒙被称作“少年布尔什维克”，他对苏联文学有很深的情怀，我没有。王蒙喜欢在意识形态上思辨，我不是。我对意识形态兴趣不大，我有点纯艺术。

在文学咖啡馆与朋友们欢聚、畅谈

谈兴正浓时，阎国栋忽然从包里掏出一块月饼，说是从家里带来的，原来今天正好是中秋。我说：哎呀，我出来就把中秋忘了。我想说说月饼里的文化蕴含，可是在座的几位汉学家都笑了，他们都知道中国人的中秋，也深知月饼的含意，不用我说。于是切开这块月饼，大家一人一角，甜甜地吃了。妻子同昭忽然指着窗外说这里的月亮也是圆的呵！大家望窗外，竟然一轮满月，很明亮，叫人喜欢，于是都说“团圆，团圆”，都很高兴，没想到在这里吃月饼反而更纯粹。

罗季奥诺夫安排后天《灵性》首发式上一个特别的节目，由我和他各用中文和俄文朗诵《灵性》，计划诵读二十节，他把新书交给我，由我挑选。我便拿了一张餐纸，一边翻书来选，一边把所选每节的序号写在餐纸上。晚餐结束时，我把这餐纸交给罗季奥诺夫，打趣地说：

等我们老了，就把这张餐纸送给这个文学咖啡馆吧！

在笑声中告别了访俄的第一天。

在文学咖啡馆看见窗外的俄罗斯圆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