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九年级上册政治读后感(九年级上册政治课本读后感)

书店碰到一位老先生，买了满满一车书（超市购物车那种），好奇之下攀谈几句，老先生声音非常温润，听起来神奇地暖心，原来他都是打算自己看，临走和留下一句“书到用时方恨少”。。。

普法战争后，尼采作为一个强烈的爱国者，仍然冷静地做出了如下判断：“军事上的胜利绝不等价于文化价值上的优势，德国人若为了德意志帝国而丢掉了德意志精神，到头来只会把来之不易的胜利转化为一场彻底的失败”。他指出，那种认为军事上的胜利必然有文化上的深层理由的舆论十分荒唐，因为不论战前战后，“法国文化依旧作为法国文化存在着”，而且“德国文化依旧一样地依赖着法兰西文化”。尼采认为，法国相对于德国的优势在于“民族与文化融为一体”。多么睿智的判断！华夏民族几千年始终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乃至“胡虏无百年之运”的论断也无不印证了这一点。这些都可以单独成篇讨论，并非本文想要论述的关键。因此本文首先认为读者具有以下共识：文化的独立、自信和兴盛对社会的道德风气，国人凝聚力以及归属感，乃至民族存续至关重要。同时也唯有文化复兴，方才是社会中虚荣利己，为利是图等问题的良方。另一个角度上，后现代说到底是“经济变成了文化，文化变成了经济”（杰姆逊）。国家真正意义的复兴，文化复兴是决计绕不开，躲不过的。

梁任公在《敬告留学生诸君》中给中国学人的第一个忠告，便是“中国则于学之外，更有事焉。”当年的任公希望留学生在“旧舞台而不可用”的时候“筑造其新”，开一代风气，在没有条件的地方创造条件，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这一点，放在今天也同样适用，在梁任公看来，专精一门之学固然重要，但还不够，他在《留学生》一文里毫不含糊地道："诸君立于世界竞争线集注之国，又处存亡绝续间不容发之时。其魄力非敢与千数百年贤哲挑战，不足以开将来；其学识非能与十数国大政治家抗衡，不足以图自立。岂乃争甲乙于一二学究、卖名声于区区乡曲也。这里"敢与千数百年贤哲挑战"和"能与十数国大政治家抗衡"绝不是空话大话，而是挑明了一种从自身历史境遇和问题意识出发，批判地审视中西古今一切学术思想成规的勇气和魄力。应该说，时过境迁，现在的留学生要面对的不是国将不国，而是国之将兴，这是先辈之泽，但这反而是对当代青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从前的学人更多是甄别西方科技，文化乃至政体是否适合，最后做有扬弃地学习。而当今，则是要求我们能够创新性地走出完全属于自己的路，包括科技，文化，经济等的各个方面都是如此。毫无疑问，这要求当代学人更深入的思考，就必须在学术上有宽广的视野、远大的抱负，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强烈的文化和政治自我意识，也即“必求吾有可以自用之之道”。要实现这样的目的，梁公"敢与千数百年贤哲挑战"和"能与十数国大政治家抗衡"绝不是空话大话，而是必行之事，必经之路。

周末东华门附近看仲甫先生，没预约不让进⊙︿⊙

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由于经过多次暴力或近乎暴力的反传统运动，以及西方文化在此期间的相对强势，“忠孝仁义”甚至“礼义廉耻”等传统价值观已经不被多数国人所信奉，文化形成了某种“虚无主义”。事实上，“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名词的出现本身就承认了很多优秀的文化已经“成为过往”，当然有更为厚重的民族性格流淌在血液中，短时间内不会消失，但仍然需要十二分的警醒。所谓传统文化需要“复兴”其实就承认了过去文化出现了非正常性衰弱。当然，这里绝不是否定新文化运动，而是不同时期在策略上的“矫枉必须过正”。这里可以类比学贯中西的梁启超先生对欧洲人态度的一句话“昔惟人人以为蛇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爱;今惟人人以为神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嫉”。因此，当下“保护性”地复兴传统文化变得必要，但所谓的“保护”靠的决计不是“万里长城式的保护”。防御式的“保护”不仅保护不了文化，还会损害自身。恢复汉唐的文化自信和昌盛靠应当是传统文化中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也正是凭借如此，华夏文明方才曾得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近现代西方思想之所以有活力，也是异曲同工，即在包容“异”和“变”的同时，提升自己，最终沉淀下“同”和“不变”。假使中国文脉未衰，那么凭借千年的发展沉淀和包容的心态，顺势而为应当不难。而现实情况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虚无主义”无疑大大增加了文化崛起的难度。正如张旭东老师所说，“我没有信心说我们要回归传统，说难听点，我们没有资格回归传统”。因此，张旭东老师提出“穿越西方，回到传统”，也就是将传统文化参与到当代西方的讨论中，用传统文化来分析解释当代的重大现象。在我看来，不仅要穿越西方，还要结合统一现代东方，可行的复兴之路更通俗的纲领应当是：浴火现代习惯，现象和思潮，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重生。这句话，说来简单，实则必须走过应有两条各有各自艰辛的道路：其一，是需要上文梁公所言"敢与千数百年贤哲挑战"和"能与十数国大政治家抗衡"的新一代精英，秉持陈仲甫等一众先生当年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态度，从而使华夏文化得以“穿越西方，浴火现代”；其二则是一众通晓中西的有志有识之士的“必求吾有可以自用之之道”，使得传统文化得以在各个角落重生，实现“礼义廉耻”等优秀价值观在通识层面的普及和深入人心。比如通过各种寓教于乐的方式传播华夏先贤的事迹，通过消弭当下“只知明星，不识英雄”的状况，扭转部分价值观；又如通过中式礼仪，衣冠在特定场合的行为规范，在不增加“麻烦”的情况下，通过“仪式感”实现礼义之邦的内核化，全民化。